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8篇）

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篇一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民主、自由

和人权的不同本质

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这是一场艰苦豪迈的长途跋涉。千百年来，人们前仆后继，为之献出最美好的词语，最神圣的感情，以至热血和生命，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但是，民主、自由、人权是历史范畴，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利益不同，各个国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认识和实践往往并不一致，有时甚至被玷污滥用，致使人类在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道路上，风云变幻，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局面。

民主、自由、人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看似抽象，实则具体；看似没有阶级性时代性，实则阶级性时代性很强；看起来只是涉及政治权益，实际上则是根植于经济发展；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它看作一种个人的向往和追求，实则只靠个人力量、个人努力是无法实现的，而必须汇总、协调和借助于国家、阶级、集体以至全人类的力量，才可能有条件地逐步实现。另外，资产阶级最先举起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理论完备，影响深远，开拓过一个新时代。但由于受阶级和文化传统的局限，对于不了解历史进程，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按照资产阶级的解释去理解，或者仅仅把它看作资产阶级的“专利”和工具，以致引起认识上的歧义和混乱。科学理解和正确处理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于民主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又是一种民主意识，是制度和意识的统一。国家制度是指，按照“多数人”的意志，通过预定的程序和决策方式，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民主意识是指，对于这种民主制度的认可和把握，对于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自觉要求和觉悟。其他的与此相关的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诸如民主作风，民主传统，以及按照民主原则所确立的各种平等关系等，都是这一本质含义的引申，也都应该根据这一本质含义给予正确解释。

“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由“人民”和“权力”两词合成，表示“人民的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民主”最初是奴隶制国家政权的一种构成形式，一般叫做民主制。雅典奴隶制得到高度发展，成为奴隶制民主的典型。雅典民主派著名领袖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就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比起一人执政的君主政体及其变形僭主政体、少数人执政的贵族政体及其变形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是先进的。中世纪西欧城市贵族民主制，情况大体类似。

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宗教改革中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成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反对君权神授，主张主权在民；其社会背景是，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反对封建专制，与封建统治者争夺发展空间。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最早地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确立为政治纲领。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

权宣言》即《人权宣言》，则是第一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律性文献。在此推动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体系先后在欧美一系列国家确立。正像资产阶级第一次把生产社会化带入人类经济生活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一样，资产阶级也第一次把近代民主制度带进了人类的政治生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但是，不管是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中世纪的西欧城市贵族民主，还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都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恩格斯在评述雅典民主的时候说，“九万雅典公民，对于三十六万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中世纪的西欧城市民主，以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为例，九万居民中，也只有五六千人拥有选举权。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美国后来的《宪法》有关选举众议院议员的人口统计方法却是：每个“自由人”算一人，五个黑人算三人，印第安人不算数。直到1962年的美国宪法修正案才承认男女平等，1964年才承认不交人头税的公民有选举权。其阶级局限，可见一斑。

主要是财产、金钱对于公民资格、公民权利的制约和戏弄。一是把财产多少作为享受权利大小的尺度，所谓“只有财产主才是真正的公民”（霍尔巴赫），“财产是构成公民的条件”（狄德罗），成为西方一些国家制定法律的重要依据。一是依靠金钱竞选，以攫重权。有的国家，竞选众议员平均竞选费用十数万美元；竞选参议员数十万至上百万美元；竞选总统几亿美元不等。看不见的背后交易就更加五花八门。这种所谓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竞选”，自然不会与普通百姓有缘。

杰出的美国民主主义思想家潘恩认为，把财产作为有无选举权的标准是危险的、荒唐的。他举例说：“如果由于一匹种马生出一头能值规定价值的小马或小骡，马主人取得了选举权，而小马或小骡一旦死去，他又丧失了这种权利，那么，请问选举权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是人呢？还是骡呢？”这一辛辣的嘲讽，显然不止于财产对于公民资格的戏弄。

补充回答： 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应区分以下情况：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是向封建专制争民主的先锋，在其走下坡路之后，则日渐损害和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是很革命很有一派英雄气概的，当时的代表人物很少受资产阶级的局限，但是，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是由资产阶级共和国最优秀最民主的分子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也是“资本政权”；鉴于历史的进步，人民的觉醒，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为了巩固自身统治，资产阶级不能不调整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包括从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借鉴，不断地有条件地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没有能力解决其自身固有的重大社会问题，资产阶级的民主机制却仍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有效地调节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平衡着内部的权利和利益斗争。其中一些机制和程序，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社会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形态的民主，它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人民”的构成不同，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资本主义乃至以前的所有民主制度，只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程序上被称作民主制度的，在政权性质上则只是其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少数剥削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程序和政权性质相一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是真实、彻底为劳动人民所享有的民主。

补充回答： 从资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中间有一个“过渡”。要完成这个“过渡”，必须首先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专政，将其排除在民主之外。列宁称之谓“过渡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必将越来越扩大和完善，其专政的职能也将日益缩小和减弱。

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公开承认自身的阶级性，认为统治阶级的民主就意味着对于被统治者的专政，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资本主义民主，只标榜民主，不承认专政，极力掩盖其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阶级实质。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权益，都不容许动摇它的现有制度，都不会给它的“颠覆力量”以民主。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但是这个“多数”必须是先进的有凝聚力量和执政能力的多数。如何保证这个“多数”不断提高文化素质和执政能力；保证这个“多数”选出的代表即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这个“中间环节”永远处在人民群众的支持监督之中不至发生蜕变，即不至于为金钱所腐蚀、为封建专制和家长作风所影响、为“全盘西化”的思潮所动摇，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任务。

关于自由

“自由”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政治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公民在政治上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一个是哲学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并用来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前者是权利，后者是素质和能力。

“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是：“民主”是政权的一种构成形式，“自由”则是政权给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对于真正的民主政权来说，民主的前提是自由，自由的保障是民主；民主愈彻底，公民便愈自由；公民愈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平等权利，便愈是能够提高民主质量。从一开始，民主和自由就连在一起，民主自由思想是一起产生的。

补充回答： “自由”一词源于古希腊，原始意义是从束缚、虐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主和自立。真正形成理论，把自由推向高于一切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它们认为，自由比生命、爱情、财产都更为重要，丧失自由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当时，“自由”确实关系资本主义的生死，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创造“„自由‟而„平等‟的人们”。马克思说，“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资本”对于“自由”的要求是注定要实现的，因为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资产阶级由此打开了局面，推动了历史前进，也由此种下了祸根，种下了“资本”剥削、走向灭亡的祸根。

资产阶级通过“自由”的资本剥削，破坏掉一切封建宗法关系，涤荡着封建专制的污泥浊水，使“一切关系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正像把“自由”推向至高无上一样，资产阶级把金钱的力量也发挥到了极致。谁占有金钱、财富，谁就拥有权利和自由，愈是有钱就愈有自由。无钱无权又无势的广大贫苦百姓自然只能被关在“自由”的大门之外。美国著名学者帕伦蒂抨击说，“法律冠冕堂皇地规定富人和穷人可以同样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有同样雇佣院外集团和华盛顿律师来对担任公职的人施加压力的自由，有拥有报刊或电台来制造舆论的自由，有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从事竞选活动，来挑选称意的人或他们自己担任政府公职的权利。但是，这是形式上的自由，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 从公之于众的法律条文中，人们同样能够看到资产阶级自由的虚伪。资产阶级法律的惯常模式是，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正面规定中标榜自由，限制规定中否定自由；地位巩固时标榜自由，形势不利时取消自由。这在西方立法史上屡见不鲜。任何政权和法律都要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也都需要处理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问题是非要把资产阶级的自由说成是全民的自由，偏要将其“塞进社会主义的大门”，培养什么“自由的种子”，以图对其他国家进行颠覆。其用心可谓险矣。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罗兰夫人走向断头台时，面对矗立在旁边的自由女神塑像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

补充回答： 社会主义自由解决了三个根本问题。一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政权在人民手中，这是最大的政治自由；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从经济基础上铲除了金钱对自由的驱使和束缚；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了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代，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自由。

社会主义自由所面临的问题，一是政权建设，要处理好民主政权和公民自由的关系，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家长专制、以权谋私、打击报复和其他违法行为对于公民自由的践踏；一是公民要珍惜手中的权

利，不断提高行使自由权利的能力和觉悟，划清与抽象自由、绝对自由、任性自由的界限。社会主义的自由作为人类自由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仍然无法摆脱人对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依赖。我们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比较落后，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民主意识淡薄，小生产习惯势力、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影响，致使不少人不能正确行使自由权利。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加强工作，加快建设。

关于人权

公民在政治上应该享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一般被称作“人权”。自由以人权为载体，人权以自由为内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公民个人人权。

人权概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主要是从个人人权发展为集体人权，从政治权利发展为经济、文化权利，从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发展到为全世界人民包括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服务。这是历史的进步，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很不情愿，又难以阻挡的事情。

