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中政府行为

危机传播中政府行为（精选10篇）

1.危机传播中政府行为 篇一

论危机事件中的传播管理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文学院广告学1006班夏亚文 学号2010101030626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突发危机事件频发的时期，政府和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管理将对社会舆论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快速有效地媒体公关可以正确引导和有效发挥媒体对政府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正面作用。在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政府和媒体的反应各不相同。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将在很大程度影响民众的情绪走向。【关键词】危机事件 政府危机公关 传播管理 媒体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使下，各种违背社会道德和主流意识的行为正在潜滋暗长，因而各种社会矛盾也正慢慢浮出表面。当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是及时真实地发布已知信息，还是利用掌握的权力资源让媒体集体失语，都将对危机事件的处理产生重大影响。在政府体系中，从SARS事件的爆发后，我国开始构建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应对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2008年3月，南京儿童医院把10例婴幼儿泌尿结石样本送至该市鼓楼医院泌尿外科专家孙西钊处进行检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浮出水面。此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媒体开始着手应对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媒体对三鹿事件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我国在处理危机事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危机含义、特征及阶段

（一）危机的含义

危机（crisis），最初来源于希腊语的分离(krinein)一词，普遍用于医学领域，其原意为决定病人是走向死亡，还是逐渐恢复的关键时刻，以形容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立刻做出相应决断的状态。根据控制论的观点，危机指导致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失控状态。《韦伯词典》：危机是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系统论认为：危机是一种改变或破坏系统平衡状态的现象，可以视为系统的失衡状态。“危机是一种决策情景，在此情景中作为决策者的组织（政府）所认定的社会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面临严重威胁，突发紧急事件以及不确定情景造成了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为使组织在危机中生存，并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决策者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1」按照罗森塔尔和皮恩伯格的定义，“危机是指具有严重威胁、不确定性和危机感的情景。”巴顿也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社会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重大事件。”在国内，对危机的称呼有很多，如“突发性危机”，“突发事件”、“紧急事 件”等。为了区别企业等部门性的危机，又有了，“公共危机”、“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危机”等概念。

（二）公共危机的含义

公共危机是指由自然或者社会原因所引起的，攸关公共利益的，将直接导致社会不安定与公众恐慌心理的，对社会公共秩序与安全、公共利益已经造成或即将造成严重威胁的，并对于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急需管理者快速应对的事件。系统的危机管理包括危机的预防与应对，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人一个有序、规范、条理的轨道中，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由此． 我们将危机管理的概念定义为：政府通过监测、预警、预控、预防、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危机，处理已经发生的危机，达到减轻损失，甚至将危险转化为机会的目的，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维护国家安全。「2」

（三）公共危机的特征

1、危机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

不确定性一般是指人们不可能或无法对问题进行客观分类的情形。危机的出现无法完全掌握，危机出现的时机也无法掌握。组织所面临的危机往往是在正常生产情况下难以预料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会给组织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危机的不确定性包括状态的不确定性、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危机反应的不确定性等。由于危机产生时，人们对危机认识不足，无法掌握它的变化规律，因此，危机又具有易变性。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初期，三鹿集团仅采用调集三聚氰胺含量为每公斤20毫克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的方法，终于使自己走向了死亡的深渊。

2、危机的突发性和紧迫性

危机事件一般在组织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这些事件容易给组织带来混乱和惊慌，使人措手不及，如果对事件没有任何准备就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危机发生的不确定性，要求决策者必须快速做出反应和进行处置，从得知危机的发生，到获取所有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再到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应对危机并且防止危机的扩大化，这都是要求决策者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以减少社会的骚动和不安，稳定民众情绪。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爆发，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对患儿实行免费医疗，希望稳定社会的情绪。

3、危机的破坏性和危害性

突然出现的危机，对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冲击，造成人员和财产资源的巨大损失，对人民群众安定有序的生活，甚至对人身安全产生巨大威胁。同时更会对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不利影响。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事件截至9月21日上午8时，全国因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住院的婴幼儿1万余人，官方确认4例患儿死亡。至此全国一片震惊，消费者对国产奶制品的信心大大降低，纷纷购买进口奶粉，造成国产奶制品行业一片萧条。

4、危机的社会性和舆论的关注性

危机一旦出现会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带来影响，甚至影畹到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经常会使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发生巨大变化，从而使人们的心理认知能力也有了很大不同，并随着危机产生更为严重的非正常波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十分发达，组织危机常常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热点，成为媒介捕捉的最佳新闻素材和报道线索。有时候它会牵动社会各界，乃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所以说危机对组织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和广泛的。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一时之间三鹿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国内外一片哗然，感叹居然有人竟从婴幼儿身上谋取暴利。

（四）公共危机的阶段

在众多的危机管理阶段分析方法中，有四种最为学界认同的模型，分别是:特纳(BarryTumer)的预见失效六阶段模型、米特若夫(Mitroff)的五阶段模型、芬克(Fink)的四阶段生命周期模型以及三阶段模型。「3」

1、预见失效六阶段模型（Six Stages of Failure in Foresight）

巴里·特纳提出了六个不连续的阶段，也被认为是最为全面综合的危机阶段论之一。特纳认为危机可以理解为“大规模的情报失误”或“预见失效”。预见失效模型包括运作正常点、危机潜伏期、触发事件、危机事件、救援和全面文化与信仰调整六阶段。“灾难出现是由于所接受的规范或信仰不准确或不完全”，这些规范与信仰没有及时发展。在特纳看来，危机是现存信仰系统的失效，充分性与准确性不够、抱残守缺所致，而非短期的技术失效、管理者一时糊涂、操作者警觉性不够或决策制定错误问题。

2、五阶段危机管理模型

保夏特(pauchant)与米特若夫(Milroff)创建了五阶段模型，他们将危机的演化 特征与三个更大的危机管理策略相联。危机五阶段是:(1)信号侦测;(2)探测与预防:(3)控制损害;(4)恢复阶段;(5)学习阶段。三大危机管理策略为:主动、被动与互动。保夏特与米特若犬提出的发展模型将危机视作可控的、可管理的过程，损害并非不可避免。五阶段模型对管理者提出了挑战，要在主动避免与为危机作准备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被动策略或没有策略，在他们看来，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3、危机四阶段论

芬克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是大家最为熟知的理论，史蒂文·芬克认为，危机事件有其自身的运动和演化规律，他将危机的生命周期分为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征兆期(Prodromal)，有线索显示潜在危机可能发生;第二阶段是发作期(Breakout or Acute)，具有伤害性的事件发生并引发危机:第三阶段是延续期(Chronic)，危机的影响持续;第四阶段是痊愈期(Resolution)，有迹象清晰表明危机己经完全解决。

4、危机三段论

在对公共危机进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最为常见的还是三阶段论，即危机事前、危机事中与危机事后。三阶段论并非由哪一个理论专家提出，但其作为一般的分析框架，己经在很多研究中出现。三阶段模型提出三个宽泛的阶段，其中包括一些更有限制的、不明显的、易变的次阶段。

二，政府危机公关的含义及特征

（一）政府危机公关的含义

危机公关可以分为事前公关和事后公关。事前公关指的是当这些危机事件发生前，政府机关及相关部门要采取措施预防危机事件的发生或通过宣传教育减轻危机事件即将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事后公关则是指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及相关部门也要使危机事件已经产生的危害及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4」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初期未引起政府及企业的重视，因而导致事态蔓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政府危机公关的特征

1、主体的自觉性

当社会危机发生时政府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开展公关活动，从一般意义上讲 政府公关的重点是搞好自身的形象建设，然后通过传媒实现同公众的双向沟通提高政府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政府危机公关也不例外其重点在于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而良好的政府形象不是自然形成的。政府要得到人民的认可，必需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取信于民。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重树广 大消费者对我国奶制品行业的信心。

2、目的的社会性

政府所进行的活动大部分是公共行政活动。民主行政立论认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在于代表和最大限度地表达公众利益始终如一地维护社会的公平、公理、公德，维护社会正义，因此政府危机公关与企业公关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政府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我国政府危机公关的目的是树立创新、务实、勤政、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以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初期，三鹿集团负责人和石家庄政府官员蓄意隐瞒，造成社会的不安和舆论的喧嚣。中央政府在得知奶粉问题后已第一时间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公开，适时发布时间的最新动向，安定了民众的情绪。

3、效果的多重性

政府危机公关首先影响的是公众，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得到保护。在危机面前政府若能迅速展开危机公关建立被害人援助制度，可以使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失降到最低或避免损失。其次，如果政府在危机面前畏手畏脚、软弱无力、相互推委、漠不关心、置之不理或措施不力自然会降低政府的威信。第三，政府危机公关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氛围，严重的还可能会激化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造成社会的动荡。2008年三鹿奶粉污染事件发生后，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决定废止《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同时撤销蒙牛等企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并发出通知，要求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此举，一方面维护了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保障了消费者的利益。

