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论文

文化人类学论文（共11篇）

1.文化人类学论文 篇一

由《萨摩亚人的成年》引发的——关于教育的思考

课程：《文化人类学入门》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班级：08级市场营销班

姓名：谢晋

学号：12008241089

由《萨摩亚人的成年》引发的关于教育的思考

仔细地拜读了玛格丽特·米德的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从人类另一个文明的角度来深思我们现代文明中的一些问题。该书详细地描述了一个赤道附近的小岛上的萨摩亚人的生活模式，重点描述了萨摩亚的姑娘的成长过程以及心理变化，特是对姑娘的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做了详细研究。从米德的描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萨摩亚这块土地上,没有人孤注一掷,没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难,也没有人为了某种特别的目的而殊死拼搏。”“任何人的生活的步履都不会被别人所催促不停,也没有人因其身心发展缓慢而受到严厉的责罚。相反，那些富有天资、早熟早慧的人却每每受到遏止，以期他们当中最为迟钝缓慢的人能够赶上他们。”可见，萨摩亚的社会对于青少年的要求是很随和的，米德在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整个萨摩亚社会充溢着的那种普遍的随和性。”而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却不是那么随和。我们提倡并宣传早熟早慧的青少年，新闻媒体热衷于报道“某某神童考上北大清华”、“某某9岁孩童学完大学所有课程”。早熟早慧，在家里的大人眼里，叫做孩子的“懂事”。乃至于对于还没“懂事”的孩子，父母会以其同年人中的成熟者为榜样，教育他们，乃至压抑他们爱玩好动的天性，“引导”他们早一步进入社会。与萨摩亚社会通过遏止那些富有天资的人以给予迟缓者赶上的机会相比，我们的社会更强调森林法则，更强调青少年们的早慧早熟。在社会的价值观引导下，父母和学校承担了具体的对于孩子的教育。与萨摩亚的父母对于孩子的宽松要求相比，我们的社会里的父母们往往对子女寄托了太高的期望，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除了在学习上要取得优异的成绩外，还希望他们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为此，父母们为孩子们制定了“兴趣”和“爱好”，练习钢琴书法抑或是舞蹈乐器。父母的兴趣被强压在孩子的身上，父母的希望被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与萨摩亚的随和性教育相比，这种功利性教育在孩子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阴影。

在萨摩亚的社会里，人们视性为一件自然而快乐的事，每一个人都有充分享受性的自由。除了少男少女可以自由恋爱，自由享受性的快乐之外，在成人社会里，妻子的出轨，也只需要几张精编的草席就能弥合情敌之间的间隙。当然，酋长的女儿和妻子的性自由会被排除在外。其实，萨摩亚的社会也不是性的泛滥，萨摩亚社会同样是一夫一妻制。只是在这里，性是自由的，开放的，而且是不加掩饰的，一个萨摩亚人，还是孩子时就能看到性，到了16、17岁可以去尝试性，而即便是成婚之后的出轨也不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事，甚至已婚的男人与未婚的姑娘相会棕榈丛中也是社会默认的事。

相较而言，我们的社会里，对性总是加以掩饰，即便是发出了“食色，性也”呼声的孔子，对于性也采取了用“礼”来加以约束管制的方式。可见，我们的社会对于性是避讳的，我们不会在公共场合谈论性，更不会在“棕榈丛”中去尝试

性。在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中，我们缺乏科学的性教育。父母和学校都对孩子对性产生的好奇和兴趣采取回避的态度，以致进入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开始陷入生理快速发育，心理却停滞不前的矛盾状态。

16、17岁的青少年即将迈入社会，成为我们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员，来自于未来就业、婚姻、抑或是通过升入大学用时间和努力来换取未来更高质量的就业和婚姻的压力，极大地增加了青少年的精神负担，而在父母和学校的长期加压行为下，这种来自于未来的压力使这个时候的青少年出现了骚动不安的现象，乃至选择了叛逆来抵抗外部的加压。

与此同时，青少年们的生理快速发育，开始出现生理上的性需求，而心理上对于性知识缺乏必要的认识，使得他们避开社会的正式教育，通过其他方式去探寻性知识。而在社会没有科学的性知识教育情况下，这种自我探寻的性知识，往往带有“淫秽”的色彩。使得正处于骚动不安状态下的少数青少年，通过叛逆的方式，冲破外界约束去实践和尝试自我学习的性知识，这就造成了青少年偷食禁果的现象。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青春期的众多现象，来源于我们社会固有的教育模式。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中的弊端在这个时期集中地体现出来。而把这种结果归结于一个人生长发展必有时期——“青春期”，甚至于用医学的基因观点来予以解释，是对于青少年教育的不负责任。米德的田野调查，将现代文明与萨摩亚文明的对比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社会中的教育中的问题和弊端。而这，足以引起整个教育界的改革，如米德所说，“为选择而教育”。

2.文化人类学论文 篇二

感悟之一, 文章对公司实行“现代医药商业模式”运行实践后对文化的思考, 提出一些很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感悟之二, 文章对文化是雷允上 (西) 超越发展的灵魂, 价值取向是文化的灵魂, 尽管还没有明白的提出, 但在文章一开头就有这个意识, 这是很了不起的;感悟之三, 文章强调“一把手”应是文化的第一推动者、第一责任人、第一宣传者, 把文化作为“一把手工程”而形成文化领导力;感悟之四, 文章是对中华老字号现有成就本源的追溯, 源于对创新孜孜追求。在实践中形成推崇创新的观点:不创新是老字号最大的风险, 许多老字号墨守成规创新不足, 要生存发展必须创新, 这是对创新的肯定;创新的动力, 既来自实际需求和竞争对手的原因, 又同时来自反击“废医存药”错误观念的需要, 创新观念很重要, 解决了中华老字号创新动力来源问题, 为中华老字号提供了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创新内容重点在技术和管理上, 重中之重是中华老字号要从传统管理跳出来, 推进文化管理这一观点回答了在什么地方创新;在创新方法上, 文章主张有重点, 集中力量, 各个击破。主张团队作战, 不赞成个人英雄主义。这一观点解决了中华老字号创新方式, 集中有限力量为确保创新的成功提供了方法。文章的很多观点, 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意识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中华老字号’曾经是伴随每一个中国人成长的儿时记忆。它温馨、美好, 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是每一位中国人脚下的鞋、身上的衣、口中的糖, 回味悠长。然而, 曾几何时,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 那些曾令人向往的老字号已与我们渐行渐远, 有些甚至已经湮灭在市场的尘埃之中, 成为往昔沉重的背影。

老字号是中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些优秀品牌, 是每一个老字号传人的共同责任和使命, 也是振兴民族工商业的重要任务。对于这一点, 相信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在市场实践中, 面对新兴的市场主体和世界名牌名品的竞争, 很多老字号却显得力不从心, 进退维谷;在不断兴起的时尚潮流冲击下, 更是无所适从, 几无招架之力, 又无遑论腾飞与发展之见!

本文试从老字号经营的共同境遇和实践经验中, 寻找破解发展瓶颈的途径, 借以抛砖引玉, 共同实现中华老字号的伟大复兴。

老字号的传承, 其核心在于文化内涵的发掘与弘扬

1989年,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719号的上海中药店找出尘封已久的“雷允上”店招, 把在“文革”中被更名的老字号店牌重新挂了出来。就这一挂, 很快为该店带来滚滚客源:许多老顾客慕名前来, 只为寻找那样一种感觉;留洋已久的华侨们扶老携幼前来观瞻、体验, 也只为找回童年的回忆;而好奇的欧美游客留连于中草药和百眼橱前, 则惊叹医药文化的古老和神奇。为满足顾客的怀旧情感, 同时也是为了恢复“雷允上”的经营特色, 对店内外进行了全面改造和布局, 并专门开设精品饮片柜, 恢复“用料必求其精”的配方传统;请来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坐堂。这一系列恢复, 令“雷允上”老店顿时声誉雀起, 销售倍增, 连续多年成为沪上中药单店销售的冠军。

回顾当年“雷允上”复牌成功, 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回归的成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根植于社会泥土的文化魅力及其生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中医药在传承和弘扬品牌文化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例证, 还有北京“同仁堂”, 它无论在其药品内在质量, 还是对品牌文化的策划宣传, 都显现出一脉相承的厚重底蕴, 散发出浓烈的文化气息。这种文化的力量, 才是真正能够感染和影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力量, 其作用与现代广告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 每一个老字号的背后, 都有一段品牌发展的奋斗史, 都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和老字号的牌子血肉相糅、相映生辉, 对传播、推动老字号发展具有极强的社会功效。远非现代广告银弹轰炸可比。但可惜的是, 能够把老字号文化精髓融入产品或服务成为内涵, 又能以现代媒介给以发掘和宣传的企业少之又少, 更多企业还处于没有找准发展定位, 或在企业发展根本问题上缺乏统一认识, 从而造成老字号普遍陷入不能发展的困境。

