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与饮食文化

中国茶文化与饮食文化（精选8篇）

1.中国茶文化与饮食文化 篇一

中国茶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整合

摘要：中国茶文化是经过数千年发展演变而成的独特的文化模式和规范，是多民族，多社会结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茶文化更显深沉，更显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的丰富性面前，我们难以估...摘要：中国茶文化是经过数千年发展演变而成的独特的文化模式和规范，是多民族，多社会结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茶文化更显深沉，更显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的丰富性面前，我们难以估量出那沉甸甸的分量。中国茶文化是各国茶文化的摇篮，颇受国内外友人推崇。茶文化之核心为茶道，茶道是茶与道的融合和升华。现代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应该成为一种审美的茶文化活动。本文从茶文化的历史出发，说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把茶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中，通过对茶文化意识的自觉和深化，开设自己的茶室，同时推动企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向发展。“苏茗茶行”旨在给企业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同时，帮助企业提升文化品味，使苏茗这个品牌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关键词：茶文化

企业文化

苏茗茶

整合发展

我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采茶和饮茶的国家。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之国粹。古时，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说法。多少年来，中国茶文化吸取了民族优秀传统中无比丰盛的营养，容宗教、哲学、绘画、美学等各家之长，发展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极其珍贵的遗产，在历史的长廊中熠熠生辉。

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历史悠久。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公社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的规模。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叶昌盛，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中国的茶文化带着东方农业民族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情调，追求清雅，向往和谐，基于儒家的治世机缘，倚于佛家的淡泊节操，洋溢道家的浪漫理想，借品茗贯彻普及清和、俭约、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

我的家乡——宜兴，有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区茶文化，这些都和历史有关。据《宜兴县志》记载，宜兴在夏商周时期，属扬州，名荆溪。春秋时属吴；战国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勾践灭吴，隶越；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楚宣王灭越，属楚；吴、越、楚时，宜兴由荆溪改成荆邑，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荆邑更名为阳羡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废义兴郡，改阳羡县为义兴县，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避王室讳，始改义兴为宜兴县。

宜兴的茶文化，在紫砂文化中有着主要的位置，或者说，茶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篇章。宜兴的自然条件很好，不仅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也是我国产茶名区之一。根据古书所说的宜兴汉时即有“阳羡买茶”，汉王到茗岭“课童艺茶”的传说，以及邻近地区和《桐君录》“晋陵皆出好茗”的相关记载，宜兴至迟在三国和东晋时，其地便以产茶和饮茶。被后世尊为茶神的唐朝人陆羽，晚年隐居浙江苕溪，写作《茶经》，书中就有了关于宜兴产茶的记叙。“陆羽名荒旧茶舍，却教阳羡置邮忙”。卢仝曰：“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他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的咏茶名句。晚唐杜牧在《题宜兴茶山》一诗中，开篇就说“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称冠于唐的“阳羡茶”到了宋代，仍为文人雅士所好，所产“雪芽”在宋代久负盛名。大文豪苏东坡曾担任湖州刺史，与宜兴联系较多，后又被贬，居住在宜兴，与宜兴的茶和紫砂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宜兴的茶文化和紫砂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次韵完夫再赠之什，某已卜居毗邻与完夫有庐里之约》诗中写道：“雪芽为我求阳羡，乱水君应响惠山”。明末至整个清代的数百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宜兴茶的生产和经营逐步成为南部山区的特色。另外，宜兴的紫砂壶闻名世界，它不仅具有实用性能，更具艺术鉴赏价值，深得历代收藏家和好茶者所珍爱。随着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彩与创作工艺的日益提升，紫砂陶艺已臻妙境。好茶配好壶，可以更好的体现茶的韵味和品茶的情趣。

说到底，茶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物质文明和建设文明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茶文化内涵及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的茶文化融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

以茶会友是茶文化最广泛的社会功能之一。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现代化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身养德。茶文化是高雅文化，社会名流和文人雅士都愿参加；茶文化也是大众文化，影响到社会。

因为一生爱茶，我一手创办了宜兴苏茗茶行。苏茗，顾名思义，就是指江苏名茶。以苏茗为品牌，一是因为该茶的原产地在江苏宜兴，而宜兴又是江苏产茶最早、知名最早、产量最多的地区。二是宜兴产茶的企业多、品牌杂，与全国其它茶区相比，知名度低，而苏茗茶行正要独树一帜，以茶文化为突破口，与企业文化相连，成为一个有地方特色的茶业品牌。在我看来，宜兴的的确确是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地方，企业非常多，来宜兴考察的文人墨客，商贾雅士很多，几载岁月流转，我极力全心打造“苏茗”诚信品牌，同时躬耕茶文化的研究与推广，更希望通过企业来搭建一个稳固的平台，使企业文化因茶文化而锦上添花。

目前，企业经营活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也是审美活动，因为当今的时代生活正在迅速的被艺术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讲利益，重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激烈，紧张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致使依附在企业家身上的压力不轻。我认为现在有许多企业经营者尚未清醒地意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们经营的注意力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硬性竞争的水准之上，企业家的审美修养和审美水平亟待提高。如果说美好的企业形象能使企业“秀于外”，那么深厚蕴藉的企业文化则能使企业“慧于中”。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企业与一个文化修养浅薄的企业相比，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图腾，它像基因一样，深深植根于企业的生命之中，使企业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永久的魅力。一个企业，参与茶文化，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儒雅脱俗的经营气质，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范等去“以茶会友”。我的理念是，不管与谁参与茶事活动，一定要融入哲理、伦理、道德，享受生命的乐趣。我认为，企业家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中枢神经和指挥系统，在企业的整个经营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应该尽善尽美，不善不美只会导致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恶性循环，毫无人性可言，也毫无美和效益可言。在古代，茶总是和风雅相关，天下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不厌其烦地对其颂扬过。作为一名出色的企业家，完全可以开辟一间属于自己企业的茶室，装修得古典一些，比如墙上挂有装裱好的字画，放置竹制的桌子，藤编的坐椅，精致的茶具，几盆兰花，将企业的宣传资料分门别类，有条理的放在壁橱里，古色古香，文化气息扑面开来，耳目为之一新，身心为之一爽。客户来访，先进茶室，在咿咿呀呀的古琴声中坐下来，沏上一杯茶，静静地嗅着袅袅茶香，望着清澈晶莹的茶汤，一小口一小口地细品，此时，茶香弥漫全身，直润到心底。喝茶不是解渴，而是悠然雅兴，“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然后找出话题的切入口，岂不乐哉！品茶的时候品性情，企业家在这样的物镜、情境下，向客户传授一些茶文化知识，调动客户的审美眼光与心灵之光，不仅能互通信息，交流感情，增进了解，沟通友谊，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即使人情再冷漠，也会因您这位企业掌舵人的文化品味所折服。偶尔，约上公司员工，在茶室里小坐，轻呷一口茶，谈谈工作上的遇到的实际问题，可以使精神和身心放松一番，以更饱满的激情去应对人生的挑战，这样能使企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不仅经济上了新台阶，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何乐而不为呢？茶，是友谊的桥梁，社会和谐的载体，是企业发展的文明窗口。在企业的茶室品茶，使陌路人能与你同行，使同行者与你并肩，“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企业文化的美才是企业深层次的美。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企业同样如此。