三，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应对模式

（一）三鹿事件初期——危机预测分析

从三鹿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可以推测，三鹿集团并未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当三聚氰胺全面来袭之时，三鹿的危机公关彻底失败。三鹿集团在奶粉污染事件发生初期，不是积极采取措施召回所有有问题的奶粉，而是拉拢石家庄地方政府企图掩盖事实，继续欺骗广大消费者。没有进行危机预测分析，抑不积极组织危机公关，这是三鹿走向绝境的重要原因，同时也给了政府一重要启示——危机公关需要的是开诚布公而不是遮遮掩掩。

（二）三鹿事件中期——制定应急计划

当越来越多的婴幼儿被查出患有肾结石时，三鹿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中央政府果断下达命令，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危机公关。从9月1日，卫生部公布由国务院批准的新“三 定”方案，到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要求各医疗机构对患儿实行免费医疗，再到问责相关政府官员，终于使全国的舆论慢慢平息。

（三）、三鹿事件后期——完善危机处理系统

三鹿事件虽然使曾经一度辉煌的企业走向了破产，但它的灭亡对政府和其他企业则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一，政府和企业应当居安思危，见微知著；二，在危机爆发后应当积极做好信息发布工作，保障人们的知情权；三，在危机爆发后期应当总结经验，完善危机处理系统。

四，媒体的传播管理

（一）甘肃兰州晨报不失语、第一时间客观报道

2008年9月9日，甘肃兰州展报首次报道了“14名婴幼儿同患‘肾结石’”，奶粉事件开始浮出水面。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刊登的“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一文首次公开提名问题企业“三鹿”，把三鹿奶粉可能是众多婴幼儿患肾结石的致病原因拉进公众的视野，一石惊起千层浪，国内多家媒体纷纷第一时间跟进报道。在媒体的传播管理中，当有一人或一家媒体敢与站出来说真话时，它就为社会设置了议程，为人们提供了讨论的焦点，使人们跟接近真相的所在。

（二）新华网多层次深入挖掘性报道

2008年9月12号新华网除了用消息来报道三鹿奶粉事件，还配以新闻时评“大品牌更需要严格监督”，更有视频“‘新华纵横’婴儿肾结石病调查”，9月15号《人民日报》“对三鹿奶粉安全事故坚决查处决不袒护”，18号“所有获中国名牌称号的食品企业将被检查”、“石家庄市委书记冀纯堂被免职”等报道分别从事事件发展动态、政府态度、问题企业查处、干部责任问责、后续保障工作等方面力求受众对信息的获取与事件发生同步，多层次深入挖掘事实进行报道，解释疑惑、用事实说话、回归新闻本位，给受众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三）凤凰传媒反思信息公开及时权威

像在三鹿这样关涉甚广的公共事件中，权威部门具体信息的及时获取和发布，考验的不仅是这些部门深究问题的勇气与信心，更考验了这些政府职能部门，在处理公关危机时的反应速度和行政智慧。一个负责而勇于担当的权威职能部门，它在处理公共事件时，应该是智慧而迅捷的，而非短视和迟钝的，这需要公共事件预警机制的完备构建，也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自查和责任担当。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依据适当的法律法规，对这些部门的懒政和失职进行相应问责，以督促其责任意识的时刻警醒，并鞭策其责任习惯的逐渐养成。

五，总结

危机事件处理的过程就是信息沟通的过程。公共危机事件的妥善处理不仅要求政府或企业领导人员拥有很强的危机处理能力，而且也考验着媒体在面对危机事件时的处理态度。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离不开危机的成功处理，一个民族的长久发展离不开敢于说真话的人，因此，在这个媒介掌控话语权的时代，我们呼唤媒介回归本位，成为人们捍卫权力的武器。

参考资料

「1」(胡税根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8年9月<公共危机管理>)「2」（李经中．政府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3」(中国学术期刊网《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沟通研究》第155页)「4」（中山大学 张潮 唐嘉仪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公关探究）

2.危机传播中政府行为 篇二

关键词：危机传播,政府角色,形象建构

一、前言

在过去的社会中, 由于传播渠道狭窄, 信息相对闭塞。因此, 很多危机不会传播得太广泛, 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在当今社会, 由于科学技术十分发达, 各类信息传播渠道层出不穷, 给各类事件传播提供了极大的条件。因此, 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管理, 危机事件的发酵会给社会带来十分不良的影响。对此, 政府应当在危机传播中扮演相应的角色, 构建良好的形象, 采取合理的措施对危机事件进行处理, 将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二、危机传播中政府的形象现状

(一) 良好的形象

相比于过去而言, 我国当前政府的形象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以2003年的非典为例, 在危机爆发之前, 政府部门大多数不会向公众通报情况, 而是先自行解决和处理问题, 直到危机解除后, 才会向群众通报。在危机管理中发布的政策通常也是命令形式, 要求人们完全服从。因此, 过去的政府在危机处理中重视的是管理而不是沟通。不过, 在经历了非典这个巨大危机之后, 政府部门开始认识到, 只有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尽早地通报给群众, 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才能够更为有效的解决危机。如果对群众进行隐瞒, 将会在社会中造成严重的不满和恐慌的情绪, 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因此, 当前的政府部门更加重视民意, 将自身过去在危机传播中的管理形象逐渐转变为服务形象, 成功塑造了服务、高效、诚信、亲民等良好形象。为了能够在危机传播中更好地维护和构建政府的形象, 我国建立了一定的危机应急机制, 以便在危机爆发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做出应对,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不良的影响。尤其是在非典结束之后, 国家深刻地认识到了危机应急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1]在这一背景之下, 政府部门做出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 发布了大量相关的制度和规定, 逐渐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危机应急机制, 同时也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 来负责这方面的问题。这一系列措施和政策的实施, 使得政府部门科学管理的良好形象逐渐地被构建起来。

(二) 不良的形象

人民群众对于政府形象的评价, 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政府的行政能力, 尤其是在危机传播中, 更加考验政府的行政能力。在危机传播中, 政府应当具备良好的解决危机的能力, 同时体现出良好、亲民的态度, 这样才能在危机传播中塑造和维持良好的政府形象。但是, 我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对于非常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危机事件, 政府显然没有充分的准备, 以至于无法十分有效地应对危机的爆发和传播。因此, 我国政府在危机传播中, 缺乏良好形象塑造的能力, 以至于难以构建良好的形象。此外, 我国政府在危机传播中还存在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缺乏一套科学的形象评估体系。[2]因此, 在危机爆发和传播的过程中, 政府对于自己的形象难以正确的了解, 同时也无法知道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 自己的形象有没有得到提升。甚至对于公众对政府处理危机表现的评价也不能够进行及时、全面的了解。政府缺乏对自己形象的了解, 自然也就无法在危机传播中进行形象的构建。造成这个问题的最大原因就是政府和公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同时, 虽然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和了解民意, 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形象评估体系, 也无法全面地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了解。

在我国政府当中, 一直以来都缺少一个专门负责政府形象管理的部门或组织, 使得政府在面对人民群众的质疑、与媒体进行沟通交流, 以及其他一些公关活动中, 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无法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其后随着危机事件的不断爆发和传播, 政府当中建立了专门的新闻发言机构, 也选定了专门的新闻发言人, 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公关部门。但是, 在实际的危机传播过程中, 新闻发布机构、公关部门以及政府各个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却时常出现口径不一致、行为不一致的情况。这些情况使得政府难以就危机事件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也无法对危机传播进行良好的控制, 直接影响了政府在危机传播中的形象构建。

三、危机传播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一) 权威的信源

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 政府通常扮演的都是危机管理的倡导者、危机处理决策的制定者以及危机管理工作的实施者。很多的危机都是在某个地方首先爆发, 如果政府应对及时、有效, 就不会造成全国性的危机。[3]因此, 在危机传播中, 政府应当承担起权威信源的角色, 起到收集、分析、发布信息的作用。当政府承担起信源角色的时候, 要及时地进行危机信息的识别和收集, 第一时间将真实、有效的信息发布给公众, 取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才能更好地处理和解决危机。

政府之所以承担起权威信源的角色, 主要是由政府在危机传播和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作为危机管理主体, 政府将拥有最多、最全面的危机信息资源, 因此必须作为信源。同时, 由于政府部门的权威性, 使得其成为信源也必须具有权威性。此外, 作为危机传播中权威的信源, 政府必须要注意几个原则, 对于危机信息要第一时间进行公布, 以取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对于危机的处理过程应当不断进行公布, 让群众了解危机事件的最新动态。同时, 由于危机事件通常会引起群众恐慌, 因此尽量对危机事件进行简要的播报, 让人们更容易理解。最后, 对于整个危机事件的前后过程, 应当诚实、准确地向人们进行公布, 让人们感受到诚意, 相信政府的能力, 自然有利于危机事件的解决。[4]

