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小说读后感（共11篇）
1.《白鹿原》小说读后感 篇一
寒假里读了《白鹿原》一书，颇有感触，下面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
早在几年前有朋友推荐我读一读《白鹿原》，可当时迫于升学压力，没能实现。不过大衣的寒假这个机会我可没错过，利用这段时间读了此书，感触颇深。
先谈谈本书作者。作家，可谓一位地地道道的乡土作家，《白鹿原》可比《暴风骤雨》《红旗谱》，同时写农村农民运动，也写阶级和阶级斗争，但作家给人以不落俗套，耳目一新的震撼。
书中有一些被人们不耻的有关“性”的描写。我本人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作者低俗，而恰恰体现了作者对待生活的诚实态度，对于自己思想毫不避讳的头名。文学与下流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某些人以这种态度审视文学，那么它才是最低俗的。
最令我深思的要算主人公白嘉轩。白嘉轩在作品中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形象。“播种性格，收获命运”。当我一次次品味这句话时，总能得到一次深似一次的启示。或许命运只是一个个偶然的机缘，但纵然完全相同的际遇，在不同的人，总能幻化出相异的结局。
像白嘉轩和鹿子霖，同样出身，同样的年龄，同样历经风云变换，去似两条平行直线，相视相望，似乎近在咫尺，去永远进不了同一个世界。
白嘉轩面对黑娃带回的媳妇小娥冷若冰霜;面对女儿跳跃的青春眉头紧皱。他是一块磁铁，浸透千年的红锈;它是一块石头，承袭千年的风霜。
但世界总是在变化，国共合作，农协当权，田福贤复辟，白狼出没，白鹿原上纷纷扰扰的变故让白嘉轩达而复贫，贫而复贵，但内心没有丝毫伤痛。
农协把祠堂砸碎砸烂了，他泰然处之。风浪稍平之后，又召集起能工巧匠，修复乡约碑文，石碑参差不齐，碑文残缺不全，白嘉轩召集全族人做祭奠，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家族在它眼中，永恒而永恒。
白嘉轩也许是封建制度的卫道者，但它同样是个“改革专家”，制相约，身体力行，惩乱治恶，是谓天地气运。
他跪地求人，解乡邻之困，救尴尬之众。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又都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只要是在“道”允许的范围之内，他愿意付出自己的仁、义、情、爱，成就别人的幸福。对鹿三，对失地寡妇，对村民，白嘉轩是一个巍巍长者，是一个谦谦君子。然而，他只是“封建”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一个行将没落的殉道者。他同样是个智者，对别人有意无意的拉拢，一再拒绝;乱世中既不联此，亦不附彼;他不当官，不入匪，只乡情清静静的做他的族长。在思想深处，他讨厌杂乱尘世，渴望简单、安宁、古朴的日子。
这样，白嘉轩便有了一种飘然出尘的味道。然而，他终究还是个农民，他身上不可避免地融入某些世俗的特征。也就有人持另一种态度，认为白嘉轩是一个伪君子，伪善使他的仁、义都成了假仁假义。这些可以从与鹿子霖调换土地，暗中较劲儿看出。但我们要想一想，这世上有哪会有向佛一样的真人。其实，他还是个农民，保守、枯涩、厚重。像原上的大多数一样。
白嘉轩以他独特的性格走完了他的一生。
2.《白鹿原》小说读后感 篇二
一、叙事时间的逆时性
在《白鹿原》这部极具史诗风格的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无疑是它那高度浓缩的语言叙述方式。直截切入主题,言简意赅地对故事进行叙述也是该部作品的一大叙事手法。陈忠实在作品章节的开头中常常用一句话来简要概述故事情节,由传统的介绍出场人物与故事情节变为叙述性的语言,这种概括性的语言文字模式往往,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又引起了读者往下关注情节发展的强烈欲望。这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无言让作品增添了更多的叙述功能。如文章一开头就用“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来简要概括主人公的情感经历,同时又高度概括了第一章节的主要线索,引起读者对于章节内容的猜想。在作品的十五章和十六章中主要描述了白孝文如何掉入鹿子霖与田小娥设计的陷阱的过程,紧接着第十七章就叙述了白嘉轩发现了白孝文的秘密,“整个四合院犹如那架闲置了一个夏天和秋天的轧花机,到了冬天就咔哒咔哒地运转起来了。”一句话看似交代了故事发展的背景,但同时又让读者在这方平静之下感受到了白孝文与田小娥偷情给白嘉轩带去的摧毁性打击。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叙述语言描写,将叙述变得更为生动化、形象化,同时又极富语言张力,不仅让作者在表达方面更具自由,同时也让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有了深层次的思考。
二、叙述语言的浓缩性
为了更好地突出史诗小说《白鹿原》中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陈忠实不仅让作品具有了历史的长度,还对其进行了精心的构建,让作品中的叙事时间也更为贴合史性的生成。 在《白鹿原》中最主要的时间叙述表现为逆时序的叙事。通常来说,按照时间发展顺序进行故事性叙述即为正叙,而通过对过去或未来的描写来展开故事则是逆叙。在逆序中主要包括对过去的追溯和对未来的预言,在文学作品描写中通常被称之为“闪回”和“闪前”。《白鹿原》中的逆叙一共出现了57次,其中有48次都采用了闪回的描写手法,这种手法可以深刻的揭示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利于故事情节的构造。 同时,作者用采用了闪前的方式,将具有本体特色的宿命时间进行了预言。陈忠实善于在《白鹿原》中采用预叙手法来替作品人物的身份发展埋下伏笔,而包含在预叙中的任务线索又显得格外深远,给作品创造了丰满的叙事空间。如作品的第三章的结尾交代了白嘉轩与仙草的结合,第四章就自然而然地在开头叙事中快进到了仙草怀孕,因为怀孕带来的人丁兴旺,让白家的生活看起来像是终于进入了正轨。
三、多重叙事视角与神秘文化