当然, 造成老字号发展困境的原因, 决不止一个文化传承那样简单。正如去年发生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老字号小吃店集体败走的原因, 很多就是文化以外的因素所导致。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 主要是老字号企业的发展问题, 如果连生存立足都成问题的话, ……本文暂不做讨论。

应该说, 近年来各级政府为老字号的传承发展都倾注了极大心血, 给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但归根结底, 在商海里游泳的是企业自己, 任何来自外界的帮助和支持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企业自身解决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老字号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有所改观。在这里, “我是谁”重点在于认识自我, 把握特征, 明白优势;“我从哪里来”重点在于把握文化脉络和发展渊源;“到哪里去”则要解决企业发展的方向和策略问题。方向和策略, 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发展脉络剖析的基础上, 真正把握企业文化的特征和精髓, 才是抓住企业发展的牛鼻子。就如“同仁堂”坚持‘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制药原则。“雷允上”尊奉“药香九十国唯质量奠基, 店老十万天乃诚信为本”的祖训一样, 在这些制作和服务信条的背后, 真正主导企来发展的就是文化的本原。

老字号的发展, 关键在于产品和经营的不断创新

说到文化, 不能不提及另一种文化, 这就是对老字号形成重大冲击的时尚文化。前不久在一次商业研讨会上, 听到一位全球最大奢侈品企业集团的中国区营销总监的发言。他对中国时尚的变迁作了精辟的分析, 基于时尚品牌对人的研究、对人的观念研究提出“流行无国界”、“时尚是一种感受, 不在洗脑筋而在得人心”、“成功在于保持新鲜’等等, 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唯独对他认为“老, 只能进博物馆”的说法很不认同。因为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 任何文化都有其本原的内核, 这种内核经过时间的洗礼不断丰富、精致, 始终是延续文化发展的源动力。例如巴黎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是世界的时尚之都一样, 所不同的是, 不过是把贵夫人裙下的鲸鱼骨变成现代女孩的花样文胸罢了。任何把老字号与时尚对立起来的观念都是错误的。今天的老字号, 哪一个不曾是当初的时尚?我们的错误, 在于观念的老旧, 在于继承者的顽固不化, 没有不断给予老字号品牌以时代发展的新内涵、新立意、新表现, 所以才使老字号显得老态龙钟。从抱残守缺的角度看, 也就难怪时尚代言者要把我们的“老字号”送进历史博物馆了。

谈起创新, 很多业者感到无所措手足, 不知从何处下手。就象毛泽东同志曾经讽剌的那样:我们一些同志得到一把宝剑, 只知道拿在手中不停的赞叹:好剑!好剑!却不知道该如何去用一样。现在很多老字号的继承者只是一味强调继承而不懂得创新, 殊不知我们的老祖宗正是在不断的创新中才打磨出一块块光彩的品牌。全聚德的烤鸭为啥好吃?六必居的酱菜为啥出名?我们沪上更是不乏各种响当当的品牌。仔细考察他们的历史, 无不是在激烈竞争中下苦工出奇制胜, 靠躺在老祖宗牌子上想吃遍天下, 恐怕永远是痴人说梦。老字号品牌, 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家业,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创新精神、一种文化传承。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那我们拿在手中的, 就只能是一块毫无生气的牌子, 可就真的只能进历史博物馆了。

在创新方面, “雷允上”近年来做了一些初步尝试, 虽不敢说成功, 但对我们的经营工作和思路, 都有一定的启发。大家知道近年来上海掀起“膏方”热, 每到冬令时节, 膏方进补成为一种时尚, 也成为沪上各家中药店争相上马的经营项目。但随着膏方定制业务量不断扩大, 传统的加工方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一是顾客对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二是行业之间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三是规模化生产对人员、技术、工艺、场地等条件控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死抱住传统工艺不放, 一则难以满足顾客需求, 二则要丢掉市场。经过反复调研分析, 决定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按照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制订膏方加工质量标准, 为“雷允上” (上雷牌) 品牌注入规范化、集约化的现代管理理念和科学元素。通过标准制定过程, 我们把‘雷允上’积淀数百年的传统工艺, 经过采集、分析、提炼、筛选, 运用现代科技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和检测, 得出最佳工艺方案;在不影响膏方品质的前提下, 尽可能采用新设备和新工艺, 以全面提高加工效率和质量。2010年7月, 在经过上海市中药行业协会、质量技术监督局以及各方专家严格论证后, 雷允上 (西) 《中药膏方定制技术标淮》终于诞生, 受到市行业协会高度肯定和赞扬。经过去年冬令以来生产实践, 按照新标准制作加工的膏方, 不仅产量大幅提高, 而且品质更有保障, 口感、色泽、疗效均超过以往, 受到消费者热烈欢迎。通过制定膏方标准给我们以启发, 只有用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突破前人的局限, 不守旧、不怠惰, 敢于创新, 才是真正的科学传承和有效传承, 才能赋予老字号品牌以鲜活的生命力。其实, 只要认真观察一下国外老字号的生存之道, 也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君不见可口可乐仅凭一张配方走遍全球, 虽然它的口味保持不变, 但仍不断推出新品;在它每年的创意广告、包装上, 更是融入了超前的时尚元素, 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 千方百计剌激你的味蕾、唤起你的感觉, 始终吸引和保持着一大批真实的消费者。

老字号重生, 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扩张与飞腾

众所周知, 我国的老字号之所以形成目前的困难局面, 除了企业自身原因外, 还有一个与外国企业最大不同之处, 那就是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 所有老字号无一例外, 都遭遇了人为的经营传统的断层。而这一时期, 正值全球工业化发展的高潮, 各种全新的经营思路和手段层出不穷, 工商业资本积累以几何级数增长, 等到我国的老字号重新走上竞争舞台, 世界早已是面目全非。我们所面对的, 不仅仅是经营思想的更新与学习, 还有着资本实力上的巨大悬殊, 很多现代营销理念和手法的应用, 被捉襟见肘的资金所限制, 更不用谈发展与扩张了。那么老字号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自已的发展和腾飞呢?我们认为:除了把握和弘扬企业的文化精髓, 不断创新经营思想和方法外, 还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 借助现代发达的资本市场机制, 为企业注入发展动力。在这一方面, 北京“同仁堂”药业为众多老字号带了一个好头。他们在充分整合企业的文化资源和经营资产基础上, 利用上市融资这一资本手段, 迅速实现了在全国中药市场的扩张布局, 同时进军海外, 兼顾在养生、美容市场的适度发展, 较快实现了依靠单一资本积累所难以实现的发展布局, 为企业进一步成长、壮大乃至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3.雅文化 俗文化 根文化 篇三

从观念文化或精神因素的角度看，影响和决定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历史和社会生活面貌的，以及影响当今、今后中国文化走向的，主要不是儒、道、法等家典籍中的雅文化，而是从古至今深植于广大民众头脑中的传统俗文化。不研究、了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了几千年的俗文化，只纠缠于经典文本中章句的解释和讨论，是够不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最多只能算作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研究。

中国诸子及其承继者、诠释者的文本雅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显文化，以叙事、论事、论人、说理、讲道的形式明确地写在典籍、文本中。中国民间俗文化更主要的是一种潜文化，中国人生存、生活、发展的精神要素、基本价值理念、行为指导原则并没有以理论学说形式明示于典籍，而是以观念、意识、信念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支配人们的行为。俗文化有些体现在文学艺术文本中，如小说、诗词、戏曲(剧本)等，有些体现在非文艺文本中，如史书、笔记、杂记等，还有些不出现在任何文本，只能从流传至今的习俗、习惯、口头话语和历史遗存的物质文化中看出来、听出来、体味出来。它主要通过言传身教、习俗习惯和民间艺术的方式传播、承继。例如有的学者提出、并用大量史料充分证明了的游民文化、流民文化、流氓文化、帮会文化，就是很重要的一类民间文化，它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而雅文化和诸子百家中就不包含这种文化。

中国传统大众文化或俗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活文化。由于历史上中国人生活环境严酷，自然灾害、社会灾难频仍，民间生活文化又往往简化收缩为其核心——生存文化。生活或生存文化不是诸子雅文化的那种统治文化(如法家、部分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的某些部分、纵横家学说等)、教化文化(儒家)或学理文化，它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包括历代统治者和上层人士)心中，支配中国人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存、生活和发展的观念、价值、道理和准则。比如民间宗法文化中对祖先、家族的敬拜，强调血缘纽带和据此生出的上下尊卑、领导服从顺序的等级准则；民间婚俗文化中敬天地、血亲，崇尚生殖的价值取向；民间权谋文化、暴力文化中对权力和智谋的崇拜等。

