管理干部经验交流（11篇）
1.管理干部经验交流 篇一
村干部是党在农村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承担着领导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近几年来，××镇坚持把对村干部的选拔、教育、管理作为一项重中之重工作来抓，相继出台了《××镇村级干部管理暂行办法》及《××镇村级财务管理办法》，着力在村干部选人用人、教育培训、待遇保障、考核激励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探索村干部管理的有效办法和措施，充分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为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一、具体做法
（一）完善选拔任用机制，切实优化村干部队伍建设。一是注重在致富能手、外出务工返乡人员中“选”。坚持“能人当政、能人上岗”的原则，注重从农村致富能手、创业能人中培养选拔村干部，利用其技术和信息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和带动群众快速致富。先后从政治素质高、经营能力强、示范带动作用好的致富能手中选拔了8名村干部。藤桥村党支部书记谭才生不但带头致富，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使村民人均收入从原来的2150元增加到现在的3190元。钓源村原有“两委”班子主要干部年龄偏大，打不开工作情面，工作很难推动，属于全镇后进村。为此在去年的换届中镇党委政府开拓选人视野，跳出原有圈子选人，即在外出务工返乡人员中深挖人才。当得知在外拼搏多年既有一技之长又年龄较青的欧阳盛琪想回来勇挑重担干一番事业时，镇里及时选派干部对其进行考察，最后纳入村支书人选。欧阳盛琪担任该村村支书后，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大胆冲破原有工作思维，雷厉风行，工作有声有色，得到了镇领导的认可与群众的满意，大大改变了原有村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二是在机关干部中“派”。大力实施“精镇强村”工程，选派了具有一定业务强，有创业精神的机关公务员到村任职，改善了村级班子结构，帮助村上理清发展思路，找准了发展方向。罗塘村党支部书记邹建发作为我镇机关干部，为罗塘村委会引进项目6个，资金近1000万元。
（二）健全教育培训机制，切实提高村干部素质。一是依托区委组织部搞好集中培训。每年办一期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的老师对我镇村干部、支部委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集中培训，系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知识。二是到先进地区取经，搞好外出培训。组织农村党员干部到经济发展较快、基层组织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地区学习文秘杂烩网取经，拓宽发展经济的视野。三是利用镇党校培训载体搞好轮训。我镇党委充分利用镇党校、农民技术学校等载体，通过“内请外聘”典型交流、现身说法、专家坐堂、电化教育等形式，对全镇村干部、种粮大户、致富能手进行政治理论、市场经济、农村实用技术和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培训。
（三）建立监督管理机制，切实规范村干部行为。一是规范村务民主决策。积极推进村民民主自治进程，深入推进“三项创建”、争创“十面红旗”等活动，全面实施“村账乡管”的制度，并设立了廉政义务监督员制度，聘请遵纪守法、公道正派、为人正直、德高望重的村民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义务监督员。村委会还实行每两个月进行一次村务公开，让村民们对村干部进行监督和批评。二是推行村干部首接首办制度，设立“有事请找我，我为你服务”村民代办点。第一个接到村民反映问题的村干部负责牵头将事情办理或答复完毕，杜绝村干部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拖拉疲沓和相互推诿的现象。三是全面实施村干部目标管理制度。每年年初镇党委、政府都将制定《村干部目标管理考评办法》，年底由镇党委、政府对村干部进行年度考核，对业绩突出的给予奖励；对工作不力的进行戒勉或及时给予调整。
（四）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切实解决村干部后顾之忧。一是加大村干部养老保险的投入力度。对村干部养老保险的承担费用比例为：乡镇10%，个人40%，村委会50%，全镇共为 名村干部办理了养老保险，进一步调动了村干部的积极性。二是对德才兼备、表现突出、符合有关规定的村干部择优推荐参加录用乡镇公务员考试，较好地增强村干部的成就感、荣誉感和事业心。
二、村干部存在的不足与原因
这些年来，我镇在村干部管理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层偏低。我镇现有村两委干部96人，其中55岁以上的有5人，占5.2%，36-45岁之间的有27人，占28%，46-55周岁之间的有58人,占60%，35岁以下的年龄段的有6人，占6.2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85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有3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8人。
2、村干部双带能力不强。目前，村民渴求致富的愿望很高，党组织要求村级干部要具备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双带”能人。而村干部面对市场，往往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拿不出新办法，找不到新门路。
3、村干部工作被动应付多，主动出击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许多行政命令少了，多的是服务性工作，许多村干部的服务意识一时很难转变，对上面下达工作任务与群众的服务需求，敷衍置之。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有：
1、村干部后备力量削弱。近年来，在改革浪潮的影响下，绝大多数有些本领或有点文化的青年纷纷外出务工，力图摆脱从前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为家带来更多的务工收入。留在家里的大多数村民属于进取精神不强、思想不够解放、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偏大的村民，从客观上造成了村干部后备力量的严重匮乏，从而导至有时在换届时村干部难选的尴尬境界。
2、创新意识不强。由于村干部大多数年龄偏大，这些村干部缺少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尽管各级部门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技术培训，大多数存在学时感慨万千，学后无行动局面。村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前怕老虎后怕狼，导致带头致富本领不高，更谈不上带领群众致富。
3、村干部后顾之忧思想严重。村干部是土产土长的村民，村干部的工作具有双面性，既是服务员又是执行员。由于当前有些村民意识低，法制观念淡薄，传统思想浓厚，村干部对群众服务如何周到，他们都有不说好，但一遇到同村民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如计生、征地拆迁需要配合工作时，他们就骂村干部，部分村干部忧政治前途，忧生活，忧退路，思想顾虑重重。所以有些村干部怕得罪人，就充当和事老，做讨好人，导至工作有时很难开展，上面下达工作尤其是急难险重工作缩手缩脚，被动应付，敷衍了事。
4、村干部工作热情不够高。当前村干部经济待遇低，工作压力大，影响村干部工作积极性。我镇绝大多数村村集体收入不高，其主要收入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经费，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也只有3500元左右，一般村干部工资甚至更低，再加上有些村近年来加大通村公路的建设力度，债务负担极为严重，村干部工资收入很微薄。然而村里工作任务很多，俗话说“上面万条线，下面一根针”，很多工作都需要基层去落实，这种过重的工作压力与低工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成正比，影响了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不少村干部身上了出现自卑、埋怨和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
三、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对策
（一）完善村干部教育机制，提高整体素质。一是创新培训方式，突出实践性和灵活性。充分利用区委党校、镇党校、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等阵地，根据不同类型需求，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切实提高广大村干部的整体素质。二是丰富培训内容，突出实用性。围绕本镇本村资源优势与产业特点，大力开展生猪、肉牛养殖及无公害蔬菜栽培技术的培训力度，整合各部门技术力量，深入到村，进行培训指导使每个村干部都熟悉掌握了1至2门农业实用技术，成为具有“双带”能力的典型，增强了引领发展、服务群众的本领。三是增强培训实效，突出针对性。组织广大村干部学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新农村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村级民主管理等内容，促进村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健全村干部待遇保障机制，激发工作热情。一是不断提高在职村干部的经济待遇。区委、区政府可借鉴社区干部管理模式，建立村干部工资待遇财政专户，根据村级规模，采取“固定工资+绩效补贴”确定待遇标准，实行区级统一管理，规范运作，确保在职村干部的工资待遇及时发放到位，稳定村干部队伍。二是实行离任村主职干部生活补贴制度。确定村主要离职干部发放生活补贴标准，力所能及地解决了离任村干部的生产生活困难，使村干部在生活上有甜头。三是区级财政应拿出一部分资金，承担在职村干部缴纳养老保险费用的20%。，努力解决村干部的后顾之忧。
（三）建立村干部考核激励机制，强化监督管理。一是建立健全村干部绩效考核制度。乡镇党委政府年初应与村“两委”签订目标责任书，每季度检查一次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年终进行全面考评，考评结果与村干部的报酬、奖惩、任免挂钩。二是实行村干部年度述职制度。村干部每年向党员、村民代表大会述职，进行民主测评。乡镇党委对党员、群众满意的村干部给予表彰奖励，对测评为不称职的村干部进行告诫谈话、督促整改。三是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和完善村党支部定期征求群众意见制度，积极推行村级党务村务公开，广泛接受监督。严格对村干部的工作经费实行监管，落实 “一事一议”制度，实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对违规违纪行为予以惩处。四是规范村干部办公制度，方便群众办事。结合当前开展的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活动、村居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及乡镇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积极推行村干部坐班、轮流值班、定期办公，公示村干部办公时间和联系方式，确保群众办事找得到人、办得好事，规范村干部工作记录。
（四）探索村级后备干部培养机制，储备骨干力量。乡镇党委把培养村级后备干部作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有效解决村干部后继乏人问题的切入点，采取多途径选拔、多形式培养、多岗位锻炼的办法，培育了一支思想素质好、文化水平高、致富本领强的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一是采取公开招考、群众推荐、个人自荐等形式，把外出务工青年、退伍军人、农村致富能人网络到村后备干部中来，建立村后备干部的信息库。二是区委党校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开设村干部大专学习班，着力实现“一村一名大专生”，提高村干部的文化素质与理论水平。三是强化对大学生村官的管理。通过“一帮一”、“一带一”等形式让大学生村官尽快进入村干部角色，为农村干部队伍注入新的活力。同时镇党委政府对大学生村官在生活上多关心多支持多照顾，使大学生村官留得住、会干事、干成事，帮助村里理清发展思路，带领一方群众致富奔小康，从而激发广大农村青年干事创业热情。