叙事的视角在作品中代表着人物或事件相对应的位置, 从不同的人物或事件进行故事的观察与描述,由于视角的不同,同一件事很有可能会出现多重的结构与意味。叙述者与观察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而对于故事语言的表达、时间的观察、视角的转变等问题,都是作者通过作品来向读者呈现的,并不是一种完整的视角表达,这种独特的叙事视角, 同样也被陈忠实灵活的运用在了作品《白鹿原》中。在《白鹿原》中呈现的叙事视角也给作品带去了一定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来源于叙事视角的转换与处理,作者并没有干预到故事中的人物心理视角下构建的主观世界,而是在主观与客观的世界中灵活的转换叙事视角,让整篇文章呈现出神秘的艺术魅力。在对于一件神秘事件过于关注时,人们往往会忽略当事人的处境,如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六娶六丧的离奇情节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和猜测。白嘉轩作为族长,如果没有后代就无法进行白姓的传承,而一旦白姓无法传承,白鹿宗族也会因为长期处于分散状态而引来厄运,巨大的压力本该让白嘉轩喘不过气来,但作者并没有强调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采取了省略的手法将心理活动变成了空白。
四、结语
综上所述,《白鹿原》这部伟大的史诗巨作无疑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通过对《白鹿原》中逆时序的叙事时间、高度浓缩的叙事语言以及多样化的叙事视角与神秘文化的分析,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出作者深厚的艺术创作能力以及强大的叙事表现张力。小说的叙事艺术是构成小说艺术价值的重要部分,因此,只有深入地了解了作者在《白鹿原》中的叙事表现张力,才能更为深入的了解其作品中所蕴含的艺术魅力。
摘要：《白鹿原》既是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巨作,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以白鹿村为主要背景,以史诗般浑厚的风格将白姓与鹿姓两大家族三代恩怨纠葛进行了展现。本文将通过对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的主要叙事手法来探究其叙事表现张力,从而更好的突出该部作品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
3.《白鹿原》小说读后感 篇三
【关键词】 《白鹿原》；小说；电影；叙事视角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首先要说的是，把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与两个半小时左右的电影作比较，对后者来说明显有失公平，因为无论就表现内容的时空范围，还是表现手法的多样选择来看，前者都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但看完影片直觉上的差异让笔者忍不住去思考其中的原因。从电影院走出后，第一感受是麦田场景和老腔表演等场面拍得很好，很有原始味和感染力。但超越单一场景往宏观想，便觉得电影显得有些“乱”，尤其是与小说读后的“厚重”感比起来，不仅显得“乱”，而且轻薄了不少。是什么原因导致同样的故事不同的感受呢？（本文仅就《白鹿原》小说与电影两部作品文本上的差异作分析，至于造成这种差异的文本外的主观或客观因素不在本文主题之内，不做讨论）
根据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叙事本质上是一种修辞交流行为。在叙事交流中，由发送者主体（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向接受者主体（读者、隐含读者、受述者）发送故事信息，影响接受者的情感、认知和判断，导致接受者的认同或反驳。叙事是一种活生生的交流过程。电影叙事也一样，只不过电影的发送主体和接受主体与小说有所不同，发送主体是包括导演、编剧、摄像、演员及其他制作人在内的“集体作者”，而接受者主体也不是坐在凳子上阅读文字的读者，二是舒舒服服地半躺在电影院椅子但电影从“集体作者”到“观众”的交流过程与文学叙事一样也是一种修辞交流过程。发送者会动用各种手法来影响观众的接受。
根据布斯的理论，叙述视角是叙事交流中最重要的修辞手段之一，对比小说和电影，可以发现两者在叙事视角上有着明显的差異。叙事视角是叙事作品的重要文本特征，它指的是：作品中的信息是通过什么渠道传递给接受者的。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把叙事文本中的视角分为三类：内聚焦、外聚焦和零聚焦。内聚焦以故事中人物的眼睛来过滤和传递信息，外聚焦通过故事外中立的旁观者来传递信息，零聚焦则通过全知的叙述者的眼睛来传递信息。通常把内聚焦称为人物视角，把零聚焦称为全知视角。叙事作品采用哪种视角来叙事往往对接受者的理解和判断产生重要的影响。《白鹿原》小说基本一直使用宏观的全知视角，而电影则大量使用人物视角，两者叙述角度和叙述立场存在明显的不同，这正是导致对它们的接受出现反差的主要原因。
影片开始时诵读乡约一场，影片以一个中景镜头自右向左推移，表现了乡民诵读乡约时的庄严神圣，然后切换到一个特写镜头，白嘉轩正肃穆地诵读着“乡约”。叙述者彷佛是身处祠堂中的一个乡民，他正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祠堂中诵读乡约的场景。在他的目光中，白嘉轩是一个德高望重、肩负使命的族长。影片开头的两个镜头就将刚刚入座的观众从现实生活中拉入到白鹿原的世界，让观众不自觉地对白鹿原的乡约精神产生了认同，对白嘉轩的人格威望产生认同。而小说中，白嘉轩并非如电影表现得那样有精神力量。小说中，白嘉轩带着“种种恐惧和慌乱”去找他的姐夫“朱先生”，听他“断时论世”。在朱先生那，白嘉轩提出了诸多小农意识的问题，如“没有了皇帝的日子怎么过？”“皇粮还纳不纳”“长着两只大肥脚片的女人还不恶心人？”等。临行前，朱先生给了他写好的“乡约”。电影把白嘉轩描绘成白鹿原的精神领袖，尤其是在诵读乡约一场中，他几乎被镜头处理成“乡约”化身。而小说则以更全面的视角向读者揭示了真实的白嘉轩，他只是一个乱世中诚惶诚恐的封建小地主而已。小说的读者不会因此而认同他，反倒会可怜他，但电影的观众却很可能认同他。小说的叙述者提供给了读者反思的自由，让读者主动去思考白嘉轩这个人物，而电影则没有给观众抽身思考的空间。
同样的人物视角镜头还出现在“交农事件”一场中，这场戏中电影的叙述角度和小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电影的摄影非常好，茫茫雪天，一支深色的队伍在行进，高高树立的农具，激愤而充满杀气的一张张面孔，大有“荆轲赴秦、潇潇易水”的悲壮气概，观众很容易就被这种气氛感染。在人群被官兵冲乱之后，镜头也随之剧烈摇晃，似乎叙述者就是在场的一员，在混乱中东张西望。其中一个特写镜头，对准被人群挤到在雪地里哭喊的黑娃，让观众更坚定地站在民众的立场来体验整个事件。这场戏的视角控制让观众除了同情民众外没有其他可能。而小说在叙事这个事件的时候，并没有把视角限定在农民这一方。在小说中，起事之时就遭遇了挫折，领头的被截住了。起事的人群成了一群乌合之众，生性懦弱的长工鹿三和来历不明的和尚莫名其妙地成了领头人。在到达县城后，并没有与官兵发生直接冲突，县长紧闭城门，仓皇逃窜，并立即答应了人们的要求。民众虽然已经达到了目的，但“似乎意犹未尽大不过瘾”，于是决定“实践传帖上的戒律，立即惩治那些没有前来交农具的人。”于是返回的一路上，入室砸锅、上房揭瓦，人们的一腔怒气终于得以发泄了。事件过后，官府反而认为游行示威是民众合法权利，不予追究，只追查带头打砸人的罪。对于“交农事件”的叙述，电影完全站在民众的立场，把他们描绘成慷慨赴死的正义之师，引起观众的同情。而在小说的叙述中，这完全是一帮乌合之众，起事起得荒唐，结束得更荒唐。小说站在一个宏观视角来讲述这起事件，并让读者去反思整个事件暴力性、荒诞性。