中国主流雅文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文化”，一般只对中国古代“四民”(士、农、工、商)中的士影响较大，对帝王亲贵和官员也有些影响，对农、工、商及五行八作其他人(还有流氓、娼妓、乞丐)等几乎没什么影响。(不被视为主流的阴阳家学说，倒是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影响。)而民间俗文化对社会各种人都有重大影响，对大多数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中国主流雅文化对俗文化的影响，完全不能使雅文化包容、等同、替代俗文化。比如，可能有人认为，法家学说就可以等同民间权谋文化，法术势嘛。其实完全不然。法家主要提供的是统治者驭民和控制臣子的办法、制度和理论，而俗文化中的权谋文化主要指在中国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如何生存、生活、发展，除包括法家的一些精神要旨外，还包括如何谋取权力、应对权力、化解权力、摆脱权力等，即一般人如何在权力人际中保存和发展自己。这些是法家不会提供的。因为法家的角度是帝王师，而不是一般人。中国传统主流雅文化，如儒、道、法等诸子诸家及其历史上的承继者、诠释者的文本，其立足点大都是帝王师，而不是一般人。实际上，俗文化对雅文化的影响更大，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雅文化的理解、解释和传播。另外，在中国历史上，各种潜规则盛行。如果没有大众潜文化的支撑，没有人们心照不宣的认可，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真正决定中国社会面貌、决定大小历史事件进程和结局的，主要不是很多人误认为的雅文化，而是被相当多的人忽视了的俗文化。

与西方文化对照，中国传统主流典籍文化最大的问题就是与民众俗文化的疏离，二者之间在很多价值理念上无法贯通。

中国传统文化除雅文化、俗文化外，还有一个二者共同建诸其上的源文化或根文化。中国根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中单独的一个部分，又是中国雅、俗文化的基础。要想了解中国传统雅、俗文化为什么具有它们如是的内容、特点和关系，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根文化。

性格文化是各种文化的根本，因为它是人的心理要素与自然界和社会交互作用的最初结果，先于有具体内涵的雅、俗文化；同时，性格决定态度，即对人对事的基本心态和取向，如主动还是被动、积极还是消极、承担还是推卸、主导还是依赖等。性格文化虽然也可以随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受雅俗文化的影响而改变，但从群体上看，如果面对的自然、社会没有大的变化，那么这个群体的性格亦是相对稳定的。中国人的群体性格文化就是中国人的根文化。所谓国民性，就是根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的那些国民习性。

由于历史上中国人的自然繁衍力强且无法有效控制，而自然资源和适生空间有限，导致整体生存条件日趋严酷，造成了国人看似复杂的性格(面对外界经常有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和举措)。如果能从根文化的角度研究、理解，这些看法和举措其实并不矛盾，国人性格也不很复杂，它们都是中国人性格文化中弱势性和群体性的体现……

4.文化人类学读后感 篇四

本书对其总结为三点：

1、解释功能

2、文化交流功能

3、教育功能。

探索、研究和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是人类文化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宗教文化在这方面担任了前科学的解释功能。当人类难以用理性和实证方法来解释世界现象时，宗教文化就通过其特有的直观性、猜测性的幻方式来填补这个“真空”而作出种种解释，具有前科学时代解释世界的特殊功能。

人类的文化是多元的。宗教作为一支独特文化元，它在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具有特定的交流功能。印度佛教自释迦牟尼创立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中，佛教文化由印度传播到东亚、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影响十分深远。在佛教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各国通过对佛经的翻译、注释和创新，不仅发展了佛教本身，而且成为东方文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宗教教育是宗教文化得以源远流长的基础。这是以宗教教义为核心，通过一定的制度，以不同的方式对信教者进行的宗教教育。宗教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即堂式教育、学校教育、神职教育、传播教育和家庭教育。

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信教者有一亿多人。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都有传播；此外，还有中国固有的宗教--道教，以及萨满教、东正教、东巴教等，读后感《文化人类学读后感》。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蒙古、珞巴、门巴、土、裕固族信仰藏传佛教(也称“喇嘛教”)；傣、布朗、德昂族信仰小乘佛教；苗、瑶、彝等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汉族中有些人信仰佛教，也有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和道教。

对于一个如此复杂的大社会，宗教对其的影响自然不可轻视。

宗教提供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一套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宗教又有它实体方面的社会功能，它为社会提供一种组织社会的形式，一套调适和整合、凝聚社会的机制和体系。宗教的社会功能是上述两种功能的综合，成为社会的一种控制系统。宗教乃是人类社会生活之结合的标志和象征，起着团结整个社会的作用，从而把 宗教视为社会存在的根本结合因素，具有构成社会标准价值体系的功能。中国一个如此大的国家不仅地域广阔，而且人口众多，假想没有宗教的存在，大概会为如此的地域分布而逊减一分色彩，还会导致缺乏一定的凝聚力吧！

宗教在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中，也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通过宗教界的国际 友好交往，可以与国外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徒开展联系，增进了解，加强合作。这对于宣传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壮大我国的综合国力，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以及促进科学文化的交流，都有积极作用。例如，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对于二战以后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赵朴初居士誉为“黄金纽带”关系。我国佛牙、佛指舍利巡礼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对于密切我国同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宣传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具有独特的作用。所有这些，充分发挥了宗教的国际交往功能。此外，通过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宗教徒的联系，在爱国一家的基础上，为促进祖国统一，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发挥了积极作用。

5.家文化、郊庙文化、江湖文化 篇五

摘要：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板块，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都可将其纳入到家文化、江湖文化或郊庙文化的范畴中。这三者既有为主的又有为辅的，既相悖又相容，既时常冲突又互相渗透，而将三者贯穿起来的正是中国的正统文化——儒家文化，尤其是作为儒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自古以来，统治中国人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以“忠孝仁义”为内核的孔孟之道，而“忠孝仁义”恰恰是文学作品所要反映的思想精髓，它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灵魂。关键词：家、江湖、郊庙、封建礼教、忠孝仁义

正文：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都可将其纳入到家文化、江湖文化或郊庙文化的范畴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其中的灵魂，使这三种文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忠孝仁义”作为封建礼教的核心内容，恰恰是文学作品所要反映的思想精髓。从家、庙堂到江湖，儒家思想影响之大，可以说是遍及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早已渗透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之中。

家文化，以家为中心，而维护一家之正常运行，则依赖的是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家”中，讲究尊卑贵贱、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尊卑、贵贱、长幼各有其礼，要求父父子子。家以男权为中心，女子属于完全的附属地位，家的礼数则大部分由女子完成，女子需要恪守封建礼教，遵守三纲五常，做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历代大多数文学作品对女性的描写，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和玩赏的心理塑造女性角色，这种传统的封建礼教注定了女子在文学作品中的悲剧命运。家文化以孝为核心，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婚姻则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家文化在其中的体现可谓是淋漓尽致，严苛的封建礼教造就了剧中大部分人的悲剧命运。贾府王夫人地位尊贵不必说了，迫于封建礼法的贤，只能默默忍受贾政的风流。贾政的妾赵姨娘是她心上一把刀，因她有了儿子贾环，如果宝玉早逝，王夫人后半生将很悲惨。这种现实威胁折磨着她的心理，后来金钏、晴文的死也是源自于她对“狐狸精”“无耻之人”的恨。她自己何尝不是受害者？金钏、晴文更是死得冤。秦可卿死于贾珍的调戏，前面通过贾宝玉眼中描述的可卿卧室，杨贵妃的画像已经暗示“父占子妻”，对于看重名声“要强”的可卿来说这是致命的，何况有瑞珠的无意发现？瑞珠后来触柱而亡也是怕报复。将被非礼、强奸等受害者也视为“淫”是封建思想的恶毒一面。黛玉因和宝玉的人性自然爱恋，被元春等视为“淫”，导致爱情悲剧和死亡。元春也同样被礼法所害，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方。反人性的邪恶思想向来是害人的同时也将受害者变成礼法帮凶。即使强悍能干如王熙凤，“一从二令三人木”，最终被“休”了。她对贾琏可是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法纵容贾琏的淫荡，她运用自己才干与命运的抗争注定是悲剧。尤二姐与贾珍父子乱伦，被凤姐毒计打压，吞金自尽，一尸两命。何尝不是封建礼法思想在她头脑调唆下作的傻事？迎春更不用说了，在父母包办婚姻下，嫁给了不学无术、的中山狼，最终活活抑郁而死。尤三姐的死也是封建礼法制造的舆论压力，侠气的柳湘莲也承受不了“不干净”可能带来的婚后“背后指点，戳脊梁”恶果。巧姐的悲剧也是根源于主家男人掌管家中女子的封建礼法。刑夫人固然贤得讨好地帮着贾赦纳妾，但心理何尝不已扭曲，精力都放在挤兑儿媳妇和敛财身上了。宝衩如此有才有能，正是礼法让其无情，何尝不是伤害？惜春怕沾惹“不好名声”，毅然出家，何尝不是礼法在脑中生根。《红楼梦》中才情女儿，美丽女子“薄命司”的悲剧命运无一不多少受到封建礼法思想的毒害。

