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名单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名单（8篇）

1.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名单 篇一

【深度分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冲锋号”——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话题的舆论分析

编者按高教传播与舆情监测研究中心在对高教领域的舆情事件进行监测的基础上，每期选取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舆情深度分析，以提供舆情的发展脉络、事件背后的深度思考，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借鉴。1事件概述2015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该方案于 8 月 18 日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15 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另外，《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使若 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目标，《总体方案》针 对这一目标进一步明确了任务与路径。

《总体方案》的出台引发了人们对我国高等教育中历久弥新的话题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再次关注和热议。2事件焦点

《总体方案》包括五大部分十八条。其中，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以一流为目标、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的建设任务有五项：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力推进成果转化；改革任务也有五项： 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在支持措施方面，政府将在总体规划和分级支持、强化绩效和动态支持、多元投入和合力支持这三个 方面进行政策引导和投入支持：在组织实施方面，除加强管理以外，还提出了具体的有序推进措施，包括善配套政策、制度建设方案、开展咨 询论证、强化跟踪指导。

此外，《总体方案》还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每五年为一个周期，2016 年开始新一轮建设。同时，制定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时间表：

到 2020 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到 2030 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但是，《总体方案》并未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标准给出明

确说明与界定。３高教界的回声

《总体方案》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总体规划，自然在 高教界引起关注。在《总体方案》公布一月有余后，高教界对此的舆论 回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肯定并高度赞扬《总体方案》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并表达高教界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撰文《高等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于11月5 日当天（上午 11 点）发表在中国经济网，这当属在《总体方案》 公布后高教界最快的反应。紧随其后的当属我国一流学府的代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网对北大校长的采访于当日 12 点 22 分刊出。北大校长林建华表示，北大也有一个“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力争在 2030 年左右 率先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但他也强调，北大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 和发展瓶颈。同样表达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信心的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万立骏院士。中国科大新闻网 11 月6日转发了万立骏院士的《瞄准世界一流 全面改革创新 努力创建独具中国科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文中表示中科大要秉承国家使命，在“统筹推进两个一流”中成为先锋高校。

第二，热烈讨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

苏州大学校长朱秀林11月5日在接受人民网教育频道的采访时指出“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核心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师和学生；二是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为教师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提供支持和高效的服务”。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应邀做客人民网时也提出相似意见。

然而，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话题在过去一个多月间的不断发酵，高校校长们对世界一流大学评判标准却表现出莫衷一是又不断碰撞 的态势。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采用比拼大学排名的这种奥运金牌战略；重庆大学副校长孟卫东认为，ESI 收录排名等评价体系重视国际影响力、基础研究、工程科学，而轻视行业社会影响力、应用开发研究、工程技术，简单采用 ESI 收录排名等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指标，不利于国内工科优势突出的高校开展“双一流”建设；东南大学副校长沈炯担忧的是，国内部分高校按大学排行榜的某些指标规划发展，导致趋同化；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裴钢表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以每一所大学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前提，结合其在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肩负的责任，发挥每所高校的学科优势，努力维持教育的多样性，避免“千校一面”。

第三，针对热议话题的冷静思考与建议。

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冲锋号”吹响后，来自高教界的回声中还有一种冷静的思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在接受人民政协网的采访（11 日刊出）时表示：《总体方案》实施应避免如下几个误区：一是不要把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搞成政绩工程，少一点行政干预和各种评估；二是处理好建设若干所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与整体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关系；三是要关注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潜在影响，要坚持创新驱动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进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建国等人表达了对一流大学建设中财政支持怎么分、如何花、如何监管的忧思。魏建国表示以往支持资金分配很固化，基本是按照学校层次下拨不同的拨 款数额，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决定和政策考量，而非客观的标准，这导致了一些学校的不满。别敦荣认为需要警惕过度重视科研的现象。储朝晖提议，应该有专业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与监管，合格的专业人员和高校 才可以拿到资金，不要再在财务上过度约束。

4媒体的声音在各类媒体都充分报道了《总体方案》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议 题。除了上述的对高教界人士的采访以外，媒体作为反映和引导舆论的 重要组织机构也表达了它们对该议题的观点。

主流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均站在民

族高等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来报道或评论。为了让人们更形象直观

地理解《总体方案》，新华社还专门配发了图解版。新华社认同《总

体方案》的“冲锋号”的意义，直接使用了《中国吹响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冲锋号》的标题。而《人民日报评论员：植根中国大地 建设一流大学》则首先回顾历史，“综观世界近现代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在高等教育落后的情况下，真正成为全面领先的世界强国”，继而梳理了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脉络，《光明日报评论员：为建设“两个一流”夯实内涵支撑》强调了内涵支撑对高教建设的重要价值。主要的商业媒体也纷纷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议题发表评论。《南方

都市报》发表社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慢工才能出细活》，文中指出《总体方案》可以算作是中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高校的正式冲锋，是近20 年来最大的一次政府支持动作。其决心之大，规格之高，都体现了高层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意图与设计。虽然中国已经至少有 4、5 所大学进入全球排名 100 名之前，但大学作为学者的学术共同体，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选择符合学科和学校发展规律的节奏，还需要学校领导与教授的智慧与沉着。《新快报》发表评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改革当快，心态要慢》，批评了当前中国高校界以论文发表数量论英雄从而造成学术研究泡沫化、急功近利气氛蔓延的不良做法，相应地提出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抵制行政化和功利化倾向。5网友的态度

与高校界和媒体界对该议题表现出的虽有差异但整体倾向性较为一致的评判不同，出现在各类互动空间以及自媒体上的网友评论则体现出更为复杂的舆情态势。

从态度的性质和强度上来看，第一类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表示欢迎，提出中肯意见或意见。如：天涯社区的《【民间语文 581 期】世界一流大学岂能是规划出来的？》一文，网友贾也一方面指出一流大学不是靠行政命令搞起来的，另一方面献计献谋，倡导“制度创新”。

第二类网友对建设一流大学议题持温和态度。如：网友扣扣在知乎上表示“这次新一轮双一流世界高校建设是985，211 的升级版，各高校原有优势将更加强化和固化。”匿名网友持相似观点“现在中国高校的格局基本就是52 年院校调整确定的，90 年代高校合并、211、985 都只不过在强化这种结果。现在既有格局已经形成，双一流也造就的不过是强者更强的局面。要想对既有格局造成冲击甚至颠覆，短期内基本不可能，长期来看个别性高校进行颠覆性的改革或许可以。”网友“微笑，爱生活，爱旅游”认为这是“中央给各部属高校拨款的新一轮给付政策。。还是对部属（qin）高（er）校（zi）亲啊！”

第三类网友态度整体上呈消极甚至激进之势，但内部又有差异。

有网友将建设一流大学的时间表视为一种运动式的学校建设。还有网友戏言“当年还说赶英超美呢。。说呗，又不掉块肉”、“画大饼呗，这几十年没少画，要画到死。期间有人靠这个得利耳”

更有甚至，一些网友在该议题上表现出对西方教育的趋之若鹜、盲目崇拜的的心态。如网名为“弧度度”的网友在天涯论坛上发帖《中国为何无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当代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就好比是中国微博与facebook 的差距......当代中国大学最根本的缺陷就是官本位思想严重。”而yuwang37在新浪博客上的博文《建设一流大学就是复制西方大学！》甚至妄言“（中国）可从来没有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为什么？私塾观念，封建余毒，清政府的裹脚布......什么才能进步，先尝一尝西方教育的味道，吸收营养，品出口味，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西方教授，校长，老师，实验室，来华授课，管理学校事务。全部西方理念，快速提高教育水平，直接培养出一流大学生。重点校园图书馆建设，引进世界先进图书......提升中国学生的知识面。拼命阅读，不吃不喝的程度。西方备课，西方授课，全盘西化......”。6舆情点评

