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仪动作解析

中国传统礼仪动作解析（精选10篇）

1.中国传统礼仪动作解析 篇一

关于中国的传统礼仪

中国传统礼仪——折腰礼

折腰是见面时弓身弯腰之礼，以表示对对方的恭敬。晋陶潜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吏告当柬带迎谒，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晋书·陶潜传》) 后演变为屈身事人称折腰。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诗《官定后戏赠》：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歧路灯》第二回写谭孝移从祖籍丹徒修谱回来，街坊邻舍、亲朋好友纷纷来送盒酒为之接风洗尘，谭孝移看到娄绍、孔述经等五位挚友送来拜盒，便立即分付小厮到街上望着，另行接待。说：“五位爷到时，不必走前门，即邀到后书房内。可以从东坍同过来，我在后门等候。”不多一时，果见五位客从胡同过来， “谭孝移躬身前迎，五位逊让进门。到轩上，宾主叙礼坐下，献茶毕，孝移躬身致谢道：‘诸长兄空来一望，已足铭感，何必赐贶!”

《万花楼》第二十八回“报恩寺得遇高僧”，写狄青到了报恩寺内厢，“就有一位老和尚下阶相迎”，“狄青见他前来迎接，想他定是有德行高僧，不敢怠慢，先打了一躬。那和尚只两手略略一拱”。“狄青一想，本官深深打躬，这和尚只拱手而答，必然是个大来头的和尚了。”

《水浒传》第八回“林冲棒打洪教头”，写林冲待人以礼。柴进正陪林冲吃酒，教师洪教头来到，“林冲寻思道：‘庄客称他做教师，必是大宫人的师父。’急急躬身唱诺道：‘林冲谨参。’那人全不睬着，也不还礼。”第四十六回写杜兴到祝家庄送信，被祝氏三兄弟斥骂一顿，杜兴忍耐着，又“躬身禀道”：“东人有书拜上。”

《西湖佳话》中“西泠韵迹”，写名妓苏小小虽流落风尘，但并不自轻自贱，对权贵不阿谀奉承，不卑不亢，不屈身事人，拜见时也不用顿首之礼，仅折腰而已。上江观察使孟浪“自诗当道官”，三次令吏卒呼唤苏小小，苏小小爱理不理，勉强去侍候， “不慌不忙，走到面前，也不屈膝，但深深一拜道：‘贱妾苏小小，愿相公万福。’孟观察此时心已软了，说不出硬话来。”

2.中国传统礼仪动作解析 篇二

一、出家

出家, 指的是为解脱尘世的苦难, 舍弃人世间的贪爱而出家修道。这一制度其实并非出自佛教, 在印度古已有之且非常风行。在形式上, 作为出家人的基本标志便是剃除头发。其用意在于舍弃装饰, 甘于朴素清苦的生活。在中国, 僧人的僧装, 素食, 独身制度自古延续至今。一般来说成年的男性还要剃除胡须, 但也有例外, 一些有名望的人如弘一大师出家后依然蓄须。

“和尚”一词是对出家人中师长的尊称, 有德有才, 堪为人师者才有资格接受。一般来说, 一座寺庙中唯有住持一人可被称作“和尚”。在寺院里见到的普通僧人可用“法师”来称呼, “法师”是指精通佛法可以为人讲说的出家人, 用在此处既得体又可表示尊敬。其实按僧人精通经藏的差异还有不同的称呼, 但在现在“法师”已作为对一般出家人的通称了。现代人在这类称呼上面还常有误会, 可以此作为参考。

出家制度在世界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在南传佛教区, 如我国云南傣族地区, 泰国等, 基本实行人人皆须出家一次的规定。这并非佛教规定的制度, 在修行上这种临时性的出家也与长期出家的僧人有所不同。日本的佛教出家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僧人可以娶妻食肉。这也是社会发展导致的佛教变革。

二、戒律

释迦牟尼自三十岁成道, 即开展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弘法传教活动。随着这个过程中门徒的增多, 为了团体内部的规范, 便渐渐地有了戒律的体系。而在中国, 据劳政武论, 禅宗之后千多年来的基本组织结构与生活规范, 在道信时初创, 在弘忍 (公元601-674) 时确立;正式把禅宗的规范法制化、条文化的人是百丈怀海 (720-814) 。百丈怀海根据禅宗的特性, 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融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宗法礼制, 折衷了佛教大小乘戒律的精神, 制定了著名的《禅门清规》。禅宗后又分出几大派系, 现存的“清规”典籍尚有《百丈清规证义》、《幻住清规》等, 日本还有《莹山清规》、《大鉴清规》等。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法令来对佛教进行规范, 实际上与之同时, 佛教礼仪对中国古代的法制也有所影响。佛教的“中国化”是与中国固有法制紧密相关的。其中儒家的“仁”“礼”的思想与佛教的相关性最大, 产生的影响也最大。政府出于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对佛教进行规范, 导致了佛教的一些变化, 变得更加“中国化”。较为典型的如唐代, 《唐会要》中有记载:“开元十二年举行僧尼考试, 不合格者还俗。”以和科举考试类似的形式来进行僧尼的选拔和考核, 充分融合了当时的中国的特色。行政干预僧道事务的事例还有很多, 这一个算是积极的方面。到现代, 我国也制定有专门的宗教规范制度, 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基础上进行管理。慈悲思想是大乘佛法的根本精神之一。佛教认为人生是苦, “慈”与“悲”是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佛教对众生的关怀: 慈是给予众生乐, 悲是拔除众生苦。基于这样的慈悲思想, 佛教有不杀生的根本之戒。在慈悲思想的指引下, 佛教逐渐形成“断屠月”和“十斋日”的传统。从南北朝到唐代, 这样的传统渐渐深入到政府的行刑制度当中。中国自古而有的“秋冬行刑”的传统与此不无关系。在社会影响上, 佛教的戒律鼓励民众修行向善, 以其道德性和教育性客观上对一般性的犯罪起到了一定预防作用,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我国现行的宗教管理制度也提倡宗教与社会现实相适应, 共同发展。

因鼓励向善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只是佛教戒律对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事实上, 随着多年以来佛教在中国的普及, 佛教的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 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是非判断, 价值判断, 乃至处世态度。

关于犯戒的处罚, 《四分律》规定了比丘二百五十戒, 列出处罚名与罪章名若干。经研究发现, 除了“除名”性质的处罚, 许多的犯戒行为必经“忏悔”即可“出罪”, 属于非常纯粹的道德性制裁。原因在于佛教所重视的“果报”, 让其对于犯戒行为更为强调的是长劫性的果报。劳政武提出犯戒处罚的本质问题即“忏悔”。忏悔的性质与种类复杂, 据释圣严研究, 忏悔法共有两类三种, 两类分理忏和事忏, 理忏下有无生忏, 事忏下分取相忏和作法忏。这是按照罪名的层次来划分的, 在此不多做分析。这些忏悔的种类包括的各种行为层次和精神层次, 由此观之, 在佛教中, 广义的“忏悔”其实效用极为广泛, 个人修持、禅坐、念咒, 包括为众祈福等佛事都囊括在内。

戒律所依据的因果报应论, 在历史中逐步渗入世俗社会, 影响人们的生活。在佛教的社会观中, 社会共同体无不基于众生的“造业”, 那么众生无一能回避对社会的共同责任。佛教认为在社会交往中, 利他教化是核心内容。交往的发生, 本身就是佛法教化的大缘之所在。佛教对“慈悲”的信仰与儒家的“仁爱”思想十分相近, 二者融会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佛教思想已经融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就现代人而言, 不论是否真正信仰佛教都会受其浸染, 因为佛教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礼仪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充分认可并继续发掘其积极的方面, 如“诚信”这一问题自古以来就受佛教教义的规范, 到了现代, 在推进诚信建设的过程中, 更多的是着眼于诚实守信的社会化行为规范和市场的规则意识, 而非信仰建设和信仰教育, 本人认为这是值得再研究的。

戒律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佛家的素食制度。素食制度为汉地佛教所独有, 已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南传佛教国家和中国的西藏内蒙地区均无禁止食肉的规定。原本佛教里说要禁的“荤”是指的荤辛, 即味道重的几种蔬菜, 并非通常概念上的肉食。戒律中规定出家人可食“三净肉”, 即“不见”“不闻”“不疑”。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当中, 中国的大乘佛教秉行慈悲戒杀, 而素食是与之相吻合的。素食制度的形成, 除了教义经典, 还有外力因素。梁武帝对此做了大力的推行, 僧人们激烈争论后达成共识, 后此戒律一直持续至今。