类似的场景在电影中还有许多，例如十分具有感染力的麦客们“吃饭观戏”一场。影片以仰拍的镜头来表现这一段民俗场面，通过一名麦客的眼睛来再现韵味悠长的老腔表演，这样叙述者就把视角限定在麦场看戏的麦客中。仰拍让楼上的表演者占据着画面的强势地位，使表演者所发出的信息（不管是声音还是画面）具有居高临下的震撼性，能强烈地抓住观众眼与心。高亢的唱腔、激昂的表演，看到此处很多人会忍不住跟着表演的节奏打起节拍来，观众几乎忘完全却了现实，进入到一种集体性的狂欢中去。这样影片就成功地把电影院里的观众转化成了麦场上“端着大碗、瞪着双眼”痴迷地看戏的“麦客”。
影片就是通过这种视角控制来影响着观众的情绪、感受、理解与判断。影片与小说的差异在于，小说几乎自始至终都采用全知的叙述视角，而影片则大部分时间使用了人物的视角来叙述。这两种叙述视角在修辞效果上有很大差异。小说的全知视角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超脱故事世界之上的宏观视野，让读者不必拘束于某个人物的视角范围，给读者以思考和判断的空间。而人物视角的叙述，则会压缩接受者的理解自由。人物视角的特点之一就是，容易引起接受者的同情，让接受者认同视角主体。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对“田小娥”故事的处理上。小说中叙述者对与田小娥相关的故事的讲述是客观的，不刻意丑化也不刻意美化，从多侧面立体地讲述田小娥种种事件。她是受害者，在郭举人家被虐待，到了白鹿村想过上良家妇女的日子，又不被接受。但她也有恶的一面，她勾引黑娃，勾引鹿子霖，害的白孝文倾家荡产。田小娥死后小说的叙述者中对他有一句评语：“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而影片对田小娥故事的表现却大量通过田小娥的视角来讲述，影片的叙述者显然站在了同情田小娥立场。影片回避了田小娥恶的一面，尽量把她塑造成一个受害者形象。所以影片中的田小娥并没表现出有多少淫荡，反而让观众觉得她是个可怜的清纯女子，几乎完全博得了观众的“同情”分。
德国现代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有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好的戏剧应该具有“离间化”品格，即戏剧应该让观众与舞台保持距离，给观众充分的思考空间，刺激观众去对舞台上的故事和人物作评判，而不是一味地吸引观众，让观众沉浸在戏剧世界中，丧失判断的能力。我们看到《白鹿原》小说和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与布莱希特所区分的两类戏剧效果正好对应。小说叙述人超脱的宏观视角，让读者与故事世界始终保持距离，并引导、刺激读者去思考和评判。而电影却努力消除观众与影片的距离，力求最大限度地让观众“浸入”到电影世界种，亦步亦趋地跟随电影的故事情节。
影片过多地限定于人物视角的叙事，不仅剥夺了观众的判断权利，而且也导致叙述者自身立场模糊不清。这主要表现在对影片的主要矛盾冲突不做评价、不显示立场或显示矛盾立场上。如在田小娥与白嘉轩的冲突中，一方面电影花了相当的篇幅强调了白嘉轩的精神领袖形象，另一方面又对田小娥持同情立场。这两者之间，影片的叙述者没有选择其中一个，也没有给出超越两者之上更高的观察角度，叙述者态度模糊，没有固定立场。同样的情况还表现在父子冲突，如鹿三与黑娃、鹿兆鹏与鹿子霖；阶级冲突，如农协会与田福闲；家族冲突，如白家与鹿家等对立的矛盾上。影片在敘述这些冲突故事时，叙述的视角往往随着叙述对象的变化而变化，没有自身明确的立场。尤其是缺乏一个宏观的视角去过滤这些信息，而是让观众不停地在各个人物的视角之间来回倒换。影片的叙述者没有给观众明确的引导性信息。由于观众在影片中找不到判断冲突的价值支撑点，所以会形成电影缺乏统一性的感受，“零乱”感就会产生。
小说则明显不同，小说的叙述者有明确的立场，这集中体现对“朱先生”故事的叙述中。在叙述者的口中，朱先生是一位 “圣人”。朱先生出场时作了一首诗：“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这首七绝正表现了朱先生自己的形象，他是被欲望和利益搅得一片混乱的白鹿原上的一柱山峰，是一座精神的高点。他做了许多圣人才能做到的伟大事情，他制定乡约、纯化民风。他一人赤手空拳，退二十万雄兵，免万民于战火。他能参透历史，对于国共之争的天下大事，他笑言不过是“公婆之争”，虽是戏说之言，却直指要害。他对历史的透视近乎神奇，能预料身后之事。当文革小将掘了他的墓时，只挖出一块砖头，一面刻着“天作孽，犹可违”，另一面刻着“人作孽，不可活”。似乎朱先生已经提前获悉了将要到来的历史。朱先生参透历史、悲天悯人的情怀正是叙述者讲述整个白鹿原故事的立足点，也是读者理解和判断故事人物的支点。
概括来说，小说《白鹿原》有三大叙事，一是以田小娥、黑娃为代表的“欲望叙事”，二是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现实叙事”，三是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理想叙事”。这三种叙事在小说中是均衡的，但在电影中则不同。首先是理想叙事在电影中被完全省略掉了，电影中没有了朱先生角色，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小说中的三大叙事的平衡结构被破坏，观众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立场来观照和理解电影所呈现的内容。电影的叙述者没有了形而上的立场，只是原生态地呈现欲望的故事和现实的故事。即使后两者，也与小说不同。电影的现实叙事也大大弱化，电影中白鹿两家族的冲突线索不清晰，白鹿原的现实关系也没有明确的交代，而是过度地表现了欲望叙事。整部影片的中心是田小娥，由田小娥引发各个角色的行动，围绕田小娥的性叙事成为电影的主线。正是因为电影在欲望叙事的同时，放弃了理想叙事，叙述者自己失去了立足点，导致了影片缺少了形而上的立场，也让观众在紧跟电影的快节奏匆匆体验了一把之后，找不到清晰的价值立场，所以会觉得影片“乱”。
4.白鹿原小说读后感1000字 篇四