(二) 虚心的信宿

政府在危机传播中除了要承担权威信源的角色, 同时也应当承担信宿的角色。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 信源和信宿作为传播的两个要素, 随时可能发生相互转化。随着危机事件信息流向的改变, 信源可能或转化为信宿, 而信宿也可能会转化为信源。例如, 在危机传播中, 政府在接受信息的时候, 它就是信宿, 而当它发布信息的时候, 自然就转变为信源。

政府在危机传播中承担信宿的角色通常有两种情况。有时候由于政府对于危机事件的信息了解还不够全面和完善, 需要收集更多的相关信息, 从而利用各种渠道获取信息, 此时政府的角色就是信源。此外, 就是在危机转播中, 对传播对象反馈信息的接收。[5]当政府在进行反馈信息接收的时候, 其角色也是信宿。

(三) 信息内容的设计者

在危机传播中, 政府对传播内容应当进行一定的设计, 必须是有针对性的面向受众的内容。由于受众在接受信息的时候, 具有选择性的心理, 因此设计内容一定要充分地面向受众。受众是信息传播的对象, 如果受众不接受信息, 那么信息内容也就没有意义了。受众在进行心理选择信息的时候, 具有强烈的自主性。通常来说, 心里选择主要包括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如果传递的信息不符合受众的心理选择, 受众就不会接受信息。对于一些无法避开的信息, 受众就会进行选择性的理解。其后, 对于一些无用的信息, 受众就会进行抛弃, 而记忆一些有用的信息, 这就是选择性记忆。

四、危机传播中政府形象构建的重要性

(一) 取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当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 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作为危机的受害者, 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这种情况会导致公众产生严重的恐慌, 严重时还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秩序的平稳。因此, 政府作为危机的管理者, 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由于中国相关的NGO组织十分缺乏, 因此在面临危机事件的时候, 政府成了公众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危机事件中, 人们迫切地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援助。[6]同时, 由于在危机的爆发和传播中, 原有的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政府可能面临着时局恐慌、公众质疑、物资短缺等方面的挑战和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的形象就体现出了重要的作用。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政府在危机传播中获得更多的群众理解和支持, 对于危机管理和危机信息的传播具有十分巨大的帮助。在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下, 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危机信息的传播, 更好地制定应对策略, 发布相关命令, 进行物资调集等。这样, 危机事件就能够得到迅速的解决, 将不良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例如, 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灾过程中, 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亲自赶赴灾区, 到现场进行新闻信息的发布。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的良好形象, 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信任和支持, 使得抗震救灾活动取得了空前的团结, 大大提升了救灾的效率。正是由于对这次危机事件的良好处理, 使得政府在人们心中的良好形象得以成功构建。

(二) 提高危机发生时的行政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 政府的行政能力能够通过政府的形象进行体现。同时, 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形象的影响。[7]政府拥有良好的形象, 在处理危机事件的时候, 受到的阻力就会减小, 能够确保危机管理政策的实际落实, 提高危机处理政策的执行效率, 保证危机管理和传播的有效进行。在危机传播中, 良好的政府形象能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影响, 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树立坚定的信念, 勇敢地面对危机。这样, 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 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行政手段, 从而降低处理危机的成本, 也能接受处理危机的时间。

另一方面, 政府在进行危机管理和传播的过程中, 如果表现良好, 也会使政府形象得到极大的提升。负责任的态度、有效的传播、高效的管理等行为, 都会使政府在危机事件中构建良好的形象。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在危机传播中, 政府绝对不能为了提升形象而采取虚假的行为, 不能以提升形象为目的来采取措施和政策。这样, 将会使危机管理和传播变得没有意义, 也难以切实地解决问题。因此, 在危机管理中, 政府只有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步, 真正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考虑, 才能够最终获得公众的信任和好评, 从而构建良好的政府形象。[8]

(三)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危机的爆发和传播, 往往都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而如果政府的形象良好, 能够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就能够顺利地进行危机管理和传播, 能够促使危机的解决, 将不良影响和社会损失降到最低。这样, 受到危机事件影响的社会秩序就会迅速得到恢复, 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繁荣。[9]因此, 政府在面对危机事件的时候, 如果具有良好的形象, 就能够从容不迫地面对危机事件, 高效、快捷地管理和解决危机, 迅速的解决危机事件及其不良影响, 使社会秩序回归正轨, 保证社会的稳定, 从而推动社会更加繁荣的发展。如果政府不具有良好的形象, 那么在危机爆发的时候, 人们缺乏对政府的信任, 对于政府的决策和命令也就无人愿意执行。这样, 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 政府的作用丧失殆尽, 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 也无法调配需要的物资, 最终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例如, 在2010年发生的海地大地震, 海地政府就是由于上述情况而丧失了作用, 海地街头到处都是趁火打劫的人。而海地政府却只能依靠外国的援助, 才能控制局面。

五、结论

在当前的社会中, 危机的传播已经成为社会上无法避免的事件。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 社会公众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政府不加以管理控制, 将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而在危机管理和传播中, 政府不能单单进行危机事件的处理, 同时也要重视与民众的沟通。只有在危机传播中承担应有的角色, 构建良好的形象, 政府才能有效地进行危机处理, 从而维持社会的安定。

参考文献

[1]叶晓滨.大众传媒与城市形象传播研究[D].武汉大学, 2012.

[2]郑春晔.领导者公共形象与大众媒介互动关系研究[D].浙江大学, 2013.

[3]蒋蓉.近年来我国危机传播的研究及其反思[J].东南传播, 2010 (07) :76-78.

[4]赵磊.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与公众的角色探析[D].湖南师范大学, 2011.

[5]衣春翔.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地方政府形象研究[D].黑龙江大学, 2010.

[6]杨军.危机传播中意见领袖与政府博弈研究[J].理论与改革, 2013 (02) :105-108.

[7]程弓.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及新闻发言人舆论引导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13.

[8]尹瑛.危机传播中地方媒体的角色、功能与策略[J].宜春学院学报, 2011 (10) :73-77.

3.危机传播中政府行为 篇三

BBS传播过程中引发的危机对学校和学生来说都是一场深刻的教训，危机过后，他们会因各种不确定性而身心不安，他们的心中因危机而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搞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打心底里认识到自己网络行为的过失，从而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意识。通过教育和启发，也可以让他们认识到对自己的言行负起责任的重要性，从而承诺改变和纠正“反正在网上，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想法。通过思想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学生充分认识自己的本质任务是学业，网络作为学习和生活的一种工具，不可过多的迷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积极引导同学在BBS做一个理智的网民，做一个有网络道德的网民，提高他们的认知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大家在自觉行动中为同学们创造一个良好健康的网络舆论环境。

3、2 加强危机恢复管工作的考核，评估危机管理绩效

考核是危机恢复工作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可以帮助学校危机管理者辨别清楚发生了怎样的危机，寻找可以防范危机再次发生的措施和考虑完善危机管理的措施。同时，也只有学校的危机恢复计划和安排得到定期的检查和考核，它们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那么如何来执行这一过程?我们认为制定一系列考察目录和问卷将有助于工作的展开。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危机处理小组的基本目标是否达到，他们的工作绩效和决策效果如何。如果在危机处理之后可能爆发各种后遗症，危机考核组还必须及时向危机管理小组报告，并与他们共同找出应对的策略，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的影响，实现彻底解决危机的目标。

3、3 加强危机处理后的反思，形成危机管理报告

在危机事态基本得到控制后，学校应对危机处理的结果进行反思。通过反思，发现学校在危机处理中存在的不足，总结危机处理中的经验。在对危机处理结果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危机管理小组应撰写书面的危机处理总结，向学校管理部门报告。这些经验得来不易，更要从个人经验上升为学校财富，从个体主观记忆进一步变成群体客观思想。

参考文献

[1]吴绍琪，毕铁居，校园危机管理的问题反对策口]，现代校长，(2)

[2]卜荣华，姚本先，初探学校危机管理[J]，教学与管理，，(8)

[3]夏学变，网络社会与青少年成长[J]，北京大学校刊，2008

4.危机传播中政府行为 篇四

从化工安全环保事件看危机公关中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

作者：杨眉

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2年第03期

摘要：今年以来，福岛核泄漏、渤海漏油、云南铬渣污染．福仕大化等与石油化工相关的安全环保事故频现，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相关化工企业面对危机事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态度，也直接影响着舆论的走向。了解新闻信息如何有效传播，从理论高度审视信息的有效传播对于舆论的引导，对于化工企业社会责任感形象的树立显得愈发重要。