三、仪式法会

(一) 课诵

课诵是中国的佛教寺院最基本的日常行事之一, 于获功德准则之中, 也被称为功课。由于课诵一般是早、晚各举行一次, 因此佛门里也称“早晚功课”“朝暮课诵”等。论其来源, 最初是由西域等地的佛教翻译家们传来的。而中国的念诵仪制始创于东晋道安, 后佛乐取得长足进展并广为传播。这也是佛教在艺术上会合当地文化的一大例证, 尤其在南北朝的梁代, 梁武帝对念诵梵呗大力提倡且亲自参与制出佛乐中的名篇, 将其宫廷化。清代的《禅堂规约》规定“行坐、课诵、受食、山坡等不随众者罚”, 成为被普遍遵循的基本制度。从修行的角度来看, 课诵本就可以发扬大乘教义, 陶冶个人修养, 有这样的礼制规范, 方能真正深入人心。现代的课诵与古制并无大异, 并且成为普通民众了解佛教的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二) 水陆法会

佛教的法事众多, 这里介绍一下规模最大, 最隆重的一个——水陆法会。它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 流传至今。这是一种超度仪式, 宋代最为流行, 特别在战争以后由朝野举行。该项仪式经过多年流传与演变, 现行的会场的布置、念诵经典及人数、牌轴的规定、进行的程序和法事所用的时间等项内容是依据《鸡园水陆通论》。坛场分内坛和外坛, 法事以内坛为主。内坛布置有严格轨制, 力求庄严。而外坛佛事七日, 共设大小六个坛场。从进程上来看, 法事的完成一般在七昼夜内。水陆法会的圆满是由最终的僧众皆参与的“放焰口”来完成的。放焰口的来源本是为饿鬼道众生超度, 到了现代则主要是为了对死者追荐。其布施过程仍与食物有关。

四、小结

佛教的文化深厚, 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佛教文化的最主要外在表现形式之一便是礼仪。中国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从古至今皆是如此。佛教礼仪的传统与现代, 反映了文化思想的演变, 以及其与世俗社会的相互影响。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接受行政上的管理, 同时因其教义的广泛传播在客观上也影响着政治尤其是法制。佛教既吸收俗世的文化也在以本身的理念影响改变着俗世。大众对于佛教的接受度一直颇高, 礼仪成为普通人了解佛教的直接方式之一, 这也是佛教仪制不断变革的一大动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客观上是极为广泛的, 影响也是深远的, 其演变也都是为了与社会相适应。在现代中国, 佛教的影响力仍然巨大, 在礼仪方面既有对传统的坚守也有为适应社会所做的革新。学术界对其仪轨的研究也不断发展壮大, 这也是佛教进一步继续中国化的表现。将一些基本的与普通信众息息相关的佛门礼仪进行普及, 也可有助于规范众人在寺庙等佛教场所的举止, 同时由内及外地对佛教礼仪进行研究也是协助规范, 共促社会和谐的推动力, 这些是研究佛教礼仪的现实意义。总而言之, 中国佛教礼仪的传统与现代, 都体现了佛教教义中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现实, 对这方面的研究都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赖永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仪轨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陈永革.佛行人间——佛教社会观[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3]夏金华.中国佛教的制度与仪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4]冯修齐.晨钟暮鼓——佛教礼仪[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5]劳政武.佛教戒律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6]关剑平.《敕修百丈清规》与佛教茶礼[A].禅茶:历史与现实, 2009.

[7]方立天.佛教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3.中国传统师生礼仪的当代价值 篇三

关键词：中国传统礼仪；尊师重教；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2）08-0007-04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有一个颇令人称道的特点——其细致到位的宫廷礼仪场景让观者眼前一亮，原来古人在礼仪方面可以做得如此细致，女子婉约、男子内敛、行为有度、举止有礼。其实，对中国传统礼仪进行考究的批判的借鉴，对当代国人素质提高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即礼仪文化。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会见美国学者邓尔麟时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的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说，不同于西方人眼中的礼仪——根据民族或地域差异而区别的风俗，在中国人眼中，礼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中一切的行为准则。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注重礼仪教育，而中国传统礼仪教育，对于造就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礼仪就是礼节和仪式，在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民俗学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还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之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等。关于“礼”的具体内容，《礼记·曲礼》中有明确的规定，“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说文解字》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聲”①，段玉裁注“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礼字从示。豊者，行礼之器”②。由此，礼的起源很早，它的产生不仅在文字出现之前，而且完全应该在人类成型的语言出现之前。现在世界上仍有一些原始部落，他们不知道文字为何物，但却有着他们自认为合理的礼仪。自远古至殷商，礼仪便是一种全民性的原始礼仪巫术。它起源于原始先民的祭祀活动，与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原始礼仪逐渐演变成社会的行为规范。

中国素来崇尚礼仪，特别是春秋时期，儒家圣人孔子提倡的礼仪教育。他一生致力于“克己复礼”，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礼仪规范。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尧曰》），这里强调了“礼”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儒家十三经中，讲述礼仪精神及其行为规范的就有三部之多，通称“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这成为中国历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籍。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具有道德理想人格的“士君子”应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儒学另一大家荀子也十分重视礼仪的教育，“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南宋朱熹曾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白鹿洞学规》，对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要求。

礼仪文明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由此，中国封建社会很重视礼仪教育，也就突出了教师的崇高地位，提倡全社会的尊师重教。《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严师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最难的就是尊师，只有尊师，才能重教，才能使人重视学习。在古代社会，尊师重教思想十分深刻的，《吕氏春秋》中《尊师》篇云“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利人莫大于教；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大批人才。在古代，师生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先生和弟子如何相处也是古代传统礼仪的一大学问，探讨中国传统师生礼仪为当代师生关系的重塑提供了范本，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方针是教人怎样为人，重视道德的培养，重视师生间的传承，这样一种教育思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拿“教”这个字来说，它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作，表示一手拿一根棍棒打一个孩子，孩子头上还有被打的两个记号，这表明“教”的本意是以棍棒训子，令其遵循长辈的意志。《说文解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③这个“教”字很好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先生的教学状态及师生关系，敬师如父，尊师重教。老师是礼仪道德的化身，弟子必须绝对服从，绝不允许有人怀疑、非议甚至是背叛老师。荀子曰“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大略》），就是说发言论的时候不赞颂老师就是不敬，做教育的时候不尊崇自己老师就是背叛，不敬和背叛老师的人，贤明的君主是不会举用的，朝中的士大夫就算在路上遇见也不会和他说话。又曰“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修身》），由此可见，对待先生的言行举止上，弟子要以敬为先，因为在中国古代，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把教育视为立国立身之本，并且逐渐形成一套尊师重教的礼仪风俗。

中国传统师生礼仪从弟子方面说，就是尊师重教，敬师如父。在中国古代，作为学生，跟从老师学习首先要举行拜师仪式，这既是一种对师生关系的认可，也是对老师的一种尊重。古代拜师礼仪很复杂，一般拜师礼仪分成四个程序：第一，拜祖师、拜行业保护神。表示对本行业敬重，从业的虔诚，同时也是祈求祖师爷“保佑”，使自己学业有成。第二，行拜师礼。一般是师父、师母坐上座，学徒行三叩首之礼，然后跪献投师帖子。第三，师父训话，宣布门规及赐名等。训话一般是教育徒弟尊祖守规，勉励徒弟做人要清白，学艺要刻苦等。弟子会向老师赠送六礼束修，古时六礼包括：芹菜，寓意为勤奋好学，业精于勤；莲子，寓意为苦心教育；红豆，寓意为红运高照；枣子，寓意为早早高中；桂圆，寓意为功德圆满；干瘦肉条以表达弟子心意，感谢师恩等等。古代拜师礼仪虽然复杂，但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程序下，彰显了中国古代学生对老师的尊敬。

而旧时的书院，在建校或开学之处，都要举行“释菜”、“释奠”之礼，以祭祀先师先圣。“释菜”，就是只供奉蔬菜，礼比较轻；“释奠”，是供奉牲牢布帛，礼比较重。这种祭祀礼节表示“为学，尊师在前”，表明自己卑下恭谦、诚心学习的心意。也有的地方是送青菜和豆腐，以“一清（青菜）二白（豆腐）”赞颂老师的高尚道德。尊师辞世，学生要参加为其举行的丧葬活动，并且要为其守丧。圣人孔子去世后，学生们在其坟旁搭起草房，守丧三年后，才悲痛离去，而子贡不忍离去，又独自为其守了三年，可见一斑。

在日常生活中，要敬师如父。古代的师徒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即俗谚所谓“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投师如投胎”。有的行业，一入师门，全由师父管教，父母无权干预，甚至不能见面。《吕氏春秋》曰“事师之犹事父也”，古有“往教不化，昭师不化”之说，学生求师学习，必须恭敬卑听，犹如颜回事孔子“如愚”而“不违”，“犹曾参之事父”一样，老师会“尽智竭道”，将毕生所学传授于弟子，这也要求弟子要像在家中侍奉父辈那样，在生活等方面照顾服侍老师。据《唐会要·皇太子见三师礼》载，唐太宗李世民教育他的儿子说：“汝之事师，如事我也。”在那个时代，统治者对待先生尚且如此，在平民眼中，先生的地位可见一斑。

最后弟子要继承和发扬师业，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特点，重视师生间的承袭而忽视创造和发明。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墨子的学生以后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后，就会推行老师的主张，继承师业是古代社会尊师重教的一种重要表现。