2.管理干部经验交流 篇二
企业干部交流任职, 是深化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对于提高干部素质、转变干部作风、增强企业活力、推进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 企业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 面临的任务越来越重, 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大, 迫切需要一支素质高、作风硬、有本事、肯干事的干部队伍。为此, 企业应进一步提高对于干部交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干部交流工作的部署和要求, 紧密结合本企业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 积极推进党政领导干部交流, 使干部交流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并形成健全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努力提高企业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 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一、干部交流任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干部交流任职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 企业已进入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 承担的各项任务都十分艰巨, 工作的标准也越来越高, 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无论是从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还是从推进企业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来看, 都迫切需要一支政治思想强、工作作风硬、业务本领高的干部队伍。因此, 深入推进干部交流任职, 保持干部队伍的科学配置和合理流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干部交流任职符合干部成长的客观规律
干部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离不开干部的自我学习、自我修养, 更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管理。目前, 一些企业的领导干部大多在同一单位或岗位工作多年。干部长期在一个单位或岗位工作多年, 在知识经验的积累和能力水平的提高方面都会受到一定局限, 容易产生实践范围狭窄、接触事物少、视听闭塞、眼界不宽等问题, 不利于发现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往往使干部不自觉地放松自身要求,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下降, 出现安于现状、孤芳自赏、不思进取的现象;甚至还会产生政治抱负以及责任感、使命感淡化等问题。推进多岗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干部交流任职, 是培养锻炼干部的有效举措。俗话说“人挪活, 树挪死”。通过新岗位的倒逼机制, 可以促使干部用全新的、全局的眼光看待分析问题, 保持不断学习、积极向上、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工作热情和作风, 激发干部持续求新求变的动力, 释放干部的内在潜能, 这对于干部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二) 干部交流任职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
干部交流实质上也是人才、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交流和融合, 对于优化干部资源配置、搭建干部才能发挥平台、促进干部能力互补、拓宽企业发展空间都具有积极意义。首先, 一些单位领导班子的年龄层次、知识结构等不尽合理, 致使工作开展不平衡, 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整个班子的领导力。基于这种情况, 通过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部交流, 使单位领导班子的干部形成正常的进进出出, 可以促进量才使用、各展所长, 就可以扭转整个班子在专业、年龄、能力等方面的失衡, 在短时间内改善领导班子的结构, 增强领导班子的整体活力和整体战斗力, 有效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其次, 各单位的业务内容、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千差万别, 干部经受锻炼的机会、认识问题的角度、开展工作的思路也有很大差异。根据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干部交流, 可以打破单位客观条件的局限和干部选拔任用的界限, 实现不同单位干部之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既有益于干部开阔视野、发挥潜力, 又有助于单位之间沟通新思路、新方法、新经验, 促进各项工作水平的全面提升。
(三) 干部交流任职有利于防范廉洁风险
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单位和岗位任职, 固然有情况熟悉、工作顺手的好处, 但也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的束缚和干扰, 导致工作放不开手脚, 甚至形成小圈子而滋生腐败, 给工作和个人发展带来诸多弊端。而定期开展易地、易岗、易职交流, 突破干部选拔任用的地域界限, 不仅有利于干部增长才干,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干部排除人情网、关系网的干扰, 有效防止出现权力腐败问题, 真正做到公私分明、无私无畏、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项措施, 也体现了企业对干部的负责和爱护。
二、干部交流任职应注重的几个问题
干部交流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事关干部切身利益与健康成长, 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 必须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思想, 不断完善干部交流配套措施和制度, 真正把干部的积极性、能动性调动起来, 把干部的才智发挥出来, 确保干部交流的实效性, 实现企业发展、事业进步。
(一) 加强宣传引导。
推进干部交流任职, 提高思想认识是关键。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营造宣传氛围, 讲清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意义, 说明干部交流的重要作用, 形成正确的政策导向, 消除干部的思想顾虑, 使各级干部真正把交流任职视为组织的关心爱护, 站在企业全局和长远建设的高度来理解支持干部交流工作。要加强教育引导, 帮助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胸怀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勇于到艰苦环境、困难岗位摔打自己、磨练意志、增长才干, 自觉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 在服务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中,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职业生涯发展上取得更大的进步。与此同时, 还要把干部交流任职与干部培训结合起来, 不断增强干部适应新挑战、新要求, 驾驭新环境、新岗位的能力。
(二) 把握交流原则。
在推进干部交流的过程中, 要切实掌握干部资源状况, 对交流对象、交流范围、交流比例、交流时间等进行合理安排, 做好干部流向的宏观调控, 既保证交流的灵活性, 又要尽量避免随意性。一是要紧紧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 把干部交流任职与企业体制机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 通过干部交流任职搞好重点单位、重点部门干部队伍的科学配置, 力争实现干部资源的最佳组合。二是要充分考虑干部自身特点, 牢牢把握实际工作需要, 认真分析哪项工作需要哪种干部、哪种干部善干做哪项工作, 在此基础上, 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口交流。比如, 对于基本素质好、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干部, 应以换岗锻炼为主, 让他们到更有利于发挥潜力和特长的岗位去工作, 尽快提高其工作能力和实践水平;对于综合素质较高、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准备提拔使用的干部, 应当加大交流任职力度, 让他们经受多方面工作的锻炼和考验, 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可以担负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主要领导职责的复合型人才。三是要在干部交流过程中注重工作的衔接性和延续性, 既要确保交流任职的干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快速进入角色, 同时又要尽量保证其原岗位工作的顺利接续。
(三) 完善配套制度。
对于交流干部, 荐人单位不能一送了之, 上级组织不能一派了之, 用人单位不能一接了之。要完善科学合理的选拔任用和管理制度, 使干部交流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形成干部良性流动机制。通过完善各项配套制度, 规范干部交流工作, 既要避免“人员不流动, 死水一潭”的局面, 又要避免“人员一流动, 乱作一团”的现象。在这方面, 一是要落实干部考核机制, 建立健全以干部岗位职责规范、任期目标责任和业绩考核办法为主要内容的交流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定期客观公正地评价交流干部的工作业绩, 坚持在发展中培养干部、凭实绩使用干部。二是要完善干部激励机制, 对工作踏实、表现出色、业绩突出的干部及时给予表彰和奖励, 让他们始终保持活力、不断增强动力。三是完善干部交流保障机制, 尽力帮助交流干部解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样既能体现组织的关心, 也为交流干部集中精力开展工作创造宽松的环境。
3.干部交流新动向 篇三
8月19日，公安部网站“领导信息”栏目披露，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在傅政华到中央部门兼职之前，多位公安部干部下派到地方担任省级公安厅厅长。除此之外，还有多地公安厅长异地调动。据统计，在全国省级公安厅（局）长中，超过七成为异地调任（包括从中央部委调任）。
事实上，公安厅长的交流只是人事调整的一部分。随着十八大和全国两会后党政干部人事调动的广泛进行，交流干部始终被舆论关注。
“央地互动交流”提速
对十八大后地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党政干部交流情况的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内地31个省份的在任党政领导（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共591人，其中118人由中央司局级以上干部调任，占20%。上述118名从中央调往地方任职的党政领导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有超过半数的人获得提拔。
加大从中央调任地方工作的力度是近年来干部交流的新趋势。2010年，中组部开展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与省区市中青年干部双向交流任职工作。当年，66名中央部委干部正陆续调任至各省市，而根据“进一出一、统筹安排”的原则，各省市选派66名官员到中央部委交流任职的工作也在各省展开。目前，已经交换了3批干部。
