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广东经济产业分析

改革开放30年广东经济产业分析（精选7篇）

1.改革开放30年广东经济产业分析 篇一

浙江改革开放-民营经济30年

摘要：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的光辉历程。30年来，浙江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指引下，积极探索、团结奋斗。创业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成就。改革开放30年，浙江一直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态势最好的省份之一。浙江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23.72亿元到2007年的18638亿元，翻了150倍，从1978年的全国第12位跃居全国第4位。30年间，浙江省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民营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关键字：改革开放；浙江民营经济；十个结合。

30年发展的四个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前，从总体上讲，全国个私经济已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浙江各地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农民企业主和民营企业。1978年，浙江经济增加值为123.7亿元，其中，集体经济增加值为68.9亿元，占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为55.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7亿元，所占比重为5.7%。从1978年以后，浙江民营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浙江民营企业为全省创造了70%的生产总值、60%的税收和76%的出口，以及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30年的发展成绩辉煌。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浙江民营经济3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允许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79-1986)

1979年4月9日，这一年，浙江省登记的新工商个体户达8091户，从业人数达86900人。

1981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这一方针同以往相比，有了大的突破。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党在现阶段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基本指导方针。

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方针政策已经基本形成。

（二）鼓励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87-1992年）

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方针。

1988年4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中增加了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88年下半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开始对私营企业实行登记监督管理。到1990年，浙江省集体经济占GD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个私经济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在工业方面，个私经济上升了5.5个百分点，这个阶段个私经济发展速度是快的。就在这个阶段中，发展个私经济还受到来自人们长期形成的对私有经济的歧视，许多私营企业迫不得已而戴上了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到1990年，当集体经济占GD的比重高达53.1%时，个私经济所占比重仅为15.7%。1991年，浙江省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为153.2万户和9.2万家，从业人员分别为155.8万人和16.9万人，注册资金分别为40亿元和7.3亿元。

（三）民营经济进入健康有序发展阶段（1992-2000年）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讲话，彻底消除了人们对发展民营经济认识上的顾虑，解放了思想，放开了手脚。

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鼓舞了浙江民营企业的经营者更加放开手脚，许多家庭作坊不但应运而生，而且还搞起了股份合作制，相关企业之间开始注重合作联合，民营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截至2000年底，浙江省个体工商户总量为158.86万户，从业人员272.38万人；私营企业17.88万家，从业人员300.48万人。在这一阶段，浙江民营企业开始有序发展，在经营上重视市场规则，并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四）民营经济高速起飞阶段（2000年以来）

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并逐步完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利用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更加有利，民营经济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浙江民营经济有了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并开始了新一轮的蓬勃发展。

到2006年底，全省已有私营企业40.6万家，投资者人数达92.6万人，雇工508.6万人，注册资本金达到6936.7亿元。在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中，浙江占203席，总量居全国第一。全省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有10.1万家，1亿元以上的有435家，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金达170.7万元。总资产亿元以上的私营企业超过1500家，年总产值或销售总额为亿元以上的私营企业达1700多家，私营企业集团1019家。2006年，个体、私营经济创造总产值12546.9亿元。

民营经济对浙江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浙江国民生产总值已居全国第四位，民营经济功不可抹。据统计，浙江全省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8004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8640亿元，年均增长14.1%，人均生产总值由16978元增加到37130元，年均增长1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1716元增加到2057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4940元增加到8265元，年均实际增长分别为9.8%和7.8%。实践证明，浙江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归根结底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经济成为就业的主渠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一直是首先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浙江省依靠其发达的民营经济，不但解决了本省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吸纳了大量的省外务工人员。2006年浙江新增就业人口为134.46万人，其中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解决新增就业为13.15万人，而民营经济却解决了121.31万人的新增就业人口。

民营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许多民营企业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将企业的发展重心转向农村发展，以促进农民增收为宗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截至2007年底，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8265元，连续20多年居于全国之首。浙江农民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高的收入，这和浙江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是分不开的。

民营经济是城市化的推动力。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城市化在计划经济体制

下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经济迅速发展，浙江城市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79年，浙江的城镇人口为550万人，占总人口的14.5%，到1998年，城镇人口达到163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6.7%，到了2007年，城镇人口为2894.3万人，占总人口的57.2%。浙江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快速推进，主要是浙江能够将农民从土地上不断地解放出来，聚集城市人口。义乌市的城镇化就是一个典型。改革开放初，义乌城区只有2.8平方公里。经过30年民营经济的发展，义乌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和国际性的小商品采购基地。如今城区面积已经达73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达到71.6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62%。

改革开放宝贵经验-“十个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分别作出改革开放阶段性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从总结近30年改革开放整个历史进程着眼，紧扣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才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全方位、大力度地总结概括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第一个结合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既不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又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这样的结合，推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

第二个结合说的是，中国社会主义能在新时期显示蓬勃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这样的结合，创造了真正活跃起来的社会主义，创造了进一步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

第三个结合说的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几依靠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尊重基层人民群众特别是地方的改革首创精神。这样的结合，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导致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保持国家的和谐统一和社会的整合。

第四个结合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前无古人的创举，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紧密相连的。这样的结合，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既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制度模式。

第五个结合说的是，我们既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又重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在的上层建筑变革；而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又把扩大民主同健全法制结合起来。这样的结合，创造了兼具民主和集中两种长处的政治制度模式。

第六个结合说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文明素质的提高。这样的结合，把人的全面发展同社会全面进步同意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

第七个结合说的是，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适时地把促进发展、提哦高效率同注重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结合起来。这样的结合，使中国社会既持续地充满创造活力，又有助于避免两极分化而达到共同富裕。

第八个结合说的是，中国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起来，既离不开参与经济全球化，更离不开独立自主。这样的结合，使我们能同时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趋利避害的平等竞争中达到互利、普惠、共赢。第九个结合说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注意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这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这样的结合，既避免了不少转型国家出现过的经济严重衰退和社会剧烈震荡，又使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第九个结合说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注意协调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这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这样的结合，既避免了不少转型国家出现过的经济严重衰退和社会剧烈震荡，又使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

第十个结合说的是，我们党把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同主观世界的改造结合起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证。这样的结合，既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而不断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

参考文献：

1.单东，浙江经济网（.cn）总第 407 期 2009年 2.新华社北京11月６日电

2.改革开放30年广东经济产业分析 篇二

启动企业工资改革的历史背景

企业工资分配制度, 是整个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 形成了比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广东与全国一样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工资管理体制, 工资分配大权集中在中央。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工资计划和实行严格的工资等级制度, 剥夺了企业的工资分配自主权。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中, 我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是企业工资制度没有及时调整和改革, 又没有正常的升级制度, 职工工资多年几乎没有调整, 因而存在不少弊端。集中表现为:平、低、乱、死。

首先, 所谓“平”, 就是分配上的极端平均主义。不论是国营企业之间还是企业内部职工之间, 工资分配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 工资分配与职工工作责任、职务 (岗位) 、技能、贡献严重脱节, 不能体现劳动贡献、能力大小的差别, 不能正确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结果造成严重的平均主义, 职工干多干少, 干好干坏一个样。对此人们称为“大锅饭”。

其次, 工资水平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 致使职工工资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据统计, 1953-1977年的25年间, 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仅增长35%, 平均每年只增长1.2%, 扣除物价因素, 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率仅为0.3%。1977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602元, 比1965年还低50元。广东的情况大体如此。