5.危机传播中政府行为 篇五

一.政府行为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地位

1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政府来促成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竞争机制。国家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周东涛先生认为：“市场竞争是一个两面体，一方面可以调动人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道德沦丧。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地促进思想道德的建设，必须用道德教育规范道德行为。”这话精辟地阐明市场经济与思想道德建设的关系。竞争机制以经济为调节的手段，其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就以经济效益为命根子的企业而论，职工积极性的调动，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强化，企业精神的张扬，光靠经济调节手段是不行的。因此，思想道德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再次被推上前沿。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是以经济基础为基础。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道德规范并不完善。市场竞争的兴起，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道德体系面临重构与调整，许多方面有待完善与规范。公民道德建设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公民道德建设，政府责无旁贷。

2.政府的管理，在道德建设中极为重要。公民道德的养成，不仅仅是依赖宣传来达到，更主要是依靠管理来实现。如，优生优育的道德行为正是通过政府行为来逐步实现。有这么一个实例，霞浦城关电影院在八十年代初，秩序相当混乱。那个时候刚开始施行自动对号入座。有人乘机看“白电影”。政府采取遣送的办法，将看白电影者送到离城关几十里的地方，让他们徒步走回。不几日，电影院内，秩序井然。

3.政府道德行为，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起着示范作用。政府道德形象无疑是张广告，对公民的影响力极大。政府行为不仅表现于政府行政行为，也表现于政府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另外，代表政府的行为机构，在百姓心目中也是政府行为。政府不守道德行为会在公民中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道德建设中，政府行为的消极因素

目前，公民道德建设有许多不利因素。

1.政府道德建设行为职责模糊：一是责任者模糊。道德建设该谁来承担，县委？宣传部？文明委？眼下将道德建设划归文明委负责，协调工作由文明办承担。实际上，道德建设问题文明办远远无法协调。因为诸多问题都落在有关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与道德建设关系密切，文明办能协调的下来吗？

二是规范模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道德规范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其总要求是：要将公民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具体的道德规范并不明确。哪些是道德行为，哪些是非道德行为，没有明确的解释。这工作谁来承担？

2.政府行为中的不道德行为

由于部分政府官员（含司法人员）的腐败和素质低下，往往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一是不守信用。由于情况的变化，政策进行调整，群众利益受损。群众打趣地说，“政策，政策，一时一色。”有的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工作人员并没有向公民作必要的解释。有些新领导一上台，原先的政策就被推翻。领导一换，许诺不算。有的明摆着的合约，新领导却以这是上一任领导的事与我何关为由，推卸不办。

二是不顾全局，为了局部利益，政府往往做出许多不道德之事。比如，有的地方为了评上贫困县，争一些好处，就少报收入。有的地方，为评上先进，则拼命掺水，虚报成绩。

三是不负责任。由于政府职责的交叉，有利益的各部门争相插手，没有好处的大家撒手。争相插手的多为收费项目，使群众利益受损。大家撒手的群众找不到办事之门。

四是不公正，处理问题偏袒，庇护。“法”随情走严重。领导者出于私心，处事不公，使守道德者利益受损，动摇了群众的道德信念。尤其是司法人员，收受好处而置法律于不顾，影响极为恶劣。在百姓心目中，这些都是党的责任。

3.政府对道德建设的放任

政府就道德建设而言，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搞好自身的道德建设，另一方面要搞好平民的道德建设。然而，在抓经济建设时，往往忽略了道德建设。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句话很受大家的推崇，只要不违法就行了。言下之意是，违背道德无所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放松了道德建设。自身榜样无法塑铸，群众行为不加管束，有些事刚现苗头不作处理，而后无能为力。

家庭道德建设中，政府渗入更少。农村老人不受尊重，有的甚至受虐待。有许多家长，放任.溺爱孩子，有的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重知识教育轻道德教育。家庭暴力，政府基本不过问。家庭中的其余不道德行为，政府基本不干预。这就导致家庭道德问题的突出。

三.公民道德建设中政府行为的思考

1.加强政府自身道德建设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就决定了政府的性质：为人民。具体表现为：（1）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2）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3）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为人民办实事，不说空话；（4）维护人民群众的自尊与人格；（5）政府要讲信誉，不能朝令暮改。

政府宣传的道德标准，政府首先要实行，要为公民做一个榜样。要实施政府道德工程建设。

首先，要建设一个廉价的政府。建设廉价政府不仅仅节省开支，其道德意义勉励百姓勤俭自强。我们国家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提倡节俭的传统美德仍具有重大意义。古语说，成由节俭败由奢。

建设廉价政府要消除臃肿，改善功能。实行机构改革，解决人浮于事的现实问题。从而减少内耗，提高效率。减少特权，节省开支。一个所长往往不止一辆小车，局长就更不用说了。要知道，一辆小车一年要耗费多少？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按国家财务规定列支。

其次，建设一个公正的政府。公正的政府可促公民爱国守法，敬业奉献。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第三，建设一个守信誉的政府。讲信用的政府可使公民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地方政府有了困难，应与百姓协商，共同度过难关。政府不要一遇困难，就轻易改变政策。

2.营造氛围与激励内求并举

道德形成的两个条件，一是内求，二是氛围。道德的形成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但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内求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进行自身道德修养；氛围是通过外因的作用，促进道德养成。二者关系相辅相成。道德氛围不好，政府的行政行为就显得更为重要。

首先要完善道德评价体系。道德评价体系建立于道德标准之上。可使人们明晰道德具体行为，从而进一步规范自身行为。

宣扬社会主义道德，创造良好氛围。一是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刚要》展开讨论，使每个公民都明确道德规范。二是树立道德楷模。道德楷模包括领导楷模和道德先锋。古语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意思说，领导者的道德力量如同大风，对平民的影响极大。领导者对社会道德趋向负有重大责任。领导者道德楷模是指领导者道德表现的一贯行为，这种行为值得人们效仿，为多数人公认，什值得推广。如果说领导的道德影响极大，道德先锋则是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中坚力量。政府发现和培养道德先锋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实施道德重赏，不仅创造良好氛围，同时激励道德内求。宣传道德是道德建设的面的工作，那么，奖励先进就是点的工作。政府要重奖道德先进，激励平民追求道德先锋，以养成道德风尚。

第三，开展道德活动，创建道德日。道德活动形式多样，不仅仅局限于扶助行为，募捐集资等。

政府组织要给公民道德行为以大力的支持。法律必须同样要惩治家庭内违法行为。这表明法律对道德的支持。政府要给财力支持。道德宣传，道德奖赏，道德活动必须有专门经费。这种道德建设投入完全可以从不道德之事大大减少而得以弥补。同样，道德建设的硬件（道德建设基地等）建设，思想道德队伍建设，也要投入，这可促发全民道德需求，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

3.加强道德建设管理，强化道德监督

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形的法律。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曾经对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进行讨论，引起了理论上的纠緾。给人们一个误解，法律与道德是不同性质的东西。其实，法律就是为了维护道德。道德行为的规范，道德行为的奖惩，道德理论的探究－－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

道德标准的不明确，给道德建设带来困难。《公民道德建设实施刚要》进一步明确了道德规范。这是全民道德修养之纲。要以此为纲健全完善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规范解决道德行为的具体问题，道德评价对道德行为的调整起着重要作用。

将道德建设纳入日常管理。道德建设不是孤立的事，应该溶入日常管理之中，管理也是教育，管理可以促成道德养成。对随地吐痰的处罚，对乱插队的批评等等，将促成良好公德的养成；工作中，诸多规章制度的严格实施，将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所以说道德建设建设是全社会的事。

从管理的角度，道德建设已有三重的制约。一是法律法规，二是行政规章，三是道德载体。法律保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行政措施强化道德行为的完善，霞浦电影院秩序管理就是一例。道德建设载体是新时期道德建设的新举措。就以商业道德建设而论，不仅仅通过市场经济的规章制度来实现－－规章制度是较显化的道德，与人人恪守的良知是有距离－－因此，近来又派生出许多载体，诸如服务承诺制，一条龙服务，创文明号等等，各种新载体只是临时轨迹，因为这些载体只是过度时期采取的权宜之策。

美国在许多公共场所设立了监视器，并发布广告。结果发现，凡是安装监视器的地方，犯罪率大大降低。这说明缺德惧怕暴光和处罚。这就是监督的力量。

舆论监督是暴光。必须利用其在道德建设中特殊作用。

处罚也是监督，不要让缺德者轻易躲过处罚。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监督就是道德监督。

4.实践道德推行个性化修养

我们将道德先锋方可实现的道德规范，即理想道德称作提倡道德，将大多数平民现实之中履行的道德规范称作实践道德。提倡道德是道德的最高层次，实践道德虽也属道德行为，但没有那么光彩夺目。我们宣扬提倡道德，要研究实践道德。由于实践道德在现实当中的普遍存在，研究它具有特殊意义。

