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与地域文化（共9篇）（共9篇）

1.方言与地域文化 篇一

10.31 一．方言在语法方面表现出更强的地域性，在语言系统中受到社会因素影响最直接的也最能反映该语言所使用的地域、社会、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变迁过程的是词汇。巴蜀汉语方言说“清早起来三道快，猴子老虎与妖怪”。巴蜀汉语方言也不例外，迷信的人特别忌讳说凶猛的动物和鬼怪，尤其是早晨。旧时巴蜀人尤其忌讳说老虎。主要原因与清初巴蜀闹虎患有关。只要沾了与“虎”同音的字，往往说成“猫儿”。“栽秧的女婿，打谷的舅子”。第一：巴蜀习俗：主人盛情款待栽秧人，每日吃五顿，有酒肉之类。第二：打谷时伙食相对差些，但饭管饱，菜品较简单。第三：因平时善待女婿，一般比款待舅子好。固有此谚语。二．“喂年饭”

1.旧时腊月三十晚上吃完年夜饭后给果树喂年饭，也说“挨刀饭”

2.一般是家庭主妇右手拿刀，左手端一碗汤菜饭，带上两三个小孩走进自家院子的果树，大人问：“结不结？”小孩答：“结。”大人又问：“结好多？”小孩答：“千是千，万是万。”大家同唱“砍两刀，抹点饭”俗以为以后果子会丰收。三．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学术界早有论述，罗常培不仅指出了语言学的研究要扩大范围，要联系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阐扬语言学的原理，而且还写作了国内将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语言与文化》 四．今天在巴蜀地区汉语方言的主体是官话方言。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分支：一支分布在成都，重庆，等广大地区；另一支沿岷江而下，分布在岷江以西及以南区域。这两支分别是：湖广话和南路话 11.13 一．巴蜀地名

1.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给自然、地理、实体、人群聚居地以及后来的行政区划所起的别称。

2.巴蜀的地名是巴蜀人在生产活动、社会交往中用来为区域内某个具体地点进行指称的专有名称。与巴蜀自然和人文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是巴蜀历史和巴蜀地区的人们生活的忠实记录者。

3.巴蜀地名的形成：有两个主要的途径：①是历朝统治者的命名；②是巴蜀老百姓在生产生活中的约定俗成。巴蜀地名的形成和变化不仅反映了巴蜀社会历史的发展，民族的兴衰，而且更真实地记录了巴蜀人的生产生活状况。通过地名可以了解巴蜀的地形，地貌特征，森林植被，人口分布，风俗民情，宗教信仰，历史文化以及动物繁衍等情况。二．巴蜀汉语方言

1.作为巴蜀地区全民通用的交际工具，巴蜀汉语方言是一个完整、自足、相对独立的体系。2.只由巴蜀汉语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诸要素构成的语言系统。

3.包括各个子系统中与共同语不同的部分，也包括其中与共同语相同的部分。4.“盖不到脚背”

①指做事情有头无尾，要别人来收拾残局。应与丧俗有关。在双流、巴县等地人死后有“盖铺盖”的习俗，即闭殓前夕将亲友特制的丧被盖在上面。被子一定要上齐胸部，下一直盖到脚趾尖处

②这是死者入殓前的最后一道程序，做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对故去者的态度及在生后辈行事的准则，份量级重；如果没有盖住脚背则对死者大不敬。

③用于骂人的话。语意就相当重了，意思是：将或死了，寿被将脚背都盖不到。④此同后衍生出前后矛盾之意。今巴中、重庆方言仍存。

5.巴蜀汉语方言不仅能体现当地的风俗民情还能显示出当地人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审美心态、文化旨趣。

巴蜀得天独厚，江河纵横，水源充沛，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所以发展烹饪的物质基础十分雄厚。11.21 一．按照黄雪贞对西南官话的分区，巴蜀境内的官话主要属于西南官话的成渝片区，少数点属于灌赤片区，个别点属于贵昆片区和黔北片区。二．贵州遵义方言和重庆两地方言之间的关系 1.贵州遵义与重庆比邻，两地方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遵义方言不管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都不得不让我们将其归入巴蜀汉语方言。

2.这应该与遵义在行政区划上曾缔属于四川同时也与遵义历史上为巴蜀等地移民南下的重要通道有关。移民也将自己家乡的语言带到了遵义并且完整地保留了下来。3.我们在遵义县，绥阳县本地调查所获族谱墓碑铭文与方言材料即为明证。比如“尾巴根儿”——尾巴；“棺材”——木头；“细娃儿”小孩；“遇缘”——碰巧了；“搞灯儿”——做什么。等的用法。表示“怎样，如何”的——“啷革，那样”等的保留则与今天川东的典型方言词汇相媲美。

三．川西成都东山客家方言岛

1.巴蜀境内最大的客家方言岛，位于成都市东、北方向的浅山和近山地带。

2.在地理上连续分布，涉及成都市龙泉驿区及其接壤的成华区，锦江区，新都区，青白江区，金堂县等地的二十六个乡镇。

3.成都的客家人的祖籍主要是粤东的王华，梅县，兴宁一带。当地人把客家人称为“广东人”或称“土广东”。把客家方言称为广东话，把巴蜀汉语方言称为湖广话。四．巴蜀人有吃九大碗的习俗