纵观针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议题高教界、媒体界以及网友的意见态度，不难发现此次事件的舆情中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经媒体披露出的高教界的回声主要集中在各知名院校的管理

层（校长）或知名学者，而鲜少看到占高校数量更大比例的一般院校的观点表达，更遑论从事在教学一线的普通教师和高等教育的最终服务对象广大学生的真实看法。而后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自媒体的形

式，以网友态度的面貌得以出现。这反映出媒体的把关标准和新闻价值

判断准则依然存在某种精英化意识。

第二，从高教界的回声和媒体的评论中，不难发现二者对建设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议题虽有忧思和微词，但更多的是在高度赞扬其重要价值前提下的献计献策。这一议题中的媒体框架具有“向外（国际）

看、向上（一流）看”的价值预设。换言之，排名靠前的西方声名卓著的老牌高校成为媒体认同的潜在竞争目标和楷模。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自然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一议题中几乎没有看到媒体自觉自主地将一

流大学建设与我国教育资源公平匹配相联系的报道。有趣的是，正是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强调了高校建设与农村教育的紧密关系。12 月 3 日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要继续扩大重点大学面向农村地区定向招生规模，提高农村学生比例，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公平的上升通道和向上的希望。”“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进一步缩小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区域、校际差距，特别是要加强中西部农村教育能力建设，使更多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

第三，将网友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议题的多元化的态度与媒体界的声音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二者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张力。在这个议题上，媒体的声音与网友的评论俨然成为两个判然有别的舆论场。媒体的舆论场表现出精英式的傲慢，对网友舆论场内的多元观点倾向态度冷漠。在他们的报道中不仅很少看来对网友意见的引用，更没有对网友多元观点 的回应。而网友舆论场对媒体报道与评论后面的价值判断更是表现出排斥、抵制乃至颠覆。如何促使两个舆论场形成良性互动是需要进一步思

考的。而需要警惕的是网友言论中的极端西化倾向。--

2.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名单 篇二

一、伟大与平常

在中国,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无论对民族和国家还是对大学本身来说都是伟大创举。

对中华民族来说, 中华文明和文化源远流长, 生生不息, 灿烂辉煌。但在近代以来,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摧残, 中华民族和文化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和奋斗, 到20世纪中期中国终于摆脱了受西方欺凌的屈辱地位, 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自尊。但真正的、全面的复兴则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雄霸天下的强大力量, 更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无穷和惊人的创造力。中华民族不仅自己能保持和生长先进强大的文明和文化, 而且会向外输出代表了人类前途的文明和文化。而在20和21世纪, 文化的核心就是科学技术和教育。在当今的社会机构中, 最集中地承担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职责的就是大学, 最集中地从事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创新的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 无论是从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来看, 还是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终标志来说, 中国都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因此, 当代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

对国家来说, 中国必须把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 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只有来自强大的高等教育, 来自世界一流大学。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只有有了一流的教育, 我们才能有一流的国家实力, 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

但中国的大学目前还不是世界一流, 还满足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更不能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很少, 很多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差距, 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自主和国家安全。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也很落后, 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 也缺乏提出议题的能力, 思想和价值观严重受制于西方强权。中国大学培养的技术人才难以满足企业和国家的要求, 培养出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的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很少;中国的大学还培养不出和产生不了世界顶尖的学术人才和科学家;中国顶尖大学的教师还指望着从海外引进;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送出了120多万留学生, 中国高层次学术人才都靠国外来培养, 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校长的77%、长江学者的94%都是留学回国人员[1]。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这种状态是不可能承担中国现代化的重任的, 是无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就大学来说,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大学矢志不渝的追求。以清华大学为例, 清华自始即把实现中国的学术独立作为自己的使命。梁启超说:“学术独立虽赖全国学界的分工协作, 但清华要负一部分重要的使命。此即清华的第二期事业。”[2]罗家伦到清华的目的就是“使其于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的独立发展, 及新中国的建设上, 能够有所贡献和帮助”[3]。改革开放以来, 清华大学更借助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和历史机遇, 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1999年清华大学将学校的奋斗目标定为“到2011年, 即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 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可以说,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清华数代人的梦想和追求, 也是清华数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伟大的, 所以称之伟大, 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 是站在未来的景象中。也许若干年后, 如果清华、北大等真的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现在的这一段历史就必然会被称为“伟大”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平凡的。实际上, 无论中国的大学还是国外的大学, 在创建一流大学的实际进程和具体的办学过程中, 其实都是琐碎、繁杂和细微的, 很难称得上“伟大”。在人类历史上, 一切的伟大的事物总是由无数渺小的人和事积淀出来的, 伟大只是最后的辉煌和荣光。

美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当吉尔曼、哈珀等办学时, 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看起来那么伟大, 他们及其同事成天都在过着教书、写作、养家糊口这样的日常生活。当斯坦福大学在特里西德、斯特林校长领导下对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进行改革时, 他们每天所应付的都是无穷的琐事和烦恼——钱、利益、教授职位、管理职位以及与之而来的讨价还价、争吵、倾轧和斗争。但吉尔曼等人的伟大之处在于看到了大学发展的方向, 理出了办学的思路, 虽然这方向和思路可能不那么清晰, 但引领着同事和学校按照这个思路向这个方向走。等他们这么坚定地走了10年后, 那些日常生活的琐事就有意义了, 他们就伟大了, 斯坦福就伟大了。

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也只能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指望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当作是一项轰轰烈烈的壮举, 每天都有新闻发生的大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其实就落实在平常中, 在一项项具体的工作、一件件细微的事情、一条条实际的制度中, 我们必须脚踏实地, 从小事做起, 从当下做起。

二、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理论的和实践的都有, 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也在不断提升。然而, 仔细地检视一流大学研究 (包括研究型大学研究) , 我们发现宏观的多, 中观和微观的少;理论的多, 国内实践的少;国家政策的多, 院校建设的少。

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一课题来说, 理论研究当然需要, 因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应当首先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需要对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些经验之上的认识和洞察。不过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普遍原理, 即使有, 也还在研究和形成过程中, 正需要我们去认识、提炼和抽象。从历史来看, 德国和美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连“一流大学”的概念都没有, 更谈不上靠什么一流大学的理论来指导其建设了。塑造美国一流大学原型的吉尔曼、哈珀, 把哈佛办成一流的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 将斯坦福建成一流的特里西德、斯特林, 都没有什么系统的高等教育思想, 而那些高等教育理论家如纽曼、赫钦斯、克尔作为大学校长与他们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在根本上,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理论问题, 而是实践问题, 不是思辨的问题, 而是经验的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无疑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政策环境等关系很深, 而且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很多国家都已成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 但这些都是大学的外部环境和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终只能落实到大学自身, 落实到大学的办学实践上, 即中国如何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付诸实践, 一所大学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然而, 恰恰在一所大学怎么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上, 中国的认识和研究是最薄弱的。我们不乏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现象描述和静态考察, 例如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研究成果、充足的经费、杰出的校长, 等等。但学术界的研究似乎也就在此止步了, 关于一流大学的深度探索和动态分析则付诸阙如, 如对一流大学崛起的具体过程、一流大学建设的具体方法、一流大学创建的具体策略、一流大学成功的关键要素、一流大学起飞的动因, 等等, 都缺乏深入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如果说对西方一流大学崛起的研究虽然也很浮浅平淡, 但多少还有些研究 (如关于柏林、牛津、剑桥、哈佛、斯坦福、MIT、伯克利等大学发展历程的译作和论著近些年开始出现) , 那么关于中国大学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真是少之又少, 不但对中国一流大学崛起的经验、中国一流大学发展的规律研究不够, 而且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方法、路径等更缺乏必要的探索, 即使有一点研究, 也多跟在办学实践后面。