茶文化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其实，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人们对竞争的激烈，生活节奏的紧张和人际关系已有深刻体验，平淡是生活的修为。散文家袁鹰说：“茫茫人事，忧思、忧愁、忧患千桩万种，区区杜康何能消解许多？若是二三知己，品茗倾谈，围炉夜话，如潺潺春水，汩汩清溪，倒可于相互慰藉中分忧解愁。”因为，那是一杯杯的文化茶，也是，一杯杯的盛世之茶。总而言之，企业文化如果有茶文化相伴，一定不俗，不俗的事，人皆可学，构成精神的品格首先应从干净开始，只有干净才能淡定，淡定不躁了对话才有可能，一切人文精神才有了传递的空间。茶文化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经营的审美要求而产生，刚刚起步，很多课题尚处在艰难的探索之中。惟其如此，它才具有现实意义，也才更有价值远景。我的论述只是一家之见，期望同仁赐教。

参考文献：关剑平《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 高旭晖《茶文化学概论》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

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张立文《中国范畴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曹鹏《闲闲堂茶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2.中国茶文化与饮食文化 篇二

笔者经过系统地学习、研究认为, 中国文化和英美文化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发展态势不同

中国文化从整体上看, 是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中国处于亚洲东部, 在历史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地理环境优越, 这为人长期居住、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人们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 使得家族发展很快。家族繁衍、世代相传, 家族纽带日益复杂, 尊老、祭祖等现象产生, 家族观念、宗法制度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这样发展的必然结果, 就是人们形成了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的静态文化。而中国人对家的看重, 可以从“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窥见一斑。所以, 对于中国人来说, 家就是国、国就是家, 家和国的差别仅仅在于规模有所不同。这种静态文化和家国文化最直接的体现是以仁、孝、礼、义、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

英美文化是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英美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 使得人民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在这种模式下发展的文化自然具有动态的特点。而人口流动, 使得英美人的家庭观念较弱,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逐渐形成并得以发展、传承。英美国家长期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 有发展就会有竞争, 有竞争, 斗争就在所难免, 长此以往, 就形成了一种斗争。

二、伦理观念不同

中国文化以家庭伦理为本位, 而西方文化则主张个人本位。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家国文化, 家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家庭中长幼有序, 夫妻有分, 家庭成员各守其责, 各安其分。中国传统家庭中特别讲究纲常, 有三纲五常之说。“三纲”指“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要求臣绝对服从于君主, 子女绝对服从于父母, 妻子绝对服从于丈夫, 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做出表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最重要的家庭伦理关系是一个“孝”字。“百善孝为先”, 孝道是中国的根本, 是国粹。中国的“孝”文化自古有之, 古人以孝治天下。但由于过分强调“孝”, 于是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家庭观念, 忽略个人的自由发展, 群体利益高于一切, 个人必须向群体负责。

英美国家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它们的文化追求的是人格独立, 于是个人主义、骑士精神、英雄主义盛行。英美文化主张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以个人为本位、自我为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即使在亲人之间也划分得界限分明, 如就餐时的AA制、年满18岁子女必须独立生活等。这种文化反映在家庭中, 就是家庭各成员都是平等的, 讲究的是沟通, 而不是命令。

三、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基础。传统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 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帮助、同情等, 人与人的关系达到“仁”才算是完美。英美国家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竞争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机会均等, 就看竞争力是不是足够强大。

中国文化古有“三教九流”。儒家强调人对社会要有所作为, 道家追求长生, 佛家强调人的觉悟, 同时建立了“三纲五常”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而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研究从来没有重视过。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天应物”, 往往把大自然人格化、神化, 不是改造自然, 而是顺应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对自然奥秘的探索, 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是它们的主流思想。英美国家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它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充满斗争的, 认为人可以征服自然, 控制自然, 并利用自然。

四、礼仪文化不同

礼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规则, 不仅是一种语言, 也是一种工具。由于形成礼仪的根源不同, 世界各国的礼仪也不相同。中国与英美国家的礼仪就存在较大的差异,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交际语言的差异

在日常打招呼时, 中国人习惯问“吃了吗?”“上哪儿呀?”等, 在中国人看来,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的表达, 但英美人却认为这是对个人隐私的窥探。他们在日常打招呼的时候, 只是简单地说声“你好”, 具体点也只是“早上好”或“中午好”“晚上好”。英国人见面会说“今天天气真好”之类问候语。

在称谓上, 中国人在遇到年长者时, 会加上“爷爷”、“奶奶”等;在遇到领导时, 会加上领导的职务, 以表示尊敬;对于平辈人或亲密的朋友, 则直呼其名。在英美国家, 常用“先生”、“夫人”来称呼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 未婚女子可称呼“小姐”, 对已婚女性可称“女士”或“夫人”等, 在家庭成员之间, 不分长幼尊卑, 一般可互称姓名或昵称。

(二) 餐饮礼仪的差异

中国人吃饭时喜欢热闹, 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 说说笑笑。而英美人用餐时, 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此外, 宴请时, 中国以左为尊, 要将地位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 然后依次安排落座;在英美则以右为尊, 男女间隔而坐, 女宾客的席位稍高于男宾客, 男士要替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 以示对女士的尊重。

3.中国茶文化与饮食文化 篇三

释迦牟尼和佛教的创立

公元前6世纪左右，古印度释迦族治理着迦毗罗卫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附近。这个国王的一个儿子叫乔达摩·悉达多。做为王子，他娶妻生子，过着十分富足而优越的生活。但他并不开心。因为他看到王宫外的人们贫富不均，贵贱等级森严，很多人生活痛苦不堪。

到了他27岁的那一年，他不愿意登上王位，非要离家出走。于是他住进荒山野林，行乞谋生，苦修苦行；同时又遍访大德，博览群书，成为一位深刻体察社会、知识极其渊博的人。6年后，在一棵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顿悟成佛。之后，他以毕生精力在恒河流域布道传法，广泛宣扬他的无常、无我、因缘、解脱思想，而且不分贵贱，任何人都可以信奉他的教说。这位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就是后来人们供奉的佛祖“释迦牟尼”。“释迦”是释迦族的姓，“牟尼”是“圣人”的意思，译成汉语就是“释迦族的圣人”。