1.九大碗本指宴席上的九道菜。其做法随时代发展分为新式和旧式两种。巴蜀人遇红喜事一般要举办九大碗，宴请客人。2.之所以将赴宴称为“吃九大碗”，因为巴蜀民间视“九”为吉数，一、三、六都与九有关，3+6得9,3x6得18,18又是9的倍数。

3.巴蜀民间举办喜宴时菜肴的总数一般要取9或3、6、9的倍数并且宴席上的不少菜名要暗含3、6、9。比如“红烧三鲜”、“韭菜肉丝”。11.28 一．巴蜀汉语方言

具有三个特征：①基于多民族共居与移民文化所开放性特征。②基于盆地环境和农耕社会的传承性特征。

③基于地域文化、心态和审美意识的幽默，诙谐性特征。二．五更鸡

1．因古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2.也称“焐羹箕”。类似小煤油炉的小型炊具。

3.多以竹，篾，或锡制成，内制油壳加上棉线芯子点燃，以煨羹，粥，热汤药等。三．姓氏隐语

1.巴蜀汉语方言姓氏隐语非常丰富，俗传是因为从前绿林豪杰犯了法防止官府逮捕，故意以谐音字来隐姓埋名。

2.巴蜀姓氏隐语一般带有词缀。一类是以前缀为“老”构成的姓氏隐语，一类是带“子”，“巴”或“里”的姓氏隐语。

3.有时一个姓不止有一种隐语。一种隐语也不止表示一个姓。例：姓“黄”——老耙，姓“陈”“程”“成”——老漂，老浮。四．巴蜀方言的词语的产生和流行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1.汉语方言是汉语在历史发展中的地方变种。造成这种与共同语不同的外部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地域、历史文化因素。

2．巴蜀汉语方言的词语的产生与流行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紧紧相连。3.巴蜀汉语方言词语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不少词语的产生和流行实际上是历史文化在语言、词汇上的沉积。历史文化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巴蜀汉语方言词语的产生。

4.巴蜀汉语方言词语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巴蜀历史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巴蜀文化的制约，因此联系巴蜀历史文化研究巴蜀汉语方言词语是十分必要的。

5.元、明之际长期的战乱以及自然灾害使得巴蜀的人口急剧下降，大批湖广人避乱入蜀或避兵入蜀，外省大举向巴蜀移民。12.12.一．巴蜀汉语方言词汇的范围

1.方言词汇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巴蜀汉语方言词汇指巴蜀汉语方言中词和固定短语的总汇，包括巴蜀汉语方言所使用的全部的词和固定的短语。既包括与共同语言不同的词，也包括与共同语言相同的词。

2.狭义的巴蜀汉语方言词汇主要是指历史上传下来的方言固有词汇。站在现代汉语共同语词汇和方言词汇的角度来分析，这类词汇大致可分为两类。

3.一类是巴蜀汉语方言词汇古已有之，从而历史上继承下来同时又与普通话说法一致的词汇；另一类是人们常常会遇到语言态度转变的问题。二．语言态度的转变是巴蜀客家方言变化的内在动因 1.巴蜀各地的客家人基本上都操双方言，在双方言区，人们常常会遇到语言态度转变的问题。2.长期以来，巴蜀客家人仍然恪守着“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卖了祖宗言，三代不团圆”的祖训。至今仍保留着他们的语言和风格。3.近年来，“不卖祖宗言”的祖训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语言态度变化的结果，是渐渐放弃了原来对本族方言的忠诚，让别的方言随意渗透，最后导致本族方言在别的方言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异。有的甚至主动放弃了对本族方言的使用。

4.近年来，巴蜀客家人会说客家话的比例成直线下降趋势。以前娶进门的媳妇不说客家话往往会遭到责骂，现在，大家认为无所谓。

5．于是，在一个普通的客家人的家庭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老年人坚持讲客家话，青少年满口官话，中年人对内说客家话，对外说客家话。由此可见，语言态度的转变是巴蜀客家方言变化的内在动因。

三．与巴蜀客家地区把客家人冠以“广东”的称谓相应，巴蜀客家方言在各地也多冠以广东省名或称为“广东话”或称为“广东腔”。四．巴蜀汉语方言无入声区内古入声区的消失，大体上是分别整体归并到舒声中的某一调类中，巴蜀客家人读书的时候，往往使用当地官话方言，而说话是则使用客家方言。这是一种特殊的文理土白现象。五．丑扮灯儿

1.川北灯戏，多以丑为省美焦点。特别是丑扮灯儿。2.川北谚语说：“无丑不成灯儿，有丑好扮灯儿”。3.此词此后喻指扮丑脚。六．新词的产生

在任何时代都是词汇发展的变化的普遍现象，巴蜀汉语方言也不例外。如民国初年将行为端正，而有些迂腐固执的人称为“方先生”——走方格格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称为“操正步的”。

