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国防建设的成就(精选10篇)
1.新中国国防建设的成就 篇一
畅谈新中国6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
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
梁光烈,四川三台人,1940年12月出生,1958年1月入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武汉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师长、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上将军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60年来,在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军经过艰苦奋斗,逐步由过去单一军种发展到现在的诸军兵种合成,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为祖国安宁、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
梁光烈说,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成就表现在6个方面:
一是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加强。我军与西方国家军队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党的领导、有思想政治工作这个特有优势。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确保我军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现代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大幅跃升。我们十分注重适应形势的发展,依据国家安全的需要,加强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近几年,针对战争形态的演变,军委明确提出,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进一步转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上来,实现了军事战略指导的与时俱进。我军遵循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大力提高核心军事能力,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三是体制编制不断调整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总员额550万,后来最多时达600多万。经过多次调整改革,我军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不断迈出新的步伐。目前,我军总员额230万,军兵种部队比例趋于合理,部队编成结构得到优化。
四是武器装备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陆军装备大多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 杂牌”,海、空军装备数量很少,性能也很落后。现在,我们在天上有军事卫星、先进战机,地面有新型主战坦克、各种火炮、导弹,海上有先进舰艇、潜艇,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各类装备,我军基本都有了,而且不少装备的性能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既体现了我军现代化水平,也反映了国家科技实力的巨大变化。
五是军事外交成果丰硕,较好地服务了国家政治外交大局,服务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六是国防动员建设全面推进,国防动员能力显著增强,国防动员体系在平时服务、急时应急中发挥了特殊的优势和作用。
不断丰富和创新的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
梁光烈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归根结底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正确指引。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
梁光烈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指引我们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上,又指引我们正确解决了取得全国政权后建立现代国防的重大课题。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我们正确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指引我们正确解决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兴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重大课题。胡锦涛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主要回答了在世界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我军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实践证明,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都是认真学习实践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结果。
我军武器装备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军队的装备发展历来备受瞩目。梁光烈在接受采访时专门介绍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军装备发展的历程。
梁光烈说,60年来,我军装备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50年代末,通过引进仿制,基本实现了我军武器装备制式化。二是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坚定不移走自力更生之路,成功研制出歼8、强5飞机和导弹、驱逐舰等大批常规武器装备,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三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后期,军队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装备建设收缩战线,多研制、少生产。同时有重点地启动一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研制,为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四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军由半机械化向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转变,武器装备加快发展,形成了以二代装备为主体、三代装备为骨干的现代武器装备体系。
“目前,三代主战坦克、歼10飞机、预警机、巡航导弹、新型驱逐舰和新型战略核导弹等高新技术装备已在一些部队列装。”梁光烈强调,“我们还将适应国家安全需要,继续发展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
我军信息化条件下的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
武器装备与军队的战斗力息息相关。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如何?梁光烈说:“军队建设就是要提高战斗力,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我军经过战争年代的千锤百炼及和平时期的长期建设,在衡量战斗力最基本的人和物这两个方面建设上都有很大提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军是有强大战斗力的。特别是近年来,我军围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大力提高官兵素质,加快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扎实开展实战化训练,信息化条件下的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尤其是战略预警能力、机动能力、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和信息化对抗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的联合作战能力明显增强,确保了有效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谈到近期举行的“跨越-2009”军事演习时,梁光烈介绍说,演习是和平时期部队的“磨刀石”,通过演习,能够检验部队的训练成果、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次大规模跨区实兵检验性演习,沈阳、兰州、济南、广州4个军区有数万名官兵参加,机动距离远,演练课目多,设置的电磁环境复杂,对抗难度较大,既检验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又全面检验部队的远程机动、火力打击、信息对抗和综合保障能力,对部队是一次很大的锻炼和提高。类似的机动检验性演习,近几年各军区、军兵种都组织过,特别是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演练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标志着我军进一步兴起了大抓军事训练的热潮,正在加速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
国庆60周年首都阅兵将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良好形象
即将举行的国庆60周年首都阅兵,国内外十分关注。梁光烈介绍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4次国庆首都阅兵。届时,数十个徒步和装备方队、上百架飞机、数百件新型主战装备,将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受阅人员和装备方队训练水平很高,场面壮观,气势雄伟,令人振奋。”已经到阅兵村看过2次合练的梁光烈认为这次阅兵主要有4个特点:
