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六西格玛文化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六西格玛文化（共4篇）

1.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六西格玛文化 篇一

20xx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挂牌上市，创下了多项资本市场的纪录。成为20xx年香港乃至全球最为关注的融资事件之一。而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建设银行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都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万里征程的第一步，真正把建设银行成国际—流的商业银行，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对此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刚到建设银行时，就听到一种反映，说股份制改革是上面的事，是总行的事，如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与分支行的关系不大，分支行在股份制改革中没有多少事可干。其实，股份制改造不仅是总行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分行、支行的事情。更是全行员工共同的事情。没有分支行和所有员工的参与，股份制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通过近一年来的改革实践充分说明，尽管一些大的决策甚至操作集中在总行。但是，真正建立起运行有效的新机制，使建设银行的产品能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把建设银行办成能够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的商业银行，需要全行上下的共同努力，需要发挥全行每—位员工的才智。因此，每个员工都不能置身事外，每个员工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股份制改革做出贡献。

一、转变思想，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最根本的也是最困难的，是全体员工要真正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有很多方面的内容，其实质是培育建设银行新的企业文化，重点是真正树立“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发动全行员工，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和本职工作的实际，展开讨论，对全行的改革发展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所提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对促进改革发展、防范和控制风险、改进服务、增加盈利有效的，要给予适当奖励。达也是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具体体现。实施股份制改革，不是上面制定制度办法、下面执行，而是每个员工确确实实要“换位思考”，从客户、市场的角度来考虑改进服务，提高效率，这样才能转变机制，改变面貌。衡量我们改革成败的最重要的标准，是看建设银行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说到底，要看我们能不能为客户提供最好的银行服务。这涉及到产品种类、操作流程、服务态度、营业环境等等，最主要的是时时处处替客户着想，每项交易都尽最大可能地顺利、便利。因此，这必须动员所有员工参与进来。我们提了许多目标和口号，最根本的就是这样一句：建设银行能为客户提供最好的银行服务。各分支行的领导也要结合转变思想，研究制订各级分支机松落实发展战略纲要的具体计划、办法和方案。而且，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的发展战略纲要和各分支行的实施计划就不能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要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形成动态的、滚动的发展战略纲要和实施计划。

二、转变经营方式，积极推进差别化服务目前，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多样的，但我们银行能够提供的服务是有限的、品种也不够多样，供需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我们必须转变经营方式，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来满足市场巨大的、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有的同志提出，控制风险与提高效率、改进服务之间有一个矛盾关系，强调服务就可能削弱内控。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并不矛盾。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有一个要害，一个关键，就是积极推进差别服务。所谓差别化服务，就影响我们服务的地区产业、客户加以区别，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如何区分?各类地区、产业、客户的风险等级不同，发展前景不同，对金融服的需求也不相同。这些差别就是我们区分的标准。我们的制度大部分是笼而统之的，不够具体。难以执行。如个人住房贷款，各个地区、各类客户的审查程序、条件、要求都是相同的。可否大致分类，例如对国家公务员等优质客户，可以简化程序；对大学教师、工程师、医生等高级知识分子也可以简化程序；又比如，对一些客户违约率很低的地区，也可以简化程序。对于简化程序可能带来的风险损失，可以采用适当增加一点收费的办法来弥补，所谓风险升水、贴水，就是用来拉开价格差别的。房地产开发类贷款也要考虑地区差别，对可能存在泡沫的一些地区，要区别对待。实行差别化服务，要上下沟通，将发展与安全、速度与效益统筹考虑，将控制风险和提高工作效率结合起来，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和贴近市场、提高服务水平协调起来。我们要以全面推行差别化服务为突破口，转变经营方式。

三、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组织机构改革、岗位描述、用人制度改革、薪酬制度改革等许多问题都是我们要探索的，方向是市场化，但不能一蹴而就，当然速度也不能太慢。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用人制度改革方面，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路线，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