“头戴帽子三尺高，白布衫儿身上穿，手拿一把阴阳伞，嘴含一根长烟杆”——形容抓魂二鬼。

七．川菜中蒸菜出笼上桌前有一“翻碗”习俗

1.川菜中蒸菜通常的做法是：把主菜铺在蒸碗的底部，辅料盖上，再上蒸笼蒸熟，辅料的味道便能充分的进入主菜。

2.上桌前，需有“翻碗”这个程序。即将菜扣翻入盘中，主角便展示出来，并且外形美观。3.如川菜中的烧白：咸烧白用上单独上不得台面的洋芋，芋头，红苕，南瓜和着不能单独上席的芽菜，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衬在上面；甜烧白则软，糯，黏，糍。想的糯米饭和着晶莹剔透微见紫光的夹沙肉，养眼，养心。12.19 一．巴蜀方志中的语言资料

1.利用巴蜀方言中的语言资料可以研究巴蜀方言中的历史音韵，词汇，语法，乃至巴蜀的地理环境。

2.巴蜀方志所录方言材料存在较大缺陷，缺乏精确性和系统性，许多巴蜀方言词汇和语音并不能准确描述。

3.我们在利用巴蜀方志中的语言资料研究巴蜀方言的时候，要注意根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将这些语言材料很语言学的有关理论紧密结合。同时还要结合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认真分析，深入探究，实事求是，力求得出可靠的结论。

二．巴蜀客家人认为大地为一条巨大的鳌鱼背负着，一但鳌鱼稍有眨眼之类的细小的动作就会发生地震，因此，巴蜀客家俗话说：“鳌鱼眨眼地翻身”。

三．新词的使用导致了巴蜀汉语方言中新词语逐渐取代旧词语，并且加速旧词语的消亡。1.《蜀语》《西蜀方言》《成都通览》以及清代民国年间巴蜀各地的方志都记录了当时巴蜀汉语方言的很多词语。近现代作家用巴蜀汉语方言写成的文学作品《死水微澜》（李劼人）、《南巡记》（艾芜）、《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春潮急》（克非），以及民间用书《耗子告猫》、《八字斗虫》、《盗扇骂牛》和巴蜀各地的山歌、民谣、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也收入了当时的大量的方言土语、词语。

2.如果把今天的汉语方言词语同一百年以前的巴蜀汉语方言词语对比，甚至通更近一些的巴蜀乡土作家李劼人、沙汀、艾芜等的作品中的方言词语相比较，就会发现，旧词语的消亡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正在加速进行。

3.巴蜀汉语方言词汇的演变呈现想着普通话靠拢的趋势，而各地的方言又向成都官话，重庆官话靠拢。

新词的广泛使用，导致新词语逐渐取代旧词语并加速旧词语的消亡。

四．巴蜀地区的饭店卖饭，把平平两碗饭扣在一个碗里，将这满满的一碗饭称为“帽儿头”

“酿豆腐”

1.这是一道四川客家名菜，2.做法为：将豆腐切成四方块，中间挖空，将洗净泡软的香菇，榨菜剁碎，加入调料和匀，放入豆腐中心蒸熟淋上酱油和香油后食用。

3.这道菜在成都隆昌、仪陇的等地的客家均已不见，唯有西昌客家地区至今盛行。五．在旧时的巴县有一句俗谚：“柑子龙，童子龙，求子人家开门迎”。民间以为每年都有“柑子菩萨”和“童子菩萨”的生日，这一天，人们用柑子茶香扎制成龙，由无子人家挑选聪明伶俐的男孩子舞动，有“送子，得子”寓意。

2.方言与地域文化 篇二

关键词：桂林方言,地域文化,桂林文化

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 同共同语有所差异的话。地域文化一般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 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 是特定区域生态、民俗、习惯等文明的表现, 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 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正如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 相互推进的[1]。探究方言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可以更好地理解方言的文化意义。本文以桂林方言为例, 试图对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地域文化进行分析。

一、桂林方言概述

桂林方言源于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 属西南官话中的桂柳话。自秦始皇凿通灵渠, 连接湘漓二水以后, 桂林就是中原进入广西乃至岭南和贵州的咽喉要道, 历来接受北方的影响超过周邻地区。宋代以来, 桂林长期是广西的政治文化中心, 为吸收、保存和传播中原的风俗、雅言提出了要求和条件[2]。因而在比中原通用语稍微滞后而大体同步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与北方方言语根相同, 语义相近的桂林方言。[3]但桂林方言在语音、语调等方面仍同北方方言有某些差异, 尤其是一些反映桂林地域文化的方言词汇、俗语、谚语非桂林人不能体会其中的精妙和趣味。本文将选取桂林方言中独具特色的方言词汇、方言熟语仔细品读其中的文化意味。