——参阅力量齐全。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武警、民兵预备役部队都有方队参加,涵盖了我国武装力量体系的各个方面。
——参阅装备先进。全部是中国自主研制,其中大多数是新型主战装备,技术战术性能先进,有的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阅兵准备充分。从5月份受阅人员和装备进驻阅兵村起,阅兵方队至今已进行了4个多月的封闭式训练,经过多次合练。
——官兵精神面貌好。尽管天气炎热,但受阅官兵士气高昂,训练非常严格,在单个动作、方队排面和整体协调等方面始终坚持了最高标准。
“我们相信,这次阅兵,一定能够向党和人民汇报好,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壮我国威、军威。”
在参加抢险救灾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60年来,人民子弟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哪里有重大险情和灾害,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其中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梁光烈印象深刻。“一是1998年抗洪,当时我在沈阳军区任司令员,军区参加抗洪的部队,有的已被确定撤编,有的拟由师改为旅,但命令一下,从军师团领导干部到普通士兵,都冲到抗洪第一线,哈尔滨市一些复员退伍的老兵也纷纷赶回连队,参加抢险救灾。在松花江大堤出现管涌的危急时刻,那些十八九岁的战士,背着一两百斤的填塞物堵管涌,谁也不甘落后,一干就是一昼夜,提前完成了堵管涌的任务。”
“二是2008年我到四川汶川抗震救灾一线慰问部队,亲眼目睹了广大官兵全力救助群众的感人场面。在德阳受灾群众安置点,一位老大娘拉着我的手,连声感谢解放军,最后泣不成声。这个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军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支援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军各大单位积极筹措资金,为西部地区对口支援了105所县级医院,沿长征路援建了112所‘八一爱民学校’等。”
军事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格局
近年来,我军军事外交十分活跃,人们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看到人民解放军的身影。对此,梁光烈认为,军事外交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持军事外交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的原则,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军事关系,为国家外交作出了应有贡献。
梁光烈说,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我军军事外交工作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一是广泛开展高层交往和互访,加深友谊,增进军事互信。二是不断深化与外军务实性交流与合作,互派留学人员、专业团组考察,学习借鉴有益经验,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是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宣示政策,扩大影响。特别是在军事透明问题上,我们做了许多增信释疑的工作,先后发表了6版国防白皮书,建立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最近又开通了国防部网站,这些都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四是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坚定支持国际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先后派出官兵1.3万多人次参加了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之一。从2008年12月开始,我们先后组织3批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为700多艘船舶实施了护航,成功救援了9艘遇袭外国船只。
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展望国防和军队建设,梁光烈说,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高瞻远瞩,准确把握我国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敏锐洞察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及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梁光烈强调,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有效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强大人民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大国防。
“我们要坚持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全面加强、协调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尤其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我军的性质、本色和作风。”
梁光烈说:“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构想,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基本实现机械化并使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据这一战略构想,陆军要从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海军要具备较强近海防御能力以及一定的远海作战手段,空军要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第二炮兵要真正成为一支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力量。”
“我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努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梁光烈最后强调:“胡主席深刻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一定能够实现新的跨越,我军现代化水平和防卫作战能力一定能够实现新的跃升,我军一定能够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历史使命。”
2.新中国国防建设的成就 篇二
王朝创建, 验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1978-1988)
30年前, 那位颇具设计天才的老人, 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设计出了一条宽广坦途——实行改革开放, 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转移工作重心, 放到经济上来。当时, 我作为一名知青, 插队在天津北郊一个大葡萄园 (这也是王朝的前身) , 亲历了王朝的成立过程。
王朝, 一面改革开放的旗帜
1987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 中国人民渴望改革开放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 但由于没有经验可循, 只能“摸着石头过河”。1979年, 我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具有敏锐商业嗅觉的法国人头马公司率先来华寻求合作伙伴, 北京和特区企业成了他们首当其冲的目标。受当时观念的局限, 许多国内企业当时对于“合资”都是谨小慎微的, 纷纷避让, “利用外资”还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我所在的天津农场局出于“响应改革开放”的战略考虑, 审时度势, 大着胆和人头马公司达成了合资意向。经过了一年多的“审查”、“磨合”、准备, 1980年5月, 天津市第一家、全国第二家、酿酒行业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此举不仅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探路石”, 迈出完成了中外企业融合的实质性关键一步、也对我国葡萄酒发展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王朝的创立, 刺激许许多多渴望超脱旧经济模式的企业的神经, 他们大胆地踏着王朝的脚步, 快步跨入了中外合资的征程中。80年代后, 中外企业合资真可谓是“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1982年,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6年, 城市启动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 我国改革的脚步进一步加快。
王朝, “名师”出“高徒”
作为当时我国利用外资的试验田, 王朝的“联姻”脉络很清楚, 中外双方的优势和需求也很明确, 中方看上了人头马公司的资金、工艺技术、品牌优势, 人头马看上的是中国市场和成本优势, 中法双方投资仅137.6万元人民币, 公司产量仅10万瓶。
不到五年, 王朝人虚心向人头马学习, 获得了可贵的葡萄酒生产技术、酿造工艺, 推广经验, 很快公司全体员工实现了100%本土化。
创立之初, 王朝90%产品由人头马公司包销国外, 开始实现出口创汇。但为了避免成为外国公司在华低端加工厂, 王朝公司一开始就注意培育国内市场, 并逐步实现自主销售。只用了3年的开拓, 王朝产品便从国外市场移植到国内市场, 从高端 (涉外酒店) 市场拓展向大众消费, 1984年, 首次获得国际金奖, 1988年, 王朝酒实现了全部自销。