小说中的黑娃，大号叫鹿兆谦的。其父鹿三一直是白嘉轩家的长工，而且是极其幸福的长工，他一直到死也是幸福着的。而黑娃却具有一种反叛的性格，他不听老子的劝告，自己跳出白鹿原，到渭南一清末武举人家做了长工，并因此与武举人的小老婆田小娥相好上了。俩口子回到白鹿原后，其真相被揭露后，黑娃与田小娥住进了一口窑洞里，开始他们的生活。大革命时，闹农协，鹿兆鹏鼓动黑娃出来革命。革命失败了，黑娃进了习旅开始当兵。习旅暴动失败后，黑娃开始了土匪生涯。我本以为黑娃当土匪，应该要死在这条道上，不想黑娃没死。在土匪头目大拇指死后，作为二拇指的黑娃领着百十号土匪接受了县保安团的招安，当了第三营也就是炮营的营长。黑娃招呼的紧，炮营的兵不但要炮，还要求佩枪，这都得到了满足，这也说明黑娃对招安后的一种心理，那是怀着深深的戒意的。本想，接受招安的土匪没有好下场，黑娃该死了。谁想黑娃还没有死，营长当的好好的。而且，他还拜朱先生为师，暴戾之气尽褪，简直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就出现了，黑娃让手下的兵把自己绑在大炮筒上五天五夜戒掉了大烟，娶了知书达礼的小姐为妻，回到白鹿原拜了祖宗牌位，属于洗心革面，浪子回头的那一种。最最不该死的时候，是黑娃听从鹿兆鹏的劝告，策动了临解放前的起义，黑娃是策划起义的主要人物之一，对革命有了一定贡献，还当上了革命政权的副县长。然而，大难从此开始，白孝文作为县长变成了革命功臣，而黑娃却忽然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被捕坐监枪毙，还是和国民党的县长及总乡约田福贤一起被枪毙掉。这真是黑娃该死的时候没有死，不该死的时候却死了。 作为田小娥，从武举人的小老婆变成黑娃的老婆以后，我觉得最初田小娥也是想与黑娃一起安份守已地过日子的，谁知黑娃革命了。革命的黑娃不在家了，当土匪的黑娃也不回来了，这又给鹿子霖创造了条件。鹿子霖每月到田小娥住的窑洞去两次，与田小娥厮混，不想奸情差点儿败露!虽然有一个替死鬼儿，鹿子霖躲过了这一劫。但是，鹿子霖却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儿，他设计了让田小娥勾引白孝文，要出一口恶气，也让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丢尽脸面。这计策果然成功，白孝文与田小娥也好上了。由此发生的是：白孝文在祠堂接受处罚，白嘉轩与儿子白孝文分家，白孝文由此开始的迅速堕落，让鹿子霖充分地满足了报复白嘉轩的心理。而此时田小娥的寿限也到头了，作为公公的鹿三，看到自己的主子白嘉轩一家由于被不肖儿黑娃娶的媳妇田小娥搅和成这样，竟被深深地激怒了，他摸黑进了田小娥住的窑洞，用磨得飞快的梭枪头，一枪扎在了田小娥的后背心上。田小娥临死前一回头和一声惊叫：“大呀!”其生命也由此定格。其后，白鹿原发生了一场温疫，死了好多人，白嘉轩的媳妇仙草同样是死于那场温疫;而鹿三从杀死儿媳后，精神竟变得恍恍惚惚，似乎田小娥的鬼魂附身了，从此人也变得有时清醒有时糊涂。这一切仿佛都和田小娥的死和她的阴魂始终不散，一直在作祟有关系。于是，白鹿原的人在那座田小娥居住过的窑洞上造了一座六层的塔，以镇田小娥的阴魂，不让其出来害白鹿原的人们。 小说中鹿兆海和白灵的死，很具有一种悲剧色彩。鹿兆海参加了革命军，上了军官学校，加入了国民党，并且他一直深爱着白灵。中条山阻击战中，他杀死了四十五名鬼子。
而且，他按照朱先生的请求，每杀死一个鬼子，就割下一绺头发束好，放入一个铁罐中。可是鹿兆海呢!悲就悲在没有死在抗日前线，却死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死后，灵柩回乡，师里却说鹿兆海——鹿团长是抗日牺牲的。白鹿原举行的安葬仪式隆重之至!白灵在西安上学，她与鹿兆海一直相爱，却由于党派之争，俩人不能相爱!白灵在西安加入了共产党，作为知识青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而又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她与鹿兆海的大哥——鹿兆鹏假扮夫妻在西安城里做起了地下工作。因为革命道路的一致性，俩人终于相爱成了真正的夫妻。后来，白灵因为在一次领导学生运动中，她一砖头砸到了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鼻梁上，由此身份暴露被迫转入红军的根据地。在根据地，白灵满腔革命热情地工作，可是由于一名西安来根据地的学生叛变投敌，一场红色恐怖在根据地开始了。抓内奸抓特务，一大批革命同志被牵连。白灵也未能幸免于难，她也是作为“特务”被监禁，最后被活埋。真是，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死在革命者自己的手里。解放后，白灵也是被作为革命烈士对待的，家里也挂上了革命烈士的牌牌。白嘉轩问起白灵的死因时，几位干部嗫嗫嚅嚅地无法回答。奇的是，白灵的死的那晚，白嘉轩做一个梦，梦见了白鹿也梦见了白灵。这使得白嘉轩一大早冒着风雪，跑了好远的路，来到朱先生住的地方——白鹿书院，要求朱先生解梦。奇的是，白嘉轩的大姐也是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朱先生心道，白灵出大祸事了。可是朱先生没有说出来，只是宽慰他们姐弟俩! 朱先生的死则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读之令人惊叹!朱先生在送完给八位同仁的县志后，当晚写下了一份遗嘱：不蒙蒙脸纸，不用棺材，不要吹鼓手，不向亲友报丧，不接待任何吊孝者，不用砖箍墓，总而言之，不要铺张，不要喧嚷，尽早入土。朱先生还向其妻交待和描述了自己设计墓室的想法：不用砖，只用未经烘烧的砖坯砌墓室;墓室里盘垒一个土炕，把他一生写下的十部专著捆成枕头，还有他雕刻的一块砖头，不准任何人撕开包裏的牛皮纸，连纸一起篏到墓室的暗室小洞口。 朱先生死后，就是按照朱先生的安排，办的后事。更奇的是，几十年后，一群臂缠红色袖章的中学生打着红旗，冲进白鹿书院破“四旧”时闹腾了一阵了。不久，书院住进来，滋水县的一派造反队，并在此发生了一场武斗，死了许多男女。之后又过了七八年，时间在批林批孔的年代，又有一群红卫兵打着红旗从白鹿原走下原坡，一直走到坡根下开始扒朱先生的墓。四五十人男女学生从早晨挖到傍晚，终于挖开了朱先生的墓。墓室里除了朱先生的遗骨外，只搜出一块经过烧制和打磨的砖头，经老师辨认，一面上刻着六个字：天作孽 犹可违;另一面也是刻着六个字：人作孽 不可活!一学生愤怒地抓起砖头一摔，那砖头没有折断却分开成了两层，里面同样刻着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这让学生和围观的村民全都惊呼起来……
5.观看小说白鹿原的观后感700字 篇五
车刚停下，我就惊奇地发现前面不远处站着三只高大的银鹿雕像，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好像是守卫大门的勇士，让人望而生畏。
进了大门，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在烈日下让人倍感凉爽。我们来不及停留，一个个跟着导游朝前面的石阶走去，石阶很长，走了一会儿，我就已经很累了，但看着一些小同学已经跑到了我的前面，我受到鼓舞，不觉加快了步伐，上台阶也不觉得那么累了。
终于到了巨幕电影院，我们跟随导游走进了影院。我找了一个后面的位置，刚坐下来，四周就一片漆黑。突然一声巨响，打断了台下的嘈杂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朝前望去，荧幕上的人物和景物就像在我们跟前一样，是那么真实，那么清晰!我以前看过不少电影，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我震惊。不知不觉，我已和剧中的人物穿越到了古代……巨幕电影真是神奇啊!