而作为老师，也要有一定的礼仪要求，要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古代的尊师思想并非是一味唯师是尊，而是有一定条件的。儒家思想认为老师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所以提出了选择老师的严格标准。荀子曰“师术有四，而博学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可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致仕》）。从教师方面说，至少要有以下几个要求，这几个要求是作为老师受人尊敬的必要条件。

首先“师要有德”，作为传统儒家文化赋予的教育理念，这一点在其创始人孔孟那里就已经被强调过，德高望重是为师的重要条件，“师道尊严”是传统教育的重要理念。孔子的为师之道在《论语·宪问》中有很明确的阐述：何为师，“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孔子看来，从事教育事业的必须是有爱心的人，为师之道在于仁也!“师者，人之模范也”。荀子也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即只有具备了善良的品行的人才可教育他人。可见，古人所说的先生具有的仁、爱、善是为师的重要条件，教师是道德教化的楷模，师德的存在是教师教育他人及其受人敬重的重要前提。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老师身正，在思想行为上成为学生的楷模，学生的求知心和学习效果都会得到不断的提高。

其次是“师要有道”，除了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外，教师还得有一定的知识涵养，严于治学。《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段话认为促成“敬学”的根源在于“道尊”。就是说，只有教师严于治学，才能获得崇高的地位。教师只有通过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才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其三是“教师之严”，为师之道，以严为尊。所谓“严师出高徒”，这里的“严”则是老师的为人和治学的严谨，与古语不同。古时的荀子和《学记》都把“尊严而惮”作为教师的必要条件，认为老师必须要有权威，使学生绝对地信服和服从老师，这种强制性的权威是古时的封建阶级的意志的反映，其结果造成唯师是从，人云亦云的局面，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因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古云师道实在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认为师如荒谬，不如叛之”（1933年6月18日给朋友的一封信），其实鲁迅不是一味地反对先生的权威，而是反对强制性的权威。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但是这个权威应该是通过自身高尚的道德、博学的知识储备和精湛的教学思想确立起来的，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和尊敬。这一点对于当代教师自身素养的提高，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无论在古代或现在，秉承师生礼仪，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对于教和学都是大有益处的。

现在的师生关系差不多是一种“职业关系”，老师只是单纯地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讲完课后立马走人，而有的学生也认为自己爸妈出钱供自己读书，你耐心教我是理所应当，这种缺乏责任心，互不理解的现象导致了师生间的感情疏远。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下降，教师也认为现在的学生太过反叛，师生间互不尊重，直接表现为当代师生礼仪的缺失。

纵观现时的中小学校以及大学校园，学生甚至是老师礼仪缺失的现象比比皆是，师生间连最基本的礼节也逐渐消失。一些学生在校外甚至是校内见到老师，总是视而不见或回避，连打招呼问好这些基本礼仪都很少见到。问其原因，有的学生说太熟悉或害羞，其他同学不去做，自己做了反而觉得怪异。而老师对这一点也是见怪不怪。现在的大学校园甚至远不及中小学，在老师的教学课堂上，睡觉、看小说、发短信、听音乐的学生比比皆是，有时学生之间相互讲话的声音几乎掩盖了教师的讲课声音。对于这一现象，老师的反映很是无奈，你听不听无所谓，睡觉、看小说都可以，只要不讲话、不打扰到其他听课的同学，老师已经是很感激的了。记得前段时间网上盛传了一张照片，是关于某大学的上课情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正背身于黑板解题，而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只有零星不到5个学生，其中还有玩手机的。老教授的耐心隐忍与年轻学生的散漫不专心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冲击，让人心寒。这些现象都说明学生对师生礼仪的漠视程度已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现在而言，好的学生要懂得东方文化里的礼仪“温和、上进、纯净、尊师、感恩……”，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学生和老师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自尊自强地汲取知识，好的老师和学生是互相汲取能量的。

由此，教师要和学生建立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平等的关系。不同于古代的师生关系，教师和学生之间更像是一种伙伴关系，通过二者沟通对话“互通有无”，共同进步。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子罕》），而孟子在师生关系上认为，师生的教授过程是“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知后觉”的过程，其后韩愈在《师说》中继承并发扬了孔孟在师生关系上的这一民主的思想，否定了“弟子必不如师，师必贤于弟子”的旧观念，提出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弟子不必不如师，师必贤于弟子”的观点，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师亦无完师，正如韩愈所云，老师和学生只不过在闻道上有先后，在术业专攻方向上的不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后人总会在接受前人创造的丰富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教师不仅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事立身之道的人。老师要及时了解学生们在读什么、听什么、想什么，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急，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因为不同于古代中国，处于信息时代，教师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被视为是某种知识的惟一拥有者，只需传授这一知识即可。处于信息时代的教师如果不跟上社会和科技的发展步伐，很快会丧失在学生面前的优越感和权威形象，难以胜任教师这一角色。教师要有责任心，有爱心，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要耐心，不能讽刺和打击，要以人为本，从心理和感情上加以疏导。而古语里的先生，是骨子里的儒雅和端庄，作为当代教师更应该通过自身的行动，去感化、教育、带动学生，这样才会得到学生的敬佩和尊重。

对于学生，应该加强家庭教育的影响。现实中存在这种问题，家长只在乎孩子的生活起居质量和在学校里的成绩排名，忽视了礼仪方面的引导和教育，从而导致孩子性格的孤僻，不善于人际交往，不善于人际交往与不懂礼节有关，所以要从根本上重视礼节教育。在学校，也应该给学生开设礼仪修养的课程，让学生了解中国师生礼仪，学习礼仪规则，表现出动静有节的大家风范。学生也应该打破心理障碍，信任尊敬老师，把老师当做朋友，可以与老师多交流学习甚至是生活上的问题。只有这样，教师才能真正平等地和学生展开对话，达成相互理解的师生状态。

只有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才能使教学活动得到快乐而有效的开展，纵观中国历史的师生礼仪，也许有的规矩太过偏激，实在不适合我们现在的社会，但古时候的尊师重教的精神，还是可以感染到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像“释菜”的含义，远远超过了菜本身的价值。给先生送点菜，一是从心理上表达了弟子的敬师之情，二是从行动上关心先生的生活，小小的“菜”便成了连结师生关系的纽带。

从总体上说，教师和学生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信息时代的教学：问题和新前景》，荷兰教学人员总工会和国家教学计划制定研究所1994年3月提交的报告）。

教育教育，教书育人，我们今天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单单是书本知识的传授，更是如何将文明的火把提交到下一代的责任。

注 释：

①③许 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0.

②段玉载.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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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传统礼仪衣服 篇四

中国的旗袍是中国的代表服饰之一，不仅受国人的喜爱而且名扬国外，下面就介绍一下旗袍的由来及发展经过。

清代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此风在康熙后期雍正时期最为流行，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服饰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始，满汉各有仿效，至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甚至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之记载。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达官贵妇中流行。妇女服饰的样式及品种至清代也愈来愈多样，如背心、一裹圆、裙子、大衣、云肩、围巾、手笼、抹胸、腰带、眼镜......，层出不穷。

1840年以后进入近代，西洋文化浸袭着中国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文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

风行于本世纪20xx年代的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是由汉族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以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

5.中国传统文化礼仪 篇五

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节。它原是周朝天子专门用来接待天下诸侯的重典。周朝有八百个诸侯国，周天子按其亲疏，分别赐给各诸侯王不同的爵位，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各诸侯国内的官职又分为三等：卿、大夫、士，诸侯国国君则自称为“孤”。这“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合起来称为“九仪”或称“九宾”。周天子朝会“九宾”时所用的礼节，就叫“九宾之礼”。“九宾之礼”是很隆重的：先是从殿内向外依次排列九位礼仪官员，迎接宾客时则高声呼唤，上下相传，声势威严。按古礼，“九宾之礼”只有周天子才能用，但到了战国时代，周朝衰微，诸侯称霸，“九宾之礼”也为诸侯所用，演变为诸侯国接见外来使节的一种最高外交礼节了。《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设九宾之礼”就是指此。

跪拜礼

早在原始社会就以产生，但那时人们仅仅是以跪拜的形式表示友好和敬意，并无尊卑关系。进入阶级社会后，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在封建社会里，“跪拜”是一种臣服的表示，“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即使是平辈跪拜，也有彼此恭敬的意思。“跪拜礼”其表现形式有多样，但主要有以下几种：⑴“稽首”：是臣拜君之礼。拜者头首着地，并停留较长一段时间;⑵“顿首”：即叩首、叩头。头一触地就起，是一种用于平辈间的，比较庄重的礼节。古人就常常在书信的头或尾书以“顿首”二字，以表敬意;另外，还有“空首”、“再拜”等。

揖让礼

“揖”是作揖，双手抱拳打拱，身体向前微倾;“让”表示谦让。这是一种大众化的礼节，一般用于宾主相见时，或平辈间、比较随便的场合。“打拱作揖”即是一种引见，也表示一种寒暄问候。这一礼节，最能体现中华民族“谦让”的美德。