王朝, 中西文化融合的传播者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的消费者们对葡萄酒的概念还仅限在酒精加葡萄汁勾兑的“配制酒”上, 干红、干白等国际先进的“干型”葡萄酒对人们来说还是陌生事物, 并不被消费者认可。在我熟知了生产工艺及产品检验后, 1984年, 公司派我做销售内勤工作, 1988年, 公司又派我做销售外勤工作。于是我就背着酒瓶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走访, 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做工作, 但喝惯白酒和甜酒的消费者对葡萄酒的消费并不热情, 往往一开口就被推出来。我就背着酒再进入, 推出来再进入。
我想如果要让消费者接受干型葡萄酒, 必须引导消费者, 必须将文明发达的欧美葡萄酒文化与我国消费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渗透。那时我们印刷了很多有关葡萄酒文化的宣传单在消费者中散发, 一些客户看我一个女人如此辛苦, 便耐心仔细读我们的宣传单, 然后再尝了一下:咦, 还不错吗?就这样, 王朝“干型”葡萄酒慢慢地被国人接受了。
为了传播葡萄酒文化, 我们是“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 我们的执著感动了上苍, 感动了消费者, 在短短几年内, 我们打开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北京等8个省市的市场, 并使葡萄酒文化渐渐地被我们的消费者理解。
王朝崛起, 折射出改革开放的精神 (1988-1998)
1992年, 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转轨的历史时期, 市场形态被改变, 原有的酒类流通模式被打破, 我国企业开始了从满足计划指导生产量到满足市场需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模式转变, 在我们共同努力下, 王朝开始在意识形态改革中渐渐地崛起。
王朝, 创建了自己的民族品牌
创业初, 王朝公司完全借“人头马”商标打天下, 即省事又可保证销路。但有一点不好, 便是依附于人, 借牌子发展企业, 依赖性很大, 所以我方要新注册商标。双方通过协议, 所有产品则由法方代理出口, 在国际市场上先以“人头马”集团名义注册“王朝”, 当王朝在国外市场上站稳后, 再把商标转注到王朝公司名下。
利用了“人头马”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 “王朝”商标获得了巨大声誉。“王朝酒”不仅荣获国家级金奖8次, 国际金奖15次, 为中国人在葡萄酒酿造领域夺得“国际最高质量奖”, 还打入“人头马”的故乡法国。后来, 王朝已逐步脱离“人头马”的影响, 开始精心锤炼自己的世界级民族品牌。
1992年, 世界权威组织正式批准王朝公司加入国际葡萄酒局, 为王朝公司跨入世界著名葡萄酒企业之林奠定了基础。
王朝, 最惊险的一跳
1989年, 我开始主持销售部工作, 虽然只有10多人, 但我们都在以一当十地工作着。我一直认为“卖出去才是硬道理”。但卖出去并不是要亏本赚吆喝。
随着葡萄酒文化的渗透, 葡萄酒跟风现象愈演愈烈, 国内一些企业纷纷转向生产葡萄酒。不多时, 略有规模的葡萄酒生产厂家就达到了600余家。随之而来的是价格战、地域战、压价抛售等不正当竞争泛滥。许多厂家为了推销商品都极力地讨好各级经销商, 甚至用赊销、代销的方式推销产品。
1996年, 王朝的回款仅为28%。在这种情况下, 我提出了“货款保证金”制度。就是让经销商将原来的欠款一律还清, 年初要往“王朝”账户上打上一定货款作为保证金, 在保证金额度内发货。这个制度一提出, 马上招来了不同意见。因为当时是买方市场, 许多人劝我说:“如果让经销商提前付款, 会得罪经销商的。”
我把市场和客户梳理了一遍, 确定王朝实施“货款保证金”制度, 会“吓跑”一些客户, 但正好也能大浪淘沙, 使一些有实力、讲诚信、会经营的客户凸显出来。所以我下定决心, 在王朝实施“货款保证金”制度, 当年便收到客户缴来的保证金近4000万元, 回款率由过去的28%提高到90%以上。这期间, 虽然经销商数量减少了, 但销售量却有了明显提升, 重要的是保证了按时回款, 资金实现了良性循环, 每年仅节约贷款利息便达2600万元。《经济日报》等新闻媒体称之为“王朝惊险的一跳”。
王朝, 将变革进行到底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 葡萄酒广告战、价格战、明星战的硝烟四起。面对这样窘迫的现实, 我在制定了“货款保证金”制度后, 又推出了“价格保证金”制度和“品牌代理”制度, 以便更好地治理某些代理商不按规定价销售王朝酒的问题, 并协助扩展新产品的市场开发。
“价格保证金”制度的出台, 触及许多经销商的利益, 引起了经销商强烈反应。有的打电话, 有的干脆来到天津当面诉说。他们是担心自己若按制度销售, 别人依然低价抛售而导致自己吃亏。我向他们承诺“谁违反了价格规定, 就按制度办!”为了贯彻这一制度, 我宣布取消年终返利政策。仅此一项, 就给公司节约1300万元, 也使低价抛售者无利可图。
由于这三项制度的成功实施, 为提升王朝的市场竞争力, 缓解王朝资金紧张和延伸王朝市场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保证作用, 十几年来累计为企业节约资金达3.4亿元。
王朝跨越, 创造了改革开放的辉煌 (1998-2008)
1998年, 天津人谈说自己的区域经济, 总是充满自豪, 他们爱用一句话来描述:“一杯酒 (王朝酒) 、一碗面 (康师傅) 加一只机 (摩托罗拉) ”。这三个比喻其实都是合资企业, 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王朝对天津区域经济的影响力。随着1999年我国吹响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冲锋号, 2001年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2002年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07年科学发展观被写入党章, 王朝迈开了整合、提升、转型、国际化的步伐。
王朝, 以“五化战略”奠定基业
1998年, 王朝明确提出“原料基地化、加工群体化、产品系列化、市场网络化、生产规模化”的“五化”战略, 逐步投入了研发资金2.5亿元, 用于葡萄品种遴选、栽培种植、压榨、发酵工艺的研发, 试图以“高品位、高附加值”市场攻略定位发展。其中“原料基地化”是我们形成了“原料基地—产品开发和规范化生产—品牌拓展—市场营销”的大直径良性循环的基石。
我们在河北、天津蓟县、山东、宁夏等地种植开发了3万亩无公害、无污染、无病毒的绿色葡萄基地, 建成了大型现代化发酵站, 保证了年产近3万吨的原料供给。为了实现葡萄种植良种化, 我们从法国引进了40多种优良葡萄品种, 种植品种涉及名种玫瑰香、白玉霓、霞多丽、赤霞珠、梅鹿辄、品丽珠等。测试结果, 王朝的葡萄品质完全达到法国原产地优质葡萄的水平。
2006年, 我们在宁夏、新疆分别收购一处2.3万亩的葡萄基地, 作为高档葡萄酒的重要原料基地。目前, 我们共建设了2000公顷优质葡萄原料基地, 并在国内六大产区分别建有5000至10000吨生产能力的原酒加工厂, 为王朝奠基了跨越的支点。
王朝, 在我国香港成功挂牌上市
2005年1月26日, 王朝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 成为了2005年香港联交所主板第一只挂牌上市股票和香港主板第一只葡萄酒类股票。王朝酒业的招股受到世界各大基金、机构及公众投资者的青睐。
王朝酒业集团的股东为天津发展、法国人头马和英德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市之后, 在王朝酒业的股份比例分别为46.5%、24.75%和3.75%。在香港市场公开发售认购总量为180亿股, 超额认购625倍, 冻结资金426.8亿港元, 在香港联交所近两年新股发行记录中, 超额认购倍数名列前茅。王朝酒业上市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了王朝的跨越发展:一是将约2亿元用于扩充产能;二是引入质量更优、层次更高的产品, 吸引高端客户, 募集的资金保持高端葡萄酒代名词的品牌形象;三是投资1.8亿元改进生产设施;四是斥资用于公司的收购事项, 控制优秀的葡萄汁供应商;五是用于扩大销售队伍和加强市场推广。王朝上市为王朝增添了资本的力量, 逐步向以木桶陈酿为主的高档葡萄酒发展, 研制并推出了如木桶陈酿红酒、木桶白兰地等高端产品, 多样化、高层次、高价位的王朝葡萄酒不断地提升了王朝的高品味。
王朝, 在整合、跨越中超越
王朝主业是葡萄酒, 葡萄酒不同于其它类型的酒, 营销手段变幻无常, 从专卖店到品酒会、从卖品质到卖原产地、从单瓶的酒到成桶的酒、从商场专卖到酒店促销、从品牌直销到品牌代理, 王朝在每个阶段都进行了变革。2006年, 王朝公司的营销模式开始从品牌代理向整合营销突变, 实现了整合营销。
2006年以前, 一个市场上有几个经销商经销我们不同的产品, 这就突出了品牌代理特殊矛盾, 为了解决品牌代理“资源”浪费的问题, 我们把所有产品集合在一起, 使经销与经销之间互调, 原来是10个经销商, 10人做10个产品, 现在把所有品牌集中在一家手里, 然后他做一级代理, 他们互作一级, 互为二级, 这样经销商整合、产品整合、资源整合三大整合取得了一种凝聚作用, 形成了巨大的团队力量。同时实现了王朝营销的形象标识设计使用、品牌形象、品牌理念和营销行为的一致性。整合当年, 销售额增长了25.86%。
2008年, 王朝依然高歌猛进, 在锤炼世界级民族品牌的道路上越跑越快。王朝葡萄酒不仅占据了我国“干型葡萄酒”半壁江山, 而且牢牢地占据了我国葡萄酒前三甲的主要地位;不仅获得了中国名牌产品、“绿色产品”、“免检产品”等荣誉, 王朝葡萄酒还以它超越洋酒的独特品质被指定为香港回归宴会专用酒, 并且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外交部驻外使节供应处定为国宴用酒, 供应231个我国驻外使领馆, 远销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王朝商标不仅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王朝企业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双优外商投资企业、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中国食品行业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
30年的改革开放, 30年的沧海桑田。
改革开放30年, 港澳回归、三峡工程建设、神舟号飞船升天、西部大开发、奥运会成功举办, 奠定了一个民族的强盛。
改革开放30年, 王朝人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的脚步, 艰苦奋斗、励精图治, 在变革中不断地跨越发展, 总资产增加了360多倍, 年销售额增加了5000多倍, 年产量增加了700多倍, 连续9年在同类产品销售量及利税方面处于全国葡萄酒行业的第一位。
改革开放30年, 王朝完成了两个历史性转变。一是从一个国营葡萄园裂变成了合资公司, 完成了所有制蜕变;二是在香港上市成功, 完成了中外合资公司向上市公司的嬗变。
改革开放30年, 在同志们的帮助下, 在开放创新的旗帜指引下, 我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员工成长为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中国酒业“十大”杰出营销经理人, 有了一个锐意拼搏、奉献自我创业平台。