二、桂林方言中的地域文化

(一) 饮食文化

1. 深厚的米粉文化。

桂林的风味小吃, 首推在桂林人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桂林米粉。独特的“米粉文化”在桂林方言中也有众多体现。如“锅烧”是桂林方言中与桂林米粉有关的专有名词, 指的是桂林米粉中不可或缺的配菜, 一般挑选带皮的五花肉, 炸到色泽金黄, 脆而不硬, 肥而不腻。桂林人吃米粉, 都会熟络地冲老板喊一嗓子:“老板, 烫二两米粉, 多切点锅烧。”桂林童谣中一首关于桂林米粉的歌谣更是将桂林米粉的外形特点、制作过程和丰富的种类都唱了出来:“桂林米粉细又长, 白白嫩嫩实心肠, 一头搭在侯山顶, 一头连倒桃花江。”说的是桂林米粉细长、洁白、嫩滑、有韧性的特点。“白天打浆手推磨, 半夜榨粉把杆扛, 衣裳湿透三五件, 好比下河去洗凉。”描述的是桂林米粉的制作过程, 可以从中知道桂林米粉是大米打浆生榨而成的。“原汤米粉好开胃, 冒热米粉多名堂, 凉拌米粉好爽口, 牛菜米粉一口汤, 马肉米粉好味道, 担子米粉满街香。”[4]则是体现了桂林米粉吃法多样, 口味各具特色的特点。桂林俗语中常说的“吃桂林米粉———找不到头”, 说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马肉米粉。因为马肉米粉吃法特殊, 是将一根米粉盛在小碗中食用, 一根米粉即能装满一只小碗, 因此说长长的米粉“找不到头”。此外, 桂林历史上所出现的“三斋打擂”的典故也展现出历史上桂林米粉的繁荣景象, “三斋”指的是当时三家著名的米粉店———易荣斋、会仙斋、轩荣斋。这三家粉店分别以炒粉、卤粉和汤粉闻名。“打擂”是指三家互相竞争, 比米粉经营质量, 比服务态度, 比环境卫生, 比出了“张永发的染水, 会仙斋的卤水”、“牛菜米粉一开桌, 辅子里头尽是脚”, “林秀甫的腔, 轩荣斋的汤”三句桂林俗语。可见桂林米粉文化历史深厚, 早已成为桂林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独特的狗肉烹。

“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有些负面, “狗肉”在通常情况下被理解为贬义词, 如“挂羊头卖狗肉”比喻的是以好的名义做招牌, 实际上却兜售低劣的货色。而在桂林方言中“狗肉”不仅不是贬义, 反而用来指“朋友”, 这样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其实, 这与桂林人爱好吃狗肉有关, 狗肉是桂林传统名吃, 为下酒佳肴, 烹制狗肉以桂北的灵川县尤为有名。相传古时灵川的三位秀才一同赶考, 在途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三位好友相约考完后一同去吃狗肉, 改善生活兼庆贺。甲乙两位秀才天资聪颖, 答完题便很快出了考场。丙秀才才思不够敏捷, 在考场中抓耳挠腮难以落笔。甲乙两位秀才久见丙未出, 就想法子给丙传了答案, 并在末尾嘱咐:“快抄, 抄完去吃狗肉。”丙拿到答案高兴过头, 竟把这句话也抄到了答卷上, 结果三人同被关进监牢。丙秀才自觉对不起朋友, 唉声叹气。两位秀才便安慰他, 我们是好朋友, 好朋友就应当甘苦与共, 等有机会出去, 你再请我们俩去吃狗肉就好了, 以“狗肉”称朋友的说法由此而出。传说的真假有待考证, 但将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之情投射到狗肉之上, 可见桂林人对独特狗肉烹的喜爱。

(二) 地理文化

1. 山环水绕。

桂林地处南岭山系的西南部, 为中、低山地形, 平均海拔150米, 境内山岭众多, 河流密布, 有漓江、湘江、洛清江、浔江、资江等。山环水绕是桂林独特的地貌特征之一。桂林以山水闻名天下, 自古以来桂林人民的生活更是与山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在桂林俗语和山歌中有着丰富的体现, 如“这山望到那山高, 包你回来没得柴烧”就是借劝诫砍柴人劝诫世人不要眼高手低, 三心二意而顾此失彼, 可见居住在山区的桂林人从前上山砍柴是极普遍的事情。又如“船怕钉眼漏, 屋怕墙基沉”, 是因为船在江上行, 民居筑于山上, 船钉和墙基都丝毫不能马虎, 否则易引起船进水或山墙的地基沉降。这两句方言中的俗语都不离山水, 生动地反映出桂林山多水多, 山环水绕的地理特征。

2. 物产丰富。

桂林地处低纬, 境内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气候条件十分优越, 加之土层深厚, 耕作性良好, 因此物产十分丰富。桂林方言中一个别具特色的词“麻直”, 就来源于桂林旧时盛产的植物苎麻。苎麻是制造麻布的原料, 外形特点笔直修长, 因此“麻直”最初的意义是形容非常直, 没有弯曲, 后逐渐衍生出副词的作用, 可形容动作一直在延续、没有中断或经常如此, 类似于普通话中的“一直”和“总是”。如“她麻直麻直哭, 哭得眼睛都瞎了”, “你莫麻直吃杨梅不吐籽”。另外一则歇后语“五通的甘蔗———从头甜到尾。”[5]则是用桂林五通县的特产优质———甘蔗比喻事情进行或发展得很顺利。又如桂林山歌的唱词也是就地取材, 用桂林当地生产的各种动植物做比喻打谜语, 如:“什么水面打跟斗, 什么水面起高楼, 什么水面撑阳伞, 什么水面共白头。鸭子水面打跟斗, 大船水面起高楼, 荷叶水面撑阳伞, 鸳鸯水面共白头。什么结果抱娘颈, 什么结果一条心, 什么结果抱梳子, 什么结果披鱼鳞。木瓜结果抱娘颈, 香蕉结果一条心, 柚子结果抱梳子, 菠萝结果披鱼鳞。”[6]这段短短的唱词中就提到鸭子、荷 (莲) 、木瓜、香蕉、柚子等多种动植物。这都是桂林丰富的物产在方言中的投射。