人权，最初是为反对神权和封建特权提出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最先提出“人权”概念。早期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用人道否定神道，用人性否定神性，用人权否定神权，呼吁从神学束缚和中世纪黑暗中解放出来。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人性和自然法出发，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核心是“生命”；基石是自由和平等；理论逻辑是，每个“生命”都是上帝赐予的，有同样的价值和尊严，都应该享受同样的自由和权利。认为这些权利是天赋的、永恒的、普遍的、不可转让和剥夺的。美国《独立宣言》将“人权”概括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人权宣言》将其概括为保护“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

补充回答： 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人权宣言，和它的民主自由理论一起，开拓了“人”的新时代，对于各式各样的人权运动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恩格斯高度评价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伟大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他满怀激情地描述当时人们的期待：“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同时又清醒地指出，资产阶级人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具有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也和它的民主自由理论一样，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广大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问题，愈到后来，局限愈大，愈有欺骗性。对于资产阶级人权的批判，最简明犀利的是邓小平的论断：“什么是人权？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还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所谓的„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是两回事，观点不同。”可谓一语中的。

最深刻的是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出生只是赋予人以生命，使其成为“自然的个人”，人权作为权利的一般表现形式，则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自然人的产物。把自然的个人同作为社会关系的人权看成“直接的吻合，就是一件怪事”。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认为，以平等自由为具体内容的资产阶级人权，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只能是商品经济的一种反映，并以服务于资本剥削作为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人权本身就是特权”，“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而“人权只要脱离了作为它们基础的经济的现实，就可以像手套一样地任意翻弄”。这是一个“谜底”。知道这个“谜底”，也就容易看清那些惯用“人权”大棒干预别国内政者的蛛丝马迹。

“人权”不是“天赋”的，人权的发展也只能在斗争中逐步实现。鉴于西方列强争夺市场发动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全世界人民要求世界和平，保护人权。1948年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国际范围的人权活动的开始。本世纪50—60年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进行的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争取人权的斗争。1955年万隆会议、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1986年通过的《发展人权宣言》等，不断地使人权概念的经济内容得到充实，使集体人权概念得到发展。

补充回答： 人权的基础是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没有生存权，其他人权均无从谈起；人权不仅受时代和阶级的影响，同时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文化落后，即使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人权的实现程度也会受到影响；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发展，都要通过国家政权，依赖国家政权，没有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自决的权利，公民的人权就没有保障。有鉴于此，第三世界的国家更加重视生存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要求国际民主，反对霸权主义干预别国内政。这当然会遇到阻力。迄今为止，联合国通过的六百多份有关人权的宣言、公约、协议书等法律文件，并未得到所有国家的承认。这也进一步表明，“人权”并非“天赋”，而是要争取，要斗争，要付出代价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民主、自由、人权曾经是资产阶级的旗帜。这面旗帜，推动了历史前进，也曾经将人类投入灾难和血泊。根子在于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权是维护资产阶级私利的工具。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彻底改变了政权性质和所有制关系，开辟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是悲壮的，是和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假民主、假自由、假人权的斗争连在一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苦难深重，是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国内，政权和财富集中在一小撮剥削者手中，皇权、族权、夫权、神权，道道枷锁，层层压迫，劳动人民毫无民主、自由、人权可言。国际上，正是西方列强的资本扩张时期，鸦片战争以来先后发动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杀人数千万，掠夺白银千亿两，社会财富尽遭洗劫。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公然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肆无忌惮地侮辱中国人民的人格和国格。而这场绵延上百年的民族灾难，自始至终伴随着西方列强派遣传教士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所进行的文化侵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之虚伪、之血腥，历史是一面镜子。

补充回答：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为了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权，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是在解放区建立民主政府，制定民主纲领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律，为全国人民所向往，成为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取得全国政权后，建立了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在最少民主、自由、人权的地方争得了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被农奴制度统治了千百年的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进行了民主改革，百万农奴不再被作为农奴主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遭受挖眼、刖足、割舌、砍手等野蛮刑罚，第一次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

与历史上所有剥削阶级的宪法不同，新中国的宪法是一部全新的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法。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宪法不仅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政治权利，包括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民族、个人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权。鉴于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的一致，不存在党派对立、互相倾轧的情况，国家在政治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保障全国人民，包括各社会阶层、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都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行使自己的权利，发挥自己的作用。

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和完善，从根子上铲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全体劳动者获得了在经济上平等发展的权利。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存在的分配制度，既不脱离现阶段发展水平，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搞私有化；既能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能防止两极分化，免使社会陷于对抗，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为人民群众享用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提供着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

补充回答： 民主、自由、人权，核心是民主。只要人民掌握政权，巩固和发展着政权，人民就会拥有一切，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和权利。国内外敌对势力必然地千方百计地要颠覆这个政权。在他们说来，不许颠覆，就是没有“民主”，惩治颠覆力量，就是侵犯“人权”，这是他们的逻辑。另外，民主是目标，又是过程，是不断提高公民素质，不断扩大民主权利，不断强化国家职能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全方位地创造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发展和完善进一步巩固政权，如何更好地处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以使民主政

权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健康的互动关系，使我们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追求不致停留在一般的号召和领导干部的个人品格上，而是付诸法律认定的体制、机制和程序。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大距离。由于指导思想错误，法制观念缺乏，民主政治建设薄弱，又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相交织，为反革命阴谋活动所利用，十年**期间，社会主义民主被严重践踏，又被某些势力作为诋毁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实，教训惨痛，值得记取和深思。

马克思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由于我们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比较落后，我们现在建设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正是在这意义上，江 泽 民说，“在一个国家里，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的进步、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发展压倒一切，“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

补充回答： 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涉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建设，涉及综合国力和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必须倾全党全国人民之力，自强不息，不断进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经历着不同内容的发展阶段，雅典奴隶主民主、佛罗伦萨城市贵族民主、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民主等，是这一漫长征途上的丰碑。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人类争取民主自由斗争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是两千多年来人类民主建设合乎规律的发展。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亿万人民群众一旦拥有民主权利，就会更加有力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享受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历史正是这样轰轰烈烈地写下了社会主义民主新篇章。但是，这只是一个开端，未来的路更长。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真正“自由的人”、“丰富的人”的状况，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组织高度完善，彻底消灭了阶级差别，人的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人，是我们通向民主自由人权之路的最高理想。

2.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篇二

高兹认为, 在前工业社会中, 人们的劳动和生产等行为都是遵循着一种“够了就好”的基本原则, 人们能够用自己所生产出来的适量的东西满足自己的需要, 而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 当人们可自由地决定其各种需求和工作程度时, 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 工作到自认为满意时为止, 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 ‘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 ‘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 而是一个文化范畴。”[1]但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让情况变得大不相同, 人们的生产行为从满足自己的消费转为迎合市场, 人们开始学会计算与核算, 经济理性就发端于此。

在高兹看来, 资本主义的生产追求利润、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增值的最大化, 而这种增值往往需要消费和需求也达到最大化, 想要达到这种最大化又需要增大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 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人的异化、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资本主义的管理者注重怎样使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 而不是重视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与自然的相互平衡、生产活动与人的生活的相互协调、力争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产品以及努力使劳动成为一种快乐的事情。”[2]高兹还提醒我们, 尽管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在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进行环保工作的不得已和有限度以及有利可图, 他们只是转换方式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扩大化, 使其资本变相增值, 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综上, 在高兹看来, 经济理性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 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其基础是计算和核算;其特征是计算;其原则是效率至上、越多越好;其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危害是造成人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化和物化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高兹要求限制经济理性的作用范围, 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高兹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二者的统一。所以, 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就提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选择就是建立先进的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 社会主义运动就限定其目标为限制经济合理性, 并且使经济合理性从属于更高合理性。”[3]这里的更高合理性在高兹看来就是生态合理性。

高兹认为, “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 来取得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 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1]其动机是保护生态环境, 追求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其主张劳动是人与自然得以实现和谐的桥梁;其反对非理性而没有限度地追求高消费和消费的越多得到的幸福感越大的传统观念;其要求人们注重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要重视精神生活, 在自主性、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生态理性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高兹认为要实现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就要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 就要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所说的生态重建是要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整体变革, “具体包括从产品的设计 (产品必须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复的) 到消费再到物质循环, 包括生产和能源改造的一切形式, 并要在化学工业、运输和农业方面进行生态重建。”[3]

高兹认为生态重建有两种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 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在高兹看来, 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一方面要满足其利润最大化的需要, 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合理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使生态效益最大化, 这两者是根本不相容的, 不可能在一种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中进行生态理性为主的生态重建, 故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重建, 这种方向的生态重建必然会走向失败。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是以生态必要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中人们的技术、社会关系、生产消费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与资本主义存在很大不同, 牵涉到了范式的转换, 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合理性真正从属于了追求非定量的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生态合理性。因此, 高兹主张人们应该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在阐述生态重建的同时也说明了其与环境主义和“非工业”乌托邦的区别。