再次, 工资标准繁多杂乱。据统计, 在改革开放前, 全国统一制订或中央授权地方制订的工资标准达300多种, 加上每个标准中都有不同的地区系数, 使整个工资关系十分复杂。在实际工作中集中表现为一个“乱”字, 企业内部工资关系无法理顺, 职工同工不同酬, 有的职工干一样的工作, 只因为从重工业调到轻工业, 或从南方调到北方, 工资待遇就不一样, 企业也无权调整理顺, 极大地挫伤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最后, 工资管理集中过多, 管理太死。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何时增加工资、奖金, 增加多少, 都由中央统一规定。要升大家都“齐步走”, 不然就长期不动。不管企业经营效益好坏, 职工贡献大小, 地方和企业都没有工资分配权。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 使工资分配日益僵化, 无法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总之, 企业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与劳动体制上统包统配的“铁饭碗”结合在一起, 加上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劳动工资计划管理体制, 使企业工资制度日趋僵化, 工资分配严重背离按劳分配原则, 严重压抑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势在必行。

广东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基本历程

广东企业工资制度改革是从建立经济特区恢复计件工资制开始起步的。改革开放30年来, 在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下, 广东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经历了从放权搞活到制度创新、从国有企业扩大到各类企业、从微观到宏观的渐次推进逐步深化的过程。大致说来, 改革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 1978年到1984年

这一阶段是广东企业工资改革起步阶段, 重点是解放思想、恢复和实行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制度, 确立按劳分配原则, 调整理顺分配关, 为推进改革打下基础。1978年3月, 邓小平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同年9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做好改革工资制度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 决定成立全国工资改革委员会, 把工资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1979年7月, 中央在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中, 批准广东在劳动工资方面实行如下特殊政策:一是允许广东在劳动工资计划管理体制上实行特殊政策, 灵活措施, 有权根据实际情况, 自行安排劳动力, 不受国家计划指标限制。二是在国家统一工资标准和调整幅度范围内, 具体调整工资的办法, 由广东自定。奖金的提成比例, 可略高于全国水平。特区的工资, 可高于全国和广东的平均水平。三是允许广东逐步改变低工资、多补贴办法。企业工资可以分为基本工资和浮动工资两部分。

根据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为了逐步解决多年来企业工资分配中积累的问题, 广东解放思想, 采取积极措施, 理顺分配关系。一是在经济特区新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允许在计划外自行安排工资, 不受国家指令性工资计划限制。二是分期分批调整职工工资, 分别于1977、1978、1979、1983、1985年在企业进行了五次工资调整, 使广东职工工资水平从1978年的629元增加到1985年的1348元, 增长114.3%, 较好地解决了地市部分职工长期没涨工资、工资水平偏低问题, 理顺了内部分配关系。三是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为了适应逐步放权, 搞活企业的需要, 广东认真贯彻国务院1978年5月发出《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逐步恢复已停止10多年的企业计件和奖金制度, 有条件的企业先后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制度, 有力地改变了工资激励功能长期被禁锢的状态, 增强了工资的弹性机制。据统计, 在刚恢复上述制度的1978年, 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中, 标准工资占85%以上, 奖励工资 (含奖金、计件超额工资和附加工资) 占6%, 至1985年, 奖励工资所占比重上升至39.9%。奖励制度的恢复, 对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 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1985年至1992年

这一阶段是广东企业工资改革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的启动阶段, 也是广东工资改革最活跃的时期。重点是按照政企分开原则, 推进企业工资制度改革, 探索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工资分配关系, 逐步扩大企业内部工资分配自主权。

从1985年开始, 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标志,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分别对企业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 广东省政府同月予以转发, 明确提出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改革不合理的工资制度, 逐步消除工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积弊, 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体制, 企业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脱钩, 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依靠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国家不再统一安排企业职工工资的改革和调整。企业内部工资分配, 通过实行工效挂钩办法控制工资总额前提下自行确定。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 这一阶段广东企业工资制度改革实际上围绕增强企业活力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是通过实行企业工资套改, 实现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脱钩。1985年11月, 省政府发出《国营企业内部工资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省国营企业全面实行工资套改。这次套改的最大特点是, 所需资金依靠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来增加工资, 改变了企业增工资依赖国家的观念。同时实现了企业工资制度与机关事业单位脱钩, 简化、统一了企业职工新的工资标准。二是在企业工资分配方面实行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办法。1985年3月, 省政府批转省劳动局《关于改革劳动工资管理体制的意见》, 决定下放管理权限, 实行分级管理, 企业新增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在此基础上, 广东于1988年率先取消指令性劳动工资计划。实行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弹性工资计划, 国有企业通过全面实行工效挂钩办法决定工资总额。至1990年末, 全省实行各种形式工效挂钩企业达2820户, 涉及职工81.8万人, 分别占同口径企业数的43.2%和职工人数的53.9%。三是从宏观上做好企业工资总额宏观调控的前提下, 逐步下放和扩大企业内部分配自主权, 允许企业采取各种适合本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的工资分配形式, 搞活内部分配, 从而增强了企业活力。

(三) 1993至2002年

这一阶段是广东企业工资体制进入全面改革与转轨的新阶段。主要标志是在党的十四大后, 各地以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工资分制度和管理模式为重点, 确立了“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督调控”的企业工资改革目标与管理模式。按此目标要求, 广东在1988年取消指标性工资计划基础上, 继续推进行以下改革: (1) 探索建立工资基金手册管理制度, 防止工资总额过快增长; (2) 1994年《劳动法》颁布后, 积极探索创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3) 建立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和工资指导线制度; (4) 开始实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开始全面按照市场经济要求, 把各类企业工资分配纳入改革与管理的视野, 一方面从微观上构建企业内部工资分配新机制, 另一方面从宏观上探索建立国家间接管理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方式。

(四) 2003年至今

这一阶段是广东继续大力推进与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新阶段。标志是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大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和“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部署要求, 进一步重点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市场工资价位、工资指导线、工资集体协商等制度和国企工效挂钩办法, 加强工资立法, 出台了《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 进一步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 探索建立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 注重处理好工资分配中的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目前上述改革与制度创新正处于不断深化, 逐步完善过程之中, 各项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重要突破与创新

在30年的改革进程中, 广东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优势, 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大胆先行一步, 率先进行改革, 在企业工资分配方面有不少突破与创新。回顾30年来的改革, 值得认真审视思考的主要突破和创新,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率先在体制外实行灵活的工资分配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央决定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 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需要, 1979年7月中央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 允许广东在企业劳动工资计划管理体制方面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主要措施是: (1) 率先对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劳动工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 允许特区企业招用员工和工资总额, 不受国家计划指标限制。后来扩大到全省“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这些企业有权根据实际需要, 自行招收劳动力和安排工资, 不受国家劳动计划指标限制; (2) 在国家统一工资标准和调整幅度范围内, 具体调整工资办法由广东自行确定, 奖金的提成比例可以高于全国水平。经济特区的工资, 可高于全国和广东的工资水平。 (3) 企业工资可以范围基本工资和浮动工资两部分, 逐步改变低工资、多补贴办法。这些政策, 实际上在体制外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适应了引进外资、举办“三资”企业的需要。这对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二) 率先撬动了僵化的工资计划管理体制

1985年3月, 广东省政府批转省劳动局《关于改革劳动工资管理体制的意见》, 决定对体制内的工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实行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办法, 下放管理权限, 实行弹性管理办法。主要措施有:一是各地区、各部门新增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实行同生产建设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办法。对超额完成生产、劳动生产率和上缴税利的企业, 可相应增加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对生产下降、效益下降的企业, 不得增人和增加工资。二是赋予地方、部门和企业自主招工用工和工资分配自主权, 在符合规定的增人增资范围内, 自主决定, 不须报批。这一改革对于进一步落实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 增强企业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率先取消指令性劳动工资计划