(三) 民俗文化

桂剧是我国八大剧种之一, 也是桂林民俗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 由于当时没有电视、电影, 文化娱乐又很单调, 听桂戏、看彩调就成了桂林人生活中的最爱。桂林人经常凑在一起津津乐道头天晚上的戏文, 由于桂剧的声腔音乐属皮黄系统的板腔体, 以弹腔为主体, 而弹腔又分为南路 (二黄) 和北路 (西皮) 两大系, 因此讲桂剧就是在讲“板”、“路”。于是, 桂剧这一独特的民俗文化便衍生出桂林方言中的重要词汇———“板路”, 指聊天、讲故事或侃大山。“扯板路”是最常用最标准也是最形象的桂林口语。因为桂林人喜欢将拉琴称为“扯弦子”, 所以用“扯板路”表示拉家常、讲故事、吹牛皮、侃大山等意思。一个“扯”字, 便把“板路”的核心内涵高度概括了出来, 趣味十足。随着历史的发展, 桂林方言的不断演变, “板路”作为“源于民间, 根在桂剧”的典型方言词汇也有了更多的内涵, 可以引申为“名堂, 状况, 厉害”等意思。

(四) 文化心态

1. 幽默诙谐。

桂林方言中有许多有趣的俚语, 或以比喻、借代等手法来揶揄、调侃, 或以夸张的对比来强调所要表达的意思。将这些信手拈来的有趣事物或生动形象运用在语言交流中, 反映出桂林人幽默诙谐的心态和乐观活泼的地方性格。

如桂林人喜欢用“猪崽好卖圩圩来”来形容用某种方法尝到了甜头, 还想多次如法炮制[7]。此俚语选择了两个充溢着单纯傻气的形象, 猪贩在这里被划为头脑简单的形象代表, 猪崽更是憨态十足。又如桂林人嘲笑喝醉酒的人为“五老爷认不得六老爷”[8], 兄弟手足, 应是最熟悉的人, 如今面对面竟然都认不出来, 可见是多么醉眼昏花。再如桂林人形容人说话声音小为“像蚂蚁子叫”, 将世间最微不足道的昆虫和它那无人听闻过的微弱声息比喻成人说话轻声细语、难以听清夸张之至, 却又幽默感十足。

2. 智慧达观。

桂林方言中还有许多起着警示、劝诫作用的熟语, 或是阐明世理, 或是教人向善。如桂林人方言中用“耗子吃不得 (过) 三斗六, 夜路走多了遇着鬼”警示世人别行凶作恶。以“莫吃过头饭, 莫讲过头话” (“过头”指的是过度、过分、超常规) 劝诫世人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适度, 不偏不倚, 讲求中庸之道。以“酒醒不见牛肉巴”劝人不要贪杯滥饮, 以免误事[9]。以“眼睛再利看不见自己的脸”劝诫世人要清醒地审视自己, 客观地对待和评判自己的缺点。桂林方言中的这些熟语将人生常理、生活常识、道德规范寓于寻常事件, 语言生动, 观点鲜明, 人感受到这些简短却深刻的熟语背后桂林人的智慧。

三、结语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 又是文化的内涵之一。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域变体, 既是观察地域文化的一面镜子, 又是考察地域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从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独具特色的方言词汇和俗语中, 我们能够粗览桂林这块土地上所蕴含的文化世界, 这更证实了保护方言和研究方言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如龙.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 (1) :48-54.

[2]邓丽.桂林话语法专题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 2011.

[3]余琴.从桂林方言词看语言的文化价值[J].今日南国, 2009 (2) :142-144.

[4]一种值得永久传承的饮食文化———广西桂林米粉文化内涵及传说故事解读.t唐娟[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12 (4) :11-14.

[5]桂林人论坛.【板路大赛】散客版《桂林方言词典》.http://bbs.guilinlif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40876&highlight=%B0%E5%C2%B7%B4%F3%C8%FC.

[6]桂林人论坛.【板路大赛】具有桂林特色的歇后语.http:/bbs.guilinlif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40117&reltid=7746299&pre_thread_id=7849158&pre_pos=10&ext=CB.

[7]桂林人论坛.【板路大赛】桂林俚语有妙趣.http://bbs.guilinlif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6742&relti d=7731171&pre_thread_id=7754678&pre_pos=10&ext=.

[8]桂林人论坛.【板路大赛】趣味桂林俚语.http://bbs.guili nlif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19813&reltid=7731171&pre_thread_id=7754678&pre_pos=6&ext=.

