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叙事诗是

中国最早的叙事诗是（17篇）

1.中国最早的叙事诗是 篇一

A、《康熙字典》

B、《说文解字》

C、《新华字典》

D、《尔雅》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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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公元1(东汉)许慎9，353加上重文1163字，共计收字头10516，字头为小篆，按540部首排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龙龛手鉴》公元9(辽)行均26，430字部首按平上去入四声顺序排列，共242部，其中平声97部，上声60部，去声26部，入声59部。

《说文解字》公元100年(东汉)许慎9，353加上重文1163字，共计收字头10516，字头为小篆，按540部首排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

《字林》(晋)吕忱12，824按《说文解字》540部首排列，已佚。

《玉篇》公元543年(南朝梁)顾野王22，726字按542部首排列，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

《龙龛手鉴》公元997年(辽)行均26，430字部首按平上去入四声顺序排列，共242部，其中平声97部，上声60部，去声26部，入声59部。收录俗字较多。

《广韵》公元10(宋)陈彭年等26，194字按206韵平上去入四声顺序排列，平声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韵再分小韵，共9300多小韵。

《类篇》公元1066年(宋)司马光等31，319字按《说文解字》部首排列，其中“H”、“食”、“木”、“水”四部各分为上下，故共有544部。同部的字依韵排列。

《集韵》公元1067年(宋)丁度等53，525字编排方式基本与《广韵》同。

《改并五音聚韵四声篇海》公元1212(金)韩道昭35，189字共444部首，按36字母顺序排列，同母的部首，又按平上去入四声排列，同部首的.字头，按笔画多少为序排列。

《字汇》公元16(明)梅膺祚33，179字按214部首排列，首创部首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法。同部首的字头，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

《正字通》公元1671年(明)张自烈33，549字编排方式基本与《字汇》同。

《康熙字典》公元17(清)张玉书47，035字沿用《字汇》、《正字通》214部首排列法。正文外有补遗和备考。加上古文字字头共49030字，其中重收字头81个。

《中华大字典》公元1915年(中华民国)陆费逵等48，000多字沿用《康熙字典》部首，但顺序有所调整。

《汉语大字典》公元1986年——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大字典》修改委员会54，678字按200部首排列。部首按笔画多少为序排列，每部之字亦按笔画多少为序排列。同笔画的部首和每部之内同笔画的字，均按横竖撇点折笔顺排列。正文外有补遗和附录11种。

2.中国最早的叙事诗是 篇二

中国历史悠久, 幅员辽阔。自古以来开凿运河既多且早, 众所周知的京杭大运河就是其中之一。它既是世界上里程最长, 也是开凿最早的现存运河。京杭大运河最早开通的一段 (扬州至淮安) 称为邗沟, 开凿于春秋时代后期的吴国, 开凿时间经考证, 约在公元前486年, 迄今已有2 498年的历史。由于邗沟是最早见于《左传》上有明确记载的运河, 因而传播较广, 当前一般性的书籍和报刊上通常称它为中国最早的运河, 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和讹传。开凿时间比邗沟还要早的有扬水运河, 位于今湖北省境内的长江与汉江之间, 是春秋时代中期楚庄王在位时开通的, 比吴国的邗沟运河至少要早100年。由于邗沟运河或扬水运河, 都是开通于春秋时代, 因此学术界 (包括史学界、地理学界、水利学界和交通学界) 一向认为:中国的运河历史起始于春秋时代, 迄今已有2 500～2 600年的历史。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共识。

但是, 这种传统的共识值得商榷。历史告诉我们, 中国早在春秋时代以前的商殷朝后期和西周时代就开凿过运河。由于篇幅关系, 本文暂不论述开凿于西周穆王时代的陈蔡运河, 只谈开凿于商殷朝后期的太伯渎运河。

在今江苏无锡市京杭大运河的北侧, 有一条名叫伯渎港的河道, 它西端通京杭大运河, 向东延伸经梅村至苏州境内, 可以通行船只。伯渎港的前身就是历史悠久的太伯渎。

早在20世纪40～50年代, 著名水利史专家武同举先生在谈及中国运河历史时就曾指出:“征诸历史, 最古为太伯渎。” ( (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三十一《太湖流域一·历史提要》)

可惜半个多世纪以来, 武先生的这一重要论点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在长期进行中国运河史的研究中, 深感太伯渎历史地位的重要。如果经论证取得学术界共识的话, 则将突破目前学术界对中国运河史起始时间的传统共识, 使中国运河历史的上限提前至商殷朝后期。这无疑是一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事。因此, 不揣浅薄, 撰成本文。

关于太伯渎, 许多历史文献都有记载。例如, 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常州·无锡县》条下记载云:“太伯渎, 西带官河, 东连蠡湖, 入苏州界。淀塞年深, 粗分崖岸。元和八年, 刺史孟简大开漕运, 长八十七里, 水旱无虞, 百姓利之。”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江南道·常州》条下记载云:“无锡南五里有太伯渎, 东连蠡湖。”

元、明、清三朝所修常州、无锡的地方志, 对太伯渎的记载更为详细。例如, 元朝王仁辅编篡的《无锡县志》卷二《山川》记载云:“太伯渎去州东五里, 贯景云、大伯、梅里、垂庆四乡, 西枕官河、东通蠡湖, 入平江界, 岁久淤塞。唐元和间刺史孟简浚之, 长八十里, 阔一丈二尺, 深四尺。……此渎开于太伯, 故名其渎, 以示不忘。”

明朝弘治七年修篡的《无锡县志》记载云:“太伯渎, ……始开于太伯, 故名。唐元和八年刺史孟简浚之, 并导蠡湖。”

清朝两江总督赵宏恩等监修的《江南通志》卷十三《山川》记载云:“太伯渎在无锡县东五里, 西连运河, 东连蠡湖。唐刺史孟简浚之。又, 周太伯开渎, 后人名曰太伯渎。”

近年来出版的《无锡辞典》、《无锡市水利志》等, 对太伯始开太伯渎都有明确的记载。例如,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无锡辞典》第28页《伯渎港》条云:“太伯渎, 相传为太伯率领无锡先民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 唐·元和年间拓浚。西起无锡南郊, 与江南古运河相通, 向东经坊前、梅村、茅塘桥, 入蠡湖。1958年, 南延至望虞河, 全长25.5公里, 宽22米。现称伯渎港, 是无锡县东郊的通航河道。”