袒臂礼

又叫“左右袒”，是一种特定场合下的特殊礼节。所谓“左右袒”，是指露出左手臂或右手臂，以表示拥护哪一方面的意思。它一般用于事态严重的场合，通过“袒臂”表示拥护谁，藉以解决争端。相当于今天的举手表决。这种礼节，大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

虚左礼

6.中国传统礼仪小故事 篇六

孟子一生的成就，与他的母亲从小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孟母是一位集慈爱、严格、智慧于一身的伟大的母亲，早在孟子幼年时候，便位后人留下了“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故事。孟子成年娶妻后，孟母仍不断利用处理家庭生活的琐事等去启发、教育他，帮助他从各方面进一步完善人格。

有一次，孟子的妻子在房间里休息，因为是独自一个人，便无所顾忌地将两腿叉开坐着。这时，孟子推门进来，一看见妻子这样坐着，非常生气。

原来，古人称这种双腿向前叉开坐为箕踞，箕踞向人是非常不礼貌的。孟子一声不吭就走出去，看到孟母，便说：“我要把妻子休回娘家去。”孟母问他：“这是为什么？”孟子说：“她既不懂礼貌，又没有仪态。”孟母又问：“因为什么而认为她没礼貌呢？”，“她双腿叉开坐着，箕踞向人，”孟子回道：“所以要休她。”“那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孟母问。

孟子便把刚才的一幕说给孟母听，孟母听完后说：“那么没礼貌的人应该是你，而不是你妻子。难道你忘了《礼记》上是怎么教人的？进屋前，要先问一下里面是谁；上厅堂时，要高声说话；为避免看见别人的隐私，进房后，眼睛应向下看。你想想，卧室是休息的地方，你不出声、不低头就闯了进去，已经先失了礼，怎么能责备别人没礼貌呢？没礼貌的人是你自己呀！”

7.中国传统礼仪动作解析 篇七

1 中国传统武术礼仪的文化内涵

“礼”,是由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礼节。“仪”是指人的容貌、举止。“礼仪”指的就是人类社会交往中应有的礼节和仪式的总称,具体表现为礼貌、礼节、仪表和仪式等。中国传统武术礼仪,是指传统习武者在习武群落中为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特定关系,并为所有习武者所共同认可的,而表现出来的具有浓厚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礼节、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武术礼仪是武德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徒手到持械,从课堂到竞赛场,以至各类武术活动,都应有具体的礼节规范。从内涵看,它体现了德、智、体、美“四育”齐备,又体现了“武不犯禁”、“勇不滋乱”,既体现了文武兼备,又体现了虚心求知。武术礼仪一直以来被习武之人自觉地、认真地贯彻和执行。

传统武术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色现象,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而重大的影响。“文化既包括思想观念,又包括风俗习惯;既包括心灵的习惯,又包括身体的习惯。”传统武术礼仪文化明显具有这种思想观念与风俗习惯相结合、心灵习惯与身体习惯相结合的文化特质,它体现了习武者思想意识和行为的有机统一。传统武术礼仪文化的产生且成为传统文化的特色,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作为武术文化视野中的又一景观,武术礼仪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对习武群落而言,又具有一种普遍的精神指南意义。传统武术礼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习武群落中,有着不同具体内容,但其主体精神则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为不同时期的习武群体所认同。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积淀,也是构成中华武术文化的一节重要链环。”

2 中国传统武术礼仪在武术教学中传播的必要性

文明礼仪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道德水平、国民素质和生活习惯的反映,也是规范社会秩序、调节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近年来,在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国民素质的提高却显得相对滞后。就当代青少年而言,无论是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还是个人综合素质方面,都应该是国民的典范。但据调查,青少年自认为礼仪修养很高或偏高的只占3.5%,而自认为问题较大的占33.1%。诸多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还缺乏基本的礼仪知识和修养,校园里不文明的行为随处可见,如不讲卫生,乱扔垃圾,践踏草坪;不尊重师长;上课迟到、早退现象严重;衣着不合礼仪,奇装异服等等。这些现象日趋严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隐忧。在青少年中这种受教育、没教养,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直接影响到国民的整体素质和人才质量,与我国几千年礼仪文化背道而驰,给我们学校教育敲响了警钟。

随着武术运动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各学校体育课中武术项目的开设,习武者数量大大增加,一方面对武术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出现了武术教育者只重视技术教学而忽视礼仪文化的教育,这势必会对武术运动的发展起到消极的影响。武术教学中贯彻礼仪教育不仅是学校体育改革的需要,也是体育教育观念更新的需要。

礼仪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不学礼,无以立”说的就是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从学“礼”开始。中国传统武术在五千多年的文明中沿袭了重视礼仪教育的文化传统,在育人方面具有突出的功能。例如武术中的拳礼,又称请拳,是武术中礼仪性的招式,即打拳或舞器械开始前和结束后的礼仪。武术中的其它礼仪有“鞠躬”、“抱拳礼”、“和十礼”、“举手礼”、“一字礼”等。在武术教学中开展礼仪教育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需要。青少年肩负着21世纪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文化、有知识、有道德、爱劳动、守纪律的一代新人,使他们将来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者,而礼仪作为人们交流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未曾习武先学礼。”武术礼仪教育是习武、教武的先决条件。因而要重视礼仪教育,使其成为青少年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借助影视、网络和图书等媒介的传播,已在中小学校园里有相当影响,散打“王中王”柳海龙、“套路王”李连杰等武术明星几乎尽人皆知。

因此,在中小学武术教学中,教授武技的同时传播传统武术礼仪文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3 中国传统武术礼仪在武术教学中传播的价值

3.1 可以促进青少年武德精神的培养

武术是一种武技,学习武术对人还有一种武德的教育作用。武德可以理解为掌握武技的人所应具备的道德,是习武者为把握社会、实现社会价值而建立的自我约束与精神自律的体系。传统武术礼仪规范备受武林中人的推崇。谦虚恭敬,重视和合,也是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基本要求。武术家合于“礼”的行为规范,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传统武术伦理道德文化中的丰碑。“尚礼崇德”是习武者伦理道德的基础,也形成了习武人生活的基本准则。在武术教学中传播武术礼仪,使青少年在学习武术礼仪时注重武德精神的培养,可以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苦乐观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观,为自我修养的提高、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起到积极的作用。

3.2 可以促进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

从社会学角度讲,伦理道德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需要。伦理道德关系从它产生的时刻起,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活动形式,就是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从武术师生关系确立后,学生也就开始了他的习武生涯,而教师在传技授艺的同时,又有道德教育的责任。教师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抽象的道德训条和伦理规范,逐步变成习武者个人的情感体会和价值认知,从而在习武中躬身实践。中国传统武术礼仪文化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健全道德人格的文化。我国青少年在心理和行为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武术教学中礼仪文化的传播,对于青少年形成健全人格必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3.3 可以加快青少年社会化的进程

礼仪文化教育是青少年走向社会的重要条件。礼仪是建立协调人际关系的基本要求,在中小学武术教学中传播礼仪文化是促进人际关系协调的重要方式。一个习武者要想在武林中得到认可,获得尊崇,对武术礼仪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同样,一个人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赢得组织的信赖,求得自身的发展,在行为上就必须循礼而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举止有节,礼貌周到的人一定会给他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这将为其未来工作、业务拓展和私人情谊发展提供良好契机。因此,在青少年中传播传统武术礼仪文化能够使青少年将来更好地走向社会,在人际交往中充满自信,造就和谐、完美的人际关系,进而取得事业的成功。

4 结语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道德素质和人格如何,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命运。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被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了解的今天,在武术教学中传播传统武术礼仪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

摘要：中国传统武术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武术教学中传播中国传统武术礼仪文化可以促进青少年武德精神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养成,从而加快他们的社会化进程。

关键词：传统武术,礼仪,武术教学,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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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传统貔貅造型的文化寓意解析 篇八

摘要：瑞兽貔貅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祥瑞文化造物发展历程中重要的造型形态，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审美韵味历久弥新。貔貅作为传统祥瑞符号发展至今具备了完善的审美功能，其独特的“祥瑞神性”之美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源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及传统文化造物观。文章着重对瑞兽貔貅的“祥瑞神性”之美产生的历史根源、造型特征与功能用途及其在历史变迁中形式与内容的文化寓意的衍变情况进行评判性探析。

关键词：貔貅；传统造物；民间传说；神圣性；祥瑞文化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119-06

貔貅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之产物，作为祥瑞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其造型形态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更替，在中国大地上历劫不衰，形成极具民族特色，而且深入民心，群众基础极为深广的艺术形态。在数千年的风雨历程中，貔貅集众多审美需求于一体，形式日臻完善，不仅具有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造物智慧，彰显出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的具有典型性的造型形态符号，以旺盛蓬勃的生命力，昂首挺胸地步入信息时代。