从这些干部的职位变化，不难看出组织部门对此项工作的重视。截至2013年7月底，2010年首次到地方交流的66名司局级官员中，至少有12位已升为副部级。而在66名下派交流官员中，担任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有近30人。
除了组织系统的专项交流，近年来，多个系统的“央地互动交流”都在提速。《瞭望东方周刊》对十七大后的数轮省部级干部调整的历次报道发现，近年来，交流干部在省级党委系统已经占据多数。近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也曾作出统计称：2006年前，地方纪委书记中鲜有从中央选派来的干部，到目前已有25个省份的纪委书记是从中央选派或从外地调任。2008年后，中央加大地方党委组织部长的交流力度，目前31个省份中，9个省份的党委组织部长直接从中央调任，另外21人从外地调任- - -这些人中有不少也是从中央调任地方、之后又异地交流的，仅有海南是当地提拔的。
这些干部各有特点。本土干部长期在一地为官，无疑更熟悉本地情况。本刊曾对十八大后13省市区党政一把手换届情况进行过梳理，发现在新晋的政府一把手中，原地升迁的占据多数。
与之相对的是，在此次调整中，各省市区新晋的党委一把手中，绝大多数则是异地交流的干部。其中，从中央调派的干部又占据相当比例。
政法系统集中交流
十八大后的党政干部调整中，除了省级的党政一把手，还有不少干部从中央下派，充实到各省市区的党政部门中。例如，今年全国两会后，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王东峰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国资委副主任姜志刚出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而在各系统的干部交流中，近期政法系统的交流较为频繁。
从今年3月起，江苏、上海、辽宁、贵州、广东、宁夏、福建、西藏、河南、安徽等10地公安厅（局）长经当地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已陆续到任上岗。这其中，除了西藏、宁夏，其他8地的新领导均是交流任职，其中3人从公安部调任，包括上海市公安局长白少康、贵州公安厅长孙立成、广东公安厅长李春生，其余5人为异地任职。
在今年各省省级高院院长和检察长的调整中，共有16人为异地调任或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超过全部调整人员22人中的七成。
今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与交流任职的公安局长交流时均表示，这种交流任职是中央的决定。孟建柱说，这是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决策，是领导干部全面成长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公安厅（局）长进一步开阔视野、增长才干，有利于公安厅局长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干部交流作为我国长期的一项制度，具有锻炼干部和预防腐败的两项重要作用。此次政法系统干部的交流调任，实际上属于正常的工作安排，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干部交流的未来
从干部交流制度的具体实践来看，并非没有改进之处。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干部交流力度的加大，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过于频繁的人事调动对地方治理的影响。
比如华北某市自1994年到2009年的15年间，更换了9个市长，无人任期超过5年。中部某市十年更换了6任市委书记，其中任期最长3年零4个月，最短为期半年。
地方主政官员的频繁调动，无疑会对地方的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造成一定影响。由于地方党政一把手具有相对集中的权力，其个人施政理念和性格特点对地方发展影响较大。一旦主官调任，继任者出于种种因素的考虑，“萧规曹随”的少，“革故鼎新”的多。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一部分本土干部来说，中央和国家机关下派干部的增多挤占了其上升空间，这不容忽视。因此，中央和国家机关下派干部和本土干部的磨合，成为地方必须解决的问题。
针对干部交流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央也适时作出了一些完善的举措。
对于干部交流制度的未来，竹立家认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干部任命的规范化、制度化应当成为主流。相应地，干部交流制度也会与时俱进，作出相应的改善和调整。
4.管理干部经验交流 篇四
****持续加大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力度，采取“选、育、考、炼”多种方式，不断锤炼年轻干部作风本领，扎实做好后备干部储备工作，着力构建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全链条机制。
坚持拓宽渠道“选”，优化队伍结构。牢固树立注重基层、注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以发现培养为目标，结合年度考核、专题调研和日常了解，重点掌握35岁左右正科级，30岁左右副科级优秀年轻干部，使女、少、非干部达到合理结构。注重从选调生、大学生村官、有“三支一扶”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中发现储备优秀年轻干部，不断拓宽引才渠道，通过选调、招录、引进等方式，大力发掘优秀年轻干部，分类别、分专业纳入优秀年轻干部库，加强跟踪和动态管理，始终保持“源头活水”。
坚持多种渠道“育”，强化知识储备。牢固树立干部教育培训服务于工作实际的理念，注重提升领导干部政治能力和履职能力。通过加强党性、党章党规党纪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常态化开展挂职锻炼等举措，不断加强领导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围绕高质量发展、三大攻坚战、牧区振兴等，**年举办培训班25期，培训干部2382人次，有效提升了干部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采取**委党校集中轮训、自主培训、线上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实现培训内容由“繁杂”向“精细”转变，培训渠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努力实现多角度培养、多面手打造、专业化打磨的培训目标。
坚持全面综合“考”，掌握工作实绩。注重将干部日常管理、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任前考察和经常性考核有机结合，实现干部考评工作由“固态化”向“常态化”转变。开展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定期分析研判工作，及时掌握年轻干部德才表现、工作实绩、群众口碑等情况，注重收集干部在应对突发事件、完成重大工作任务等关键时刻的表现。建立健全年轻干部定期沟通了解制度，通过召开座谈会、开展谈心谈话、定期汇报思想工作等形式，全面掌握年轻干部的成长情况。
坚持基层实践“炼”，提升履职能力。坚持把基层作为培养年轻干部的主阵地，着力搭建政治历练和实践锻炼平台，让年轻干部在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和不同领域挂职锻炼，积累工作经验，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年轻干部快速成长。着眼于领导班子换届，提早把优秀干部放在合适岗位上锻炼。**年选派18名优秀年轻干部到脱贫攻坚、****、重点项目推进等工作中挂职锻炼，不断提高解决矛盾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促使他们在重点工作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篇二】
近年来，**市**区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严格落实干部考核把功夫下在平时的重要要求，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知事识人体系，促进干部成长进步，激励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强化政治标准，突出平时考核的政治引领。一是加强政策指导力度。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结合中央、自治区、市有关干部政策法规，修订“一规程五个办法”（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程、分析研判、全程纪实、岗位动议、考察、讨论决定办法），促进干部选任规范体系不断完善。二是加强政策落实力度。全面落实《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结合自身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细化日常考核工作方案，实行共性内容与差异化考核同步推进机制，力争考准考实、精准识别干部。三是抓实政治素质考察。认真贯彻自治区出台的政治素质考察办法，切实把干部的政治素质考实考准。加强对政治立场、政治忠诚、政治责任、政治生态的考察了解，推动各级班子和广大干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事察人，系统集成干部在重大任务、重大斗争、关键时刻的具体表现、具体事例，力求“用事实说话”。综合多种措施，注重日常了解、调研谈话、分析研判、用好“凡提四必”必经程序，把各项措施贯通起来研判，提高政治素质考察的科学性、精准度。
强化考核程序，突出平时考核的程序规范。一是细化考核指标。修订年度考核办法，优化考核指标，增加定期督查、按季调度等日常考核分值，力求考准考实，根据考核结果，建立干部评优选先、选拔任用依据数据信息库，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二是细化评价流程。采用“个人+群众+领导”考评法，先由被考核人对照考核内容指标，如实总结本人工作情况，主管领导在审核被考核人小结基础上，结合日常了解同事群众意见等情况，提出评定意见。注重干部担当作为表现情况，综合研判，不简单依据干部个人小结作出评价。三是细化监督举措。制定《**区对干部进行提醒函询诫勉的操作规程》，规范审计考评、巡视巡察、举报受理等常态化监督机制，及时发现问题，依法依纪处置线索，做到抓早抓小，严在经常重在日常。
强化结果运用，突出平时考核的抓手作用。一是把考核结果与干部选用相结合。对平时考核结果及时登记在册，作为干部选用的重要参考，当年平时考核结果均为好等次的，在选拔任用、职级晋升优先考虑;当年平时考核结果一般、较差等次较多的，及时谈话提醒，真正让“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起到平时考核“加油站”“助推器”的作用。二是把考核结果与干部监督有机结合。把平时考核作为监督干部有效手段，结合平时考核结果，及时准确掌握干部的工作动态和工作表现，加强与干部的沟通交流，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督促引导干部真正把心思和精力聚集到推动发展、破解难题、服务群众上来。三是把考核结果与干部奖惩相结合。当年平时考核结果均为好等次的，年度考核可以在规定比例内优先确定为优秀等次;当年平时考核结果一般、较差等次累计达到两次的，年度考核原则上确定为基本称职或者不称职等次，并进行约谈，真正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破解“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难题。
【篇三】
**市**把挂职锻炼作为培养年轻干部的重要途径，从多方面入手，确保干部“派到位”“挂得实”“管得好”，切实保证挂职干部“挂”而有获。
确保“派到位”。在岗位设置上，综合考虑年轻干部的能力、性格、专业特长等因素，尽量实现“专业对口”，便于挂职干部发挥自身优势，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提高处理实际问题和应对复杂情况的综合能力。近三年来选派46名干部到**乡镇、**直部门、市直部门挂职锻炼，开阔视野。要求挂职单位对挂职干部有合理明确的分工、岗位职责，对挂职干部坚持在工作上严要求，充分调动挂职干部的工作热情。要求挂职单位主动帮助挂职干部制订学习工作计划，明确任务要求。要求对挂职干部在生活上热情关怀，工作上关心支持，积极为挂职干部解决挂职期间遇到的各种困难，使他们安心工作。
确保“挂得实”。结合挂职干部工作特长，有针对性地给挂职干部交任务、压担子，注重在实践中加强培养锻炼。合理安排工作，既大胆放手使用，又给予必要的指导帮助。**直到**乡镇挂职干部通过实践锻炼，更多地了解基层情况，不断在实践中锻炼，在实践中成长；