我们概括地表述一下佛教：佛教是释迦牟尼创立的，以合乎理智的教说，示导人类转迷开悟，其目的是实现净化社会的理想，是一种以超越阶级、超越种族为特色的宗教；其信徒以成佛为修行的最高目标，将释迦牟尼称为佛。佛教中很重要的教义早已为世人所熟悉，如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和劝人行善等等。

汉语系佛教—禅宗

公元67年，中国汉朝皇帝接见了两位印度僧人。从此，佛教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8个宗派在中国传承至今。大家都知道的少林寺实际就是禅宗的诞生地。

大约在公元500年左右，也就是中国南北朝的时候，有个叫菩提达摩的僧人从南印度来到河南，就住在嵩山脚下。相传，他在一个山洞里面壁9年，打坐静修，顿悟成佛。达摩成为中国佛教禅宗一派的祖师，少林寺便成为禅宗的祖庭。现在的少林寺后山上，还有一个达摩洞，洞里的一面石壁上有一个人形身影，据说那就是达摩当年修炼的身影。达摩主张“以心印心、不立文字”，“口口相传、教外别传”。自从达摩创立了禅宗，他被称为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禅宗传到慧能，就只传顿悟成佛的佛法，而不再传衣钵了；得到佛法的也只称“师”而不称“祖”了。

藏传佛教与巴利语系佛教

藏传佛教就是藏语系佛教。主要指中国西藏地区，和中国蒙古族、土族、羌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印度北部一带流行的大乘佛教。藏传佛教以密宗为主，并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的修行。

密宗以身、口、意三密相应为宗要，故称密宗。密宗从唐代传入中国长安，史称“唐密”，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所依，以真言（即咒语）、手印、仪规等方式修行，以达即身成佛。但到五代时期以后就衰微了。现在西藏所行的密宗和唐代所传的部系不同，一般称为“藏密”或“喇嘛教”。

中国云南省的傣族、布朗族、崩龙族、佤族等，几乎全民信仰佛教。这些民族所信奉的，都是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即俗称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早在1000多年前就由缅甸传入云南西双版纳，以口传心授的方式逐步流传开来。由于他们的经文是古代南天竺的一种地方语，通称为巴利语，所以称为巴利语系佛教。由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佛教。

佛教的“四库全书”—《大藏经》

佛教的经籍，经过2000多年不断的整理、翻译、编纂，汇集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全书，称之为《大藏（音：zàng）经》。《大藏经》的内容主要是由经、律、论三部分构成，所以也称做“三藏”。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由佛弟子结集整理而成；律，是佛陀为弟子制订的日常生活守则；论，是佛弟子为阐明经、律的理论解释。

4.分析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 篇四

1.1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

通常来讲，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主要包括文字、语言、文学、绘画等内容，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文化特点也不尽相同。文化是对人类社会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集中体现，不仅是对当时社会人类生活特点的体现，也是对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文化特色的积淀，更是对每个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

在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历程中，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文化，是对这个国家某个时期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的反映，并能给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此外，随着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影响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交流方式和特点，不断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可见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进行大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时，应该深入了解相关国家的文化特点，总结和分析文化差异，促进共同发展。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使得中国文化逐渐传承和积累了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这其中就包括“百善孝为先”、“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等优秀传统文化，这些先进的思想文化不仅反映了我国历史的悠久，而且这些优秀文化不断影响和教导着中国人民，使得数代中国人不断秉承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行为理念，并不断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优秀的文化不断影响着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在不断发扬和创造着中国的优秀文化，保证了文化的传承不息，也使得中国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博大精深。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我们知道，虽然我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但是我们人口众多，而且分布比较分散，导致我国具有较低的人均收入和文化水平，这也是我国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由于受到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熏陶，使得部分中国人民依然被封建落后思想所蒙蔽，影响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也使得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交流的困难性。

相比，英国和美国等西方经济发展大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倡导者的代表，不仅是在经济发展还是文化交流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比较大。与中国相比，英美国家工业革命和社会发展起步较早，在长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得到了很好的积淀，具有较深的渊源，并且不断影响和作用于国家的发展。相比于东方各国，西方国家的文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倡导女士优先以及男士中的绅士风度，鼓励国民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发现规律并引发思考，此外，西方国家重视国家法律建设，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并且在国家和个人的文化素养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对于违背道德素养、触犯国家法律的行为予以强烈的制止，也正是由于英美国家的这种优良、科学的教育方式，也使得英美国家能够一直处于国际社会的上层，不断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优秀的发展人才。

可见，不管是在文化内容和文化特征上，英美国家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使得中国与英美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存在一定的障碍，只有更好地把握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交流，并保持两种文化的健康长期发展。

1.3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

5.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篇五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第02期

[摘 要] 隐士与隐逸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隐士、隐逸现象的研究很多，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有的学者关注隐士的类型划分，有的学者研究隐士的人格心态，有的学者探讨隐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有的学者考辨隐士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他们所圈定的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隐士，其身份的合法性在哪里?本研究就是从追问隐士的身份合法性开始，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诠释学两种社会学理论视角，考察隐士身份的确立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就是通过一种人物类型的研究，揭示一种有持久影响力的社会思想。

[关键词] 隐士;隐逸;价值;文化

一、隐士的含义

“隐士”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这自然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又不同于悲天悯世和第一文库网佛教的思想，因为隐士的人生观虽不积极，却是乐观的。自然更不同于欧美的功利主义，而截然相反。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绝非欧美人所能理解的`。

一个清高自诩的人，要不做皇帝的臣子，决没有其他的土地或事业容许他寄迹，那就只有做“隐士”了。此所以“义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终于甘食薇蕨而饿死在首阳山，成为中国隐士的典型。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6.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联系蠡探 篇六

今年6月中旬笔者应邀赴韩国江陵参观考察了世人关注的端午祭。回国后翻阅大量有关文献，一条令人震惊的线索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即：韩国文化主流与中国楚文化有许多相似和相关的地方。

在韩国，除江陵外，还有与楚国地名相同的丹阳、襄阳、汉阳(今汉城)、汉江等地名，查韩国地名设置史料，这些地名设置距今已六百多年。从表面上看，韩国的地名和两千多年前就存在的楚国地名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但我看了石泉先生近期出版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一书，很受启发，认为它们之间有联系。据石泉考证，楚国古都江陵并不是在长江中游，而是在汉江中游的湖北宜城。按照新论，楚人建国初期在汉江上游丹江支流的丹阳，发展成熟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在汉江中游的江陵(宜城)、襄阳一带。另外上溯中国汉江的源头，是在陕西秦岭的太白山下，尽头则在下游的汉阳。比较一下韩国的几个地名分布：丹阳属于忠清北道在汉江的上游，汉阳在汉江的下游，属于江原道的江陵和襄阳均在汉江上游不远处，洞庭湖也在江原道。最有趣的是韩国汉江发源于江原道和庆尚北道连接处的太白山下。韩国地名分布几乎和中国古代楚国地名的分布同出一辙。

