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论文（精选8篇）

1.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篇一

朝鲜战争对中国深而远的影响

权 红

（延边大学历史系，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在朝鲜战争中，朝中韩美等参战各方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朝鲜战争对中国在国际地位、民族精神、和平环境及统一祖国、外交关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世界历史；朝鲜战争；中国；影响

朝鲜战争是美苏两极格局下东西方冷战的必然产物，作为二战后迄今为止唯一一场国际性的区域战争，朝鲜战争无论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南北朝鲜，还是东北亚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客观的讲，朝、中、韩、美等参战各方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朝鲜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1] 尽管有美国参战，但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提高了国际地位。1949 年10 月，新中国的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中国从灾难深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藩篱中艰难地走出来，身上还遍布着被欺压与凌辱的烙印。八年抗战，尽管中国人民为着自己的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斗争，但是依旧受到国际社会的轻视，在两大国际阵营当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根本没有把崛起的中国放在眼里。在朝鲜战争中，我们与强大的美军及联合国军作战，尽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朝鲜停战时对国内发表电视讲话，第一句就是：我们是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我们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入侵。但是事实上，这一场较量足以证明中国的强大，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仰望与瞩目。经过抗美援朝战争，整个世界对中国都不得不刮目相看。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屈辱再次得到洗雪，中华民族真正成为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中国人民真正地站立起来并扬眉吐气了，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再也不容忽视了。[2] 尽管战斗异常艰难，但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提炼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投入了本国全部陆军的1/

3、空军的1/5 和近半数的海军，并使用了除原子技术以外的一切现代军事技术和手段。[3]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却是一口炒面一口雪，以强大的民族精神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正如彭德怀所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4]抗美援朝战争开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弱国打败强国，以劣势武器装备打败优势装备强敌的先例，极大地消除了国内和国际上存在的“恐美症”，极大地鼓舞了亚洲和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5]在朝鲜，上甘岭上的钢铁防线，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英烈的壮举，证实了志愿军官兵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在国内，不分党派、民族、性别、老幼，都团结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空前广泛的民族团结。这些都是在朝鲜战争中浓缩成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延续到了今天。尽管我们付出了高昂的战争代价，但是也极大地激发了国内经济建设的热情。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也是新中国走向繁荣强盛的巨大动力 [6]。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的各种援朝物资达560 多万吨，开支战争费用60 万亿元。[7]1950 年、1951 年、1952 年，中国的军事国防费用支出分别占财政支出总额的41.16%、43.12%、33.61%。[8]尽管我们以志愿军伤亡42.62 万[9]的惨烈代价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但是毕竟有包括我们的伟大领袖的儿子毛岸英在内的14 万中华儿女长眠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值得欣慰的就是，我们志愿军的出兵朝鲜，为我们恢复经济建设保证了稳定的环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国人民以抗美援朝为中心，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土地改革的步伐加速了，剿匪、镇压反革命的力度加大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1951 年就消灭了财政赤字，至1952 年底，按原计划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全国出现了空前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1953 年，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顺利实施。更为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取得了进行长期建设的和平环境。[10] 但是毕竟这样一场国际战争给参战的中国带来了一些影响。朝鲜战争导致了中美两国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并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有利机会。[11]这也是在朝鲜战争研究过程中比较普遍的认同观点。解放台湾，是统一后的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导致新中国的领导人暂缓了解 放台湾计划的实施，在长达3 年的朝鲜战争中，中国消耗相当大，战后，我们不得不完全放弃解放台湾的计划，由此可见朝鲜战争确实给解放台湾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它不仅使得我们失去了解决台湾的最佳时机，更有甚者美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坚决的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公开地干涉中国内政，所以直到今天，台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祖国的统一大业没有完成，这也成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最大的遗憾。

但是，美国对于台湾问题的干涉，并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才开始的。1949 年10 月6 日至8 日，美国国务院召开关于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会上甚至有着这样的一个“非常普遍的认识，即需要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而且要相当快的承认”。[12]1948 年底至1950 年初，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放弃台湾，对台湾采取了“撒手政策”。因为在1948 年底，国民党在中国的势头减退，这就让一直支持蒋介石的美国陷入了两难之中，面对国民党败局已定的现实，美国该如何面对蒋介石和大陆的新政权。假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进行军事攻击，那么没有美国的直接军事援助，台湾政权根本无力抵抗，美国在战略上一致看好的台湾地区将直接落入共产党的手里。于是美国迅速调整政策，当1950 年1月5 日，毛泽东和斯大林正在莫斯科谈判的时候，杜鲁门对于台湾问题还有专门声明，强调美国是1945 年7 月26 日波茨坦宣言的签字国，强调波茨坦宣言对于1943 年12 月1 日开罗宣言中的“日本自中国夺去的领土如台湾应归还中国”的内容。并声称“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得对该岛行使权力。美国亦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咨询。”［13］

当时的美国还是希望通过推行“楔子战略”来分裂中苏的关系。但是，1950 年2 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美国的希望破灭了，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如果占领了台湾就等于苏联占领了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将会落在共产党的手里，这样就完全破坏了美国的远东战线。于是由麦克阿瑟起草的一份“保台意见书”于6月24 日被送回国内。6 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6 月26 日，在美国的安全会议上，他们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还把朝鲜战争与台海局势牵扯在一起，认定北朝鲜军队向南朝鲜进兵是掩护中共进攻台湾的一次“战术佯攻”。［14］6 月27 日，杜鲁门发表当年的第二份总统对华政策声明，宣称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夺占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杜鲁门改变了过去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也无任何使用其武装部队干涉现有局势的意图的既定方针，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其第七舰队公然向台湾海峡开进。为了长期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立即向台湾运送了军需品和汽油。［15］7 月31 日，麦克阿瑟飞台访问，与蒋介石达成保台秘密约定。［16］8 月25 日，杜鲁门又下令向蒋政权提供1434 万4500 美元的新军事拨款。［17］至此，美国完全改变了杜鲁门于1 月5 日发表的声明，随即公开以武力割裂中国领土，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并向蒋介石政权重新提供新的援助。尽管美国并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才干涉台湾问题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参战使朝鲜战争成为中国台湾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的重要因素。