**乡镇赴**直部门挂职的干部学习上级机关管理方式方法，在更高的层面上丰富工作经验和阅历。挂职到脱贫攻坚指挥部、**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干部通过实践磨练意志、增长本领，锻炼中有所作为、有所收获。**年以来先后有3名干部表现突出获得提拔重用。
5.干部管理监督工作总结经验材料 篇五
**区充分发挥乡镇工作补贴政策激励与约束作用，认真研读文件、提早筹备计划、高效有序推进，有效激励乡镇干部主动担当作为、安心扎根基层，着力提升乡镇干部队伍干事创业激情。
认真研读文件，统一发放口径。自治区《关于调整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乡镇工作补贴标准的意见》印发后，**区及时在区委常委会上传达学习，安排业务干部对文件认真研读，积极参加自治区政策解读网上视频会议，并对我区存疑问题梳理及时咨询请示，努力做到政策掌握精准，确保**区乡镇补贴调标工作尽早落实。
提早筹备谋划，细化操作程序。根据自治区文件精神和安排部署，**区提前计划筹措资金，及时召开会议研究乡镇补贴发放事宜。区委组织部、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区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乡镇工作补贴发放有关事宜的通知》，对我区乡镇工作补贴调整实施范围、工作要求、方法程序等进行明确，确保政策执行规范不走样。
高效有序推进，及时精准兑现。督促各单位认真学习乡镇工作补贴发放通知，及时解答政策疑惑，坚持按月发放乡镇补贴。同时，将乡镇补贴与干部履职情况挂钩，严格审核干部请假等情况，确保发挥乡镇补贴正向激励作用。目前，**区11个乡镇以及部门驻地（派驻）乡镇的2728名干部乡镇补贴已全部发放到位，有效调动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篇二】
今年以来，**区始终坚持把基层一线作为干部培养锻炼和选拔使用的主阵地，采取基层实践锻炼和经常性考察的方式，着力培养一批能力过硬、德才兼备的综合型、复合型干部，激发**区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聚焦有激情，在基层农村一线培养锻炼“实干型”干部。坚持把基层作为培养锻炼年轻干部的主战场和磨刀石，先后选派40余名选调生到强化乡村治理、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等重点工作岗位墩苗历练，通过搭台子、压担子，让年轻干部亲身参与处理各类复杂矛盾和突出问题，引导年轻干部积极转变服务观念，培养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使其在农村艰苦环境中磨练党性意志，练就过硬本领，切实增强年轻干部服务基层和建设基层的能力素质。
聚焦有本领，在城市社区一线培养锻炼“服务型”干部。围绕智慧社区建设、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和“双创”工作，建立志愿服务供需有效对接和服务长效机制，选派2542名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下沉到城市社区网格一线开展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双创”等志愿活动300余次，商讨解决社区治理难题300多件，有效引导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四讲四有”，积极转变服务观念，增强为民服务本领，提高办事服务效率。
聚焦有担当，在急难险重一线培养锻炼“攻坚型”干部。始终坚持事业为上、依事择人，突出实绩实干导向，以听取意见建议、深入分析研判、综合考察考核等方式，及时把在脱贫攻坚、征地拆迁、综治**等急难险重任务一线攻坚克难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积极搭建干在一线、冲上火线的实践锻炼平台，将表现优秀的年轻干部放在攻坚一线和吃劲岗位摔打磨炼。将150余名政治素质较高、综合能力较强、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干部纳入“青年骨干库”中，对条件成熟的优先提拔使用，今年以来提拔“85后”干部21名。
聚焦有思路，在经济发展一线锻炼培养“创业型”干部。依托全域旅游、特色农业等产业优势，有针对性地在项目投资、产业发展、旅游开发、城镇建设等领域选派干部开展学习交流。先后选派10余名优秀领导干部到经济发达城市挂职锻炼，学习先进管理经验、服务理念和工作作风，使领导干部将挂职的收获转变成工作思路，转化为工作动能，为推动经济转型跨越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篇三】
**区以提高年轻干部队伍综合素质为目标，不断筑牢年轻干部“选派管”挂职锻炼机制链条，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优秀年轻干部队伍，为**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精挑细选，筛出“好种子”。根据“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既注重挂职交流的“数量”，又考虑选派干部的“质量”，制定《2020年**区“三个百名工程”实施方案》，对挂职时间、挂职批次、岗位设置等方面作了科学安排，常态化推进年轻干部挂职锻炼。以新提拔副科级干部及优秀青年骨干为重点，分期分批选派134名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政策水平高，但缺少群众工作经验和复杂环境历练的干部到**等关键吃劲岗位进行挂职锻炼、到脱贫攻坚重点村担任驻村书记、参加区委巡察督查，促使干部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复杂矛盾和做群众工作中进一步锤炼党性、增长才干。
定向选派，育出“好苗子”。根据干部自身优势和能力特长，开展到自治区直属部门（单位）“上派”挂职、区直部门（单位）乡镇之间横向交流活动，进一步增强干部培养的针对性。近三年来，“上派”6名优秀年轻干部到自治区直属部门（单位）挂职学习，为年轻干部成长搭建了更为广阔的锻炼平台。有计划的选派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发展潜力的27名乡镇干部到对口业务部门跟班学习，使年轻干部丰富阅历、积累经验，成为工作的“多面手”。针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年轻“老干部”和“老资历”现象，有计划地进行调整交流，打破熟悉的工作环境、固定的思维模式，让干部增强岗位责任感，有效激发干部队伍活力。
6.管理干部经验交流 篇六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进干部交流工作，进一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XXXXX公司（下称“公司”）全面发展，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公司本部和公司下属正常经营的企业，交流岗位重点是企业班子成员、组织人事、财务、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负责人。
第三条 干部交流原则：
（一）服从、服务于公司战略发展的原则；
（二）培养干部与工作需要相结合的原则；
（三）组织安排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
（四）干部交流与干部回避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交流对象
第四条 交流对象主要是下列人员：
（一）因工作需要交流的；
（二）需要通过交流锻炼提高领导能力的；
（三）在一个企业或者部门工作时间较长的；
（四）按照规定需要回避的；
（五）其他原因需要交流的。第五条 干部交流的条件
（一）职业素质好，工作作风硬，能认真贯彻执行集团公司的方针、政策，遵守公司纪律。
（二）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业务工作能力。
（三）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能够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素质。
（四）担任人事、财务、审计、纪检监察、党建、经营等管理岗位三年以上的相关人员。
（五）在重要项目、生产运营期间，取得较突出工作业绩的相关人员。
（六）缺少基层工作经验或岗位经历单一的相关人员。
（七）按有关规定需要回避的。
第六条 在同一企业同一职位上任职满10年的，必须交流。在同一企业党政领导班子中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满10年的，应当交流。对年轻干部应该有计划地交流轮岗培养。
第七条 在同一企业的组织人事、财务、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负责人任职满10年的，必须交流。
第八条 干部任职回避交流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交流或者暂缓交流：
（一）离最高任职年龄不满5年的；
（二）因健康原因不宜交流的；
（三）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检监察或者司法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四）其他原因不适合交流的。
第三章 交流范围和方式
第十条 干部交流的范围：
（一）公司本部各部门之间；
（二）公司本部与下属企业之间；
（三）下属各企业之间；
（四）企业内部岗位或部门之间。第十一条 干部交流的方式：
（一）调任交流：指在公司本部或各企业间进行横向或纵向调配任用的交流。
（二）挂职交流：指在公司本部或各企业进行挂职锻炼的交流；
（三）轮岗交流：指在公司本部或各企业进行职位轮换的交流。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干部交流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组织实施。根据工作需要，上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也可直接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干部交流工作一般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组织（人事）部门拟定交流方案，提出交流人选；
（二）征求干部调出、调入单位意见；
（三）党委（党组）集体讨论决定；
（四）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门与交流干部谈话，听取本人意见，做好思想工作；
（五）组织（人事）部门办理调动手续。
第十四条 干部交流应突出重点，增强计划性、针对性，注意与领导班子换届调整相结合。企业党政正职领导成员未任满一届的一般不交流，同一企业党政正职领导成员一般不同时交流；领导班子一次性交流一般不超过班子成员的三分之一；需按法定程序选举或者任免的干部，交流时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按规定需作离任审计的，应当进行审计。
第五章 交流工作纪律
第十五条 干部交流必须严格执行下列纪律：
（一）任何企业必须执行上级党委（党组）关于干部交流的决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执行。
（二）各级党委（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干部交流程序，集体研究决定交流对象，不得借干部交流突击提拔干部。任何人不得借干部交流对干部进行打击报复。
（三）干部应当服从组织的交流决定。接到交流通知后，须尽快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在限定的时间内报到。跨企业交流的，应当同时迁转劳动合同关系和党的组织关系。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就地免职或者降职使用。
（四）调出单位应尽快向调入单位转递干部档案，提供真实情况和材料，不得弄虚作假。调入单位应当认真审核有关材料。
（五）干部调离时，不得违反规定随调工作人员，不准随带公共物品；干部调离后，不得干预原单位的工作。
第十六条 实行干部交流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纪律或者执行纪律不严格的，应当严肃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七条 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干部交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受理有关举报、申诉，制止、纠正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对有关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建议。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十八条 建立健全干部交流激励机制。坚持交流与培养使用相结合，采取有利于干部健康成长的政策措施，鼓励干部到困难企业、复杂环境、重点建设工程经受锻炼，建功立业。