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六西格玛文化 篇二

一、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及特点

(一) 不良资产界定银行不良资产是指处于不良状态的银行资产。

所谓不良状态, 就是在现实条件下不能给银行带来预期收益的资产状况, 就银行信贷资产而言, 是指贷款利息不能按时足额回收, 甚至本金都难以回收或无法回收的状况。因此, 银行不良资产可以定义为:在现实条件下, 银行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资产。在英文中, 对于不良资产或不良贷款也存在多种表述。比如Bad A ssets, Bad Loans, N one-perform ing Loans, 比较常用的是N one-perform ing Loans, 简称N PL。

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出: (1) 不良资产是从银行角度而言的。不良资产是指银行的资产, 是从银行自身的角度来判断的, 而不是从贷款项目或企业的角度。银行贷款的项目可能是处于非良好经营状态, 但只要借款人能通过其他途径或方式保证银行贷款本息的偿还, 那银行的这部分贷款资产就是良好资产。 (2) 不良资产是现实条件下做出的一种判断。即针对某时点的资产状况而言银行资产总是处于动态过程中, 不同时点会有不同的状况。过去属于不良资产不等于现在仍是不良资产。反之, 过去属于优良资产不等于现在仍是优良资产。 (3) 资产优良与否是以资产资产收益水平为标准来衡量的。资产处于不良状态会有各种表现, 评定不良资产的方式方法也可能多种多样, 但最终衡量不良资产的标准是资产收益水平, 即贷款本息的回收程度, 包括当期本息回收率与根据现有资产状况和现实条件预测的未来本息的回收率。

(二)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主要包括:

(1) 理论原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 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 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是, 任何经济主体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但是, 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及人类自身的限制, 不可能考虑到每一事件的每一方面。因此, 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追寻的并非是“最优”标准, 而是“次优”的“满意”标准。就借款者的有限理性而言,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和不确定性极强的经济运行状况, 其面临的风险包括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营风险, 因此, 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实际情况偏离的, 有可能因决策失误导致经营亏损或失败, 累及银行贷款不能及时归还。就贷款者的有限理性而言, 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 贷款者很难在资金配置上保证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其面临的风险包括主动决策风险和被动决策风险, 发生贷款和信息损失的可能性也在所难免。

第二, 借款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理论认为,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 经济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这种“道义上的不负责的随意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使得人们有借助于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内在激励。众所周知, 在借贷市场上, 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是一种信息非对称的委托—代理关系。机会主义倾向的存在, 必然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是在交易之前发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是指贷款风险高的人往往最积极地寻找贷款。实际当中, 高风险、低收益的公司或个人以各种手段, 不惜一切代价寻求贷款, 使相当一部分贷款发放给那些风险最大、最不可能归还贷款的公司。而那些信誉良好, 愿意归还贷款的公司在计算了贷款的种种额外费用后却止步了。道德风险是在交易发生之后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现实中往往体现在企业不按照贷款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而是运用到一些风险很大的项目如股票、期货、房地产投资等。

(2)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自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 全球金融市场都受到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宏观经济形势仍不能过于乐观。不良资产的增加也受到了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地产信贷、消费信贷以及信托业, 或将成为今后新不良资产的来源;二是国内产能过剩问题较为突出, 部分行业盈利前景不容乐观。我国银行业在基建领域集中了超大规模的信贷投放, 这在未来可能形成新一批的不良资产, 因为基建项目需要区分层次, 如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 资产质量的稳定性较高;但区、县政府投资的一些项目, 存在不确定性。

总体来说,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状况发展趋势不妙, 资产质量需“谨慎乐观”。以2009年唯一实现不良资产比率和余额“双升”的深圳发展银行为例:深发展中小企业客户占比较大, 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 其商业类不良贷款较年初大幅上升4.9亿, 占新增不良贷款 (5.44亿元) 的绝大部分, 住房按揭和信用卡不良余额皆有所上升。工行也出现类似情况, 受经济增长放缓影响, 其个人不良贷款较年初增加11.87亿元, 个人住房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不良额皆有所上升。在对公贷款方面, 截至2009年6月末, 建行的对公贷款不良率平均值为2.12%, 但房地产业不良率为3.4%, 其不良贷款余额为120.88亿元, 占全部对公贷款不良余额的17.8%, 海外业务不良贷款余额为9.98亿元, 增加3.86亿元。

(三) 我国不良资产的特点我国不良资产具有以下特点:

(1) 我国不良资产的历史遗留问题极为严重。在国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经济初期, 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了很多弯路, 对国有企业的过多扶持以及在某些领域的投资失利, 使得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大量囤积。

(2) 我国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信用贷款上, 而非房地产股票等实在的资产, 本身并不具有价值, 回收难度较高, 这给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3) 目前我国银行资产质量状况总体表现良好, 前景不容乐观。虽然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比率连续几年实现“双降”, 但为尽快摆脱金融危机影响, 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 我国银行业于2009年加大信贷力度, 扶持中小企业的复苏, 这也就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产生新一批的不良资产。

(4) 我国不良资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地域因素, 与银行所在地的经济状况、资本环境、政府相关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换言之, 不同省份的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也有可能是不同的。针对这些成因迥异的不良资产, 如果我们采取统一的方法进行处置, 很难达到最有效率的资产回收效果。

二、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

(一)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传统方法具体内容如下:

(1) 成立资产管理公司 (A M C) 集中处置不良资产。1999年, 为处置银行业积累的大量不良资产, 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后, 出资400亿元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信达、东方、长城、华融) , 先后收购了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25000余亿元。其中, 包括1999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 (工、建、中、农) 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资产14000亿元、2004年中行和建行剥离的1993亿元损失类贷款与2787亿元可疑类贷款、2005年工行剥离的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和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等。

十年来, A M C通过打包出售、招标、拍卖、协议转让、竞价、诉讼追偿、债转股等方式集中处置不良资产, 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除了要依法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外, 它还肩负着促进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特殊历史使命。A M C处置回收不良资产业绩分析如下。

第一, 2000年~2006年不良资产处置进度及现金回收总体情况。2000年8月, 四家A M C先后完成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和接收工作, 开始对不良资产进行集中处置。在随后的几年中, A M C积极探索并利用债务重组、债转股、法律诉讼、资产拍卖等各种专业化处置手段, 加大处置力度, 使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不断提高。至2006年底, 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1231.9亿元, 回收现金2223.1亿元, 累计现金回收率19.79%。A M C具体不良资产处置现金回收情况请见图1。

第二, 2006年以来A M C处置商业化收购不良资产及其经营业绩。截至2008年底, 四家A M C累计接收和收购各类金融不良资产 (包括政策性收购不良资产和商业化收购不良资产) 约2.9万亿, 已处置金额超过1.9万亿, 回收现金约4200亿元。以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为例, 截止2009年5月末, 东方各类资产累计总收现1032.04亿元。可疑类资产累计收现510.65亿元, 其中:一般资产回收442.1亿元, 融资资产回收68.55亿元。建行可疑类资产累计收现322.43亿元, 累计净收现313.77亿元, 完成收购成本的78.45%, 完成全部预计本息的72.63%;工行可疑类资产累计收现188.22亿元, 累计净收现185.19亿元, 完成收购成本的53.06%, 完成全部预计本息的48.48%。此外, 政策性资产累计收现475.04亿元, 其中债权资产收现384.36亿元, 政策性债转股收现90.68亿元;损失类资产累计收现18.88亿元;其他商业化业务累计收现27.47亿元 (李娟, 2007) 。

2006年是A M C政策性业务收尾, 向商业化转型的过渡期, 各家A M C自2006年期广泛开展了商业化不良资产的收购和处置, 并在向商业化经营转型的过程中逐步进入了证券、保险、金融租赁、信用评级等新业务领域。

然而, 自2004年审计署通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开始, A M C开始受到社会和大众的质疑。首先, 先天不足是A M C运作出现问题的致命伤;其次, 同时成立四家具有同样职能的机构, 各自独立运行, 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再次, 有限的存续寿命, 狭窄的业务范围, 亦使A M C在工作中束手束脚。最后, 也是最为人们所诟病的, 是由于A M C经营战略失误造成的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A M C最常采取的处置不良资产方法之一是将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国外战略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在购买我国不良资产时, 往往获得相当大折扣, 现金回收率也远低于出售给国内投资者, 最低的居然只有1.5%。极低的现金回收率意味着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外资没有长期打算, 没有后续资金注入, 只是“短线”投资, 只是购买我国的不良资产, 然后再转手加价卖给我国投资者。国内投资者尽管也想介入, 却被因打包出售而提高的门槛挡在了门外, 只能以更高的价格从国外投资者手中购买。因为A M C的错误经营战略, 不良资产处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认为的“批发”市场, 而其中的利润都被批发商———国外战略投资者获得。他们得到的越多, 国家损失的越多。2001年华融与摩根士丹利的一项交易也证明了这种处置方式的一些弊端。当时华融以7亿元价格, 把账面价值为108亿元的资产包卖给摩根士丹利为首的竞标团。而后者轻松的赚取了10亿元。这些损失最后都不得不由国家来承担。从以上这分析可以得出结论:A M C的转型已迫在眉睫。