3.山东方言词汇的地域文化发探 篇三

关键词：山东方言词汇 地域文化 历史印记 农耕文化 性格特质

任何一种方言的形成，都浸透着文化的因素，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方言的形成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社会因素。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展示了其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互为关系。方言是地方文化特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地方文化的载体和展示渠道之一。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言带给人们直接的地域文化特色的感受，同时不同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依赖于一定的语言形式。

词汇系统与社会联系十分紧密，对方言词汇的考察能较为明晰地看到方言与地域的联系，以及相互的影响制约关系。李小凡等指出：方言词汇是特定方言的词的总汇；汉语各方言所使用的词和普通话所使用的词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同时，各方言也都有一定数量的词在词义、词素及其构造方式上不同于普通话，称为方言词。①此文拟从对方言词汇的考察中，窥得山东淄博方言的地域文化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的几大重要学派，儒墨阴阳等都在山东孕育产生，经过此后长期历史进程，成为中华文化辉煌的代表。各大学派中齐鲁学者的著作论述，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山东方言的影响。这些著作论述在相当长时间内被称为士子求学的必读教材，在汉语发展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古知庄章三组字今声母的异同，把山东方言分为东西两个区；根据东西两区的内部差别，把东区分成东莱和东潍两片，把西区分成西齐和西鲁两片。②本文所取方言词汇均来自日常生活用语。

一、方言词汇的历史映射

社会变迁与语言变迁之间的联系是多维的。罗杰瑞在《汉语该说》中认为中国的北方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过长时间的动荡，不同时期的社会争战动荡带来了绵延不绝的政治、文化的分裂，北方较之于相对统一的南方，其语言统一的可能性更小，而且，显然受到了非汉族语言的强烈影响。

山东方言中“赛”这个形容词，表达的是“好，优异，棒，强”等意思，体现的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超出周围事物的优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等。此外，淄博方言中常常以副词“岗”与“赛”相连，表达一种异乎寻常的优异。在山东历史上，曾经历过长时间的异族统治，元代时北方的民族矛盾严重，长时间的异族统治使得汉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蒙古族的影响。《哭存孝》中有：“撒因答刺孙，见了抢着吃。”其中的“撒因”，即是蒙古语sain，意为“好”。元曲中常见有“赛音”“洒银”“塞音”等。《元史》中有“太宗大喜，语诸王大臣曰：‘昔太祖尝有此举，今拖雷能言之，真赛因也。赛因，犹华言‘大好云。”《古今小说》卷二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有“盛着个无比赛的画眉……”。蒲松龄《聊斋理曲集·慈悲曲》中有：“乌龟头，你比那囊包的还赛……”

日常用语中还常出现“把式”一词。“把式”为行家里手的意思，即对于某一项社会作业有着异于常人的技艺和能力，做某种事情或干某种活计的经典样子或模范样式，进而意为常人学习和模仿的好榜样。又由“假把式”一词来形容一个人弄虚作假，装模作样，进而引申出一个人如此假把式，不值得深交的意思。在《醒世姻缘传》有大量用例：“四爷，你要肯拿，这眼皮子底下就有一个卖私盐的都把势哩。”据张清常和刘铭恕的考证，这个词来源于蒙古语的baqsi，在元代历史文献中译作“八合识、八哈失、巴合失、巴合赤、巴黑石”等。而这个蒙语词又是汉语中“博士”的音译。王国维认为：博士一官，置于国之末，而秦因之，职在教授及课试。元代蒙古也设立博士，职在教授生徒，考校儒人著述等。这时“博士”可以引申为“教师、师傅”的理由。如果上述考证合理，那么“把式”的出现实际经历了一个蒙古族语借用汉语词，而后汉语借用蒙语词的过程，是两族文化交流的缩影和最好印证。③

此外，晁瑞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了几个极具地域特色的词汇，如“扎瓜”一词，最常用的意思是“打扮得漂亮”，如“这件衣服真好看，很扎瓜人”。晁瑞经过考证，认为“扎瓜”一词与蒙古语中的“扎合”和满语中的读音为“jahatu debel”的“朝衣”一词有关，此词有“带扎合的衣服”的意思。另外“扎瓜”一词还有修理、修补之意。综合来看，与“修”一字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另如，“胳肢”，为给别人抓痒、有逗弄玩闹的意思。晁瑞认为该词来源于满语gezhiheshembi，意思是“搔腋下”。这个词不仅是在山东地区，同样在北方多地广泛使用。又如“搭喇”一词，表示下垂的意思。晁认为该词来源于满语dalajambi。“跛拉盖”一词认为前两个音节来源于满语名词buhi，意思是“大腿内侧、膝”的意思，“盖”是汉语本来就有的词，两者构成一个半音半意词。晁瑞的研究文本是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胡适从词汇角度考证认为这本书是蒲松龄的著作，但是叶桂桐则认为这些词语广泛存在于山东的其他区域。

“夜拉盖”，意为额头，与蒙古语中的“talagai”表示“头”的音相似。事实上这些借用词在山东各地的日常用语中都经常出现。这也反映了从东汉末年开始，动荡不安的社会使得居民大批迁徙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民族成分的融合对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受异族统治时期所体现的当地方言受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

二、亲属称谓词体现的文化意蕴

在山东方言中，有些词缀的出现十分频繁，在实际日常生活的使用中，也显得十分重要。如“老”字的使用，现在还有老年人问年轻人“家里排行老几啊？”在日常用语中，曾祖父称为“老爷爷”，曾祖母称为“老奶奶”，高祖父称为“老老爷爷”，高祖母称谓“老老奶奶”；“大”字的使用更加广泛，如称伯父为“大爷”，伯母为“大妈”。endprint