朝鲜战争对中国建国之初外交关系的确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当即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8］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就卷入了这场国际化战争，并且自然地在两大阵营的对垒中，坚决地站在了苏联这一方。朝鲜战争使中国更加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奠定了数十年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基本格局。

1950 年2 月，中苏两国就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朝鲜战争又将中国更深一步地推向了苏联一方，这也对中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在这场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在客观上充当了苏联远东战略利益保护者的角色。所以中国在朝鲜战争之后，别无选择，只有更加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朝鲜战争也使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拖延了22 年。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早在1945 年4 月，中国就派代表团参加了旧金山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参加了代表团，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在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台湾非法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朝鲜战争后，美国更是对中国进入联合国进行百般阻挠。联合国于1951 年2 月1日通过了下述决议：“确认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侵犯韩国者提供直接援助并且同联合国军进行交战，因此其本身就构成对韩国的侵略。”［19］使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请求被长时间的搁浅。直至1971 年10 月25 日，在联合国大会第1976 次会议上，才通过阿尔巴尼亚等23 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被非法剥夺了20 多年的席位得到恢复。

朝鲜战争的直接后果使中美关系开始了长达20 年之久的敌对。经过朝鲜战争的较量，美国认为，中国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是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朝鲜战争后，美国极大地强化了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新任国务卿杜勒斯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尽可能给共产党中国制造更多的麻烦”，“建立反对北京政权的外部压力，最终使它崩溃”。［20］在奉行遏制新中国政策的年代，任何主张与新中国和解的意见都会受到无情压制。［21］由于美国“遏制”“孤立”政策的实施，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异常突出，中美双方甚至相互谩骂、攻击。朝鲜战争使中美走向了直接且全面、持续而深刻的对抗状态。“相互疑惧和敌视在50 年代和60 年代大部分时间毒害了中美关系，开始了长达20 年的公开敌对。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国家在此期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贸易，没有合法的人员往来，实际上两国普通国民之间没有相互接触，或许现时代从未有两个大国在和平时期如此长时间地相互隔绝”。［22］

朝鲜战争也是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关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或分水岭。这场战争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奠定了数十年中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大韩民国关系的基本格局。［23］中国出兵朝鲜使中朝两国用鲜血凝结成战斗友谊，两国人民在战争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加深了中朝两国人民深厚的感情，也为中朝之间形成战略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中朝关系经受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今天继续保持和发展着中朝睦邻友好关系，也使中国在朝鲜半岛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从而确立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特殊地位。

而朝鲜战争也使中国与半岛南部的韩国成为敌对，这种敌对竟然一直持续了40 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更加坚定了亲美反共的立场和政策，它同美国签定了共同防御协定，采取一些敌视中国的行动。中国对韩国也一直持批评和谴责的态度。两国数十年间政治上互相对立，外交上互不承认，人民间互不往来，直到1992 年中韩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

朝鲜战争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朝鲜战争之后，中国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与遏制，使中国几乎被国际社会所孤立。［24］1950 年7 月，迫于美国压力，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把对苏贸易管制扩大到中国。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在朝鲜战争期间，共有45 个国家参加了对华禁运。［25］朝鲜战争后，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只有依靠苏联，这样就使得中国包括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异常保守，这就说明，朝鲜战争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的全面遏制，也导致了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1954 年9 月，在马尼拉，美国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召开八国会议，签订所谓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及其附件《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议定书》和《太平洋宪章》，形成以美国控制的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军事联盟，直接针对中国大陆，使中国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压力。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于是中国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制定上就避开非安全的地带，形成轻沿海、重内地的所谓三线布局，制约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不平衡。中朝关系经历了沐风淋雨的60 年，当我们再度回首历史，依然清晰地记忆着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朝鲜、中朝关系的影响，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或是未来，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国家关系当中，这样一场国际化的战争势必以其历史的姿态影响着历史和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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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篇二

关键词：词汇,借用,语言环境,语言干扰,词汇汉化

在多民族国家, 两个不同语言的长期接触必然产生语言之间的渗透现象。这样的渗透现象它会多样化的表现在语言的词汇、语法、语音、语义等方面,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词汇部分。词汇作为社会变化中最敏感、使用频率最多的部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容易被其他词汇替代。它会随着事物的消失变成了不用的“死语”, 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创造出反映新事物新现象的新词。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从朝鲜语词汇结构上看, 随着新词的出现朝鲜语使用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我们可以从音读、音借、音译来看出。

1. 词汇的音读

居住在中国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借用汉语词汇的现象较多, 不仅在口语, 书面语中也常见。口语中的借用的大部分是音读, 而在书面语中借用的大部分是音借。口语中的词汇是朝鲜族与汉族的直接对话中所学到的词原封不动的搬过来, 或者不能直接用朝鲜语表达的少数词汇音读过来使用的, 但是书面语中的词汇大部分是音借形式存在, 因为汉语中音借过来的词汇更容易理解。