因此,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的大学领导者来说需要有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认识和看法, 但重要的是要有行动能力, 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胆识和策略、计谋和方法, 特别是改革能力和制度创新的魄力。当一所大学规模较小时, 引领和改革一所大学是相对容易的, 但今天大学变得如此之大而多样, 要改革大学和创建新的大学制度是非常困难的。当代虽是中国大学校长成就事业的黄金时代, 但大学校长要作出杰出成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的教育研究者来说不仅要深入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 而且更应把关注点投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与一般的理论研究不同,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是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出发的, 最终也要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上。因此, 应高度重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和做法, 密切关注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动态和进程, 具体研究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和举措。研究者放眼世界、心怀中国是必要的, 但尤其要立足于院校, 研究院校的实践。

三、本土与世界

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无疑要向西方先进大学学习、模仿和借鉴, 因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必备大学之通性, 而且大学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

大学是西方社会和文化教育的产物, 正如欧洲大学的作者所论述的, “大学是一种欧洲制度/机构”, 而且是欧洲最好的机构/制度。因为: (1) 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共同体, 被授予自治、教学和授予学位等权利, 这是中世纪欧洲的创造; (2) 大学是欧洲惟一的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保持、加强和扩展其基本模式、社会作用和功能的机构; (3) 大学在社会角色上对整个欧洲社会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大学发展和传授的知识及方法来自欧洲共同的思想传统, 并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 同时大学也塑造了一种学术精英, 其气质源于欧洲共同的价值观, 超越了所有的国界[4]。

大学无疑是西方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 在近代因为西方强权在全世界的扩展和殖民, 也把大学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大学就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兴起的, 自然也是对西方大学的模仿。而要模仿, 当然就应把大学最实质的东西学过来, 把大学理念和制度的精髓完全学到手。

而且在当今世界, 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大学仍然是最发达的, 世界一流大学更为西方国家所垄断。西方顶尖大学在大学的办学、管理、运作上极为娴熟, 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服务国家和社会上也成果倍出, 西方正是凭借一流大学控制着了学术霸权, 支撑着其军事和综合国力。此外, 科学是无国界的, 科研成果在全世界只有一个标准, 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可能关起门说国际领先, 而只能以全世界的普遍标准和最高成就来衡量。因此,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与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竞争, 而且竞争的成败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 而要由全世界承认, 为最顶尖的大学认可。这就必然地要求中国大学的国际化。

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并不排斥本土化, 因为各国大学一方面循世界大学之通例, 一方面也融入强烈的本民族特性, 而中国更具有悠久辉煌的教育传统。

从高等教育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史来看, 高等教育的进步常常是以一个国家的创新和突破压倒原来的高等教育强国而实现的, 一流大学的崛起更是以新的大学制度和模式取代旧的而成功的。而创新和成功的因子恰恰在于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柏林大学的创建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产物, 柏林大学也处处体现了德意志的民族性。德意志长期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状态, 但因为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不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进行武器的批判, 而只能在精神王国里运用批判的武器, 进行思想革命。其结果就形成了德意志近代与政治脱节的文化民族主义。德意志的精英认为即使不能立即实现政治实体上的统一, 也必须保证德意志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存在。而要实现文化统一体, 培育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 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 在高唱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的鼓吹下, 柏林大学就诞生了。而洪堡等人又都是新人文主义者, 信奉“文化国家”的观念, “有一种感觉认为民族的真正力量存在于精神和文化的领域”[5], 强调通过民族文化培养民族意识, 而新的民族意识是通过一种新文化的出现而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存在的。“他们十分诊视这种新文化, 把它看成是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东西, 而不是地方性的大学。新文化主要是指文学和哲学方面, 即语言方面的创作。”[6]结果, 在柏林大学哲学取代神学成为所有学科的王冠, 同时, 柏林大学也不像法国的大学校专注于技术的教学, 而致力于纯粹科学的研究和教学, 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在大学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正是通过柏林大学, 近代自然和人文科学才成为大学的学科, 而柏林大学无疑为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发展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新大陆的熔炉中铸成美利坚民族, 形成了其多样性、民主和平等的特性, 以及不受传统羁绊不断向未尽的领域冒险探索的精神。在高等教育上, 美国先后借鉴了欧洲先进国家的大学制度和高等教育经验, 英国的本科学院、法国的公立高等教育制度、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被引进到美国。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却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完全不同。它们都不过成为美国多样性高等教育的一部分, 最终铸造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美国模式中, 公立教育制度被设计为州立高等教育体系, 但联邦政府则不控制和管理高等教育, 同时私立高等教育与公立高等教育具有同等的地位, 相互竞争, 既保证了公平, 又促进高等教育的优异;大学制度按英国学院制构建本科教育, 又把德国讲座制创造性地转换为研究生院, 再使大学古老的职业学院适应现代专门职业的需要发展为专业学院。美国模式不仅吸收了欧洲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精髓, 而且完全按照美利坚的民族和文化特性将之美国化, 适应了美国社会和人民的需要。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身就来自本土的现实问题和需要, 当然也要合乎中国的民族和文化的特性。这就要求我们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精髓都吸收过来, 根据我们的需要、传统和特性, 创造性地建立起中国模式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大学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 中国照搬照抄了太多的外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制度, 日本的、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俄国的都曾在中国风行一时。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时, 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优秀传统完全当作是负面的因素而加以全盘否定, 结果中国就不能发挥深植于民族根基的教育传统精神, 根据中国特性和本土需要, 开辟出有生命力的现代中国教育制度。今天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 循世界大学之通例, 创中华大学之未来。

四、形似与神备

有史以来, 对大学改革和发展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恐新症, 一种是恋新症 (笔者这里借用涂尔干恐新症的偏见和恋新症的偏见的思想, 并将之转化为对待大学和教育改革的两种态度) [7]。从中到西, 对大学改革和发展的态度总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个是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官员和领导;一个是人文学者、历史学家、文化和宗教人士、普通教师。前者一般是恋新症者, 后者大多是恐新症者。前者以经济目标、功利主义、绩效主义为导向, 崇尚改革, 而且常常是激进的改革, 口中说的都是“成本”、“效益”、“创新”等流行的新词和时尚的话语。后者则以人本目标、人文主义、理想主义为导向, 要么对改革持保守的态度, 要么对改革充满疑虑, 即使赞同改革, 也多是持温和的立场, 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等人, 挂在嘴上的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诸如“真理”、“智慧”、“美德”、“心灵”等概念。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上, 其实也存在着这两种态度和学者分野。人文学者大多强调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精神、大学的灵魂、大学的文化, 多是大学的一些较虚的、质的、软实力的东西。他们所援引的常常是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家的论点和思想, 或者是近代崇尚古典和自由教育的纽曼、赫钦斯等人著作和大学理念。而理工和社会学者则多偏向大学的物质资源和绩效指标, 大学的经费、大学的实验室、大学的科研成果等等, 多是一些实的、量的、硬实力的东西。人文学者所论的东西是只能意会的, 难以具象化和具体化, 也是无法分解的, 更不能分步建设, 并测量验收的。理工和社会学者所论的是清楚明了的, 可以具象化和具体化, 可以分解, 按项目建设并验收。他们用来加强自己观点的是国际竞争、国家经济和科技竞争力的不足以及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西方特别美国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惯例和成法。