高兹认为, 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环境主义。在他看来, 环境主义只是一种局限于体制内的环境保护的要求, “它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施加束缚和压制。但这些束缚和压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不起任何作用, 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使其经济理性的作用领域进一步扩张。”[4]环境主义与生态重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后者要改变前者的对经济理性适用范围的扩大, 它要实现环境主义所不能达到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造。

高兹还阐述了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也不同于绿党的“非工业”的乌托邦。在他看来, 这是一种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乌托邦, 它认为社会体制应该单一化、简单化, 它设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全盘抛弃工业技术、功能专业化、劳动再分化和商品交换的, 只需要少数人组成小团体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来维持自己生存的稳定秩序。而生态重建相对于“非工业”的乌托邦的反对工业文明则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一种范式转换, 而且生态重建不否定技术, 而是希望技术的改革和创新应该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重建服务。显然, “非工业”的乌托邦与生态重建存在本质的区别。

三、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造成人的异化

高兹看到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弊端———使劳动和人发生异化。在他看来,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 最大多数的手工劳动正在被消除, 劳动在不断被技术化和自动化的同时逐渐走向消亡。高兹认为,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 不仅劳动发生异化, 更值得重视的是劳动者也处于异化状态。他认为,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所有异化的根源所在”,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就是对人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传统社会工人工作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其一, 工人被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即所谓的科技工作者“在设定生产程序时, 其实就是变相帮助统治者维持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科技工作者对体力工人进行领导和控制……事实上科技工作者和体力工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已经形成”[5]。其二, 由于某些工作任务被机器所取代, 劳动生产原本作为劳动者的自主性行为, 却由于科技发展变成了一种受外界支配的行为。工人发现自己的劳动失去意义, 劳动热情退去, 劳动受到压抑。并且, “在一些发达工业中, 技术工人别无选择地被那些枯燥无味的工作所束缚, 他们只能遵从于那些机器的指令, 进行着没有自主性的劳作, 即使机器是在他们的监视或者指导之下进行运转的。脑力劳动者在失业、挫败以及工作技能的弱化中体会到他们自己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的更加严重的异化”[2]。其三, 劳动分工使得一个工厂往往只生产一个或几个部件, 原来的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变成由几个相距甚远的多个生产单位组成, 造成生产专业化和决策的集权化, 使工人进一步分化, 使工人自治自决成为泡影。

因此, 高兹重视马克思的把劳动分工视为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观点, 赞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把劳动者变成了畸形物”, 把工人“变为一个局部的工人”, 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 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的观点[6]。而且, 高兹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前提已经妥协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其一, 工人的劳动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言。正因为他们是对社会行动没有力量的阶级, 没有掌握权力的手段, 所以更加意识不到需要这样做。其二, 劳动再也不是工人自己的主观上的行为。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办公室等等场合地点, 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早已被设置的行动, 它要从属于机械的运作而进行, 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处发挥。”[7]可见, 资本主义的劳动是遵循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和经济理性而强行压迫给劳动者的, 人的劳动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 即科学技术的掌控和奴役。人的能动性丧失了, 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 劳动的真正意义被抹去, 人们在这种压制性的劳动分工中变得异化。

四、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一方面使得工人失去劳动自主性, 造成其本身及劳动发生异化;另一方面又摧毁了工人的阶级意识, 使其失去革命战斗力。技术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门化使得一些工人被驱赶出生产部门, 成为潜在的或现实的失业者, 他们的生活处于雇佣状态, 没有稳定的工作场所, 劳动变得随机和间断, 长此以往, 这些雇佣者的劳动延伸到社会各个阶层, 使其原有的阶级意识淡化, 但又没有被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同化, 他们长期没有主导性的阶级意识, 这样, 他们逐渐成为“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 (the post-industrial neo-proletariat)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 他们又衍变为“非工人的非阶级” (non-class of non-workers) 。同时, 高兹指出:“社会分工下产生的非阶级不应被理解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 而是应该指被用来排除经济理性和外部强制的实现个人自主活动的阶级。”[8]在高兹看来, “非工人的非阶级”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劳动分工的否定, 并认为它将成为工人进行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主体。

高兹认为, 工人应该采取自下而上的劳工战略来实现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劳动场所应该成为革命的发源地, 因为只有在生产的地方工人才是最直接地经受资产阶级专政、被其统治和分化, 只有在那里, 工人才会作为一个具有向心力的自决的集体而存在。不仅如此, 高兹强调要重视工会作用, 工会应该掌控劳动场所和生产过程, 维护工人的工资要求、劳动条件要求等等, 使工人可以对企业甚至社会做出决定, 使得企业的劳动生产、分工、收入等方面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发展。通过这样, 工人通过合法的斗争, 逐步地参与到了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 工人的自由自决也顺应得到实现, 自治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建成。

高兹希望未来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能够靠劳工战略来实现, 而且他指出这一愿望的实现还应该以如下工作为前提:公平地分配劳动岗位。面对劳动岗位紧缺的现状, 高兹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将减少掉的岗位交给一部分职业精英, 而让他们去雇佣被驱赶出去的工人, 职业精英以廉价即可获得较好的劳动力, 被驱赶的工人也可以获得被雇佣和重新获得劳动的机会;二是将现有的劳动时间缩短, 减少到每天两个小时, 这样, 尽管劳动岗位少了, 但也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从事劳动的机会。不仅如此, 高兹还对未来的生产方式做了这样的描述:“工人将自由地以下述方式安排自己:在某个时期, 任何人可以在同样的企业多多少少地劳动标准的二十四小时, 他们也可以自由地具有二至三个非全时工作, 例如, 春天从事建筑业, 而到夏末从事农业, 也就是说, 可以学习不同的技能和从事不同职业。”[9]

综上, 高兹设想“非工人的非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主张以劳动场所为争取社会主义劳工战略的开始, 强调公平分配劳动岗位和人们自由安排劳动时间的重要性, 最终达到克服人及劳动异化的目的, 建立工人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五、简评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的批判既有合理之处也有值得商讨的地方。

高兹的生态理性的论述体相对于一些单纯从生态危机表面进行分析的研究, 是从生态危机的深处寻求根源。并且他详细阐述了生态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以生态和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阐明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见地深刻, 具有说服力。他的生态理性的论述提醒人们跳出经济理性这个不公正的理性旋涡, 进入和正义、自由和人性相联系的生态理性, 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理性, 充分体现了启蒙理性的深刻含义。

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特点。他在面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问题时过度强调人的异化, 只看到了人们的劳动开始依赖于机器, 看到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其用来控制人们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内容的手段, 过多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分工及社会分层日益细致之间的矛盾, 夸大劳动分工带来的社会等级制关系, 而没有较好地处理好劳动分工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 没有正视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和生产效率提高等好处。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太多单纯以人为出发点, 偏重从人本主义和伦理价值的角度出发批判问题, 而没有把人放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因此, 他得出的种种结论也不免会有偏颇之处。

摘要：高兹认为, 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源于利润动机, 而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 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是其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 高兹又认为,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其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是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紧密相连的, 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造成一切异化, 尤其是人的异化, 故他也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进行批判。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两者进行改造的设想, 即建设以生态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进行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关键词：高兹,经济理性,生态理性,劳动分工,自由自决

参考文献

[1]吴宁.高兹的资本主义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6, (7) :77-79.

[2]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 1980:5-140.

[3]刘凤玲.人类面对生态危机的出路[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1, (3) :86.

[4]Andre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London, 1994:94-95.

[5]Andre Gorz.Critique of the Labor Division.London.1978:17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399-400.

[7]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Pluto Press, 1982:67.

[8]Andre Gorz, Farewall to Working Class.Boston:South End Press, 1982:75.