1988年, 广东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综合配套的新阶段。当年7月, 省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请示的批复》精神, 批转省劳动局《关于改革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劳动工资计划管理体制的意见》, 决定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劳动工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全面取消指令性的劳动工资计划, 实行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弹性劳动工资计划管理体制。主要做法是:一是全面实行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 通过间接控制企业工资总额, 放开职工人数计划。原则上实行增人不增加工资总额, 减人不减少工资总额。二是实行分级管理、分层调控办法。省劳动部门负责核定各市和省直单位主管部门所属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基数、经济效益基数以及两者挂钩浮动比例。由各市和省直主管部门将省核定的工资总额逐级分解落实到企业, 不再下达指令性的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计划, 企业有权在上级核定的工资总额范围内, 选择不同的挂钩或承包办法, 自行决定招聘人员量和工资分配办法和水平。这一改革,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工资计划管理体制, 使广东劳动工资管理比全国提前5年进入体制转换和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四) 率先通过立法建立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为了规范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 维护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劳动部于1994年12月根据《劳动法》有关规定, 颁布了《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明确规定了工资支付的项目、形式、水平、时间和特殊情况下工资支付标准和方法等。但有些规定不具体。广东结合体制转轨的实际, 于2005年由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了《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 从工资支付内容、形式、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工资支付作出全面规定。标志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支付制度的全面建立, 从而增强了政府对企业工资分配的调控干预能力。

基本经验

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是现代世界范围上最伟大的变革。30年间, 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回顾30年来广东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走过的历程、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 我们体会到, 30年来广东企业工资制度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经验:

(一) 始终坚持市场取向改革

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与这一改革进程相适应, 广东在企业工资分配领域始终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尽管在党的十四大前, 党中央尚未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但广东在先行一步的改革探索中, 已经有意识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最早于1979年, 围绕引进外资、增强企业活力, 率先从体制外打开缺口, 实行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灵活的工资分配管理体制;不久于1985年实行政企分开, 探索建立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不同的决定机制与分配方式。1988年全面取消指令性计划, 明确市场取向改革目标。直到十四大, 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目标。其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都是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实践证明, 广东企业工资制度改革不仅先行一步, 而且方向是正确的。

(二) 始终坚持渐进式改革方式

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充分考虑到工资分配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我们坚持从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 采取既大胆解放思想, 又“摸着石头过河”的积极稳妥的办法, 先易后难、逐步推进、逐步深化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 先是从体制外进行突破, 后深入到体制内的改革;先是进行试点, 然后总结经验逐步铺开;先是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调动人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然后才着眼于缩小差距,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称是着手浅层次的改革, 然后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不断调整、加大改革的力度。由于采取渐进式进行改革, 从而总体上保证了广东企业工资改革不出现大的失误。

(三) 始终坚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则。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就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它是工资分配理论的基石, 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初期, 党中央批判了“四人帮”否定按劳分配的谬论, 重新确认了按劳分配原则。但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 我国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局面, 于是有人提出按劳分配是与公有制相联系的, 不应成为现阶段企业工资分配的指导原则。但在30年来的改革实践中, 广东始终按照中央的要求, 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在改革开放初期, 坚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在改革开放中期, 坚持在国有企业实行工效挂钩前提下, 按照劳动者个人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在改革进入转轨阶段后, 继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和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按劳分配仍居主体地位。由于长期坚持这一社会主义原则, 较好的实现了分配的公平性, 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 避免了企业工资分配出现大的失误。

(四) 始终坚持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关系。

30年来的改革实质是改革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 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工资分配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这一改革进程中, 我们从下放企业工资分配自主权到搞活企业内部分配;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从取消指令性计划到实行工效挂钩;从由市场决定分配到政府宏观间接调控等。在改革的每一个环节, 政府都注意及时转变管理职能, 逐步从行政性直接计划管理转向以经济、法律、信息手段为主的间接管理。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化, 我们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在工资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 企业工资分配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和企业经济效益决定。与此同时, 逐步从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指导线制度、支付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间接的调控与干预, 从而保障了劳动者依法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使企业工资分配不会出现差距过大、两极分化现象。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30年来广东企业工资制度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上还处于转轨过程中, 一些深层次的改革尚未到位, 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工资分配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有些建立起来的也尚不完善, 工资分配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在:

(一)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工资分配决定机制尚未全面建起来

目前国有企业一般通过工效挂钩决定其工资总额。在政府总量控制下, 一般由企业方单独分配, 员工尚没有平等参与分配决策的权利;大部分非国有企业, 仍然是沿用放权搞活的思路, 完全由企业行政方单方面决定工资分配, 员工没有参与分配权。由于工资决定机制不完善, 结果导致企业内部不仅分配不公、生产一线员工工资水平过低, 而且出现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的情况。

(二) 企业内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基本工资制度不健全, 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尚未形成

在体制转轨和快速增长过程中, 不少企业经营者眼睛只盯在市场上, 片面追求资本的扩张和利润的增长, 忽视人力资源管理, 导致工资分配制度比较粗放, 不少企业至今尚未建立起符合本企业自身特点的公平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尤其是部分外资和民营企业内部尚没有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基本工资制度和正常升级制度。员工基本工资按照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执行, 要长工资就得加班加点。工资分配没有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工作时间长的老员工, 基本工资也没有得到合理的晋升, 致使分配秩序混乱, 同工不同酬, 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生产劳动积极性。

(三) 企业工资立法滞后, 支付监控制度不完善, 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现象时有发生

在30年的改革进程中, 为了培育市场主体, 我们片面强调下放企业分配自主权。于是在放权的同时, 国家对企业工资立法没有跟上, 有些法律政策过于陈旧, 有些方面存在政策法律空白或漏洞, 致使企业在工资支付问题上还要执行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政策。例如劳动报酬、工资、标准工资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的含义及计算基数等概念含糊不清, 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 致使企业在工资支付操作上无所适从, 一旦违法也难以处理, 导致职工依法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四) 国家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体系机制不完善

除了工资分配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外, 主要是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制度、人工成本信息发布制度不完善, 难以发挥保障、调节作用;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调控制度、国企经营者薪酬管理制度不完善, 难以对国企职工工资进行合理、有效的调控;对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问题, 缺乏合理的界定, 难以进行操作和监控, 容易诱发分配不公或差距拉得过大。

(五) 缺乏对企业工资分配进行有效指导、干预的手段

在改革进程中, 我们在赋予企业工资分配自主权的同时, 忽视了对各类企业工资分配的指导和监管。主要原因是体制改革不到位, 缺乏指导监管的机构和足够的人员, 手段上缺乏严格的执法队伍, 指导上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反馈机制等。

未来深化企业改革的展望与设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展望今后企业工资分配的前景。我们感到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描绘出未来20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蓝图。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总体部署要求,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推进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化企业微观领域各项工资分配制度改革, 全面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公平合理的企业基本工资分配制度, 构建起适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 逐步扭转分配秩序混乱、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尽快形成效益与公平内在统一的、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

今后改革的重点是:

(一) 在各类企业和有条件的行业全面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主攻方向, 也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途径。要积极培育协商主体, 加强对劳资双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指导,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内容、方式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合理确定可分配的工资总量、标准、水平和方式等。对经协商确定拿出来分配的工资总额, 应通过立法明确在税前列支, 以解决协商结果的合法化和动力不足问题。县级以上政府要带头建立完善有劳资政三方以及社会权威人士参与的工资分配委员会, 以加强对工资协商工作的指导和服务, 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工资分配民主决定机制。