一、貔貅起源与祥瑞文化心理基础

据《汉书》记载：“乌戈山离国有桃拔、狮子、尿牛。”孟康注曰：“桃拔，一曰符拔，似鹿尾长，独角者称为天鹿，两角者称为辟邪。”这里的桃拔、符拔、天鹿(又称天禄)、辟邪都是指的貔貅。自古貔貅分为三种类型：无角的称为符拔，独角的称为天禄，两角的称为辟邪。古代传说中的貔貅本为神兽，与凤凰一样，分雌雄，雄性为貔即天禄，雌性为貅即辟邪。在古代典籍中多有对貔貅的描述。《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锺四，及天禄、虾蟆。”《礼记·曲礼》中有：“前有挚兽，则载貔貅。”《晋书·熊远传》中记：“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逸周书·周祝》中说：“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为可服?”《史记·五帝本纪》中载：“(轩辕)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徐珂著《清稗类钞·动物·貔貅》中说：“貔貅，形似虎，或曰似熊，毛色灰白，辽东人谓之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故，古人多连举之。”唐代张说著《王氏神道碑》中赞：“赳赳将军，豸比貅绝羣。”元代王实甫著《西厢记》第二本楔子有词：“羡威统百万貔貅，坐安边境。”清代毕著著《纪事》诗：“乘贼不及防，夜进千貔貅。”柳亚子著《读史》诗之七：“绿林家世拥貔貅，乳臭儿郎据上流。”《十州记》有：“聚窟州有辟邪天鹿。”《急就章》有：“射魃辟邪除群凶。”等，众多典籍亦有相同或类似的记载。而实则貔貅的由来更为久远，应是出自图腾时代对动物的崇拜。

在原始时代，先民们似乎感觉到身边的一切生物与物质都和自己一样具有生命。他们仰慕永恒屹立的大山，敬畏令百兽震恐的猛虎，惊羡在水中自由生息且繁殖力极强的鱼类、蛙类和在空中自在飞翔的鸟类、生命力强而又令人恐怖的蛇及爬行动物……以及人们赖以生存的牛和羊。由渴慕生出的亲切感使人类确信其中某种生物或无生物是自己的先祖，足自己的亲族——图腾(TOTEM)。并坚信图腾物有力量和能力帮助自己战胜敌人和野兽，或战胜或逃避自然灾害。于是，人们虔诚地供奉和膜拜图腾物、模仿自己的图腾物……人们在神圣的集会场所或居住地供奉图腾物，如动物头骨、仿制品、画像、象征物等，这便是最初的“图腾崇拜”。图腾是打在人们心灵上的烙印，是一个特定的人群——氏族、部落、民族的标志和守护神，是人们心灵的庇护所和希望寄托之所在，是血浓于水的凝集力之源，是泛滥在民俗民风之中的光华并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而貔貅则是中华民族图腾文化体系中最为特殊和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体现图腾文化的典型符号。人类的精神因素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式来表达，因而作为人类生活方式载体的各种创造物，必然承载和表达了人类的各种精神因素，从这个角度上讲，人类创造的物质形式与生命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异质同构的关系。通过分析貔貅的源起可以看出，自汉代以来，中国祥瑞文化的理念通过似貔貅等众多独特的造型形态被广泛地传播和应用至今。貔貅甚至还是古人对熊猫的别称。据《逸周书·尝麦解》与《史记·五帝本纪》等古籍合参，“皇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其中前四种：“熊”指黑熊即狗熊；“罴”指棕熊即马熊；“貔”指大熊猫；“貅”指小熊猫。如此则前四兽皆属熊类，而凡熊类皆是黄帝族之图腾。可以这样说，貔貅是远古图腾遗留在当今社会的不断被重新诠释的文化符号，闪耀着源远流长的古图腾驱邪祈福的光辉，代表着特定人群心灵中美好的期望与渴求。虽然信息时代急促的步伐正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意识，人类已登上月球，进而窥视火星和更遥远的太空，在这个连“现代艺术”都显得过时的时代，貔貅独特的造型形态却依然能够唤起全世界华人血浓于水的情结，可见远古图腾文化的魅力永在。

汉代是中国祥瑞文化繁荣发展的一道分水岭。自汉以后，中国的祥瑞文化便开始并带有一种寄托“天意”的唯心主义观念，认为凡人间所有的好坏事都有上天相应的吉兆或凶兆预先显示和降临。好事发生的预兆为祥瑞的兆应，貔貅则是祥瑞兆应的代表性符号之一。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貔貅作为龙生九子中的一个，具有腾云驾雾，号令雷霆的本领；有辟邪、挡煞、镇宅、纳财的功用；具有凶猛无敌且忠于主人的品性。貔貅作为古代五大瑞兽之一(龙、凤、龟、麒麟、貔貅)，传说中曾因帮助黄帝作战有功，被赐封为“天禄兽”，即天赐福禄之意。貔貅在古代的造物功用主要为陵墓石雕、宗教神兽、风水器物和兵符，在某些地区，还有专门供奉貔貅的庙宇。貔貅作为一种传说中的神物在中国祥瑞文化的范畴中备受人们推崇，独特的造型蕴藏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具有独特功能的符号载体。

封建社会的貔貅曾是皇室的象征——帝宝，专为帝王看护财宝，所以不允许平民百姓拥有，只在王侯将相家中才可摆放，其尊贵可见一斑。自盛行厚葬之风的汉代始，古人也常把一对貔貅(天禄及辟邪)安放墓前，据说既有保护祠墓，使冥宅永安之意，亦可作为墓主升仙时的坐骑。在道释宗教文化中，貔貅亦常以坐骑身份出现。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应用是在佛教中的金刚坐骑“避水金睛兽”和地藏菩萨的坐骑“谛听”，这是中国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完美结合。在道教文化中，关于貔貅最具代表性的传说应是姜子牙封神时将貔貅封为“天赐福禄”，所以在风水学中貔貅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道家的风水师们将其作为辟邪、挡煞、镇宅的风水器物，既满足了人们对家居住宅安全性能的心理诉求，又使其在建筑造型上具有极为独特的美学意味和装饰审美功能。现代风水学显示，在建筑中摆放貔貅，仍具有纳财聚宝之招财神兽的功用。故至今民间仍有“一摸貔貅运程旺盛，再摸貔貅财运滚滚，三摸貔貅平步青云”的祈福祝愿。

龙子“貔貅”既能飞天、号令雷霆，又是诚信、勇猛、辟邪的象征，具有创造精神与活力，又代表着某种权力。“祥瑞”二字中的“祥”，代表福气吉祥之意，“瑞”则指为一种符信。因此在古代，貔貅也常被运用于军队中，作为调兵遣将的兵符。相传貔貅的形象能够威慑敌人，鼓舞士气，这对军队战斗力有帮助。其勇猛无比和诚实效忠的品性亦令人称道。在民间传说中，貔貅独特的生理特征还体现在以财宝为食，其腹大，口大，无肛门，只吃不拉，象征揽护八方之财宝，只进不出。民间百姓尤为喜爱貔貅的这种招财护财的功能，将其视为神灵，每日供奉、参拜。因此，自古以来收藏和供奉貔貅大多是雄雌一对，其中雄性象征财富，雌性象征财库，民间说法：“有财也有库，才能守得住。”

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中国文化历来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创造精神。从造型艺术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几乎是)所有的创造，都是本着天人合一的境界去追求、去创造的。貔貅造型的源起研究表明：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造型规律一以贯之地具有吉祥文化的内涵，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关系、状态与发展趋势，其造型凸显了中国传统造物精神的典型性，既是多种物态的积极综合，又体现了多种思想的交融和创造精神。集众兽之美于一身的貔貅造型充分体现了一种“多元共生”、“同构”、“协调”、“共赢”然后“和谐”的基本特征，其造型表现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应是貔貅研究的一个方面。因貔貅的造型承载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具备诸多的内在需求，逐渐演变成为中国传统祥瑞符号的一种，可见貔貅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型形态在体现祥瑞文化象征性寓意的同时又极具心理安慰功能。当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时，中国“貔貅”便超越了多元物态叠加的“合”，寄托着中华民族“天人和谐”的思想与精神追求。从这个角度看貔貅造型，“貔貅”应属中国龙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人的造物精神，即一种追求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和谐的精神。如果赋予貔貅以时代气息、增强其现代性和作平民化改造，将传统貔貅造型蕴涵的祥瑞文化理念进行现代诠释，对于实现社会和谐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当代中国祥瑞文化的精神实质，仍然是“多元共生”与“同构”、“创造”与“协调”、“共赢”与“和谐”的统一。

二、貔貅造形的文化审美意味

貔貅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物种，是人们根据神话传说的描述进行的创造，应为杜撰的观念性造物结果。传说中描述的貔貅形态变化多端，有49种变化，36种化身，充满勇猛威武的审美意趣，其多变的造型充分展示了人们对所期望的福祉与和谐理念的完美集合。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随社会潮流的跌宕起伏，貔貅的造型从形式到内容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保持不变的唯一之处正是貔貅的特定内涵和精髓所在——即人们通过貔貅的形态展示心灵的双重祈祷：辟邪与祈福。充分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热爱与眷恋，对幸福生活虔诚的渴求。