(2) 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就是将缺乏流动性, 但能够产生稳定、可预见的现金流收入的资产, 转换成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行为。从资产证券化的一般概念出发, 可以给出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定义。所谓不良资产证券化就是指将能产生可预见现金流的不良资产分离出来, 转换成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行为。

但是在我国, 资产证券化并不是解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最佳方式。从前文述及的我国不良资产特点可知, 我国的不良资产主要由信用贷款构成。但是, 从国外经验来看, 用于证券化的资产并非是不良信用贷款, 而是缺乏流动性, 但具有稳定的未来现金流的资产。因此, 我国还不具备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条件。

另外, 资产证券化也需要一定的风险。到目前为止, 美国应该是利用证券化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取得比较成功的案例。然而, 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资产证券化市场规模庞大的市场, 清算信托公司也只是将其中一部分信贷资产予以证券化, 其中包括逾期住房按揭债权。但最终还是出现流动性上的问题, 引发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 并且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而我国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时, 主要采取一些安全系数较高的方法, 不良资产证券化不符合我国国情, 也不适合当前形势下的不良资产处置。

(3)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其它传统方式。商业银行在处置自身不良资产时也常常应用以下方法:第一, 利润冲销:银行用当年所得利润的一部分去提取拨备和消化包袱, 冲销坏账, 以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第二, 利用外资等直接的资本注入方式。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日渐开放, 外资也开始进入我国银行业。近年中资银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政绩斐然”:国有大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声誉获得显著提高, 有力促进了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 不仅引进了资金、充实了资本, 还转变了国有银行管理理念, 提高了我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既达到了引资目的又达到了引智目的。但进入中资银行的海外投资者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润, 而不是来帮助我们提高管理水平和竞争力的, 因此我国银行业的崛起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第三, 强化呆账准备金制度、注销坏账、优化资产、分离不良资产、交由专门机构处理、培育资产重组的中介机构和中介专家、推出新的信贷资产衍生产品以降低风险等, 以上措施也可以有效促进不良资产的处置。

(二) 现有阶段对不良资产的处置设计具体内容如下:

(1) 促进A M C转型。A M C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成为我国第一代名副其实的金融控股公司, 这符合21世纪金融混业经营的世界趋势, 也是A M C十年来经营处置资产过程中的业务留底使然。A M C的转型对于其进一步处置不良资产有着积极的意义。以往的A M C好比一个事业性单位, 为了完成财政部下派的硬性指标, 尽快消化手头上的不良资产, 采取的措施往往伤害到国家的利益。当A M C转型之后, 处置不良资产作为公司的一项业务进行, 其最终目的是获得利润最大化,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 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也就可以避免。

经过十多年, 尤其是近两年来的发展, 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四家A M C都已经初步具备了朝着金融控股公司方向发展的业务基础, 他们已经或即将获得证券、保险、基金与信托、金融租赁、担保等非银行金融业务经营许可, 参股母体银行、中小型商业银行, 成立了中外合资资产管理公司, 并设立了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投资、房地产等实业公司。即使上述金融业务目前还没有全面展开运作, 不良资产处置所形成的近万亿损失仍反映在A M C报表上, 没有最后明确的处理办法, 但在金融混业经营、国有银行全面改组上市、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并取得国有银行待遇的大背景下, A M C进一步的重组、改造、转型发展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以海南省A M C海口办事处为例:海南省经济基础薄弱、国民生产总值较少、市场容量小、购买能力低弱,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省内各A M C的资产处置变现工作。经过海南省4家A M C海口办事处的努力, 截至2009年6月末, 这4家A M C海口办事处共接收不良资产共计17871户, 笔数39597笔, 账面资产总额637.47亿元, 其中本金435.28亿元, 利息202.19亿元。历年累计处置账面资产共计267.31亿元, 资产处置进度为74.33%:历年累计回收现金43.38亿元, 现金回收率16.34%。