(二) 依法指导企业加快建立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部工资制度

首先是要指导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制订、修改或决定有关劳动报酬的规章制度, 规范分配行为;其次要指导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特点, 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 处理好公平与效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第三, 要引导企业处理好工资 (含奖金、津贴、补贴) 定级与正常升级, 工资分配与保险福利的关系, 全面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内部分配制度。

(三) 进一步完善国企工资分配调控与监管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有企业具有特殊性。特别是具有垄断性、公共性的国有企业, 往往会利用其特殊地位获得巨额投资, 占有有利资源, 获取巨额利润。因此, 要继续采取各种有效办法, 完善工效挂钩、经营者年薪制、工资内外收入检查、人工成本等工资制度, 加强对企业工资结构与水平的调节和监控。防止出现经营者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情况, 合理确定经营者工资与本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的关系, 规范分配行为。

(四) 进一步完善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管保障机制

按照中央关于“提低、扩中、控高、打非”的要求, 今后在完善企业工资分配宏观调控体系方面, 要着力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根据经济发展等情况, 及时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二是加强工资指导线建设, 引导企业根据效益情况, 合理增加工资,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队伍, 提高劳动报酬占GDPD比重;三是建立与个人所得税相衔接的分配制度, 适时合理调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控制过高收入;四是加强工资外收入的监督检查, 清理和杜绝非法收入;五是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严格处理拖欠、克扣工资等违法行为,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收入。以上五个方面要形成有机的调控体系, 以实现对企业工资分配有效调节和干预。

(五) 加强工资立法, 进一步完善工资调节手段, 规范分配行为

3.版权产业:助推美国经济30年 篇三

在国内生产总额(GDP)中占据重要份额

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所发布的12份报告,1977、1987-2007年美国版权产业在其国内生产总额(GDP)中所占份额以及百分比见表1。

表1:1977、1987-2007年美国版权产业产值(单位:亿美元)以及占GDP的比重

为了更为直观形象地展现1977、1987-2007年美国版权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趋势,笔者根据表1数据制作图1如下。

(图11977、1987-2007年美国版权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趋势图)

由以上表、图可知,以核心版权产业为主要部分的总体版权产业,在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额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总产值,还是占GDP的百分比,基本上都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实际上,在1977-2001年的24年间,美国GDP中版权产业部分的增速达到了7.0%,超过了其余经济部门(3.0%)和整体经济GDP同期年均增长率(3.2%)的两倍;美国总体版权产业合计增长率为4.10%,也大大高于其他经济部门同期增长率1.50%。即使是在美国经济大幅下滑的2001年,美国版权产业依然“逆势而行”,其净产值依然保持着持续了1/4个世纪的递增态势。单就美国核心版权产业部分来看,在1977年到2001年的24年间平均每年增长7.01%。其中,从1977年到1997年,核心版权产业的净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增长率为241%,年平均增长率为6.3%,是同期美国经济总增长率(2.7%)的2.3倍;而在1997-2001年的4年间,核心版权产业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38%。

在谈到1998年度美国版权产业报告时,美国电影发行协会总裁迈克·弗雷斯科恩就认为,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来说,核心版权产业已经超过了其他的传统出口产业。毫无疑问,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的日益增长,由此而来地对娱乐性内容需求的更大增长,这一趋势将继续发展。

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就业机会主要是反映总体版权产业和核心版权产业的具体就业人数,以及各自所占全国当年各行业就业总人口的比例情况。1977、1987-2007年美国版权产业具体就业规模如表2所示。

以下图2亦是笔者根据表2制作,旨在形象直观地反映1977、1987-2007年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数占当年就业总人口比例的趋势。

(图21977、1987-2007年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数占当年就业总人口比例趋势图)

由上表、图我们发现,无论是核心版权产业,还是总体版权产业,都具有较强的容纳劳动力的能力,这与版权产业本身属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有很大关系。美国作为发达文化国家,其迅猛发展的文化产业不断为众多创意人才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仅就核心版权产业部分来看,据统计,在1977-2001年间,核心版权产业的职位每年平均增长4.93%,大大高于其他经济部分在同期达到的1.50%。其中,在1977-1996年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就业年均增长率(4.6%)几乎是总的就业年均增长率(1.6%)的3倍;从1997到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每年增加1.33%,比美国整体就业人数增长率(1.05%)高出了27%。

美国娱乐软件协会总裁道格拉斯·洛温斯坦在谈到1996年度美国版权产业报告时就说:“随着美国版权产业在过去20年中的迅速发展,它们已经成了这个国家主要的雇主之一,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生计。”前美国国会女议员,现美国出版商协会总裁帕特·施罗德在谈到1998年度美国版权产业报告时也说:“应当记住,我们令人惊讶的版权产业……为350多万美国家庭带来了饭桌上的面包。几乎百分之三的就业队伍依赖我们的这些创造性产业而维持生计。而且,这一百分比将在新的世纪中急剧增长。”

在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由于总体版权产业对外贸易具有复杂性,其进出口总额往往很难得到准确的统计。因此,人们一般主要通过对核心版权产业对外贸易额进行统计,以此管窥总体版权产业的对外贸易总体情况。早在1996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对外销售额和出口额就达到了601.8亿美元,居美国各行业的第一位,历史性地首次超过了汽车及配件(598亿美元)、农产品、航天业、计算机业(376.3亿美元)等行业,成为美国出口份额最大的经济部类。时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的杰克·瓦伦蒂也说:“知识产权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物,也是全世界最需要的美国产品。”199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对外贸易总额为668.5亿美元,再次居各行业之首。到2001年的时候,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889.7亿美元,超过了化学、合成品、汽车、设备和零件、航行器及其零件、农业等行业,仍然居于首位。甚至在美国经济顺势下滑时,版权产业依旧体现了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05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对外贸易额和出口额高达1108亿美元,继续领先化工产品、汽车、飞机、粮食、医药产品等主要经济部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核心版权产业中的软件业和电影业,这两种产业的出口尤为突出。就软件业出口情况来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软件产业每年以12.5%的速度增长,几乎是美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的2.5倍。计算机软件的出口也从1991年的196.5亿美元直增至2005年的791亿美元,年均增长10.46%,使美国在世界计算机软件市场上进一步巩固了其霸主地位。虽然,2002年的软件出口额为599.7亿美元,与2001年的607.4亿美元相比略有萎缩,美国商业软件联盟(BSA)的主席Robert Holleyman将之归罪于猖獗的盗版,但是软件的国外销售始终创造着巨大的经济贡献。从电影业出口来看,美国电影业出口从1991年的70.2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84.5亿美元,年均增长7.15%。由此可见,美国的软件业和电影业出口在核心版权产业对外贸易份额中贡献卓越。也正是通过强势的版权对外贸易,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从其他国家攫取了大量的利润,很好地促进了本国版权产业的发展。版权对外贸易也已经成为版权产业持续发展的强大支柱。

以上数据充分表明:版权产业在美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版权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因,也是其国民经济的支柱。正如美国电影协会(MPAA)现任主席丹·格里克曼的评价:“版权产业是美国最有价值的一块资产,我们要不遗余力地保护我们创造性的成果。”

4.改革开放30年广东经济产业分析 篇四

一、国有林场改革

呼伦贝尔市总国土面积为25.3万平方公里，其中：大兴安岭林区为16.3万平方公里，呼伦贝尔草原牧区为8.1万平方公里，嫩江平原农区为0.9万平方公里，全市有林地面积为11.4万平方公里，森林总蓄积量为9亿立方米。浩瀚的大兴安岭森林和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一块天然绿色宝地。