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篇三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源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个理论高度的首要标志，它标志着一个推陈出新的“韦伯命题”——新教有一种“伦理”而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正是这种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而资本主义空前的文明成就与这种“精神”的巨大内驱力是密不可分的。应当立刻补充说明的是，韦伯这里着眼的是现代性问题，这个现代性的核心则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现象，而且是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现象，由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是西方特有的现象，所以现代资本主义也只能是现代西方特有的现象，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任何其他地方、其他时代。

我们今天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这个“韦伯命题”的不完善性，日本、印度、拉美甚至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过程或可为证。但这几乎无损于该命题的方法论生命力，因为百年来的学术争论和研究表明，这个里程碑式的命题具有高度的扩展潜力和启示价值，但这是另外一个论说题目了，本文不赘。

有现代性，在逻辑上说就有前现代性。对此，韦伯作出了一个著名区分，即“传统型”资本主义和“现代型”资本主义的区分，这个区分的意义可以说非同寻常，它颠覆了以往对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阐释，并第一次为全面理解现代性和谨慎预见未来提出了一套结构分析方法。更令人着迷的是，这套方法至今仍然富有解释力。

按照我们在知识与思想的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一般理解，是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者诸要素的经济合成作用在从根本上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这历史便会要求并最终实际突破现存制度形态和观念体系的约束，由此跃上一个新台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以及随后的整个西欧则登峰造极地证明了这个诸阶段论的发展模式。其中，除了经济环境、资本积累件、科学技术等物质力量的条件以外，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生产力代表者的获利冲动和贪婪欲望被认为是一种超常的驱动力。

但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还相当遥远。从韦伯对历史进行的经验观察中不难看出，同样的甚至更优越的物质力量，在其他地方、其他时代也都不乏其例(比如中国历史上的若干“盛世”)，但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同样的乃至更优越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就足以说明物质力量不可能是绝对主导的推动力量。至于把追逐利润的发财本能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就更加不着边际了。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谁都毫无把握找出现代人和前现代人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相信也不可能找到“科学”依据来证明发动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人的获利本能已经进化得比以往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强大有力。对此，韦伯有一段很是简捷生动的说明：“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作为一种投机活动，一直通行于所有类型的经济社会中……投机者那种嘲笑一切道德约束的心态也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然”，“中国的官吏、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的农民，他们的贪欲和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逊色……如果置身同样的情境，一个那不勒斯的车夫或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的财迷心窍要比一个英国人更加强烈，特别是，要更加无耻。”毫无疑问，这在今天的中国能够信手拈来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

韦伯最终证明的是，传统型的资本主义自古以来就散见于世界各地，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在专制权力的指缝中飘忽求存的“政治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一是兼有军事和政治远征性质或者强盗行径的“掠夺式资本主义”，但传统型资本主义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它真正体现出了无限制扩张的获利欲望，所以，“如果认为我们的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其他时期的突出特征就是经济关切更为强烈，这未免失之愚蠢。现代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并不在于——例如相比古代商人——具备了更强劲的经济冲动。单纯经济关切本身的释放只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与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相去甚远。”

简单说，韦伯这里所谓“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就是融汇了新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是一个观念体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价值体系，而秉持这个价值体系的新兴经济力量便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之一，这就是新教徒资产者阶层与劳工群体。

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产生了新教，标志着天主教的一元化价值主导地位开始趋于衰落，但是韦伯有力地证明了，这决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衰落，恰恰相反，新教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宗教信仰的强烈程度和社会化程度，因为路德的改革把生活的宗教动力从修道院的宗教精英(僧侣)那里直接而广泛地传播到了社会上，加尔文主义则找到了得救预定论这样一种无形而又实在的内生强制力，从而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追求道德完善的持久动力。

这是一条因果链。新教认为《圣经》才是最高权威，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关键是，这种权威是永恒的，它凌驾于任何世俗权威之上，是不可动摇、不容侵犯的，因此不会陷入道德破产的危机。在基督教文化中，流变无常的世俗权威本来就没有资格代表和冒充上帝，新教主义则进一步否定了教会的这种资格，这等于是承认并鼓励个人有权独立于《圣经》之外的一切权威，承认并鼓励个人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每个普通的新教徒都要变成宗教精英。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精英是少数隐身于有形的修道院中的遁世僧侣，新教徒则要把整个尘世当作无形的修道院、人人都成为人世的僧侣。加尔文教的得救预定论教义告诉基督徒，能够蒙恩得救的永远只是少数人，是上帝预先就确定了的，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其他人则注定要永远罚入地狱。但令人恐惧的是，用尘世中人的肉眼是无法分辨出这两种人的，试图揣测上帝拟订的名单更是枉费心思。因此，新教教义的大规模传播，在激励个人独自进取走向上帝的同时，也由于断言得救的高度不确定性而在每个信徒的内心深处掀起了终生都无法平息的焦虑感。即使像我们几无宗教共鸣感的中国人，单凭经验大概也不难体会到，人在面对一个事关重大但又不确定的前景时将会多么焦虑，更何况新教徒必须终生面对一个事关终极归宿而又不那么确定的前景。那么，新教徒是怎么找到出路的呢？

二、新教伦理的经济后果与世俗伦理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资本主义

按照韦伯的分析，新教徒引领时代潮流的发家致富乃是新教伦理的意外结果，因为它的直接结果是激发和释放出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平的理性化，或者说，和平的理性主义。它对经济变革的影响在于，它最终把无数自由个人的分散努力整合成了一种自由的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基于习俗、惯例、传统或

者其他什么东西，而是基于深思熟虑地、自发但系统地调整经济手段——尤其是自由劳动力的理性化劳动组织的出现——以实现持续的正当赢利目标。这是现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别于其他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关键所在。

这样，韦伯定义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便清晰可见了，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大规模有效整合。一般来说，人的价值理性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代价与后果，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同样，工具理性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观念与价值，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新教徒决心要在尘世建立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决不容许自身天性中的邪恶因素、更不容许他人来讨价还价，这种价值理性与以往的基督徒并无本质区别，而且其强度有过之无不及。但是，和以往的宗教精英相比，他们的社会态度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要驾驭着宗教动力去改造尘世，而不是逃到尘世之外修炼宗教虔诚；他们也敌视一切贪欲和享乐，但他们勤奋、节俭、冷静、审慎，条理化地利用一切资源刻苦工作、积极进取，这个过程意外地锤炼出了新教徒发达的工商业头脑，工具理性的潜力在他们那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手段作用，证据就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工商业成就，而他们认为这是博得了上帝的青睐，也增加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他们不是消费利润、更不是挥霍利润，而是不断地积累、再投资、进而扩大稳定可靠的生产销售以期获得持续的经济成功，目的还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恩宠!结果是，他们引领发展出了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私人与公共财富空前的、而且基本上持续不断的稳定增长。

由此可见，正如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说，宗教并非仅仅由观念构成，它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我们从韦伯的理论体系中能够合乎逻辑地了解到，如果物质资源的情形大体相同或近似，而现代资本主义却独独产生于西方，那只能说明是另外两种社会资源的独特作用，其中首先是文化的资源，而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新教徒的价值观念系统，它对尘世生活的积极干预产生了一系列顺理成章的实践结果，比如个人自由、权利平等、确立并严格遵循职业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规范、推动社区自治与社会立法、推动福利和慈善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更重要的是，原先势单力薄但却团结壮大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力量并掌握了资本能源的新教徒群体，毫不妥协地抗拒了世俗权威和教会当局两个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有力地推动了自由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相比之下，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宗教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观念整合力量，因而无从产生出一种超验的最高权威，虽然也有过类似的观念，比如“天”、“天道”或“天理”，直至晚近泊来的“历史规律”，但它们都没有永恒的性质。而且，与其说它们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不如说只是世俗权威的影子，因此也像世俗权威一样总是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信誉危机，不可能升华到“神圣”的境界。由于最高权威就是世俗权威，结果中国文化始终就是一个纯世俗的体系，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到“先天下”如何如何，始终都是形而下的、纯世俗的价值追求，虽然高不可攀，但却毫不“神圣”。关键是，它们没有指出假如人达不到“至善”、成不了尧舜、做不起“先天下”、无心或无力“奋斗终生”时该怎么思考和追求生存的意义。当然，历来的主流价值体系，也都给出了实现生存价值的种种根本途径，比如自天子以至庶人概莫能外的“慎独”、“自省”、“养浩然之气”的修身功夫，比如“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修养要求，但一般来说，无视这些途径的任何个人都不会成为戴罪(原罪)之人，更不会让个人产生内在的自我强制力和驱动力进行毕生的道德努力、洗涤罪孽以成全自己，所以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就不会成为普世的、终极的价值观。更有甚者，因为它们并不允许、更不鼓励个人独立于世俗权威，这时绝大多数个人的生存意义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可能仅限于充当草民，于是，世俗生活本身往往就成了目的，而不是追求超世俗价值目标的手段。

诚然，尽管中国文化没有产生出本土的理性化高级宗教，但却吸收了外来宗教的信仰成分；尽管没有产生出系统的宗教伦理，但在血缘共同体的“家国”扩展秩序中提炼出一套相沿成习的世俗伦理。比如“因果报应”说，就长期发挥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调节功能，使抑恶扬善的行为规范有了准信仰的价值；比如“诚信”观念，无论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它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却是永恒的，“童叟无欺”一直就是工商业者的自我标榜和社会对他们的普遍期待。但问题在于，纯世俗的伦理在本质上都是实用伦理，其功利性甚至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神祗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变成祈利避害的交易关系，因而一旦它的实用性遭到怀疑，人就很容易丧失任何道德底线，这时也就根本谈不上价值追求了，更遑论终极关怀，不仅工商业资产者如此，其他人等也很难例外。