3.成就“中国好声音”的小草 篇三
高三那年,外婆与父亲的相继去世,让杨媛草一夜间突然长大。本来,她拥有被保送的机会,可她却放弃了,而是靠实力参加了当年的托福考试。凭着六百多分的成绩,她坦然地走进了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学系。
留学期间,初涉全英文授课的杨媛草刚开始有些不适应,不过她有的是办法:用录音机录下来拿回去反复听,如果还是听不懂,就厚着脸皮去请教授重讲。凭着这股韧劲,她很快就通过了语言关。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有时还要靠刷盘子、做兼职翻译来维持生活。
2002年,卡迪夫大学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成天开跑车、穿名牌、上中国城吃饭。这引起了杨媛草的注意,让她萌生了做一期《国际学生》节目的念头。随即,她将这个念头转化为行动,后来凭借这个节目,她获得了当年BBC“新闻新人奖”。
毕业后,杨媛草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年薪5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60万元)的工作。可是两年后,她却请辞创办了英国野草影视制片有限责任公司,理由很简单,她想實现“让中国传媒走向世界”的梦想。那一年,她25岁。
杨媛草雄心勃勃要做原创电视节目。“野草”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专题片《挑战异文化》,没想到该片大获成功。2006年,“野草”又原创了两档真人秀节目。在此期间,她蹲在北京好几个月,住在连窗户都没有的便宜小旅馆,吃4块钱一顿的饺子,每天不知疲倦地带着样片去跟各色人等开会。终于,两档节目都跟国内电视台签署了意向性合同,其中一档甚至还拿到了摩托罗拉100万美元的赞助。可是,直到节目落地前最后一刻,还是没能拿到批文。
那年,杨媛草未满27岁,得知两档节目最终被判了“死刑”后,她默默流下泪来。“野草”结束后,她将自己放逐到遥远的加勒比海。数月后,她想明白了一件事:人生不是单行线,一条路走不通,你还可以转弯。
是啊,人生有时看似被迫转向,实则是继续向前。其实,早在2006年年底一次战略投资会议上,杨媛草就已提出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不能March(进军),需要Navigate(导航)。正是这次发言,让她打动了在座的英国最大的商业电视台ITV前任首席执行官Mick Desmond。
2007年,杨媛草与人合资在英国成立IPCN国际传媒公司,主要从事版权买卖。在国内,她引进的第一档节目是《以一敌百》,随后,她又引进了《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这些节目无疑都受到了热捧和好评,看上去似乎很光鲜,但背后却有着太多的付出。
比如在拿到《中国好声音》的版权时,杨媛草就差点被骗。为此,她还经常自我调侃:“别看我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瓜子脸,长得很细腻,其实我没什么心眼啊。”
当时,有人冒充电视台的导演跟她谈《中国好声音》的合作。那天,她人在澳洲,两人在电话里谈了好几个小时。后来被她同事发现,这人拿着他们的创意在跟电视台谈方案,直到这时她才醒悟过来,原来人家是套她话呢,根本不是要合作。
有付出,总会有收获。目前,国内前五名的电视节目中有三档都是他们公司参与制作的,而杨媛草手里还握有三百多个电视节目,属于杨媛草的传媒时代正在到来。如今,IPCN也在悄然转型,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创意制作团队,学以致用,专注对原创节目模式的打造。
2013年1月10日,杨媛草回到重庆,不仅领取了“最具影响力的才智女性奖”,也与重庆卫视谈起了节目合作,下一个“好声音”是她要在重庆玩“美丽”。
4.新中国国防建设的成就 篇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就展全面反映中国与东盟各国在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在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的团结合作,也有利于东盟在国际事务上提高地位、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扩大双方贸易和投资规模,促进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区域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为区域内各国人民谋求福利。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增长也有积极作用。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组织学生参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成就展的通知》精神,为进一步加深对广西社会主义建设新成果的认识,更深刻地领略到广西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东盟贸易新成就的风采,提升我们爱国爱广西的思想境界,促进学科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观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成就展。活动主题
领略中国东盟成就风采,增强爱党爱国思想情怀 活动时间
2010年11月2日下午
活动内容
11月2日下午,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在院党支部的组织下,来到了位于琅东的广西民族博物馆参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成就展。
经过40多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位于青山脚下的广西民族博物馆,博物馆在青山和翠木的依畔下,显得格外的突出。博物馆的造型是以一面树立的铜鼓为主,具有民族特色和现代艺术气息,远远望去显得气势恢宏。进入民族博物馆,首先参观的是民俗文化园,在里面我们欣赏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民居图片,侗族程阳风雨桥、龙胜吊角楼等名胜也在其中;然后我们参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成就展览,展厅以图文,音视频等形式展出前六届东盟博览会的概况和成就,而且还以六个不同主题设置了往届东盟博会会的模型,让我们更加直观的看到东盟博览会的成果。展厅所展示的内容分为三个主题,一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内容,包括有自贸区建成的历史,自贸区经济建设成果,自贸贸区建设大事纪图文展示;二是中国—东盟博览会、商务与投资峰会成效内容。包括历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现场模型展示;博览会、商务与投资峰会发展历程图片及影视资料展示,博览会、商务与投资峰会对促进自贸区发展的经贸成果展示;三是东盟艺术展厅,里面陈列了国内和东盟各国艺术家创作的关于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其中还有中国和东盟小朋友创作的艺术作品,这就预示着中国和东盟各国积极发展文化交流和睦邻友好的关系。
参观完这些展厅,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鼓舞。我觉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成就展充分体现出了广西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新成就,通过参观建设成就展更坚定了我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学好专业知识,为广西改革开放尤其是北部湾建设贡献力量的信心和决心。
5.新中国的成就作文精选 篇五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把协定撕毁,与共产党决裂之后,发动了内战。
1945年,既是老友又为宿敌的国共战争就如此打响了。
毛主席带领下的人民军队在全国各地抗战国民党反动军队,远在香港的进步人士张澜等人与共产党人,达成共识,肝胆相照,共同抗击国民党。历尽四年几大战役后,共产党终于1949年9月打败了国民党,占领了南京,很快地解放了中国。象征着和平民主、幸福安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宣布成立。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却将4年间的解放战争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此沁入人心,沁入灵魂。1949年的10月,是为英雄们谱写赞诗的一月,是抗战胜利的一月。
感慨万分,既为共产党,也为国民党。
回想那四年风云岁月,沧桑年华。虽未曾亲身经历,那冲锋陷阵的场面却一直在我脑中浮现,仿佛如同昨日发生似的如此刻骨铭心,记忆深刻。
当年的老蒋的一意孤行,本着一党专制的理念,与中共决裂了。为了和平,为了造就未来,毛主席带领人民军队和全国人民一道勇往直前,推翻了黑暗的旧世界,翻开了新中国崭新的一页。
试想,若当年老蒋真的就与毛主席达成协议了,像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中国也来搞两党制?那么如今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呢?对峙两立?在以后的岁月里爆发更多更惨不忍睹的内战,还是……
那这么说来,因为蒋介石引发了战争,才有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才造就了如今的炎黄子孙,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却隐含着很大的因素在里面,当初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战争,才有了动力将国民党推翻,建设新中国。
当然,我们更应感谢的是那不畏生死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对毛主席与全国人民无限忠诚,对国民党的千仇万恨,以及对书写未来的强烈欲望充满了激情,从而在战争中表现地如此大无畏,如此震撼人心。有了这一股无形的力量,才有了10月1日那刻骨铭心的日子。
感谢历史带来的这一切,没有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风云岁月,沧桑年华,我们也就不会有今天。是毛泽东思想在祖国上空弥漫唤醒了生活在民不聊生世界里的中国人!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感谢英勇的人民军队,感谢先辈们的浴血奋战,换来美好的今天。
感谢,衷心感谢你们。
长江黄河,流传中华民族的激情血脉;华夏文明,传递炎黄子孙的不屈精神。
大江山脉,屹华夏,庄严肃穆。望苍天,六十华诞,举国同庆!回首历史千万年,谱写中国新诗篇。爱中华,爱九州炎黄,越天边!