实际上, 双方都是对的, 因为一流大学的确应该具有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但双方也都是错的, 因为他们都只论及一流大学的一端, 未得其余。世界一流大学的真实面貌乃两者兼备的, 数量与本质、虚与实、软实力与硬实力、本土与国际、物质与文化、形体与精神同时存在, 不可或缺。

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言, 其基本路径则是由实而虚、由硬而软、由数量而本质、由本土而国际、由物质而文化、由形体而精神, 循此, 一流大学建设水到渠成。若反其道而行, 则凌空蹈虚, 是建不成一流大学的。哈佛的理念别人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真切地体会到, 但别人却学不到它, 因为大学的理念不是校长口头说的、学校文件里写的东西, 而是大学蕴涵和内在生长出来的东西。但哈佛有多少经费、发了多少文章、招了多少研究生、延聘了多少诺贝尔奖得主这类东西你是准确知道的, 也是可以学的。一旦你把这些物质数量“形”的东西学得差不多, 那些理念等“神”的东西你也似乎多少具备了一些。

从理论上解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 其实正吻合了文化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 而人类创造文化是从敲打石头开始的, 即最先创造器物或物质文化, 然后建立制度文化, 进而再发展出宗教、哲学、文学、历史等, 创造出人类的精神文化。由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 正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也同样要遵循此一规律, 首先从工业 (经济) 和军事现代化起步, 进而建立现代工厂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 推进制度的现代化, 由此现代的物质和制度, 带来人的观念、思想的现代化, 从而实现人的现代化。

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 实际上高度体现了文化理论的精髓, 也是现代化理论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具体应用。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第一步是调整结构, 奠定基础, 主要是从学科结构、教师队伍、教学科研设施等入手, 创造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学科和队伍基础, 进而以美国AAU大学为参照系, 制订清华大学在科研经费、科研论文、研究生数等方面的数量指标, 在硬实力上向世界一流大学发起的冲击, 打响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枪。

随着清华大学在学校硬实力上的进步和结构变化, 学校原有的制度严重不适应这种发展要求, 而且有很多方面制约, 因此清华大学及时提出重点突破、跨越发展的第二步战略。在此阶段, 继续强化第一步的数量要求, 特别选定若干领域和方面作为突破口, 同时已要求数量中的质量, 如在SCI论文上侧重原创性研究和“高引用率”论文。而这一步的重点则逐步移到组织制度和管理机制上的突破与创新。因为现代一流大学是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组织, 是有组织的无政府机构, 没有良好的制度和管理, 连良好的运行都做不到, 遑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组织制度建设是一流大学发展的命脉, 不但能使一流大学内部的各个要素和谐成长, 且能使大学与外在环境协调发展。若不能建成现代大学制度, 也就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制度建设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一步, 是“形似”迈向“神备”的桥梁。在一流大学的硬实力的增长中, 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中, 一流大学的理念、精神也必定在其中潜滋暗长, 且在完善的大学制度下, 大学的整体发展也就具备了条件。因此, 清华大学将在完成大学制度建设后, 实施全面提高、协调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独特丰富的精神文化建设是一流大学发展的核心, 是大学成员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它使大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 能在不断变革的世界中调整、发展和完善自我, 并对外在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清华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不仅是清华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目标, 最终中国不仅要在经济、军事上居世界前列, 而且要在文化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全人类的知识、思想和价值观产生影响。那时, 清华不仅与世界一流大学“形似”, 而且也“神备”。

总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过程, 分步骤, 分阶段, 有选择, 有重点, 是从物质条件、数量指标到质量要求、制度建设再到精神塑造、文化复兴的过程, 也即从“形似”到“神备”实现形神兼备的过程。

伟大与平常、理论与实践、本土与世界、形似与神备, 可以说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 也是最关键的几对辩证关系。如果我们对这几方面有了透彻的认识, 能很好地驾驭它们, 利用其矛盾运动规律, 那么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能事半功倍,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可望又可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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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篇三

大学既是知识的殿堂，又是人才的摇篮，还是国家的软实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不少高校的梦想，也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是一个广受关注且发人深思的问题。

看一所大学是否一流，不能只看这所大学在大学排名榜中的名次，而是应该看这所大学是否具有一流的大学文化和精神、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成果。

一流的大学文化和精神，应该是理性的、包容的、学术的、个性化的，以培养人为目的并且能够跨越时空引领时代精神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这里的大学文化和精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大学的制度、规则、运行机制以及基于此形成的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等，也包括大学在漫长的办学历程中不断创造和代代传承所形成的传统和习惯等。有一流的大学文化和精神，师生的灵魂才能受到洗礼，思想才能得到升华，良知才能得到保护，个性才能得到发展，正气才能得到培育。比如，在希特勒那样高压的年代，德国海德堡大学还能坚定地竖起反战的旗帜，这不得不归功于其一流的大学文化和精神。

一流的人才，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大学是思想的策源地、知识的殿堂，应该是一流人才荟萃之地。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有诸多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各类人才，这不仅是指大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更重要的是指大学培养出来的一代代学生。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通常是国际上各种专业组织的成员、组织者和领导者；另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通常可以不用通过再深造就能在世界范围竞争获得理想的工作职位。这既考验一所大学的教育质量和知名度，更考验一所大学的多元文化张力和对世界的理解力。

一流的成果，既包括能够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流成果，又包括能够推动形成新的产业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技术和专利等一流成果，还包括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艺术作品等一流成果。像“牛顿定律”“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等，这些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对丰富人类知识宝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例证。一所大学只有产生一流成果，才能熠熠生辉，被载入史册。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之所以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们的一流成果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我国大学目前的发展现状看，在一流的大学文化和精神、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果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较大差距。当前，如何加快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

一是推进我国大学的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大学的规章制度有很多，从国家教育部、地方教育厅以及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的制度，到大学自己制定的章程，林林总总。但是，许多大学缺乏对这些规章制度的有效执行，管理的随意性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规章制度不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是一些大学缺乏自觉执行规章制度的意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求我们健全完善符合大学发展规律的大学制度，实现大学发展有制度可依、有制度必依。像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好的中国特色大学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的职权。

二是培育我国大学的文化和精神。近年来，我们对大学的创新精神强调得比较多，事实上，创新精神只是大学文化和精神的一部分，当以学术自由、理性批判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和精神形成以后，大学的创新精神将会自然显现。因此，当前要重点培育我国大学的文化和精神，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形成呵护、培育、激发大学自由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的制度文化，彰显大学文化和精神的魅力。为此，既要鼓励教师的科研面向国家和社会需求，又要尊重学术自由和个人兴趣偏好；既要注重提高教师收入，又要为教师创造学术自由、民主治校、激情燃烧的工作环境和平台，更要为学生创造主动学习、追求真理、勇于批判、向善求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三是加快大学综合改革。大学综合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目的是让广大师生都受益，促进大学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应推进包括进人制度、评价制度、分配制度等在内的人事制度改革，以学科教授委员会为主的学校运行机制改革，面向国家需求与学术自由相结合的科研体制改革，以教授上讲台为主要内容的本科教学改革，以科研为导向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等。

四是进一步改进国家和社会的投入方式。现在，许多人认为我国在建设一流大学方面投入太多，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除了资金投入外，国家还需在政策方面为大学松绑。我国大学现在基本上还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夹缝中，投入和收费是计划性的，但所有支出都是市场化的。这严重阻碍了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从世界大学排名看我国大学发展