我们经常说的江湖有三个意义。第一是大自然中的江湖，指江河湖海；第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这个江湖偏重其人文意义，是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它摆脱朝廷、远离市井，是历代隐士的栖居之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里的“江湖”指的就是隐士的隐居之所；第三个是游民的江湖，这是宋代以后才有的含义，首次是在《水浒传》中被提出。这个江湖是个无形的概念，它没有具体的场所，是一大帮江湖人活动的流动的空间，它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新含义逐渐代替了原有的江湖之义，并普遍被后世认可。我们这里所说的江湖文化以第三种为主，是由江湖人所创造的文化。

俗话说，人在江湖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江湖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义”，江湖人则把“义”作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江湖的文化也就是“义”的文化。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义”是合宜、应当、应该之意，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利他，不以损害和出卖他人尤其是朋友来换取一己之私利。儒家把“义”与“仁”并用，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提出了“仁义道德”、“仁至义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思想。

江湖作为游民的江湖第一次在《水浒传》中被提出，《水浒传》中108个好汉的行为举止则处处彰显“义”的精神。

小说中的鲁智深、宋江、李逵、林冲、花荣等等，无一不是“义”的化身，在我看来，“义”在鲁达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例如在《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鲁达和史进、李忠，一起去酒馆喝酒。其间，金老之女在他们隔壁哭泣，鲁达不耐烦，却意外问出了郑屠户欺负良人一事。鲁达帮助金老父女脱离了苦难，替他们打抱不平，到肉铺上三拳打死了郑屠户，然后逃之夭夭。鲁达与金老父女素昧平生，但他却为了能让他们摆脱镇关西的纠缠，不惜亡命天涯，足以可见鲁达的义胆忠肝。又如《水浒传》第七回“鲁智深千里护林冲”林冲因得罪尉之子被刺配沧州，鲁达担心林冲途中遭遇不测，一路暗中保护，并在林冲危难时及时救他脱险，为的只是兄弟间的“义”字。此外，鲁智深为就史进独身行刺贺太守，都体现了其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义”气。

108个好汉聚义，齐上梁山泊，与宋王朝展开殊死搏斗，当起义军势如破竹，就差直捣黄龙时，起义军首领心生动摇，他们骨子里的忠君思想并未磨灭，最后宋江和李逵双双赴黄泉，用义成全了他们的忠，而吴用、花荣在宋江坟前自杀，将他们的义延续。

郊庙文化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以皇权为中心，其主流意识形态是儒家的“忠”。“忠”主要针对的是君臣关系，经过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后世对儒学的发展，儒家的忠已有原来的“君仁臣忠”的相对关系转变为“人之异于禽兽，逃于天地之间” 的绝对天理，甚至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郊庙文化的创作主体是文人士大夫和高官贵族，其整体格调是庄严、优雅、凝重„„

《三国演义》是郊庙文化的典型代表，小说中主人公围绕皇权进行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他们把“忠”作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身体力行着“忠”的精神。

刘备是名主，诸葛亮是忠臣，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为报答其知遇之恩，倾尽其一生。后刘备征讨东吴，于猇亭之战大败而归，在白帝城托孤。告诉诸葛亮，如果将来自己的儿子刘禅没有能力或者不忠义，可以由诸葛亮取而代之。但是诸葛亮终其一生都忠于蜀汉政权，以克复中原为己任。正如他在《出师表》中所述，“先帝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在那样急迫的环境下，诸葛亮守护刘禅，帮他处理好蜀汉政务，使得蜀国在三国时期有了稳定局面和恢复发展。诸葛亮还六出祁山积极展开统一工作。当然最终因为实力不济失败了。同时诸葛亮注意提拔有用人才，比如费祎，董允，姜维等等，使得在其死后，蜀汉政权又存续了多年。刘禅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虽然诸葛亮心中有数，但他从没有取而代之的私心，一心只为保住刘氏打下的基业。总之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蜀汉政权的发展稳定贡献了一生。

《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集中体现了关羽的“忠”。由于关羽通过效忠刘备来效忠汉朝，即他的“忠”主要表现在对刘备的忠诚。而他与刘备又有兄弟关系，所以他的忠义总是分不开的。只是在具体情节上有所侧重。而作为臣子最大的忠诚就是文死谏、武死战。在《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和《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两回里关羽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保持大义凛然，怒斥吴国，至死不降的气节是其忠诚的最好表现。此外，张飞、张任、赵云、王累等都是一代忠臣，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君精神。

结语：《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是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的典型代表，孝、忠、义分别是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家文化、江湖文化、郊庙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板块，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

参考文献：

《红楼梦》原著

《水浒传》原著

6.文化人类学论文 篇六

2012-04-24 15:57来源：浙江在线

背景：近年来，湖州市推进覆盖全市、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步形成了以中心城区公共文化场馆为主体、乡镇综合文化站为重点、村级文体活动室为依托、农村文化示范户为补充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了以“善琏湖笔之乡”、“浙北乾龙灯会”、“新市蚕花庙会”、“孝丰孝子文化”、“洛舍钢琴节”、“三合防风文化节”等以乡镇为基础的重大节庆和民间特色文化活动，以“长兴百叶龙”、“安吉威风锣鼓”等一批充满民间民俗风味、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各县区推出了“吴兴之星”、文化惠民等有特色的文化项目。尽管湖州市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初步形成，但是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同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重。现场：“当下，城市里的人不断在被爆炸的信息与文化的盛宴尽情包围，而广大农村居民却常常坚守‘劳动成果’，少有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是急需改善的一个局面。”市政协委员王趁义是湖州师范学院一名教育工作者，关心农村发展的同时，他对于农民文化生活单调深有感触，“单向、蜻蜓点水式的‘送文化’下乡已远远不能满足当代农民对文化的需求，送演出、送戏、送书、送电影、送科技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大多像过眼烟云，长此以往，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度会逐渐降低。”

经过一段时间走访，王趁义发现，湖州市农村，不少村干部普遍缺少“文化服务”的意识，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要搞好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就行了，对于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不够重视，未能形成像抓工业、农业、旅游发展那样抓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机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缺少长远的规划。“没有引导和支持不够，民间文化资源自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掘、保护和利用。”王趁义说，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而目前湖州市农村文化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业务人员专业素质良莠不齐，知识结构偏低，创新能力有限，对各项现代文化技术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掌握尤其欠缺。同时，文化队伍不稳定，文化活动难开展等因素严重制约着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其实农村有很多文艺爱好者，相关部门可以有计划地进行结对子、交流辅导活动，甚至可以让文艺爱好者现场拜师学艺。只有让农民真正参与到这种艺术体验和展示中来，才能实现文艺留乡、文艺兴乡。

7.文化人类学论文 篇七

一突出文化人类学学科的重点

文化人类学在认识人类自身、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客观评价人类的成就以及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法相比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几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人类学;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因素;通过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的发展;消费与交换有关的生产模式;生产、消费、交换方式在当今的变化趋势;疾病治疗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亲属关系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式;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与研究范式;交流、文化多样性和不平等性之间的联系;世界宗教的全球性和地方性特征;当今世界宗教变化的重要趋势;当今世界象征文化的变化趋势;文化人类学家对移民政策与计划的贡献;文化人类学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贡献等。[2]

二安排写作

在文化人类学课程教学中安排写作非常必要, 它的作用类似于数学课的计算练习, 是学文化人类学的最佳方法。[3]为了真正地应用通过课程内容获得的知识, 学生必须总结性地记笔记并完成某些类型的写作作业。教师可以安排学期论文、文化人类学课外读物的总结报告或者案例分析等作业。对学生来讲, 本课程能提供很多写作题目, 教师可以出写作题目供学生选择, 或者让学生自己设计写作题目。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讲授学生怎样完成写作、怎样设计论文的框架、怎样参考并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等相关知识。比如, 讲授文化人类学的导论部分时, 可以安排有关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文化人类学的任务和目标、当代文化人类学学派的形成等方面的总结性写作。同时, 还可以安排学生阅读专业论文并写评论, 他们的评论应包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成果和意义等内容。总之, 学生通过写作业能够提升文化人类学知识素养和对人类不同文化的认识。

