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故事

周总理故事（精选5篇）

1.周总理故事 篇一

周总理小故事

1954的冬天，周总理听说北京的公共汽车很拥挤，老百姓坐车很困难。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周总理对秘书和卫士说：“群众反映现在坐公共汽车很拥挤，等车要一两个小时，现在咱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通告保卫部门。”

周总理一行三人来到北京图书馆附近的汽车站，人确实很多，等大家都上了车，周总理才最后上去。车里人很多，已经没有座位，周总理往车里走了走，抓住吊环，汽车开动了。一开始，人们都没有注意。过了几分钟，一位乘客发现了总理：“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顿时，车里沸腾起来，许多人站起来给总理让座，不少人往他身边挤，有的人还把手伸过来要和总理握手。秘书和卫士都非常着急，怕把总理挤倒。周总理挥着手大声说：“请坐，请坐，别挤！”这时，一位乘客挤过来，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地说：“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吗！”有的乘客非要让总理坐下，总理坚决不肯，一直站着和大家亲切地说着话。总理向他们在哪儿工作，住在哪里，生活怎样，每天上下班坐车要多少时间。车走了几站以后，秘书和卫士劝总理下车，说：“情况也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总理还坚持坐下去，下了车以后，总理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夜晚走了大半个北京城。

情况搞清楚了，总理很快召集有关部门同志负责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办法。他还提出许多可行的具体建议。比如，画出人行横道线，在繁华路口的马路中间设安全岛等，就是周总理提出来的，都是为了保证行人的安全。

（总理勤政爱民的故事很多，我们大家也听说过，但是我最佩服的还是总理的外交能力。）

有一次，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2.周总理故事 篇二

《巧女故事》是益民君“民间文化”系列课的又一作品。我说它是作品，是因为这样的课，不仅有着教育教学的任务驱动，更有着他自身对于语言教育、对于文化传承的艺术想像。授课之后，便有人搬出金铭君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为它摇旗呐喊：

周老师对专业自主权的行使，为语文教师找回了一点属于自己的专业尊严。他的目的很明确，形成一个以民间语文为教学内容主体的课程。［1］

“尊严”两字，说得庄严肃穆，令人陡然间生出崇高之意。不过，金铭君的这段话，其实颇有讽刺的味道。他似乎是想说，我们大多数的语文教师，其实毫无“专业自主权”可言，更毋庸说“专业自尊”了，所以还不如像益民君那般，占山为王，和他的孩儿们一同过逍遥的日子，顺便和正统的教材、体制叫板取闹。

于是益民君的《巧女故事》，连同他之前推出的几堂课，顿时被赋予了文化的深刻涵义，而其中几个问题，亦不能不令我们深思了：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取《巧女故事》？

当然，我们都晓得《巧女故事》以及之前的《这里有个颠倒的世界》、《谜之谜》、《绕绕复绕绕》等，均取材自民间的语言活动。民间故事是个宝藏，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绕开教材文本，将语言的教学置于民间文化这个大的语境，却是你对于语言的态度和价值之取舍的问题了——不仅如此，这样的做法还需要你的教学勇气。

老实说，课文文本并非一无是处，但其中的弊端亦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貌似“精粹”的文字，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精英教育”的话语姿态。无论是意识形态浓厚的“政治性”文本，还是这些年来有识之士鼓吹的“文学经典”，都渗透了强势群体的理想和宏愿，而对于浩如烟海、真正体现民众生活的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却往往熟视无睹、置之不理。

因此，益民君之选取《巧女故事》，其基本的思路无非是想将语言学习的材料，植根于民间。只有植根民间，方可以“复归民间”，使得语文的活动面向百姓，具有了平民化教育的立场。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巧女”？

益民君看来对女子情有独钟，故在课堂内给学生呈现了三篇“巧女故事”（其中一篇是“巧媳妇”），以说明民间语言的智慧和精神。其实，这些故事大同小异，无非是说明小女子的聪颖和机智，尤其在语言上胜人一等，从而排解了刁难，甚至换来了家庭的安全、和睦。据说建国以来，被搜集整理的各民族的巧女故事约有2000篇［2］，相信其中的情节和内容亦是相差无几。

民间故事中，“巧女”比“巧男”多，“小女”比“大女”多，这是很有趣的现象。但以此为语言学习的材料，从学理的角度看，却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这种风险，在我看来，大致来自民间故事自身的缺憾和正统人士对它的偏见。