不久前由无锡市水利局组织众多专家编篡、出版的《无锡市水利志》第122页《伯渎港》条云:“伯渎港西起无锡城南清名桥畔, 东至望虞河、漕湖, 全长24.14公里。……伯渎港可谓太湖流域地区最古老的人工河道, 相传为商殷时期末 (公元前1122年) 吴太伯所开。太伯系北方周人, 三次让贤来到南方, 定居于无锡梅里。为发展农业生产, 率领吴人开河兴修水利, 后人名曰太伯渎。”

根据以上所引文献资料的记载, 当年太伯定居无锡期间, 为适应灌溉和行舟的实际需要, 率领当地群众开凿太伯渎, 本是一件极为正常而毋庸置疑的事。可是, 史学界的有些学者, 因受清代学者崔述和20世纪20～30年代掀起的疑古思潮的影响, 对于太伯奔吴以及开凿太伯渎之事, 抱着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持这种态度者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学者根本不相信《史记》记载的太伯奔吴事件, 也有些学者虽对太伯奔吴之事是相信的, 但认为太伯没有定居在今无锡, 而是定居在其他地方。既然历史上没有太伯奔吴之事, 或太伯虽然奔吴并没有定居在今无锡, 那么太伯在无锡开凿太伯渎也就不存在其事了。二是有些学者认为, 太伯奔吴并在今无锡一带定居都是历史事实, 但太伯开凿太伯渎, 则从未见于先秦至北宋前的文献记载, 直到北宋初突然出现有关太伯渎的记载, 显然是后人的牵强附会。

关于上述第一种情况, 笔者另外撰有《撩开长期蒙住太伯奔吴真相的疑古面纱——重新认识争论不休的几个热点问题》一文, 有理有据地对太伯奔吴并在今无锡定居立国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论证。本文则就上述第二种情况, 有理有据地对在商朝后期由太伯开凿的太伯渎, 为何不见于北宋前的文献记载进行详细剖析。 (未完待续)

3.中国最早的叙事诗是 篇三

这次由山西省委宣传部、临汾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是一次高规格、高层次、高水平的盛会。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合心，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全国知名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专家参加研讨会。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尹天五，临汾市委书记罗清宇、市长岳普煜、市委副书记王文英、宣传部长黄翠莲等省、市、县领导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于上午8点在金都花园大酒店举行，开幕式由临汾市委副书记王文英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普煜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之后，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尹天五代表省委宣传部和胡苏平部长对大会召开表示了热烈祝贺！并表示了对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接下来的研讨会由王巍主持。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合心率先作主题发言。刘合心在发言中重点谈到了尧文化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同时还就尧文化研究与开发特别是打造“三尧”（尧庙、尧都、尧陵）文化品牌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后的大会研讨中，考古专家学者们就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和尧文化各抒己见、讨论热烈，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提出了对尧文化的深刻理解，并对如何把握尧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展开了深入讨论，取得了基本共识。

首先发言的李伯谦教授。李教授早在1995年就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目前正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的工作。李教授在题为《陶寺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的发言中，阐述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三个阶段和两种模式后，率先提出了“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的结论，李教授的开场发言给了与会人员一个强烈的暗示，让大家对这次研讨会有了期待。

何驽研究员的发言更像是演绎一场侦探小说。这位长期主持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为陶寺观象台、陶寺地中确立呕心沥血的考古学者，更有几分艺术家的思维，否则无法还原4300年前的历史画面。他通过PPT宣读了论文《中国之始 帝都之证》，一步步剥茧抽丝般地得出了不容置疑的结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陶寺是尧都平阳；尧舜禹时代不是传说，是真实存在的信史；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以陶寺邦国为代表的最初的“中国”不是奴隶制社会，是贵族统治阶级与平民阶级构成的国家社会。

在接下来的发言中、王震中、李健民、梁星彭、高江涛等考古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进行了展示和论证，专家们都一致认定，陶寺社会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陶寺古城是我国尧舜禹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考古专家们经过一上午论证之后，从下午2点30分开始，北京联合大学武家壁教授，武汉科技大学的孙君恒教授，中国孔子研究院的宋冬梅研究员，山西省社科院李中元院长、杨晓国研究员，山西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的乔新华教授、李琳之教授，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王志超，山西财经大学教研室主任刘海鸿等分别发言，他们围绕大会主题作了研讨发言，同时就尧文化研究与开发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这其中就有成立中国尧文化研究院（研究中心）、建设尧文化主题公园、建设尧文化博物馆、尧文化走进乡土教材、设立尧文化研究基金等。专家学者们在发言时，市委书记罗清宇不时点头，并记下了这些宝贵建议。

王巍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此次研讨会立意高远，研讨会主题不仅是尧文化，而且和德廉思想相衔接，突出体现了尧文化研究的时代性。尧都探索薪火相传，已经将近40个年头了。考古界几代学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此我们应该对这些考古先贤先辈们表示缅怀和敬仰！我觉得尧都平阳或者说陶寺遗址的性质应该是为不断获得新的考古资料所逐渐证实，现在我们认为尧都平阳即陶寺作为尧的都城这一点在考古学界应该说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共识，这一点既成定论；尧都平阳应该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现实，当然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更好的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让它的说服力进一步增强。因为一系列的证据链正在证明，尧都平阳时代、时间、空间、陶寺遗址的内涵、陶寺遗址的规模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等，当然还辅以其他的一些民俗的证据、当地的地名、后代的历史文献等等，已经接近定论。所以我认为，至少从宣传的角度，陶寺作为尧的都城应该是可以宣传的，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

王巍强调，陶寺文明已经进入一定文明阶段，应该说通过一系列的发现，取得了关键性的证据。都城、宫城、宫殿、大型王宫墓葬、天文设施，尤其是反映的礼仪制度，已经形成金字塔式的结构，已经出现了王权，而且不断强化。

所以说这些方面让我们有信心、有把握地宣称，陶寺遗址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它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距今4300年，比二里头（公元前1700年，夏代后期）提前了500年至600年。它是中国最起码是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定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最早的都邑性遗址。所以我觉得是证明、实证5000年文明重要的支点，这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把陶寺遗址项目作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尧都不仅是临汾的、山西的，它应该是全国的尧都。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证明了山西，因为它是中国最起码是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定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最早的都邑性遗址。不仅如此，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陶寺文化的全面揭示让我们得以拿出，从中国的实际资料当中归纳出进入早期文明的一系列实证。所以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能全面地占有所有的，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标志。