人的各种行为，离不开个性。道德行为也一样。宣传媒体宣传的多是高境界道德，那是道德先锋才有可能实现。而作为平民，各人各人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的形成，与其个性关系密切。一方面，道德促进个性的形成，另一方面，个性完善了道德。因此，政府在宏观上提倡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微观上应推行个性化道德修养。

个性化道德行为目标：有益社会。个性化道德修养更贴近现实。道德的标准是善恶。如何判断善与恶？是否对社会有利。由于个性的不同，从善者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如，由于信仰的不同，世界观与方法论也不同。基督教信奉者，做好事为神；佛教信仰者做好事为佛；共产主义信仰者，为人民做好事。不管动机如何不同，方法可能不尽一样，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同是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有个无伪商店，为了让顾客辨明真伪，进了不少伪劣产品。工商管理者却以其店里查出伪劣商品为由查封了该店，摘下无伪的牌子。店主有口难辨。其实，这就是个性化职业道德的体现。

5.青少年的道德建设，政府道德建设行为的关键

青少年肩负建设祖国，实现中华复兴重任，以德治国必须从青少年抓起。人的道德形成过程，青少年时期极为关键。因此，政府要将青少年道德建设作为重点来抓。

一是设立家庭道德建设奖项，促进家长关注孩子的成长。

二是建立青少年道德建设网。向青少年灌输道德全方位知识。

三是建立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让青少年知道道德的分量。

四是开展青少年道德活动，让他们亲历道德行为，感受道德行为的幸福。

五是普及法律教育。让他们明确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应该懂法守法。

6.危机传播中政府行为 篇六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视域下,政府危机,研究

1研究缘起

2014年3月1日21时10分左右,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31人死亡、141人受伤。昆明“3·1”火车站暴恐事件伤亡惨重,成为新疆“7·5”事件以来,民众关注度极高的一次暴力恐怖事件(1)。

风险社会下,应对公共危机事件尤其是暴恐事件将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呈现出移动化、矩阵化、碎片化特点,暴恐分子充分利用先进的社交软件进行活动策划与沟通,其形式更加隐蔽,对政府情报工作、危机传播管理提出了极高的挑战。本文以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为研究样本,探究暴恐事件发生后,政府信息传播机制和危机传播路径,考察移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机构和官员如何提高新媒体素养,更好地应对风险治理与风险沟通。

2风险社会下的危机传播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出版了《风险社会》,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程度(2)。人类的实践产生了环境风险等全球性风险,社会进入到了充满不确定性的高风险社会,伴随而来的是各种风险与灾难,危机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危机管理也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

按危机管理过程来看,危机管理被分为在危机事件发生前、危机发生、危机发生后三个阶段,其中,危机传播成为三个阶段中传播学者最关注的重点。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搜集、分析、处理以及沟通传播等内容都属于危机传播管理范畴。危机传播管理主要由政府负责,包括对危机事件的预警信息的发布、危机事件的描述、与公众就危机信息的沟通等任务。事实证明,有效的危机传播,可以极大地减轻危机带来的破坏力,甚至还能转危为机,为组织赢得大众的理解和同情,从而获得正面的声誉。而无效的危机传播管理,会损伤组织的信誉度、打击公众的信心(3)。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面对日益增多的危机事件,政府在进行危机管理时,极其重视危机信息的控制和传播。

3政府新媒体素养

新媒体技术发展之前,危机信息的传播渠道比较单一,政府控制危机和风险信息相对简单,有效防止社会恐慌和骚动,但这样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现代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的传播渠道和来源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必须注重加强新媒体的素养,以应对新的危机传播环境。

媒体素养一般指个人对媒体的使用能力,本文所指的政府机构的新媒体素养是指,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对新媒体使用能力,以及对由新媒体建构了新的舆论生态的研判能力,进而控制危机传播的能力。政府组织在移动革命的背景下,增强自身新媒体素养才能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要本文试图考查当昆明暴恐事件发生时,政府机构及官员在进行危机信息发布和舆情判断的媒介使用能力。考查对象既包括对政府机构的官方微博微信的信息发布,也包括政府官员对舆情的回应两方面。

4案例分析: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传播研究

4.1危机信息源头定位不准

危机事件的传播,首先是有危机信息源。在新媒体环境下,利用大数据的定位和分析成为监测社会舆情的重要方法。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暴恐分子在进行行为组织、社交等方面越来越隐蔽,更需要对信息源头进行精确定位。

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发生后,一篇疑似暴恐分子撰写的网文被曝光。ID名为“frequancy_AC”的网民2014年2月24日晚在百度吧里发表的一篇贴文,该帖称“我就是某些战士之一,接下来的几天中大家很快会看到我的。具体的大事会在这周六发生,敬请关注!(4)”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篇帖文就是暴恐分子所撰写,但其中透露中的信息值得重视。

从罪犯心理学上看,一些狂热分子在精心策划后、执行犯罪前,极有可能通“过网络小群圈传播信息,获得心理满足。”这种变态的心理使犯罪分子不惜甘冒风险,提前透露某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又是极其隐蔽,增加了鉴别的难度。尤其是微信传播过程中,圈子化、熟人社会的传播特征,极易成为网络舆情监测的盲区。

近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多起暴恐事件都表明,危机发生前,暴恐分子充分利用新媒体进行网络号召,实施网络动员,完全实现了跨地区跨国界的信息联动。社交媒体的发达,为暴恐份子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独立分析师里塔·卡茨专门追踪研究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由此可见,恐怖分子对于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运用已经成为值得情报部门重视的一个关键领域。

另外,公开的资料显示,昆明暴恐事件中的暴恐分子对于网络等新媒体的运用也是熟练的。“几个暴恐分子与境外组织相互联系勾结,在网上观看煽动暴力恐怖活动的视频,学习极端主义的思想,相互交流极端恐怖活动的行动构想。(5)”

遗憾的是,面对这些潜伏的危机信息,相关部门的情报工作不够。2014年3月4日,时任云南省省委书记秦光荣通报“3·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时,承认这次突发事件中反恐意识不强和情报工作不足。

面对日益发达的媒体技术,信息的传递呈现出日益多样和隐蔽的特点,甄别判断危机信息源头成为政府必须具备的新媒介素养。

4.2危机传播中,官方新媒体运用情况

昆明暴恐事件发生后,众多舆情监测机构和研究者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了舆情分析,普遍的分析认为,昆明暴恐事件的舆情传播为分三个阶段:即爆发期(3月1日—3月2日)、发展期(3月3日—3月7日)、回落期(3月8日—3月19日)三个阶段(6)。根据舆情三阶段的划分,本文试图探究昆明地区的官方微信和微博的信息发布情况,以此考察政府新媒体素养。

首先,根据陈鹤,韩金成等的研究结果显示,3月1日—3月10日,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有关信息的公安政务微信账号有83个,事件发生地云南省只有2个公安政务微信发布了相关信息(7)。从这个数据来看,在昆明暴恐事件中,云南省的政务微信尤其是警务微信的运用是不足的。

其次,本文选取了5个政务微博的样本,包括@昆明发布、@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微博云南、@云南警方、@昆明警方等官方微博。研究组分析了暴恐事件舆情期即3月1日至3月19日各官微发布的微博的主要内容和数量,详情见表1。

分析结果如下。

1)舆情期各官微关于昆明暴恐事件的微博数并没有呈现爆发式增长,转发、评论数等微博活跃指数并未出现异常值。表明在暴恐事件期间官方微博等新媒体并未成为传播源头。这与清华大学社会舆情研判小组等分析相吻合。他们认为在昆明暴恐案中,普通网民的原创微博成为重要的一级传播节点,整体的活跃度高于媒体微博平均活跃度政府官方微博参与度较低(8)。

2)舆情期官方微博原创数低,以转发为主。转发源主要是云南日报、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值得注意的是,@微博云南的微博中,转发了7条个人微博,不仅仅局限于官方媒体渠道,这也与上一个分析结果相吻合,网民原创微博成为重要的一级传播节点。

3)微博发布时间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舆情发展期即3月3日—3月7日。主要原因是舆情发展期信息庞杂,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极度渴望。在舆情回落期,微博数量急剧减少,因为公安部宣告破案,事件原委已经逐渐清晰。且有新的公共事件发生,受众注意力被转移。

4)微博内容主要以善后救援、伤员情况、辟谣、领导活动和指示为主。表明官微等主要作用在于安抚社会情绪,塑造领导形象等功能。

4.3案情发布及官员媒介素养

3月1日晚上9点10分左右暴恐事件发生,3月3号9点30分左右,@云南警方、@昆明警方都发布了公安部通稿宣布成功破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案情具体细节的通报,却是由时任云南省省委书记秦光荣在全国两会时公开发布。3月4日,秦光荣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驻地,向新闻媒体通报暴恐事件,在通报中透露了暴恐分子的作案细节(1)。3月9日,在全国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上,秦光荣总结教训时说,这次暴恐事件暴露了3个问题(1)。