同辈血亲中，十分注重排行，长幼有序。称祖父的兄弟姐妹为“大爷爷”“二爷爷”“三爷爷”等，称父亲的兄弟姐妹为“大爷”“二叔”“大姑”“小姑”等，称自己的兄弟姐妹为“大哥”“二哥”“小妹”等。此外，在胶东、聊城等地，称父亲为“爹”“大爸”，称伯父为“大爸”“大爹”等，这更加体现了秩序性的权威，一家之内有“大、二、小”等多个爸爸，显得家族势力强大，人丁兴旺。这更加强了血亲之间的紧密联系，增强了家族团结。

“大”字的广泛使用还体现在对陌生人的称谓中，根据其年龄和性别等特征，称有“大爷”“大娘”“大婶子”“大妹子”“大哥”“大兄弟”等。

山东方言亲属称谓词中宗亲外亲划分界限明显，各成体系，体现了讲秩序和重人伦的特点。山东作为春秋儒墨阴阳的发源地，在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呈现了重秩序、讲礼仪的社会文化风貌，在全国亦有“礼仪之邦”的称号。

此外还有些具有特色的方言词汇，如称呼妻子姐妹的丈夫为“拉不平”“连襟”“割不断”“一肩挑”“两乔”等，山东人异常讲究礼仪，对于同样作为一家的女婿，有着相同的家族地位，作为进入这个家庭的外姓人，更应体现为礼之道，在逢年过节的相互拜会中，礼数不能少，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礼物难以计较谁多谁少的意思。从侧面也体现出出嫁女儿对于娘家的眷恋，姐妹之间的深切感情。

而对于女婿，有专门的称呼，如“客”“贵客”甚至夸大辈分谓之“姑爷”。这体现了姻亲之间更加讲究礼仪。但是对于嫁出去的女儿，则常会采用一定的别称，如女儿嫁到了王庄，便在言语交谈中称女儿为“王庄”，有十分明显的内外之别，这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重视血缘关系的文化。山东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词，体现了山东地处华夏文明的发源之地注重长幼尊卑、追求严谨礼数、有着浓重的等级秩序等特点。

三、方言词汇中的感知造词

通常人们在对一个词进行命名时，为了能够体现出自己特定的思维规律和认识方式，会根据现有的文化知识程度、生活习俗和道德标准去展开联想，然后确定不同的认识角度以产生新词。山东地区有些方言词汇初听者难以听懂，但是稍加品味就能领会其中之意。如“艮”这一形容词用来形容人做事死板，不能灵活变通，有呆板之意，另外还有表示食物吃起来很硬，口感不好的意思。因为在乾坤八卦之中，艮为山，山的形象给人以板结、坚硬、固定的感觉，用艮来形容人时，就表示对方死板、死脑筋、固执、不懂变通，进而有难以很好相处之意；在用来形容食物时，就表示食物较硬，难以咀嚼。山东作为农业大省，礼仪之邦，因而普通民众对于乾坤八卦之术亦有着深入骨髓的理解，并在日常用语的使用中予以体现。

又如“面”这个词，以名词用作形容词，形容一个人说话做事黏黏糊糊，磨磨唧唧，拖泥带水，一点都不干脆利落，进而用来形容一个人性格比较内向和懦弱，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有“好欺负”之意。北方的主食是面食，在制作面制食品时，都要有一道和面发面的工序，而在这个工作流程中原材料面粉就给人一种黏糊不堪、拉扯不清的感觉。

再如“挓挲”一词，在山东方言里是一个形容词，用来形容一个事物或人的动作行为混乱，不顾公共场合而任意做出不雅动作，继而引申出爱出风头、不讨人喜欢的意思，是一个含义十分明确的贬义词。

还有“锅伙”一词，现在日常用语中意思是一起协作做某件事情，体现的是团体协作之意。最开始的意思是一起吃饭，山东地区的居民在历史上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并不是鱼米富庶之地，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饥荒事件，在特别艰苦、缺乏粮食的年代里，人们相互扶持，有饭同吃，一起携手度过难关，久而久之就有了“锅伙”一词。进入到现代，随着粮食生产的满足，它有了新的意义而彻底抛弃了原有之意。现在这个词还经常出现在日常会话当中。

山东方言的生物名称词汇亦有很大特色，多数体现为通过听觉、视觉、触觉的感知而产生的方言词汇。动物是有生命的，它们以自己的形、色、声、性、趣等来引起人们的种种遐想。如鸭子为“呱呱子”，熊为“黑瞎子”，喜鹊为“喳喳郎”，布谷鸟为“咕咕”，蝙蝠为“演蝙虎子”，壁虎为“蛇滑溜子”，蛇为“长虫”，知了为“烧老钱”，泥鳅为“泥狗”，麻雀为“家翅儿”（儿化音），还有花生为“长果”等。知觉印象造词的广泛使用，使得新学者在学习这些方言词汇的时候更容易通过直观感受而学习到词语，也体现了山东人民的纯朴简单、乐观好天的区域民族性格，家畜鸟兽的拟声音造词等也体现了对其的喜爱和保护。