根据中国的世俗伦理，超出谋生糊口传宗接代缴粮纳贡这个限度的劳动所得，在道德上就很可疑。但尽管如此，劳动却没有“神圣”的苦修性质，总的来说只是尘世的苦役，借助劳动成果摆脱劳动才是更有价值的追求，因而无法想象有谁能把苦役当作“天职”和道德义务；相应地，对个人追求工商业利润的社会评价，也就始终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性考虑，始终是根据习俗、惯例、传统或者具体情境给予纯世俗的道德定位。从根本上说，在“家天下”传统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过是给世俗权威提供的家务劳动，它始终与新教徒那样的价值追求无涉。与宗教改革同一时期的明代嘉靖年间，据说当时的GDP仍占了全球的一半左右(见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2003年4月7日在“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问题在于，“革尽人欲”的观念这时更为变本加厉，“复尽天理”的要求却没有形成新教徒那样独立的信仰共同体，因而仍无可能产生出新教徒资本家那样秉持新的伦理标准并具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社会阶层，这种状况可以说至今仍无实质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型资本主义首先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自发地进入现代性过程，只能将传统进行到底。简言之，它是一种先天就没有信仰、后天仍没有信仰的资本主义。

当然，中国传统上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它强调的是财富应有的功能而不是财富的正当性。如果我们把“礼节”扩展定义为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那么立刻就能发现，新教徒的历史恰恰相反，他们是先知礼节而后仓廪实的，这不仅赋予了他们创造和积累的财富以正当性，而且使这种性质的财富直接有效地参与实现了一个普世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人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新教徒的发财致富大都是白手起家，往往被趋于没落的旧贵族讥为“暴发户”，但始终没有引发我们这里时下所谓的社会“仇富”心理。因为这种心理显然不是仇恨富人的财富本身，而是财富的普遍来历不明和去向不清，除了为富不仁之外，更有富而不贵，富足而不高贵，甚至富足而无耻无良。

总之，在思想史上，是韦伯第一次从系统的理论高度论证了一个简单的事

实：自从人类脱离了动物世界成为一个独特的生物种群以来，它的进化史就不再是生物进化史、而是思想进化史。因此，“韦伯命题”不过是集中展现了观念的力量在这部进化史上如何催生并催熟了又一种文明形态。

三、政治一法律制度的简要比较以及韦伯理论的启示

作为开制度主义分析之先河的思想大师，韦伯同时也系统地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另一个社会资源，即政治一法律制度的资源。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主要就是审视这个资源。实际上这是韦伯更为关注的问题。为了不至离本文主题太远，这里只能简单说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提除了宗教信仰的理性化之外，还有一个把观念投入实践后的游戏规则的理性化，而它的政治一法律制度就是一套理性化的游戏规则。它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来自既往的法律制度，一是来自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西欧的普通法体系自古以来就重视契约，最早的罗马法，主要内容都与契约有关，最初大概是为了规范经济行为，后来则覆盖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其核心是从法理上确定人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即划分权利的边界和义务的限度，尤其是通过法理契约确定世俗权威的政治权力界限，最后这一点在前现代时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文明成果，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准宪政”状态，当然这一过程中教会法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韦伯认为英国就是个楷模，结果是任何一个世俗统治者都没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平民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则得到了司法保障，即便是国王非法作为也有可能在世俗法庭上败诉，更何况还有宗教权威、宗教法庭道德监督与审判的巨大压力。理性有效的规则体系自然会令人产生理性的行为预期和安全感，这在经济上的积极意义十分显著。前文所说新教徒毫不妥协地抗拒政教两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自然也就不是蛮勇蛮干，而是有理有据、据理力争。现代公民权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直至自由主义民主的宪政制度，都可以从这种理性的博弈中找到历史渊源，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趋势也就不可阻挡了。

中国的情况相反。中国并没有出现过欧洲那种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秦代以后形成的政治一法律制度是保证了统治者拥有无限制的法定权力却不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被统治者承担了无限制的法定义务却不拥有相应的法定权利，这在私人财产权问题上尤为突出。统治者处置和支配平民财产的高度专断性和随意性，使得任何理性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资本投资——都难以按照理性的预期谋求不断再生的生产经营利润，即便历史上时有所见的重商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因为这种制度的性质而常常难以为继，或者使工商业活动常常面临着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因此，传统型的资本主义只能表现为韦伯所说的、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资本主义”，即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扩张只有依靠和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代价高昂的无序交易才有可能实现。这个资本运动过程又可能随时被权力的无常意志所打断，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理性化的制度规则可以保障任何人的财产权不被政治权力任意剥夺，显然，这就根本无法满足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所需的制度条件。

根据“韦伯命题”和韦伯的制度分析理论提供的视角，毫无疑问，现代性决不是我们这里普遍理解的经济层面上的所谓“现代化”，更不是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因为这种没有价值追求的“现代化”是舍本逐末，很可能还是缘木求鱼。宗教改革启动的首先是价值体系的现代化。当然，现代资本主义同时也还意味着依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手段去追求利润，而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否则，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单独的企业都将面临绝路一条。在新教主义形成的道德传统下，利润永远不是价值标准，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形态，而不单是经济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才说，对利润的贪得无厌根本就不能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

4.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篇四

行为主义理论

行为主义认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联结，有机体接受外界的刺激，然后做出与此相关的反应，这种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S-R）就是所谓的学习。早期的行为主义否认内部心理活动的作用，认为心理活动是无法进行研究的，因此被称为“暗箱”。

一、行为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1、学习是刺激-反应的联结（巴普洛夫、化生）。

2、学习是尝试错误的过程（桑代克）。

3、学习成功的关键依靠强化（斯金纳）。

二、行为主义理论对教育技术的影响

在教育技术领域，斯金纳仍然是最受推崇的学习理论先驱之一。

1、程序教学对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影响 斯金纳认为，只有通过机械装置才能提供必要的大量的强化系列。这就是斯金纳设计教学机器、提倡程序教学的主要出发点。程序教学是一种个别化的自动教学的方式，由于经常用机器来进行，也称之为“程序教学之父”。斯金纳提出程序教学的原则是： 1）积极反应原则

斯金纳认为，传统的课堂教学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充当消极的听众角色，没有机会普遍地、经常地作出积极反应。传统的教科书也不给学生提供对每一单元的信息作出积极反应的可能性。程序教学以问题形式向学生呈现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通过写、说、运算、选择、比较等作出积极反应，从而提高学习效率。2）小步子原则

斯金纳把程序教学的教材分成若干小的、有逻辑顺序的单元，编成程序，后一步的难度略高于前一步。分小步按顺序学习是程序教学的重要原则之一。程序教学的基本过程是：显示问题（第一小步）──学生解答──对回答给予确认──进展到第二小步……如此循序前进直至完成一个程序。由于知识是逐步呈现的，学生容易理解，因此在整个学习进程中他能自始至终充满信心。

3）及时强化原则

斯金纳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的每个反应立即作出反馈，对行为的即时强化是控制行为的最好方法，能使该行为牢固建立。对学生的反应作出的反馈越快，强化效果就越大。最常用的强化方式是即时知道结果和从一个框面进入下一个框面的活动。这种强化方式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提高学习信心。

4）自定步调原则

每个班级的学生在学习程度上通常都有上、中、下之别。传统教学总是按统一进度进行，很难照顾到学生的个别差异，影响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程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按最适宜于自己的速度学习并通过不断强化获得稳步前进的诱因。5)低调误率原则

教学机器有记录错误的装置。程序编制者可根据记录了解学生实际水平并修改程序，使之更适合学生程度；又由于教材是按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的顺序编制的，学生每次都可能作出正确反应，从而把错误率降到最低限度。斯金纳认为不应让学生在发生错误后再去避免错误，无错误的学习能激发学习积极性，增强记忆，提高效率。

2、程序教学对教学设计的影响

程序教学建立的一系列学习原则和开发程序教材的系统方法，直接影响了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认知主义理论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在于内部认知的变化，这是一个远比“刺激-反应”联结要复杂得多的过程。他们注意解释学习行为的中间过程，即目的、意义等，认为这些过程才是控制学习的可变因素。

认知注意学习理论的主要特点是：重视人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价值，充分肯定学生的自觉能动性;强调认知、意义理解、独立思考等意识活动在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视人在学习活动中的准备状态，即一个人学习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外部刺激和个体的主观努力，还取决于一个人已有的知识水平、认知结构、非认知因素。

一、苛勒的顿悟说

1、学习是组织一种完形，而不是刺激与反应的简单联结

2、学习是顿悟，而不是通过尝试错误来实现的 总之，顿悟说重视的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组织作用，认为这种组织表现为知觉经验中旧的组织结构的豁然改组或新结构的顿悟。