其一，对语言的纯净化要求。自从文字产生、文学发达以来，语言的纯净化呼声似乎一直没有中断过。一方面我们承认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化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却总叫嚷着要“去粗取精”，保留但丁所谓的“光辉的俗语”。可见，民间故事仿佛只为精英的文化人士提供野趣和灵感，而其中的“鄙陋”、“扭曲”、“无视规则”，又往往招致他们的不屑。在这样的文化偏见中，要真正“植根”民间文化，汲取其语言内容，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而其工作，亦须耐人寻味地细致。

其二，对民间故事的价值判断。历代文人对民间故事一直保持着警惕之心。譬如，仅就益民君在课堂内所呈现的三则“巧女故事”而言，虽然其中聪慧的女子们语言机智、形象可爱，但其故事无不蕴含一种“反智”的心理情结，简单地说，这些穷苦或没有受过教育的“巧女”、“巧媳妇”，反倒比那些文人雅士更有智慧、最能维系家庭的和谐与美满。这里自然有着普通民众对于生活的理想和对权威的蔑视，但毋庸置疑，其中的确“渗透着下层劳动者的许多扭曲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心态”［3］，故黄轶女士就说：

如果大众文化、平民立场是以批判、嘲弄、解构知性文化为本事，那对于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是不利的，国族文化必将面临整体下滑。［4］

不仅如此，对《巧姑妙答》这一故事，甚至还有人从精神分析的层面指出它反映了一种“男性人格结构中的情感移置”，而其中的翁媳关系更暗示着“非完整家庭中潜存的乱伦倾向”［5］。这些对文本思想的解读虽然是站在文人立场上的，有些时候甚至显得无聊而无趣，但益民君要通过“平民化”的语言教学来达致他的文化启蒙，其中的难度以及可能引起的争论，自是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益民君仍然知难而上，选取了“巧女”的故事来进行课堂演绎。我大致以为，这一定是出于他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因为我们也知道，女人在社会之中总是服从于父权意识形态，有人甚至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女性的性别压抑史”［6］；而在这种传统思想中，儿童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至少他们往往受到成人之藐视。因此，益民君利用课堂要孩子来解读“巧女”，其戏谑权威秩序之心，可谓昭然若揭。话虽如此，无论是妇女还是儿童，他们或许身处“弱势”，但这个“弱势”的群体却并不缺少智慧，更不缺少文化。因而《巧女故事》课堂中师生对于故事的解读和演绎，实在可称得上是这一群体的“主体性建构过程”。

第三个问题：只是《巧女故事》的故事？

如果按了以上的说法，益民君之选取《巧女故事》来进行课堂教学，其用意已远非教学技术可以解释了。大而言之，他在语文教育上对“民间文化”这块领域进行的开拓，本身便是他民本思想的彰显形式。

与其他活跃于“公开课”领域的教师不同，益民君所开设的“民间文化”系列课，不是“单曲点唱”，而是形成了一条有机的线索链，并引发我们对于语文课程建设的种种思考与想像。在这条线索中，益民试图证明，语文的取材也罢，教学也罢，都须灵动而活泼，不该囿于既定的教学资源中“螺蛳壳里做道场”。民间故事之中，有的是语文教学取之不竭的资源，有的是普通民众最真实、最智慧的生活，我们的语文活动，正该朝向大众、走向大众。因此，他的《巧女故事》，无非在向我们展示这无穷之宝库中的冰山一角。他的一系列课例事实上是互为联系的，并贯穿着一种基本的语文教育思想。在他活灵活现的教学过程中，我们更能体会到：植根民间的语言学习（和教学）活动，最可激发孩子对乡土、对家园的热爱，也最可体会到语言的本质的美。

这种语料库的重新定位，实质上便是金铭君说的“以民间语文为教学内容主体的课程”的建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民间故事最可称得上价值的，是它的对抗权威秩序、重建生活决心、发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因此，益民君在此过程中的课程视野和教育理想，实在包含着他对强权意识的主动批判和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与关怀。他的这一立场，似乎超越了一位职业教师的关注内容，而是以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视角在对社会、对历史进行着审视和批判。林贤治先生在他的《自由作为一种文学精神》一文中，曾探讨过“知识分子”的涵义：

我觉得知识分子是，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去介入公共领域，表现非常个人性的独立的思想，在对公共事务、历史问题发言时，强调批判的价值。不是说你是著名学者，你有高学历，你就是知识分子。如果对公共事务、对人类的前途不关注，如果你在关注时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正义感，不采取批判的态度，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7］