从电影院出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们一起体验了扣人心弦的关中大地震，这是1555年关中大地震惊险场面的再现。我小心翼翼的站在木板上，脚刚往前走了一步，就感到木板像动了一下。突然，灯熄灭了，四周一片漆黑，同学们都发出了惊叫声。接着木板开始晃动起来，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手紧紧抓住旁边的栏杆，生怕脚下有什么不测。就这样，脚下晃晃停停，过了几分钟，我看到房屋倒塌，大树连根拔起，紧接着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我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地震真可怕，我一定要学会在地震来临时保护自己。
走出地震区，我们还观看了“二虎守长安”的逼真演出，并和牧场的小动物进行亲密接触，最后还玩了快乐滑滑梯和迷宫。
6.《白鹿原》小说读后感 篇六
——以《创业史》、《白鹿原》、《秦腔》为例
论文标题:秦腔对陕西当代小说的影响
——以《创业史》、《白鹿原》、《秦腔》为例
论文作者 王鹏程
论文关键词 秦腔/陕西当代小说/《创业史》/《白鹿原》/《秦腔》 ,论文来源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论文单位 ,点击次数 151,论文页数 83～87页2008年2008月论文免费下载 http://paper.dic123.com/paper_8016691/
秦腔是中国戏曲中产生较早，也是目前全国群众基础很深的剧种之一。作为梆子戏的代表，它浑厚深沉，慷慨激越，血泪交流，在声腔界一直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①之说。秦腔以梆子伴奏强化节奏的声腔决定了其演出方式，即是在旷野民间的草台班子，因而也被人称为“俗乐”、“激越俚鄙之音”，归为“花部”。这种“粗人的艺术”，是以方言土语的“土辣爽直”为滋生中介和语言基座的，但语言并不能独立完成秦腔艺术品质的塑造和定模，周、秦、汉、唐的沉郁悲凉的历史氛围和八百里秦川浑厚莽阔的地理环境，以及唐以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以后的秦人心理失衡和历史失宠所铸就的豪爽自大、保守固执相互碰撞、相互交错、相互渗透，随着民间狂欢化演出的不断演练，最终使秦腔这种板腔体戏曲艺术成形，同时也标明了秦腔迥异于其他戏曲曲种的语言基因、文化支撑和唱腔体式。秦腔和其他声腔在主题的伦理化和人物的脸谱化，唱念的程式化并无多大区别，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域因素和人文特点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精神气质的迥异形成的音乐唱腔和表现题材的不同，即美学风格的差异”[1]124。即秦腔“其曲文俚质”，“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2]。
秦腔的鼎盛是在清代中叶。秦腔在明清颇有影响，相传李白成起义，以“西调”为军戏，之后带到北京。后来由于秦腔艺人魏长生两次入京，秦腔轰动京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魏长生以《滚楼》一剧“名动京城，观者日至千余，六大班为之减色”。时人称“举国若狂”[3]。“时京中盛行弋腔，士大夫厌其嚣杂，殊乏声色之娱，长生因之变为秦腔，辞虽鄙猥，然其繁音促节，呜呜动人，„„故名动京师。”[4]后来由于 乾隆皇帝觉得秦腔唱词粗鄙，有伤风化，遂令在京城禁止演出②。魏长生后又下武昌、扬州演出，出现了“到处声箫，尽唱魏三”[5]的场面。
王国维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6]秦腔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畅然，传统秦人之所以有视秦腔如生命的宗教心理，正是因为“他们能从这种土生土长的民间样式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寻找到心灵的归宿，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并达致情感的共鸣。这就是血浓于水的秦腔情结，是远古的农业文明条件下，民间乡里自发形成的自娱自乐形式，其组织形式叫板社，接受者是十里八乡的农民”[1]125。秦腔因而成了黄土地上的农民的“摇滚”，是“一片永恒的海，一匹变幻着的织物，一个炽热的生命”[7]67，三千多万秦人颤栗着沉醉在秦腔中，把她当作超越苦难的“圣歌”，她消弭了秦人之间的距离，将他们融合成兵马俑那样的一个浑然厚重的整体。秦腔在艰苦乏味的生活中，是“作为救苦救难般的仙子降临”的，“惟她能够把生存荒谬可怕的厌世思想转变为使人活下去的表象”[7]55。秦人沉浸在强烈的使人痉挛的刺激中，酣畅淋漓的喊叫和宣泄，使他们几乎崩溃的生命得以复原，使他们熬煎的生活得以为继。陕西当代作家也被秦腔的光辉普照，秦腔不仅点染了他们作品的气氛，而且在结构作品、推动情节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汪曾祺认为：“中国戏曲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戏曲和文学不是要离婚，而是要复婚。”[8]121他认为“中国戏曲的结构像水”，“这样的结构更近乎是叙事诗式的，或者更直接了当地说：是小说式样的”[8]117-118。陕西当代小说和秦腔可以说是完成了文学和戏曲的“复婚”。在某种程度上，秦腔也影响了陕西作家的文化心态，决定了陕西当代小说的美学风格。秦腔楔入陕西当代小说，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添得‘秦腔’四五声”和“一派秦声浑不断”。
一、“添得‘秦腔’四五声”
秦腔在陕西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基础。“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在老百姓的眼里，甚至认为：“听了秦腔，酒肉不香。”贾平凹的散文《秦腔》并非矫情，秦腔在明清之后直至当前在西北五省区尤其是在关中的风行，绝不亚于古希腊的悲喜剧演出，所不同的是古希腊的戏剧演出有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性质，虽然秦腔的内容大多是忠孝节义，但它的演出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文坛没有一个地方戏种像秦腔和陕西当代小说融合得那样紧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续下来的条件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9]秦腔就是一个梦魇，它世代纠缠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但是老百姓“大苦中的大乐”，而且如黄土一样融入到了农民的血液当中。更为重要的是，秦腔的慷慨悲凉、热耳酸心的美学特点内化为陕西当代小说的美学追求，直接地影响了陕西当代作家的创作。
在柳青的作品中，秦腔已作为一种重要元素，渗透在小说当中点染气氛，但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很少。在《创业史》第一和第二部中，秦腔只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在第一部第三章，孙水嘴“手里拿着一张纸，晃晃荡荡走过土场”，快乐地唱着秦腔：“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10]63秦腔名段《寒窑》说的是王宝钏与薛平贵分别十八年后，在寒窑相见。王宝钏穷得买不起镜子，平常日子没有心思照镜子的她“水盆里面照容颜”，不禁发出“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的慨叹，可谓千古一哭。此时的孙水嘴，高兴地接受郭振山的命令去问高增福拉扯一两户中农入互助组的事情弄成了没有，顺意溜出的哀伤调子，却表现了欢快的内容，而且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也正是这一张登记四个选区的互助组的名单，才使孙水嘴和碰巧遇见的改霞——这个王宝钏有搭讪的机会。作者写孙水嘴满脸堆起笑容，骚情地问改霞吃饭了没有，并问登记表登记的对不对，生动暴露了孙水嘴对改霞垂涎三尺的觊觎。在高增福被选为互助组副组长以后，唱秦腔的是冯有万，他跑到高增福跟前，学着秦腔的姿态和道白说：“元帅升帐，有何吩咐，小的遵命就是了„„”[10]396他略带调皮的唱腔，将高增福当选为互助组副组长以后社员们的高兴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连正为自己问题苦恼的郭锁也笑了。在《创业史·第二部》第十三章，王亚梅在向县委副书记杨国华汇报问题时说：“白占魁唱了两句秦腔——老牛力尽刀尖死，韩信为国不到头。郭锁问他唱什么，他说了韩信替刘邦打得天下，刘邦怕韩信比他能干，把韩信骗到长安去杀了。„„”[11]137白占魁通过两句秦腔——“老牛力尽刀尖死，韩信为国不到头”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对互助组疏远自己的不满，白占魁的不满通过一句秦腔来传情达意，也正是这一句秦腔，揭示了其复杂的性格心理。而此事却引起了杨国华的高度警惕，意识到了这个没有阶级立场的动摇分子问题的严重性。作者的处理，也可谓是有四两拨千斤之妙。后来白占魁在黄堡镇粮站拉黄豆回来时，路上遇见姚士杰，姚士杰冷嘲热讽思想已经大为进步的白占魁，白占魁尽管也给姚士杰丝毫不留面子，但还是有点内虚。他拉着五百斤黄豆回蛤蟆滩的路上，不断地在空中打响鞭，此时的秦腔已经一点也不合调了。[11]251