大学排名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较大的国家都有“国家大学排名”。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性的“世界大学排名”也应运而生。目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是《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简称“THE排名”）和英国QS（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简称“QS排名”），我国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世界大学排名关注什么

“QS排名”是通过6项指标对世界大学进行评估，包括学术同行评比（40%权重）、雇主评比（10%权重）、师生比（20%权重）、师均论文被引用次数（20%权重）、国际学生比例（5%权重）和国际教师比例（5%权重）。其中，“学术同行评比”和“雇主评比”是指声誉调查，前者指被调查者认为其研究领域内最顶尖的数所大学，后者指招聘人员最愿意雇用哪几所大学的毕业生。“师生比”主要评估学生个人是否能够从大学的教学资源中得到足够的关注，“师均论文被引用次数”主要评估大学研究的影响力，“国际学生比例”和“国际教师比例”主要评估大学的国际吸引力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程度。endprint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在2004～2009年，一直与QS公司联合发布世界大学排名，自2010年开始发布新版“THE排名”。“THE排名”的指标体系分为教学（30%权重）、研究（30%权重）、论文引用（30%权重）、国际化程度（7.5%权重）、企业经费（2.5%权重）共5个方面13项指标。其中，“教学”指标主要评估大学的授课和学习环境，具体包括与教学有关的学术声誉调查（15%权重）、师生比（4.5%权重）、博士学位与学士学位授予数之比（2.25%权重）、师均博士学位授予数（6%权重）、师均办学经费（2.25%权重）；“研究”指标主要评估大学研究的密集程度和卓越程度，具体包括与研究有关的学术声誉调查（18%权重）、师均研究经费（6%权重）、师均论文发表数（6%权重）；“论文引用”指标主要评估大学研究的影响力，只设近5年标准化论文引用率一个指标；“国际化程度”指标主要评估大学的多元化和国际学术合作水平，具体包括外籍教师比例（2.5%权重）、外籍学生比例（2.5%权重）、国际合作论文比例（2.5%权重）；“企业经费”指标主要评估大学的知识转移、创造社会生产价值情况，即通过创新、发明、咨询等方式帮助企业，只设师均企业资助科研经费一个指标。

“ARWU”，顾名思义，主要关注大学的学术成果。它采用国际可比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表现作为评价指标，具体包括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10%权重）、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20%权重）、各学科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20%权重）、在《自然》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折合数（20%权重）、被科学引文索引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数（20%权重），以及师均学术表现（10%权重）。

我国大学在排名中表现如何

虽然世界大学排名并不能代表和说明一切，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近年来的排名中分析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的表现。

从近些年的“QS排名”和“THE排名”来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几乎一直位列前200名。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路领先，均在50名左右，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声誉调查得分很高，在国际上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另外，近3年来，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也有不俗表现，均有进入前400名甚至挤入前200名。这说明我国高水平大学越来越受到国际高等教育界关注。但从世界范围看，除了美国、英国等老牌教育发达国家，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也都意识到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一流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纷纷推出了各自的重点建设计划。面对这种激烈竞争，我国大学仍需再接再厉，持之以恒、有条不紊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从近10年的“ARWU”来看，我国（大陆地区）入围世界500强的大学从2004年的8所到2013年的28所，这种增长反映出我国高水平大学在学术表现上的进步。具体而言，我国大学在国际论文总量指标上的表现最好，部分学校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百强大学的平均水平。但整体而言，我国大学在国际学术大师和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等方面，与世界百强大学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观察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两个维度

我国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近年来人们比较关注的话题。当前，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观察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处境。

第一个维度：同一坐标中的差距

第一个维度是把我国大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放在同一个坐标中来观察。这一坐标主要包括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世界大学排名的国际比较。从这一维度来观察，我国大学发展水平大致好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学，与发达国家大学的差距逐渐缩小，一些大学初步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

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人类发展指数”。2010年以来的新指数由3项指标构成，即人均期望寿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人均受教育程度（由2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和5岁人口期望受教育年限加权生成）。1980～2013年间，我国这一指数从0.407的低水平组跃至0.699的中等水平组，在187个国家中排第101位，其中教育指标排位要略高于经济指标排位。

高等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2012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为3325.2万人，稳居全球第一。同年，毛入学率创30%的历史新高，在联合国教科文数据库中，高于同期中亚、阿拉伯、西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持平，尚低于北美和西欧、中东欧、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位居世界平均水平。但根据国际高校联盟的2012～2013年全球高教体系排名，在采用衡量高教体系的资源、环境、国际连通性、产出等质量组合性指标后，我国在50个国家中排到40位左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世界大学排名的国际比较。近年来，各种各样、见仁见智的世界大学排名层出不穷。尽管这些排名榜都有过度关注大学绩效尤其是关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成果的偏向，多少有些忽略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教学质量和社区服务推广等方面的成就，但总体来说，我国能够进入前200名的大学不足10所。这足以让我们感受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外部竞争压力。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一些大学初步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追赶世界平均水平的步幅明显加速。如果基于国际学术标准，少数研究型或综合性大学在许多学科领域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将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学甩在后面。但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科技创新体系、产业技术层级和吸纳就业能力等方面还需持续改善；在高教体系内部以及高教体系与外部系统之间，制约运行质量、资源共享、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突出。因此，我国大学要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难度上也不容低估。

第二个维度：不同标尺下的差异

所谓差距属同一坐标，差异则是不同标尺。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文字、教育、科技的历史发展路径迥异，这也导致我国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与其他国家大学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不过，原本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21世纪相互融合的程度空前提升。从这一维度来观察，文化背景的差异、多元文化的交流既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财富，又将带来难以避免的严峻挑战。

从文字方面看，我国最早的成型文字为大汶口象形文字，此后汉字自循演进之路，衍生出独特的汉字体系，承载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也带来了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教育方面看，我国封建社会形成较为成熟的官私学体系，由科举牵引，乡学私塾与书院结合，与欧洲教育路向不同。至明清西学渐入，受其影响，清末终废科举，改立学堂。民国初办学校，才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教育体系几经变革，当代大学也远离古代书院传统，而是汲取西方学科专业模板为我所用，逐渐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科技方面看，我国科技自夏商周积累，春秋战国奠基，秦汉形成体系，与西方分道而行。此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发展，隋唐五代持续，我国科技在宋辽金元时期达到高峰，到明清则开始缓慢衰落。西方近代科技传入我国后，二者开始逐渐汇合融通。

文字、教育、科技等方面发展路径的差异，决定了在中国“土壤”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直面“道、理、学、术”关系。其中，在“学”与“术”上，已有全球共识度相当高的客观标准，少数国家依仗现代大学发轫优势，占据多数学科专业前沿，拥有一些学术领域明显的话语权。但在“道”与“理”上，比如涉及精神文明的深层问题，则应正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必要差异，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尊重国际学术界既有规则的基础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培育壮大我国学术界的全球话语权。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势必要坚持本色、办出特色，坚守和创新本土化的“道”与“理”的基石，熟悉和抢占全球化的“学”与“术”的前沿。

4.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名单 篇四

王树国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特别强调高校在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推动协同创新，促进教育、科技、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这对于我国深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协同创新是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途径