很显然，益民君对于民间文化（包括语言文化遗产）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良知所在；而他的教学活动，更让我们看到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做的踏踏实实的、具有“专业尊严”的工作。

二

虽然从《巧女故事》中我们看到了益民君课程视野之开阔、他之于文本态度的庄严与深刻，但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却并未发现一种历史的沉重感，更没有觉出他思想意志的宏大铺张。这大约便是他的高明之处了。因为他非常明白：他在课堂内面对的是一群孩子。一切的语言阅读材料，无论是多么地具有深刻的寓意，一切的文化启蒙，无论是多么地迫在眉睫，都须不着痕迹、春风化雨般进行。教师所有的努力，都须置于孩子的视角之中，方可以实现教育的意义。

因此，正如民间故事一样，益民君的《巧女故事》之课堂，本身也称得上是一件教学的艺术品。在这件艺术品中，他非常巧妙地将他对于民间文化的态度和理想，融入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学习过程。

首先，从“启智”到“启蒙”。

《巧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而已，而其背后，却是一种民间文化的背景性知识。如果不授予这些知识，课堂的教学便只剩下热闹和肤浅了。早在2009年，我在评述他的“民间文化系列课”时就指出：

这点（提供文化背景知识）相当重要，因为一旦学生明白了课堂内所接触的语言形式的要义和特征，那么，他们会迅速建立起一种文化视野，也容易在课后的阅读中进一步地深入研习。［8］

这一点，在《巧女故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教师在课堂开头，在播放、展示了《孟姜女哭长城》、《梁祝》等之后，便问学生：“这些民间故事的作者是谁？”同学都说不知道。这是益民君教学设计中的“狡猾”之处。因为同学说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确没有这方面知识；但偏偏问题的答案，竟也正是“不知道”。

师:这么有名的作品，我们怎么会不知道作者的呢？

生：因为它们是民间故事。

师：民间故事（重音强调“民间”），你的意思是——

生：就是在民间老百姓之间讲述的。

于是，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特性——“口耳相传”的流传方式，便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被孩子习得了。

同样的道理，在教授《九斤姑娘》时，教师及时地将作为容积单位的“石”的意义和读音做了说明。而民间故事的几大特征——口耳相传、地域性、口语化、变异性，更是一个不漏地通过师生的共同阅读而被认识和理解。这些知识的传授，对于“民间故事”的概念性认知相当要紧，教师此时所做的，事实上是将《巧女故事》作为“例文”，对学生进行民间文化知识的扫盲和普及工作。

这种扫盲和普及工作，严格地讲，也算得上是一种“文化启蒙”。不过，益民君在课堂内的启蒙本事，其实远没有这般简单。我们不妨观察他在讲述《九斤姑娘》时的一段两种文体的比较教学：

首先，教师出示对原故事的重述文字：

有一个叫张箍桶的男人，已经年近花甲。他的女儿九斤姑娘，从小就表现出不俗的智慧。一天，她在家替父亲精心缝补衣服。这时，来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邀请张箍桶为他家箍捅。九斤姑娘微笑着说：“好！回来就叫他去。请问尊姓大名？”

然后，让同学判断，此种文字与民间故事的语言有何不同。同学们很容易找出：其中的书面语感觉特别“别扭”。教师乘胜追击：

师：你说了非常关键的一点，用“口头语言”表达，因为这是——

生齐：民间故事。

生：这样写就不是民间故事的感觉，而是作家写的作品的感觉。

师：民间故事是口传文学，它的流传不是靠纸墨，而是靠活生生的民间语言，富有生活气息。因此，这就是民间故事的第二个特点：口语化。（板书：口语化）

这还是简单的“知识学习”么？不，在这之中，教师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他对于民间语言之真实性的热爱。在益民君眼里，民间的文化代表了一种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可以也应该与儿童的阅读紧密结合。因此，他的“文化启蒙”，断无刻意造作的痕迹，却照样深刻地促进了孩子们的精神和思想的生成。

当然，我们说的民间的文化，不仅只有民间故事，也包括诸如相声、快板、戏曲等其它艺术形式。令人惊叹的是，益民君的课堂内，这些元素居然能“济济一堂”而不显得凌乱无序。换言之，“巧女故事”这一民间故事的阅读，被置于一个有机和谐的“民间文化生态”中运行，这又使得“文化启蒙”的效果达致了最大化。