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和金融形势、市场状况, 以及各A M C办事处具有的资源优势、政策手段和长远发展需要, 海南省金融资产处置变现工作的发展方向应定位为:以资产处置为主线, 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出发点, 以最大限度回收资金、提升资产价值、减少损失为根本目标,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以债务重组、资产管理为重点, 不断培育市场和聚集人才, 将省内各A M C确立为资产重组和资产管理的市场专家地位, 逐步发展成为以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为主业、具备投资银行功能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功能的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

(2) 加快不良资产债权的市场化进程。不良贷款资产债权的市场化, 就是指能够使不良贷款资产的债券进入市场交易, 将不良贷款资产的债权以各种方式向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形式转换, 具体形式有:第一, 由政府机构或政府指定的机构, 用财政债券或政府担保债券方式直接收购不良贷款资产的债权, 实现债权向债券的转换。第二, 由中介机构收购不良贷款资产的债权, 将债务进行重组后, 实现债权向股权的转变。第三, 建立不良资产交易中心, 组建有组织、有固定地点, 通过集中竞价公开买卖不良资产的交易场所, 实现不良资产的真正市场化运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 使不良资产债权流动起来, 从而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资产成本最小的目的。

(3) 建立中国特色的不良资产处置体系。我国应该根据自己特有的国情及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来处理问题, 其最好的出路就是根除不良资产产生的根源,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体制, 而不是只片面的打包出售或实施资产证券化。第一, 要将化解银行不良资产与强化银行信贷管理机制, 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结合起来, 以防范新的不良信贷资产的产生。第二, 要将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同深化银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彻底的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只有建立在深化银行自身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因此, 应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 深化对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第三, 要将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同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应强化企业和银行自身约束, 并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融资体制的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健全和法律法规的配套建设, 根除产生新的不良资产的根源。

(4) 因地制宜设计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以“吉林模式”“重庆模式”为例。从我国不良资产的特点可得知, 我国不同地域的不良资产都因历史状况和地理位置不同有着自己特殊的形成原因和特点, 因此在处置不同地域的银行不良资产时, 要注重因地制宜,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妥善设计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下面, 是近年来两个较为成功的案例:

整体打包回购的“重庆模式”。2004年, 重庆市国资委以其属下一家注册资本为10亿元的资产管理公司 (渝富公司) 为操作平台, 用国家开发银行的17亿元贷款, 从工行手中回购了重庆市117家企业的80.1亿元的工行债务, 让这些企业的土地、房产、设备得以解押。概括起来, 这种模式就是由地方政府出贷一次性购买国有改制企业欠银行的债务, 按照债务总额的20%~30%一次性把这笔钱给商业银行, 然后再由当地国资委下属企业来具体处置。重庆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 重庆市通过以上操作, 于2006年处置完成665户企业在工商银行150亿元的不良资产, 使得这些企业整体的资产负债率下降了10%, 而重庆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也从2004年的26%下降至13%。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府合作处置不良资产的“吉林模式”。操作构架是:先由地方政府指令当地国有企业集团将银行债务分门别类打包, 然后由本地国资委下属企业与银行谈判, 同时争取国家特殊政策, 并用现金按一定打折收购率从银行手中买下这些不良资产包。之后, 政府和资产管理公司将合作组成一个处置审查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权力是筛选改制企业的具体债权情况, 然后将企业债权委托给各地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处置, 各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的监督下对所有改制企业进行逐户处置。这种合作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 政府也直接参与了处置不良资产。既可以结合改制使不良资产的回收作到最大化, 也可以防止新的逃废债务行为。在吉林省政府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合作的过程中, 也会出现一些不统一的声音, 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是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回收, 以减少金融债权的损失;而地方政府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安置企业下岗职工, 因此双方达成的共识是“暂不谈价格”, 秉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根据资产包内每个企业的状况, 共同进行评估, 再对每户债务人进行处置。