下面是中国延边朝鲜族在口语中借用汉语词汇的具体的实例。

第一, 在中国新出现的现象、对象及行为, 不能用朝鲜语词汇来表达或不了解这种现象、事物名称时, 借用汉语词汇。例如:

초오차이 (炒菜) —음식을요리하다, 씨란화 (西兰花) —브로콜리, 썅차이 (香菜) —고수풀, 마씨뽀얘앤 (马戏表演) —곡예표현, 뉴우양걸 (扭秧歌) —중국북방의농촌지역에서널리유행하는민간가무의일종

第二, 习惯性的借用汉语词汇。这样的词汇大部分是工业用语, 这些工业用语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阶段所使用的词汇, 如今这样的专业用语和工业用语被广泛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例如:

工业用语

숙제 (作业) , 공작 (工作) , 퇴직 (退休) , 발언자 (发言者) , 성본 (成本) , 수구 (收购) ,

专业用语

침메이쑤 (青霉素) —페니실린, 찌광 (激光) —레이자, 탠쌘 (天线) —안테나

第三, 汉语有它对应的词汇与表达, 但用韩语来翻译, 就会把它的意思拓宽、变长, 所以借用汉语词汇的现象比较常见。例如:

쟈발 (加班) —초과근무를하다

비과 (备课) —교수를준비하다

뽀장 (报账) —결산보고를하다

第四,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朝鲜语的固有词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所以根据现实生活, 借用汉语词汇的现象比较常见。例如:

노동자 (劳动者) —공인 (工人)

지배인 (支配人) —경리 (经理)

第五, 知道汉语词汇的具体意思, 但找不到朝鲜语中对应的词汇时借用汉语。例如:

下台—1.권력을이양하다

2.직무를벗다

把关—1.관문을지키다

2.책임을지다

第六, 对汉语盲目的崇尚思想导致借用汉语词汇的现象较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一小部分人群不重视民族语, 崇尚汉语的结果。

因此, 朝鲜语受汉语的影响越多, 日常生活中借用汉语词汇的音读现象越严重。虽然朝鲜语部分词汇本身拥有固有词, 但人们习惯借用汉语, 其结果导致延边地区的朝鲜语的质变, 加快了朝鲜语汉化。

2. 词汇的音借

在朝鲜语书面语中汉语词汇音借形式比较常见。报纸、杂志、书籍上的大部分词汇都用汉语词汇音借形式。

第一, 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在书面语或口语中以朝鲜语的汉字词为依据音借过来的词汇较多。例如:

지도원 (指导员) —정치지도원의통칭, 빈관 (宾馆) —영빈관,

第二, 改革开放同时汉语的构词法也有了新的变化, 词缀就是变化之一。朝鲜语借用了这些已变化的词缀, 并把它的读音借过来形成了新的朝鲜语派生词, 例如:

接头词

로 (老) —로간부 (老干部) , 로일대 (老一代)

接尾词

도 (度) —지명도 (知名度) , 신선도 (新鲜度)

성 (性) —계급성 (阶级性) , 과학성 (科学性)

第四, 半音读半音借形式

延边地区朝鲜族借用的汉语词汇半音读半音借的形式较多, 这是为了更明确表达词汇的意思。例如

전화호마 (电话号码) —전화번호

3. 词汇的音译

第一, 一些汉语词汇用朝鲜语表达时, 有的词汇很难用音读或音借形式来表达词意, 这时候我们需要先用朝鲜语译过来, 并合理的解释, 这种手法我们叫音译手法。音译的词汇大部分用在书面语中。例如:

대물림보배 (传家宝) —대대로전해오는가보

만출근 (满勤) —개근하다

第二, 半音借半音译组合形式

延边地区朝鲜语的汉语借用词的一小部分是以半音借半音译组合形式出现。例如:

밤자습 (晚自习) —야간자율시간

사상보따리 (思想包袱) — (사상) 마음속의무거운짐

사인무리 (四人帮) —강청을비롯한장춘교, 요문원, 왕홍문을가리키다

综上所述, 这些词是在朝鲜语词汇的基础上, 以汉语的结构法为依据, 所创造出的新词。这些词汇都是音借和音译结合而成的, 换句话说它是汉语意思和韩语意思结合, 所形成的合成词。

第三, 半音译半音读组成形式

在延边地区汉语借用的词汇中一部分词汇是以半音译半音读组成形式存在。例如

낮발 (白班) —낮교대, 낮출근

직공모집꽝고 (招工广告) —노동모집광고, 일꾼모집광고

综上所述, 这些词汇如音读过来会更难理解词意, 所以根据词意, 加以解释说明或用相近的词汇来代替会更明确地表达所说的意思, 但这些词汇只能用在口语中。

第四, 造出新词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朝鲜族创造出了反映新事物新现象的新词。例如:

삐뚜렁소리-바르지않은심술궂은소리를가리키다

독보조-농촌이나가두의기층조직들에서광범한인민대중의정치사상각성을높이기위하여조직한시사학습조직

大部分新词是以合成法为基础创造出的, 但是也有以派生法创造出的词, 例如<독보조>类似的词, 它是以汉语中的词缀<조>与名词词干相结合构成的词汇。

综上所述,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社会的发展, 所创造出来的新词会越来越多。也可以说延边地区的朝鲜语中的大多数新词依赖于汉语词汇。

第五, 俗语

俗语是具有是口语性和通俗性语言单位, 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这样的词汇组合需原封不动的搬过来表达, 不能随意的更换。但是多民族国家中两个不同的语言在长期接触中被相互影响, 俗语也不例外。因此出现了新的俗语。延边地区朝鲜语俗语是先借用汉语中的俗语, 再把它用相似的朝鲜语代替。例如:

唱反调—반대곡조를부르다

(상반된주장을내세우고상반된행동을하다, 반대로하다)

狗腿子—개다리

(외래제국주의자들이국내반동세력의앞잡이노릇을하는놈)

自私自利—자사자리

(이기주의, 사리사욕)

综上所述, 上述俗语中的一部分俗语失去了它本来的意思转向另一个意思。例如, <개다리>在《标准韩国语辞典》中隐语是<권총>, 但延边地区朝鲜语中的意思是<앞잡이>贬低别人的话。

结论

3.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篇三

【中图分类号】K256.3

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并深入到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场侵略战争。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野蛮、屈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1.进出口税限于值百抽五，且中国不能自行修改。《南京条约》规定：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望厦条约》进一步规定：修改税则须得到“领事等官议允”。一八五八年税则更规定，除丝、茶、鸦片3种外，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许多商品包括食品、西药、纸张、钟表甚至化妆品和烟酒，凡外国人“自用”者均可免税进口。

2.减轻吨税。一八四三年《通商章程》规定：外商船舶改按吨位交纳吨税，每吨交税银5钱（150吨以下的船每吨1钱）。《天津条约》更将吨税减为每吨4钱。

3.内地税也受条约限制。《南京条约》作了原则限制：“每两加税不过某分”。《天津条约》更具体规定：凡洋货进口后运往内地，及土货由内地出口（限洋商承运者），除交纳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外，可向海关再纳一“子口半税”（2.5%）即可“遍运天下”，不再交纳常关税和厘金等内地税。而华商、国货则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

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丧失关税自主权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使海关关税失去保护本国工农商业发展的作用，其结果，一方面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封建经济所起的分解作用；而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农业、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导致一些手工工业急剧萎缩，对外贸易长期巨额入超。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中叶的自强运动开始步入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的。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讓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了100多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 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

4.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四

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0903届 韦建新

指导老师

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摘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中的影响。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时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甲午战争也刺激和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社会，影响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近代中国，甲午的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深入到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历时之久，百年延续。自甲午战后相关研究工作业已展开，70年代后，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本文就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方面，作简要论述。学识浅薄，敬请前辈专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等国列强的默认下，寻找借口，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扰，历时八个月的甲午之战终于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强弩之末的庞大封建帝国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封建官僚虚骄自大，盲目乐观，虽然对西洋列强比较忌惮，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强也较高地估计中国实力。甲午战争的结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虚弱，从此也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对象，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短短几年里，就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国干涉还辽”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开端。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近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引起了

早就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政府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他们独霸中国东北的直接威胁。因此在《马关条约》签定的同一天，俄国就正式向德、法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日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②

德法两国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议，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英美各国也别有用心地劝告日本，于是，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赎还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标志着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土地的开始。

2.从《中俄密约》开始，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俄国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酬劳”，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急先锋。1895年冬，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给予俄国军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军6月，俄国又利用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庆贺沙皇加冕的机全，订立了《中俄密约》，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俄国取得了建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且取得了在铁路沿线开矿、兴办工矿企业以及派驻警察的权利，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中俄密约》的签定，空前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国纷纷向中国勒索，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达到高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③

从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内，各国列强利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租或强占等手段，将中国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俄国的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半岛，法国在滇、粤、桂三省(包括海南岛)，英国在威海卫和港九地带，日本在台湾和福建。此时的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存亡危机。

二、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商品输出为主为资本输出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货款。

《马关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的“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刮民财以外，只得大举借外债。而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争着向中国投放贷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战后三年内，清政府以海关税、盐税、厘金作抵押，分别向俄、法、英、德等国借巨款共计三亿多两白银。这些贷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国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捞取了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列强通过贷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条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内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列强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厂。

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虽已出现，但一般投资较少，规模不大，并且没有法律依据.《马关条约》是第一个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榨取中国人民剩余价

值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合法化规模化。“1895年至1900年间，外国资本投资总额达到五亿二千万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资新办工厂达933家，为甲午之前几十年总和的九倍。”④

对中国的地下矿产，列强早就有所企图。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与中国买办官僚互相勾结，千方百计掠夺中国矿产。他们以“合办”形式插足，诱迫清政府签定矿务合同，取得了在中国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山东；俄国在奉天、东山省铁路沿线以及蒙古、新班，英国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国在直隶、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取得了采矿权。

3.修筑铁路，攫取路权。

在当地修筑铁路，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用来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攫取路权。1896年至1900年，列强多次争的铁路借款权，贷款总额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权。同时它们还控制了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些还享有沿线的行政权和普察权，使这些中国领土的主权名存实亡。另外，帝国主义各国还通过开设银行和扩大银行活动范围，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总之，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各方面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失败破产，“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民族工业。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再也无力投资设厂开矿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向人民勒索“捐输”，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一点道路；同时，甲午之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办厂，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如市场的开拓、劳动力来源增加、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机加剧，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增长，纷纷投资于工矿企业。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时间内，商办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官办”工业。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资本额(一万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国内企业中，商办资本占资本总额的70%，官办与官督商办资本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据有人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新投资一万元以上的国内工厂已有463家，资本总额达到9100多万元，为1894年的数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到重重阻碍，表现在：第一，清政府虽然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了一点出路，但仍然没有给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国货从口岸到内地的税金负担往往比洋货重；第三，列强一方面在中国经营厂矿，一方面还向中国输入大量的过剩商品，使中华民族工业处于受排挤的状况；第四，帝国主义控制着路权及主要矿产资源，为民族工业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⑥