建国以来，国家对大兴安岭林区实施了科学利用与培育的开发战略，其中：北部以成过熟林为主的原始林区以利用为主，实施“以场定居，以场轮伐，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建设方针；滨洲铁路线两侧经沙俄和日伪严重破坏及当地移民砍伐后残留的地方国有林场经营的次生林区以培育后备森林资源为主，实施“以营林为基础”的建设方针。呼伦贝尔地方林业从1958年建局开始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始终坚持“封护为主、育造并举”的营林方针，只进行抚育性的经营活动，地方林业是完全的事业单位，二十一年来，地方林业累计生产商品材250万立方米（该时期严格执行计划经济管理，不存在瞒报、不报等现象），年均生产11.9万立方米，次生林区的森林资源得以迅速恢复，森林生态质量和林分质量明显提高。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林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实行全额事业拨款，推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式，由于林业自身经济发展和职工生存的需要，林业的经营方针转到了“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为主上来，林业的经营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得到发展，小而全、大而粗，滥拍板的一些项目，给地方林业造成了沉重的包袱，林 地、湿地的破坏和森林采伐量的加大给森林生态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到2000年国家正式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之前的二十一年，地方林业累计生产商品材1012万立方米，年均生产48.2万立方米，是前21年平均值的4.1倍（不含超采、乱砍滥伐的数量，按国家驻牙克石专员办的最低认可，剩余物按商品材的30%折算，累计生产在1300万立方米以上，年均生产61.9万立方米，是前21年平均值的5.2倍）。2000年开始，国家正式实施了“天保”工程，地方林业年均木材产量降低到20万立方米左右。“十五”期间，地方林业主要开展以森林保护为主的经营性活动和处理由于实施“天保”工程带来的人员过剩下岗、社会职能移交与一次性安置等问题，过去小而全、大而粗、结构单一的经营性项目逐渐萎缩处于停滞的状态，一些新型的生态型和可持续发展型的项目开始启动，经过多年的努力，森林生态有了一定的好转，林业经济开始从低谷回升。在“十一五”期间的开局之年，国家林业局提出了 “森林生态、林业产业、森林文化”三个体系同时并进的建设思路，并同时确立了国有森工和国有林场在“三个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生态体系的建设在“十五”期间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森林文化体系的建设也将随着国家实施的“新农村”建设得以加快，林业产业体系的建设更需要我们林业人发挥大智慧、围绕大生态、发展大产业、振兴大林业。

（一）措施与效果

上世纪90年代，呼伦贝尔市林业六局全面推行以局自立、以场自立的“两自立”改革，各旗市国有林场全面推行以场自立的改革，推行“三项制度”改革、环节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施岗位与工效挂钩的职工收入分配制度，对机关科室和教育、医院、公安等系统部分环节干部的任职引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实行竞聘上岗和 任期制、试用期制，对局属实体如林业商场、加工企业等实行承包经营，部分公司如原局属基建工程处还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1998年“天保”工程试运行以来，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养老和医疗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职工社会保障体系，2000年基本实现了离退休职工养老金社会化发放，2005年全员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对医院进行重组改制，成立门诊部，对外开放创收，减少林业局的投入。

2004年以来实施了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改革。如：电视台整体剥离，人员全部移交内蒙古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等；2004年2月，实现剥离中小学改革，5月份完成中小学资产及首批选录教职工档案移交，2006年8月，完成首批未移交人员再次移交工作。另外，林业电厂、电讯等也分别划归相应的行业系统管理。

富余职工一次性安置。2004年8月林业六局一次性买断职工4406人，大大地减轻了林业局的负担。

部分企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2005年10月免渡河林业局完成了劳动服务公司集体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归位的改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企业条例》和《公司法》的要求，经过大集体职工及其职代会的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

撤并部分机构，整合配置资源。实施“天保”工程后，各局根据木材生产情况先后撤销了面粉厂、石油站、驻外办事处等辅助后勤供应机构，降低了管理成本。同时对过去由机关负责的供水、供暖等全部划转相关部门。

上述改革措施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减轻了林业局的压力，为林业下一步的深化改革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存在的问题

林业当前主要面临的是森林资源质量差、产业发展滞后、经营机制缺乏活力、林业办社会负担重、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难度大、“天保”资金不足和林权矛盾突出等诸多问题。

⒈ “天保”工程实施后对木材加工企业造成较大的影响。乌奴耳林业局木材加工厂属地方林业的龙头企业，七十年代就开始组建，先后投入几 千万元资金，虽然现在仍有十多条木材加工生产线和近百名技术工人，但因木材产量大幅调减，加工原料严重不足，致使不能正常生产。

2、优势产业严重滞后。大兴安岭有着宝贵的天然绿色资源优势，经营面积大、生物量大、生物种类多、湿地和淡水资源丰富、森林景观独特，还有寒冷的区位优势，但实施“天保”工程以来，由于过多地注重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所以到目前仍然没有形成有带动作用的一个龙头企业。

3、经营机制缺乏活力，单一国有经济难以推动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权主体不明晰，责、权、利不对等，无疑要对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障碍，林业的改革和发展与其他行业相比是缓慢和滞后的，森林资源综合利用率不高，资源利用的互补性、循环性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没有形成产品生产、市场营销和新产品研发产业链条。单一的国有经济很难在市场中融得到资金，国家又缺乏产业化发展资金的投入扶持，林业企业又负债率高、资信度低，难以从银行和社会渠道得到贷款和融资，职工生活十分困难，又不具备内部集资入股的条件。

4、林业办社会负担沉重。目前林业六局仍然承担着医疗、公安消防、幼教等政社性支出，教育尽管已经移交，但目前仍按规定的比例承担费用。

5、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难度很大。一是林业六局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运行，在事业单位工资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因林业局无力发放，从1997年起，采取了将职工按事业单位增资标准记入职工工资档案，实际工资按企业效益发放的做法，到目前为止，职工的档案工资拖欠巨大，仅免渡河林业局到2006年末就累计拖欠职工档案工资17071万元，在职职工对这种做法还能以理解，但“天保工程”一次性安置人员已经与林业局脱离了劳动关系，这些人员已经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向林业局讨要其过去的档案工资，他们目的明确，矛盾突出，如处置不当，极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群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二是缴纳“三金”标准问题。如果全部按事业单位工资标准缴纳，林业又会形成新的拖欠。呼伦贝尔市政府综合考虑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企业的具体困难，决定从2004年起，“三金”缴费基数按实发工资核定，以后职工退休享受企业退休人员 生活费，这对那些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和即将退休的职工，在职时因为林业局经济困难工资很低，生活很艰苦，指望着退休后多开点生活费，老有所养，而这样一来，这些职工势必陷入无助无望的境地，这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三是建局以来遗留下来的职工工伤、长期病号、建国前老干部和老工人、文革致残人员、未纳入社保的职工遗属、退居二线的环节干部及内退人员的工资、护理费、医药费等给林业带来较大的压力。四是在“天保”工程实施前形成的债务和欠税无法偿还。

6、“天保工程”补助资金投放不足。一是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二是各项补助标准没有动态调整，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仍按1997年工资标准执行，已不能满足生产生活和发展的实际需要。

7、林权矛盾突出。地方政府乱批乱占林地并发放了相应的土地使用证，严重侵害了林权证的合法地位，造成了林农、林牧矛盾突出。在林区腹地乱批滥占林地已经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兴安岭几乎年年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干旱现象就是证明。