王巍指出，陶寺遗址的发掘，为尧文化研究提供了重大依据。要加强考古工作，打造以尧文化为内容的各类文化产品。要认真研究尧文化的精神内涵，注入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弘扬从帝尧时期开始发展的传统文化。祝愿尧都尧文化的研究弘扬和传承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临汾市委书记罗清宇在讲话中指出，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议程紧凑、层次较高、研讨深入、成果丰硕。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溯中国源头 寻华夏之根”这一主题，围绕尧文化的思想精髓和精神内核，在对大量文物考证的认定和历史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看法，对临汾作为尧文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基本确认，在尧都平阳和尧文化的关系上形成了共识，对尧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形成了共识。

研讨会闭幕之后，国内外各主流媒体迅速跟进，掀起了“陶寺就是尧都平阳”的宣传热潮。新华社的报道标题是：《专家认为：陶寺就是尧都》，人民日报的标题是：《考古资料证实山西临汾陶寺为“尧都平阳”》，中国日报标题是：《考古资料证实山西临汾陶寺为“尧都平阳”》，香港文汇报的标题是：《考古证实山西陶寺为尧都》，山西日报标题是：《千年悬疑“尧都何在”有结论 专家称在临汾陶寺》。与此同时，各大小网站，手机微信竞相转载，“尧都平阳”有口皆碑。正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家媒体说尧都”。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2015年4月15日，中国临汾“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中国”由此寻找到了远古的基点，这一天也必将在尧文化研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临汾人从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全世界：套陶寺是尧的都城，临汾就是最早的“中国”。

（作者系临汾市尧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临汾市委党校尧文化研究室主任，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4.我国最早的第一部神话小说是 篇四

《搜神记》所叙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不少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文章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鬼神信仰”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它与山川祭祀、祖先祭祀并列。自商周以来，历代帝王无不亲登祭坛祭祀，而记载神鬼传说的典籍。

除《山海经》、《淮南子》外，《搜神记》称得上其中的集大成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为我们保留了不少珍贵的材料，是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民间传说及神话小说不可多得的收藏珍本。

《搜神记》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干将莫邪》《李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董永》等，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歌颂了反抗者的斗争，常为后人称引。其中的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它是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的著作，开创了中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

《搜神记》作者的简介

干宝(?~336年)，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明天启《海盐县图经》

云：“父莹，仕吴，任立节都尉，南迁定居海盐，干宝遂为海盐人”。又云：“干莹墓在澉浦青山房。”明董谷《碧里杂存》云：“干宝……海盐人也。按武原古志云，其墓在县西南四十里，今海宁灵泉乡。真如寺乃其宅基，载在县志，盖古地属海盐也。”

据史料记载，自西晋永嘉元年(3)，干宝初仕盐官州别驾(刺史的从吏官)，后因刘聪、石勒之乱，西晋亡，东晋立，南北对峙，干宝举家迁至灵泉乡(今海宁黄湾五丰村与海盐澉浦六忠村的交界处)。永嘉四年(3)，父卒，葬澉浦青山之阳，干宝为父守孝。至三世时，迁至梅园(今海盐通元)，自此，海盐成为干氏子孙繁衍的居住地。

搜神记的作品影响

5.中国最早的叙事诗是 篇五

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制订的一个，然而多数人并不知道，冬至的起源居然是来自于一次国家层面的都城规划。早在3000多年前，周公始用土圭法测影，在洛邑测得天下之中的位置，定此为土中，这在当时有着政治意义的举动，却成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节日之一。[2] 周公到洛阳，用土圭法测得洛阳所处的地方即为“天下之中”，然后开始占卜国家社稷的吉地。《尚书·洛诰》记载：周公“朝至于洛师”，对洛阳周边的几个地方做了考察，最后确定涧水东、瀍水西、瀍水东皆“惟洛食”（都是兴建宗庙社稷的好地方）[3]。周公通过“土圭测景”选定洛邑基址的史实，被载入了古代典籍，也被后人奉为封邦建国的成法。“土圭测景”的目的是找出“土中”（中国的中心）。这种方法的要义是“树八尺之表，夏至日，景长尺有五寸；冬至日，景长一丈三尺五寸”（即竖起高为8尺的标杆，在夏至日观测，中午的日影是1.5尺，冬至日中午的日影是13.5尺），“测土深，正日影，求地中，验四时”。用这种方法测到的就是“土中”洛阳、“洛邑”的理论位置。

依周公测影所定的天下之中，周人详细规划了灭商后的第一座国家都城，《逸周书·作雒》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4]。“定天保，依天室”，国家社稷（都城、宗庙）完成之后，周公在成周明堂制礼作乐，详细制订了国家礼仪制度，据记载，周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也就是说，周公选取的是经土圭法测得的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为新的一年开始的日子。

由周到秦，以冬至日当作岁首一直不变。至汉代依然如此，《汉书》有云：“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也就是说，人们最初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古人认为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大吉之日。因此，后来一般春节期间的祭祖、家庭聚餐等习俗，也往往出现在冬至。冬至又被称为“小年”，一是说明年关将近，余日不多；二是表示冬至的重要性。把冬至作为节日来过源于周代，盛于唐宋，并相沿至今。周历的正月为夏历的十一月，因此，周代的正月等于如今的十一月，所以拜岁和贺冬并没有分别。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后，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因此，也可以说专门过“冬至节”是自汉代以后才有，盛于唐宋，相沿至今。

6.哈雷彗星最早记录是哪国人留下的 篇六

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慧星记录。大约在公元前1057年，中国人记录了著名的哈雷慧星的最早“档案”，比西欧最早记录要早1100多年。

中国拥有最多哈雷彗星的历史记载

若把公元前1057年武王伐纣的回归次序当作第一次，而第二、三、四、五、及六这5次回归至今尚未在史籍中找到记录，而第七次回归即鲁文公十四年七月的那次(公元前6)，第八次回归也未发现有记载，第九次回归即秦厉共公十年那次(公元前467年)，第十次及十一次回归同样未找到记载资料印证，但从第十二次即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起至19第四十次为止，我国史籍上连续有29次有关哈雷彗星回归的记录。若从公元前1057年起计，在40次哈雷彗星的回归中，中国有32次的出现记录，记录之多为世界之冠。