6.新中国国防建设的成就 篇六
海事发展概况
一、海事管理机构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事管理机构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一)港务监督管理模式阶段(建国初期-1985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在交通部海运总局设立航政室,负责海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1953年经政务院批准,在交通部下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同时在沿海港口设立港务监督机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的名称对外统一行使海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职能。改革开放后,全国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瘫痪的各港务管理部门逐步恢复了安全监察室。20世纪80年代初,在交通部内设水上安全监督局,沿海各主要港口设港务监督,在长江、黑龙江分别设长江航政管理局、黑龙江港航监督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交通厅或交通厅航运局设置港航监督处(室)或车船监理处,在主要港口设置港航监督或车船监理,县市交通局一般也设有统一管理运输业务和航政管理的航管站。
(二)“海监局”管理模式阶段(1985-1998年)
1985年,国务院作出了改革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决定。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的水上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组建了14个海上安全监督局,实行交通部与所在城市政府双重领导,以交通部为主的领导体制。长江、珠江和黑龙江的水上安全监督,由交通部设置的港航监督机构统一负责;其他内河水域,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设置的港航监督机构负责。据统计,除北京、西藏外,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水上安全监督机构,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水域的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布局。1989年,实施了以政企分开为核心的港监管理体制改革,中央直属和地方港监机构从港务局中独立出来,管理体制和模式有了较大的突破,在交通部成立了安监局、船检局,沿海港口成立海上安全监督局,独立行使职能,地方交通主管部门也相应设立了港航监督、船检机构。
(三)“海事局”管理模式阶段(1998年至今)
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局(交通部安全监督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交通部船舶检验局)合并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交通部海事局),为交通部直属机构,将我国沿海海域(包括岛屿)和港口、对外开放水域和重要跨省通航内河干线和港口,划为中央管理水域,由交通部设置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实施垂直管理;在中央管理水域以外的内河、湖泊和水库等水域,划为地方管理水域,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地方海事管理机构实施管理。在全国沿海地区和主要跨省内河干线及重要港口设置了20个直属海事机构,112个分支机构。在设置组建直属海事机构的同时,交通部还对地方管理水域管理机构的名称作了规范,目前共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个建设兵团建立了地方海事机构,并在市(地、州、盟)地方海事设立分支机构192个。随着交通部海事局的组建,以及全国水上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完成,“统一政令、统一布局、统一监督管理”的水上安全监督管理新体制最终形成。
二、我国海上搜救体制在改革开放后的沿革
197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成立海上安全指挥部的通知》,要求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由交通部、总参、海军、空军、原外贸部、农林部、国家海洋局、气象局成立了“全国海上安全指挥部”,作为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非常设机构,其职责为负责全国海域的海难救助和船舶防台、防止船舶污染海域、防冻破冰工作,办公室设在交通部。同时,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相应的海上安全指挥机构,初步形成了我国的海上搜救格局。
1985年,为更好地保证海上人命财产安全,履行国际义务,我国加入了《1979年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该公约明确各沿岸国要“开展国家搜救服务”、“建立救助协调中心和救助分中心”。为切实做好履约工作,尽快与国际接轨,1989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将原全国海上安全指挥部改名为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作为交通部的非常设机构,负责全国海上搜救工作的统一组织和协调,日常工作由原交通部安全监督局(现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承担。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上安全指挥部亦相应更名为海上搜救中心,有关省市的搜救中心还成立了若干个分中心,使我国初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海上搜救机构和网络。
全国水监体制改革完成后,为加强对全国海上搜救和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于2005年批复同意建立由交通部牵头的国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13个部门和单位组成,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是联席会议的办事机构,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作为交通部的内设机构设置,日常行政工作由交通部管理,业务委托交通部海事局管理,撤销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成立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总值班室,承担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各项工作。此后,我国沿海及长江干线先后成立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领导牵头的海上搜救中心,形成了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长江、黑龙江干线水域完整覆盖的搜救网络。此外,沿海和水网一些地区还根据当地实际,成立了地市级、县级搜救中心,部分非水网地区也成立了水上搜救指挥机构。以上机构业务上接受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指导,日常工作由直属海事机构负责,保持24小时值守,随时处置海上突发险情,我国海上搜救体系基本建成。
中国海事监管工作成效显著
一、推进海事立法,坚持依法行政
以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缔结与加入的国际条约作为开展海事行政管理和执法工作的法律依据和平台,自1983年《海上交通安全法》和1986年《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颁布以来,不断推进海事立法,制定完善体现海事履约和行业管理职能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以800 多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要内容的海事法律框架体系,为海事部门履行“维护国家主权、保障水上安全、保护水域环境”的职责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
二、实施有效监管,保障水上安全
在我国航运经济高速发展、船舶流量大幅增加、通航密度的不断升高的情况下,海事部门探索出“四客一危”重点船舶、“四区一线”重点水域、“四船一链”重点环节、“四季三节”重点时段的水上安全监管规律,确立了“坚持专项治理和长效管理相结合,注重长效机制”的安全监管思路,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认真履行水上安全监督管理、防止船舶污染水域、船舶及海上设施检验、航海保障职能,使我国水上安全形势有了大幅度的改善,水上交通事故件数、死亡失踪人数和沉船艘数同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相比,分别下降了93.9%、71.2%和87.6%,有效保持了我国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
(一)通航管理:有效规划全国通航水域,重点水域实施船舶定线制;开展大规模联合执法和专项行动,清除沉船沉物等碍航物,整治非法采砂、捕捞、水上养殖等碍航行为;维护工程施工水域安全,对重大水上活动、重点通航水域、重要通航时段进行交通组织,净化了通航环境,规范了航行秩序。
(二)船舶管理:推行重点船舶跟踪制度和安全诚信船舶管理制度,开展船舶安全检查、港口国监督和船旗国管理。五星旗船队连续九年在巴黎备忘录和东京备忘录地区保持较低滞留率。在我国48个港口开展港口国检查工作,监督检查船舶数已居亚太地区第二位。
(三)船员管理:规范船员培训、考评和发证;开展船员特殊培训和操作性检查,建立船员闭环管理体系;我国成为第一批列入国际海事组织公布的履行STCW公约“白名单”国家;先后与英国、挪威、新加坡、希腊等2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海船船员适任证书的协定。我国的船员人数从改革开放前的25万人,发展到目前的155万人,船员总量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公认的船员大国。
三、维护水域环境,防治船舶污染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建立监控网络和联动机制,完善应急体系,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溢油演练,加强污染治理,初步形成了“机构合理化、法规系统化、队伍专业化、信息网络化、监控立体化、反应快速化”的管理格局,危险品管理水平和防止船舶污染的监控预控能力明显提高。
(一)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管理:实施船载危险货物申报审批制度,严格申报程序,规范申报人员的管理;探索和建立信誉管理机制,在危险品申报、集装箱装箱、危防从业单位管理等领域率先建立了诚信管理制度。
(二)防治船舶污染水域:建立并不断完善了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体系。参加国际区域性溢油应急合作计划1个,颁布实施国家级溢油应急计划1个和海区级溢油应急计划4个,省、市、港口级溢油应急计划36个,基本形成了国家级、海区、省(自治区、直辖市)、港口(码头)和船舶五级溢油应急反应体系。
四、构建保障体系,服务水路运输
通过加大投入,合理布点,科技创新,自我研发等方式,建立起了我国航海保障系统,构建了全面可靠的航海保障平台,提供了安全畅通、值得信赖的航行环境和助航服务。测遍了我国400余万平方公里海域,编绘了全国沿海开放港口和重要水道海图,绘就了1000余万份航海图书资料,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我国民用航海图书体系。中国沿海及主要港口以7981座航标形成了灯光交叉覆盖的航标链,形成了基本覆盖我国沿海重要港口及附近水域的船舶动态监控网络。
五、建立应急体系,组织险情救助
全面履行海上人命救助和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职责,推动成立国家、省、地市三级水上搜救中心,形成了以政府统一领导,以海事部门为主要依托,搜救机构归口协调指挥的水上搜救组织体系,1998年至今,共编制完成国家级海上搜救专项应急预案1个、交通运输部部门和专用应急预案7个、省级搜救应急预案20个;共主办或联合举办了10次较大规模的海上搜救综合演习和1次模拟搜救演习;共组织、协调、指挥海上搜寻救助9900起,共有122320人脱险,平均每天救助34人,救助成功率达93.2%,建立了全方位覆盖、全天候运行、快速反应的水上险情应急机制,提高了海事应急反应能力。
六、加快装备建设,提升监管水平
在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和长江江苏段建设了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和中央电视监控系统,在渤海湾、长江口、珠江口、琼州海峡及沿海重要港口等海域建立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便及时获取各类信息,监控船舶安全航行。
以3艘千吨级巡视船为骨干,以1100余艘60米、45米、30米级及以下级巡逻船艇为主体的海事船艇编队,使海事监管范围已延伸至专属经济区。
七、创新服务举措,促进社会发展