不仅地名相似，我认为韩国的开国神话中也存有浓厚的楚文化遗迹。

檀君神话是韩国开国神话，在中国和韩国的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内容是这样的：古时，有天神桓因知道庶子桓雄想下凡，于是“下视三危、太白”，并给了桓雄三个“天府印”作为天上神仙的标识。桓雄率领三千之徒，降到太白山顶的神檀树下，建立“神市”，他命“风伯”、“雨师”、“云师”等，主管三百六十件人间大事。其时，有一熊一虎同住于一个洞穴中，它们请求桓雄天王把它们变成人，天王给它们一炷艾和二十枚蒜，并嘱咐，吃了艾和蒜之后躲藏起来，一百天之内不能见阳光。熊照办，只蹲了二十一天，就提前变成了一个女人；虎没有照办，故未能变成人。桓雄天王与熊女结婚，生下檀君，这个檀君，就是古朝鲜的开国君主。

学者们认为神话故事中所谓熊、虎相处于一个洞穴，反映了以熊和虎为图腾的氏族之间的关系。楚人早期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楚人姓芈，少系业务氏熊，在鬻熊之后，历代有三十多位国君以熊为姓，其最早居地又多以熊命名，如“有熊”、“熊山”、“穴熊”等。

关于“三危”、“太白”，韩国学者多认为“太白”指朝鲜平安道境内的妙香山，“三危”指中国敦煌附近的三危山。中国学者对古三危地方的说法不一致，我同意古三危在川甘交界处，岷江、岷山一带的说法，认为檀君神话中的“三危”是指中国古三危，“太白”应该指韩国江原道和庆尚北道交界处的太白山。中国史籍中，有关三危记载最多的`是公元前2000多年尧舜将三苗的一支放逐到三危，荆楚腹地在上古时曾属三苗地，楚苗同源这已为楚国史研究的学者们所公认。三苗的部落酋长蚩尤曾北上中原，与黄帝逐鹿。在中国各地的苗族都将蚩尤视为始祖，而苗祖蚩尤和“风伯”、“雨师”关系密切。楚国大诗人屈原在《楚辞・远游》中也提到“风伯”、“雨师”、“雷公”(也称“云中君”、即“云师”)。楚辞中的“风伯”、“雨师”、“雷公”(云师)和檀君神话中的“风伯”、“雨师”、“云师”一样，都是天神可以左右的对象。

檀君神话中天神授予桓雄三个“天符印”，中韩都有学者认为这“天符印”是巫师做法的法器。韩国江原道的巫俗是韩国保留最多、最完整的地方，由巫师主持的巫祭在“端午祭”中，是重要内容之一。江原道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太白山脉由北向南纵贯全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包围圈，使它与外界相对隔离，许多古风古俗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中国古代巫风一度盛行，而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苗为甚。现在苗族地区仍有许多巫师。

神话里天神之子桓雄给熊和虎“灵艾一炷，蒜二十枚”让它们变人形，这在楚俗里也有反映。端午时挂艾草、蒜头以僻邪驱瘁，是楚国风俗，至今也还存在。

探讨一下楚罗国、卢国与韩新罗、辰韩之间的关系。公元前8世纪，在汉江中游荆楚腹地有两个苗蛮小国，罗国和卢国。罗国在襄阳西南，据《左传》杜预注：“罗，熊姓国。”楚武王并吞罗国，子孙便由熊姓改为罗姓。罗被楚灭后，楚王把罗国迁到枝江，成为楚国的附庸国，尔后楚师扩境江南，再迁其罗国遗民至洞庭以南的长沙。卢国(也称卢戎)的地理位置在今湖北襄阳县西。卢戎，系炎帝姜姓戎族，源于卢水上游，故名卢戎。姜姓属古羌人亦称民羌、羌戎。学者们考证卢水即今四川岷江。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民羌人活动在岷山以北的地区，岷江、汉水、嘉陵江诸水源头，而这一带也正是古三危之地。三苗的一支被迁到三危去之后，一部分融入了西戎，还有一些继续以苗、有苗存在。有苗氏在公元前11―前8世纪出现在岷江及嘉陵江之间，他们顺着离嘉陵江不远的汉水朝南迁徙，到达汉江中游，建立了卢国。这些逾越千年后从三危迁回到故地的苗裔，已经浓浓地融入了西戎民羌的诸多习俗，他们和彝族、白族、土家族一样尊虎崇虎。

卢国和罗国距离非常近，犹如唇齿相依。历史上罗卢联军曾打败过楚国军队的侵犯。公元前690年，卢国和罗国同时被楚所灭，之后，一起被迁到枝江，然后又迁到长沙。到长沙后，卢戎的一部分往西到了的辰州，现今湘西辰水中游凤凰县苗族仍然存在客教白虎的信仰。我们再来看看韩国古代的辰韩。辰韩，中国史书《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这样的记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这些有关辰韩的史籍在韩国《三国遗事》等古籍中有转载，大量的历史资料说辰韩是秦朝时逃亡过来的中国人，对这一点中韩学者是一致认同的。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里详细地记录了辰韩大大小小的部落国家，有许多是以卢为国名，如莫卢国、驷卢国、万卢国、捷卢国等，甚至有的直接以楚为国名，如楚山涂卑离国、楚离国等。在韩国史籍中，笔者找到了辰韩、弁韩是苗裔的记载，如《三国遗事》：“《新旧唐书》云,弁韩苗裔在乐浪之地。”目前韩国保存有很多祭祀蚩尤的祠堂遗址，这就说明辰韩和弁韩和楚国的罗氏、卢氏一样均为苗裔，同样以蚩尤为始祖。

公元前57年古新罗建国，新罗是由辰韩部落联盟中斯卢部落所建，所以也称斯罗、斯卢。初期新罗地盘狭小，四世纪后，开始征服周围部落，成为半岛东南部的强国，公元676年新罗率先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并以熟练使用汉字的优势，创造并记录下来了开国神话。新罗在统一后的两个多世纪内，出现繁荣景象，独具特色的新罗文化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广为传播最终成为韩国主流文化之一。

以此可知：辰韩和弁韩居民均来自被秦灭国的楚国，是罗和卢戎之后。

那么罗、卢两氏族是怎样从中国来到韩国的呢？秦汉及以前的战国时代，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睐，他们不仅通晓方术，而且熟知天文地理、医术、农业及航海等知识。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秦始皇入海求药。与徐福同时代的方士，还有韩终、卢生、侯公等，他们也先后为秦始皇访求仙药，这在史籍中都有许多记载。徐福一行人最终到了日本，这是现在中日学者一致的认识。韩终之属出海后到了哪里呢？我认为韩终是到了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