7.中国最早的叙事诗是 篇七

关键词：李叔同,油画,印象派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李叔同是一位具有开拓型的画家,作为第一批把西方绘画带到中国的留日学生,在中国绘画的近代化进程中,有筚路蓝缕之功。很多人为此给他冠以绘画领域的“第一”、“始祖”等诸多头衔,如:“第一个到日本学习西画的中国人”、“广告画始祖”、“版画先行者”等等。纵观李叔同的绘画历程,国画、油画、水彩画、漫画、广告画、版画他均有涉猎,其中以油画成就最大。

李叔同开始油画学习是在留学日本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后,1906年李叔同考入该校时,正值黑田清辉担任西洋画科主任兼主讲教授。黑田清辉是当时日本著名画西洋画的画家,曾留学法国巴黎学习绘画,他将法国学院派技法与印象派完美结合创立了日式印象派绘画,并把这种新的绘画风格带回日本,在学校广泛推广。李叔同就读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时的指导教师是谁,限于资料的缺乏,已无从考证,黑田清辉虽不是李叔同的直接指导教师,但从广泛意义上讲,作为科主任兼主讲教授,他也是李叔同的老师,并且早在考入美术学校之前,李叔同就表现了对黑田的敬仰,潜心研习他的绘画,因此黑田倡导的印象派对李叔同油画创作风格的走向以决定性的影响。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李叔同绘画作品真迹中以油画最多,见诸于记载或流传下来的作品主要有《停琴》、《朝》、《昼》、《静物》、《自画像》及《出浴》等。

进校后第一幅油画作品“海边拄着拐杖的老人”,是李叔同早期油画作品,真迹已散失,李叔同曾将这副作品赠给学生李鸿梁。李鸿梁在1983年发表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的回忆文章《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中这样评价这幅作品:“画的是以大海为背拔的一个扶杖老人,意态有点像米勒的《晚钟》,不过色彩比较淡静、调子也比较柔和。”[1]李鸿梁是李叔同的高足,李辑同称他是“最像自己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李叔同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曾推荐他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自己代课。李鸿梁在国画、油画、水彩画、绘画理论上各有造诣。李鸿梁对李叔同这副作品的评价应算中肯,这幅作品和米勒的作品“意态有点像”,有一定的渊源,米勒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农民画家,与巴比松画派有密切的关系,对这个画派有重要的影响。黑田清辉的老师科兰师承纪绕姆,而纪绕姆与巴比松画派的一些画家交往密切。米勒的绘画影响了巴比松画派,巴比松又影响着纪绕姆,进而影响到黑田清辉,而黑田倡导的绘画又给了李叔同重大的影响,所以在李叔同的作品中感受到米勒的意味,也是自然的。

《停琴》、《朝》、《昼》和《静物》是李叔同油画创作中值得关注的四副作品,曾分别入选当时日本著名的西洋画美术团体白马会1909年和1910年的年展。白马会由黑田清辉创建,是当时代表日式印象派的美术团体,推崇印象派绘画,主导日本近现代油画的发展,李叔同的作品能入选白马会,其油画创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吋,同时也可以由此推测李叔同的油画风格走的是印象派路线。

《停琴》入选1909年白马会年展,因没有资料影印,作品内容不详。《朝》、《静物》、《钰》入选1910年白马会年展,其中《朝》具有典型性,被收录在《庚戌白马会画集》里,在当时的评价中,有记者在《都新闻》中这样写到:“李岸氏的《朝》,用笔、用色都很大胆,只是用笔原非清国所擅长的笔法,好像是刚刚学来的。然而,作为新时代的一个清国人,如此新奇独特的画法,倒是很有意思的。”[2]说明当时李叔同已抛弃了中国画的绘画技法,进入了油画创作状态。《朝》描绘的是一个穿和服的女子,依窗而坐,神态恬静、悠闲,背景是阳光下的一片树林和绵延的远山。整幅作品让人联想到黑田清辉的《湖畔》,《湖畔》以绿山和清澈的湖水为背景,描写一位少妇手持纨扇,身着皱绸浴衣,神态安然的坐在岸边岩石上。《朝》和《湖畔》从用笔技法、色彩表现、构图到主题内容及要表现的人物神态都很相似,画中人物刻画的严谨和精细,显然来自学院派的古典主义绘画训练,然而两位画家都未停留在学院派的老路上,画家们分别抓住晨光与夕阳对环境的影响,着重光与色的处理,使画面充满了暖洋洋的明媚温馨之感,同时通过宁静的背景与悠闲的姿态衬托出人物安然自如的神态。《朝》这副作品,让我们看到了黑田清辉的影子,也看到了印象派在李叔同作品中留下的烙印。

《出浴》是李叔同在校期间另一幅保留下来的油画作品,1920年发表在由他的学生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创办的《美育》杂志上,这幅作品描绘了一个浴后的少女,眼睛微闭,全身裸露慵懒的倚靠在椅子上。裸女的题材是当时日本油画界喜欢的主题,以此抵制来自传统艺术复兴运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对西洋画的内在阻力,黑田创作的以写生为据的没有背景环境的女裸体三联画《智慧、印象、感伤》就是这样的作品。李叔同追随黑田步伐,创作了这幅同样以裸女为题材的作品。在技法与构图上,将这幅作品与黑田的另一佳作“坐在椅子上的少女”做一比较,两者的相同之处也一目了然:人物沉静的神态,构图与造型的均衡准确,注重光与色的变化。

还有一幅值得探讨的李叔同油画作品,即在东京美术学校时的毕业创作《自画像》。这幅《自画像》让我们看到他在毕业时的创作更加大胆了,在写实的基础上直接综合了法国新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多个画派的用笔用色技巧。新印象派主张废除在调色板上调色,把原色一点点用科学的规律排列在画面上,让人眼的水晶体去混合色彩,从而产生对色彩的感觉,《自画像》借鉴新印象派提倡的点彩技法,整幅画面留下了明显的点彩笔触,但李叔同并未完全追随点彩画法作纯粹的光色表现,而在写实的基础上综合线描,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让人不禁联想到梵高的《自画像》。

通过上述作品的解读,让我们看到李叔同确实是当年东京美术学校所流行的准印象派风格的忠实实践者。也正如中国早期美术教育家姜丹评价的李叔同的油画风格属于印象派:“上人于西画,为印象派之作风”。中国画家去欧美留学的不比去日本留学的晚,但中国画家对印象派的了解与接受,主要还是通过日本美术教育这一环节展开的,因此紧追黑田清辉画风的李叔同便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最早接受印象派绘画风格的画家。

参考文献

[1]《弘一大师全集》编辑委员会《弘一大师全集附录卷》.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2]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上海:上海佛学书局,1995.

