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依族民歌文化变迁
1.论布依族民歌文化变迁 篇一
布依族(Bouyei ethnic minority group)共有人口297.15万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布依族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主要集中聚居在贵州省,共有279.82万人,占布依族总人口的94.17%[1]。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布依族位居第十,在贵州少数民族人口中,布依族仅次于苗族,位居第二。其分布特点是成片聚居,而又与当地汉、苗、瑶、水、侗、彝、毛南、仡佬等民族交错杂居。布依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主要源于古代“百越”民族,秦汉以前称“濮越”,唐宋时期称“仲家”。先秦时期的濮、越这西南地区两大族系,分布在布依族先民活动区的东南和西南地带,与布依族原住先民融合而成为布依的先民“濮越”(布依)人,再后又同许多民族融合而成为今日的布依族[2]。历史上,史书记载中对布依族有越、濮、夷、僚、番、蛮、仲家等称谓。布依族这样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其传统体育来源、发展和变迁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1 布依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渊源
关于体育的起源,一般主张劳动产生体育说,体育产生于劳动之中,并伴随着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巫术、战争等人类活动不断丰富。在其原始发展阶段,布依族体育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民族传统体育的共性,如图腾崇拜和巫术色彩等。布依族传统体育的来源、发展和变迁既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同时又与本民族的生产劳动、历史军事斗争、宗教信仰等活动密切联系。
1.1 地理环境与布依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属性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体育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并长期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地理环境直接决定着运动项目的产生、规范着体育文化的内涵、影响着体育文化的空间扩散”[3]布依族传统体育也不例外,其产生、发展变迁无不受所处环境的制约。
布依族世代居住在红水河和南北盘江流域一带,位于北纬24°10′~26°和东经104°10′~108°10′之间[4]。这里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布依族先民在这一土地上渔猎、放牧、采集,但布依族传统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最终并没有渔猎、放牧或采集方向单向发展,而是在渔猎、放牧或采集的同时,进而发展进入了以水稻种植为核心的农耕文明,奠定了布依族农耕传统文化的基础。布依族所处的特定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构成了布依族民族文化的历史起点。同时由于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更加强了稻作农耕的依赖性,在客观上又规定着布依族文化的发展进程和方向,即向农耕文化发展。
从总体上看,布依族文化正是在依附自然地理环境的进程中,构造了自身的特色,并创造了他们所能达到的农业文明,发展出一切皆与稻作活动休戚相关的农耕文化,并使之一脉相承,代代相传[5]。
布依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布依文化的子体,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鲜明的农耕文化属性的烙印。但从布依族传统体育的历史起点、发展进程和方向来看,布依族传统体育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农耕文化的属性,而是在沿袭渔猎、畜牧方向发展的同时,进而发展进入农耕文明。所以布依族民族体育是一种渔猎、畜牧和农耕多元素相融合的“合金”体育文化,同时又是一种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民族体育文化。
1.2 源于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的传统体育
布依族先民在长期的渔猎、放牧或采集等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游泳、划龙舟、划竹排、划三板船、打水枪、游水追鸭、登山、爬山寻踪、赛马、登山、射弩、射箭等传统体育项目。
其中赛马深受布依人民喜爱,其历史悠久,据《元史》记载:“仲家蛮(即布依族)牧马有术,骑术上乘。”[6]布依族赛马多选在每年春节、六月六、八月十五、重阳节等重大节日中进行,分为一般比赛和正规比赛两种。一般比赛多在春节期间进行,属于非官方活动,由布依族养马人家的小伙们自行组织。这类赛马不量距离,不记时间,只比谁的马跑得最快,赛后不发奖,亦不记名次,属娱乐性活动。而正规赛马,一般由寨老或地方官员主持,有专门的跑马场。比赛时,骑手们牵来自养骏马,马背上备有鞍蹬,马头装饰随骑手喜爱。跑马道两旁地上插有各色小旗,骑手们需按规定时间跑完全程,并在比赛中俯身抓取马道两旁的小旗,同时要求骑手在马背做各种花式动作,最终动作优美以及抓得小旗面数多者为胜。赛后,寨老或地方官员将主持颁奖大会,给骑手们发奖。