三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手段并用

如今可以说是影视产品泛滥的时代, 电视、互联网、移动电话甚至车载DVD都随时能提供能满足个人需求的视频。当代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生活在“影视文化” (video culture) 中, 用凯西·乔丹 (Casey Jordan) 的话来说, 他们是被视频养育的一代 (video-raised generation) 。互联网、多功能手机和微信几乎占用了他们所有的时间, 这种现象已经给高校教师带来不少的麻烦。一方面教师无法阻止学生看这些视频;另一方面教师千方百计地劝诱、鼓励甚至强迫学生阅读规定的教科书。[4]对于一些理论性、学术性强的章节和问题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 如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流派、文化人类学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对于一些需要展示的内容用多媒体教学, 给学生播放一些人类学教学片或者图片资料, 寓教于乐, 增强教学的可感知性。人类学教学片在教学使用中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互联网的普及为获得人类学影视材料提供很多便利。许多文化人类学影片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案例分析, 很多章节如文化、田野调查、宗教、民族、种族、家庭、婚姻、经济文化类型、疾病与治疗、都市人类学的城市问题等都可以通过影像资料将知识点更加直观地展现给学生。选择影片时, 要选比较短、教育性较浓、能展示课程内容的影片。[5]另外, 还要注意影片的拍摄效果、娱乐程度。观看影片之后, 应组织学生讨论影片的拍摄方法、摄制者的主观意图、影片展示的各种文化要素, 还要把影片内容跟其他资料进行比较。这样, 学生一方面将会认识各种文化人类学现象, 另一方面他们还学会怎样鉴赏影视资料。

四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模式

在文化人类学教学过程中, 一改传统的“注入式”, 采取“研讨式”教学会收到更佳的效果。[6]文化人类学除了一些基础知识课程外, 很多课程都适合采用研讨式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 大多数人类学课程都可以成为讨论型课程 (seminar) 。研讨式教学过程中教师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做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有助于培养学生动手查阅资料、组织语言、上台演讲、善于思考与敢于创新的能力, 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接受。[7]在文化人类学课程的教学中, 根据教材及学科的重点、难点来设计具有针对性、难易适度、有内在启发性的讨论题目。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每一章都关注现实问题与文化现象, 本身就有很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话题, 可以围绕课程内容选择某一个主题或者某几个主题, 让学生提前查阅相关资料, 做好发言的准备, 让全体学生都参与进来。如在讲到文化时, 我们可以选择“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论之间有什么区别?”“民族中心主义有哪些积极和消极作用?”这两个题目;又如在讲到宗教时, 可以提出“宗教在当今社会中有哪些功能?”“宗教信仰如何支配个人的日常生活模式?”等问题。这些讨论题既突出了教学重点又联系了实际, 引导学生思考, 培养学生的自主性, 深入了解社会。在讨论过程中鼓励每一位学生积极参与并结合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发表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老师最后要进行总结性点评, 真正实现研讨式、辩论式的教学。

五推行实践式的教学方法

开展文化人类学课外教学活动, 参与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完全符合文化人类学的学科特点。田野工作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与学科标志, 也是文化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重要区别。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 它是检验人类学理论知识的重要手段。这非常适合当今大学生对于那些陈旧研究的理论知识缺乏兴趣、更倾向于接受“现实而且跟自己生活相关”知识的特点。因此, 很多著名人类学教师都非常注重实践性教学方式的采用, 强调要将实际应用与专业理论相结合, 通过精心设计课程实习计划, 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参与意识。在时间紧、经费缺少的情况下, 采取就近、节约的原则。[8]如带领学生分组分主题对就近村寨、社区进行田野调查, 让学生学会简单使用调查方法, 学会使用录音笔、照相机、影像设备等调查设备, 进而培养学生记录不同文化形态、正确认识不同文化的能力。文化人类学课程拥有很多主题可以由学生开展田野实践, 这里推荐几种类型:参观当地博物馆并写出有关收藏品及其对了解古代文化的贡献方面的简要报告;调查货币、消费和礼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调查医疗保健与性别的关系;根据亲属符号写出自己的亲属图表;调查校园的各种俱乐部成员以及他们参与俱乐部的目的;调查纹身习俗的来源及其在学生中的影响;许可的条件下参观神庙、教堂、清真寺并观察各种仪式如何进行;调查文化、阶层、性别、民族等因素怎样影响人们的衣着、首饰、发型等身份标志;选择校园附近的某一个建设项目, 调查它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如果授课教师有在研项目, 要鼓励学生参与, 还可以指导学生申报大学生创新项目, 安排他们趁假期回家对家乡的特色文化开展调查。这种做法将理论学习与应用联系起来, 凸显了文化人类学融实践性、主动性、参与性、交流性、探究性、理论性和应用性于一体的学科特色。

然而, 调查对象和工作条件一般都会使人类学家面临一些不同寻常的挑战。田野调查过程中主要威胁来自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国外人类学家的亲身经历也表明, 学生在田野调查之前必须学会对付各种意外, 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另一个挑战是人类学家如何对待被研究群体的伦理问题。安排田野调查作业之前, 指导教师必须讲解要注意哪些问题、承担哪些责任等常识。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田野调查责任意识, 不做对国家、研究群体和学术不利的任何事。要尽一切努力保护被研究者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和经济利益, 要避免秘密进行调查。[9]比如, 要注意研究对象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肖像权、研究成果受益权等一系列权利和权益方面的伦理问题。通过田野调查, 学生会发现自己身边的很多文化人类学“例子”, 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

总之, 在当前全球化、跨国跨文化交流增多背景下, 文化人类学在加强国家文化建设、重视文化软实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尊重不同文化、促进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因此,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教师必须立足于社会发展的需求, 培养出“基础扎实、知识宽泛、实践应用能力强、沟通交流能力高”的学生。不仅要对学生、对学校负责, 还要对社会、对学科、对自己负责。[10]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教会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 使得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科意识和文化观。

参考文献

[1]Barbara D.Miller.Cultural Anthropology (5th ed.) [M].Upper Saddle River:Published by?Prentice Hall, 2009:xxiii.

[2]Gary Ferraro.Cultural Anthropology:An Applied Perspective, (6th ed.) [M].Belmont:Published by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2006:xiv-xvii.

[3]Dorle Drackléand lain R.Edgar Eds.Curr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European Social Anthropology Education[M].New York:Published by Berghahn Books, 2004:20-22.

[4]Casey Jordan.The Blockbuster Approach:A Guide to Teaching Anthropology with Video[M].Danbury:West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2004:i.

[5]Karl Heider.Seeing Anthropology:Cultural Anthropology Through Film[M].Boston:Allyn&Bacon Press, 1997:xiv.

[6]庄孔韶.中国人类学的教改实践之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00 (1) .

[7]汤夺先.人类学教学方式改革探讨[J].学理论, 2012 (21) .

[8]周大鸣.打牢基础提高素质学用结合——讲授“人类学概论”课程点滴体会[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1998 (2) .

[9]Michael Bourdillon.Invasion of Privacy?[J].Anthropology Today, 1995.11 (1) :23.

8.雅文化 俗文化 根文化(五) 篇八

国奴制下中国的古代社会分裂成二元社会，一个是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要是由士与官吏组成(此外也包括医生、艺人、出家人这些自由职业者)。另一个是无知识无文化的农民、手工业者、商贩为主体的草根大众。

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科学技术的代表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士与官吏中的一部分人。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古代“科技发明”、“优秀文化”大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发明造纸技术的蔡伦是东汉朝的宦官；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是东汉朝的太史令；写《伤寒论》的医圣张仲景是东汉末年的长沙太守；创立绘制地图理论(制图六体)的裴秀是西晋初年的司空官：算出圆周率的祖冲之是南北朝时南齐朝廷华林学省里的官员；《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都是北魏朝的官员；大书法家王羲之当过东晋朝的太守和右将军；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任过兵部尚书；《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是北宋宫廷画院的画官；《耕织图》的作者楼寿是南宋的县令；编《授时历》的郭守敬是元朝的高级官员；航海家郑和是明朝的宦官；作《本草纲目》的李时珍是明朝太医院的医官……；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的水利专家都是朝廷命官。