查找韩终的有关史籍可见，韩终乃齐国方士，炼丹采药，修炼成仙。《后汉书・张衡列传》“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关键的问题在于，韩终修炼的地方是楚国境内的长沙。可推想韩终在长沙时与罗氏、卢氏交往密切，在秦灭楚后，韩终带着罗氏、卢氏等楚国亡民有准备地逃离了秦国，渡海到了朝鲜半岛，在那里重建家园。

韩国罗氏、卢氏的宗谱也有类似的记载。韩国罗氏被分为罗州罗氏和锦城罗氏。韩国1982年版《罗州罗氏大同谱》卷一《姓原考》说，“周代成王因大罗氏有功封罗国，为楚附庸，后被楚屈氏所灭，是为豫章罗氏”。韩国罗氏宗谱非常明确地记载着罗氏是“楚附庸罗国”、“祝融(楚人先祖)氏后裔”，由此可见，罗州罗氏和锦城罗氏同出一宗，都是楚国之地的罗国人。韩国卢姓一直认为出自山东，但究其卢姓历史却不尽其然。卢戎在商代是强大的部族，曾从周武王灭商，周天子封功臣姜族首领姜尚（即姜子牙）到营丘为齐侯，于是有一部分卢人也随着同族到山东建立了卢子国(今山东长清县西南)。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卢人辗转南迁到了湖北襄阳，也建立了卢子国，这就是和罗氏一起迁到韩国的卢氏祖先。

笔者认为，韩国卢氏应是从楚国来的卢戎之后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韩两国的文化联系不仅仅表现在一些地名上的相似或相同，更重要的是早在2000多年秦朝末年，在方士韩终的率领下，楚国的罗、卢两氏的3000多居民就迁徙到了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并建立了辰韩、弁韩以及后来的新罗国。韩终应是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型。

7.英美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冲击 篇七

关键词：英美文化,中国文化,影响冲击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 国际间交流日益频繁, 世界经济增长率逐步提高。此时, 中国也承受着各个国家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冲击, 特别是英国和美国两个作为西方国家经济支柱的大国, 英美国家利用文化交流、经济贸易、旅游传播等方式, 不断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强烈冲击。如何面对英美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带来的影响, 在包容英美文化的同时继续发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 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 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1 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

英国和美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的经济支柱大国, 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文化也是以英美文化作为契机, 因此存在大量的相同文化。例如:西方国家社会文明行为的认定, 日常交际中分寸的掌握、礼貌性的女士优先、西方男人的绅士风度等。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管理下, 西方国家正统文化思想也十分深入, 社会上的人们有着明确的等级之分, 人们始终坚持依法治国, 对国家和个人的文化素养要求较高, 英美国家有着优良的教育方式, 培养出的人才文化素质也较高, 由此, 西方国家人们在文化方面的确可以说是与众不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 有着中华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不仅包括了“百善孝为先”、“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等传统文化, 还包含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正直不阿的优秀品德, 这些都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正是中国人继承了这些优秀品质, 才创造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但是, 中国古代很多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江郎才子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不惜任何代价, 使中国古代文化中充满了尔虞我诈, 逐渐形成了黑暗的官场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伦理, 始终追求和谐统一。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国家, 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但是人均收入水平、文化层次较低, 使中国在发展中长期处于初期阶段。而且, 中国人民仍然被古代封建思想意识影响着, 虽然中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 不同民族之间有着不同文化, 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传播远远不够, 难以达到相互融合、和谐统一的状态。例如,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基本精神是“奇偶”精神, 以及宋代儒家思想的“一分为二”理念等, 因此, 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评价也应该奉行“一分为二”, 舍弃中庸部分而取其精华之处。

2 英美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冲击

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一定差异, 且相互影响、相互冲击。虽然中西方文化之间对于差异的评价理论角度, 但是, 寻找差异的前提是两种文化之间具有可比性, 也就是存在共同之处。因此, 对于英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差异的论述, 必须以文化类同为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英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大部分文化基础都是相通的。虽然英国和美国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生活气候不同, 民族宗教之间也相异, 但人们生活的方式基本相同。例如, 世界上黑白昼夜、日月星辰是相同的, 江河湖泊随处可见, 人们都希望生活的更加舒适安逸, 每个人都为了目标而不断奋斗, 渴望相互理解、团结互助。因此, 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大部分是互通的, 随着国际间友好交流的进一步增多, 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会越来越多。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逻辑思维方式不同, 自英美国家提出黑格尔哲学体系之后, 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愈加明显。由于人们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 必然导致了行为方式的差异。第一, 英美国家与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 英美国家属于资本主义制度, 崇尚个人英雄主义, 中国则处于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 注重的是集体利益, 讲究的是团结合作。因此, 处于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对于事物的看待态度也随之不同。西方国家人们推崇个人主义, 将个人隐私权看得十分重要, 并认为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是合法合理的, 一旦隐私权遭到侵犯, 就如同人格受到了侮辱一般;中国崇尚的集体主义, 注重团结合作、相互帮助, 这与英美国家的价值观完全相反。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是受到地理环境、宗教意识、心理认知等影响形成的。

从影响冲击与相互对比的角度来说,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道德伦理、和谐统一的人文精神, 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团结互助的“道德理性”文化, 而英美国家注重的则是科学主义, 强调的是“工具理性”的文化, 崇尚个人英雄主义, 追求个人最高价值, 充分体现了其“智性”文化的内涵。总体来说, 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各有千秋, 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人文精神和和谐发展, 正是西方国家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融入的文化, 而英美国家强调的创新精神、科学主义正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背景下迫切需要的。

3 结论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 英美文化不断涌入中国, 使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社会的中国文化已经逐渐失去了传统特色, 甚至摒弃了宝贵的文化精髓。因此, 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 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融入有益的西方文化, 使中国文化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具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1]雷钟云.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的差异研究[J].学周刊, 2011 (18) :200.

[2]李伟.浅析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渗透[J].陕西教育:高教版, 2012 (3) :26-27.

[3]吕欧.英美诗歌与中国诗歌文化渊源的对比研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 (5) :137-138.

[4]牛园园.浅论英美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J].人民论坛, 2010 (23) :238-239.