8.“司马”最早是姓吗 篇八

司马作为官职，在西周时开始设置，与司徒、司空并称“三有司”，亦称“三有事”。司马为朝廷重臣，掌管军政与军赋，常常领兵出征，所率军队为六个师或八个师不等，相当于大将军。

春秋时，各诸侯国官制中都有司马一职。有的诸侯国还设有大司马，此外还有左司马、右司马作为司马的属官。不仅在中央政府官制中有司马一职，在军队中也有此类官称，如晋军中就设有司马，是一个低于军尉的官职。

战国时，将领或军师常常被称为司马，如《战国策·齐策》记载“禽（通擒）燕之司马而反（通返）千里之齐，安平君（指田单）之功也”，“燕之司马”就是指燕将骑劫。在军队的将帅之下，还设有很多司马之职，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此外，地方的县、郡也设有司马的官职，今天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官玺中有很多县、郡的司马之玺。

司马的官职到了汉代曾一度被取消，到汉武帝时，又改太尉为大司马，后世以此作为兵部尚书的别称（兵部侍郎则别称少司马）。汉代大将军统管五部，每部各设军司马一人。

魏晋至宋代，司马为军府之官，总理军府事务，参与军事计划。其中隋、唐两代，州、郡、府中各设司马一人，位在别驾、长史之下。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而到了明、清两代，司马则成为府同知的别称了。

9.中国最早的叙事诗是 篇九

曾去北京拜访过李大钊同志的烈士陵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镌刻着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这简短的文字言简意赅的写出了李大钊同志一生的成就以及对国家对党的贡献，没错，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给旧中国带来了新思想，并且一生都在为了解放人民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解放中国而作斗争，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因为家乡同样在河北，所以我小时候曾去河北乐亭县李大钊故居拜访，了解了李大钊同志的生平和他的生活环境，他有着深厚的革命热情，一生都在为革命做贡献，并且有着满清热血和一手好的文笔，在革命的时期写出了很多流传下来的作品。读过李大钊的作品会发现，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且结合中国国情，能够写出很多解放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文章，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同志从小就有着深刻的爱国热情，并且一生都在为着救国的目标不懈奋斗，他努力的在思想上实现国家的解放。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他被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留学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之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以敏锐的眼光，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后来他又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李大钊同志还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先进青年不仅在五四时期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受李大钊精神的影响，我从小就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一些了解，直到后来在书本中学习到了这方面的知识，才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是解放人民思想的新思潮，是救国救民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这种思想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能够解放人民的思想，从而带领中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在当代，我们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在如今也已日趋完善，我们却早已失去了当时的前辈这样的斗志。战乱动荡的年代更能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人们的斗志，而如今社会已经和平国家已经安定，我们更应该努力学习和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已经初步建成，但仍不完善，还有着许多的弊端，如贫富差距过大，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学习革命时期的前辈的精神是很有必要的，未来的社会的发展将需要我们去继续努力，虽不需要再去像前人一样还要在**的时代中一边努力求生存一边为救国而斗争，但新时代有着新时代的需求，前人在战争时期留下来的不屈不挠实事求是的思想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发扬光大的仍需要我们的努力。

李大钊同志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由于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又由于他和陈独秀一齐积极从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

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李大钊同志英年早逝，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哀，他的革命精神与对祖国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去敬佩去瞻仰。作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同志为我国共产主义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并且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建立，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和一些革命志士虽然光荣的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们为新中国做出的贡献也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他的业绩也永远会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李大钊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当代我们更应该继续学习和发扬李大钊同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首先要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日本学习时，他果断参加留学生的反日斗争，结果被学校除名，然而这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从未畏惧，在国家面前，一切他个人的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他生来就是为了为祖国付出为祖国奉献。爱国精神在今天仍值得强调，如今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进步，国家间的差异在慢慢缩小，民族间的文化在慢慢的互相渗透，民族大义在人们心中似乎已经不再像当年那么重要，甚至很多人已经慢慢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一味地追求外国文化。所以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虽然已经没有了民族危机以及战乱，我们也应该重拾爱国精神，时刻将民族大义牢记心中。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时刻在自己心中强调爱国精神，并不只是表面功夫，要落实到思想上行为上，时刻践行前辈们留下来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次我们也要学习和践行李大钊同志留下来的勇于献身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李大钊同志曾说“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正因为有如此这般的精神境界，他才能在面对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从容的选择国家而不是自身，他淡泊名利，一生都在为国家而奉献，在北大任职期间，他的薪水几乎也全部用于捐助别人和支持革命事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副他亲手写的对联便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将民族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通过一篇篇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而努力。现如今也有许多人有着这样的品德，比如感动中国人物放弃安逸生活去山区支教的退休外交官朱敏才、孙丽娜夫妇，最美老师张丽莉，还有蹬三轮近60年捐助300多个贫困孩子的白方礼老人，这些都是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志士，他们都在践行着无私奉献精神，他们的精神和伟大人格和李大钊一样，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尊敬。

同时我们还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创新的态度和变通的思想。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李大钊同志首先从中受到启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救国之路，并且他并没有像陈独秀一样，一味地学习外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而科学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理论联系实际，于是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看待新事物方面，我们应该学习李大钊同志，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能从新事物中看到新想法，并结合自己的需要加以创新，创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如今的国家在文学，艺术，科技方面都缺乏创新方面的人才，我们应该开发自己的思维，看待问题时能够有一些打破常规的创新的方法，只有敢于尝试才会有真正的突破，也为现如今中国的发展探索新的出路。

在李大钊等革命先烈开拓的道路上，无数的革命领导人前仆后继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着，如今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没有结束，我们需要更加深刻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时刻分析中国的国情，做到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地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继承和发扬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留下来的精神财富。

10.光忍是不对的叙事作文 篇十

如果有人冒犯了你，你会忍吗?人都说，忍是一种美德!但我有点意见。

就说我的那次吧，我正在写作业，突然我的同学小旭故意的碰了我一下，我的作业被我正写作业的笔全部叉掉了，那可是我费了一个小时才要写完的作业啊!我想着想着，一把火冲上了我的心头，我刚想对他发火!一种念头冲上了我的心头，我们要宽容待人，要忍他人的`错。我立刻变了一张脸，说：“下回注意些，你有没有伤到啊。”

小旭赶紧说，对不起啊。把你的作业弄坏了，要不要我想老师解释一下，说是我弄坏的你作业。我说：不用了。

……

上课老师说我没写完作业，罚了我，我没说出小旭。

我站在了外面，心里越想越不好受，明明他的错，我为何受罚。

我心里不好受，一到家就委屈的哭了。

一会，我想通了，心里异常的好受。

到校，我又多了一个朋友

想通了再忍，要不你会难受的!