四、甲午战争刺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动，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大转折、大变化.战争的惨败不仅扫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盲目骄妄之气，而且也促使中国有志之士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甲午战后的五年中，25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⑦从此之后，变法救亡运动和新的思潮广泛掀起，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时代。表现在以下几点：

1.康有为等人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衣现，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酸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民族灾难，惊醒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在得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后，即发动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17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痛呈割地赔款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变法”之主张，这就是厉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定，但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努力唤醒人们“与天争亡”的形势下，“图保存之举，舍变法外别无它图”。⑧举起了变法救亡之大旗。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一个标志。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二个标志是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宣传自由平等，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源。自鸦片战争后，主张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战争，封建士大夫和洋务派的改革只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惨败，使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黯然失色，有识之士通过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对封建专制改体发生了怀疑，进而提出了批评，“考中国败弱之由，百蔽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从而点嫩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维新派在甲午战后觉醒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们能猛烈冲击代表封建文化的旧学，大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新学。

甲午战前还没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开宣战。甲午战后，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认识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没落，主张废科举、办学校，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他们的主张和努力，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因为维新派的推动和客观形势的通迫，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维新派在政治变革上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变法运动中又幻想依靠少数封建官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结果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就证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华民族觉醒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地树起了反帝灭洋的大旗。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民群众自发地反洋教斗争在许多省份普遍展开，并且日益同反帝斗争联系起来。1895年夏，福建古田县爆发了“斋教起义”，号召群众征服外国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灭洋思想。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立誓驱尽洋人。十九世纪末，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汇合成了全国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使列强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从而打乱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由于农民群众的阶级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形成统一行动，结果以“挟清灭洋”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扼杀下归于失败。义和团血的教训告诉有志之士，“洋”要灭，“清”也要扫，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3.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飞获，为近代中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还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封建统治阶层的改良，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孙中山等抛弃了对统治阶级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孙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疾呼要振兴中华。1895年春，又成立兴中会总部，在其章程上明确提出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以后，兴中会又联合其它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者长期反复地斗争，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民主革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终于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人民并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新兴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在国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其中，有挥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过这次灾难吸取教训。“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结果，以甲午战争为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和长期斗争实践，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奋斗的真正发端。

参考文献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2页。③《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页。

④柳长毅，《论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页。

5.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篇五

朝鲜半岛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朝核问题，一个是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二者相互交织，不可分割。朝核危机严重影响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安全。朝鲜半岛问题重重迷雾背后更深层地凸显出大国的战略博弈。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环境使其成为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交汇点和东北亚国际纷争的矛盾焦点。美国把朝鲜半岛看作是其亚太战略中遏制中国和防范与压制俄罗斯崛起，助其维持世界霸权的重要战略据点；日本把扩大朝鲜半岛影响力当作其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阶梯；俄罗斯把参与朝鲜半岛问题看作其恢复昔日大国雄威的重要环节，中国把朝鲜半岛看做制衡美国霸权主义的战略前沿。

朝鲜半岛作为边缘地带一直是我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正是因为朝鲜半岛地理位置独特，使得它与我们国家的周边安全密切相关，是我国国家安全中的重点防范地区。中国希望朝鲜半岛问题能和平解决，力图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朝核危机，在朝鲜和韩国推行平衡政策，推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统一。但是如果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或者恶化，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届时中国不得不面对美日韩三国的统一战线。另外一旦爆发冲突会有大量难民涌入中国境内，将对我国东北的社会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朝鲜半岛问题对我国的政治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朝鲜半岛是美国对中朝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阵地，朝鲜和中国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以“共产主义威胁论”为由，一意孤行地对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半岛方向，企图把朝鲜作为突破口，而后将其战略推向中国。中国和朝鲜在反对美国强权政治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朝鲜保持政治稳定、主权独立，不受外部大国势力的渗透、控制、颠覆，半岛一旦统一，美国就会失去在韩国驻军的理由，更会失去美日军事同盟的依据，有利于中国的政治安全。还有，朝鲜拥有核武器严重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朝鲜拥有核武器严重挑战东北亚安全格局，东北亚其他国家将纷纷走上发展核武器之路。届时中国将处于被核国家包围之中，中国的国家安全将无从谈起。朝鲜半岛是我们在东北亚地区制衡美国的重要砝码，所以，我国要继续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朝鲜半岛两岸的和平统一政策。

朝鲜半岛与我国经济安全关系密切，当前时而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步伐，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朝鲜半岛南北实现统一，将会给中国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大大促进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对东北亚经济合作起积极作用

朝鲜半岛问题上我国的应对策略

6.古代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 篇六

2012级大气科学 12010001012

王欣然

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目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其中比较有价值的100多部，被选入百科全书的有39部。

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现代军事领域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其代表作为以《孙子》为首的所谓武经七书）已经完全过时了，在以精确制导，全球快速机动，GPS和C4ISH为特点的世界新军事革命面前完全是故纸一堆；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美军就是在孙子兵法指导下打赢了海湾战争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甚至煞有其事地宣称，美军指挥官给每个美军大兵都发了孙子兵法，让他们临阵好好学习，书就装在大兵们鼓鼓囊囊的大背囊里。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兵法仅仅是“用兵之法”，之所以已经过时不再有用，是因为那时的战争与现代战争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许多方面论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用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与战争及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及经济层面论述军事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济观点，同时中国古代兵法还大量涉及到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战争性质理论，战争指导理论等方面带有一般规律性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对于正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中国军队和中国国防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不应拘泥于古代如何布阵，如何行军打仗，如何火攻等。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也已进入新军事变革年代，古代战争形式与现代战争形式已经大相径庭。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的许多著名思想和论断，如“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谋伐，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等等，至今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换言之，这些军事原则是永恒不变的。