8.中国茶文化与饮食文化 篇八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调研对中国玉文化进行考古学、文化学、社会学、体育学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有多处融合，主要表现在注重内在美德、倡导民族气节、追求质朴美、喜爱音律美、在意身份等级等方面。经过长期融合后，中国玉文化在尊敬祖先、构成汉字、重视道德、展现历史、追求和谐等方面能凸现中国文化特色。借助“金镶玉”奖牌，北京奥运会在奖牌材质、文字图案、文学寓意、色彩名次、打造过程、精神内涵等方面，主动而巧妙实现了中国文化对奥林匹克文化在物质文化上的完美融合，而精神文化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中国玉文化；奥林匹克文化；文化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7-0877-04

奥运奖牌是奥运会形象景观和竞赛组织中的重要环节，一块奥运会奖牌凝聚着运动员毕生的梦想。北京奥运会设计的玉环奖牌，在对奖牌材质进行大胆创新的同时，闪亮推出了中国传统的玉文化，这让国际奥委会官员和中国民众耳目一新、赞不绝口。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赞赏道：“北京奥运会奖牌将被证明是一件艺术品。它们高贵，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我们对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方案表示祝贺！”［1］可见，玉环奖牌绝不仅是纯粹的精美艺术品，可供人欣赏把玩，更重要的在于，它传递的是中国文化向世界的广泛传播与多方渗透，折射的是中国文化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主动沟通与积极融合。

1文化融合

1.1文化融合的概念融合是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所谓文化融合，是指不同文化因素或文化成分彼此接纳与调和，形成一个有机文化整体的过程。”［2］它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学习、借鉴和吸收，不断丰富和更新本民族已有文化的过程。纵观历史，文化融合在世界上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诸如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是环地中海欧亚非各地区文化融合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化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后，创新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日本文化则被称为顺利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杂交文化”，并由此成功实现了其现代化。

文化不仅在时空纵向上存在历时关系的文化融合，比如中国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还在时空横向上存在共时关系的文化融合，比如北京奥运会中，中华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之间的融合。不同文化之间，文化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是不一样的。中国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融合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变迁，这种融合是深度融合，它不仅是物质文化上的表层融合，而且在精神文化的内核上也有水乳交融的深层融合。而中国玉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主要是在物质文化上进行了完美而巧妙的表层融合，在精神内核上的深层交融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逐步调整与整合。

1.2中国玉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相生相融中国玉文化是国人在磨制、佩带、祭祀和传承玉器的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现象，具有中国特色，能反映中国文化的性格特点、价值观念、审了玉。玉在尚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经历了六千余年的发展，被制为祭器以祀神灵、琢以瑞信象征统治权力。这些玉器在主人死后还要被殉葬入墓［3］。玉器的出现和使用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埋下了第一块奠基石，也使中国玉文化的历史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变迁发展相生相伴、相互渗透融合，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水乳交融关系。随着时代变迁，玉器不仅成为广大民众聘礼、装饰、鉴赏、收藏的重要对象，而且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了丰厚的民族文化意蕴。

1.3中国玉文化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主动融合一般而言，文化融合在形式上具有“由高向低”的流动特点，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强势文化总是对弱势文化具有较大影响力，所以迄今为止的文化融合，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向非西方文化的“单向融合”［2］。相对于我国民族文化而言，奥林匹克文化是外来的强势文化。近代中国把奥林匹克运动及其文化当作“强兵”与“强国”的有效手段加以接受和模仿［4］，这是在中国比较被动的状态下迫不得已进行的一种文化融合。这种文化融合主要是单向度的、被动的文化融合。

当北京奥运会成功申办后，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文化作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逐渐上升的强劲势头主动向周边邻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关系，主要由过去的单向度地被动融合，变成双向度的主动融合。一方面，我们逐渐接受奥林匹克文化，积极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开始对奥林匹克文化进行有意的主动的文化渗透。从整体看，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的“和谐”主题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旋律面向国际社会广泛传播。从局部看，中国文化在接受西方奥林匹克精神的同时，“金玉结合”的奥运奖牌设计分明传达出中国玉文化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主动融合。

2中国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多方融合

2.1注重温润高洁的内在美德中国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两种文化在各自发展的基础上互有交叉、彼此渗透，进行了充分而深刻的文化融合。

玉器与美德本来没有关系，但中国人赋予玉器以美德，将主观情感投射到玉器的客观属性上。把天然具有温润、质朴、无瑕的玉器比作君子高贵、坚毅、高洁等等美好品德，将玉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相互的渗透和充分的融合。中国玉文化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行为方式、道德品性是密切相联的，彼此之间能相互说明、互相映衬。

2.2倡导刚毅坚贞的民族气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人的气节和节操，把维护民族尊严和荣誉，看作是民族的骄傲。

玉是美石，质地比较坚硬，不会弯曲以委曲求全。这种坚硬不弯的自然品性被中国文化合理借用过来，与抽象的气节、操守贯通融合，用以象征刚毅、坚贞、勇敢不屈的民族气节。

2.3追求清水芙蓉的质朴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主张顺应自然，崇尚清水芙蓉的质朴美。庄子在《天道》篇里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5］这种质朴美，追求自然、真实、朴素、实在、单纯，反对浓艳、华丽、浮夸、虚空、造作，崇尚雕而无痕、浑然逼真的艺术境界。这种质朴美在玉文化中得到了长期印证。

2.4喜爱声韵协调的音律美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很早就开始了对音律美的追求。中国最早的《诗经》三百篇都是可以和着音乐节拍唱的诗歌。在当时的风俗中，情人之间以玉作为相互赠送的信物以示永远相爱。《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在古人喜爱佩戴叮叮当当的玉器过程中，《诗经》体现出了齐整、有韵味的节奏感、音乐感。

2.5在意区分身份等级玉是美石，虽有优劣之别，但无身份之分。作为自然属性的玉，只有质地的瑕瑜之辨，没有等级之差。玉器一旦具有社会属性，加入主观因素，就有了等级、名位之别。

考古发现，良渚文化时期，中小型墓葬的陪葬物，一般只有陶石器没有玉器，而大型贵族墓葬，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陪葬［6］。据《周礼·春宫·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7］上下尊卑的等级区分，从手上所执的不同玉礼器上就可分明看出。而“六器”的主要功用是礼神。六器的所用玉料、形状及色彩都不同于六瑞［8］。

3中国玉文化经过融合能凸显中国文化特色

3.1崇拜祖先和尊祖敬宗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的玉器反映了人类历史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道德文化的生成、确立、发展和延续。”［8］中国传统文化对祖宗、祖先充满敬重和敬仰，十分强调尊祖敬宗。中国古代的宗庙祭祀制度就是为达到维护宗族团结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手段。