着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不断转变职能,创新服务理念,利用行业特点,技术优势,积极践行“三个服务”,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广泛赞誉,彰显了海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一)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打造安全、畅通、便捷的“绿色通道”,为国家重点物资运输提供保障;确保天津北港区、曹妃甸港区、洋山新港区、苏通大桥、三峡船闸完建期等重点工程建设的施工安全,得到了地方政府和施工企业高度评价。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复兴、天津滨海新区、长江黄金水道、海西开发、北部湾等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中,满足了地方经济发展对水上安全服务的需要。
(二)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渡口渡船改造,打击非法载客和客运超载,为群众出行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捐助希望小学,推进中西部海员发展工作,开展船员培训,为转业渔民、农民开辟就业渠道,扶持贫困地区农民脱贫。
7.成就中国制造业未来 篇七
“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系统仿真学会联合主办,是在西门子与教育部签署的《教育合作备忘录》框架下举办的工程人才培养活动之一。大赛主要面向全国工业自动化、工业信息化、机电一体化、仪器仪表、工业网络、新能源、物联网等相关专业方向的大学生和高职、高专在校学生。竞赛致力于制造业高端工程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是院校之间、校企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已经成为许多工科院校工程培养的第二课堂,是国内同类型竞赛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竞赛之一。
助力工程创新人才培养
随着“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提出,人才也成为未来智能制造发展的重要瓶颈。麦肯锡预测,在中国,企业到2020年将需要1.4亿高级技能人才,而缺口将达约2200万人。因此,对专业工程人员的教育培训需要继续加速。
而工程人才的缺失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需要从高校中来弥补。不过,高校中的教育更多是偏重于理论而少实践操作。以本届大赛学生多学习的自动化专业为例,在校的大学生往往能够熟记变频原理,但对变频器究竟如何在工业项目中应用却知之甚少。“纸上谈兵”历来是高等教育与实际工作脱轨的一大弊病。
这样的问题让企业不得不对人才进行“再培养”,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及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战略部组织发展部总经理张利博士表示,西门子将一名大学生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工程师往往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需要在教学上加以弥补,更需要企业在实践教学等方面予以支持。而“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则正是培养工程人才的一个重要活动。
“未来的数字化时代更需要数字化的人才。”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销售副总裁兼华中大区总经理农克强表示,通过大赛,西门子不断将业界最先进的工程师理念和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引入到中国的教育领域,培养新一代创新工程人才,助力中国实现工业转型升级以及“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推进。“未来,大赛依托中德合作和中欧工程教育平台,将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国际化的影响力开启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制造业的未来注入新的活力。”
多年来,西门子不断致力于与中国合作培养本土创新人才。从2011年与教育部签订《教育合作备忘录》至2015年底,西门子在中国的教育领域累计投入现金、设备等约合人民币7.11亿元,在全国各地与院校合作建成了300多个实验室,投入新开发电气自动化类、机械类教材数量为56种,西门子主办的教师培训、教育论坛以及各种研讨会和讲座年均使800多名教师受益。
从自动化到智能制造
随着“Engineer Shaped World”到“For a Better Future”,“西门子杯”智能制造大赛也进入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新时期。本届大赛恰逢大赛举办的第10个年头,也是大赛首次启用“智能制造”这一主题。
“大赛走过了十年,这是一个阶段,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大赛秘书处主任张贝克教授表示,未来工业软件、工业机器人等新元素也已经列入融入大赛的思考之中。
而从本届大赛的情况来看,比赛已经变得与以往更加的严格。据介绍,本届大赛共历时8个月,吸引了超过2200支参赛队近6600人参赛。在赛事环节上,依据西门子卓越工程师的能力模型和公司70余年积累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模型设计,着重研发型、开发型和应用型三类工程人才的培养,共设置了过程控制、逻辑控制、工业网络、运动控制、硬件研发和工程创新六个赛项,充分体现对当代卓越工程人才的具体要求,满足“工业4.0”时代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其中,工业网络赛项为本届大赛新增赛项,目的是为未来工业和企业培养更多优秀的工业网络人才。
大赛———工程人才的摇篮
教育部原副部长、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吴迪教授第八次来到决赛现场。吴教授表示,工科教育是一定要有实践的。“我相信来参加竞赛的同学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因为这在你们成长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经历,会让你们终生受益。”
本次大赛决赛期间,还举办了“智能制造技术主题论坛”以及“校企合作与人才发展交流主题论坛”活动,众多来自于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分享了对未来制造业的愿景以及对未来制造业工程人才的期望,并探讨如何在智能制造技术及智能制造的趋势下培养新型人才。
此外,大赛现场还设有“西门子数字化展区”、“教育合作区”、“体验互动区”以及“数字化研发制造中心”四大展区,参加竞赛的写生可以实地了解智能制造领域先进的工程技术和经验。
8.远去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篇八
最能代表我国古代科学成就的还是天文学和数学,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的天、算。这两门学科在我国古代联系得十分紧密,因为对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日食、月食的推测,都离不开数学上的计算。举一个例子,汉代已形成的“谈天三家”——也就是当时古人对宇宙的三种认识,分别是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除了宣夜说有点玄奥抽象外,盖天说与浑天说均是由数学模型作为支撑的,尽管两者建构了不同的宇宙模型,但是有一条是共同坚守的,就是“日影千里差一寸”,也即八尺之表的日影在子午线方向上千里会差一寸。而“日影千里差一寸”最早源自《周髀算经》,该书既是一部数学著作,也是一部天文学著作。需要说明的是,千里差一寸的论证是错误的,一直到了唐代一行和尚通过实测才使它寿终正寝。
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深受古代数学的影响,尽管盖天说、浑天说都有数学模型建构,但是这种模型并不与推算日月五星运行的另一套数学模型(算的模型)相融洽,或者说是各行其是。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从古希腊天体运行的圆周运动中解脱出来,发展出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等近代天文学体系。我国古代天文学还把地上的事物都搬到天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垣二十宿”体系。该体系是天上、人间对应比附的产物,是军国星占体系的一种反映,即为战争胜负、王室兴衰、年成丰歉等军国大事服务的,但这已经走出了科学的范畴。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我国古代数学的基调是由成书于汉代的《九章算术》确立的。那么《九章算术》的基调是什么呢?就是服务于实际生产生活的应用问题集:一题一答一术。“题”就是题目,“答”就是答案,“术”就是算法。那么推理、论证的过程呢?书中是查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写。所谓“九章”,就是9大类应用题目,比如“方田”是计算土地面积的问题集,“商功”是计算各种工程(沟渠、仓窖等)的土方、人工等。
经常有人将《九章算术》与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作对比,这两部书的确也代表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风格,一个是以“算”为特征的实用化体系,一个是以“证”为特征的演绎逻辑体系。我们的祖先一直缺少“证”的那根筋,直到明末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时,徐光启被该书的体系所服膺,写道:“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
说到我国古代数学,大家都会联想到南朝祖冲之在圆周率上的贡献。不过,祖冲之的《缀术》已经失传,他对圆周率的推算,学界认为是在魏晋时期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得到的。当时要计算出密率355/113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那个年代要用算筹去计算开方在内的大数目运算,难度可想而知。
唐代中叶到元代中叶是我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宋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发展到高峰的标志有二:首先是数学著作繁兴,宋代前后不到300年竟出了50本之多;其次是水平高,就是在算法的改进与抽象化程度方面前进了许多。无论是高次方程的近似解法、多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同余方程组解法等,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从元中叶到明末,中国古代数学整体江河日下,以至于当时学界竟然连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都读不懂了。到了明末,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数学知识开始译介、引入;后来又经过清末第二次“西学东渐”,直到20世纪初我国数学才汇入世界数学发展的洪流。
农业技术的突出成就
农业技术创新方面,我国汉代创制的三件农事器具值得一提。其一是耧车,也叫耧,华北地区称之为耩子。耧车是一种北方用的条播器具,能够同时完成开沟和下种程序,后来又在耧车后面拖上覆盖种子的构件,就更加便于耕种了。耧车的发明,使得单位面积土地上播种量减少,并且有利于之后的田间作业。其次是翻车,也就是后世称之为“龙骨水车”的灌溉(或排涝)农具。到了元代,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翻车,有脚踏翻车、牛转翻车、水转翻车等。明代《天工开物》提到一种轻巧的手摇翻车(也叫拔车)。翻车是我国古代江南地区应用最广泛的提水、排涝农具,也是世界上最早应用链传动的技术设施。还有一种是风扇车,也叫扇车,是一种清选农具,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人为产生的风力把粮食籽粒与糠秕分开。
唐代诗人徐来军写有一首《调笑令》:“翻倒,翻倒,喝得醉来吐掉。转来转去自行,千匝万匝未停。停未?停未?禾苗待我灌醉。”这里描述的就是我国唐代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式提水器具——筒车。大型的筒车远远望去就像现代的摩天轮,只不过轮的外围悬挂的是竹筒,在流水的冲击下,竹筒在低处兜水,转到高处时倾泻到水槽中,水槽通向田地里进行灌溉。到了宋代,筒车得到普遍应用。现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的溪流边,还能见到筒车的身影。
天文学引领技术高峰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技术发展的高峰。北宋曾公亮1044年完成的《武经总要》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全面、系统的反映;北宋李诫于1100年成书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达到纯熟的标志;元代王祯1313年写就的《农器图谱》是我国古代农事器具的集大成之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1092年由苏颂、韩公廉制成的水运仪象台,是我国古代最为复杂的天文仪器。该仪器集浑仪、浑象、圭表、计时与报时为一体,实物高12米,宽7米,蔚为大观。这部仪器不像魏晋南北朝那些“奇器”徒有盛名而无法得其传,因为苏颂留下了制造这部仪器的《新仪象法要》,并附有插图66幅,后人根据这本书完全可以进行复原。2012年8月国际天文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等单位复原的模型(原物的1/3)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展出,轰动一时。