二、林业产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方林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林业的经营方针转到了“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为主上来，林业的经营性项目迅速发展，小而全、大而粗，滥拍板的一些项目，在实施“天保”后造成了沉重的包袱，形成了沉重的债务。柴河的水电站直接投资达3000多万元，至今未能建成；南木的钢纸板厂投资1000来万元，建成之时即停产之时；巴林的板厂多次改造扩建不仅未给带来任何利润，还形成了较大包袱；乌奴耳的木材加工厂投资几千万元建成后，通过原料价格内部补贴实现利润；免渡河的纸浆厂因当时在任领导的周旋，只进行了前期工程后就搁置，未造成更大的损失；红花尔基的松针粉场建成不久也腰折。所有这些项目造成了上亿元的经济损失，这一时期林业的收入是完全依靠采伐的木材来维持的，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时期木材采伐量急速加大，乱砍滥伐最为严重的局面。

“天保”工程实施后，木材产量大幅调减，以木材生产为主的林区经济滑入低谷，林业产业结构单一和机制僵化所带来的林区矛盾越发凸显。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林业产业和全面建设林区小康社会已成为摆在林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针对国家对林业政策的调整和林业工作重点的转移，呼伦贝尔市林业局提出了“转变思想观念和经营机制、发展非林非木产业和非公有制林业、调整管理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工作思路。从而使林业产业在“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得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林区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一是经营性企业股份制改造破题。经过几年探索与实践，各局在现代企业经营机制与林区实际相结合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目前，免渡河、南木、巴林、红花尔基林业局和扎兰屯、额尔古纳等旗市在改革管理方式、转变经营方式、调整所有制结构、调整生产结构等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闲置资产得以盘活，一些经营性企业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职工收入大幅度提高，“公司+基地+林户”的产业化模式正在形成。二是林下产品加工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在林下产品加工产业化方面，扎兰屯市以蒙森公司为龙头，充分利用榛子林资源，通过承包管护的形式交给林业职工管护经营，改变了原来榛材林无人管护，群众肆意砍烧、牛羊任意践踏，病虫害高发，榛子在未成熟前遭抢采的局面。目前，该市已经形成了由职工负责榛子林的管护和果实采集，由蒙森公司收购、加工、包装、销售的产业链条。该公司计划在5年内实现年加工5000吨榛子的产业规模，销售收入实现3亿元。目前，蒙森牌山产品系列已经在国内许多大中城市打开了销路，市场前景十分乐 观。特色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业、经济林果及林木种苗基地快速发展。粮食产量达到26476吨，产值3976万元。经济作物产量达到7370吨，产值698万元；养殖业实现产值15539万元，其中：特色养殖业产值7048万元。柞蚕养殖2315吨，产值4875万元；采集4611吨，产值5767万元。中草药种植226吨，产值1019万元；林果产量达11220吨，产值9050万元；苗木产量13053万株，产值达到5493万元。三是不断加快林产工业发展步伐。各级林业部门和林业企业面向市场需求，积极发展木材加工业、森林食品加工业和肉类加工业。其中：木材加工锯材2370795立方米，木片77399实积立方米，人造板933立方米，卫生筷子9025标准箱，加工产值达64753万元；森林食品加工2407吨，产值7963万元。四是森林生态旅游业产业得到发展。我市森林公园建设起步晚，森林公园发展极不平衡。经过努力，全市现建成森林公园 4处，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3处；建成自然保护区9处，总面积1236900公顷，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处，面积760100公顷，生态旅游前景十分广阔。近年来，以海拉尔为中心的达赉湖、红花尔基自然保护区森林草原生态特色旅游产业，以扎兰屯为中心的巴林喇嘛山森林公园、柴河、南木森林生态特色旅游产业，以鄂伦春嘎仙洞为中心的鲜卑文化和林区狩猎民族特色森林生态旅游产业。

5.改革开放30年 篇五

公元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关键的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生死攸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奠定了随后三十年间中国国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真正的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开始大步流星的走上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从1978到2008，三十年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在日新月异的改革变化中不断发展，不断惊奇。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话题，我相信我的父辈们会有更加细腻、更加生动的体会和感触；对于我——一名90后的中学生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留给我们的印象和震撼又是什么？作为一名中学生，对于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知难免片面、肤浅，而对于“改革开放”我们又缺乏宏观的理解和直观的接触，三十年间的历史，对于我们只是浮光掠影的画面，只是教科书中严谨而沉默的叙述。这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三十年呢？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三十年。正是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领导，三十年来国人才从“文革”期间的保守、落后、偏执的心态变得开明、积极、宽容，为“大国”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切的改革，首先必须自思想始。正缘于此，从1978年伊始，我党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不断的引进、学习、消化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的、积极的意识形态，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接轨，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用这些先进理念指引我们的改革，才彻底搞活了计划体制下日益困窘的局面，这才有了三十年间的快速发展。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就有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加速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快行道上如风驰电掣一般：在经济方面，各地捷报频传，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社会大步迈进；30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连创新高，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现在的210871亿元，近60倍的增长速度令世界惊叹；在外交方面，至今我国已与165个主权国家正式建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真正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怏怏大国的风范；在科技领域，无论是“一箭多星”、“克隆绵羊”，还是“杂交水稻”、“嫦娥奔月”，科技工作者们用自己的心血与汗水让世界惊羡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在教育方面，三十年来基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不断输送着新鲜血液；在军事方面，我们的解放军也完成了全面换装升级，坚持用我军优良的传统武装头脑，一支打不垮、打不败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正在守卫着人民的安宁，保卫着十三亿国民幸福安康的生活；三十年来，我们的国民素质得以不断提升，更多的人有机会走出去，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将黑眼睛、黄皮肤的魅力输送到世界各地，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让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还有令人骄傲的体育事业，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蒸蒸日上，自从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金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历届的奥运会上都有中华健儿奋勇拼搏为国争光的动人画面，2008年的8月，第29届奥运会也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胜利开幕了！运动健儿摘金夺银，国歌唱响，中华自强终于不再是梦想！

三十年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成功、获胜、腾飞的法宝，是我们社会和谐、民众安宁的根本保证。30年的风雨兼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铸就了华夏儿女近百年的富强梦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

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永往高攀的历史缩影。

细细的翻阅这段时光，常常忍不住叹息：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族啊！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多少奇迹，留给世人几多感慨、几多震撼？我们默默奉献着的先辈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感慨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无知与狂妄，深深叹息，然后又是莫名的期待：对于我们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和父辈共同的话题，一个打破代沟天堑的良好契机。无论怎样，围绕着这个令我们骄傲的话题，我们应该有共同的自豪和心声吧？

就这次的汶川大地震而谈：汶川强地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一场抗罕见震救灾斗争正在有序、有力、有效地展开。透视这场抗震救灾斗争取得的明显阶段性成效，我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发展观的有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突出优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物质保证，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强大力量，这一切都为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抗震救灾斗争的检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对人生命的尊重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内涵。地震发生后，党中央迅即指示“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胡锦涛总书记先后3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于5月16日亲临灾区，慰问干部群众，看望一线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迅速果断高效地指挥抗震救灾，树立了敬民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务实高效的政治优势。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次又一次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政治优势。比如，强大的动员能力，快速的反应能力，高度统一的组织能力，科学有序的协调能力。地震爆发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到位、有力指挥，各级抗震救灾组织迅速成立展开工作，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实施，人民军队快速全面介入，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援。

——日渐雄厚的物质基础。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最显著成就。这给我们今天抗震救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不断高涨。想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面对这场国难，我们很难想像会是什么局面。