第二，母语的尊严。

益民君在《巧女故事》一课中，再一次坚持了母语的尊严，从而抵御着外来文化对于民间文化的侵蚀和控制。

其实，我说的“外来文化”的侵蚀，不仅指域外的语言和思想的侵入，也指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民间语言形式、语言内容的改造和异化。在《巧女故事》教学中，有一段用方言演绎的艺术展现：

师：“桶谜”这段是故事最有趣味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欣赏越剧《九斤姑娘》中这部分的片段。越剧是起源于浙江的地方戏曲品种，演唱、对白用的就是吴方言。（播放越剧片段，内容为石二与张箍桶的对唱，有字幕显示，下面是其中的“桶谜”内容。学生都被演员生动的表演吸引住了，不时发出笑声）

可以想像，益民君的这堂课，如果是放在西南地区去教授，他说不定会找出川剧版的《巧女故事》来逗孩子们的笑声；如果他是在中原地区，他就可能会动用豫剧的资源了。这个做法，表面上看，有点取悦听课的孩子们的嫌疑，其实却是他对于方言态度的坚持，并以此激起孩子们对自己家园的热爱。

按照正统的语言教育观，方言影响了人的交流，因此是最要不得的，只有普通话才是我们交际过程中需要操作的语言，而且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使人仿佛有了文化境界的提升。不过，再进一步去思考，我们却发现，普通话的推广（严格地说是官方语言系统的普及），竟是文化之“一统”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对于地方的同化和支配的必需手段。［9］这种语言上的统一，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实在起着扼杀的功用。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要重振方言文化，因为“方言作为‘一方之言’，包含着民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积淀等多元地域文化信息，具有深厚的、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当地民间思想的朴素表现形式。”［10］而游汝杰先生更是明确地把方言认定为一个人的“母语”：

一般人的所谓“母语”即是某一种方言，除非他是一个“无母语人”，……“母语”对于大脑发育和培养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母语”比第二语言更能精细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地方文化。［11］

由此可见，益民君在课堂内时不时地借助方言，并非简单地为了增加课堂情趣，他事实上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坚持母语的纯洁性。这样做，使得民间故事为外壳的民间文化，保持了它固有的乡土气息，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民间故事被正统、缺乏个性的语言系统所侵蚀所同化的危险。他的这一做法，早在去年的《绕绕复绕绕》中，就已表现得十分明确了：

在这些歌里听到这些绕口令，真是让人感受到了现代与经典，让我们自豪的是，现在要让全世界都来说中国话。

虽然鼓吹方言的文化优势容易被斥为具有“民粹”之动机，不过我们是否可以小心翼翼地说：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话不就是一种纯朴、真实而有力量的民间语言么？

第三，认知与表达。

前面说了，《巧女故事》这一类的故事，具有一种基本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性知识，按理说也属于民间故事的“背景知识”。不过，益民君在课堂内，动用了“研究性学习”这一学习策略，让孩子们自己去发现故事的结构。

教师首先出示一张表格，并要同学借助这张表格去发现此种民间故事的结构特征。说穿了，表格的项目安排，已经暗示着“巧女”故事的基本结构，但这样做，可以使得学生的研究行为难度降低。果然：

生：九斤姑娘遇到的问题是石二用桶谜为难他爸爸，她爸爸答不上来，九斤马上解答出来了。故事的结果是攀亲了。（众笑）

生：《巧姑妙答》中，张古老让三个儿媳妇住三五天、七八天、十五天回来，要同去同回。又要大媳妇带红心萝卜，二媳妇带纸包火，三媳妇带没有脚的团鱼。三个媳妇急得哭起来。巧姑见了，巧妙地解决了这些难题。结果，也成亲了。（众笑）

师：有什么发现？

生：结果都是成亲了。

师：呵呵，都是大团圆。

生：都是遇到一个问题，旁边的人不能解决，巧女解决了。

师：你的眼睛很锐利，发现了巧女故事的基本思路，都是某人遇到难题，巧女，也许是女儿，也许是妻子，等等，凭借自己的机敏，解决了难题，维护了家庭的利益……

老实说，师生此处研究的巧女故事的叙事结构，乃是浅层的；但对五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最关键的，是他们从此之后在阅读更多的民间故事时，有了研究的冲动，也有了研究的精神，这是他们在这堂课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

不过，益民君似乎不满足于这一层面的做法，他不愿意只将故事的结构性知识仅被当作“知识”而被孩子们认识。在接下来的阶段，他甚至还带领孩子依据所发现的故事叙事规律，“合作编故事”——自然，这些故事，至少在我们听来，也民间得很，故事得很。譬如，我们不妨听听其中一位孩子的创编成果：