布依族在进入农耕文明之后,发展出了与稻作活动休戚相关的富有农耕文化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斗牛、打包谷壳手拍球、托篾球、打磨秋、荡秋千、踢鸡毛毽、扭扁担、纺花赛、打抛等;在农耕之余,还经常开展猪崽棋、草秆棋、竞勒升等棋艺活动。
据清康熙年间《独山州志》载:“仲家以饭肉喂牛……有放牛打角之俗。”[7]可见布依族斗牛习俗至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布依族的“牛王节”。传说,古时布依族没有耕牛,耕田犁地全用人拉。牛王在天上看到后,很同情布依人的辛劳,在春耕大忙前的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降生到人间。从此,布依族才有了耕牛,摆脱了用人拉犁的劳苦。为了纪念牛王的诞生,将每年四月八定为牛王节,给牛放假,停止做活,祭牛神,并举行盛大的节日活动,以求牛壮体肥、迎接春耕。其中斗牛活动最为隆重。
1.3 源于军事斗争中的传统体育
千百年来,布依族人民为反抗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同历代的封建王朝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了多次顽强的斗争。为抗日救国和人民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长期的斗争和实践中他们积累和发展了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体育活动,如打石仗、抱花腰(摔跤),摔跤、武术、投标杆等。其中布依武术内容丰富,主要拳术有布依拳、八宝拳、四门开、八步追拳、梅花拳等。主要器械有双锏、铁链械、把式舞(兵器舞)、铁三股叉、猫叉、龙爪戟、棍等。布依拳种主要风格为动作小、速度快、刚劲有力、注重套路演练[8]。
其中布依铁链械比较有代表性,据传在南宋时代,江西一位农民首领徐良为抗苛税,率众举义。在兵器缺少的情况下,徐良用两段长80至90厘米的优质木材,以铁链连接制成兵器,用以抵抗官兵的镇压,此兵器因型同用来脱粒粮食的连械而得名。朝廷派王玉连镇压起义军,起义军失败后,王玉连奉朝廷旨意将徐良等义军押解并流放贵州,后贫苦出身的王玉连与徐良成了好友,共同定居于湖潮一带,并在当地传授铁链械武艺,流传至今。2006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铁链械》列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4 源于民俗节庆、男女社交活动中的传统体育
布依族民俗节日源于古代水稻耕作的农业祭祀,祭土地神以利于种子发芽,祭山神以消除灾害,祭龙神以求雨水均匀,祭祖先以求人畜兴旺,后来这些祭祀活动逐渐被统一固定下来,形成了节日。布依族的主要节日有春节、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重阳节等。布依族传统节日众多,节庆文化内容丰富,传统体育寓于节庆文化之中,并随历史的发展而沿袭下来。来源于男女社交、节日喜庆民族风情娱乐活动的体育项目有丢花包、扔绣球、打抛、踢花键、荡秋千、耍龙灯、舞狮子、踩高跷、跳独脚等。
其中“丢花包”,又名“掷花球”,或“甩糠包”,是布依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情,选择配偶的一种活动方式。花包用各色彩布缝制,呈菱形,约有20厘米见方,内装米糠、小豆、棉籽等。每只角用五彩丝线做成耍须。又用布条缝制成长约2尺的带子,抛掷时手拿带子,往前或往后绕几圈即抛出。接时也须接住带子。赛场上男女分成两队,相距约7-8米远,相互掷接。规则是不准横撇,不准抬脚,谁接不着对方花包,要送给对方一件礼物。在甩花包过程中,开始是随意丢掷,后阶段多投向自己爱慕的人。
耍龙灯、舞狮子、踩高跷、跳独脚等项目主要寓于民俗节日节庆文化中开展,如春节期间黔西南的望谟、贞丰等地的耍狮子;平塘县的赛龙灯、玩狮子;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地区的镇宁、普定、关岭及六枝特区要赛马、玩龙灯,玩山等。各地男女青年大多喜爱丢花包、打毽、荡秋千、踩高跷、打陀螺、对歌等文体活动。
2 布依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变迁
2.1 传统体育文化基础的变迁
布依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发展变迁建立在布依族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随着现代工业文化的发展,农耕文化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变化,四通八达的电网把动力传输到人们想要的地方,公路等现代交通网络将村寨与现代城镇连接起来,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快,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一同兴盛的各类流行文化,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入到各布依族村寨。外来文化、电视,手机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使得布依族的民俗活动逐渐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人员流动性不断增大,走出封闭村寨的布依人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使得历史悠久的布依族农耕村落文化日渐没落。先进的科学技术、多彩的外来文化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使人们无暇顾及自身文化的发展,许多宝贵的传统体育活动不仅缺乏传承者,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糟粕[9]。布依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基础的改变,给布依族传统体育提出了文化转型的要求,以便于在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传统体育。