协同创新思维成为当今创新理论最重要的核心理念，而协同创新理论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受到各国创新理论家和创新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从国内外实践看，协同创新多为组织（企业）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技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宏观层面的主要形式就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由于协同创新不同于原始创新的协调合作，也有别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产品技术要素整合，其本质属性是一种管理创新，亦即如何创新管理模式，打破部门、领域、行业、区域甚至国别的界限，实现地区性及全球性的协同创新，构建起庞大的创新网络，实现创新要素最大限度的整合。协同创新的实践，已在国外取得了重要的成功经验：美国硅谷成功的关键，在于区域内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等形成了扁平化和自治型的“联合创新网络”。日本政府早在1961年就制定了《工矿业技术研究组合法》，推动企业协同创新。该法规定只要被认定为“技术研究组合”，就可以被视作非营利性的特殊法人，并享受若干税制优惠。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模仿日本的“技术研究组合”模式，成立了以国家电子通信研究所为牵头单位，由三星电子、LG半导体以及大学、政府机构等组成的共同研究开发组织，并建立若干个与此相关的大科学工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本来遭受重创的韩国半导体企业异军突起，涌现了三星、LG等世界半导体巨头，在通讯、存储芯片、平面显示等技术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在欧洲，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芬兰、爱尔兰、瑞典等协同创新网络蓬勃发展。在我国，两弹一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性技术攻关的成功，无疑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创新的成果。但由于技术领域的广泛性、复杂性，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前我国的协同创新模式显然不可能完全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而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协同创新的经验，并将我国拥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强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全社会协同创新的优势。

胡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为掌握国际竞争主动，纷纷把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选择。可以说，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政策选择。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担负着不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特别是通过“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实施，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良好学术积累和发展前景、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院校，其中一些院校和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明显差距。具体表现在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庞大的创新队伍和丰富的创新资源长期以来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效率不高等，致使我国创新能力不足，这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薄弱环节。

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就是要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以创新能力提升为突破口，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利用高等学校多学科、多功能的综合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开展同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深度合作，有效整合高校以及社会各方面创新力量和资源，促进优质资源的全面共享，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积极开展协同创新，推进教育与科技、经济相融合，推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引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向，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实现国家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提升，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只有大力推进协同创新，才能促进高校体制机制改革，使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更能紧密地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同时促进科技与教育密切结合，加速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步伐。

二、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创建多学科融合交叉的大平台

实现协同创新的基础是合作，前提是共赢，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科研理念、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加快学科融合交叉，推进跨学科研究。当今的许多重大科学研究，几乎都是在跨学科领域展开，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把跨学科作为一种大学理念，渗透到大学的全部活动当中。协同创新的前提之一是建立在跨学科的项目上，只有找到了跨学科的研究方向，才具备了协同的基础。只有跨学科，协同创新才具有实质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

一、以及解决国民经济重大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有其高端人才荟萃、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基础雄厚的特有优势。适时根据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组建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院，建立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作的重大研究平台，汇聚一批学科互补、兴趣相同、分工协作的国内外优秀团队，持续协同创新，逐步成为不断产生重大原创性成果、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的协同创新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从2005年开始成立的基础与交叉科学研究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目前已从海内外汇聚了100多名优秀年轻创新人才，成立了高超声速、生物医学工程等十几个研究中心，其研究成果受到多方关注。

促进学科交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花大力气部署和建设大规模科学工程，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重大科学前沿中寻找交叉点，不仅能够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的多学科科学家们的密切合作，而且也是吸引国际上一流科学家联合开展研究合作的重要手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科学研究——无论是大科学设施，还是大的协作项目，已成为科学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给科学和技术带来了预想不到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大科学工程主要集中在中科院系统，但最近各高校也非常活跃，高校不仅有多学科的优势，更能促进学科交叉融合，而且和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美国、韩国等在高校建立了大量的大科学工程。哈工大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特色，瞄准空间环境领域联合国内优势单位正在争取建设国家大科学工程。高校不仅需要在内部实现自身的合作，也需要与科研院所的合作，还需要与企业的合作，瞄准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等领域协同创新需求，启动从资源深度共享、项目深度合作，到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或者在政府引导下联合成立引导并支持行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的研究院。这将是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应对国际竞争挑战的重大举措，是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多方

共赢、整体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也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真正成为知识创新策源地、深化教育改革试验田、扩大开放桥头堡的必然选择。

三、面向国民经济重大需求，开拓高校与各领域协作创新的新模式

协同创新的模式多样，包括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等等。但是，要形成稳定的协同创新机制，其根本在于利益协调，政府和产学研各方均须确认利益范围与责任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并辅以一定风险投资机制。政府通过法规、政策进行引导和鼓励，科技服务中介机构提供相关信息服务，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极贡献”，为高校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指明了具体方向。

实现协同创新需要，创建新的体制和机制。目前，我国科研系统主要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科研机构三大部门构成。从目前态势看，这三个科研子系统各自独立运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尚未成型，造成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开发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因此，要加强协同创新，需要在健全政府引导调控下外部驱动机制上有突破性进展，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政府应在“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上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加大对产学研结合的协同创新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建立一批特色鲜明、机制灵活、能够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的协同创新中心，启动一批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的重大协同创新项目。其次，建立对高校的科学评价制度，改革高校对教师工作的评价机制，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人事聘用和分配制度，形成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第三，探索更加适合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和创新实践，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水平人才培养。

面向区域协同创新，融入黑龙江省创新体系建设。哈工大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合作，成立了黑龙江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集中装备制造、材料、电子信息、土木工程等领域的优质科研资源，与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改造、工业与信息化技术的融合，特别是与八大经济区建设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打造符合黑龙江区域特点的高水平的集技术研发、整合集成、转移与扩散的工业技术研究与支撑平台，形成“政产学研金介”结合的一体化协同创新联盟。

面向行业协同创新，服务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哈工大在多年服务航天的基础上，2010年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共同组建空天科学技术创新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将投入5亿元研究经费，结合国家重大任务需求，瞄准未来我国空天技术领域新的战略制高点，凝聚校企双方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力量进行协同创新，组织开展空天技术战略研究和系统论证，培育重大科技项目，在空天技术领域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发展基础理论，探索新概念、新技术和新方法，为全面构建航天科技工业新体系，建设国际一流大型航天企业集团和世界一流大学，使我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转变提供持续的重要的科技支撑。研究院的成立，对校企双方是一次双赢的深度合作，是在航天领域第一个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作、产学研用一体化的重大研发与应用平台。航天集团可以借此围绕空天科技领域持续稳定地开展重大基础性、前沿性技术探索和应用基础技术研究，实现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的紧密结合，提高企业集成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哈工大可以借此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围绕国家空天技术发展战略的重大需求，提炼重大基础性的科学问题，提升学校原始创新能力并将大大地促进航天领域高水平人才培养。成立了“煤炭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12个国家级产学研联盟和“动力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导体照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8个黑龙江省产学研战略联盟。这些产、学、研

联盟着力在体制机制上创新，破解了过去多年产学研结合的难题，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面向国际合作协同创新，突出高校特色，搭建国际协作创新大平台。贯彻刘延东国务委员要求哈工大发挥对俄合作的传统和优势的指示，成立国家级“哈工大中俄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基地”，纳入国家“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框架下。与鲍曼国立技术大学牵头中俄双方各15所著名工科高校成立了“中俄工科大学联盟（ASRTU)”，联盟宗旨：“汇集中俄工科精英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推进中俄人才交流与科技合作，促进两国创新型经济的共同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俄合作的重要平台。

开展协同创新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重要途径，坚持面向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国民经济重大需求，是实施协同创新的指导原则。这既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

5.论世界一流大学 篇五

摘要：尽管学界对一流大学的本质内涵、共性标准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一流大学本质内涵的认识还不够准确和深入。我从逆向思维的路径对一流大学的概念进行了阐释，提出一流大学不等于学科齐全的综合大学，不等于英美模式的一流大学，不等于学术性研究型的大学，不等于多元巨型大学。