以上这些在科学技术文化方面有成就的官吏，在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官吏碌碌无为或以权谋私。皇权专制建立的国奴制极大地扼杀了人的主动性与创造精神，鼠文化异化了人健康心智的发展方向，而向着鸡鸣狗盗、尔虞我诈、蝇营狗苟、为稻梁谋和以权谋私的污途发展。所以历朝历代的亿万富豪，除皇族以外，基本上是朝廷大官或者是与皇亲、权臣联手的官商。

中国专制制度的祖传秘方

社会制度是政治经济综合体，本身又含有文化支撑。任何经济制度必须有政治保障，比如产权(物权)、管理、分配、人身权利、劳动条件等必须有政治一法律的支撑。政治也要有经济支撑，但对经济的依赖小。因此综合体(社会制度)中政治比经济更具决定作用。

政治(暴力、权力、权威、统治)在中国决定经济，因为得到鼠文化支撑。中国没有全民性信仰，但有全民性崇拜。鼠文化使中国人最崇拜权。崇拜的本质是既景仰又畏惧，于是形成权奴心态，具体表现为不问青红皂白地对权的顺从、依赖、巴结、攀附、助长和强化。权奴心态促成了大权归一，先造成公权(政权)私有(家天下)，进一步又造成权者运用私有政权使社会物权和人权国有，使中国成为皇权专制大一统国家。皇家成了国家，皇权成了国权，人们从总体上讲是国奴，具体分层、分部、分区、人对人看又是权奴。

中国人不分“国”和“公”，汉语中两词经常通用，(“公”还有别的涵义，这里不详述)为公就是为国，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公有就是国有。财产公(国)有了，掌控公(国)有财产的权力却没公有，应是公权的却是私权。“家天下”、“打江山坐天下”就是公权私有。

夺取最高控制权、支配权，即政权一造成或维持无物权、无人权状态或模糊物权、人权状态，或者把物权、人权“公(国)有”→然后变公(国)权印政权为私权，就能得到一切。这就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奥秘，这就是中国几千年香火不断的专制制度的祖传秘方。

政治——鼠文化支撑的最高级剥削形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权力主导社会。纵观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围繞权力斗争的历史，无论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甚至家庭生活都是如此。在政治层面上，宫廷斗争，皇位交替，官场倾轧，农民暴动，改朝换代等等；在家庭层面上。二十年媳妇熬成婆，是指媳妇终于掌握了家庭的管理权。

鼠文化下权与势，权与贵是一体相连的。有大权力和接近大权力的人叫做达官贵人。因此是以贵贱划分人，不是以贫富划分人。远离权力，与“贵”不沾边的“富”是不牢靠的。“宰相家人七品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贵贱是根本标准，它决定了贫富与雅俗。有了“贵”另外两个也有了。

民谣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上人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富人，而是有权有势的权贵之人。何谓“苦中苦”?不是指底层社会的吃糠咽菜，这是几千年来底层社会生活的常态。苦中之苦是指忍人所不能忍，如韩信的“胯下之辱”；如读书人的十年寒窗；如牺牲与抛弃一般人的享受与生活乐趣，做常人所不能为、不敢为及不齿之事，诸如此类。

读书人熟知的一句话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其实这些东西书中并没有。学而优则仕，通过读书当上了官，手里有了权，或者是成为权者的重要工具(如谋臣、幕僚、秘书，也都有权)就都有了。

在中国，“赢者通吃”在权力方面是，“一把手”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可以委任、贬黜包括二把手在内的任何人，并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除此以外，权力还能延伸到所有方面：有了权当然贵，同时也富，也雅，还显，还荣，还有名，“纷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得了富贵不还乡，正如穿锦夜间行”。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都能满足。舒适、牛逼(炫耀)、刺激也均能实现。

政治剥削或剥夺，比经济剥削效率高，范围广，规模大，种类多，有税、贡、赋、助(役)等多种形式，可征到各种钱财物品、民夫美女、奇珍异宝，剥削到的财物和服务数量大且车富多彩，是一种最高级的剥削剥夺形式。中国人经比较、反复，最终(自秦以后)采取了此种形式。这比拥有几个庄园、几个手工作坊、工厂或者经商做生意利大多了。(战国末吕不韦和他父亲讨论过这事；刘邦当了皇帝后，当着众大臣的面也和他爹说过这事。)

中国人走上这一步是因鼠文化中无“法至上”观念。无“个人权利”观念，无“产权”观念。因为鼠是弱势群体，不愿意也不能负责。弱势群体崇拜、依赖强权、暴力。这种文化支撑强权大于法，否定每个个人的权、责、利；不支撵法大于权，也不愿意为法大于权去承担个人责任。于是，不是经济集团而是暴力集团决定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制度综合体)，采取更高级的剥削方式：国税是一道大菜，徭役、劳役又是一道大菜；贡赋、“特供”是一道大菜；还有日常红包、送礼、“潜规则”又是一道大菜；挂名、兼职、内部福利等等荣誉和灰色收入也不是小菜。

没了皇帝，贪腐更甚

属西方文明范畴的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官僚集团失去了制约，转手接管了原属于皇权的大部分权力。在鼠文化作用下，原来的“朕即国家”，转变为“官僚即国家”或“军阀即国家”、“党即国家”(党国)。

虽立有宪法，有议会、法院，选举中央、地方行政长官；民有经济、政治组织、社会团体、文化教育、舆论出版均有发展，但不被在血液中溶化了鼠文化的大多数民众认同，只被少数精英认同。鼠文化认同暴力、阴谋、小动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专制，不认同公平规则。在鼠文化影响制约下，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或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各种粉墨登场的汉奸政府等，无论它们标榜什么，鼓吹什么，号称代表什么，均使吏治走向腐败，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更为黑暗，这又导致鼠文化进一步泛滥成灾。

在帝制时代，江山是皇帝“家天下”的，有些皇帝考虑问题还能从长治久安出发，从子孙万世继承出发，还有长远眼光与打算。没有了帝制，官僚们成了脱缰的野马，在鼠文化的支撑下，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官吏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其所作所为犹如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一方面欲壑难填横征暴敛、索贿受贿、官商勾结；另一方面是做事情的短期行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考虑长远，“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所谓“维护稳定”，主要作用是只许人民“老老实实”，不许人民“乱说乱动”，以保障官僚集团及其裙带势力一天天暴富起来。民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力量在鼠文化环境中，在鼠文化左右下，要么是投靠、贿买、攀附权力，要么是艰难挣扎以求存活，要么是成为流氓，为“吃喝嫖赌抽养”，去“坑蒙拐骗偷抢”，或者二者三者并举。

9.文化人类学论文 篇九

文章导读：从文化的角度，企业的制度文化也可分为显性制度文化与隐性制度文化两个方面。那么在企业文化咨询、企业文化建设中，又是如何划分的呢？此文将为您一一作答。

显性的制度文化为成文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即制度，是指规范人们行为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方法与手段，是用行政强制力维系组织运行的“显规则”。

企业的隐性制度文化，是人们对制度的心理、认知、态度、意志、习惯等，是内心的认知与内在习性，是组织中看不见的“网”，即潜规则；隐性制度文化是由企业的法律形态、组织形态、管理形态，以及员工的心灵契约共同合成的内隐文化，是企业潜规则支配的文化，他是企业文化的真实的反映。相对而言，显性的制度（文化）可按程序进行修改，但隐性的制度文化相对稳定，改变起来比较困难，欲改变需要时间与耐力。

隐性制度文化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他左右企业的“规范”意识与行动执行力。

隐性的企业（制度）文化与显性的企业制度（文化）之间有着因果效应和互动效应。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通过企业制度的强化得以巩固，并内化为企业成员的认同与习惯。显性制度（文化）是隐性制度文化的延续，是博弈的结果。

显性的制度（文化）建立后其实并不会自动地生效，只有当隐形制度文化与显性的制度（文化）相匹配，显性的制度（文化）才能产生效应。反之，显性的制度（文化）如果超出隐性的制度文化水平而又缺少博弈的力量的话，显性的制度（文化）再好也必面临流产的命运。理想的状态下，显性的制度文化应与隐性的制度文化保持一致。

但实际上，组织中隐性的制度文化与显性的制度文化往往并不一致，显性的制度文化只代表制定者的某种意志，不一定能反映真实的隐性的制度文化。

10.文化人类学论文 篇十

一、建设服务型文化。

服务是对外展现农发行文化理念的直接表现形式。我行在服务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注入知识含量和文化内涵，树立形象，创新产品，完善手段，努力打造农发行金融服务品牌。