2.2 传统体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选择
布依族传统体育千百年来一直作为民俗、民间性体育文化形式存在,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文化,布依传统体育与其它少数民族体育同属于亚文化形态。随着政府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视,政府在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过程中的组织行为的介入,以及相关竞赛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使得民族传统体育能够以积极的姿态,主动与现代主流体育文化接触。全国民运会和贵州省民运会竞赛制度的确立,自1982年起布依族先后参加了七届全国民运会和六届贵州省民运会,部分布依族传统体育项目得以进入民运会,如抵杠、铁链械、布依族竹鼓操、铙拨舞、板凳龙、丢花包等,成为民运会表演和竞赛项目。在应对西方体育文化冲突的过程中,要在努力维系其传统体育民族化的前提下,探索现代化进程。布依族传统体育要主动走出娱神娱己的思想观念和传授生产和军事技能的体育教育观念,探索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健身、教育传习和文化传承功能。充分结合全民健身计划和学校教育,选取部分具有娱乐身心功能的项目纳入全身健身计划,选取部分具有教育和文化传承功能的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教育课程。
2.3 传统体育的创新与开发
长期存在于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布依传统体育是在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封闭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实践体育类型,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化的冲击,在现代社会条件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科学的创新和开发。同时建议体育部门积极介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地方政府也要选择利用合适的项目进行产业化开发[10]。对部分濒临失传的传统体育项目要采取保护的措施,或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或对其按照现代标准进行改造与创新,通过完善技术、规则使其融入现代民运会之中,实现项目自身的保护与传承。依托贵州良好的旅游环境,将布依族传统体育中具有浓郁的观赏性和娱乐性的项目,列入民族体育旅游开发项目,结合民族特色的喜庆节日,如六月六等,并进行商业包装,借鉴目前开展得比较成功的民族节日旅游,如彝族的火把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等,推出具有鲜明的布依族民俗风情特色的节日专项旅游产品,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是布依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有效途径。
3 结语
布依传统体育活动源于社会生活、生产实践、军事斗争、民俗节庆、男女社交等活动,并受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规范和制约,是一种拥有渔猎、畜牧文化,同时又是一种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民族体育文化。布依族传统体育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农耕文化基础变迁的现实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应对西方现代体育的冲击,又要维系民族性,必须走创新与开发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布衣族人口分布[EB/OL].http://www.seac.gov.cn/gjmw/ssmzx/2005-08-21/1176019928754867.htm,2005-08-21.
[2]黄义仁.布依族史[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10-11,1-2.
[3]郑勤.地理环境与体育文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3):419-423.
[4]黄义仁.布依族史[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10-11,1-2.
[5]韦启光等.布依族文化研究[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4-5.
[6]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248-249.
[7]贵州省文化厅群文处.贵州少数民族节日大观[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178-179.
[8]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137-138.
[9]李俊怡等.社会环境的变迁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和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6,(3):56-57.
【论布依族民歌文化变迁】推荐阅读:
新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教育条例》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