名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积极主张世界各国的军事学院把《孙子兵法》列为学员必修课目。我国古代兵书不但广为世界各国军事家所学习和运用。而且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深入研究。更有趣的是，它还极大地吸引着广大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连企业家，商人等也争相研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之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人们的口头格言，就连法国的电影《蛇》的序言也以《孙子兵法》中的话为导语。日本的体育运动和营业战略也直接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辞句作口号。日本天皇带头学习中国的兵书，让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给他讲授《孙子兵法》，为此佐藤铁太郎专门著了《孙子御进讲录》。我国古代兵书俨然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科性的宝库。军事家评《孙子兵法》为“兵学圣典”；文学家评为“与其说是兵学的书，不如说是文学的书”，是“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政治家评为“外交教科书”，“政治秘诀”；哲学家乃至企业家则评为“人生哲学”等。

世界上重要的工具书大部收进了孙子的资料。查阅世界著名的百科全书，例如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日本平凡社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等，都列有孙子的条目，《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孙子条目写了一千字的释文。为适应各方面的需要，翻译、注释的《孙子兵法》以及研究专著，在世界各个角落相继出现。当然，各国译注的种类和数量是大不相同的，就国家而言，还要首推日本。早期的日本文人大部能阅读汉籍，所以他们研读的是汉文兵书，并且直接大量翻印我国兵书，日本主要的汉籍目录上几乎都著录有翻刻的《孙子兵法》。自公元1660年开始，出现用日文翻译的中国兵书《孙子兵法》。用日文撰写的研究专著和注释本，如林罗山的《孙子谚解》、物徂徕的《孙子国字解》、佐佐木琴台的《孙子合契》、犬饲博的《孙子话说》、筱崎司直的《孙子发微》、河田东岗的《孙子句解》、佐藤一斋的《孙子副诠》、平山行藏的《孙子折衷》、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阿多俊介的《孙子之新研究》、佐藤坦的《吴子副诠》等等。以上均为军界以外人士所著，其中以物徂徕的《孙子国字解》和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流行最广。与此同时，军界研究《孙子兵法》的热情更高，陆海空军各有专著问世。如陆军中将落合丰三郎的《孙子例解》、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的《孙子御进讲录》、辎重兵大尉冈本的《古代东洋兵学·孙子解说》、空军少将大场弥平的《孙子兵法》等等。这各式各样的著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深入的研究，有的从哲学方面研究，有的从政治外交方面研究，有的从战史和名将言论方面研究，有的从海军理论方面研究，有的从空军战略战术方面研究，有的从战斗纲要、军队教育等方面研究，还有的从近现代战争理论方面研究，各有研究宗旨。但他们共同的目的是吸取《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中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为其现实服务。

中华武德文化史上有两句古语，一是“忘战必危”，二是“好战必亡”。尤其是在环球相对“变小”、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的当今世界，“安国”与安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安己之国与安人之国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的安全度以每个国家的安全系数为条件。因此，孙子“军争为危”命题的真理性，越来越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意义，应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应当看到，在高技术战争的烽火台上，一只蝴蝶煽动起来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难；但是，完全可以预见，灭亡的首先是它自己。当代中国的军事“安国”之策，就是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因此，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重视“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则是实现“安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更多贡献在道义上的责任和使命。

7.巫乐对朝鲜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 篇七

巫教, 是韩国最古老的土著宗教。在外来宗教传人韩国之前, 古代韩国人的全部宗教活动就是巫教的自然崇拜、祭天仪式、祖先崇拜、巫俗信仰等。从宗教人类学的宗教起源方面探讨巫教的韩国学者一般认为, 巫教是朝鲜民族的原生性宗教, 起源于原始时代的万物有灵信仰, 并随着历史发展, 进入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从历史推断角度探讨巫教的学者则提出, 巫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巫教的祭祀仪式除了祭祀仪式过程外, 它还包含神歌、舞蹈、音乐、神服等许多文化因素。这里的音乐被称为巫乐, 并通过巫教仪式流传于民间。朝鲜民族历来以能歌善舞著称于世, 其音乐特色鲜明, 它的音乐在有些节奏和唱法中, 明显的体现出巫乐的风格, 可见巫教在通过音乐、舞蹈等形式来实现其宗教活动的同时, 所形成的巫乐对朝鲜民族音乐具有一定的影响。

2 巫乐对上古时期和三国时代的朝鲜民族音乐的影响

2.1 巫乐在上古时期对朝鲜民族音乐的影响。

上古时期, 指的是3世纪以前北方的扶余、沃沮、氵岁、和南方的马韩、辰韩、弁韩并存的三韩时期。据陈寿的《三国志》 (279) 和《后汉书·东夷传》等我国文献的记载, 扶余、高句丽、氵岁等部族在年终时, 有饮酒歌舞形式的祭天习俗, 届时, 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少聚集到一起, 不分昼夜载歌载舞、饮酒欢呼。这些风俗的称谓各不相同, 扶余为《迎鼓》、高句丽为《东盟》和氵岁为《舞天》。另外, 马韩于每年的5月与10月举行的祈求上苍保佑农业丰收的仪式歌舞, 由一人领队、数十人跟随其后, 踏地低昂、手足相应。其节奏与我国古代的铎舞十分相像。弁韩则“饮酒鼓瑟瑟, 其瑟形似筑, 弹之也有音曲”。