柳青《创业史》中未能充分运用秦腔资源，一方面是由于柳青作为从陕北来到关中的外来人，秦腔没有融入到他的生命里，他对秦腔艺术并不是十分熟悉。另一方面秦腔的慷慨悲凉、热耳酸心的唱腔特点不合农业合作化时代人们澎湃热情的时宜，或者说火热的时代压抑了柳青用秦腔抒情的可能。因为柳青已经深刻地感到了所处时代的悲剧气氛和这片土地的悲剧特征。如作品第一部第二十四章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一九五三年春天，庄稼人们看作亲娘的关中平原啊，又是风和日丽，万木争荣的时节了„„站在下堡乡北原上极目四望，秦岭山脉和乔山山脉中间的这块肥美土地啊，伟大祖国的棉麦之乡啊，什么能工巧匠使得你这样广大和平整呢？散布在渭河两岸的唐冢、汉陵，一千年、两千年了，也只能令人感到你历史悠久，却不能令人感到你老气横秋啊！„„”[10]331
这段话可以说是典型的“时代的抒情”，热火朝天的合作化运动可以令人热血沸腾，“散布在渭河两岸的唐冢、汉陵，一千年、两千年了，也只能令人感到你历史悠久，却不能令人感到你老气横秋啊”却显得有些虚假做作，唐冢、汉陵恰是秦腔滋生的文化之源，既然唐冢、汉陵不能使人感觉到老气横秋，在作者的潜意识里，秦腔也就被当作搁置在边缘的资源了。
二、“一派秦声浑不断”③
秦腔在结构作品、推动情节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在陕西第二代作家身上，尤其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中。贾平凹可以说是秦腔专家，在散文《秦腔》和长篇小说《秦腔》中，他表现出了丰厚的秦腔知识素养。陈忠实也是很专业的票友，《白鹿原》是他听着秦腔的节奏吟唱出来的。
此时的秦腔，已经成为他们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源和元素。陈忠实曾经说：“如以时间而论，秦腔是我平生所看到的所有剧种中的第一个剧种；如就选择论，几十年过去，新老剧种或多或少都见识过一些，最后归根性的选择还是秦腔，或者说秦腔在我的关于戏剧欣赏的选择里，是不可动摇的。”[21]他的《白鹿原》就是“喝着酽茶，听着秦腔”[13]写出来的。在《白鹿原》中，秦腔和作品融为一体，作者熟稔地把秦腔化入到他的作品中，就像盐融入水中一样。如第一章中，娶卫老三家姑娘时，将其称为《五典坡》中的三姑娘，将第六房妻子称为秦腔《游龟山》中的胡凤莲。祠堂竣工以后，红麻子戏班来唱乐三天三夜（第五章）。第六章中看秦腔《滚钉板》时，白狼来抢。白灵和兆海相吻时“突然感到胸腔里发出一声轰响，就像在剧院里看着沉香挥斧劈开华山那一声巨响”④。（第十三章）鹿兆海在当了连长以后，鹿子霖住在兆海那里，每天早晨到老孙馆子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晚上到三意社去欣赏秦腔（第二十六章）。白嘉轩犁地时，唱的是秦腔“汉苏武在北海„„”（第十七章）。如此的细节，在作品中大量出现。
小说在十六章的重要转折也是靠演出秦腔来完成的。贺家坊“忙罢会”日，贺耀祖请来了南原久负盛名的麻子红戏班连演三天三夜。戏迷白孝文就是在看《走南阳》——刘秀调戏村姑的这出戏的时候，被田小娥拽进了砖瓦窑，《走南阳》暗示了小说此段轻佻迷色的气氛。恰在这时，白孝文家受鹿子霖暗中唆使遭抢。白孝文“他硬着头皮走进街门时候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他的豆腐渣似的女人急慌慌走到院中，看见他失声叫道：‘哎呀，你才回来„„土匪打枪„„’，白孝文像当头挨了一棍差点栽倒„„”在白家遭抢之后，麻子红和白鹿村村民为了表示对白嘉轩的尊敬，有意改变了原来的演出安排，改成《金沙滩》，白鹿村“忙罢会”弥漫的浓厚的悲怆气氛也被推到高潮：“麻子红得知遭打抢的白嘉轩来看戏，有意改变了原来的演出安排，改成《金沙滩》，把白鹿村的悲怆气氛推到高潮。”（第十六章）白孝文和田小娥的奸情败露后，白嘉轩晕倒在小娥的窗前。鹿子霖通过秦腔传达了自己的险恶用心：“小娥转身跑出院场要去找冷先生，刚跑到慢坡下，鹿子霖喊住她：‘算了算了，还是我顺路捎着背回去。’小娥又奔回窑院。鹿子霖咬牙在心里说：‘就是叫你转不开身躲不来脸，一丁点掩瞒的余地都不留。看你下来怎么办？我非得把你逼上‘辕门’不可。他背起白嘉轩，告别了小娥说：‘还记得我给你说的那句话吗？你干得在行。小娥知道那句话指什么：你能把孝文拉进怀里，就是尿到他爸脸上了。”（第十七章）被逼上辕门的族长白嘉轩，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手执钢刷演出了一场《辕门斩子》，一个执法如山、恪守仁义的老族长的形象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秦腔在贾平凹的生命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秦腔之于贾平凹，好比是洋芋糊汤，好比是油泼辣子，好比是那位明目皓齿的妻子。他钟情于这门艺术，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有了熏陶。三岁记事，就骑在大伯的脖颈上看戏；六岁懂事，自己趴到台角上，听那花旦青旦唱悲戚戚的调子，不觉得就泪流满面，常常挨了舞台监督的脚踹还不动弹。正月十五，三月三，端午中秋寒食节，是秦腔牵着他由春而夏而秋而冬。从秦腔里，他知道了奸臣害忠良，知道了小姐思相公，知道了杨家将的英武，知道了白娘子祝英台的痴情„„秦腔故事是他道德启蒙的第一课，也在他感慨世事时引用得最多。”[14]在长篇小说《秦腔》中，秦腔被引一百余处，更为重要的是，“秦腔是《秦腔》的魂脉。”[15]“秦腔音乐和锣鼓节奏来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来营造气氛，用来表达线性的文字叙述，有时难以表达的团块状或云雾的情绪、感受和意会。„在整部作品中，秦腔弥漫为一种气场，秦韵流贯为一种魂脉而无处不在。它构成小说、小说中的生活、小说中的人物所共有的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质地。”[15]除此之外，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白雪和夏天智的命运和秦腔不但息息相关，而且已经融合为一体，浓得化不开。秦腔是白雪的另一张脸，也是她的一切。她为秦腔而生，为秦腔而活，她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秦腔而展开的。她因为秦腔而恋爱，在秦腔中步入婚姻的殿堂，又因为舍不得离开秦腔剧团而和城里的丈夫失和，最后在哀婉的苦音慢板中分道扬镳。夏天智也是如此，他完全浸泡在秦腔里，几十年如一日地收集秦腔脸谱，不厌其烦的四处巡展，只想为了把秦腔这根火苗传递下来。退休后，他在村里义务放秦腔，一直在努力传递秦腔的薪火。同时，秦腔中的忠孝节义也成了他做人的准则。然而，他的家势和秦腔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兄弟间的彼此隔膜，下一辈小夫妻之间的磨擦，没有屁眼的孙女的降生，儿子和白雪的离婚，最终击倒了这个靠秦腔维系自己生命的倔老汉。当夏雨和白雪离了婚，老人放开高音喇叭，在凄怆的《辕门斩子》中抚慰自己的创伤。秦腔作为陕西最风靡的地方戏曲，作为中国一种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村的象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贾平凹说：“我之所以把这部小说叫《秦腔》，其中也写到了秦腔，秦腔是地方戏曲，而别的戏曲没有叫腔的。秦腔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秦人之腔。文章所写的作为戏曲的秦腔，它的衰败是注定的，传统文化的衰败也是注定的。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一种衰败中的挣扎，是生命透着凉气。”[16]“或许，在内心里，贾平凹并不愿意让秦腔成为故土的挽歌和绝唱，但现实如此残酷，生存如此严峻，那股生命的凉气终究还是在《秦腔》的字里行间透了出来。”[17]