第十九条 党委（党组织）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应关心爱护交流轮岗干部，妥善安排其工作、生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干部调入、调出企业应当相互配合，帮助交流轮岗干部解决困难和问题，解除其后顾之忧，使其尽快适应岗位工作。
第二十条 干部交流轮岗期间的表现作为选拔任用、岗位晋升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一条 交流干部在交流期间享受交流所在单位同级干部的一切待遇。工资、奖金、各类保险及相关福利待遇等，由交流所在单位负责，享受交流所在单位同级干部的工资、奖金、各类保险和相关福利和待遇。
第二十二条 党委（党组织）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应当跟踪了解交流干部的思想、工作情况，加强教育、管理和监督。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各企业内部交流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公司党委工作部负责解释。第二十五条
7.管理干部经验交流 篇七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干部教育的有效探索
1. 军官教导队
1927年12月底, 毛泽东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 对干部进行军事和政治教育。根据谭冠三回忆:“教导队的政治教育是毛主席亲自抓的, 毛主席经常会给我们班讲话。毛主席讲当时的形势是什么, 当时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毛主席还讲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人民的军队, 怎样才能联系群众, 做好群众工作, 怎样宣传群众, 怎样进行调查研究, 怎样筹款子。”当年的区小队长张令彬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工农红军是为老百姓办事的, 我们做一切事都要先想想老百姓。”教导队原定长期办下去, 但随着斗争越来越激烈, 第一期很快就结束了。教导队虽然办的时间不长, 但成效显著, 许多队员为革命斗争做了大量工作, 为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党团训练班和政治训练班
湘赣边界党组织自工农革命军到来后发展很快。党组织内部各种思想涌动, 有的“左倾”盲动, 主张硬拼;有的悲观畏缩, 怀疑革命前途;还有的组织纪律涣散, 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也较为突出。针对这些情况, 毛泽东指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 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 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 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为此, 湘赣边界特委和各县举办党团训练班, 红四军军委举办政治训练班, “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 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训练班开设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课程, 由机关中富有武装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的同志当教员, 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也经常抽空到训练班给学员讲课。
3. 政治课
1928年, 工农革命军遭遇“三月失败”, 部队士气低落, 毛泽东决定休整一段时间, 对部队进行教育, 树立信心, 坚定信念。从1928年3月19日开始, 毛泽东连续用一周左右的时间给部队上政治课。毛泽东给大家分析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 阐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特点, 论述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 周围有六七个县, 经过第一次大革命, 党的组织还存在, 农民运动很有基础, 最适宜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毛泽东每上一次课, 都安排时间给大家讨论, 统一思想。这次政治课教育帮助部队提高了认识, 鼓舞了士气, 使得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4. 洗党
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在1928年5月以后进入全盛时期, 边界党员数量短期内增加到10000以上, 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针对这种状况, 边界特委决定洗党, 要求把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 “不论干部非干部, 一律清洗出党”, 注重吸收思想先进、忠实勇敢的工人和贫农入党。同时, 特委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民主作风教育。通过洗党, 党员数量减少了, 由10000人减少到4000人左右, 但是党员素质提高了, 组织思想统一了, 组织信念更加坚定了。洗党之后边界党组织各方面都得到了加强和改进。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1. 及时教育——注重干部教育的时效性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干部教育实践凝结的经验之一就是要注重干部教育的时效性, 及时开展干部教育。所谓及时, 有两个要点可以考察, 一是出现苗头性的思想萌芽, 二是处于历史关键时刻。当干部队伍思想出现悲观的、动摇的苗头时, 及时开展干部教育, 打预防针, 将悲观和动摇的思想消灭在萌芽阶段, 尽最大可能地减少队伍损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 因为刚经历大革命失败, 白色恐怖笼罩, 革命仍处于低潮。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度困苦, 有的人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为及时解决这些苗头性的悲观思想, 教育广大干部群众, 毛泽东有针对地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等著作中科学地分析当前形势, 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理论上回答了“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 教育团结了广大干部群众。秋收起义后, 部队屡遭挫折, 损失极大, 甚至连部队总指挥卢德铭都已牺牲。在这种历史关键时刻, 毛泽东本着对党、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改变原定计划, 进行三湾改编, 同时加强教育, 统一思想, 最终为实现全国胜利保存了革命星火。
当前, 我们已足够重视干部教育的时效性问题。时效性可以考察两个节点, 即萌芽期和转折点。所谓萌芽期, 即党组织在发现领导干部出现理想信念动摇的苗头性问题时, 通过单独谈心、诫勉谈话、组织生活会等形式及时开展教育, 防患于未然。转折点也就是关键时期, 在领导干部晋升的前后及时组织开展教育。特别是在晋升之前这种关键时刻, 及时进行干部得失成败教育, 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晋升后要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任职教育。
2. 针对教育——注重干部教育的差异性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干部教育, 不管是军官教导队、党团训练班和政治训练班, 还是政治课和洗党, 我们都可以从中间总结出有针对地开展干部教育是保障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井冈山斗争时期, 湘赣边特委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开办第一期党团训练班, 专门培训政治干部;红四军军委也在军队针对军队党团员开办党团训练班, 组织军队党团员进行系统学习;各县县委举办的党团训练班;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专门针对军事指挥培养干部, 为我军培育了一大批早期军事指挥人才。
因类施教、因材施教是古已有之的教育方法, 我们今天也一直在强调干部教育要“缺什么补什么, 干什么学什么”, 讲的就是干部教育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当前的干部教育要注重针对性和差异性, 通过研究干部需求和组织需求, 细分干部教育类别。干部缺什么补什么, 组织需要哪一类干部就培训这一类干部, 强调针对性和差异性, 避免千篇一律。
3. 灵活多样——注重干部教育的实效性
井冈山时期的干部教育灵活多样, 实效性非常强, 既有一两天的短期训练班, 也有一两个月的训练班, 时间上灵活安排;既有专门的政治课教育, 也有日常谈心式深入浅出的教育, 还有身教重于言传的示范性教育, 教育形式上灵活多样。朱德40岁挑粮上井冈, 留下“朱德的扁担”这样的美谈, 成就了榜样示范教育的经典范例。毛泽覃1927年乔林建党时, 深入群众, 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典型事例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 经常采取开会、上党课等形式, 启发群众诉苦或以问答的方式宣传、动员、团结贫苦农民, 取得了非常好的教育效果。
党的各项干部教育工作, 根本目的都在于提高干部理论修养和实践能力, 坚定理想信念, 锤炼党性修养, 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多变, 面对党情国情不断出现新的情况, 广大领导干部的培训需求向多元化发展, 为了营造良好的干部教育氛围, 满足领导干部的差异性培训需求, 我们可以采用体验式教学、访谈式教学、情境式教学和研讨式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开展长短期相结合、系统和专题结合、集体教育和干部自我教育各种形式相结合的干部教育。
井冈山斗争时期距离今天已有九十余年, 作为我党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转折点时期, 在其从无到有的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 卓有成效的干部教育为革命输送了大批的干部。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挖掘和总结当时的教育经验, 为当前的干部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摘要：井冈山斗争时期, 我党对党员领导干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教育, 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认真研究总结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经验, 对开展当前的领导干部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将对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干部教育经验进行有效探索, 以期为当前的领导干部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干部教育,经验,启示
参考文献
[1]罗荣桓、谭震林等.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470
[2]张令彬.毛委员创办红军教导队[J].星火燎原 (季刊) , 1982 (2)
[3]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上) [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193、196
[4]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Z].