二、布鲁纳的认知发现说

1、学习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的过程

2、强调对学科的基本结构的学习

3、通过主动发现形成认知结构

布鲁纳的认知发现说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学习理论。认知发现说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强调已有认知结构、学习内容的结构、学生独立思考等的作用，它对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现代化人才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加涅的信息加工学习论

1、信息加工模式

加涅根据信息加工理论提出了学习过程的基本模式，认为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即学生对来自环境刺激的信息进行内在的认知加工的过程，并具体描述了典型的信息加工模式。

2、信息加工的基本原理 1)信息流是认知行为的基础 2)人类加工信息的容量是有限的 3)记忆取决于信息编码 4)回忆部分取决于提取线索

四、认知主义理论对教育技术的影响

加涅的信息加工理论在以下几方面对学习是有启迪的：

1、刺激选择不是一种随机的过程，因此，不能仅仅考虑到刺激的特征，而且还要关注学习者已有的信息或认知图式（Scheme）。

2、人类记忆加工信息的能量是有限的，如果一味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信息，不给他们留有加工或思考的时间，结果必然会像狗熊拣苞米一样，拣一个丢一个。

3、“组块”理论，为了尽可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学习较多的知识，我们必须把知识组织成有意义的块状，减少机械学习。

4、信息编码不仅有助于学生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信息的贮存和提取。教师在帮助学生使用各种策略来编码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信息加工理论中的注意系统、编码系统和记忆系统的分析，是建立在实验推测的基础上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目前的发展，还无法使“认知过程就像构成行为的肌肉反应一样实在”。正因为这样，在信息加工理论中涌现了众多模式，有些甚至是相对立的，但与其说是信息加工理论不成熟，还不如说是信息加工理论发展的一个标志。要穷尽对内部心理过程的探究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所期望的，是涌现出更有说服力的模式。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是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的意义却由每个人自己决定。人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建构或解释现实，人们的个人世界是用自己的头脑创建的，由于各自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于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不同。因而建构主义更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识，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对学习和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1、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它不仅包括结构性的知识，而且包括大量的非结构性的经验背景。

2、学习过程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建构，即对新知识的意义建构和对旧知识的重组

3、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于事物的理解，不同人看到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理解。

二、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教学

1、随即通达教学

2、抛锚式教学

3、支架式教学

三、建构主义理论对教育技术的影响

1、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

1）自上而下地展开教学进程

2）知识结构的网络概念

2、情景化教学

3、重视社会性互助

四、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教学设计原则

1、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2、强调“情境”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

3、强调“协作学习”对意义建构的关键作用

4、强调对学习环境(而非教学环境)的设计 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支持“学”(而非支持“教”)6、强调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意义建构(而非完成教学目标)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比较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特点是只注重有机体的外在反应，而不注重有机体的内部心理过程，认为有机体只是被动的接受外部刺激，通过尝试错误来获得正确的反应，而缺乏主动的内部心理活动的参与。

认知主义理论十分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和内部心理机制，认为学习是个体主动的行为。鲁纳等人的认知发现说认为，学习是把新的知识整合到个体已有的知识结构中，虽然每个个体的认知结构不同，但只要对知识的表征系统进行设计，就可以通过个体的主动探索进行学习。他认为学生不是消极的知识接受者，而是主动的探索者。

5.《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教案 篇五

2、唯物主义

（1）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形态

3、唯心主义

（1）唯心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

十、教学反思：

1、这节课总体上来说还可以，教学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学生基本上掌握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和归纳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区别，基本完成了教学任务。

2、这节课的内容比较难，尤其是涉及到古文部分，学生面对这些问题是一筹莫展。在上课之前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上课时放手给学生去探究，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遇到很大的困难，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

3、学生对古文知识的不理解，说明课前预习没有做好，老师没有培养学生预习新课的好习惯。

6.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篇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 任何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 都必然要求有一个社会广泛认同的共同价值标准来做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会带来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要扎实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就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多样化的价值观。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 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迷失方向。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价值体系，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相映成辉的伟大精神成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人民长期艰难探索而作出的正确选择。

现如今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社会化一样，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必然将越来越社会化。

从“最美妈妈”吴菊萍到“最美司机”吴斌，城市的美丽不再局限于山水风景，更在这一批批道德模范的身上彰显。一个瘦弱的女性用双手托住高空坠落的孩童，一个坚强的司机用危难时刻的冷静拯救一车的乘客，普通人身体里迸发出的惊人力量，让我又一次体会到杭

州——这个充满爱的城市给我带来的的感动。这不就是精神社会化的体现。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件难事吗？我能做到吗？我们不停在问自己，可是就是这些平凡的人用他们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该怎么做。

作为一位入党积极分子，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一、要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和根本。当今世界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会对人的行为有着深层的导向作用。

二、共产党员要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党员是社会的先进分子，党员干部的言行影响着人民群众，决定着政风、民风和社会风气。党员干部做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是贯彻党的宗旨的要求，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要求。作为想要入党的我们必须要都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认真学习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硬本领和实际能力。要增

强为职工群众服务的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无私奉献。要树立良好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牢记“两个务必”，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自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始终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禁锢，一场思想解放大潮，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释放出无穷活力。

社会主义是大海。近30年来，无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共同富裕道路；无论发展是硬道理，还是科学发

展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如同一条河流，在不同时期，不断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坚定不移地奔腾向大海。

而且实践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是正确的我们这条路已经走了30年，总的评价是这条路进行了历史性的伟大创新，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相当多的、比较严重的问题。首先要肯定我们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实践的效果也是不错的。中国经济通过30年发展，总量迅速扩大，财政收入连年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它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因为我们全部的问题，过去之所以出问题，现在的路之所以对，最根本的一点是这条路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的国情，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的发展阶段。二是所有制理论。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就是我们党一直坚持的要以实现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公有制以外的非公经济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公有制一定要搞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是应该保持。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然后融入社会主义的因素，整个社会福利都应该根据国情搞，给予更多的重视。四是分配理论。分配问题全社会关注，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理论上讲，我们要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原来讲初次分配体现效率、二次分配实现公平，十七大报告

讲初次分配也要重视公平。初次分配怎么重视公平？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搞好了，初次分配就比较公平。五是对外开放理论。现在这个世界大家叫地球村了，国际资本瞬间可以在世界上极速流动，整个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分工体系，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自己去搞，必须进入这个体系，必须开放。开放是双刃剑。怎么样避害趋利，是有大有文章可做的。开放中，大家应该特别注重不要放弃自主权，国家发展是要靠自己的，现代化要靠自己去实现，放弃了自主权，就是被人摆布的，只能为人家服务，中央这些年都特别强调这些问题。

7.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篇七

关键词：利他主义,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一、概述

孔德认为, 人类既有利己的冲动, 又有利他的冲动。所谓道德, 就是使前者从属于后者。纵观中国的历史, 利他主义精神是贯穿在中华儿女血脉中的优良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利他精神, 提倡人与人的和谐。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见利思义”, 认为遇到有利可图的事情, 应当把义作为取舍的标尺。西汉的董仲舒以“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使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传承下来。到宋明理学时, 理学家们更是以“存天理, 灭人欲”将义利关系推向极端。清朝末年, 无数爱国志士在“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的口号下, 牺牲小我, 救国图强。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 正是靠着“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 我们的先辈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 “为人民服务”就是这种利他情愫和价值追求的最高时代表现!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从经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会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 并造成不同程度的人格偏差。当今社会中人们人格上的偏差导致社会的利他行为弱化现象愈来愈普遍, 利己与利他观念的倒置,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利他行为的弱化和道德品质的滑坡, 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 并制约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 利他行为是亟待注意和发展的。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倾向尤其应该受到重视, 因为大学生是国家高层次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1世纪的国际竞争是人才素质的竞争, 只有培育出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我们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研究综述

在我国对于大学生利他行为的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我国著名的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家张增杰 (1986) 对大学生心理发展水平、主要心理特点, 以及内心矛盾等三个基本方面的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虽然我国大学生重视友谊和集体, 但自我意识强烈, 眼光指向自我内心多于外部世界。侯积良 (1990) 研究发现应该努力培养大学生的利他性的人生观, 减少功利性交往目的, 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当他人取向多于自我关注时, 才能表现出助人行为。近年来, 国内对大学生利他行为的研究日益增多, 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1. 从心理学角度对大学生的利他行为进行分析。

何安明 (2007) 对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 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大学生移情能力与利他行为的相关性极其显著的结论。邵贵平 (2000) 通过对大学生利他行为与心理健康的研究, 表明利他行为与心理健康存在高度正相关。

2. 从教育学的角度探讨对大学生利他主义精神的培养。

牛巨龙、田爱民 (2006) 在分析大学生利他行为弱化原因的基础上, 从制度建设层面阐述了培养大学生利他行为的方法和途径。张爱社、蒋建国 (2003) 认为当前培养大学生的利他主义精神, 必须从加强教育和转变社会风气两个角度入手, 以塑造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人格。

3. 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各种因素对于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影响。

张会平、李虹 (2006) 探索了性别因素、独生子女因素、家庭地点因素和学校性质因素同大学生利他动机的关系。杨美荣、李建明 (2007)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 认为大学生的利他行为受到性别和专业的影响。

三、利他行为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 在当前对利他行为进行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道德的追求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体现了这种道德的诉求, 并且是人类历史上道德目的的一次深刻认识和实践。

(2)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利他行为的产生和维持模式。根据定义, 利他行为是牺牲自身利益以提高别人利益的行为。理解利他行为的产生和维持模式, 对于当前提高我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也具有重要意义。

2. 对利他行为进行研究的实践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 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发展观, 其根本目标是确保全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为此, 要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观。

(2)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 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利他主义的教育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克服个人中心主义思想, 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大学生的价值观及价值取向状况如何, 在某种程度上将直接决定未来几十年内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价值取向, 并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10

[2]叶航.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J].经济学家, 2005 (3) :22-29.