关键词：一流大学；综合大学；多元巨型大学

众所周知，创建高水平的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然选择。

一、世界一流大学≠学科齐全的综合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具有举世公认的精神气质和独特的办学理念，从学科建设来看也呈现出文、理、工等学科交互融合、协调发展的特点。从牛津到剑桥，从哈佛到耶鲁，莫不如此。历史地看，大学作为知识的场所，经历了从对自身社会的知识体系进行整理、传递与丰富，到不断融入整个人类知识系统并进行传播和创新的发展过程。而一流大学的产生就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人类知识进步的内在力量也推动着社会的大学走向同质化。因此一流大学综合化的学科设置布局正是适应知识和科技发展的趋势所做出的必然反应。但是，并非所有的一流大学都是学科门类非常齐全的综合大学。比如哈佛大学就没有工学院，而麻省理工则没有医学院，这是因为两所大学近在咫尺，短期之内新建学科很难超越对方，因此他们各自都放弃了对新学科的建设，而且后来的发展实践也证明这一举动是他们做出的最为明智的战略选择。大学的学科建设要遵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任何学科的生长、发展乃至卓然超群都要遵照其内在理路。大学固有的保守文化使大学必须按照学术的规律来适应其外部激烈变革的环境，借助大学之外的力量或是人为的移植和干预学科的发展都很难取得成功。

二、世界一流大学≠英美模式的一流大学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一流大学大多在欧美国家，它们在学术水平、培养方式、经费筹措和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对我国大学具有启示和借鉴的作用。因此，有人认为，我国建设一流大学，就要以西方一流大学为模本和蓝图，研究它们的学术成果、师资队伍、研究经费、师生比、学生规模等指标体系，以此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就可以建成我国的一流大学。毫无疑问，这种思想和行为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非常明显，对民族文化也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经济制度、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各方面都与西方有较大差异的中国，要照办西方一流大学的指标体系是不现实的。因为指标体系只是大学外在的表征性的东西，而一流大学真正内在的本质特征如办学理念等是无法量化的。所以这一做法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三、世界一流大学≠学术性研究型大学

从目前情况来看，世界一流大学的类型大都是功能卓著的研究型大学。因为研究型大学凭借强大的科研实力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正因为它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才成为一流大学。但笔者在这里提一流大学不等于学术型大学并不是要否认现有一流大学的学术性，也不是要质疑或否定我国选取学术性或研究型大学作为创办一流大学的努力方向。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鼓励和资助研究型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其它教学型和职业型的高校更不具备走向世界的实力。提出这一命题对于建立功能完善的高等教育系统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面对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高等教育系统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和多样的特征。但高等学校并未出现功能渐趋分化的情况，反而出现了“同质化”的趋势。高等学校在定位不清，分类不明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办学趋同现象，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实际上，一流大学的概念并不是僵化不变的，“一流大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可比性概念，它可以是高等教育

机构各类型的比较，也可以是地理范围之内大学间的比较，也可能是学科等层面上的比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类型的院校都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各类高职院校和教学型等中间层次的高校“与其奔学术性研究型大学的独木桥，不如根据社会需要，自身优势，办出特色，在同类型中争创一流。”所以，在学术性研究型大学之外，其他类型的高校完全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

四、世界一流大学≠多元巨型大学

虽然现在大多数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多元巨型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概念有相同的内涵。其实，一流大学和多元巨型大学都没有非常精确的定义，人们对这两个概念本质内涵的认识也还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从概念提出的范畴、概念的所指还是两者的目标都有较大的差异。

以上是从反面来阐释一流大学的本质内涵和特征的，这一方法对认识事物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它启示了事物的性质和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也正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所无法说出的，但仅仅停留在负的方法上还是不够的。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学术自治、大学自由等经典的大学理念，这是一所大学基本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也是保障大学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中相对独立的合法前提。第二层涵义是对学校办学特色的认同和对办学目标的定位，这是走特色办学之路所必需的理念；第二，一流大学要有社会公认的大师。这些大师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的成果，而且也能为社会做出突出的贡献；第三是培养出了高素质的学生，毕业生不仅受到社会的承认，而且能够在本领域有出色表现；第四是有科学的内外部管理模式，等等。总之，一流大学的概念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这需要我们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发掘、不断超越，从更为宏观和理性的层面来把握一流大学的本质内涵，从而推动建设一流大学的实践。

参考文献：

6.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如何兴办 篇六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如何兴办第一流的大学——尤其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尝试做这种事，如何衡量大学的素质——尤其是在世界的大尺度上这么做，我对这个问题的比较系统的关注开始于1980年代的前半期。那时候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我的导师贝尔教授在哈佛大学退休前的最后两年，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创办的——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头衔是pitt professor(庇特荣誉讲座教授，庇特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任英国的首相），这是剑桥大学对外国学者所给予的最高荣衔之一。他告诉我，他在英国期间从事的研究课题，将会是英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对英国国际地位的升迁有哪些影响。这启发了我在考虑中国的大学的时候，也要把它们与中国的国运联系起来看。不过，虽然这个问题是我多年的兴趣和关注所在，但是只有到了目前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科教兴国”大政策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在内地有了广大的听众。

我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就着手收集零零星星的、多种多样的大学评鉴标准和相关的报告，这个资料的收集工作到今天也没有中断。此外，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受益于过去这些年里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几个研究型大学中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它们的教学研究活动、体制细节、程序合理与否、社会大环境等等方面进行了细心的观察。

7.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名单 篇七

总的来看,这些大学的智库建设经验有不少共同特点。笔者以哈佛大学贝尔富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简称CISAC)和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 共与国际 事务研究 院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为例,略作说明。

1. 依托于雄厚基础研究力量的跨学科方法 。 当今世界面临的传统国家安全议题(如领土争端)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如公共卫生、恐怖主义),其复杂性和综合性较之以前大大增加。这使得任何单一学科在理解和分析国际上的复杂问题时, 都会显得捉襟见肘。 国际研究本身所包含的多样化内容,要求其研究方法偏重于多学科方法。 而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知识密集、 人才密集、学科齐全等天然优势,更适合开展需要依靠雄厚的基础研究力量、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攻关的重大战略课题。 例如斯坦福大学CISAC的突出特点便是重视科技与战略研究的关系。中心的研究人员大致分成两部分,但是属于很多学科。 一部分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导弹技术专家等;另一部分包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两部分人共同研究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 这样一项政策,无论是其历史的变迁、法律的条文、技术上的可能性、政策上的可行性,都可以通过跨学科的共同研究而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

2. 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政策导向 。 智库的主要产品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建议,这就需要明确的问题意识,需要以当前国际社会和外交政策与战略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而尖锐的挑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撰写的 《普林斯顿报告:法制下的自由社会 》,针对美国面临的新的国际挑战,提倡以多边战略代替小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外交,报告的部分内容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施政方针。 再如哈佛大学欧内斯特·梅和艾利森研究小组从案例和决策过程入手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路径, 最终也获得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双丰收。 斯坦福大学的核战略和核武器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3. 强调研究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 更多选择具有一定学理性的政策性的课题进行中长线的研究。独立性和专业性在美国大学智库中被看作是立身之本。大学智库同政府部门的联系不如与政治直接相关的某些智库那么紧密,在资料和信息获得渠道方面也不占优势,而且研究人员大多还有自己的专业教学研究任务,因此不宜做“短线”政策课题,而适合做全面、综合的战略研究项目。相比于一线的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人员和二线的专业智库和政府研究机构,大学智库的优势在中长线的项目。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曾经联合举办的“预防性防御”项目、普林斯顿大学的《普林斯顿报告》项目、斯坦福大学的核武器和朝鲜半岛研究项目等。