8.管理干部经验交流 篇八
在县域内的调换交流，目前基本分为三种：即薄弱学校与“龙头”学校之间、学校与教育行政或科研部门之间、学校与非教育系统之间。第一种情况，主要解决教育教学和科研问题;第二种情况，主要解决学校内部管理和教科研管理问题;第三种主要解决学校外部关系、教育教学经费或者人事等问题，或者说学校出现了大问题，“大乱大治”，需要“一锅端”。近年来，特别是薄弱乡镇的业务骨干到县教研部门、县直属学校对口对专业的交流，对薄弱学校和薄弱专业的提高功效甚大。专任教师和业务干部这个层面，由于派出人员本身属于业务骨干，利害冲突并不大，学校双方或者当事人都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在看到效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根源在于教师和校内干部的激励机制不能很好地落实，而追根溯源是经济激励来源枯竭或工资制度改革不完善造成的。俗话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没有利益导向的适度驱使，任何决策和执行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些学校出现的纠纷或问题，可能涉及到与学校周边社区或村庄的经济利益，由此引发的问题不在少数。这与当地民风或者轮岗交流干部的社交能力或执政能力密切相关，以致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出现纠纷并造成影响后，干部的威信和执行效能都会出现折扣，对学校或教育工作的开展造成不良影响或波动。
当前一些地区的调换交流，仅仅是“小打小闹”，还谈不上改革或者长效机制。县域内的教育干部调换也好，交流也好，都需要一个期限，要有目标任务、奖惩考核，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
从山东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情况来看，青岛市、潍坊市的改革算是有些眉目，即取消教育干部的行政职务。他们的改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教育干部的命根子上，那就是奖惩考核的兑现。教育干部的职级制就是教育职员制度的具体体现，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教育行业内教育干部的积极性问题。这种改革思路是清晰的，正确的。这种改革于情于理，合理合法。
一些县域的改革，缺乏省、市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没有上位政策规定的法律支撑，教育职员制度，特别是教育干部职级制度的缺位，这种交流调换，没有法律的支撑作保证，从时间、效果等方面是不确定的。“改革”之初，短时期内，产生“鲶鱼效应”，产生信号和短期预期目的，也属正常情况，非改革是否成功的惟一评价指标。
目前，学校职员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在学校内，无论校级干部还是中层干部，都是职员范畴。而职员制度的聘任制度，特别是任期制更是摆设，甚至根本就没有健全这项制度。
县域内教育干部的异地交流轮岗，不仅要交流，还要在一定任期内进行轮岗，不仅有轮岗，还要有一定任期的履职任务。县域内教育干部的异地交流轮岗，不仅要从制度上完善健全，更重要的是制度规定的听证，这是产生任何制度所必需的程序和要求，否则，这项制度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比如，教育干部的交流轮岗，应当取得乡（镇、办事处）党政部门的支持和认可，甚至要征求学校所在社区的意见，对以后学校开展工作都是非常有利的。交流干部应该对自己和自己的任期目标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并认真实施。同时，随着教育职员制度，特别是校长职级制的出台和实施，教育干部的积极性和执政素质也会上一个新水平。
9.管理干部经验交流 篇九
河溪水乡采取措施加强对机关干部的管理今年以来，河溪水乡党委、政府根据年初的总体安排，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按照“大胆改革、慎重稳妥、整体推进”的原则，严格机关干部管理，狠抓督查考核兑现，使机关干部管理工作出现了好的势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为全面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规划指标和工作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主要做法是：
一、统一思想认识。对机关干部管理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河溪水乡党委、政府一班人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和深化的。通过反复调查分析和讨论研究，他们了解到：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乡管理体制方面的新变化，对乡干部的要求更严了，标准更高了，客观上要求乡机关干部有更丰富的知识，有更新的观念，有更强的工作能力，有更高的领导水平。但是，从乡机关干部的现状来看，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乡机关干部的综合素质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期的这种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具体表现为“五个不适应”，一是思想观念上不适应，因循守旧、小富即安、求稳怕乱、怕担风险，缺乏经济发展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二是组织纪律上不适应，法制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松弛，缺乏严格的组织原则和党性修养；三是工作方法上不适应，方法简单粗暴，管理素质偏低，办事效率不高，缺乏创造性思考问题、开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四是领导水平上不适应，政策理论水平不高，领导管理能力很弱，缺乏应有的领导工作经验与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引导农民致富的实际本领；五是约束机制上不适应，责任不明确，奖罚不严明，既无压力，又无动力，缺乏必要的考核奖惩机制以及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乡机关干部队伍的上述状况已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作局面的迅速打开。因此，切实加强对乡干部的管理已是当务之急。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全面提高广大乡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才能真正保证党的农村政策的正确执行，推动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进一步融洽农村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农村的繁荣与稳定。
二、加强组织领导。为切实加强对乡机关干职工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该乡始终注意在“组织”上做文章，在“领导”上下功夫。一是抓组织落实。乡党委、政府成立了“机关干部监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由党政综合办、农业发展办、财贸经济办、政法办、企业办、计生办等线（办）主任和乡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乡党委分管党群的副书记和乡政府常务副乡长、乡党委组织委员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具体负责抓好全乡干部特别是乡机关干职工的监督管理工作。二是抓职责落实。乡党委、人大、政府三家责无旁贷，必须齐抓共管，严把干部管理关。同时，明确要求各线（办）、乡直各有关部门单位积极配合，通力协作，同唱一台管理戏，共同把干部管理工作搞上去。三是抓规范管理。为了促进干部管理工作尽快步入正规化、规范化轨道，乡党委、政府一班人在统一思想认识、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乡实际，研究制订了《关于加强乡机关干职工管理的有关规定》，以乡党委文件下发到各乡（办）、乡直各有关部门单位，对各线（办）及乡机关干职工管理的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具体内容和考核标准、奖惩办法及其有关问题作出规定，从而保证了该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和顺利进行。四是抓督查落实。乡机关干部监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坚持定期不定期地采取查看干部考勤、抽查干部下班、调阅干部日志、与干部群众座谈，集中机关干职工由线（办）主任公开述职、政府主要领导工作讲评和大小会议通报工作情况、总结交流经验，以及集中检查与日常考察、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督查了解机关干职工严格执行监督管理各项规定、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的有关情况和问题，并以此作为督促考核乡机关各线（办）、各干职工个人完成任务、履行职责的重要手段。
三、实行目标管理。乡党委、政府严格按照“建一流队伍、创一流政绩、争一流效率、树一流形象”的管理目标和基本思路进行目标管理。一是广泛宣传发动。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大管理目标宣传力度，让每一个机关干职工全面了解管理目标的基本内容和具体要求，明确保证上述管理目标和基本思路实现的现实意义。二是实行
量化管理。首先，把干部监督管理直接纳入各线（办）和乡直各有关部门单位的年度工作目标管理，对各分管领导和线（办）主任实行领导责任制，一环扣一环，一级抓一级。其次，机关各线（办）又按照乡党委、政府“关于加强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对本线（办）工作人员，根据他们各自应承担的工作职责，制订了相应的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真正做到了目标层层分解到线（办），责任明确落实到人头，便于每个机关工作人员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三是实行联绩计酬。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凡乡机关干职工一律实行“四定三挂钩”，即对机关每个干职工实行“以人定岗，以岗定责，以责计分，以分计酬”的管理责任制和考核奖惩办法；各线（办）、干职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落实的情况与线（办）评先评优挂钩、与机关中层以上骨干工作政绩挂钩、与干部立功受奖挂钩。从今年开始，乡机关内部全面推行了党政班子成员联线（办）包片、机关中层骨干管线（办）蹲点、一般干职工分岗位驻村的工作责任制，其年度奖金补（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请保留此标记。）助与他们各自联系、统管线（办）、片、村工作任务完成的多少及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直接挂钩，即除档案工资按月拨付外，对机关所有干部职工的误餐费、交通费、电话费补助、目标管理奖及其它奖金补助，一律控制在乡财政所，年终一次性按目标管理（岗位）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发放兑现。这样，既克服了平均主义，又增强了全乡上下共同努力想方设法完成全年工作任务的责任。
四、完善管理制度。乡党委、政府从强化内部管理入手，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及有关政策规定，修改和完善了机关会议、政治学习、业务培训、工作纪律、费用开支、财务管理、勤政廉政、目标考核、责任追究，以及领导分线（办）包干、下村蹲点调查、干部联（驻）村、民主评议、工作讲评和检查督促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和规定，并以此汇编成《河溪水乡机关干职工工作守则》，打印成册，发放到人，以制度管理人、规范人，让干部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与此同时，由乡党政综合办分线（办）、分干部职位起草了《河溪水乡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岗位责任制及考核奖惩办法》，每个线（办）、干职工都要对照各自的部门职能、岗位职责，开展月末自查、季度述评、半年小结、年终总评，乡机关干部监督管理考评小组组织集体测评、讲评，量化考核打分，按分奖罚兑现。这样，每项工作、每个环节，每个干部、每个职位均有制度可依，有章规可循，有效地促进了干部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目标化。从目前实施的情况看，尽管运行的时间不长，但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提高了干部整体素质。通过培训教育、强化管理，乡机关干职工在党性修养、思想观念、组织纪律、工作水平等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思维方式明显转变。无论是执行政策，还是思考问题、处理矛盾，绝大部分机关干职工特别是中层以上干部都开始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思考。少数干部还善于把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目前农村政治经济形势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及其它社会问题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予以看待和分析。二是政治素质明显提高。通过宣讲教育、创优争先，不少机关干职工上进心、事业心及群众观念、奉献精神，特别是发展河溪水乡、振兴河溪水乡的使命感、责任感日益增强。目前机关干职工中讲闲话、唱烂腔、打“退堂鼓”的已属极个别现象，所有党政班子成员和98%以上的中层骨干都能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和表率示范作用。三是组织纪律性明显增强。通过作风整顿、规范行为，纠正了有章不循、纪律松弛的不良倾向。目前，在机关干职工中出现了“三多三少”的好势头，即上班早到、下班晚休的多了，迟到、早退的少了；有事请假、事先说明的多了，无故迟到、旷工的少了；为民办事、扎实办事的多了，上班期间闲聊、打牌的少了。党政班子内部也没有出现不团结的问题，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真正出现了“气顺心齐”的喜人局面。四是工作作风明显转变。各项制度和规定的严格执行，有力地促进了干部作风的根本转变，全乡初步形成了深入村组、深入群众，为民扎实办事的良好风气。仅今年以来，全乡机关干职工人平下村60天次，比上年增加9天，为群众处理麻纱纠纷、兴办各类实事1120件，群众对乡党委、政府的认同率以及对驻村干部的满意率，较去年同期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机关干职工思维方式、组织纪律性、工作作风及政治、业务素质等方面的显著变化，使机关全体干职工的整体工作水平和综合素质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二、节省了非生产性开支。一方面，在开支管理上，乡党委、政府通过强化干部自律教育、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从严要求干部，特别是在招待、用车、财务管理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硬性措施和相应规定，从根本上保证了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从政、合理开支，因此较去年同期全乡仅招待、用车两项就节约费用近3万元。另一方面，在人员安排上，乡党委、政府实行统一调度、合理搭配，估计全年可以减少由乡政府直接管理、乡财政统发人员工资及费用支出5万多元。