11.最早的中国影像 篇十一

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由尼埃普斯拍摄于19世纪20年代末年，不久尼埃普斯与达盖尔在巴黎见面，并开始致力于摄影术的发明，1839年8月19日，法兰西科学院宣布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

4年后，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迪尔带着达盖尔摄影术，来到了中国的广东和澳门，拍了百余张照片。埃迪尔非常乐于把这些照片送给被拍摄的对象，所以他带回国的照片并不多，但这些照片在法国保存的非常好，也因此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目睹这些照片。当时被拍摄的中国人拿到照片后也会展示给身边的人，不仅在普通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就连当时广东地区的达官贵人们也希望埃迪尔能够为他们拍照。

达盖尔法摄影术需要有良好的光照条件，及较长的曝光时间，通常会在20分钟左右，所以被拍摄者通常靠特殊的支架支撑，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时的拍摄的照片多以静物、风景及人像为主。从这些照片以及当时埃迪尔的日记中，我们可以依稀了解到道光年间广东一带的风土人情。

12.读书是快乐的叙事作文开头结尾 篇十二

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因为看书痴迷而干了一件傻事：上午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看书，正看到精彩的部分时，门却突然开了——原来是妈妈来喊我吃中饭了。

……

13.外婆是一本书的叙事作文 篇十三

在童年的记忆中,总有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身影，那是我的外婆。因为父母打工太忙，四岁时，我被送回乡下外婆的家里。外婆一个人住，屋子又小又黑，客厅就一桌、一椅，又黑又暗的阁楼只有一张窄小的木床和一个年代久远油漆剥落的破木柜。

爸爸妈妈早已走远，可我的泪水总也止不住。外婆的手干冷的风里，一遍遍帮我抹泪，那手粗糙却又温暖。“不要紧，有外婆在。从今天起好好和外婆生活吧。”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一段奇妙又意义非凡的生活开始了。

不一会，我听到一连串铁器撞击的声音，外婆的身后拖着一大串破铜烂铁。她把腰间的带子解下，上面系着一串串吸铁石。她一边把废金属丢进筐里，一边得意地说：“这些可以卖挺多钱呢！”

我在那堆破铜乱铁里发现许多自己从未见过的东西，到底是孩子，我很快忘掉了远离父母的悲伤。这个敲敲，那个捯捯，弄得满手铁锈。外婆撩起衣襟帮我擦手，“要跟我去河边吗？”她又问道。我开始觉得外婆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便点点头。

在河边，一堆烂叶菜和蔬果吸引了我的.眼球。外婆走过去把它们拾起，又拿起一根木棒丢到岸上。我这才知道外婆用木棒拦截这些从上游飘下来的蔬果。

“看，这是我们家才有的“平价超市”呢！这世上啊，只有可以捡来的东西，绝没有可以扔掉的东西！”外婆开心地说，牵起我的手往家里走。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跟外婆收废铁，捡蔬菜。尽管是清贫的日子，我却觉得乐趣十足。

外婆还在一所乡镇小学当清洁工。即使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她也坚持工作。有时在小学看到她在清洁厕所，便会问：“外婆为什么不先打扫办公室呢？厕所好脏！”

“傻丫头，先扫完厕所，再打扫老师的办公室，就会觉得像在天堂一样！”我觉得很有道理，点点头，婆孙俩便笑起来。

家乡的冬天很冷，而外婆家除了一个老旧的电饭煲就再也找不出什么其他的电器了，更别提什么取暖设备。半夜，我经常被冻醒。

“哎哟，你怎么这么娇气呢！”外婆常无奈地说，“快，做几个俯卧撑就不冷了！”说完让我撑在地上，硬逼着我做二十来个。我累得气喘吁吁，而外婆却在一旁咧着嘴笑问：“暖和了吧？”果然，我钻进被窝，全身暖乎乎地睡着了。

14.中国最早的“国富”论 篇十四

“盐铁会议”是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研究国家盐铁酒专卖政策的最高国务会议。其召开的背景是汉武帝后期人口锐减，民力疲弊，昭帝(公元前86年～前74年)专力内治，既恢复汉初以来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同时也继续坚持武帝时期盐铁官营的聚敛政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理念引发了社会上的争论，尤其是盐铁官营遭到了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

在封建社会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盐却必须从外界获得，因此寓税于价的盐专卖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人头税。铁和酒的专卖始于汉武帝时代，专卖古称“禁榷”，榷的意思是独木桥，禁榷合起来就是自己独占，不允许他人涉及经营。

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实行，使汉朝政府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财力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但也使一部分社会财富逐步向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集中，因而变相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因此，昭帝即位之初，辅政大臣霍光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与主持财政工作的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相当于今国务院副总理)桑弘羊等人展开了斗争。

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闰十二月，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相当于今最高法院院长)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察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蒙冤受难以及失业者，为召开“盐铁会议”做准备。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下诏郡国推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到长安，举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以丞相田千秋和桑弘羊为～方，贤良文学为一方，双方对为政得失展开了一场全面辩论。双方对民间疾苦的根源、同匈奴的和战政策、治国的方针和理论等重大问题申述了不同主张。会议后，“罢榷酤官”，部分地区停止铁器官营，其他政策不变。召集郡国贤良文学到京师，虽是谏大夫(执掌议论的咨询官)杜延年提出的，显然得到霍光的支持，所以这次会议也反映了两位辅政大臣对当时实行的经济政策的分歧。

15.我是妈妈的好帮手叙事作文 篇十五

今天是腊月二十七，快过年了，因为爸爸、妈妈一直上班，还没有打扫卫生、收拾家务，所以我今天要帮助妈妈打扫卫生。

妈妈和我都戴上了塑胶手套，准备开始工作，而我爸却得去上班了，不能帮我们打扫。我和妈妈先把擦桌布洗好，然后开始工作。

我去擦桌子、椅子、窗台、门、瓷砖、茶几和沙发，妈妈擦起了窗户玻璃，收拾了厨房……

我们整整干了一天，累得筋疲力尽。工作刚一结束，爸爸正好也回来了，他给我们煮了饭吃，还说要奖励我，我非常高兴。吃完饭后我想去写作业，可是妈妈说：“眼睛还没好，不写作业了吧。”于是我自己动手弄好水，洗干净上床睡觉了。

躺在床上，妈妈说：“你今天表现真好，帮妈妈干了很多家务活，很值得表扬。以后要继续努力哦!”我对妈妈说：“是的`，我会努力的!”