这次暴恐事件发生的时间极为敏感。两会是中国最具标签化的政治符号,也是每年一次的全国性政治人物聚会。这期间,全国乃至全世界新闻媒体都聚焦于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将形成更多的舆论关注和舆论监督。因此,地方政府特别是新闻发言人必须要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积极回应舆论关注。从这次昆明暴恐事件的案例来看,云南省省委书记并没有回避昆明暴恐案。相反,通过情况通报主动、公开的承认问题,并未形成舆论反转,造成舆情的次生灾害。

在公共突发性事件中,政府官员闪烁其词,刻意回避,发言不当引发的舆论次生灾害比比皆是,这会极大的伤害政府公信力。网络舆论有着鲜明的逆反特性,官方越是坦诚开明,公众越会理解并支持;官方越是回避、推卸、遮掩、讳饰、逞强,公众越会毫不留情地去追问。昆明暴恐事件中,官方勇于承认主动公开的态度并未形成舆论次生灾害。

5研究启示

通过对昆明暴恐事件的危机传播研究发现,政府新媒介素养的提升,适应了媒介社会发展趋势的要求。媒介社会化发展使危机传播的网络越来越复杂。对此,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政府机构都必须提高新媒介素养能力。

1)从新媒体获取情报信息的能力。这包括知晓新的信息技术及新媒体,并且熟练使用这些新技术获取信息。危机事件传播中,危机源头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中,尤其是社交网络中。培养政府机构从新媒体获取情报信息的能力,是适应新的传播环境的必然要求。这对政府机构的新媒体技术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使用新媒体进行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政府机构在进行微政务的传播中,对热点事件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将成为政务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来看,政务微博和微信的传播,仅仅是以转发为主,原创微博相对少。在传播方式上,较为单一。因此,政府官微在微政务的传播中,可以使用文本、符号、图像、声音等多少表现方式,充分利用特定媒介的传播规律,利用网络舆情的特点,尝试进行原创内容的传播。合理、有效传播信息,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进行舆论引导。原创微博既可以体现一个机构良好的媒介素养,也可以建立独家的信息源,达到增强传播效果的预期目的。危机信息传播中,独家信息源最具有热点效应,可以通过危机事件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3)具有良好的媒介沟通能力。良好的媒介沟通能力是政府执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危机事件传播中,政府与媒体合力,可以最大程度上的消除社会的恐慌情绪。政府坦诚面对媒体的监督,主动公开信息。这既是良好的媒介素养的体现,也是政府执政自信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李畅.论移动新媒体在暴恐事件风险传播中的功能与作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88-192.

[2]肖峰,石露,龚超.危机传播与媒体执政的中国经验——危机传播视角下的“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分析[J].西部学刊,2014(9):64-68.

[3]丁迈,罗佳.心理应激影响下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公众舆论流变——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J].现代传播,2015(2):50-53.

7.危机传播管理论文 篇七

摘要：危机发生后，政府和媒体在危机处置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责。本文仅以刚刚发生不久的东日本大地震为例，总结日本政府及日本媒体在面对灾难时的种种做法，由此谈谈一个国家在面对危机时其政府和媒体应该如何应对。

关键字：日本 大地震 核危机 政府 媒体

事件回顾：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震中位于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有强烈震感。地震引发的海啸影响到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4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将此次地震称为“东日本大地震”。截至当地时间4月12日19时，此次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已确认造成13232人死亡、14554人失踪。（摘自百度百科）

进入20世纪以来，地球上灾难频发，每一次灾难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面对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和逐步累积起来的末日情结，我们应该如何寻找希望？本文仅以刚刚发生不久的东日本大地震为例，总结日本政府及日本媒体在面对灾难时的种种做法，由此谈谈一个国家在面对危机时其政府和媒体应该如何应对。

一、日本政府的危机管理

“311”日本特大地震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做出应对措施，首相菅直人在其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成立对策室，并将所有的内阁成员集中于官邸，集思广益，共同对抗灾难。几个小时之后，菅直人发表电视讲话，安抚公众情绪，鼓励全民士气，并表示已就抗灾工作做出部署。日本所有政府部门都精诚合作，动用所有人力物力尽可能地拯救伤者、搜寻失踪者，以期最大程度地减少地震带来的损失和伤害。同时菅直人也呼吁日本民众都团结起来，携手互助，共渡难关。

根据胡百精对危机管理的定义，危机管理既是一种情绪管理和资源管理，又是一种沟通管理和行为管理。其中，资源管理旨在用最短时间整合、配置组织内外各种资源，使组织转危为安。从日本政府在灾后的第一反应来看，“日本所有政府部门都精诚合作，动用所有人力物力尽可能地拯救伤者、搜寻失踪者”，正是一种资源管理，而这时，定义里提到的“组织”既指整个日本尤其是受灾地区，又指处于民众信任危机中的菅直人政府。众所周知，菅直人政府在灾前民意大降，面对这次地震，如果其进行的危机管理得当，很有可能使其重获民众信任。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将这四项管理都落到实处，表现为对随后发生的核危机准备不足，即没有做到有效的行为管理。3月12日下午，菅直人首相在官邸举行党首会谈并向各位党首汇报视察情况时还说：“至少不会出现辐射泄漏的局面。”然而，1号机组的厂房爆炸就发生在党首会谈时。对此，有日本政府官员尖锐地向媒体指出：“首相官邸一开始就没有设想最坏的局面，向外界发出的都是意在安抚人心的信息。这反而加剧了居民的恐慌和混乱。”行为管理，旨在形成一套事前预控、事中管理和事后恢复于一体的、行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和行为策略。很明显，日本政府官员没有做到有效的事前预控，虽然东京电力公司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日本政府的危机管理同样令人质疑。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危机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事先预测”，对整个危机现状极其发展态势要有准确并且迅速的认识和预测，并尽量做到将可能发生的危机“扼杀在摇篮中”。

同时，危机具有渐进性与突发性，危机发生有征兆，如果不及时处理，则会在某一时间达到某种规模，突然爆发，造成始料未及的伤害。“在机组发生爆炸之后，真正意义的核灾难已经露出端倪。留给解决核灾难危机的时间并不多，这个时间或许在某个机组内部过热而使反应堆外墙烧熔的那一刻就停止了。”（和静钧：我们能从日本大地震中学到什么）日本政府在强震和海啸救灾压力上升时，不想再引入或放大核恐慌，没有断然采取接管行动。由于日本政府获取核泄露的有关信息，极度依赖于东京电力公司提供，从而在开始阶段就错过了最佳的消灾和决策时机，所以才有了后来一度失控的核泄漏事件。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日本地震和随后的核危机中发现，危机的诱因分为内外两方面。外因是组织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方面；内因是组织内部管理不善，包括观念、战略和战术等问题。很显然，9.0级地震本身所造成的巨大伤害的诱因主要是外因，即日本所处的自然环境是环太平洋地震带这一事实。我们说内外因相互联系，内外因酝酿着危机，由于日本政府在平时就做好了对地震的预防措施，例如加强房屋抗强震能力、向民众普及地震自救常识和加强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等等，使内因对危机的影响降低了很多，所以可以认定主要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日本大地震本身的巨大危机。而之后发生的核危机则不然。原因显而易见，此处就不再赘述。

总的来说，日本政府在地震发生后初期的危机管理还是有效地控制了事态，上至天皇和内阁，下至自卫队和普通民众，都尽力将地震和海啸造成的伤害降到最小，仅从死亡人数上就可见一斑。但危机具有破坏性与建设性，即危机本身具有破坏性，而且往往具有连带效应。日本政府针对危机本身的破坏性进行了迅速有效的控制，但却在处理其连带效应——核泄露时，表现出了令人失望的一面。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陈洁

华认为，这说明了菅直人政府优柔寡断的特点。“日本国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已经蔓延至东京，但整体国民还在忍耐。”他说，现任民主党政府“政治基础弱、决策弱、行动能力弱(的特点)已经暴露无遗”。

二、日本媒体在危机中的表现

危机需要管理，媒体必须担当责任。在当今危机频发的国际大环境下，媒体与危机的关系更加紧密直接，越来越多的报道跟危机直接相关。在危机中，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唤起了人们的重视，帮助有效快速地处置危机。

正如媒体评价所言，日本公共传媒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通常在遇到大地震时，各传媒的实况主持人或现场记者或作惊恐状，或作撕心裂肺状，或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哭腔，或无意中放大和传播恐惧，都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普通人的反应。然而，从震后到现在，日本公共传媒却鲜有出现这些“普通人的反应”，在危机传播管理上表现出高度的专业主义，用《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的话来说，就是 “国民需要的信息才要报道”。