三、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在改革干部管理过程中，乡党委、政府一方面直面群众注重解决他们反映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注重转变干部作风，改进工作方法，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带着责任、带着感情深入到群众中去，面对面地、心换心地做群众工作，从而拉近了群众与乡干部的距离，以前所反映的农业税征收、计划生育和发展经济等难事也迎刃而解了，党委、政府的威信和乡干部在群众的印象也相应变好了，党群干群关系出现了“阴”转“晴”，群众愿找乡领导、驻村干部的多了，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的明显少了，群众理解政府工作、支持经济发展的多了，无理取闹、向政府敲竹杠的少了。
四、促进了全乡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严格干部管理，不仅转变了干部作风，提高了办事效率，而且大大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了全乡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的进步。该乡在加速土地有序流转、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全乡上下千方百计扩大招商引资，大力兴办民营企业，走“工业强乡”之路，年初至今，共吸纳境内外民间资金近900万元，其中投入10万元以上的新上工业项目就有十多个，乡镇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村级组织建设和公益事业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成绩，全乡大局基本趋于稳定。
##乡采取措施加强对机关干部的管理
10.建立健全干部交流制度经验交流 篇十
级干部的交流工作，增强交流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是目前干部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认识先行，让干部服从交流。
要在干部交流工作上取得新突破，必须解决好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充分认识其意义。一是有利于解决干部“成长难”。实践出真知，经历长才干。
多年待在同一岗位，容易使人滋长懒惰情绪，变得僵化保守、不思进取，不利于干部的工作创新，不利于干部的“成长”。而实行交流，为干部提供了多岗位锻炼的平台，搭起了成长成熟的梯子。二是有利于医治“班子病”。通过交流，能调整领导班子的群体结构，及时解决散懒、老化、内部不团结等“班子病”，实现领导班子成员在性别、年龄、性格、专业等方面的优势互补，激活干部队伍的活力，优化班子结构。三是有利于冲破“关系网”。长期在一个岗位上任职的科级领导干部，容易形成“关系网”，被人情关系缠绕，助长腐败。加强科级干部交流有利于领导干部摆脱人情关系的干扰，做到秉公办事，净化党内风气，改善干群关系。
二、完善制度，让干部规范交流。一是增强干部交流的科学性。根据全县科级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制定好干部交流计划，制定科级干部交流实施细则，明确交流条件，做到交流预先有谋划、操作有标准。对交流干部的基本条件、什么时间进行交流、交流多长时间、交流的比例、交流到期后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都有一个硬性规定，让每一个干部对交流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使交流工作真正走上经常化轨道。二是健全跟踪培养机制。对跨部门、跨行业交流的干部，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岗前培训，做好跟踪考察和培养。制定以实绩考核为主的干部考评指标体系，凭实绩用干部，用适当的待遇激励干部。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交流、提拔使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三是实行交流任期工作目标责任制。交流干部在任期内工作目标任务完成好，业绩突出，特别是在基层和艰苦地方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且群众公认的，可优先提拔使用。对在任期内工作目标任务完成较差，经考核不称职，造成不同程度损失或影响的干部，要视具体情况作降职、撤职等处理。尽可能采取提拔方式交流干部，特别是对于一些难以交流的地方、部门和职位，这种方式易于干部接受。四要健全组织关怀激励机制。县委组织部对每位交流的科级干部，要进行任前谈话。谈话中对干部要既肯定以往工作成绩，也指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同时对新岗位工作提出要求和期望，鼓励创造新的业绩。谈话中还要了解交流干部的实际困难，如职称问题、子女入学问题、工资待遇差异问题等，组织上要创造条件，尽量帮助解决，以免除交流干部的后顾之忧。
三、创新方法，让干部有序交流。一是点面结合。既抓好“一把手”和管人、管钱、管物的领导干部，以及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10年的科级领导干部的交流，又兼顾领导班子建设，广泛调动班子成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根据干部的不同条件，领导班子的实际情况，对那些素质较好，并经过关键岗位锻炼和需要在关键岗位上锻炼，并已基本成熟的干部采用提拔交流的方式，让他们在较高层次的岗位上任职锻炼。二是以岗选人。根据制定的交流计划和拟交流干部的能力特点，进行统筹安排，在实现内部人才合理流动的基础上，尽量使被交流干部能够学有所用，发挥其所长，提高人才的使用效率。同时干部交流要抓住重点、有所侧重，交流岗位应根据实际情况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重点单位或部门关键岗位上的干部要加大交流力度。按照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原则，根据干部的年龄、气质和专业知识类型，将其安排到相应岗位工作，不“乱点鸳鸯谱”，不搞论资排辈和平衡照顾，避免大才小用、小才大用、庸才重用。三是幅度适中。为保持干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般来说，新干部上任要有二到三年的时间，才能看出一任干部的工作成效。一方面要避免因交流造成某个地方和部门新手急剧增多而影响工作的现象，应合理确定交流的比例。
另一方面，要适当确定科级干部交流年限，这样既有利于形成科级干部交流的“大气候”，减少交流阻力，又有利于统筹考虑培养锻炼干部和改善领导班子结构的双重要求，克服盲目性和短期行为。
四、体现公平，让干部愿意交流。部门、单位、乡镇之间经济、政治上待遇的差别，是导致干部不愿交流的重要原因之一。自规范津补贴
发放后，干部的经济收入总体差距已经不大，但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纪检、监察和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有审批权力或收费项目等重点部门、单位的监督检查，防止不合理收入。组织部门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经营者得利，在干部的提拔使用上，向艰苦边远乡镇和条件艰苦、工作繁重的部门重点倾斜，有计划地实施“热门单位”
与“冷门单位”、“重要部门”与“一般部门”科级干部的换岗交流，通过交流逐步实现利益公平。
11.管理干部经验交流 篇十一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研究
● 张东保
有计划地对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学界关于干部交流制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甚少涉及民主革命时期。本文旨在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工作的梳理与探究，以揭示这项制度之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价值。
干部交流；制度；组织建设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调任、转任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有计划地对领导干部进行交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培养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措施。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然而此后学界关于干部交流制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甚少涉及民主革命时期。本文旨在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工作的梳理与探究，以揭示这项制度之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价值。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的开创与奠基
中共中央很早就认识到干部交流的意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对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干部交流进行过探索。193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为使全国干部，有适当的调剂与分配，必须各地党部之间，苏区与白区之间能够互相供给干部，要随时准备一部分干部供上级党部的调动，现在各白区党部，应积极的进行征调工人，军事人材，及各种技术专门人材，输送到苏区去，苏区必须能派遣一些干部到苏区附近白区党部中去，以及各级党部，群众组织，对于上级机关，必须有人材的供给。”[1]这是我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探索干部交流制度的最早出处。此后干部交流逐渐成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镇压和迫害，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但是，这一时期苏区和白区的干部流动仍然较为频繁，项英、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等一批党的干部带着各自的使命和任务，秘密往返于苏区与白区之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加强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10日，项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4月14日，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7月20日，苏区中央局派秘书长欧阳钦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央革命根据地各方面情况，中共中央在听取汇报后，作出《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央局的成份以派去的伍豪同志（周恩来）与现在苏区的项、毛、任、王、顾、邓、朱七同志共同组织。”[2]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接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指导根据地的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等工作。此后，陆续有一些干部到达苏区。1932年1月，刘伯承到达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5月，邓颖超到达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处境险恶在上海无法立足，决定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月底，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到达瑞金。此后，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负责领导白区地下党的工作。1934年，因上海中央局遭受多次破坏，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在天津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赴上海开展工作。1935年5月底，孔原抵达上海，召集刘仲华、浦化人，组成3人团，统一领导中央各系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十分关注上海地下党的处境，1935年5月底，洛甫（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派陈云、李维汉到白区开展工作，这是长征途中中央第一次提出要派领导干部加强白区工作。李维汉虽未能成行，但陈云、潘汉年于1935年下半年先后抵达上海，后因上海中央局又遭破坏，陈云、潘汉年、孔原又接受其他任务，先后奉命去莫斯科工作。[3]1936年春，潘汉年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担任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联络代表。同年，中共中央委派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延安到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兼管文艺工作，促进各党各派联合抗日。9、10月间，中共中央设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领导上海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4]1937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派遣刘晓到上海负责地下党的工作。6月下旬，刘晓抵沪，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刘晓任书记，全面主持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5]
孔原到上海后，为加强北方局工作，1935年6月，中共中央派彭真、李大章组成北方局工作组赴天津开展工作。12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委派刘少奇去北方局工作。1936年3月底，刘少奇从延安抵达天津，4月，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任书记。通过党内教育和实际工作，迅速纠正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北方局先后委派多位干部赴晋鲁豫等地区开展工作。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去山东重建中共山东省委；6月，派李宝森到太原整顿山西省工委，派沈平到河南恢复党组织；7月，派王益民到绥远主持工作，成立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形势十分艰危的情况下，对干部交流工作的一系列探索，是我党干部人事制度的创造性实践，在保护、培养和锻炼干部的同时，有利于恢复和维护白区与苏区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促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干部基础。