16.中国退休年龄最早 篇十六

20xx年人民网联合清研咨询、优数咨询所做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者反对延迟退休，59%的受访者认为废除退休双轨制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外，73.5%的受访者支持实行弹性退休制。

今天本网小编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退休年龄最早 ，大多数国家渐进式延迟退休 ;具体内容如下：

目前的退休年龄：

根据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规定，下列几种情况可以办理退休：

(1)男性干部、工人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20xx年。

(2)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的职工，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的工龄或工作年限满20xx年。

(3)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20xx年的，经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

(4)因工致残，经医院证明(工人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按月享受伤残津贴;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可以预见20xx年退休年龄仍然保持现在的不变：

目前关于20xx年的退休年龄问题尚无定论，都是停留在专家建议，和领导人商讨的阶段。可以预见在20xx年的退休年龄应该仍然按照目前的政策法规。

根据了解，20xx年15-64岁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xx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达到74.4%，比20xx年微降0.1个百分点。而根据专家测算，20xx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开始下降，这是中国人口红利开始结束的重要信号。

到20xx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66%，总抚养比上升至51.6%。“从静态数据来看，中国人口红利的窗口即将在20xx年关闭。”熊必俊说。

他建议，中国从现在开始研究退休年龄延长的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男女退休年龄的时间分别是60岁、55岁，与国际65岁退休存在5-20xx年的距离。因此如果实施65岁的退休年龄，以每5年提高一岁，则可以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延长到2035年。

4月10日公布的“”人口规划提出， “”是我国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缓慢下行，人口抚养比在经历40多年下降后开始上升。老年人口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800万以上，总量将突破2亿。

熊必俊认为，中国目前的男女退休年龄，与劳动年龄人口差距很大。比如男的59岁退休，与国际有5年的距离。

因此，可以采取延长退休年龄的办法，比如5年延长一岁，20xx年延长5岁，达到国际64岁退休年龄。这样可以使得人口红利延长到2030年。

他认为，下一步国家要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依靠人的全面发展，把老年人从负担变成资源。同时认识健康的作用，提高全民健康素质。

而“”人口规划提出，到20xx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4.5岁。人类发展指数也从1980年的0.475上升到20xx年的0.778。

此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称，对退休年龄的问题还在进行研究。

张车伟认为，鉴于目前很多人士存在延长退休即延迟养老金支付的误解，未来政策设计时，延长退休年龄不要搞一刀切。即可以不强制规定统一的退休时间，但是如果提前退休，养老金可以少些。有的人愿意晚退休，则退休后养老金每月要多些。“延长退休年龄肯定是要做的，实际上现在很多人退休并未退出工作，关键是如何做好制度设计。”

大多数国家渐进式延迟退休：

中央最新延迟退休规定：

我国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又是一个急剧快速老龄化的国家。我国现在60岁以上人口为2.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5%。尹蔚民表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退休年龄，除了非洲的一些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在65岁、67岁，而且都是渐进式延迟的。

昨日下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围绕“”以来特别是党的以来我国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作报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介绍称，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

人社部日后将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退休年龄。尹蔚民谈到，我国现在的退休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初期确定的，当时人口的预期寿命不到50岁，现在建国已经60多年了，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的预期寿命70多岁，而我们的退休政策没改。

目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是8000多万，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政策，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

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向社会公开方案，会有一个预告期，若干年以后开始实施，逐步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尹蔚民表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退休年龄，除了非洲的一些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在65岁、67岁，而且都是渐进式延迟的。

根据预测，20xx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这对我国养老和医疗都会带来巨大影响。目前，我国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到20xx年将下降到2.94：1，2050年将下降到1.3：1。

老龄化也会使医疗保险支出面临更大压力。尹蔚民透露，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连续20xx年提高，由20xx年的月养老金人均700元，一直到现在人均超过20xx元。

“十三五”劳动人口不会下降

尹蔚民表示，我国就业方面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总量压力依然巨大，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虽然从20xx年开始，我国劳动人口达到峰值开始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仍高位运行。“十三五”期间，不会出现明显下降。

人社部预测，“十三五”期间，每年需要在城镇安排就业的人数将维持在2500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登记失业人员;其余1500万人中，高校毕业生700多万;中职以及初高中毕业后不再升学的700多万;其余是军队转业人员等。

尹蔚民还介绍，目前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点，就能拉动城镇新增就业150万人。“”期间，我国GDP增长一个点只能拉动城乡新增就业80万到100万人。因此，虽然我国现在经济增速下降，但是拉动就业的能力却增强了。

调查未发现大规模“裁员潮”

尹蔚民透露，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随着高校扩招是急剧扩大的。扩招前，每年高校毕业生数量是100万人左右，扩招后的20xx年达到338万人，20xx年突破600万，20xx年突破700万，今年达到749万人。

不过，我国通过采取多种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这几年，高校毕业生年底总体就业率都超过90%。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青年失业率大体上在20%左右，有些欧洲国家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50%。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还是稳定的。

17.中国报刊最早的受众调查 篇十七

中国最早的报刊调查和统计似乎应该是１８９５年（光绪二十一年），英人李提摩太在《中国各报馆始末》中的记载："故前有耶稣教会派人查考中国各报始末，去年已经布列，除京报，自始至今共有七十六种……"由此算来，应该是１８９４年。此时距１８１５年８月５日，第一个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问世已８１年。而且，这次统计的主要是报刊数量、种类和刊期，并没有涉及发行量和阅报人的信息。最早开始阅报人调查的应是《浙江潮》１９０３年４月１７日第三期刊出的《杭城报纸销数表》。从这份调查表我们可以看出各报在杭州的发行数字和阅报人的身份。如下：