（一）塑造服务形象。我行按照总行VI手册标准，规范对外服务形象。一是统一对外标识。统一制作了营业场所门面，悬挂了新的名称铭牌，室外广告按标准设计和更换，统一办公电话宣传彩铃，对外印制的日历等宣传小物品也规范一致，树立全新的农发行视觉形象。二是改善内部环境。统一营业场所布局，定位摆放宣传资料、签字笔、老花眼镜、复写纸等，业务科室悬挂名称标牌，办公室内做到整洁大方，过道走廊闲置角落摆上鲜花，悬挂字画和名言警句，院落种树养花，为客户创造良好的业务办理环境。三是规范员工形象。强化“人人都是农发行形象”的责任意识，员工在工作时间统一着装，佩戴行徽，挂戴工作证。公务活动使用统一的信笺、信封、名片等，对外服务要求员工从接好每个电话、接待好每位客户开始，使用十字文明用语，规范业务办理流程，为客户提供高效、快捷、优质的标准服务。

（二）真诚服务客户。一是上门服务。市分行党委成员分片行动，走访全市12个县、5个城区的主要领导，了解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需求。在资金支付方面，客户经理不辞劳苦、特事特办，如在阳朔县市政公司直接支付拆迁户款项中，资金支付时间较紧，我行派人前往审核、填单700多份，获得了客户的赞许。二是专业服务。在介入项目初期即成立由分管行领导任组长的服务小组，实行“营销、评估、审批、投放”一抓到底的服务模式，各环节限时办结，极大提升了办贷效率，赢得了客户。三是预约服务。我行下设5个支行，管理12个县业务，每个支行管理2-3个县。为方便客户跨县办理业务，特设了预约服务，客户只需电话预约时间，客户经理及会计柜台加班等候，让客户办完业务可当天返回。

（三）拓展服务产品。我行积极运用总行新开办的金融产品服务客户，在广西农发行系统率先通过经营性运作支持荔浦县百利新农村建设，率先支持全州国家储备库、＃＃中央储备库仓储设施建设，率先开展了县域城镇建设贷款业务，拓宽了支农领域。2009年，根据企业的经营变化和需求，我行成功开办了广西农发行系统第一笔金融咨询服务业务，第二年被广西分行全面推广。

二、建设发展型文化。

发展能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基础的物质保障，同时也是企业充满生机、积极向上的表现，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行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实现持续、和谐、全面发展。一是坚持发展不动摇。我行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近年来抢抓发展机遇，把政府关注的重大民生项目作为支持重点，推动了各项业务快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我行贷款增长2倍，存款增长5.6倍，中间业务增长32倍。今年前10个月，我行成功营销项目18个，累计投放贷款26.2亿元，信贷增量在全区二级分行排名第二，人均企事业单位存款位列第一，同业存款及财政性存款一直保持全区领先。二是坚持有效发展。我行把风险防控放在首位，根据客户的风险状况实行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对存在风险隐患的企业，通过减信增押、逐步退出等措施控制风险。同时，加大了对政府平台贷款的管理，严格按照总行及银监会要求规范资金支付，防止挤占挪用。近年来我行没有形成一笔不良贷款。三是努力实现协调发展。我行坚持贷款、存款、中间业务同步推进，实现业务协调发展。10月末，我行贷款51.8亿元，比年初增长38.87%；存款24.3亿元，人日均存款2251万元，同比增长81.7%；中间业务收入444万元，增幅99.1%，人均中间业务收入3.63万元。

三、建设合规型文化。

合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确保平安稳定的要求。我行在合规型文化建设方面，以落实制度为抓手，结合廉政建设，教育员工遵章守纪。

一是推进合规教育。通过会议、墙报、讲座等多种形式，特别是以身边的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员工树立全员合规、全程合规、主动合规、合规创造价值的合规理念，形成了知“规”、守“规”、行“规”的良性机制。二是狠抓制度落实。建立经常性检查制度，由内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根据各个时期工作重点，开展制度执行情况的经常性检查。同时，通过签订责任书，落实检查责任和整改责任，推动制度有效落实。三是加强廉政建设。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反腐倡廉教育，通过参观展览、观看录像、邀请检察机关授课等方式，以案说法，警钟长鸣。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自觉守纪，用言行带动全行。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和监督干部提拔、基建装修、大额办公用品采购等敏感事项。加强与企业、检察院协作，建立银企、银检廉政共建机制。

四、建设和谐型文化。

我行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实施亲情化管理，做到心里装着员工，用关心关爱员工，努力构建和谐文化环境。

一是关心员工成长。注重对员工的教育培养，每年有计划地开展业务培训，每周开展例会学习，内请业务骨干主讲，外聘专家学者授课。激励员工自学成才，近年拿出5.9万元对各类自学成才人员进行奖励，有2人通过全国司法统一考试，2人通过MBA全国统考，1人通过风险与监管国际认证。还通过“送上去”和“派下去”方式，向上级行输送借调人员14人，下派到支行12人，使他们开阔视野，增长才干。拓宽员工职业发展通道。近年来，我行开展6次业务岗位竞聘；按照“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标准，公开选拔中层干部23人，调入市分行机关工作12人，努力实现员工的全面发展。

二是坚持民主管理。我行坚持“依靠全员办行”，积极推进民主管理，凝心聚力促和谐。我行党委形成了一个共识：不管形势怎样变化，凡是有关员工切身利益和员工关切的重大事项，必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发动全员参与，全过程监督。在内部综合改革中，通过职代会征求意见，三易改革方案；在干部竞聘中，职工代表参与投票，全过程透明。车辆处置、大额物品采购等推行“阳光作业”，公开拍卖和邀标评标。疏通员工建言渠道，每年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设立意见箱，建立行长接待日制度，在本行网站设立行长论坛，每季度组织生日员工聚会，让员工敞开心扉提意见。同时抓好合理化建议的整改落实，在后院建造了羽毛球场、健身房，设立了淋浴室；搭建了车辆遮阳挡雨棚；行领导亲往协调加入地方公务员补充医疗保险。通过民主办行，集中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智慧，维护了员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内部和谐。

三是关心员工身心健康。坚持每年一次的身体体检，建立健全员工健康档案；举办健康知识和心理咨询讲座，出版健康知识墙报；加强职工食堂管理，推行“一碗米粉、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阳光早餐计划，引导健康饮食习惯养成；每年举办职工运动会，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逐步形成了关心员工健康的长效机制。

四是关注特殊群体员工。以退养、病困员工、单亲家庭为重点，开展扶贫帮困，减轻他们工作和生活压力。建军节慰问退伍员工，重阳节慰问老同志，员工生病住院必探，有丧必访，生日送上鲜花蛋糕。

11.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黑骏马》 篇十一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黑骏马》 草原文化

《黑骏马》为张承志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他以其独特的散文化叙述和浪漫主义的格调，表达了与众不同的人文理想坚守和追寻，确立了“新时期”文坛独特地位。笔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黑骏马》进行分析，以两种异质文化相互审视，思考人类应有的生存状态。

一、古老的牧民生活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这是国内外学者一致的看法。国外学者一般认为，人类学传统分为两大学科，即体质人类学（从生物有机体进化的角度研究人类）和文化人类学（从文化差异角度研究人类）。文化人类学下又有三个分支学科：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1]美国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认为，民族学又包含了民族志学、民族史学和跨文化比较民族学。[2]可见，民族学的第一要素就是民族志。一般说来民族学的研究者需要长时间实地考察该民族的地理特色、日常生活，了解该民族的宗教、语言、艺术、神话。作者张承志中学毕业后，于1968—1972年间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在草原同牧民们一起生活了四年。对他们的衣食起居、风俗民情、历史信仰都有着直观的感受。张承志的《黑骏马》就展现出了蒙古民族生存状况。

草原文化人有着他们自己的气质。“茫茫草海一骑在踽踽独行，炎炎烈日烘烤着着他，一连几天在静默中颠簸……他淡漠地忍受着缺憾、歉疚和内心的创痛，迎着舒缓起伏的草原，一言不发地、默默地走……天地之间，古来只有这片被严寒酷暑轮番改造了无数世纪的一派青草。于是，人们变得粗犷强悍……”一望无垠的大草原赋予它子孙后代雄浑慷慨、苍凉激昂的性格。索米娅的丈夫达瓦仓就是典型的代表。如他在照顾孩子时，骂骂咧咧、粗糙笨拙；和“我”喝酒时，豪气爽快，热情大方；第一次遇见索米娅独自拖着奶奶灵柩，车轮断裂，不由分说上前帮忙，充满怜悯同情；念及索米娅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便娶她回家做妻子。草原文化下的人们的粗犷、静默又热烈的性格，可见一斑。

与农耕文明不同的草原文明，有着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居住毡房、吃干肉片、喝浓浓的奶茶、穿獭皮袍子、出行骑马、运东西用牛车、放牧着大群的牛羊、用牛羊粪来熏制皮革和照明取暖，毡房北边是一家之主的位置、女人会做奶子酒、依山傍水而居、过几年会迁徙，十五岁是成年的年龄、人死去时候天葬等等。