元代天文仪器上的改进最重要的当属郭守敬设计的简仪。简仪是针对浑仪而言,顾名思义,是简化了的浑仪。他改进的方法是把赤道装置与地平装置分开,去掉一些不必要的环,又在刻度上精细化,使得观测精度更加精准。
明末1637年宋应星完成的《天工开物》,系统总结了我国农业、手工业方面的技术成就。但是这就像是快下山的夕阳,在回光返照时眷恋了一下古老的中华帝国,随后在西方世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大潮下,中国则与主流技术前沿渐行渐远。
结束语
如今,我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洪流之中,虽然整体上与世界科技前沿还有不少差距,但也有部分科学成就令人欣慰、振奋。比如2012年,广东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发现了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该实验结果入选《科学》杂志评选出的“年度十大科学突破”;2012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因其在“量子通信和多光子纠缠操纵方面的先驱性卓越贡献”获得2012年度国际量子通信奖……直到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抚古思今,不胜感慨。正如一百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喻:一个老朽的中国已经远去,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正在走来。
9.理性看待创新中国的成就作文 篇九
经过科技的高速发展,“四大发明”的时代似乎早已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新四大发明”,一场由创新中国带来的热潮涌向世界。近年来我国的创新成就有很多,社会上的舆论乃至新闻报道用精美的词汇,长篇大论地讲成就夸的天花乱坠。而我国所取得的所有创新成就都毫无缺点吗?
网购,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迅速在全球找到庞大的市场,并让人欲罢不能。它方便、快捷,不用出门便能看到全球的好货,甚至能够货比三家,快递物流量在全球都高居不下。然而,随着用户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久,其暴露的问题就愈发明显,日益严重。一方面,由于开网店所需资金少,入门门槛低,更多的小型商家开始入住网购,造成网购上各种商家鱼龙混杂,其中也有一些不良商家,这就导致了网购的质量没有保证。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够完善,造成消费者被侵犯权益后无法行使自己的消费权。且网购在技术上并无太多创新,更侧重于消费方式上的`创新,如果说一味地夸赞这一成就伟大,未免太过片面。
而我国的高铁,无法不让人为之振奋。这是我国用实打实的技术创新来震惊世界。拖着沉重的身体发出一声长鸣的火车即将被淘汰,快速敏捷的磁悬浮列车的时代就要到来。今天的中国,绝不同于以往的中国,高铁改变了国家的硬实力。这份成就,是我们应感到自豪的。等到高铁客服材料和资金上的困难,在全国范围内乃至世界完全覆盖,必将让世界对中国彻底改观。沉睡的雄狮已经醒来,中国会有更好的明天。
10.中国的民族政策:成就与挑战 篇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对中国56个民族长期共存且发展极不平衡,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比汉族相对滞后的实际情况,中国政府逐步制定了一整套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政策体系,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民族平等政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第一天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了相同的内容。现在实施的1982年制定的《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压迫”。为保证各民族一律平等落到实处,有关法律和政策又具体规定每个民族不分大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全体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
(二)民族团结政策。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专门法令,废止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和匾联等。其后颁布的《宪法》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类似论述。
(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政治制度。早在1947年,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4年颁布实施并于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化、法律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一制度既充分保证了国家在大政方针上的集中统一,又充分保证了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因而是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最佳政治制度。
(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政策。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系列政策中,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目标,而民族区域自治则是实现上述原则和目标的基本制度保障。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大政策又包含以下一系列具体政策。
1.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鉴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实际情况,《宪法》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乡工作条例》,也对此作了政策和法律上的相关规定。
2.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为此,全国和有关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在民族地区推行民族语文教学、民族语文出版和民族语言广播,并用民族语文执行公务等。
3.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类似规定。为了保证这些法律的贯彻落实,《刑法》还规定,对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4.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侵犯他人合法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制裁。
为推动各民族尽快走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国家还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资源开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民族干部的培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特殊优惠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发展。例如云南省,从建国到1997年,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就达144项,其中,仅财政优惠政策和民族贸易优惠政策就有下列多项(参见表1和表2)。
表1 少数民族地区财政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
起止时间
(年)1
国家对云南专设直接过渡经费
1956~1964 2
国家设置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
1955至今
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预备费高于一
般地区
1964至今
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另加百分之五的
机动金
1964至今 5
国家规定对边疆干部生活实行补贴
建国初期 6
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超收分成收
入留用
1964~1985 7
国家对云南给予自治区财政体制照顾
1964~1994 8
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设置补助专款
1972~1975
中央对民族自治区的补助数额每年递增
百分之十
1980~1988 10 云南省对民族地区实行一次性财政补贴
1986至今 11 国家设立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
1977至今 12 国家设立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
1980至今 13 国家对贫困地区棉布提价实行补贴
1983~1985
云南省地方经济发展基金对民族地区投
放借款优先
1986至今
在这一整套民族政策体系的作用下,中国政府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仍以云南为例:
表2 民族地区贸易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
起止时间 1 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价格补贴
1950~1970 2 国家允许民族贸易企业利润留成 1951~1983 3 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资金拔补
1952~1983 4 国家对民族用品生产定点企业减免税
1991~1994
国家对民贸茶叶生产加工定点企业信贷
贴息
1991至今
国家对边境小额贸易实行“自找货源、6 自找销路、自行谈判、自行平衡、自负
1984~1995
盈亏”的优惠政策
国家对边境贸易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1991~1995 8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外汇补助
1991~1995 9 国家对12大类162个品种的边贸进口商品
1992~1995
免税及减税
国家对云南中缅边境小额贸易货物的税
收给予优惠
1994至今
(资料来源:根据《民族工作》1997年第6、7、8期刊载的《云南民族地区特殊政策演变情况综述》一文提供的资料整理列表而成)
在政治方面,云南自建国后已先后建立了8个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和197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70。民族自治地方的州长、县长均由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乡的乡长亦由建立民族乡的民族的公民担任。1999年底,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已有26.7万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25.6。
在经济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二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9年,云南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达561.71亿元,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三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249元。
在社会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科技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已基本建立寄宿半寄宿制学校、民族中小学、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民族干部学校、民族学院等相互衔接的完备的教育体系。1999年全省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少数民族在校生达232.15万人,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34.35。8个自治州和29个自治县都建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和科学技术协会,少数民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有近14万人,各种实用科技得到了有效推广。