[3]杨春学.利他主义经济学的追求[J].经济研究, 2001 (4) :82-90.

[4]王健, 彭晓娟.有限理性与利他行为的动态模型[J].北方论丛, 2008 (5) :148-152.

[5]王健, 彭晓娟.辛普森悖论与利他行为的进化[J].经济经纬, 2008 (5) :5-7.

8.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篇八

摘要: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其中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的方式被称为“无痛分娩法”并在全国作为典型推广。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鲜明特点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导向,注重改造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辩证看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注意防止“左”的偏差,及时纠正过“左”行为以及注重结合省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但这一改造在进入高潮后也存在深刻的教训。

关键词:所有制改造;湖北特点;生产力标准;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F041.2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05

1953年初毛泽东视察湖北及在湖北关于总路线精神的阐发,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湖北在1953年底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总体来看,从1953年9月到1955年10月,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独具湖北特色并在全国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1955年10月后,湖北跟随全国进入公私合营的高潮,至1956年2月迅速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与全国一样的“改造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的弊端。深入探讨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与经验,总结其教训,有利于从整体上正确评价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事件。

一、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针和简要历程

(一)湖北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方针的确立

建国初期的湖北,倍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毛泽东、李维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下推进的。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由李维汉部长率领,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以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深入考察了建国后头3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并据此形成了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初步提出了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改造的意见。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解放后第一次来湖北武汉视察,就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一系列思想进行了阐发。

1953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湖北根据总路线和毛泽东在湖北讲话的有关精神,在1953年召开了中共湖北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专门研究了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1954年1月出台了《湖北省委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向中南局的报告》,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针。

1.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本策略是“插”和“挤”。

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欧美资产阶级相同的地方是其本质都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要求。革命胜利以后,他们承认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资产阶级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采取和平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逐步改造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是“插”和“挤”而不是没收。所谓“插”,就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如合资经营,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等。所谓“挤”,就是要淘汰一部分,如粮商是非挤掉个可的[1]163。

2.注意区分小商小贩和商业资本家。

湖北省副省长张体学在《省市场工作紧急会议上的总结》指出,根据阶级分析的观点,把小商小贩与商业资本家区别开来是对的,明确小贩是半无产阶级,小商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可以和工人、农民合作的,这是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如果因此就放松了对小商小贩的管理,对他们的投机性与破坏性丧失警惕,放任不管,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严格管理防止其投机倒把,但从小商小贩是劳动人民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必须强调以负责精神加强团结教育和改造,勿使流离失所。另一方面,不仅对小商小贩的生活安排,必须是负责的,对商业资本家生活适当安排,亦必须是同样采取负责精神的[2]302。

3.针对商业和工业提出具体方针。

商业方面的改造,主要采取在现有的基础上,巩固既得阵地,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继续稳步前进;对现有的大批发商,排除大部,对中、小批发商则有条件地维持,对零售商,在“挤得了,收得了,他转得了”的原则下,逐步排挤,但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有区别地对待;将全省市场大致分为六类,分别按不同的政策进行处理。

工业方面的改造主要是整顿现有公私合营企业,总结过去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的经验,将全部私营工业进行排队,按照我们的需要,有计划地扩大加工订货,争取在4年之内,把大部我们所需要的私营工业,通过加工订货等形式,有计划地逐步地组织他们公私合营[3]182-184。

(二)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历程

1.初始阶段,稳步前进。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4]。同年10月,湖北省委召开了学习贯彻总路线为核心的第三次党代会,成立了以张体学为书记的工商业工作委员会,对这方面的工作,保持政策与步骤的统一,有计划,有准备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出4年内基本完成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1953年底到1955年12月,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平稳进行,亦贯彻了“稳步前进”、“自愿互利”和“劳资两利”的方针,改造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当时的湖北省委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应该单纯从公股的比例多少,增长快慢上做文章,应该是从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资本家的改造成绩上去考虑。在企业的生产上,必须贯彻中央“改革经营管理,节约原材料,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

2.高潮阶段,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规划。会议决定: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争取达到90%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

湖北省全力贯彻中央决议,加快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1955年12月9日省委统战部邀请省工商联执监委员举行了招待会,反复分析形势,说明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也针对私营工商业者思想反映回答了一些具体问题,对全省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武汉市还于1955年12月初作出规划:“在1956年和1957年内,全市私营工业将分批纳入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要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近两年内,现有的400多家私营工厂将全部经过改组实行公私合营,其中大部分将在1956年内实行公私合营。”[5]1955年12月12日到22日,中共湖北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会议制定出全省对私营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主要是推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一个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迅速到来了。

1956年1月16日起,《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开始大篇幅报道全国各地进入改造高潮的情况,使得湖北“向北京看齐,向社会主义跃进”成为一时的潮流[6],争取“坐第一趟列车到社会主义”成为时尚。武汉市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进入高潮。1956年1月17日,电池、织布、制线、针织、染绸、土染、合沙、建材、帆布等几个行业的私营工业首先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1月,全市私营工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随后,黄石、沙市、宜昌、孝感也开始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1956年底,全省私营工商业都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轨道。其中私营工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或直接转入国营,到年底形成公私合营工业企业624户,职工人数62 702人,总产值5.3亿元;公私合营商业(包括饮食、服务业)达18 793户,职工人数40 455人,公私合营及合作商店、小组的商品零售总额达5.4亿元[3]29。就这样湖北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为湖北国民经济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二、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

历时3年的湖北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湖北的经济结构,奠定了湖北工业化的基础和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改造过程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人的改造

湖北根据中央规定的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方针,加强了对私商改造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一,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把小商小贩和商业资本家区别开来。毛泽东将小贩列为半无产阶级,将小商列为小资产阶级。“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商店”[7]。因此,对他们改造,应强调思想教育,强调妥善安排,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引向合作化道路[8]5。第二,在从经济上改造私商的同时(使其逐步纳入国家商业计划的轨道,并逐步改变其资本主义所有制),必须加强对私商的思想作风改造工作。湖北省委认为,从思想上改造私商,是对私商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没有对私商的思想作风改造,仅有对私商经济方面的改造,要完成改造私商的任务是不可能的。至于广大的零售小商小贩,绝大部分是劳动谋生的,是同工人、农民可以合作的小资产阶级或劳动人民,对他们更应注意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但同时当然也要经常警惕私商随时可以发牛的投机违法行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管市场工作人员,应尽可能定期地结合具体情况,针对他们思想动态,加强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宣传教育。

(二)根据省情对私商改造采取多种形式

1.采取“带”、“并”、“迁”、“转”、“淘”等多种改造形式。

1955年12月22日,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同志在省党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提纲中要求各地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因地因业制宜,制定全面规划。省政府要求:对私营工业,采取“带”、“并”、“迁”、“转”、“淘”等办法,对私商改造要采取多种形式,同时要注意区分小商小贩和资本家。全省雇请两人以上的私营商户(不包括饮食业及服务业),只有1 838户(其中武汉1 035户),不到纯商户2%,绝大部分是夫妻店及小商小贩。全部私商户中,资本家所有约占10%左右,小商小贩60%左右,季节性摊贩及孤寡老弱商贩约各占10%~15%左右。对此,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因行业因商户制宜,采用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小组)、代购、代销、经销、自购自销兼代购代销等多种形式,不强求划一。这几种形式大体是两头小,中间大。将改造户作为100,估计公私合营户约20%左右,合作商店(小组)约50%~60%,其他形式约20%左右。这些做法有效地避免了改造过程中的过“左”行为[3]233。