从前，有一个王老汉，开了家小店铺，卖些杂货之类。他们村有个小财主张果老，仗着有几个钱，总是欺负人。一天，张果老来到王老汉的店铺，高声说：“我要买两样东西。一个是皮包骨，一个是骨包肉。限你一天之内给我。”这是什么呀？王老汉急坏了。正好他的邻居八斤姑娘在他家串门，正跟王婶在后面说悄悄话，听到前面的动静，就让王婶把王老汉叫了进去。告诉他，皮包骨就是枣子，骨包肉就是核桃。王老汉开开心心地走了出去。傍晚，张果老得意洋洋地来了。王老汉马上称了两袋枣和核桃给张果老。张果老的儿子听说这件事后，打听到是八斤姑娘解开的谜，就请人前来求亲。

瞧瞧！编故事应该是一种很有效的叙述、表达方式，虽然这同时也是语文课的常用套路。事实上，如果说对《巧女故事》的解读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解构的话，那么依据故事叙述原则，重新编述故事，则是一种对民间文化的重构过程——只是在课堂内，无论是孩子还是教师，都在热闹、有趣的活动中，未知未觉，并未察觉到这是在教育或启蒙。

虽然如此，对孩子的故事创编，我仍然有些提心吊胆：表面来看，他们认识到了故事的基本结构，也能成功地运用这种结构进行故事创作，但其创作的内容，却是一种“伪生活”——一种与他们日常所见、所闻、所想的现实有着不少距离的想像生活。故其“民间”，只是他们从故事中学到并臆想出来的“民间”。这仿佛类似一些作家在读了少量历史书籍之后，拼凑、仿作成一部部的“历史小说”并搬上荧屏成为“大众文化”。对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历史也罢，文化也罢，终究不该远离我们的实际生活，否则，它便一定不是活灵活现的，一定惟适合“研究”而已。

三

从功利的效用来看，益民君对于《巧女故事》一类的民间故事的教学演绎，至少在目前阶段，是无法真正改变语文教学界对于教材文本的布局观的，也无法保证孩子们能真正地、持续地爱上“民间故事”。这里既有学理上对于民间故事之精神的争议，也有整个社会对于语言之主导价值的认同问题。但是他对于民间文化的偏好与追崇，以及独辟蹊径地通过教学领域（严格地说是在“公开课”领域）对教材体系、对语文教学思想进行的批判，无疑会给我们种种思考。假以时日，这些思考定能积聚成蔚为可观的力量，从而影响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态度，也影响我们对于儿童语文教育的观点。

如此看来，益民君的《巧女故事》，还真的是巧：他用了他的课堂教学，四两拨千斤，拨起了我们的觉醒。

参考文献：

［1］陈金铭.十分好玩，十分有用［J］.江苏教育,2009（13）.

［2］转引自黄轶.民间文学中“反智主义”故事类型成因试析——兼论民间文学学科的主体性问题［J］.文学评论丛刊，Vol 10（2）.

［3］张冠华.扭曲的观念与心态——重新认识中国民间故事的负面价值［J］.文学评论,2006（2）.

［4］黄轶.民间文学中“反智主义”故事类型成因试析——兼论民间文学学科的主体性问题［J］.文学评论丛刊，Vol 10（2）.

［5］肖青.翁媳关系与巧女故事——对一则民间故事的精神分析学解读［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

［6］吴素萍.当女性主义遭遇大众文化［J］.河南社会科学,2008（2）.

［7］陈竞林,林贤治.自由作为一种文学精神［N］.文学报,2010-9-16.

［8］王小庆.儿童：既是民间的，也是文化的——评周益民的“民间文化系列课”［J］.教育研究与评论,2009（1）.

［9］羽戈.普通话与方言之争的权力隐喻［N］.东方早报,2007-7-27.

［10］郝俊秀.电视方言节目的优势及前景管窥［J］.商情,2008（45）.

［11］游汝杰.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J］.修辞学习,2006（6）.

3.周总理的故事作文 篇三

上世纪最优秀的外交官——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他的故事过得数也数不清，却每一件都如同天上星一般，闪闪发光、妇孺皆知。

现在某些

有一次，山中橘子成熟之时，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就特地托人给周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最新鲜的橘子一定要请老首长先尝个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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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周总理一见到桔子，便明白橘子的来源了，所以第一句话便说：“我不需要，请你从哪儿来的，就送回哪儿去。”虽然看出了周总理的坚决，但是大家还是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周总理皱了皱眉头，放下手中的茶，思索了一会儿，问：“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周总理：“一筐25元。”周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周总理说：“就寄50元，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自从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4.《周总理理发的故事》阅读答案 篇四

有一次，由于总理有外事活动，需要去迎接外宾，所以打电话让李师傅来家理发。

李师傅给总理理完发后，就开始刮脸了，可是，刮到下颏(k5)时，总理突然咳嗽，一下子碰在刀刃上，脸给划出了一个大口子。李师傅见此情况，很着急，脸都红了，忙说：“总理……我，真对不起您!”