对日本媒体的赞扬在互联网和报刊上随处可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南方周末》的《日本媒体怎样报道大地震：“国民需要的信息才要报道”》以及和静钧的《我们能从日本大地震中学到什么》，本文就不再赘述。

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和日本政府一样，日本媒体在核泄漏危机中也存在失误，而失误同样也在对于缺失对危机的事先预测。都说日本防震教育世界最佳，预防海啸也训练有素，居民都知道，海啸来了要到那里避难。那么，建在海边的核电厂，也一定有预防海啸的方案了，也就是说，核电厂必然也会受到海啸的影响。海啸来临后，日本媒体大多关注于对事实的报道，却鲜有文章预测海啸可能引发的核危机，也几乎没有媒体提醒日本政府应该采取强制措施预防核泄漏。从表面上看，这好像不是媒体的职责，但细细一想，日本的核事业如此发达，科普杂志中肯定有精通核事业的人才，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呢？而事实是，在此次核辐射危机中，真正了解核辐射污染方面的科学知识的记者很少，媒体必须加强专业能力，才能将信息准确客观专业地报道出来，并作出有效的预测。核危机不是一天成形的，爆发前有很多征兆，媒体作为船头的瞭望者，应具有见微知著和独立研判的能力。但可惜的是，日本媒体中并没有出现关于核危机的具有影响力的预警，而只是在核泄漏发生之后才开始质问政府和相关负责人并作出相应报道。

由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危机发生之后，预测的职责不仅属于政府和相关负责人，同样也属于大众媒体，而媒体想要做到协助政府预测危机的发展态势，某一领域的媒体应加强专

业知识的学习，拓宽视野，以更好地协助消除危机，并在危机中服务大众。

总的来说，日本媒体在面对此次危机时的传播方式还是可取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做到了及时、实时地快速播报最新消息，并且力求信息全面。不管怎样，站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上来说，报道事实是媒体的首要职责。但在对核危机的预测上，日本媒体也确实存在失误，这是站在危机传播管理的角度上来说的。当然，媒体不应当对核危机负主要责任。这里只是站在媒体的角度谈论其在危机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并指出不足，目的在于全面反映日本媒体在危机中的表现。

综合日本政府和媒体在这次大地震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中的表现，我们不难发现，面对危机，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是确保危机管理成功的关键。但比反应快速更为奏效的，是危机发生之前的有效预测。在危机中，如果像日本政府应对核危机时那样不仅不事先预测，反而心存侥幸，那么结果只会更糟。

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危机发生后，政府和媒体在危机处置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责。政府主要负责处置事件，并将具体的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地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布；媒体在此中则承担社会责任，做到如实、客观、冷静地将信息平衡地传递给公众，无论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处置之中还是发生之后。同时，政府和媒体应积极合作，共同面对危机。在社会透明度日益增强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无处不在，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媒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排除在危机管理体系之外。因此，政府应畅通沟通渠道，充分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加强互动合作，而不是简单的命令和控制。媒体也应增强责任感和专业素质，不断增强自身在危机中的舆论引导能力。

后记：目前，虽然日本大地震的事态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核危机还未解除，并且正在逐渐蔓延，衷心希望日本政府能妥善处理核危机，还人类尤其是日本人民一个安全的环境。而通过此文，我仅站在危机传播管理的角度，展示自己对于这次日本大地震的看法，并与老师交流，以期共勉。望傅老师对本文给予批评指正。

100012010017何疏思

2010级新闻传播学类一班

8.论网络传播的危机公关 篇八

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有着与传统传播媒体截然不同的新特征,它给我们提供了最快捷、便利的传播方式.当我们享受着网络传播的.快捷、便利的传播方式带来的乐趣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如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假新闻假信息传播、个人隐私遭到侵犯、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等.当网络中假新闻、假信息、不利消息或负面新闻出现时,若我们不巧妙运用公关手段及时去化解它,而任由负面消息在网络中传播,那将可能演变为网络危机.严重的话将会令一个人名誉受损、企业破产、政府公众信誉下降,因此当网络危机出现时,我们应及时运用公关手段防止危机蔓延,化解各方面的矛盾,减轻网络传播危机带来的损害,把握机遇化危为机.

作 者：杨群瑛  作者单位：广东省梅州市梅松路嘉应学院 刊 名：新闻爱好者（下半月） 英文刊名：JOURNALISM LOVER 年，卷(期)：2009 “”(12) 分类号：G22 关键词：传播理论   媒介   网络传播   危机   危机公关  

9.广播在危机传播中的原则 篇九

传播学是在上个世纪传播业较为发达的工业国家首先形成的, 我国引入传播学还是1978年的事情。“communication”一词在我国被翻译成“传播学”, 在汉语的语境下, 从字面的意思看, 偏重于信息单向传递的意思, 其实英文本意中有沟通的含义。所谓传播, 就是指信息的传递和共享, 是人与人之间赖以生存的根本机制。危机传播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 在查阅相关资料时笔者发现, 危机传播理论的内容是以传播学为核心, 把人际传播、言语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学科的理念运用到了其中。清华大学学者史安斌就危机传播作出了下面的定义:“危机传播就是在危机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 在政府部门、组织、媒体、公众之间和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 (1)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胡百精的观点也值得借鉴, 他把危机状态下的传播视为一个变异了的传播系统, 认为危机传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危机传播是混乱符号和不确定意义的共享过程; (2) 危机传播是信息传播主体与客体非秩序化复杂互动的过程; (3) 危机传播是一个失衡的信息系统, 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杂合体。” (2) 分析一下不难发现, 两位学者有关危机传播的观点是相通的, 都关注到了危机传播的特殊“情境”, 以及危机传播中信息交流的重要性。

广播媒体在危机传播各阶段应具备的传播要素

危机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形态, 在探讨危机传播中的广播媒体时, 危机传播的传播要素也是需要分析的重点。

史安斌在他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一书中引入了美国学者斯蒂芬·芬克的危机传播阶段理论, 芬克借用医学上的术语把危机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延续期和评估期, 大体上对应的是危机前、危机初始阶段、发展阶段、解决阶段和危机后的评估阶段。该理论主要是从危机管理者———政府部门角度出发的, 我国的新闻体制比较特殊, 危机传播中的广播媒体具有官方色彩, 所以该理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广播媒体在危机传播中应遵循的原则

危机传播是一种极特殊的传播形态, 在该形态下, 传受双方都处于特殊状态, 特别是受众一方。受众在危机中往往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心理状态。危机传播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以适应这种特殊的情境, 这种特殊的情境主要体现在公众在危机发生后心理状态的变化上。广播媒体作为具有较强人际传播特性的媒介, 更需要在危机传播中关注公众的心理变化, 及时调整传播策略, 遵循危机传播的原则。

在危机事件中, 受损的城市和村庄可以重建, 公众在危机事件中的经历却无法完全抹去, 所以说, 在危机传播中必须重视公众的心理, 遵循相应的传播原则。史安斌在他的论述中, 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第一时间、行动信息、简明扼要、真实可靠、前后一致”的20字危机传播原则。结合芬克的危机传播阶段理论, 笔者认为, 广播媒体在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应遵循以下原则:

潜伏期。广播媒体有责任帮助公众树立“危机意识”, 就像现在的交通广播在大雾天气时会不停地在节目中提醒听众注意交通安全一样, 广播媒体要有危机预警意识。在公共危机的潜伏期宣传相关知识, 培养受众的“危机意识”, 使他们在危机到来之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并且要与政府部门做好沟通, 在危机到来或即将到来之时为公众提供行动性信息。

爆发期。公共危机爆发后, 公众的心理是敏感和脆弱的, 广播媒体应摆正自己的位置, 帮助公众尽快回归理性, 应对危机, 承认危机事件的不确定性, 取得自己与公众的共鸣, 并且要让公众知道, 应对危机的措施已经在实施。

广播媒体的传播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小, 例如在汶川地震灾害和南方的冰雪灾害中, 广播在危机的爆发期成了灾区的第一媒介。此时, 广播媒体要做到:多站在公众的角度思考问题, 不要过度劝慰公众, 多向公众提供行动性信息;不要做指责性的评论, 要承认危机事件的突发性。

延续期。这一时期的公众刚刚度过紧张的危机事件, 在稍微放松的情况下, 危机所带给他们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现出来。这时候, 公众的心理也是非常脆弱的, 绝望、悲伤、无助的心理状态会蔓延开来。这时候广播媒体作为“情感媒介”需要进行人性化传播, 安抚脆弱的公众, 并为他们提供行动信息。