2.承认个体经济存在的合理性。

湖北的改造还表现在事实上对个体经济存在的认可。当时的湖北省委提出,熟食业、复制业、照相、旅栈等服务性行业,以及其他许多不好归口的小行业和小商贩等,大部分是社会需要的,而在当时,政府是不能代替的。他们的货源或原料已为国家控制,可以按计划分配,亦可对他们加强价格管理,这类行业在性质上已有某种程度的改变,或多或少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因而对这些行业应当是采取维持的办法,而且这种维持的办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亦不会改变。政府的工作应当是加强领导和促使其改善经营管理,防止其投机行为,而不应当将他们加以排除。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也体现了湖北省委的这一务实倾向。湖北省委提出,小商小贩的存在,可以扩大销货,供应农村,组织小商品收购,使农村买卖便利,并可减少失业现象,是安排农村市场改造小商小贩的一个有效办法。不固定的流动小商贩,在农村初级市场约占私商从业人数的10%左右,应该加以适当组织领导与管理,划定一定经营范围,允许跨区经营。鼓励经营商品品种多种多样,发挥其作用,以满足农民多方面的需要。

(三)围绕湖北生产力的发展推进改造工作

1.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

在建国初期,如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问题上,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武汉市长的李先念用“瞪”和“拍”作了形象而生动地说明,“当他不老实的时候,就要瞪着眼看它一下,让它安分些;当它消极的时候,就要拍拍它的肩膀,使它积极起来”,他认为在当时的国情下,应该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还不能完全取消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当前最主要的,是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利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9]。

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李先念1953年10月20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的》一文中说:“我们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本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奋斗。”[1]157这一思想是忠实贯彻“一化三改”总路线的最好体现,湖北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坚持了这一思想。

2.把促进生产力发展放在首位。

湖北省在改造进入高潮之前,总体上能正确领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注重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积极因素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湖北日报》曾发表《保持私营企业原有好的经营管理制度》的文章,认为私营企业“有一套完整的责任制和联系制度”,而公私合营企业则实行“实物负责”制,与前者相比,明显缺少责任界限的划分,应该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10]。《湖北日报》还发表了署名亦群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文章,认为平均主义是“妨碍生产发展的反动思想”[11]。虽然表述不是很准确,但反映了湖北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务实精神。

湖北省第三次党代会在明确湖北改造的方针时也强调,“要使各种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就要统一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并相适应地发展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交通事业,要发展地方工业与手工业以补国家轻工业生产之不足。要大力发展农业,以供应城市、工业以足够的粮食和原料,只有有了强大的工业和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作后盾,才能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也才能保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保证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3]174。通过改造发展生产力,建立湖北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是湖北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指导思想。

(四)辩证地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

湖北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大部分时间内能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李先念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在1954年《更好地贯彻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一文中深刻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说,“就我们的工作来说应根据主客观情况,正确地贯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摆好公私关系。摆好公私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一方面要在增长社会主义经济比重和巩固对市场领导作用的前提下,扩大物资交流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利用现有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且使其有利可得,能够适当地扩大生产经营。我们对资产阶级不仅改造他们的企业而且也要改造人。如果只是‘挤得掉,而‘用不上,是不算本领的。只看到资产阶级坏的一面,看不到资产阶级在目前一定时期内仍能起积极作用的一面,是不全面的。还须看到,私营商业中还有为数很大的小商贩,而依靠私营工商业谋求生活的人更是数以百万计,再加上城市和农村的手工作坊和家庭副业,牵涉到的人就更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稳妥政策,而采取急于求成的粗暴政策,就不仅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而且势必使依靠私营工商业谋生的人们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须知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是国家所能包得了的。因此,我们不应背起过多的和暂时不必背的包袱,而应允许私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经营占一定的比重(主要是零售,包括代销在内),这对人民是有利的”[1]160。

(五)注意及时纠正偏差

1.纠正过“左”行为。

在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一度出现了一些过“左”行为,但当时的湖北省委能及时洞察并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如崇阳县税务局未经县委讨论,封闭全县油榨坊事件,县委发现后立即下令停止。地委也会同专署责成祟阳县委县政府彻查责任,并予以严格处理,以教育全党。鄂南由于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和税收工作的单纯任务观点,出现了侵犯工商业及广大群众利益的严重事件,破坏了党的政策的正常实施。对此,湖北省委及时发现并作出了组织处理,1954年6月湖北省委发出《关于祟阳、宋埠等地违犯工商业政策的通报》,对上述错误的做法进行了全省通报批评[3]193。

2.反对大合大并。

即使在改造进入高潮时,当时和湖北省委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1956年3月15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工作的指示》指出,在运动胜利前进中,局部地区的部分行业特别是小行业,发生盲目过渡,大合大并和铺张浪费等现象。由于大合大并,轻率地改变原有的经营制度,过去私营商业的一些便利群众的经营方法和习惯改变了,原来由他们自购自销为群众日常所需的小商品减少了,引起不少的群众不满。由于比较普遍地实行了固定工资制,而仓促评定的工资又不尽合理,挫伤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特别是有些小商小贩,在实行集中经营、固定工资后,由于家庭附属劳动不能参加经营,收入减少,家大口阔的甚至不能维持。

因此湖北省委要求,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斗争。李先念同志在讲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也说,“积极、急躁是两回事,能搞国家资本主义者,应积极去搞,但也要防止急躁,不能不加区别地一步搞起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8]12。

三、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局限性

(一)在改造的过程中步骤过急,工作过粗

对于三大改造,中共中央原计划15年完成。1955年中央召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会议,又设想要在1957年底前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地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已经比原来的计划提前了,但农业合作化高潮一来,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没有出路,只好实行公私合营。这样就出现了步子过急,工作过粗的问题,忽视了逐步过渡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和优势,结果一轰而上,把大量并无雇佣剥削的“三小人员”(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划为资产阶级。有的私商说,“市场情况乱纷纷,商人情绪欲断魂。借问过渡那里走,人人都说到农村”。 于是私商改造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导致供应普遍紧张,靠市场安排又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这种混乱还给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如农村脱销,国营积压,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产生不同程度的不满情绪;不少地方的私商户数人员资金急剧减少,工商业主赔本垮台导致的失业现象和城镇贫民的失业与半失业现象增加幅度较大,私商以大化小。抽资逃税,投机倒把,抬价压价等反限制的行为十分严重,致使城乡流通受到阻塞[2]303。这类现象在全国均较为普遍,湖北也不例外。

(二)部分小商小贩的生存未受到关注

在改造高潮到来后,湖北原先坚持的注意区分小商小贩的方针也未得到很好的贯彻,盲目排斥小商小贩的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了这部分人的生计。如老河口联营商店(五户)资金146元全部吃光了,散了伙,还欠银行的贷款20元未还。襄阳县黄龙区小商贩刘××因赚不到钱,每天吃一顿饭,老婆饿跑了。孝感城关代销店董××光靠卖家具维持生活,家具卖光了,没办法,跑到专署找专员要求安排。襄阳县段庙区有18户没有营业执照的黑户(粮食统购以后被排挤出去的),因营收收入少,主要依靠卖家具、投亲戚、讨饭等办法过活。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甚至还有自杀事件发生。据荆州、襄阳、孝感等三个专区反映,有12人自杀,其中有9人是因为安排不当,生活有困难而造成的[3]303-305。

(三)宁“左”勿右的思维习惯影响了改造方针的贯彻

部分干部在改造政策的认识上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维惯性。他们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市场情况和小商贩的经营情况认识不足,怕安排了小商贩 “发展了资本主义”,“怕自己的零售计划完不成”,怕别人说“立场不稳”,“思想右倾”,因而对私商业主在货源、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不合理的干涉和限制。值得指出的是,纵使发生了上述种种错误的倾向,当时的湖北省委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坚持调查研究,及时地了解情况。上述问题出现后,省委及时掌握了动态,1954年11月26日,湖北省召开市场工作紧急会议,省长张体学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及时纠正了所存在的问题,防止了偏差的进一步扩大。

湖北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折射出建国初期湖北领导人结合省情贯彻党的方针的决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功绩是主要的,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偏差,但是能够勇于在探索中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今天,湖北和全国一样,正步入快速发展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建国初期的湖北经验及其教训,对于湖北贯彻实施中央提出的“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推动湖北1+8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先念.李先念文选(1935-198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张体学.关于当前市场工作问题[Z].湖北省档案馆(SZ34-18),1954.

[3]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北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05.

[5]武汉市委.关于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在1956年元月20日以前全部完成公私合营的意见[N].湖北日报,1955-12-04(1).

[6]范苓.敲锣打鼓齐欢笑[N].湖北日报,1956-01-19(3).

[7]湖北省对私改造办公室.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N].长江日报,1955-12-30(2).

[8]李先念.先念同志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报告[Z].湖北省档案馆(SZ34-18),1953.

[9]曾成贵.建国初期李先念的政治思想[M]∥中共党史论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10]湖北省对私改造办公室.保持私营企业原有好的经营管理制度[N].湖北日报,1956-03-01(2).

[11]亦群.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思想[N].湖北日报,1956-04-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