陕西作家的悲剧意识是和其文化氛围和地理环境密不可分。高尔基曾用“秋天的忧郁”来形容契诃夫作品的基调。陕西作家身上也有一种难以褪去的悲伤和忧郁。秦腔作为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其热耳酸心、慷慨悲凉的美学特点润物无声地渗入其生命之中。秦人是把秦腔当宗教的，他们的好多关于人生处世的教育都是通过秦腔来完成的。秦腔的悲怆气质，不知不觉厚化了陕西作家对历史的追忆和回溯。当作家开始创作以后，秦地作为十三朝古都废弃之后的荒凉与黄土高原的雄浑，又如汹涌河流被有意识地注入作家的脑海之中。这两条文化之流汇合以后，陕西作家的悲剧意识就如同水乳一样地交融在作品之中。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18]。陕西作家和作品也是“痛苦使然”，但他们的悲剧品质，决不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外在行动，而是来自于一种现代人的内心冲突。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拉着出土的秦朝“铜车马”向周、秦、汉、唐回奔，当他们跃出古城墙的垛口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时，他们类似于阮籍和嵇康，要么无路，要么歧路，所以不是在白鹿原上追寻白鹿的影子，就是在马嵬坡采集种花的灰土，或者沉浸在历史的迷梦里面自欺欺人。福克纳说：“唯有此种内心冲突才能孕育出佳作来，因为只有这种冲突才值得写，才值得为之痛苦和烦恼。”[19]如果说陕西作家在当代文坛有一点分量的话，也是在这个历史转型的“蚌壳”里磨砺的结果。
以柳青为代表的陕西第一代作家，处在跃进革命的年代，政治的热情和革命的向往遮蔽了作品中的悲剧意识。一旦激情退却之后，沉淀多年的压抑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边缘处境和美人迟暮般的伤感，一下子涌入作家的脑海。《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之殇，《废都》中的文人颓废，《白鹿原》中的“翻鏊子”，《最后一个匈奴》中对民族骁勇血性的追寻，无不打上悲凉的底子，渗透着悲剧的色彩。
陕西当代文学的繁荣（这里指“文革”以后），和尼采认为古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一样，是缘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20]1-2。所不同的是，古希腊产生的日神和 酒神两种艺术冲动，是“用艺术来拯救人生”的，而陕西作家更多的是感伤人生。清代以来，秦腔之所以迅猛发展，成为西北和三秦大地最为繁盛的民间艺术，是因为秦腔如酒神一样，追求情感的放纵，追求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尼采说：“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21]“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变成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是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20]7-17秦腔作为一种极度狂欢华的“摇滚”艺术，其令人迷醉的价值就在这里。
不过，秦腔追求的这种酒神情绪，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深度的悲剧性情绪。它不仅与黄土高原的莽阔背景融为一体，更契合了陕西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宣泄冲动，所以秦腔一直深受陕西作家的青睐。作为黄土高原最具有魅力的艺术形式和老百姓最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它在陕西作家的作品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份额，最为主要的是，秦腔完成了陕西作家前期艺术气质的无意识塑造。在陕西开始创作之后，他们通过文化身份的确认和追寻，产生一种浓郁的文化眷恋和文化乡愁。陕西作家自觉的本土文化意识，自尊和自强的文化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秦腔的馈赠。当陕西作家逐渐远离秦腔的时候，作家们也就慢慢缺乏了那种充沛淋漓的元气，“陕军”东征之后创作的疲软和作品水准的下降，似乎也无意说明了这点。
［收稿日期］2007-07-16
注释：
①“南昆”，指在江苏昆山一带产生的“昆山腔”；“北弋”，指弋阳腔，在明末清初发展到北京而成为所谓京腔，致有“燕俗之剧”的看法，故称“北弋”；“东柳”，指山东的柳子腔；西梆，即陕西的梆子腔，其名梆子腔的原因，是因为其伴奏场面于鼓板之外另加两根枣木梆相击作“桄桄”声（因而秦腔又名“陕西梆子”或“陕西桄桄”），借以增强其声调的节奏之故，证明其演出场所在旷野民间。详见何桑：《历史进程中的秦腔艺术》，《秦腔探幽》123页，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
②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零三十九《都察院·五城》中记载：“乾隆五十年议准。嗣后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外，其秦腔（同州戏班）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现在本戏班子，盖令归改昆弋两腔。如部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倘有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拿惩治，递解回籍。”乾嘉时代，在京城喜欢秦腔的著名人物有洪亮吉、焦循、赵翼、袁枚、汪中、戴震、毕沅、郑板桥、吴长远、孙星衍、张际亮、李调元等人，在此之前有孔尚任、岳钟琪、年羹尧等人，他们大都有关于秦腔的诗文评论。如孔尚任的《平阳竹枝词：四十八》中写道：秦声秦态最迷离，屈九风骚供奉知。莫惜春灯连夜照，相逢怕到落花时。见《孔尚任全集》，第1850页，齐鲁书社，徐振贵主编，2004年。
③清雍正年间，陆箕永在《绵州竹枝词》里写道：“山村社戏赛神幢，铁钹檀槽拓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
7.白鹿原读后感 篇七
鹿兆鹏的结果是什么?鹿子霖一辈子昧着良心作孽作恶，看到同类坏人田福贤等人的下场吓得变成疯子，有灵性的灵魂被抽走，生不如死，屈辱孤独地死去，这结果真叫人拍手称快。而跟鹿子霖一类人的白孝文最后却妥妥地当了县长，有点让人不能接受，更能让人接受的还是鹿兆鹏来当这个县长，即能满足人们对于好人有好报和他为革命奋斗一辈子应享受这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的愿望之外，又能满足人们对于白鹿原的劳动人民能够摆脱一直以来受清廷政府和民国政府腐败官员压榨的局面，从而有一个好领导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的殷盼。然而鹿兆鹏却疑似为革命捐躯或者有其他的不明下落了。
不禁让人产生遐想，总希望他一切安好!或许他们的结果大概是作者想传达读者一种前人作孽，后人遭殃，前人积福，泽荫后人的因果报应的思想吧。小说描写的人性阴暗面的种种不堪，恰恰映衬出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的精神更加珍贵，使得豁达大度，嫉恶如仇，低调朴实，有责任感和有可为有可不为等等这些精神品质熠熠生辉，而白嘉轩以及朱先生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正是我们应当从文中汲取的精神营养!