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的探索与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培养和锻炼干部，推出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对干部交流方式进行探索，开创了“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等多种交流形式。1942年2月2日，中共中央委托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起草《关于有计划地培养和调剂各种干部的办法》，要求党政军各方面干部都要根据具体情形，实行必要的调剂，以增强干部各方面知识，提高干部掌握全部工作的才能，“要使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学习根据地工作，增强经验”，[6]开始了对干部交流方式、方法的探索。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延安干部培养和使用的决定》指出：“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但没有或很少有下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在不妨碍该机关工作的条件下，应将一部分调去参加下层工作，同时吸收有下层工作经验的适当干部去代替之。”[7]尝试机关干部与基层干部的交流。
194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在《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为使新老干部更加互相融洽互相补助，提议：1、每个战略单位内，进行调剂各部队间的新老干部；2、尽可能作到同级的新老干部相互参杂（如营长是老的，营教导员是新的）以便相互帮助；3、与地方党进行交换干部，以便使军队与地方更能密切合作。”[8]探索军队与地方干部间的交流。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中，针对各根据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军区、分区两级有些缺乏领导中心等现象，要求将军区、分区两级许多性质相类的机关合并办公，腾出大批干部加强下级，有些可以合并的分区加以合并，大批干部人员及知识分子派到区乡去，派到空虚而需要的部门去，派到接敌区、游击区、敌占区去，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派到游击队中去，结合精兵简政工作开展干部交流。
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立足长远，“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9]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抽调大批华北及华中各区的营级、县（级）以上干部以及部分技术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为争取战争胜利积蓄力量。
1943年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了党的干部交流制度史上的重要文件——《军委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明确了干部交流的原因、目的、对象、方式、期限等。交流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上面与下面的交流：“长（常）在领导机关之干部，特别是新知识分子干部，应使之到部队里去做一个时期的下层实际工作。而在部队中做了相当时期工作之干部，则应吸收到领导机关参加一时期的工作”；二是前方与后方的交流：原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应吸收一部分由华北与华中抽调回延安的干部到部队里去，增强实际作战的能力，原在该部队的干部，则抽调一些到军校学习。前方各部队亦有自己的后方，应将在此种后方机关工作的干部（如参谋、宣传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工作人员），与经常处在战斗前线上的干部，酌量实行必要的交流；三是军队与地方的交流。总政治部与联防政治部率先将干部交流制度作为一种干部制度与工作制度执行，总政治部每次与一二○师及原留守兵团部队交流四人：团级二人，一老一新。营级二人，一新一老，[10]交流的期限为每半年或一年一次。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措施，对于培养和锻炼干部，密切上级与下级、前方与后方、军队与地方的联系，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和南方支援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1946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为培养党的技术干部抽调知识青年去东北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在东北所占有之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内，有许多铁路和轻重工业，须要大批培养自己的技术干部（工程师技师等），才能掌握和发展这些企业，同时中苏合办的长春路及其附属企业及举办之技术干部学校也可能打入许多人进去，为着应付上述需要，更重要的为着培养大批党的技术干部，以适合于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中央决定从华北、华中抽调一千个知识青年派送东北。”[11]此次抽调的一千名知识青年分配情况为：华中300人，山东200人，太行200人，晋察冀250人，晋西北50人，要求是20至30岁、身体健康的男性，文化程度为初中或高中毕业，“最好都是党员（如有懂俄文者更好）。”[12]
1946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派干部到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开展工作的指示》，指出：“为着建立各收复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基础，应抓紧目前时机（国民党立脚未稳，人民情绪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工作”，“着手调集一批干部，给以短期训练后，分布到附近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中如有适于各该战略区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城市工作干部，即报告中央，以便统筹调剂”，[13]为下阶段工作做好准备。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日益增多的新解放区的接管和政权建设任务导致对干部的需求量激增，为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推进，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定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此五万三千个左右的干部，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14]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使之“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包含有一亿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大、中城市的新解放区。”[15]
1948年10月27日“辽西会战”取得重大胜利，东北野战军准备乘胜进军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军管会人选，抽调四千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沈阳等几个大城市。“28日开动员大会，说明政策，规定纪律，从哈尔滨动身，11月2日，即进沈阳城，顺利完成接收工作。”[16]陈云成功接收沈阳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沈阳接收的经验》，重点谈到由抽调干部组成的军管会在接收工作中发挥的突出作用。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同意组成专门班子接收大城市给陈云的复示》中同意陈云的“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的提议，并要求“东北局也准备将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着明年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目前如可能，从沈阳的接收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干部给黄克诚带往天津参加接收工作，也很有必要。”[17]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以《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调派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鉴于“上次五万三千干部的抽调，各地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目前不可能亦不应再次大量抽调”，[18]因此，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所有老干部一般着重从城市和地委以上高级机关中征调。194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继续要求华南分局及华中局，“应在东江、韩江及闽西三区放手招收大量青年学生，开办数千人的学校训练干部，同时按照可能性抽调一千至二三千老的和较老的工作干部加以训练，为准备接管广州及其他大城市之用。”[19]自1949年6月起，这些抽调的干部随军南下，以军管会的名义顺利接管了上海、浙江、福建、四川等大部分新解放省市，并在军队筹粮、土地改革、剿匪反霸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党史上著名的“南下干部”后来大多成为党的栋梁之材，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严峻的战争环境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对于干部交流工作的一系列探索与实践，不仅培养和锻炼了大批优秀干部，激发了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对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开创和丰富了干部交流的形式与内容，为建国后干部交流制度的规范化、程序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干部交流工作的启示
（一）坚持艰苦奋斗，注重价值引导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一批党的干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畏艰险，不讲条件，在白色恐怖或战争威胁下，敢于献身，奔赴各地，勤奋工作，完成使命。这种在恶劣条件下仍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即是我党一直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一价值理念在新时期的干部交流工作中仍需大力提倡，以防止和纠正少数干部只愿去发达地区、工作条件好的岗位，而不愿去偏远、贫困地区、工作条件差的岗位交流的错误倾向，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干部交流观念，提高其参加交流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二）探索多种形式，创新交流载体
科学、合理、规范的交流形式，有助于实现干部交流的根本目的，提升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反之，则会挫伤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民主革命时期，我党积极探索“白区与苏区交流”、“上面与下面交流、前方与后方交流、军队与地方交流”等多种交流形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前仍应进一步探索干部交流的多种实现形式，包括以培养锻炼为导向的“培养性”交流，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为导向的“互补性”交流，以反腐倡廉为导向的“规避性”交流，以择优选人为导向的“竞争性”交流等等，不断创新交流载体，提高交流的针对性、目的性和实效性，以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内在动力。
（三）注重科学规划，实现科学发展
制定科学的干部交流计划与规划，有助于克服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无序、混乱状况，避免干部交流的盲目性，推进干部交流的科学发展。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注重规划引领，谋划长远，《中共中央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军委关于部队干部实行交流的指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等重要举措都具有高度的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从而为下阶段工作打好基础，明确方向。因此，开展干部交流工作，应在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拟交流干部的专业特长、任职经历、能力素质、成长特点、群众基础、工作生活环境等要素的综合考核，结合不同地区、部门、岗位的工作需要，科学地制定执行方案，以推动干部交流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44.
[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12.
[3]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0.188.
[4]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0.200.
[5]肃霜天晓——刘晓纪念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4.
[6]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43.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68.
[8][9][11][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8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613.616.640.640.[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21.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08.
[14][15][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28.428.573.
[16]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18][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2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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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9-928X(2012)11-0008-04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