(一)中国传统集关思想和祥瑞文化观对貔貅造型的影响

一部中国造型艺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亦是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长期以来都在释放着和谐。和谐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所表达的各种关系、状态及趋势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传统貔貅造型所体现的所谓“集美”思想，是将一切美好的东西集中同构于一个事物之上以传达某种和谐理念的具体体现，这类造型理念的产生由来已久。“中国人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和完美生活愿望，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审美情感和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前所诉，“集美”思想正是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关系、状态与发展趋势，表现在中国传统艺术作品的创造上大多如此。瑞兽貔貅正是在集美的复合构思下所创造的物象，“集美”的创造显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和造物观。

貔貅的造型讲求饱满、对称、完整、自然、生动，其造物意象充满美好与吉祥的期望。中国传统美学文化对美的认识是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下与环境、风俗、情感相联系的。李泽厚先生在《华夏美学》中提到以“羊大为美”的中国传统审美思想观念。这其中之“大”也可以解释为集中与圆满，即将所有美好的事物集中(同构)在一起亦为大，亦为圆满，应为大美之体现。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更多地继承和保留了这种审美的初始美学意识。貔貅的造型遵循着传统文化审美的习惯，正是这种集美思想的产物。同时，其造型也涵盖了“造物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极具中国特色的造物理念。传统的吉祥观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人的切实需要为造物目的的民族民间审美观念，是民族民间美术审美特性中的价值尺度，人们将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和渴望实现的精神愿望，通过寻求替代品得以解决和实现。中国造物重情感的表达，但并非精神层面的任何抒发都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和理解结合统一，才能产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用。貔貅的造型是一个凝聚了民族民间的审美情感，被人们不断赋予多重抽象的吉祥概念并将其具象物化的行为过程。

在貔貅造物的整个历史演变过程中无不融入了中华民族渴望和谐的祥瑞传统文化理念和热爱生活的民俗情感。貔貅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情趣，还体现出自古以来华夏先民向往和谐的美好生活意愿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人们将龙、虎、狮、狼、鹿等动物特征集于貔貅一身的造型模式非偶然形成，乃是民族造物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古人对客观世界认知后的主观理念与造物的主动性。打破常规时空的约束，以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艺术创造，将大千世界中丰富多样的物象相通、相融、相转换，营造出理想、吉祥、和谐的艺术空间。在造型过程中也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观念中的太极阴阳学说，将“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思想蕴含于貔貅和谐的形态之中，造型原则讲究硕大丰满、阴阳相守，忌讳残缺不全、形单影只，这就是为什么貔貅总是成双成对出现的主要原因。

貔貅的造物观念与麒麟、龙、凤等祥瑞物种的造型思想相同，均体现出“多元共生”、“同构”、“协调”与“共赢”然后“和谐”的基本特征。貔貅的整个造型集龙头、虎嘴、狮身、狼牙、虎爪、鹿角于一身，下颚有长须，两肋有翅膀，凶猛威武。多种物态的积极综合使貔貅几乎具备了那些备受人们珍爱和崇拜的动物身上的所有优点，中国人“集美”的多种思想交融在这一幻想神兽的创造过程中。在“集美”思想下创造的这种造型形态超越了多元物态叠加的“合”，寄托了中华民族“天人和谐”的精神追求。而且，这种源于上古的艺术形式，随时代的发展还在不断更新，不断改换着型制，不断丰富着内涵。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只要人类的欲望存在一天，这种对生活幸福美满的祈愿通过集众美于一身的貔貅将不断以新的形式展现，人们会对“貔貅”做出与时代节律相通的重新诠释。

(二)貔貅造型的图腾符号化功能指征

貔貅形象的出现与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有关。

从功能的作用分析，貔貅用于辟邪，相对祈福而言更早并单纯得多。辟邪即辟世间一切妖魔鬼怪、人兽瘟疫等。而祈福则是多方面的，如五谷丰登、人丁兴旺、财喜进门、加官进爵、长寿健康……人类的欲望永无止境，随社会的发展，生活的安定，人类的欲求也逐渐增多。故貔貅的辟邪与祈福之功能可以认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自古以来，在社会生产力低下，民众生存尚难确保之时，貔貅的辟邪意识则显得更为明显。如前所举，自图腾时代起，“辟邪”一直是其“功能”的主要方面。反映在貔貅的整个造型上集龙头、虎嘴、狮身、狼牙、虎爪、鹿角于一身，下颚长须，两肋有翅，凶猛威武。反映出对猛兽的敬畏与崇拜应为原始人类最初的艺术造物冲动，借此表达能够拥有猛兽武威凶猛的生存能力的渴望，仿佛不如此造型则不足以辟邪，亦如龙的造型。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认为：蛇氏族兼并别的氏族以后，“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氏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lie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列子·黄帝》篇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羯、鹰、鸢为旗帜。以致在黄帝祭祖大典时‘百兽率舞。但是氏族部落的图腾只能为本部驱邪，不能适应大联盟的需要，所以，黄帝从各部属中选取了最为勇武强悍部族的图腾先祖，作为整个部落联盟驱邪镇魔的神灵”。这种乞灵于勇武强悍部族的图腾的作法，是为了借助于图腾的神武勇悍，辟邪驱魔。似这般采集重构，多元共生，协调同构的造物理念和方法一直被后世在选取何为造物形态时作为传统而承袭下来。传说中的貔貅是龙子，以龙为头，故貔貅应为龙造型之派生，同属龙文化系统。龙是中华民族的总图腾，居吉祥神兽之首，自古以来又象征了某种权力；貔貅的虎嘴，是威武的象征，虎乃百兽之王亦为战神，传说可降服鬼怪，具有避邪禳灾、惩恶扬善等多种神力。中国民间多尊虎为辟邪降灾的保护神，向有“皇帝爱龙，百姓爱虎”的说法；狮子本不是中国土生的动物，相传是于东汉年间由两域琉勒国进贡给中国的神兽，时人相信它具有压邪镇魔的能力。传说佛祖释迦摩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吼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从此狮子逐渐被神化，成为佛法威力的象征。在佛教鼎盛时期，狮子常作菩萨的坐骑，是护法的神兽，有兆示祥瑞的含义，被视做荫庇、致福的降福灵兽，貔貅的狮身造型当为此意；狼也被认为是威武辟邪的化身，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有狼的图腾崇拜，貔貅借用狼牙的造型可具有压邪镇魔的功用；鹿与“禄”谐音，象征福气与财富。在古代，白鹿被奉为仙人饲养的神兽，传说只要白鹿经过的地方就会有繁华和富足，顶着一副鹿角的貔貅应也有此功能。显见，貔貅的叠加性造型综合了这些被人们敬畏如神的动物特点，在整个创造过程中，国人自上而下地对貔貅倾注了无与伦比的偏爱。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周围环境的适应能力与控制能力逐渐加强，极大地削弱了人类对自然力的恐惧，这使得人类对物欲的奢求无限度的膨胀。这一现象也反映在貔貅的实际应用上，即人们双重祈祷的重心逐渐从辟邪向祈福转移，辟邪意识逐渐削弱，祈福意识成为貔貅的主要内容。人们对幸福的渴求是多方面的，例如健康长寿、招财进宝、加官进爵、多子多孙、婚姻美满、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祛祸得福等等。但“避灾祛祸即是福”，辟邪的内容虽然仍被保留于貔貅的功用中，但却已从主题降为一般的祈福功能。

(三)貔貅造型材料的审美属性与功能用途

艺术史显示，艺术作品在不同材料的作用下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明程度和发展轨迹。“材料”在艺术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选择合适的材料做貔貅也体现了造物的集美思想。制造貔貅的材料多样和丰富，有金属、石材、木材、陶瓷等，其中以金属及玉石材料居多。貔貅造型材料的选择也是貔貅造型创意的组成部分，材质的选择从多方面体现出貔貅所蕴涵的文化意境。中国自古就有戴金、戴玉的习惯，选择玉石做貔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涵义。古往今来，人们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以玉喻之。玉石之美，不仅在于材质的自然之美，更在于它的造型之美，其中包含了精心雕琢的人文意蕴。《说文解字》中说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腠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沽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藏华光泽并能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声清团彻远，纯正而不杂，辞也。可见，如此之多的内在需求均可通过对造型材料的选择而得到充分的展现。在中国传统造型理念中，各种造型性因素一旦作为艺术形式出现，便不再单纯，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所以材料的选择必然积淀了社会意味与民族情感，“向我们展示出来的必然是一种堪称为‘生命的形式的东西”，是“表现了生命—情感、生长、运动、情绪和所有赋予生命存在的特征的东西”。貔貅造型对材料的选择正是这种情感、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客观体现的具体途径。材料的符号化功能“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溶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古往今来，中国人赋予造型材料独特的文化意蕴，“有意味的材料”成为一种情感载体，如果材料选择合乎情理，载体就能准确的传达意念，深入人心，产生巨大的精神作用。貔貅造型材料的符号化选择必须符合生存、繁衍的群体意识，符合受到经典哲学思想影响的老百姓心理，表现人们自发的理想、愿望、祈求、幸福与欢乐，不如此便不会被民众所接受。而人的美好愿望不止一个，故在符号的选择与使用上展示了一个丰富的情感世界。时至今天，国人仍普遍认为玉有防妖避邪的作用，玉是光荣和幸福的化身，刚毅和仁慈的象征。2008年北京奥运金牌“金镶玉”的设计构思与古代貔貅材质的选择理念具有趋同性和一致性。材质的选用与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协调统一，这样的设计理念给人的第一印象不仅是材质的特征，而充分体现了材质所蕴涵的审美意境。材质美与造型美的集合，使玉材的塑造超越了“山岳精英”的自然属性，赋予了貔貅超物质的神化意识。