《中外日报》约５００份（官场、商家、学堂、住民皆备）

《苏报》约５０份（学堂为多）

《新闻报》约２３０份到２４０份（官场、商家、学堂、住民皆备）

《申报》约５００多份（官场、商家为多）

《杭州白话报》约７００份到８００份（普通居民）

《新民丛报》约２００份（学堂学生为多）

《评论汇编》约２５０份（学堂学生为多）

这次调查是由《浙江潮》杂志社自行发起的。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８日出版的《浙江潮》第二期发表《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论述加强调查工作的意义。配合这次调查活动，《浙江潮》自第三期起，即辟有《调查会稿》专栏，刊载这方面的稿件，《杭城报纸销数》是其中的一篇。此外还有地理、物产、教育、商业、税收、金融、藏书等各类调查近３０篇。第七期上载有《海盐报纸销数调查》，因稍晚于本篇，故不讨论。

这次调查记载，报刊销数最多的是《杭州白话报》，这出自两个原因，第一是本城报纸，内容贴近；第二，语言通俗易懂，故销数最高，读者范围最广。对申新两报的调查结果是：《申报》在杭城的销数是《新闻报》的一倍多。史料记载《申报》一直非常注重埠外发行。"在稳定本地订户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外地订户。《申报》利用自己在各地的分馆和分销处，广泛征求机关团体和个人订户。当时已有火车，《申报》发行科根据列车时刻表精心设计邮政路线，发向外地的报纸先印刷，尽早捆齐送上车，保证临近上海的几个城市能读到当天的《申报》。经过努力，外地长期订户即达一万多户，后来外地销数差不多占总销数的一半，达七八万之多"。虽然《申报》在杭州的发行量比《新闻报》大，但是读者范围却不及《新闻报》广。这与后来《新闻报》非常注意加强对一般市民读者的争夺有关，"为了满足这些读者的需要，扩大了社会新闻的报道，如在会审公堂、救火会、巡捕房、医院等聘请特约报事员"。

调查中，《苏报》、《新民丛报》和《评论汇编》的读者都为学堂学生。这是由三个报刊的内容决定的，都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字为主，评介的学术知识范围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在学生中影响很大，特别是《苏报》，在言论上更是倾向改良同情革命。１９０２年冬，《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经常对国内外爱国学生运动作连续报道。因此吸引了大批学生读者。这份调查过后两个月，发生了闻名中外的"苏报案"。《苏报》名噪一时，销数也直线上升。

二

自１８１５年以《察世俗》为标志的中国近代报刊问世，到１９０３年《浙江潮》杂志开始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受众调查，其间经过近９０年的漫长时日，这是由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育状况决定的。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境内出版的报刊中，外文报刊的发展远远超过中文报刊。中文报刊包括在南洋出版的《察世俗》等共６种，外文报刊则１７种上下。

这时创办的中文报刊，多是免费赠阅。《察世俗》创刊号上有主编米怜的一则告白，说明发送方法："凡属呷地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每月初一二三等日，打发人来到弟之寓所受之。若在葫芦、槟榔、安南、暹罗、咖留吧、廖里龙牙、丁几宜、单丹、万单等处各地之唐人，有愿看此书者，请于船到呷地之时，或寄信与弟知道，或请船上朋友来弟寓所自取，弟即均为奉送也。"同期其他的中文报刊，发行方法盖与此同。如《东西洋考》虽是以中国读者为阅读对象，但"甚少华人出资订阅"，结果也多以赠阅为主。

虽然这些宗教报刊在编辑方针上也有相当强的读者观念，也常研究读者的需要与兴趣，但是，它首要考虑的是宣传教义，所谓读者的需要与兴趣，只有在有助于宣传教义的前提下才被承认。而且在实际发行中，对读者不加选择，索要即奉。

同时期的外文报刊，虽多是订阅，少有赠送，但发行量相对来说不大，读者主要是来华进行贸易和传教活动的外国人。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在我国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定居的外国人仅有３００人，其中一半为英国人。１８３６年，《广州纪录报》的重要附刊《广州行情商报》（Ｃａｎｔ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每期印数为３２０份。裨治文长期任主编的《中国丛报》在中国境内的发行量总计只有２００册。可见，鸦片战争以前报刊发行量不大，没有进行读者调查的必要。

鸦片战争后到１８９４年，中国境内所出的中文报刊约有７０种，外文报刊约有８０余种，仍多为外国人主办。１８９４年以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经过２０年的磨砺，开始崛起。１８６０年以前，报刊的发展以香港为重要基地，它所出版的中外文报刊仍然超过全国各地的总和。

首先发展起来的是英文报纸，出版英文报纸的主要是外国商人，而且除个别外，都为商业报纸。这些报纸大多与洋行有着密切关系，有不少为洋行所办。行情、航运和广告成为主要内容，阅报者也主要是来华的外国商人，读者范围小且稳定。

这时中文报刊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外国传教士办的宗教报纸，一种是外国商人办的商业报纸，一种是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国人自办的报纸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在洋务运动和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想潮流中催生的，一开始就表现出反对外国侵略和追求社会进步的明显倾向，以言论为主，多为政党报纸。读者对象以官绅学界为主，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前期以赠阅为主，后期像《时务报》、《新民丛报》等以及一些革命派的报纸，虽发行量很大，但是对读者和销数的重视，远不及中文商业报纸。

外国传教士办的宗教报纸和鸦片战争前的情况大致相同，主要内容还是登载介绍有关外国的情况和知识，也登少量新闻。主要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但仍少有人购买。这些中文报刊的发行方式是"或卖或送"，而且量不大。所以传教士的中文报刊迅速沉寂下去，中文商业报纸迅速兴起。

中文商业报纸的发展以上海为主要基地。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起，外商纷纷在上海投资，租界的市政建设发展迅速，外侨人口激增，中国私人资本也被纷纷吸引到上海，为中文商业报纸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后向全国范围扩展。这类报纸的主要内容仍是行情、船期和广告。发行对象主要是商人。不仅是外国商人，还有日益崛起的中国商人。后来为照顾一般市民的需要，新闻显著增多，所以中文商业报纸的读者构成范围较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