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草原人民也有着自己的神祗信仰。“白音宝力格是个好孩子，是神给她的男孩，所以神应该记着给白音宝力格一匹好马……这黑马驹很可能是神打发来的，因为白音宝力格已经到了骑马的年龄……看来，把这马驹子养活喂大，是神打发她这把老骨头这辈子干的最后一件事啦……”这是白发老奶奶额吉的独白，在土生土长的草原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管理万千事物的神。他是苦难者的救世主，是幸福人的护身符。世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冥冥中神的意志。连“我”不能接受索米娅怀孕的事情，额吉与索米娅，也相信这是神的旨意，虔诚地接受了。

世袭祖祖辈辈的草原生活，草原文化中的女人独树一帜。勤劳质朴、热爱生命是她们共有的特性。其其格生下来只有猫那么大，许多人建议她们放弃这个孩子，额吉奶奶拒绝了。“住嘴，愚蠢的东西！这是一条命呀！命！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来没有把一条活着的命扔到野草摊上，不管是牛羊还是猫狗……把有命的扔掉，亏你们说得出嘴！”当“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把“我”送给了草原上的额吉抚养，额吉把“我”视如己出，给予“我”和索米娅同样的爱和宽容。索米娅长大后，也继承了额吉的品德。当“我”对她怀孕的身子怒目而视时，她没有辩解，只是说：“这是我的孩子。”九年后，“我”重新找到索米娅时，她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当“我”要离开的时候，索米娅没有别的请求，只是希望“我”将来把自己的孩子给她抚养，就像当年老额吉抚养“我”一样。种族延续的首要任务便是繁衍后代，女性对待生命有着超越一切的人伦道德的本能母爱。

草原文化还有着与众不同的古老传说和歌谣。名叫伯勒根的是条明净的小河，又叫大嫂子河。是远在蒙古人的祖先还没有游牧到这儿时，出嫁的姑娘“给了”那异性的婆家，和送行父母分手的一条小河。“伯勒根，伯勒根，姑娘涉水过河，不见故乡亲人……”草原的古老歌谣同样叫人心驰神往：有朴直古老的《黑骏马》，有简单明快的《阿洛淖尔》，有年深日久的《修长的青马》《紫红快马》《铁青马》等等。

张承志通过《黑骏马》向读者展示了草原民族人们的生活。他们祖祖辈辈以顽强的生命力行走在草原上，古老健康，温情缠绵，充满了神秘又让人敬仰。

二、文化相对主义反观

古老的蒙古草原上的人们有着对生命的无比虔诚，他们善良勤劳，乐观积极，这是其美好的一面。但草原文化中也有落后的一面。科学促进生产力，从传统走向科学也经历了漫长的一段时期。当科学的牧业还没有在这一片大地上普及的时候，面对一些常见的畜类疾病，老兽医都是采取传统的方法解决的。如把拖拉机排气管插进乳牛肛门吹气，医治那些不要犊的乳牛；用狗奶灌骒马，打下马肚子里的死胎。这是他们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经验，可能是确实卓有成效，但却无法用科学解释。不能很好地用科学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就会造成很多无谓的牺牲甚至死亡，像拖拉机排气管插进乳牛身体的类似医治方法似乎毫无科学依据且充满了野蛮和暴力。

《黑骏马》是一首古老的民歌，同时也是白音宝力格与索米娅爱情故事的真实写照。它的古老荡气回肠，让人们念念不忘，它的悲剧性也是悲壮凄婉。白音宝力格十八岁时在公社畜牧业训练结束时回到家，发现索米娅被希拉强奸并有身孕的时候，非常愤怒，不愿接受这一事实而质问索米娅。但索米娅则比较淡然，为奋力保护胎儿咬了白音宝力格一口，拒绝作任何解释。索米娅对生命有着无比虔诚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她的乐天安命软弱和对婚姻的随意。被黄毛希拉强奸，弱势的索米娅是没有过错的，但是索米娅的态度是包容、默许的。纵容就是帮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希拉”。正如白音宝力格看到的那样：“草原已经有不少的孩子长着一头丑陋的黄发，用呆滞阴沉的眼睛看人”。

索米娅与希拉的孩子——其其格，因先天不足，长到七岁还只有正常儿童三岁那么大，智力也不好。尽管其其格善良温暖，但父亲达瓦仓不喜欢她，酒后会大声斥责谩骂她，无疑，缺乏正常父爱的其其格就是这种不正常人伦关系的牺牲品。草原人们以其博大的胸怀包容默许这种非理性的人伦关系，但它是潜伏着着巨大的代价的。

三、《黑骏马》的文化人类学立场

一方面，张承志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深入草原，以真实的笔触书写着古朴自然的草原文化生活。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张承志对辽阔草原、蓝天白云的热爱和眷恋之情，以及对草原人们勤劳善良的歌颂和敬仰之情。另一方面，他也是以一个异文化者的身份在文化的比对中反思着草原文化。

白音宝力格的父亲是公社的社长，没有时间管理，怕孩子在公社镇子里学坏，就把白音宝力格驮在马鞍后面送给草原上的额吉老奶奶抚养，希望他在这里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草原也是白音宝力格父亲和爷爷生长的地方。在这儿草原是作者借白音宝力格的父亲表达出的理想家园和梦寐以求的理想文明。

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一起上了三年学，之后白音宝力格没有放弃学习，一直钻研现代畜牧业机械和兽医技术，喜欢静静地看图文并茂的《怎样经营牧业》。索米娅那时候已经给邻居家的羊群守夜了。这时候的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可以看做是不同的文化的代表，白音宝力格是受科学濡染的现代文明代表，索米娅则代表了草原文化，经历和选择造就了他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看法。他们之间最激烈的分歧要数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爱情婚姻的选择了。白音宝力格回来发现索米娅怀了别人的孩子，不能接受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放弃了曾经勾画的美好爱情和未来生活，去上了大学，便一走九年，去追求他自己理想中的美好健康的生活。额吉和索米娅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么严重，依然默默地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草原上的生存法则似乎就是顺其自然，没有现代文明这样讲究爱情婚姻和谐、伦理道德合乎准则。老奶奶去世后，索米娅就嫁给了那个帮助过她的达瓦仓，婚后的索米娅又有了三个孩子，与达瓦仓组建的小家庭也和所有的家庭一样，过着宁静安详的生活，索米娅也对婚后的生活不遗憾不抱怨。可见，代表着不同文化的他们对生活的见解是不一样的。白音宝力格满怀期待离开草原去寻觅他理想的生活时，现实的残酷将他的梦想击得粉碎，城市的现代文明并没有使他找到理想的生活。这说明从根源上，白音宝力格并没有理解草原女人奶奶与索米娅对生存磨难隐忍背后展现出来的坚韧与乐观。他只是在精神无所寄托的情形下才来找曾经的奶奶和索米娅。虽然他重回草原，可他依然没有找到心灵的慰藉，那颗漂泊无依的心依旧没有归属感。

作者张承志通过白音宝力格这个形象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郁结。现代文明中的他渴望古老淳朴的草原文明，而打上现代文明的烙印后，又无法完全融进草原文化的大家庭由此而困惑。正如老舍笔下的老北京人，老舍对他们骨子里种种坚韧、勤奋、善良的积极因子，做了褒扬；也对他们身上种种民族劣行、人性弱点做了深度的批判。老舍对旧社会既有批判也有怀念，对新的社会有支持也有疑虑，在比较之下实现其双重批判。一直致力于湘西世界书写的沈从文也有如是的观念。一方面，湘西是沈从文的故乡，是他理想的精神家园。其自然风景、人情习俗、歌谣宗教都是那么富有魅力，它的一切都充满原始的诗意和神秘。在沈从文的眼里，它是健康的、正常的，有血性有人情，符合人性的生存方式。但另一方面，通过湘西文明与现代文明进行对比，沈从文也揭露了它远离文明的愚昧和野蛮。

老舍、沈从文、张承志的这种心态，与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可谓是不谋而合，而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尊重差别和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不在于说明哪一民族本身优劣，不去批评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而是通过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理性思考人类应有的生存状态。正如文化人类学研究者马海广先生之言：“没有任何的种族比别人的进化水平更高，也没有任何种族与猿人的关系更近。人类学的研究决不能厚此薄彼，对于人类学研究者来说，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把握人类的本性，缺少任何一个种族和民族都是不可能的。”[3]

注释：

[1]曹红：《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探析》，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2]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中文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马海广：《文化人类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