使用金属材料制作的貔貅多用金、铜、铁和青铜合金，民间普遍认为用金属做貔貅可带旺财气。金属与玉石材料，一般用于挂件、摆件等小型貔貅器物，如作为挂件的貔貅，主要以单只出现，造型小巧，身体匍匐；而作为摆件貔貅，都是成对制造，造型精美、细致且昂首挺胸、威武不凡。以天然石材为雕刻原料的貔貅，形象大气厚重，凶猛威武，多用于镇宅、镇陵，通常放在家门及大型陵墓人口的两侧。陶瓷制造的貔貅与木材制造的貔貅，都是用来保护家宅，驱疾辟凶，但用陶瓷制造的貔貅并不多见。木制貔貅都以质地坚硬的木材雕造，通常摆放在房屋横梁之上，用以挡煞。据传说，灵界阴魔见到貔貅神兽，立即逃之夭夭，否则便被貔貅吸食。于是，貔貅作为一种镇守家宅、佑护主人的瑞符而得到人们由衷喜

爱并广为传用。由此可以看出“有意味的形式”应该也是“有意义的形式”，解释貔貅造型的原始动机，材质的选择亦成为传递某种思想和信念的符号，不仅仅是为了美感的装饰。

三、貔貅文化的审美嬗变及其在当代民俗中的遗留

现在的貔貅制式，是历经数千年沧桑，由原始的“图腾崇拜”逐渐演化而来，貔貅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审美价值观念的考验，在其造型上，随着时代的演变也有着不同的变化。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年代最早的貔貅大多出自汉代。在汉代遗址墓穴中发现的貔貅有玉制挂件，也有用琥珀制造的物件和其他石料制造的大型物件。汉代貔貅在雕刻工艺上多为圆雕，在造型上由龙头或虎头、狮头，狮身或虎身，犀牛角或鹿角、虎爪、虎嘴等所同构，形式各异，下颚有羊须、腹部两侧有翼。最初的貔貅造型头部只有一只角，多为陪葬品。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貔貅被制作成摆放在陵墓前用来镇墓驱邪的雕塑。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貔貅，开始出现头顶长有双角的造型形象，并开始被分为雌雄两种性别——貔与貅，分别称为天禄和辟邪，现在四川博物院收藏有东汉年间的“天禄辟邪石础”，头角一双一独，雄雌相依，情态生动，实属罕见。照此演绎，单角貔貅出现的年代可能比双角貔貅略早，角数量的多少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的审美心理需求。

自汉以来，貔貅在历朝历代均有出现，因其文化内涵的重心由辟邪向祈福逐渐偏移，至清代中期，造型更为丰富。清中期是中国古代玉器造型蓬勃发展的时代，佩玉之风盛行，貔貅造型多用玉材，在雕刻技法上，使用了立雕、镂雕、浮雕和线刻等多种造型手法，并将前期貔貅造型中的双角、独角、羊须、虎嘴以及狮身都保留了下来，与前期的貔貅造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清代的貔貅造型中，独角与双角貔貅的造型均有出现，但大多腹部两侧无翅，虎爪也衍变得圆润饱满。

而今，人们的欲望依托貔貅扩散开来，变化衍生出众多不同的形式。市面上随时可见造型各异，花样百出、琳琅满目的现代貔貅，既有龙头虎头之分又呈有翅无翅之别。现代的貔貅双角独角都有，独角貔貅多见。以貔貅前脚弯曲的方向不同来区分雌雄，前脚向左弯曲的为貔(雄性)，前脚向右弯曲的为貅(雌性)，除继续传承了前代貔貅龙头、羊须、狮身、虎嘴等基本造型特点之外，人造材料的加入使貔貅造型材料的应用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艺人们可根据材料的特性创造更加丰富的貔貅造型，以满足不同阶层民众不同的审美和消费心理需求。

从貔貅的造型演变过程中不难看出，精神制约形式，形式体现精神。现代人之精神异于古人之精神，不同的精神内涵要求貔貅必须与时俱进地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古人所创形式已经满足不了现代人精神表达的需要。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虽说具有超稳定的衡态，但不论什么艺术形式都会随时代的变迁而产生变化。现代人在思想观念、心态、情绪以及生活方式与文化结构上都和过去有了极大的不同，貔貅造型的历史流变不只体现了各个时代的审美观念，更体现了中国历史各阶段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表达了民众不断变换的精神需求和生活愿望，从而形成某些约定俗成的民间祥瑞审美意识和民族群体文化观念。虽然注重精神境界的造型表现是中国艺术创作的原则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造物的形式体系与风格体系却存在极大的可变性，其中也包括了材料与工具、工艺的使用等。

四、结语

中国的貔貅承载着深层的文化内涵，经历了漫漫千年，凝聚着中华民族无限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蕴含着祥瑞神性的精神通贯民族文化的脉络。从历史的长河中走到了今天。作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貔貅以独特的民族风格、个性的形式语体、特殊的美质材料和长久的艺术魅力传达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审美意蕴，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9.中国古代的传统饮食礼仪 篇九

少数民族待客，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馕、糕点、冰糖，夏日还要加上水果，给客人先斟上茶水或奶茶。吃抓饭前，要提一壶水为客人净手。共盘抓饭，不能将已抓起的饭粒再放回盘中。饭毕，待主人收拾好食具后，客人才可离席。蒙古族认为马奶酒是圣洁的饮料，用它款待贵客。宴客时很讲究仪节，吃手抓羊肉，要将羊琵琶骨带肉配四条长肋献给客人。招待客人最隆重的是全羊宴，将全羊各部位一起入锅煮熟，开宴时将羊肉块盛入大盘，尾巴朝外。主人请客人切羊荐骨，或由长者动刀，宾主同餐。

作为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一般的程序是，主人折柬相邀，到期迎客于门外;客至，至致问候，延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导客入席，以左为上，是为首席。席中座次，以左为首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宴毕，导客入客厅小坐，上茶，直至辞别。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规程。现代的标准规程是：斟酒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先女宾，后男宾。酒斟八分，不得过满。上菜先冷后热，热菜应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配菜席点和小吃先宾后主;上全鸡、金鸭、全鱼等整形菜，不能把头尾朝向正主位。

在古代正式的延宴中，座次的排定及宴饮仪礼是非常认真的，有时显得相当严肃，有的朝代皇帝还曾下诏整肃，不容许随便行事。宋真宗曾下诏批评朝中筵宴仪容下端的现象，事见《宋史·礼志十六》的记述：

景德二年(10)九月，诏曰：朝会陈仪，衣冠就列，将以训上下、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纪律。况屡颁于条令，宜自顾于典刑。稍历岁时，渐成懈慢。特申明制，以儆具僚。自今宴会，宜令御史台预定位次，各令端肃，不得喧哗。违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朵殿委知杂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视弹奏;同职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礼者，委閤门弹奏;其军员，令殿前侍卫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辖，但亏失礼容，即送所属勘断讫奏。……

朝中筵宴，预宴者动辄成百上千，免不了会生出一些混乱，所以组织和管理显得非常重要。史籍上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太多，我们可以由《明会典》上读到相关的文字，可以想象古代的一般情形。“诸宴通例”说：(筵宴)先期，礼部行各衙门，开与宴官员职名，画位次进呈，仍悬长安门示众。宴之日，纠仪御史四人，二人立于殿东西，二人立于丹墀左右。锦衣卫、鸿胪寺、礼科亦各委官纠举。

10.中国传统礼仪动作解析 篇十

摘要：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老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享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五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但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且形成了古老民族的传统饮食礼仪文化，很多优良的、传统的饮食礼仪规范，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饮食礼仪是饮膳宴筵方面的社会规范与典章制度，餐饮活动中的文明教养与交际准则，赴宴人和东道主的仪表、风度、神态、气质的生动体现。中国饮食礼仪是一种精神,贯穿在整个饮食活动中,已演变为包含在饮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它是中华饮食文化光辉的思想结晶。

关键词：饮食礼仪文化继承发展中国古代饮食礼仪

中华饮食源远流长，中国被誉为 “礼仪之邦”、“食礼之国”，懂礼、习礼、守礼、重礼的历史，源远流长。饮食礼仪自然成为饮食礼仪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人的饮食礼仪是比较完备的，而且有从上到下以贯通的特点。在中国，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得知，在周代时，饮食礼仪已形成为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这些饮食礼仪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在古代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对现代社会依然产生着影响，成为文明时代的行为规范的一部份。