广播媒体在这一阶段要发挥自己的传播优势, “情感媒介”要从情感入手:承认恐惧心理的存在, 帮助公众调整心理状态;利用“人性化传播”和“从众心理效应”, 引导舆论;向受难的公众表达诚挚的祝愿, 提供尽量多的行动性信息;预测公众即将遇到的困难, 对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导。

痊愈期。危机过后, 公众所要做的是重新回到正常生活的轨迹上。在这一阶段, 公众的心理是比较复杂和难以把握的。人们可能会感谢政府的及时救助, 也可能会对现实情况充满怨言, 也可能对生活失去信心。这时, 广播媒体需要引导舆论, 帮助公众重拾信心。

注释

1 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年版, 第6页。

10.危机传播中政府行为 篇十

一、选择题

1.某区运用“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了以手机APP为主的“互联网村务综合服务公开平台”,设置了“我的资金、财务公开、惠民政策、一事一议、便民服务、身边新闻、村里的事、村情互动、干部监督”等9大板块,农村的大事小事予以公开和公布。该平台的建立旨在（）①创新基层农村服务组织体系 ②提髙村委会的行政办事效率 ③保障村民直接享有民主权利 ④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答案 D解析 题目中建立的是“互联网村务综合服务公开平台”,这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的范畴。因为村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是行政机关,所以首先排除②;APP的使用也不属于农村服务的组织体系范畴,所以①与题意无关;该平台的建立和使用可以让村民更方便地参与民主管理,有利于提升农村社区的治理水平,所以③④符合题意。

2.日前,某省“公安便民服务e网通”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了全省公安机关156项公安行政管理服务事项电脑端和移动端“一网通”“一网办”,广大群众可随时随地享受来自公安系统的网上便捷服务。这一做法（）①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 ②说明简政放权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 ③是政府坚持求真务实工作作风的体现 ④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决策效率的提高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答案 B解析 材料主要体现了公安便民服务的举措,这有利于警民和谐,体现了公安机关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所以①③符合题意;②④在材料中未体现。

3.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总则。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息。此举旨在（）①明确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维权的法律依据 ②有效遏制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 ③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④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切实保护公民合法利益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答案 A解析民法总则做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明确规定,目的在于为个人信息维权提供法律依据,遏制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所以①②符合题意;做出保护个人信息的规定的过程发挥了全国人大的作用,但这不是做出这项规定的目的,所以排除③;④“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表述错误。

4.2016年4月以来,各地领导干部通过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这一网上群众路线工作平台与网民频繁互动,一年间答复网民诉求超过22万项,较同期增长40.5%,网民满意度提升8.8个百分点。各地通过该平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各地通过网上群众路线工作平台（）①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 ②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并推动问题解决,彰显人民民主的真实性 ③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凸显我国人民民主的广泛性 ④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化解在基层,增强基层民主管理的灵活性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答案 A解析 通过网上群众路线工作平台回应群众关切,与网民互动,收集想法建议推动制度完善,是群众工作的新的方法,有利于官民互动,保障公民各项合法权益的实现,也有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①②符合题意;③中“扩大政治权利”的说法错误;④在材料中未体现。

5.新结构经济学主张的“有为政府”的“为”是指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中,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出现了市场失灵时,为了使无效的市场变成有效市场而采取的因势利导的行动。要使政府成为“有为政府”,公民必须（）①积极参与民主决策,依法行使决策权 ②勇于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监督权 ③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④提高政治参与的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答案 D解析 题目限定信息是“公民必须”,所以只有②④符合题意;①中“依法行使决策权”不属于公民的权利;③是对政府的要求。

6.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指出,贫困户退出,由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组织民主评议后提出,经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核实、拟退出贫困户认可,在村内公示无异议后,公告退出,并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销号。这表明（）①基层政权开展民主管理,实行村民自治 ②村“两委”在村民自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③基层民主制度有利于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④社会公示制度确保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答案 B解析 贫困户退出的程序体现了②③;村民自治不是基层政权,村“两委”也都不是基层政权组织,所以①表述错误;材料主旨是贫困户的退出机制,④既与题意无关,说法也太绝对。7.有人将“不发言只围观”的普通网民称为“吃瓜群众”。人们频频以“吃瓜群众”自嘲或互嘲,用来表示一种事不关己、不发表意见仅围观的状态。作为公民,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不能只做“吃瓜群众”。这是因为（）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②公民有关心国家和社会、履行义务的责任 ③提高公民意识能够消除社会各种矛盾冲突 ④政治生活的内容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答案 C解析 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不能只做“吃瓜群众”,是因为公民有关心国家和履行义务的责任,政治生活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公民要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所以②④符合题意;③中“消除”的说法错误;①不是不做“吃瓜群众”的原因。

8.2017年1月1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这表明政府（）①加强公民参与,主动接受监督 ②集中民智民力,促进科学决策 ③简化办事程序,提升管理水平④坚持群众路线,审慎行使权力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答案 C解析 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这表明政府集中民智民力,促进科学决策,坚持群众路线,审慎行使权力,故②④入选;①中的“主动接受监督”与题意不符;③表述与题意无关。

9.香港两名候任议员宣传“港独”并故意使用侮辱性语言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百万香港同胞在互联网上签名要求二人道歉并辞职,内地网友亦纷纷表示强烈谴责。香港同胞、内地网友（）①行使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公民权利 ②履行了维护国家统一和荣誉的政治义务 ③展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主人翁意识

④行使了依法罢免不称职公职人员的权利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答案 C解析 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是政府的职能,不是公民的权利,所以①错误;②③正确说明了香港同胞和内地网友做法的意义;④说法错误。

10.一官员在阎王面前自称生时为官清廉,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清水,无愧于鬼神。阎王笑道:“如果不贪就是好官,那在公堂中设一木偶,连水都不用喝,岂不更胜于你?”官员辩解道:“我虽无功,但总无过。”阎王怒道:“你处处只求保全自己,该办的事不办,该断的案不断,岂不是负国负民,无功就是过。”这一寓言故事启示政府工作人员（）①要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②要强化宗旨意识,反对“不作为” ③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④要严格依法办事,防止“乱作为”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答案 A解析 材料主要批评了政府官员的不作为,所以①②符合题意;③④说法正确,但与题意无关。11.2017年4月,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某社区,为构建和谐社区,就社区汽车停放、绿化护理、社区养老等问题,向全体社区居民征求意见和建议,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纷纷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建言献策。据此,南昌市居民（）①同历决策过程,共享决策成果 ②审慎行使权力,科学民主决策 ③表达社情民意,打造阳光政府 ④参与民主管理,共创幸福生活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答案 B解析 本题考查民主管理与民主决策的知识点。材料中南昌市居民参与的是居民自治组织的活动,不是参与政府的活动,③说法错误;南昌市居民行使的不是国家权力,公民不是“科学决策”的主体,②的说法也错误;材料体现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积极参与民主管理,故①④说法正确且符合题意。12.目前,政府部门已经成为最大的信息数据生产、收集、使用和发布单位。但因政务部门间共享机制不健全、政策制度滞后等原因,影响了数据资源共享应用的整体效能。为此,国务院印发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的出台,有利于（）①政府参与民主管理,科学民主决策 ②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③公民监督政府工作,提高政府权威 ④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提升服务水平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答案 D解析 材料主要强调通过政务信息共享,以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而不是强调接受监督,所以②④符合题意;①③不符合题意且“政府参与民主管理”的说法错误。

二、非选择题

13.材料 为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新动能,A市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的意见》,扫清科技成果转移流动的主要政策障碍;坚持把培育、引进创新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汇聚更多高端专业技术人才;完善技术研发、成果孵化等公共服务平台,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检查评比20余项(次),清理并废止不合理收费性文件15个;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打击侵权盗版,保护专利,务实有效地推动了A市的创新发展。

依据材料,运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A市政府是如何为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保障和支撑的。

答案 ①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制定发展新兴产业政策,为新兴产业壮大提供政策保障;②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利用公共服务平台优化服务,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的政务环境;③履行经济和文化建设职能,培育和汇聚人才,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④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规范市场秩序,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解析 题目要求运用《政治生活》知识结合材料分析A市政府是如何为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保障和支撑的。首先要在材料中找到A市政府的具体做法,然后对应到《政治生活》相关知识点,最后落脚到如何提供保障和支撑上。在答案语言表述上表现为学科语言和问题解决的有机统一。

14.2016年11月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国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自此,网约车也正式获得了合法身份。

材料 早在2015年10月10日,交通运输部就向社会公布了酝酿已久的《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民随即踊跃发言,截至当年11月9日24时,共收到社会公众反馈意见6 457条。其中,提出具体修改内容的意见建议5 929条。

我国公民在推动网约车合法化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什么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答案 政治参与的作用。是由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的;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素养提高;我国政府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多渠道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