通过对“重庆模式”和“吉林模式”的简单论述, 可以看出, 因地制宜对于不同地方解决自身不良资产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假如将“重庆模式”的打包回购方式套用吉林省上, 由于当地政策和资产价格的种种不同, 势必会水土不服, 甚至造成反效果。

三、结论与建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不断发生, 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多与银行不良资产有关, 银行体系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往往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我国虽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 但引发金融危机的各种隐患依然存在, 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 而且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本文首先对不良资产的界定进行了论述。分别从理论上和我国实际出发, 来分析我国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良资产的产生缘由。并且对我国不良资产的特点进行了探讨。本文还在银行不良资产传统处置方法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处置办法。包括促进A M C转型, 加快不良资产债权的市场化进程, 建立中国特色的不良资产处置体系, 同时因地制宜, 根据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来制定不良资产处置办法。

2010年3月18日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 (Standard&Poor's R atings Services) 发布报告称, 因中国政府支持巨量放贷, 未来几年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不良贷款和其它问题贷款将可能大幅上升, 但银行业应能将此控制在可控水平。银监会在去年底也与银行业召开例行研讨会, 提出在超大规模信贷投放下, 2010年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有增加的压力, 希望每家银行密切关注信贷风险防范。

因此, 尽管我国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连年“双降”, 银行资产质量逐渐好转, 我们仍应重视不良资产问题, 对不良资产的处置依旧任重而道远。首先, 我们要明确在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之下银行业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 依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制定相关具有中国特色的不良资产处置方案。其次, 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全社会的力量。单靠银行自己的力量是没办法完全处置好庞大的不良资产, 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关的法律法规, 集中政府和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最后, 在设计不良资产处置方案时, 我们要审时度势, 因地制宜, 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3.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六西格玛文化 篇三

关键词：股份制改革；银行；绩效影响

在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仍存在诸多问题，脆弱的银行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早在1998年我国政府就有给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来减少坏账的举动，之后又有多次注资。然而，商业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绩效并没有切实提高。目前，我国政府正试图通过股份化和上市来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机制。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已有三家上市（建行于2005年10月27日在港上市，工行2006年9月25日在港上市，中行同时具有A股和H股），农业银行的股份改革工作也在逐步开展中。那么，股份制改革对解决银行的问题是否有帮助呢？是否会给银行带来绩效的提升呢？

本文选择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考察的样本对象，通过分析和比对我国商业银行有关指标的变化趋势，对改制上市是否有助于改进国有商业银行绩效问题进行探讨。样本期间为2000～2005年，共6年时间，银行数据来源于CSMAR经济、金融、证券研究数据库所公布的年报资料。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为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

一、银行财务效益指标分析

“净资产收益率”（ROE0）和“总资产报酬率”（ROA）是测度商业银行财务效益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可比性高，综合性强。图1和图2列示了2000～2005年四大国有银行、十家股份制银行、上市银行（指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深发展、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浦东银行和华夏银行）的ROE和ROA的变化趋势。

可以发现四大国有银行无论在ROE或ROA指标上，在2003年之前，都要普遍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或上市银行，而在2004年之后有一定的提高。从图1可以看出，国有银行的ROE指标区间在2003年之前位于0.02-0.04之间，2004年后提高到0.08之1上，股份制银行一直稳定在0.08之上，而几家上市银行的ROE指标也在2003年有较大的转折，指标跌至0.08，之后又升回0.1之上。所有样本银行的ROE则处于0.06-0.14这个区间。从图2可以看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ROA指标大致处于上升的状态，从0.004上升到0.011，但在2003年有小幅度的回升和反弹。股份制银行和上市银行都一直稳步上升，分别从0.006上升到0.011和从0.007上升到0.011。而所有样本银行的ROA指标则从0.005升至0.011。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四大国有银行无论是ROE还是ROA指标在2003～2004年都出现异动，都在2003年小幅下降，在2004年大幅的上升，这可能是因为政府为中行和建行的公开上市做准备，展开的新一轮“注资”和资产剥离，使得中行和建行的ROA和ROE指标“人为”地快速提升所致，从而使得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指标出现此现象。二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表现财务效益状况的两个指标中都普遍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或上市银行，这说明股改或上市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银行的财务效益状况。