——不断提升的国民素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检验着政府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应对能力，也考验着国民素质。地震虽然震垮了房屋、桥梁和道路，但同时也凝聚了民众的爱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抗震救灾中，我们收获了太多感动。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的心连心，以各种方式为受灾群众献策出力、祝福祈祷，都凸现了人性的回归、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提高。

——百折不挠的民族意志力。面对每一次灾难，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凭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都能一次次战胜灾害，重建美好家园。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和全国各地救援队克服灾区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通讯中断等种

6.改革开放30年感想 篇六

三十年的实践给我们一条重要启示是，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新的思想解放。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就是解放思想的30年。30年来，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党的事业的发展等，都是同解放思想密不可分的。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新的思想解放。

人们的社会实践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实践标准的具体内容会随着实践发展有所变化。因而，解放思想的重心、内容、任务也会由于实践发展有所改变，在不同阶段有各自侧重点。回想当年，我们曾经认为“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绝对的“有计划按比例”，绝对的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因此那时把农民外出务工、做生意、城里人办企业、开公司，包括知识分子业余兼课、译稿、出书，统统被说成是不务正业，轻者被认为是“个人主义”，重的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如今，我们已经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新的观念，绝大多数人再不会坚持上述糊涂熟悉和错误观念了。这是不断解放思想的成果。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变化说不尽、道不完，成绩震古烁今、彪炳史册。但是，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总量大，但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现象未根本改变，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都有新进步，但不平衡；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空气污染、土地资源不足、水质低劣情况令人担忧。还需一提的是，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等战略思想、还远未转化为广大干部的自觉行动，与科学发展观相悖的简单求快求大求量的意识，依然主导着一些地方、单位的经济发展。此外，一些领域、一些地方的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风气不好，一些领导干部缺少**、法制观念，影响和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强烈期盼。

显然，上述这些热点、难点问题，既是改革进程中需要突破的焦点，也是我们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勇气进行思想解放的侧重点和主攻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从而更好地贯彻十七大精神，谋划发展新思路、新举措，找出克服难点，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新对策。那些不符合十七大精神、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制度、体制、办法，都应不断破除和改革。过去我们常说，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解放思想也是如此：碰到什么障碍，就破除什么障碍。许多地方从实际出发，明确了基本方向。如有的地方提出，解放思想要反骄破满，以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气势，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

我认为，从当前的发展方位看，解放思想的侧重点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着力克服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具体做法和体制机制，寻求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路数与机制。

我们应当看到，今天解放思想的难度，从某种程度上讲，比以前大了。这是因为：从绝大多数人来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求安逸、保平稳、不思进取的倾向增大了，不少同志习惯了这些年形成的传统的发展观念和方式，要扭转不轻易；我们面对的矛盾，大多不是老问题，而是发展、变化中的新矛盾、新障碍；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多不再是30年前的意识形态下的政治方向是否正确，而是日渐固化的利益格局下的利益调整；面对世界各种文化、各种思想的相互交织与渗透，人们活动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增强，价值取向和思想熟悉比过去更加多元化，呈多样性和复杂性。另外，形成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有效政策，也复杂而艰巨。

因此，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勇气进行思想解放，首先要有使命感、紧迫感。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发展又到了一个要害阶段，假如不坚持解放思想，不实现科学发展，经济发展将难以持续，社会将难以稳定、共同富裕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归宿点。坚持以人为本的解放思想，才能克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念，纠正发展中的种种偏差，使经济社会发展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坚持以人为本的解放思想，尊重人**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才能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把社会各方面的聪明集中起来，从而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坚持以人为本的解放思想，从人的发展需要出发，定位发展目标、发展要求与发展道路，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既有利于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也有利于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再次，解放思想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离不开对客观实际的把握，离不开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索、熟悉和遵循、解放思想要有批判意识，但不能简单否定过去的发展成绩、发展道路，解放思想要大胆创新，学习、借鉴世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不能头脑发热、胡思乱想，不可盲目主张。还有，要有“破”有“立”。要把解放的思想和进步的意识，用法律、制度和政策落到实处，具体化到可操作的层面，与各项工作融为一体，让解放思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并转化为实践科学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

7.改革开放30年广东经济产业分析 篇七

一、财源建设在改革中不断壮大,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财政保障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家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兰州市财政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强市富民”第一要务, 不断深化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 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协调推进的同时, 使财政收入突破长期低水平徘徊的发展局面, 步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轨道。

(一) 财源建设成效显著。

一是注重政策导向, 强化信息调度, 不断加大争取外来财源力度, 财政保障能力切实增强。多年来, 市财政不断加大向上争取资金的力度, 仅2007年共争取中央、省各类补助资金30.9亿元, 其中各类转移支付补助14.43亿元, 专项补助16.47亿元, 并合理安排、及时拨付, 有力地支持了城乡发展、生态环境、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积极转变发展方式, 深入实施“工业强市”战略, 工业财源不断发展壮大。积极筹措资金,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步伐, 重点支持兰州铝业26万吨电解铝、金川工业科技园二期等中央省属在兰企业加快发展, 极大地涵养和巩固了全市的主体税源。三是加强项目建设, 新的经济和财源增长点在重点培育中发展壮大。通过深入实施市委、市政府“发展抓项目”的战略, 全力推进“3997”项目攻坚计划, 市财政在支出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 每年坚持安排项目前期费用1500万元, 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招商引资为重点的项目引进工作, 三年累计实施各类重大项目320项, 规模建设产业基地10个, 完成总投资910多亿元。四是全力支持商贸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和非公经济发展, 财源结构不断优化。

(二)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 兰州市的国民经济逐渐步入协调均衡发展, 财政收入呈现出稳定有序、逐步增长的良好势头。1978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43324万元, 1983年为43015万元, 1988年达到72020万元, 到1993年上升为147321万元, 较1978年增长2.4倍, 年均增长48%。1990年全市财政总收入为9.21亿元, 1995年增加到18.68亿元, 五年翻了一番。在“九五”期间, 兰州市大力推行了“三保一挂”的预算管理责任制, 现行分税制体制更加完善, 到2000年全市财政收入达到27.34亿元, 较1995年增长46%, 五年期间财政总收入累计达到122.92亿元, 较“八五”时期增加51.43亿元, 增长71.95%,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92%。2002年全市财政收入达到21.06亿元, 较1978年增长3.86倍。2003年, 兰州市实行新的财政管理体制, 调整和完善了市对县区规定收入、共享收入划分比例, 进一步规范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理顺了市、县区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充分调动了各级财政的积极性。2007年全市财政收入达到46.33亿元, 是1978年的10.76倍, 是1994年的5.25倍, 是2003年的2.27倍。这些变化充分说明改革开放30年来, 兰州市的经济运行质量大幅度提升, 财政收入已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二、支出结构在改革中不断优化, 公共财政建设步伐加快, 财政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快速提升

(一) 优先保证人员和公用经费。

一是保证工资正常发放。1999年以来, 为了切实提高干部职工的工资水平, 中央几次出台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政策。兰州市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积极推行工资统发制度, 努力确保了干部职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同时随着中央转移支付支持力度的加大以及全市财力情况的好转, 基层工资欠发的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二是保证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转。2007年全市人均公用经费为25269元, 保证了政府部门各项职能的正常履行。三是基层财政对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明显提高。截至2007年底, 全市所有县区均摘掉了财政赤字的帽子, 全市财政已由保工资、保运转的“吃饭”财政正逐步向普惠民众的公共财政转变。