中国有近万年的用玉史，史前玉器曾长期被作为祭神、通神以沟通上天的神物，认为“惟玉通神”。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教授许倬云先生写过《神祗与祖灵》的文章，提出信仰神灵上天和祖先崇拜，都与中国的玉文化有关［9］。考古发现，查海文化中，玉与龙是分开的，而在红山文化时期，玉和龙开始合为一体，将玉的质地与龙的形体结合在一起，赋予玉以龙的神圣造型，赋予龙以玉的高贵质地，使玉龙成为神圣与高贵的统一体［10］。中国玉文化中玉龙的合二为一，玉龙作为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原始图腾，充分象征和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3.2大量选用“玉”造字组词中华民族对玉器怀有深厚的情感，将玉器广泛用于装饰、祭祀、丧葬、观赏等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在充分代表民族文化的中国文字上，造出从玉的汉字三百多个，比如，“珍”、“莹”、“琼”、“瑛”、“琳”、“琛”等等，给孩子起名时，都喜欢把这些寓意美好的含玉的字放进去，祈盼孩子能像美玉一样，性情温润、美丽有价值、广泛受人欢迎。

除了用玉做偏旁构造汉字之外，人们还喜爱用玉组成大量词语。人们总喜欢给美好的事物添加玉字。换言之，中国人在造字过程中，习惯的做法是，与玉有关的字总是褒义词。这种造字的情感规律，表现出中华民族对玉的深爱。中国玉文化与汉字文化的相互搭配和大量渗透融合，意味着中国玉文化能很好象征并表现中国文化的特色。

3.3高度重视道德修养从理论上对“玉德”加以系统阐述的，最早应推孔子。《礼记·聘礼》中，学生子贡请教孔子的一段话，记述了孔子全面论述玉的理论主张，即“以玉比德”。早在孔子之前，就有“君子贵玉”的风尚，这与考古出土的文物相一致。从近年殷商、西周墓中出土成套的大型玉组佩，可以认定，君子以玉象征自己道德品行的风尚，在商代、西周时期逐渐形成，至东周时期达到高潮。不仅有大量的玉器实物使用，并将这种用玉风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且从道德感方面加以进一步提倡，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玉器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日后中国玉器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6］。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审时度势，对当时用玉的实际情况进行总结，把玉的特性，上升为士大夫的道德规范，玉器不仅与儒家提倡的道德规范融为一体，而且玉器成为了儒家抽象道德规范的形象载体。

3.4展现无间断的悠久历史文化

自远古时代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7 000多年，唯独玉文化与中华文化始终相伴随，未曾断绝、贯穿始终。在玉器的打磨、佩戴和使用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赋予玉器特有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这使得玉文化成为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化。在士大夫们的大力推荐和佩戴、在社会上层人物的示范和带动下，玉文化深受中国人喜爱，流传数千年而不衰。

中国人对玉的尊贵和敬仰超过其它精神文化的载体，形成有悠久历史的、推崇玉的观念。玉器是中国文明的特有要素，玉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玉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中国文化融合后出现的特殊精神产品，是表现中国文化最富特色的艺术形态。

3.5对和谐的多方面追求中国玉文化追求“和谐”，这种和谐表现在多个方面，既有人与天的天人和谐，也有人与人的人际和谐，还有人与玉的搭配和谐。

玉文化的天人和谐，这个“天”通常指代天上的“神”，表现为通过各种祭祀活动，让世间的人与天上的“神”相处和谐。中国玉文化中，有考古专家郭大顺先生提出“惟玉通神”的说法。在用玉器的初期阶段，玉器是作为巫师与天沟通的法器而存在的［9］。用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来祭祀各方之神，以不同玉色配合天地四方，正如有学者所云，这和古代中国的宗教礼俗有关［11］。

玉文化的人际和谐，就是追求人际关系的和睦、和爱、和美。如果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有矛盾、冲突都要尽量“化干戈为玉帛”，用玉器和丝织品取代干戈，将战争变为和平。君子佩玉，言行举止就要像玉一样柔和温润，还要服饰搭配和谐，注意姿势仪态。只要人的走路姿态正确，玉佩就会对人发出悦耳之声。

4中国玉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合的方式

4.1奖牌材质的融合北京奥组委为了突出东方的中国风格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在奖牌设计上，对奖牌材质进行了大胆创新，选择了“金玉结合”的玉佩方案。北京奥运会奖牌别具匠心地以中国传统玉璧造型为基础设计，创造性地将玉镶嵌在奖牌中。这种“金玉结合”的新颖设计在奥运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风格。奖牌的主创设计人杭海说：“我们的创作理念源自中国玉文化，别国也采玉，但中国人眼中玉是集天地之灵气的东西。”

从象征意义看，“金玉结合”中，“金”象征着财宝、尊贵、荣耀。“玉”象征着高贵、典雅、美德。“金玉结合”的奖牌恰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玉良缘"。我国著名雕塑家钱绍武认为“金玉结合"相得益彰。从特点上看，西方的“金"张扬，东方的“玉"含蓄，配在一起十分协调。从颜色上看，金属和玉环的搭配也很合适，金属的颜色偏亮，玉环的颜色相对偏暗，双方配合十分和谐，就像一个相互接纳、相互补充、相互添彩的“金玉良缘”。

4.2文字图案的融合北京奥运会的奖牌，正面为国际奥委会统一规定的图案，即插上翅膀站立的希腊胜利女神和希腊潘纳辛纳科竞技场。奖牌背面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的玉璧，背面正中的金属图形上镌刻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奖牌的挂钩由中国传统玉双龙蒲纹璜演变而成。奖牌吊带则运用了北京奥运会的核心图形祥云，体现了天地祥和之意。这是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各占奥运奖牌“半壁江山”的文化融合，是融洽和谐的“中西合璧"。

奖牌的正面，主要传递的是西方文化符号。希腊女神象征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产生的古代发源地，同时也借助插上翅膀的女神象征着运动员在世界范围内、在某个项目上具有超人的体育天赋和卓越的运动才能。胜利女神的“胜利”表示了运动员在比赛中获得了胜利和成功，也传达了体育竞赛的观赏者对获胜运动员的认可和恭贺。

奖牌的背面，主要传递了东方的中国文化气息。中国文化元素主要通过中国文字、中国玉璧、中国印章、中国书法、中国色彩表现出来。“中国印·舞动的北京" 将中国传统的印章与书法的艺术形式和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运动人形的造型形似现代汉字“京"，形象友善、刚柔并济，在蕴含浓重中国韵味的同时，充满了动感。此外，会徽的字体设计采用了毛笔字汉简的风格，将汉简中的笔划和韵味有机融入到“BEIJING 2008"字体之中，风格自然、简洁、流畅，与会徽图形和奥运五环浑然融为一体。从整体看，中国文化是贯穿奖牌设计的主题。奖牌的玉、挂钩、奖牌盒、证书、挂带形成了一个整体，玉、漆盒、丝织、宣纸、翎子，这些都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4.3文学寓意的融合中国文化中，玉是宝玉，是稀世之宝。在国内两百个左右的采玉点中，与中国文化史有密切关系的著名的产玉点，也只有新疆的于阗(和田)、陕西的蓝田、湖北的荆山三处［6］。自古以来，玉料的不易得到，玉料的稀缺决定了玉的珍贵和价值。这使玉很早就被列入“宝”的范畴，像《事类赋注》、《艺文类聚》、《天工开物》等中国古代名著，很早都将玉列入“珠玉”、“宝货”、“珍宝”的类别。中国文字中，“珍”字与“宝”字都是将“玉”作为字的组成部分。玉是珍宝的观念是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的。玉的价值，主要是由玉的稀少、玉的雕琢美并由此产生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所决定的。玉的价值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甚至超越了珍贵的黄金，即所谓的“金银有价玉无价”。