周总理笑了笑，扯住李师傅的胳膊说：“老李啊，这怎么能怪你呢?都怪我咳嗽没跟你打招呼嘛!”

说着，总理和李师傅都笑了。

又过了一个月，总理亲自到理发部理发了。这天，李师傅见总理眼睛里挂着红丝，知道他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实在太疲劳了，赶忙把躺椅放平，让总理躺下，一边理发，一边让总理休息。李师傅心里想：“就是睡上一小会也好啊!”

李师傅轻轻地、慢慢地理呀理呀，突然，总理醒了。总理看了一下挂钟，催促李师傅说：“快点，该收摊子了!”

李师傅以为总理有急事，就问：“怎么，总理还有外事活动吗?”

“不，不!”总理笑了笑，却用手指着李师傅的肚子说：“你该去吃饭了，你看，时间不是到了吗?”

总理的话，说得李师傅心里热乎乎的`。

李师傅一直给总理理发，他没想到这1976年竟是自己最难忘的一年。

又有一段时间总理没有理发了，李师傅找到总理的秘书，对他说：“请你告诉总理，再忙，也得理个发呀!”秘书把信捎走了。李师傅耐心地等啊等啊，谁知等来的竟然是总理去世的噩耗。

李师傅哽咽着为总理修整遗容。他哭着说：“总理啊总理，我在你身边待了27年，可惜临终前没有来得及给您理理发、刮刮脸呀!”

总理秘书说：“年前，你的信捎到了。可总理讲：老李给我理了二十多年发，看到我病成这个样子，也一准会难过的，就不必了。请转告老李，我谢谢他……”

5.周总理机智幽默故事10则 篇五

1、“对，牛弹琴。”

1945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政府对以周恩来为首席谈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协议难以接受。一官员恼羞成怒地对我方代表咆哮道：“对牛谈琴!”周恩来神态自若，不缓不慢地应了一句：“对，牛弹琴。” 这位国民党官员说“对牛弹琴”意思是贬低共产党谈判代表的水平，而周恩来还是用这四个字，只是在“对”字后面停顿了一下，变成了两个断句，巧妙地把国民党官员的言论讽刺而又肯定为“牛弹琴”。令对方羞红满面无地自容!

2、“有，在台湾。”

解放初期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当时我国内地已彻底消灭了妓院，妓女经过改造也都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港、澳没有回归，台湾还被国民党占领。如果说“没有”就等于承认“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时周总理机警快速反应，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沉稳地说：“有，在台湾。”仅仅四个字既戳穿了挑衅的阴谋，又客观现实的回答了提出的问题。令在座的中外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3、、“派克”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总理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记者看到总理办公桌上有一支美国制造的名牌“派克”钢笔，便十分傲慢的问：“总理阁下，你也使我们美国产的名牌”派克“钢笔吗?”意在讽刺我国当时连一支名牌钢笔也造不出来。周总理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我们抗美援朝胜利后，你们美国在朝鲜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笔，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来作为纪念。”美国记者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4、笑吃“纳粹”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各种汤菜都雕刻成不同的图案，真正的是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却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宾见此大惊失色，忙向总理请教这是何意?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5、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总理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周总理说:“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6、18元8角8分

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7、第一美女

有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总理:”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有点想嘲笑的意思，以为自己见过美女如云，周总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总理说：”见过!“对方问：”是谁?在哪里?“ 周总理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对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总理说：”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周总理是世界上少有的好男人，当他的夫人知道自己无法生育的时候，主动要求总理纳妾，可以为周家传宗接代，可周总理坚决不娶，并且告诉夫人：”中华人民的儿女都是我的儿女!“

8、两个厕所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周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 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9、私人问题

在一次记者招待上，一位西方女记者问道：”总理先生，可不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可以的。”周总理微笑着回答。“您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这个问题引起一片哄然大笑!周总理也温和地笑了笑，待场内安静下来，才声音宏亮地坦然回答：“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翻译流利地译出周总理的话，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总理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10、一起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