对于上古时期音乐的具体形态是很难了解的, 但通过古文献的记载, 似乎能领略到“鼓”的群聚歌舞、饮酒欢呼的热闹场面。据说在新罗南解王三年曾筑过一座始祖庙, 主祭者是南解王的妹妹阿老, 南解王的名字叫次次雄, 意为巫 (《三国志》中的记载) 。由此看来, 扶余的迎鼓、高句丽的东盟、氵岁的舞天和马韩、弁韩的祭天仪式就是“鼓”的形态, 而“鼓”的主祭者为巫觋。这些文献与考证说明巫乐与上古时期的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

2.2 巫乐在三国时代对朝鲜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

三国时代的高句丽音乐有了很大的发展, 出现了许多乐器, 七部伎、九部伎、十部伎得到发展与传播, 据日本大木规如电的《舞乐图》记载, 高丽乐 (日本对高句丽、百济、新罗音乐的统称) 共有24种右舞, 其中4种形成于日本, 其余的20种舞蹈中10种是假面舞。在巫教在祭祀时也配带假面具、跳假面舞, 假面具是巫教的重要神器、法具, 所以高句丽的乐舞与巫教是有一定联系的。百济乐舞中的伎乐舞起初也是以宣教为目的的, 它主张“生者必灭、盛者必衰”的思想。

早在上古时期和三国时代的巫乐就对朝鲜民族音乐有所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利用歌舞来宣传巫教, 因而为这个时期的歌舞提供了巫教所提倡的体裁与内容, 经过朝鲜民族人民的不断考证与研究, 得出朝鲜民族传统音乐中的部分音乐确实是源于巫乐。其次巫乐对朝鲜民族音乐的影响还表现在它既能促进朝鲜民族音乐的发展,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朝鲜民族音乐有所阻碍, 因为宗教总是要求艺术为其服务, 往往掩盖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内容, 这样就使得巫教成为一种精神力量, 达到了其宗教目的。

3 巫乐的影响在朝鲜民族传统音乐中的体现

3.1 巫俗音乐在朝鲜民族传统音乐中的体现。

巫俗音乐显然也是为巫教服务的, 是巫教自己的音乐, 有人则直接称巫俗音乐为巫乐。巫俗音乐是巫觋们在耍弄巫术的现场演奏的祀神音乐的总称。其源头应当溯及古代, 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音乐风俗。现在的巫俗音乐的形态, 可以从汉江以南流传至今的巫觋的巫术音乐窥其一斑。后来, 巫俗音乐又演变成了音译名为“西纳御”的音乐。巫俗音乐在长期为其宗教服务的实践中, 发展成为俗乐的一种, 使得巫俗音乐在朝鲜民族的传统音乐中占有一席之地。

3.2 巫乐在盘索里音乐中的体现。

盘索里是出现于朝鲜后期俗乐的一种很重要的种类。盘索里作为一种朝鲜传统曲艺形式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演唱于人们群聚之处, 是朝鲜民族民俗音乐文化的一大宝库, 及其微妙的反映了朝鲜后期民众的情感与意识及其精神。对于盘索里的起源没有留下准确详细的文字记录, 但有巫术起源说。在《简明韩国百科全书》中, 也有观点“一些以演唱和表演杂技为生的艺人在朝鲜朝后期所创立的盘索里等音乐艺术种类, 其实也派生于巫俗音乐。”由此可见盘索里音乐中的部分音乐确实是源于巫乐。

3.3 巫乐在散调音乐中的体现。

散调, 是独奏家在各种节奏的伴奏下, 演奏各种乐章的器乐独奏曲, 是俗乐中器乐最富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以其独奏乐曲的新种类, 与盘索里一起, 称作俗乐的双壁。它的曲调与节奏, 与盘索里很相似, 长短的安排上几乎与盘索里相同, 也有人称其部分源于盘索里。并且盘索里和散调均与艺人们在朝鲜朝后期演奏的“西纳御”密不可分, 甚至散调被认为是“西纳御”的一个分支。由此可以看出巫乐对散调也有一定的影响。

3.4 巫乐在民谣和农乐中的体现。

民谣和农乐, 不是由专职的演唱家与演员加以演奏与表演, 而是产生于平民生活的一种民众音乐文化。它们的创作者不详, 却具有悠久的历史性和传统性。民谣的音乐特点是因地而异, 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农乐是农村举行各种活动时所演奏的音乐的总称。农乐的原来名称有神祀、埋鬼、风将等。从这些名称中可以看出, 农乐与祭祀、巫术等有一定的关联, 在这些农乐的祭祀表演中, 正是体现了巫教的祭祀活动对农乐的影响。

巫教在远古时的发展较为兴盛, 与音乐等艺术联系较为密切, 巫教的活动越丰富, 对音乐的影响就越大。然而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 各种宗教的兴起, 以及一些政治原因、历史原因等, 使得巫教的活动和范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也使巫教的祭祀等活动简单化或流失, 但是这并没有减弱巫乐对朝鲜民族音乐的影响。从上面几点论述中可以看出, 朝鲜民族的人们, 利用了巫乐中的一些因素, 发展了一些新的音乐体裁, 丰富了朝鲜民族音乐, 使朝鲜民族传统音乐更具其民族特色。可见巫乐在朝鲜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发展具有积极地作用。