8.《白鹿原》读后感 篇八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白鹿原》的扉页上，作者陈忠实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这句话。
只有静下心来认真阅读细细品味，才觉得作者的用心写作好比一块口香糖嚼在嘴里越嚼越有味，恨不得一口气看完这本书。
这篇小说发生在陕西省蓝田县西蕴藏着浓郁的关中风情。反映的是中国文化，反映农村人的心理素养，尤其存在着半个时期漫长历史，沉淀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组成白、鹿两大家族。通过故事人物的描述，如此真实、透明、写得实事求是。
白、鹿两大家族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生存繁衍。随着时代的变迁，两大家族以及周围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改变不同的命运。
一书主人白嘉轩是个典型淳朴、善良、地道的庄稼汉，是个循规蹈矩的保守派，是两大家族的代表族长。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明白事理，受过封建思想的洗礼，有担当、有责任感。自己没有文化如果遇到最积极不能解决的事，则请教有文化有见识的人作参谋。白老汉尊重有文化的人，要求自己的子女从小读书，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理。我喜欢老实巴交的白嘉轩。
9.《白鹿原》读后感 篇九
《白鹿原》这本书折射出了整个社会时代的变迁。主人公白嘉轩、鹿子霖两大家族有形或无形的较量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深入。性格决定命运或许是条真理。白嘉轩是中国传统男人的写照，墨守陈规、自力更生、谨小慎微地生活。因此，他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始终恪守着明哲保身的理念。鹿子霖的性格与白嘉轩不大一样，他追求功利，争强好胜，作风不谨，却又有胆小怕事的一面。他一生虽然也经历了起伏的官场，但终究也没创造些什么辉煌，最后也以悲惨收场。性格变化最大的白孝文，在经历了一场饥荒的打击之后，由软弱变得坚强起来。黑娃的性格由胆小到勇猛，再到最后的知书达礼。其实性格与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环境塑造性格，性格可以重新塑造环境。
《白鹿原》作为矛盾文学奖的作品，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平原，一个族群的生活画面，读进去，我们仿佛身临其境。随人物之悲而悲，随人物之喜而喜。我们往往被小说中的人物感染，这大概就是大师笔下写实笔触的力量吧！
10.《白鹿原》高中读后感 篇十
小说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纠葛和牵扯。主人公白嘉轩一生娶过七个妻子，只有最后一个仙草陪他度过一生，支持他、陪伴他，并生下三个孩子分别是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和女儿白灵。鹿三是白家的长工，做事情总是和白嘉轩有商有量的，黑娃是鹿三的儿子。鹿家以鹿子霖为代表，有鹿兆鹏、鹿兆海两个儿子。读完这本小说，黑娃这个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是白家长工的儿子，出身贫穷，内心自卑却表现出无比强烈的自尊。鹿兆鹏给他冰糖的时候，他兴奋不已，第二天又给他水晶饼，黑娃竟扔了，说道你行，有本事以后每天给我一个。黑娃从小就不爱读书，脾性鲁莽大胆，他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白嘉轩挺直的脊背，在白嘉轩面前黑娃是那样的不自在，于是他决定出走。遇到了田小娥，这个唤醒了他情愫的女人，也是这个女人，让已经结了婚的白孝文陷入情欲迷谷。后来黑娃带田小娥回家，遭到了白嘉轩为头的村里人的坚决反对，于是他在村口的一口烂窑里为田小娥安了家。黑娃是勇敢的，他不顾大家的反对坚决捍卫了自己的爱情。后来他当了土匪，还将白嘉轩挺直的脊背打伤。再后来大拇指芒儿死去后，他在白孝文的讲说下过正常人眼中的生活，直至遇到他的媳妇玉凤，这个女人的一句话“我只说从今往后，不说今日以前”让黑娃放下过去，得到重生。他开始变得沉稳，开始读书，成为朱先生真正的学生，修身做人。
11.《白鹿原》读后感 篇十一
断断续续读完了版的《白鹿原》，虽意犹未尽，却没到直达内心的程度，究其原因我想是因我缺乏文学素养，读不懂书中的人性。全书中的人物每个拿出来似乎都无法用好坏对错来评价。淫荡又可怜的田小娥，可恨又可悲的鹿子霖…虽然人物的多面可以塑造人物的真实性，但我对文章中的是非观还是有些模糊：鹿子霖，他狡猾、自大，见风使舵，居心叵测，但是否最终一定要落得精神失常，生理失禁的地步才算对此人物的圆满设计?反观白嘉轩，他设计换了鹿家长有白鹿的地，因女儿是共党便死生不相见，因长子有辱门风就不顾其死活，这究竟是凸显了他的正派，还是说明了他的不近人情?
在白孝文的堕落过程中，这个父亲是否有推波助澜的嫌疑?这与得知鹿兆鹏是共党便觉颜面扫地的鹿子霖有多大差别?白鹿原中鹿兆鹏是原上共党的关键人物，他对革命的贡献未直接表明，但显然举足轻重，遗憾的是这个人似乎生下来就是为了革命，他从来意识不到自己是个儿子，是个丈夫，像是冷血的革命机器，与那个对黑娃友好，对白灵热情的有血肉的青年仿佛是割裂的，让我深感费解。
《白鹿原》以国共斗争为线索，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但从文章内容上看，我党之所以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国民党后期比之更黑暗，我理解胜利过程中的种.种曲折，却不明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书中的价值观却是抬高保守的朱先生、白嘉轩、冷先生类人物，反应给读者的只是共党中冒失极端的黑娃、革命思想不成熟的鹿兆鹏，以及共党一次次的错误决定，甚至还要带上文化革命。文章不一定要凸显主流价值观，但至少要让人看得到希望，这样的《白鹿原》虽然真实，但将之放置当今社会，却未必是年轻人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