饮食礼仪的涵盖面很广，不同朝代有不同的食礼。按阶层划分，有宫廷皇家食礼、官府缙绅食礼、军营将士食礼、学院士子食礼、市场商贾食礼、行帮工匠食礼、城镇居民食礼和乡村农夫食礼；按用途划分，有祭神祀祖食礼、重教尊师食礼、敬贤养老食礼、生寿婚丧食礼、贺年馈节食礼、接风饯行食礼、诗文欢会食礼、社交游乐食礼、百业帮会食礼和民间应酬食礼种种，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与之发生广泛的联系，无不倚靠它进行社会交际。

据《礼记·礼运》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而最早出现的食礼，又与远古的祭神仪式直接相关。对此，《礼记·礼运》又有一段概括性的描述，其大意是：原始社会的先民，把黍米和猪肉块放在烧石上烤炙而献食，在地上凿坑当作酒樽用手掬捧而献饮，还用茅草扎成长槌敲击土鼓，以此来表示对鬼神的敬畏和祭祀。后来食礼由人与神鬼的沟通扩展出人与人的交际，以便调节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逐步形成吉礼、凶礼、军礼、宾礼、佳礼等“先秦五礼”，奠定了古代饮食礼制的基石。

食礼诞生后，为了使它更好的发挥“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作用，周公首先对其神学观念加以修正，提出“明德”、“敬德”的主张，通过“制礼作乐”对皇家和诸侯的礼宴作出了若干具体的规定。接著，孔子又继续对食礼

加以规范，补充进仁、义、礼等内涵，将其拓展成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以礼定分”，消患除灾。他们的学生还对先师的理论加以阐述、充实，最后形成《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著作。由于强调“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则不宁”，食礼与其他的礼，就成为古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了[1]。

在古代用饭过程中，有一套繁文缛礼。《礼记·曲礼》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辞以篓。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类似的仪礼曾作为许多家庭的家训，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2]。

2近现代饮食礼仪

中国饮食礼仪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底蕴，而随着社会发展，各种对外的饮食礼仪也在不断变化。现代的聚餐会饮也演变成了一幕幕的礼仪活剧。迎宾的宴饮称为“接风”、“洗尘”，送客的宴席称为“饯行”。宴饮之礼无论迎送都离不开酒品，“无酒不成礼仪”。宴席上饮酒有许多礼节，客人需待主人举杯劝饮之后，方可饮用。所谓：“与人同饮，莫先起觞”。客人如果要表达对主人的盛情款待的谢意，也可在宴饮的中间举杯向主人敬酒。在进食过程中，同样先有主人执筷劝食，客人方可动筷。所谓：“与人共食，慎莫先尝”。

2.1入座、用餐的宴会礼仪

应邀出席宴请活动，应听从主人安排。如果是宴会，进入宴会厅之前，先了解自己的桌次座位，入座时注意桌上座位卡是否写着自己的名字，不可随意乱坐。如邻座是年长者或妇女，应主动协助他们先坐下。入座后坐姿要端正，不可用手托腮或将双臂肘放在桌上。坐时脚应踏在本人座位下，不可随意伸出，影响别人。不可玩弄桌上酒杯、盘碗、刀叉、楔子等餐具，不要用餐巾或口纸擦餐具，以免使人认为餐具不洁[3]。

入座后主人招呼即开始进餐。取菜时不要盛得过多，盘中食物吃完后如果不够，可以再取，用餐前应先将餐巾打开铺在膝上，餐后叠好放在盆子右边，不可放在椅子上，亦不可叠得方方正正而被误认为未用过。餐巾可擦嘴不可擦汗[4]。

2.2点菜的饮食礼仪

在点菜中要顾及到各个程序的菜式，要做到“三优四忌”。

三优是指优先考虑的菜肴有三类：

第一类，有中餐特色的菜肴。宴请外宾的时候，这一条更要重视。像炸春卷、煮元宵、蒸饺子、狮子头、宫爆鸡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但因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受到很多外国人的推崇。

第二类，有本地特色的菜肴。比如西安的羊肉泡馍，湖南的毛家红烧肉，上海的红烧狮子头，北京的涮羊肉，在那里宴请外地客人时，上这些特色菜，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海鲜更受好评。

第三类，本餐馆的特色菜。很多餐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菜。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菜，能说明主人的细心和对被请者的尊重。

四忌在于安排菜单时，还必须考虑来宾的饮食禁忌，特别是要对主宾的饮食禁忌高度重视：宗教的饮食禁忌，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出于健康的原因，对于某些食品，也有所禁忌；不同地区，人们的饮食偏好往往不同；有些职业，出于某种原因，在餐饮方面往往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殊禁忌[5]。

2.3敬酒时的礼仪

敬酒也就是祝酒，是指在正式宴会上，由男主人向来宾提议，提出某个事由而饮酒。在饮酒时，通常要讲一些祝愿、祝福类的话甚至主人和主宾还要发表一篇专门的祝酒词。祝酒词内容越短越好。

敬酒可以随时在饮酒的过程中进行。要是致正式祝酒词，就应在特定的时间进行，并不能因此影响来宾的用餐。祝酒词适合在宾主入座后、用餐前开始。也可以在吃过主菜后、甜品上桌前进行。在饮酒特别是祝酒、敬酒时进行干杯，需要有人率先提议，可以是主人、主宾，也可以是在场的人。提议干杯时，应起身站立，右手端起酒杯，或者用右手拿起酒杯后，再以左手托扶杯底，面带微笑，目视其他特别是自己的祝酒对象，嘴里同时说着祝福的话。

一般情况下，敬酒应以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宾主身份为先后顺序，一定要充分考虑好敬酒的顺序，分明主次。即使和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喝酒，也要先打听一下身份或是留意别人对他的称号，避免出现尴尬或伤感情。既使你有求于席上的某位客人，对他自然要倍加恭敬。但如果在场有更高身份或年长的人，也要先给尊长者敬酒，不然会使大家很难为情[6]。

总体说来，餐桌及宴会上的现代饮食礼仪可归结为： 众欢同乐，切忌私语；瞄准宾主，把握大局；语言得当，诙谐幽默；劝酒适度，切莫强求；敬酒有序，主次分明。

3发展中的现代饮食礼仪

3.1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国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场合均有一些食礼食仪，有一些属于尊老爱幼、礼貌谦恭、热情和睦、讲究卫生等的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对此，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当然，也有一些不够合理、健康的成分，如一些地区敬酒必须喝干的礼俗，对那些不胜酒力的人确实是勉为其难；一些地区男女不同席的礼俗，妇女不上正席的习俗，反映了封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残余仍然存在，有的需要改革，有的必须革除。

3.2内涵丰富，文化蕴意

中华饮食礼仪文化就其深层内涵来看，可以概括成四个字：精、美、情、礼。这四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礼仪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精，是对中华饮食礼仪文化的内在品质的概括。孔子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反映了先民对于饮食的精品意识。当然，这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些贵族阶层。但是，这种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一个“精”字。

美，体现了饮食礼仪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这种美，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美作为饮食礼仪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美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情，这是对中华饮食礼仪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

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

礼，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饮食讲究“礼，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三礼”中几科没有一页不曾提到祭祀中的酒和食物。礼指一种秩序和规范。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都体现着“礼”。我们谈“礼”，不要简单地将它看作一种礼仪，而应该将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礼”的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7]。

精、美、情、礼，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礼仪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礼仪文化这个整体概念。精与美侧重于饮食的形象和品质，而情与礼，则侧重于饮食的心态、习俗和社会功能。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唯其“精”，才能有完整的“美”；唯其“美”才能激发“情”；唯有“情”，才能有合乎时代风尚的“礼”。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礼仪文化的最高境界。我们只有准确是把握“精、美、情、礼”，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华饮食礼仪文化，因则也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饮食礼仪文化。

3.3与时俱进，多元发展

现代饮食礼仪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建立在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基础上的食品工业的出现,为现代饮食礼仪文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技术前提。其次,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使人们有必要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以适应新生活的需要。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崛起使人们不再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神的关系看得比人自身更为重要,当“大写的人”的观念出现之后,一种与之相应的新的饮食礼仪文化便呼之欲出了[8]。

与古代的饮食礼仪文化相比,现代的饮食礼仪文化打碎了以往的形而上枷锁,恢复了饮食活动的本来目的,因而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如果说中国古代的饮食礼仪文化是二元的,那么现代的饮食礼仪文化则是多元的。这种多元化的追求是以信仰的多元性、趣味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如果说中国古代的饮食礼仪文化是面向宗教和宗法的, 那么现代的饮食礼仪文化则是面向审美和享受的[9]。

参考文献：

[1] 卢红华.浅谈中国食礼与节令食俗[J].烹调知识, 2003,(03).[2] 华尚望.中国传统食礼例说[J].开心老年, 2007,(01).[3] 周三金.中国饮食文化精华汇萃——《中国食经》评介[J].食品与生活, 1999,(03)

[4]参见朱燕:《现代礼仪学概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