4 结论

巫乐在它的祭祀形式与历史发展中, 深刻的影响并促进了朝鲜民族传统音乐的发展, 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及三国时代。巫乐是部分朝鲜民族传统音乐的来源, 对朝鲜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很大, 这些影响是有据可寻的。在朝鲜民族传统音乐中, 大部分音乐形式又体现出巫乐的因素, 甚至发展出新的音乐体裁, 丰富了本民族的音乐。而当今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巫教, 也因其对音乐、舞蹈、服饰等文化的贡献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甚至有些巫教研究者提出了要保护这一边缘性宗教的建议。

关于巫乐对朝鲜民族音乐的影响, 仅从一些文献史料上研究是不够的, 但真实的巫乐仪式表演却是不容易看到的, 在今天的韩国, 一般人很难发现巫乐活动, 只有巫师们或经常接触巫教的人才可以观看到巫乐表演的仪式。这对人们认识巫乐对朝鲜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摘要：巫教被认为是朝鲜民族的原生性宗教, 始于古代而长期存在于民间, 在它的祭祀仪式中, 音乐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这种音乐被称为巫乐。巫乐除了作为巫教的宣传工具外, 还对朝鲜民族传统音乐影响颇深。从上古时期与三国时代的祭祀仪式和乐舞中, 以及在朝鲜民族传统音乐的俗乐中, 可以分辨出许多巫乐的因素, 由此来论述巫乐对朝鲜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

关键词：巫乐,朝鲜民族,传统音乐,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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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慧英.韩国萨满教印象[J].当代韩国,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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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张师勋.韩国音乐史 (增补) [M].朴春妮, 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8:4, 48, 418.

[5]郭淑云.萨满面具的功能与特征[J].民族研究, 2001 (6) .

[6]孟慧英.考古与萨满教[J].北方文物, 2002 (1) .

8.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篇八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鸦片战争;双重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影响极为深远。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其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内涵的封建意识的农业文明核心观念，即绝对一元论，以及中国固有思想的“天下”观念。但在鸦片战争之后，这两种思想倾向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一、对现代化思潮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爆发无疑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化思潮。我国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曾论述过中国文化和思想，并指出文化衰老是中国文化五大病之一。其认为中国法制不严，又无宗教约束，仅靠人情治国，但宗教和法律的坏处远远小于人情;加上中国人无客观标准，凡事不讲落实，所以，导致其全面惨败给西方工业文明思想。同时梁漱溟先生还认为如果不接触西方文化，中国甚至很难在短时间内见到轮船、火车等，更别说产生民族精神。由于文化思想的差异是中西方发展差距最显著的问题，导致方向和方法也各不相同。

鸦片战争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文明方面的缺失，也对其展开相应的寻求。太平天国时期就曾倡导过西方平等观念，相关人士也提出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要求。这都是中国人思想现代化的体现，包括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封建统治阶级，首次在阶级结构上撼动了中国封建统治根基。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规模化发展，其中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群体，皆为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提供了足够广的空间。

鸦片战争之后，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太平天国，其首次提出了西方国家的平等观。虽然平等观在中国历史上时有闪现。例如，2000多年前陈胜、吴广就曾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领导农民起义，包括“均贫富”等，但由于没有形成系统观念，又受限于封建制度的统治，很难被主流社会所认可，因而未能得以实现。而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不仅创作了《原道醒世歌》《原道觉世训》等著作，在政治主张上提出平等观念，并将其贯彻整个政治实践中，更提出要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有许多倡导男女关系应该平等的条款。太平天国政权虽然只有14年，但其政治理念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很大。

二、对排外思潮的影响

作为极具帝国主义侵略性战争，鸦片战争全方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结构。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看到不同的外来种族。他们和马背上的少数民族不同，有着自己的文化体系，坚决不肯接受中国圣教，但却强制性以武力将自身的文化输入中国，疯狂地侵略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国文化的急先锋便是传教士。中国人也逐渐转变对外国人的视野，更逐渐形成二元对立心理结构。这种二元对立心理的体现，包括典型的义和团民间灭洋教运动和知识界“中国本位”观念。

若说新种族观的形成在于文化差异，那么，包括鸦片战争在内的系列侵略战争和清朝政府在强势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滋生民族利益观念的导火索。人们所看到的列强侵华都是为“利”而来。包括传教士在以文化侵略为己任的同时，利用各种途径深入调查中国经济军事情报，收集相关的侵略资料，绘制航海图集，侦查各港口的情况等。在遇到盘查时，这些传教士便分发事先印制好的小册子，打着传教的幌子为西方列强收集各类入侵信息。传教士是西方人在中西最初接触中中国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促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更提供各种中国经济军事情报给西方国家，鼓动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武力进攻和强硬政策，可以说传教士是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制定的关键因素。

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产品，侵略者对中国财富进行残酷野蛮的掠夺。当时中国最先遭受沉重打击的就是棉纺织手工业，随着资本主义棉织品飞速地流入中国，导致中国最大的手工业部门，也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根基的棉纺织手工业遭受巨大打击，比如，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一带就出现妇女纺织因洋布泛滥造成半数停工的现象。之后更是逐渐导致中国传统棉纺织手工业的逐步瓦解，促使耕织分离。因此，在历次民族解放出现很多抵制洋货的活动。由此也使得不少人产生抵制西方文化思想的观念，坚决抵制西方文化思想进入中国国门，并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则。

所以，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其中包括正面和负面两种影响。虽然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而言是个“事件”，但针对世界历史范畴而言，鸦片战争是其发展的必然过程。

参考文献：

[1]王显非.探讨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双重作用[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15（04）：80-82.

[2]周文书.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J].现代妇女：理论前沿，2014（0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