二、银行资产安全状况分析

在资产安全状况方面，设置“不良贷款率”指标，不良贷款率是国际通用指标，采用五级分类标准。图3列示了2000～2005年四大国有银行、十家股份制银行、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趋势。

从图3可以看出各类资产安全状况财务指数的关系。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在10以上，股份制银行和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基本落在了3－15之间，而所有样本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5－20之间。

这个现象就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蕴藏的风险要高于股份制银行的普遍认识。

四大国有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适应国际化竞争的需要，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三次大的改革。一是1995年国家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二是1998年国家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的资本金充实改造，三是1999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改革。

应该说，四家银行在国有政策的扶持下，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明显改善，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但是，上述三次改革都是从改善四家银行财务状况着手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其内部治理机制，改革仅仅停留在“治标”的层次，而没有实现“治本”。

三、小结

从财务效益指标分析可以看出，股改或上市对银行的财务绩效还是有影响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区别在于，国有银行不像股份制银行那样能敏感地感受市场波动，也就是国有银行的历史存留问题。这种历史存留问题造成了股份制改革的困难，使得上市的效果在短期内不能体现出来，但从股份制银行的财务状况好过于国有银行，可以证明长远看来股份制改革是有效果的。

市场化能够推进国有银行独立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与股份制银行拉小差距。一方面，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旨在深化国有银行市场主体地位的改革措施是有效的，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例如对银行新设分支机构审批权限的放宽、新业务审批方式的放松等等，能够对银行业市场结构进行优化，这应当继续深入下去。

另一方面，股份制银行在刚开始营业时建立了较好的规章制度，且业绩不错，可是慢慢地这些银行的行为又逐渐向国有银行趋同。主要原因就在于股份制银行大多是依托某种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组建起来的，其规章制度是参照国有银行的版本制作的，人员基本是从国有银行中挖过来的，经营者的选择方式与激励方式与国有银行也没有根本区别，治理结构流于形式，董事会在聘任行长方面没有多少实质性发言权。这就提醒我们，着眼于我国银行业的长期发展，国有银行显然不能简单的“一股就灵”，现代企业制度要落到实处。

从资产安全状况分析可以看出，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脆弱性指数远远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主体单一，国有产权比重过高，权责不明，政企合一的制度特征比较明显。在这种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过多的政策性业务，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历史包袱非常沉重。同时还受到政府有形或无形的担保，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损害了自身的稳健经营。

股份制商业银行产权主体多元化，在内部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弱化来自政府的干预，有利于政企分开，又解决了由于银行内部所有者缺位而引起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逐步上升，贷款效益明显优于国有商业银行。

从分析可以看出，股份制改革并不能立即给国有银行的业绩带来提升，但股份制改革也不是完全无效的，只要不陷入产权观念上的幻想，就能实现改革的目标。

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这条正确的改革之路；另一方面，仅仅在产权所有制的名称和形式上做变更意义不大。改革旨在通过产权优化，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银行治理模式——一套包括内部产权安排和外部激励约束并重的制度安排，并且这样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演化的，是经得起市场竞争的。

只有这样，我国银行业才有可能构建正反馈的循环机制，使有效的产权安排得以保留，低效或无效的产权安排被淘汰。伴随着银行业市场结构和内部治理机制的不断优化，使得正反馈效应不断增强，最终锁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演化路径上。

参考文献：

1、张世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研究综述[J].现代管理科学,2000(4).

2、李建军.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性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和比较[J].金融论坛,2004(1).

3、周四军.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测度与实证研究[J].经济纵横,2006(9).

4、刘洁,张慧.中国银行业绩效生态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06(2).

5、吕剑.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脆弱性比较研究[J].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6(3).

6、银行改革组课题组.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6(9).

4.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六西格玛文化 篇四

2011年04月20日 19:35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中新网财经频道

中新网4月20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会议决定，2011年将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会议确定了明确了今年改革四大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促进科学发展。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落实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支持政策，出台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稳步推进电价改革，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在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调整完善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深化改革和保持稳定、应对当前挑战和完善体制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会议明确了责任分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强化协调配合，狠抓贯彻落实，确保各项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