奥运会中，运动项目的获胜者能分别赢得金、银、铜牌。奥运会上的金、银、铜牌，是每一个运动员在其运动生涯中追求的最高荣誉，也是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出色表现的标志。物以稀为贵。世界级高水平运动员的稀罕与高品质玉器的稀少正好互相映衬，相互应和。运动优胜者与玉器不仅都具有高档次、高规格、高水平、高等级、高价值、稀缺资源等特点，而且中国文化中，还有“君子佩玉”的观念和行为，这使得稀世珍宝的玉器与奥运优胜者之间产生了巧妙的暗喻和沟通，从而赋予镶有玉环的奥运奖牌在原有奖励优胜者的奥林匹克文化中嵌入了中国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

4.4色彩名次的融合中国玉文化是在意区分等级和身份的文化。在北京奥运会中，团队设计者将不同的玉色与运动项目名次进行合理搭配，通过漂亮的不同颜色的嵌玉奖牌来鲜明区分奥运冠军、亚军和季军。它具体表现为：金牌镶嵌白玉，银牌镶嵌青白玉，铜牌镶嵌青玉。虽说奥运奖牌中玉的品质是一样的，但玉的颜色和纹理是天然的，每块奖牌之间会有细微的不同，这种大同小异、独一无二的奖牌也会给每个运动员带来不一样的特别感受。

4.5打造过程的融合玉除了象征中国文化的高贵、圆满、美德等品质之外，同时玉也是很坚硬的石头，需要细心打磨、雕琢之后才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即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这个“器”就是可使用的器皿，意味着可用、有用之才。打磨玉材、雕琢玉器是艰苦的，同时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奥林匹克运动中，对优秀运动员的打造过程也是如此。一个有运动天赋的运动员从小需要优秀教练员的慧眼识材，在众多少年儿童中发现和识别有潜质的天才人物，然后就是长期的运动训练过程，要进行艰苦的打造和精心雕琢，最后的结果就是让运动员卓越的才能和潜在的特质充分发挥出来，在运动场上有令人惊叹的超人的出色表现。

打磨玉器的过程象征着对有潜质运动员进行精雕细琢、潜心打造精品的过程，同时，也象征着不断克服困难、战胜艰难险阻的过程。最后打磨出来的玉器价值连城，远远“超越”了玉石原本平庸的“自我”。打造玉器的过程也就是打造优秀运动员的过程，它恰好体现出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克服困难、不断进取、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奥林匹克精神。

4.6精神内涵的融合玉之美出于自然，是由内而外的渗透折射，柔和含蓄，魅力无穷。玉外表温和圆润，本质却至坚至刚，与人中君子追求高尚纯洁的道德境界正相吻合。由于玉的温润、光滑、细腻，所以中国玉文化中，偏爱中国人的性情也要与玉相似，温婉不火、细腻平和。中国玉文化中，讲究“以德比玉”，重视个人内在道德品质的修养，有“君子佩玉”的习俗。中国的君子长期以来主张“和而不同”的观念，承认不同群体的文化趣味、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可以保持自己的特色，重视寻找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点，只要彼此能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就可以接受对方，哪怕双方之间差异很大。因此，从中国玉文化的价值观念来看，它是主张温和、团结、宽容、相互理解的。

中国玉文化也显现出进步、进取、追求超越自我的特点。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文化所蕴含的“以玉比德”的理念充分表达出中国人对成绩优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礼赞。

奥林匹克运动会传播和弘扬的是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是国际性的运动，它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矛盾、纷争、歧视和各种冲突。这样，对友谊、团结、进步的追求，对差异的宽容和理解是中国玉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相互交流、充分融合的共同基础。

当然，在观察到中国玉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在走向融合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两种文化的融合主要是在物质文化上进行了完美而巧妙的表层融合，而在制度文化上，尤其是在深层的精神文化内核上，两种文化目前还未得到充分的相互融合。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会有更多的交流、沟通与适应，也会有更大范围的接纳、容忍与相互融合。

5结束语

中国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伴随并相生相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透过玉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探究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君子佩玉”，重视“以玉比德”，“这种将玉器作为美德载体的文化现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9］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更加频繁，因碰撞而生发的文化冲突也会加剧。面对这种文化冲突，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明确指出：“我认为，我们不必去争论是西方文化优越，还是东方文化优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相互兼容、取长补短，以达到在世界范围内全人类的‘多元一体。要达到这个目的，东西方各民族都应该进行‘文化自觉，检验一下各自的文化有什么特点。并且将各自文化中优秀的那部分发扬光大，使之互相交流、融合发展，共同创造新的、更加光辉灿烂的世界文明。”［9］不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不能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把自己当成世界各国学习的楷模和标准，要求对方必须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行为方式，有意无意地忽视和贬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反思当前的世界文化交流，可以看到国际社会的文化融合正处于活跃期，无论是内容与形式，还是广度与深度都有新的发展。针对中国文化而言，文化融合已由近代的被动融合逐渐转变为当代的主动融合，已主要由过去的单向融合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双向融合。中国文化与西方奥林匹克文化之间的文化融合正在扩大互动范围，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彼此接纳的程度正在逐渐加深。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文化对奥林匹克文化在物质文化上进行了完美融合，而精神文化上的深度融合还需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 李静.借奥运之东风 弘扬中华玉文化［J］.艺术市场，2007（6）：103.

［2］ 郭洁敏.当今国际关系中文化融合的新趋势［J］.现代国际关系，2005（10）：52-54.

［3］ 杨伯达.关于玉学的理论框架及其观点的探讨［J］.中原文物，2001（4）：61.

［4］ 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8：18－23.

［5］ 殷杰.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论鉴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81.

［6］ 殷志强.玉器蕴含的传统文化［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2（2）：84.

［7］ 林日波.浅析中国古代玉文化［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2）：13.

［8］ 青林.浅述六器与中国玉礼文化［J］.东南文化，2002（10）：26.

［9］ 费孝通.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A］.费孝通九十新语 ［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54-155.

［10］ 于志耿，殷德明. 玉·龙文化研讨会举要［J］. 北方文物，20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