(二) 加大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

兰州市财政每年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超过60亿元, 启动实施了一大批关系城市长远发展、提升城市形象与改善市民生活状况的大项目, 城市开发建设和环境治理取得重大突破, 城市发展水平和综合服务功能大大提升。一是按照“东扩西展、南伸北拓”的城市发展战略, 2001年到2006年, 共投入城市建设和维护资金27亿多元, 加快安宁新城区、榆中东城区和西固石化城骨架道路建设, 城市路网结构全面优化, 对外交通更加便捷通畅。二是大力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净化工程, 建成40公里黄河风情线等城市景观, 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得到明显提升。三是对市政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建设。近年来主要实施了投资近10亿元的兰州煤气厂及其配套管网等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工程, 增强了城市服务功能, 解决了事关市民切身利益的供水、供气、供暖等突出问题。

(三) 加大对农村建设投入。

一是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全面落实了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和退耕还林等补贴资金, 2003年到2007年共拨付到位补贴资金25269万元,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全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0年以来, 兰州市财政进一步调整农业支出结构, 到2005年全市已投入资金将近5000万元, 实施了农业产业化工程和“放心食品行动”工程。三是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 重点启动实施了人畜饮水、退耕还林、农业综合开发、“六小工程”等建设工程, 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

(四) 加大社会保障投入。

一是逐步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实现了应保尽保。“十五”时期,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支出4.23亿元, 较“九五”时期增加支出3.91亿元, 增长12.35倍。从2006年1月起, 又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了10%。2007年落实资金535万元, 将47.2万城镇非职工人员和学生纳入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 参保率达到71.55%, 并将我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低保人员医疗保险并轨, 实行“两保”合一, 提高了保障效果。二是不断提高基本养老金补助, 确保老有所养。“十五”时期, 财政对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险基金补助5.92亿元, 较“九五”时期增加支出5.13亿元, 增长6.53倍。三是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从2006年启动实施农村低保制度, 到2007年, 财政安排低保补助资金达到15879万元, 全市39434人农村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四是全面落实各项就业政策, 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十五”期间, 城镇居民再就业补助支出8174万元, 较“九五”时期增加支出7991万元, 加大了就业安置力度, 拓宽了就业渠道。五是关心和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积极筹措各种救灾救济资金, 及时拨付城市低保人员各种政策性补助, 并及时拨付、加强管理、专款专用, 想方设法解决了企业下岗职工、城市非职工居民、贫困家庭学生、农村五保户和受灾群众等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困难问题。

(五) 加大各项社会事业投入。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位置, 认真落实农村以及城市困难家庭学生“两免一补”资金, 进行百所标准化初中建设和城乡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全市特别是农村地区办学条件大大改善。2006年以来, 兰州共投入约2.42亿元建立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 累计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1451559人次学生实行免学杂费提供教科书、对149709人次家庭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大力支持科技事业发展, 特别是2000年以来, 市级共投入科技三项经费1.2亿元, 重点支持了科研课题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成果应用, 实施“五大科技行动计划”和“六大国家专项”计划,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兰州市2005年成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促进文化体育事业发展。2000年到2007年全市财政累计投入63441万元, 先后建设了“文化兰州”十大工程, 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得到加强, 群众性体育活动不断开展, 竞技体育成绩突出, 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有力地保障了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从2003年积极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到2007年全市基本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全覆盖, 参合农民达到109万人, 参合率达到88%。从大的时间段来看, 全市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费支出快速增长, 占全市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八五”期间, 该类支出达到10.47亿元, 占全市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23.49%, 较“七五”时期比重提高2.5个百分点, 比“七五”时期增加支出5.33亿元, 增长一倍多, 五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5.89%。“九五”时期, 该类支出达到22.22亿元, 占全市财政总支出的四分之一, 比“八五”时期所占比重提高1.51个百分点, 较“八五”增加支出11.75亿元, 增长1.12倍, 五年年均增长14.61%。

三、财政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 公共财政框架初步建立, 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一) 不断完善收入管理体制, 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兰州市对财政、税收制度进行了多次重大变革。1978年至1979年, 省对兰州市实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财政体制, 总的收支指标、增收分成比例和收支挂钩由省核定, 市对县区也实行同样的增收分成体制。1980年兰州市实行“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1982年至1984年, 改为“总额分成”体制。历经1983年、1984年两步利改税后, 1985年起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省对兰州市实行上解额递增包干的新体制。1994年, 根据国家分税财政体制改革精神和省政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兰州市对县区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并实施了税收体制配套改革。到1995年底, 各县区也分别制定了对乡镇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管理体制。通过多次大的调整和完善, 兰州市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市和县区级都有稳定的税收收入来源, 建立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体制, 实现了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二) 扎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农民负担大大减轻。

2000年, 红古区作为全省5个试点县区之一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农业税税率降低到5%征收, 全区农民因此减负55万元。2002年起, 兰州市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除红古区外, 其他县区农业税税率一律降为7%, 全市农民减负2140万元。2004年, 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近郊四区全部免征农业税, 红古区农业税率降为4%, 其他县区降为6%, 全部取消了牧业税, 全市农民减负876万元。

(三) 逐步深化部门预算改革, 财政资金管理进一步加强。

2004年, 市级部门预算改革在完善试点办法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试点部门、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同时, 部分县区也积极推进这项改革, 实现了县区部门预算改革的重大突破。2005年, 部门预算试点扩大到42个市级预算单位, 占市级一级预算单位总数的41.7%。2007年, 全市所有市级预算单位全面推行了部门预算, 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水平进一步提高。通过细化部门预算编制改革, 进一步硬化了预算约束, 优化了支出结构, 整合了内外财力, 强化了监督管理, 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了财政支出供给范围“缺位”和“越位”的问题。

(四) 稳步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 预算执行管理更加严格。

按照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规范支出拨付程序的目标, 积极稳妥地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2000年实行工资统一发放制度, 对职工工资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从制度上保障了职工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将政府采购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的范围, 制定并实施了《兰州市政府采购资金财政直接拨付管理办法》, 减少了采购资金中转环节。

(五) 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采购规模、范围不断扩大。

认真贯彻实施《政府采购法》, 不断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制定并实施了《兰州市市级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出台了《兰州市政府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 研究制定了供应商准入标准和政府采购公开制度, 规范了政府采购工作机制和程序。全市政府采购的总规模从2002年的5851.76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36520.98万元, 五年增长了5.24倍, 资金节约率达到11.35%。

(六) 扎实推进“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 财政管理水平稳步提高。

从1996年开始, 兰州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工作落实“收支两条线”的规定, 先后制定出台了《兰州市预算外资金管理暂行规定》、《兰州市票款分离暂行办法》管理办法, 规范了票据使用, 取得了明显成效。认真清理整顿行政事业性收费, 取消了2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1项政府性基金, 对预算外收入实行了专户管理。2005年以来, 积极探索非税收入管理模式, 先后制定出台了《兰州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和《兰州市市级非税收入激励机制实施办法》, 建立了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和“以票控收、网络监管、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新模式, 加强各类非税收入项目和票据检查、清理及监管工作, 促使各项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 加速了政府非税收入征管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

(七) 积极支持省直管县改革, 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大大增强。

2007年, 省政府将我市永登和榆中两县纳入全省首批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根据要求, 省对市的财政管理体制直接实行到试点县, 市按原体制参与分成的试点县收入全部下划为县级收入;取消市对试点县行政性收费、专项收入、其他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分成办法, 对各项非税收入按照中央和省上相关规定, 分别缴入中央、省级和县级国库或财政专户;取消市对试点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分成办法, 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依据中央和省上相关规定, 分别就地缴入中央、省级和县级国库;试点县按原规定应上解市级财政的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留归本级。

(八) 始终加强财政监督, 财经秩序不断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