4. 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培养 。 大学智库和其他智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都十分重视学生的参与和培养。 很多大学智库的研究工作都是专业研究人员和教授带着自己的学生一起完成或者本来就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的。如上述3所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博士后项目、CISAC的Pre-Doctoral项目和本科生国际安全辅修项目等,通过为年轻人提供平台、连接人脉、鼓励合作、培养对政策的兴趣等方式,既培养了下一代的专业研究人员,又完成了相关的政策研究课题,甚至还帮助学生完成了学位论文或者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达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

5. 务实强大的保障系统 。 欧美日等国的高校智库之所以成为这些国家对外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除了智力建设外,硬件设施建设,包括图书情报资料、教学设施设备、网络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其确保高质量研究与教学成果的关键。作为国家决策重要思想来源的高校智库保持了相对充裕的资金投入,主要靠国家、校方和私人基金会对各个项目的资助。据估算,在美国一流智库里,工资以外的研究经费投入,人年均达5万美元以上。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10月正式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2007年5月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研究院是依托于北大、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学术型智库。 自成立以来,研究院开展了若干方面的研究工作, 包括中国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研讨,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并围绕着研究主题开展国内外交流, 发表了一些论著、评论、简报,也向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了一些政策咨询报告, 致力于为中国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相关学科提供教学服务,并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

在充分借鉴国外一流高校智库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专业特点,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将研究院的努力方向和特色归纳为4个方面:

1. 综合性。 人文气氛和历史感浓厚、学科门类齐全的北京大学,为研究院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国际战略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如网络安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反恐、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有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才可能深入下去,经济、法律等学科更是国际战略研究的基础。

2. 前瞻性 。 作为智库 ,研究院承担的课题 ,多数关注现实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向前看。 不过也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历史知识是预测未来的基础。

3. 开放性。 研究院既需要对外开放,同国际上的知名智库、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加强交流,拓宽吸收信息的渠道,又需要对内开放,向国内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学习请教,了解国家和社会的研究需求,从而不断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4. 学术性 。 国际战略研究院的专业研究人员迄今为止全部来自北大各院系, 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智库的研究任务只是专业工作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需要转化为教学成果,因此需要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同时,检验研究成果的质量,不仅需要考虑用户和社会的反馈,也需要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例如思路是否清晰,论证是否严谨,资料来源是否可靠等。 在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网络时代,需要我们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依靠自己的扎实工作和专业技能,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研究院自成立以来,承担并完成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并为中央外办、外交部、中联部、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机构提供定向研究、决策咨询服务,其成果质量得到充分肯定。研究院拥有丰富的国际和国内学术资源,与全球及国内许多知名智库、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研究院每年围绕中国外交、大国战略、地区安全、全球治理等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举办若干高层次的国际和国内研讨会。 特别是从2014年起, 研究院开始每年举办全球高端战略论坛“北阁对话”,邀请数十位国际顶尖战略家来北京大学就全球安全和中国的作用问题展开讨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外,本院研究人员还经常通过各种形式, 就重大国际问题公开发表专业性的评论,帮助公众客观、理性地认识世界。与此同时,研究院也承担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教学和培训任务。

8.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名单 篇八

【关键词】一流大学 大学文化 华外文化

世界一流大学是指在办学理念、师资队伍、管理水平、教学质量、办学设施、科研成果等可以比较的范围内，综合指标评估名列世界前列的大学。这些大学一方面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相似性，那就是良好的办学条件、高素质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高质量的学生、一流的学科和科学研究、良好的社会服务功能和程度很深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应该说，历史为每一所大学都提供同样的机遇，但只有那些具有独特的大学精神，各方面准备充分的大学，才能抓住历史机遇，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一、大学理念是世界一流大学追求卓越、走向成功的根本

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大学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应该说，无人能够否认美国高等教育取得的卓著成就。美国教育专家，曾任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的E.博耶先生在其著作《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一书中指出：“高等院校是美国文化中最生气勃勃而经久不衰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美国大学的发展至今不过一个世纪，那么美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典范的秘密何在？首先，美国大学能够立足本国国情，寻求个性化发展道路。其次，美国大学观念开放，擅长学习。他们是在学习了当时欧洲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具体需要，不断完善与创新大学办学理念，最终做到后来者居上，形成了各有所重的学科个性和办学个性，促进了一流大学的形成和发展，最终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典范。

作为一所外语类院校，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已确立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即“一切为了学生成人、成才、成功，使华外成为中西文化合璧之桥梁，中华儿女走向世界之桥梁。”这一理念也一直在指导和引领着华外的发展方向。应该说华外的办学理念体现了她的办学者心目中大学的理想状态，能充分体现其办学者远大的教育抱负和对大学的深刻认识与理想追求，同时也激励着华外人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断奋斗。应该说，我校的具体任务、机制、体制、乃至校训、校歌、校旗、校徽及校园布局与建筑等都体现了华外的办学理念，同时也受华外办学理念的无形制约。确切地说，我校的办学理念概括了华外的桥梁精神、公益性质、办学目标等基本发展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我校办学者的价值观。

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前提和保证

美国教育家，哈佛大学校长南特曾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他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脚，教师一定要出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观点和南特的观点不谋而合，“所谓大学者，非唯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先生始终坚持，“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有了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打造创新团队，建设一流学科，形成科研成果，提升学校声誉。

一流师资队伍应该包括一流的大师和学术带头人，因为他们是学术研究和团队建设的领头羊。专业基础深厚的学术骨干和教学骨干，是大学发展的基础。有人说，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单位，有凝聚学术力量，培养人才，进行知识创新的功能。是否拥有一批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显著的标志之一，而要打造一流学科，必须依靠一流的教师队伍形成的创新团队。

我校已经有了自己的重点学科，自己的创新团队。那么如何发挥团队的力量？首先，还是要树立关心人、重视人、尊重人的管理意识。其次，我们不仅要重视个体的发展与管理，同时，还要形成以团队为基础的管理方式，要根据其岗位职责和承担任务的不同而采取分类建设和管理的机制，最终形成吸引人才、稳定人才和激励人才的良好氛围。

三、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自身的校园文化对师生的培育和塑造，没有一种大学精神提供价值支撑、行为规范和力量整合，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合理的校园秩序和理想的办学成果，也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已经树立了中西合璧式校园文化理念，那么如何使这种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成为我校运转的内在力量，成为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并通过“简单做人、踏实做事”的行事作风来构建大学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兼具中西方建筑特点的校园景观建设、“敬业爱生、博学善导”的教风、“自强自律、求是求新”的学风来营造校园氛围；通过求公致远，追求百年的“公益精神”、开拓进取、负重拼搏的“创业精神”、严细科学，务实求精的“治学精神”、会通中外，服务祖国的“桥梁”精神来奠定学校创新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和文化基础，从而推动我校不断向前发展，是华外每一个部门都应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应尽的责任。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要建设成高水平的民办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有超前的意识，能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并依据社会需求和自身的办学条件，确立自己的发展战略，走特色化发展之路。华外的发展要在个性化办学理念基础上，在国际化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人文大学理念的指导下，构建中西合璧式校园文化，打造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提高生源质量，大力发展国际合作教育，完善管理制度，建设应用型精品本科。

【参考文献】

[1]别敦荣.美国大学定位与个性化发展[J]. 高等教育研究， 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