在民族文化方面,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全省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6种语言,14个少数民族使用22种文字,有1000多所学校进行民汉双语文教学。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受到尊重与保护,到1996年5月,全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五大宗教活动场所共有4789所(处),基本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的需要。民族医药、民族艺术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得到了正常的发展。
总之,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一整套民族政策以及这套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地区50多年的稳定。
二、中国的民族政策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区域分工、固定资产投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等方面,受到计划的束缚和制约,民族地区的发展受到一定阻碍;但是国家又依靠中央权威,动用政府行政和计划手段,制定了一系列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中国加入WTO后,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与世界全面接轨,这就解除了对民族地区加速发展的体制束缚;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加入WTO,也给以往靠中央权威,动用政府行政和计划手段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带来了挑战和困难,从另外一个方面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发展。从长远看,这种挑战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许多民族优惠政策特别是经济优惠政策自行中止或功能减弱。
据统计分析,建国以来中央和云南省政府制定的144项民族特殊优惠政策,到1995年,能继续执行的只有50左右,另外50的优惠政策已经停止或难以执行,而在继续执行的政策的功能也大大减弱了。[1]特别是其中的经济政策,自行中止执行的更多。如前文表
1、表2所列的24项优惠政策,至今仍在继续执行的只有9项。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用行政和计划手段建立起来的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以著名的“民族贸易三照顾”政策为例,所谓“民贸三照顾”政策,就是国家按照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2](P167)的原则,允许经营民族贸易的国营企业经营“赔钱”的买卖,而国家对这类企业则在自有资金、利润留成和价格补贴等3个方面予以照顾,即民贸企业自有资金的80由国家划拨,其余20向银行贷款;民贸企业经营获得的利润,全部留用或比一般企业留用比例高;民贸企业对收购边疆民族地区的农副土特产品可实行最低保护价,对供应边疆民族地区的外来工业品实行最高限价,由此而形成的亏损由国家补贴。这一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功效,保证了最边远、最偏僻的山区民族都能出售土特产品,也能吃上盐巴、茶叶,点上煤油灯。但这一政策与市场经济规律却是冲突的。其原因主要有自有资金和利润留成照顾实际上是把民族地区贸易系统中的民贸企业与专业公司,以及民贸企业中享受照顾的国营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个体商贩置于不平等的竞争位置上,因而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价格补贴中对工业品的最高限价和对农副产品的最低保护价,则不符合市场经济根据供求关系自由定价的原则等等。由于这些优惠政策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以在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继续贯彻落实,如在1985年5月24日,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商业部《关于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若干问题的报告》规定:对民贸三照顾的县(旗)的商业(含供销社)企业,继续实行减税、免税;对少数主要工业品和农牧土特产品继续实行价格补贴;对自有流动资金不足的尽可能给予照顾;对民族贸易企业继续给予低息贷款[3](P383)等等。然而事实上自1983年以后,这一政策便因难以贯彻而自行中止。
(二)保护与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难以落实。
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花园,云南则是全球仅存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为富集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为了将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大家庭需要做好的三件工作。即要使少数民族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2](P162)这里,邓小平把保护、发展和提高民族文化放到了与民族平等、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后中国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都对保护与发展民族文化作了专门规定,云南省还于2000年颁布实施了《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转型,驱动着各民族为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一些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逐渐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了信心,出现了盲目摹仿其它生活方式的倾向,致使民族服饰、语言、传统民居、歌舞艺术、礼仪习俗以及生态文化等,都出现了流失加剧的危机。在奔现代化的急切心情驱使下,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青年一代失去了吸引力。在对外来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双重认同矛盾之间,很多人选择了前者,从而形成了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危机。两个危机交织在一起,就有可能使少数民族经数千年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在20~30年或更长一段时期内大部消失。面对这两个危机,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因过于笼统,实际上很难有效发挥遏制民族文化流失的实际作用。
应该说,中国政府制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从总体上讲,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正确的,只是其中的许多具体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可行性大大降低了。而一些与市场经济规律有冲突的具体政策,则应明令取消而代之以新的政策。针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和中国加入WTO后民族政策落实和民族自身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政府既不能重走老路完全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也不能放任不管,“如果我们放任各民族在不同的起点上自由竞争,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水平较低的民族走上淘汰灭亡的道路。”[2](P162)可行的办法是把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倡导与企业和农户家庭的独立自主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相适应,又有利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新的具体政策体系。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和艰巨的工作,需要进行多学科、多部门的联合攻关才能完成。针对前文分析的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问题,这里提出两点初步的政策建议。
第一,民族经济发展政策建议。就区域政策而言,总的要求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实现计划与市场优势互补,国家既要放手让民族地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解放生产力,又要适当利用计划手段来继续帮助和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力。
就产业政策而言,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而有所差异。初步设想可大体划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对能源、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和重大工业项目的布局,仍应坚持计划调节和国家扶持为主,为民族地区创造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二是对民族地区生产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农副土特产品,应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计划手段主要起宏观指导作用,如信息和市场指导等,但对某些关系重大的产品应建立储备制度并制定最低保护价;三是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完全放开让市场自由调节。
二是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建议。与民族经济政策的具体和详尽相比,中国政府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政策就显得过于笼统和简单了。因此,如果说民族经济政策难以落实的主要原因,是体制转轨后诸多具体政策自行中止和失效的话,那么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难以落实的主要原因,则是缺乏具有强制规定性的具体政策。
所以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国家要像制定民族经济政策一样,制定一系列具有强制规定性的具体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在这方面,云南省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在全国率先专门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立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应抓紧制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这样,就能把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提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加以强制执行。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的第二个建议,就是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果说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和WTO规则下政府对经济发展更多地只是发挥市场调控作用的话,那在同样的背景下,在民族传统文化加速流失的危机面前,政府恰恰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只有在政府强有力的倡导、支持和保护下,才能唤醒全社会保护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才能扭转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颓势,也才能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收稿日期:2002-06-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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