四、方言词汇体现农耕文化

（一）饮食文化

山东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全省温暖湿润，水热条件较同纬度内陆地区更佳。气候特点是：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干燥寒冷。省境光照充足，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夏季雨热同期，对农业生产有利。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不同地域的饮食差异最先投射到语言的差异上。由于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有所不同，这会相应折射在相应地区的食物种类、食品加工、饮食习惯和饮食心理等方面，从而形成风格各异的饮食文化。这些都会在语言词汇上烙下深深的印迹。

如“干粮”，一般指用面粉制作而成的便于携带的食物，如馒头，烙饼等，是山东居民根据当地的生产粮食依据气候条件而发明的。常见的亦有“馍馍”“煎饼”“油条”等词汇，其中“油条”是新派叫法，老派叫法“油炸果子”现在已经不太常用。这些食物的制作和原材料的种植生产，是因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收获的粮食进行处理之后制作成面粉，再把面粉做成馍馍，煎饼，烙饼等，便于携带、二次加热。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方言词汇，如“打尖”，《汉语大词典》六册313页释义为“在旅途或劳动中休息进食”，山东地区的常用义是指在农忙干重体力活时，在下午三点左右再送一顿饭，以保持足够的体力。这反映了山东地区现在还有很多地区以农耕为主。另外，在山东地区，对于“汤圆”和“元宵”有着明确差异的定义，“汤圆”是指用湿粉团搓成的，有的有馅，有的没有馅；“元宵”是指用干粉淋水反复多次摇成，大多有馅。山东居民广泛接受来自其他地域的食物，但是对于特别饮食的仍有一定的区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身特有食物的保留，以避免融合之后的渐行消失。endprint

（二）时间时令的表示

山东地区地处东部沿海，因处于太行山之东而称“山东”。地处黄河下游，东临黄海，北滨渤海，全省包括半岛和内陆两部分。山东既有内陆地区的保守和豪情，又兼具半岛海岸地区的开放和豁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山东地区表示时令时间的词语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如名词、动词、方位词大量参与构成新词表示季节和时间，如每天为“见天”，明年为“过年”，以往的年头为“门年”，去年表示为“年时”（又音年沙），上午为“头午”，下午为“过午”；春天多用“春里”，秋天多为“秋上”，夏天多用“伏里”，冬天多用“冬里”；表示快要明天的时候用“傍明天”，表示快要黑天的时候是用“傍黑天”，表示快要中午的时候是用“傍晌午”等，对于一天之内的各个时段有着较为明晰的划分。这种划分是为农业耕作而划分的，山东地区的居民勤劳农作，对待农作物认真，因此划分出较为精细的不同时刻以更好地服务于农业耕作。

五、结语

多数方言词汇的产生都有着特定的理据。理据的本身就是造词人的主观认知和倾向的表达，而在这其中无不蕴含着当地人的思维特质，体现着相对独立的底蕴内涵。方言词汇是入手挖掘和考察追寻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而不同的地域文化也是特色地方方言词汇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第4期。

②李小凡，项梦冰： 《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③赵志国：《从淄川方言词汇看地域文化特色》，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3期。

参考文献：

[1]李康澄.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概述[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

[2]王新华.方言词汇研究的新突破——《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读后[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6）.

[3]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04）.

[4]钱曾怡.山东方言研究方法新探[J].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2）.

[5]艾红娟.山东长山方言语音研究[D].浙江大学，2008.

[6]孙浩峰.山东滕州方言词缀研究[D].渤海大学，2013.

[7]肖燕飞.淄博方言词缀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7.

[8]李楠.淄博方言的形容词研究[D].北京大学，2011.

[9]夏春艳.现代山东方言动词后缀研究[D].山东大学，2010.

[10]万里.山东方言亲属称谓的语言特点及使用情况研究[D].中南大学，2012.

4.方言与地域文化 篇四

黑土地域文化建设与提高城市居民素质--黑土地域文化建设与提高城市居民文明素质的调查报告

黑土地域文化建设对于城市居民素质的提高有重要作用.其物质制约机制是塑造文明素质的基础;其动力机制是塑造文明素质的推进器;其价值导向机制是塑造文明素质的定位器;其制度整合机制是塑造文明素质的.关键;其教育训练机制是塑造文明素质的重要举措.

作 者：董鸿扬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18刊 名：学习与探索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Y & EXPLORATION年，卷(期)：“”(5)分类号：G05关键词：黑土地域文化 城市居民 文明素质

5.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 篇五

（内容提要）

[南京大学] 范 金 民

社会各个阶层共同谱写了灿烂的江南城市文化，构筑了江南城市文化的宏伟大厦，也为江南城市文化的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本文从商人活动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客籍地域商人在江南城市的文化活动，探讨其与江南城市文化的关系，希望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研究。

一、经营文化商品

明清时期的江南，苏州、南京、杭州、常熟、无锡、湖州等地是著名的刻书印书中心，刻印书籍数量之多，类别之众，校勘之精，堪为全国翘楚。而南京、苏州等刻书中心汗牛充栋的书籍，不少就是由外地商人刻印的。商人自己编写商业书，绝不仅是简单的文献流布之事，而更是有意识的商业文化经营活动。上述刻书中心耗用的不计其数的纸张，以及江南市场上的部分书籍，更是由江西商人、福建商人、安徽商人和浙南商人等地域商人直接贩运到江南的。

外地商人特别是徽商喜欢凭借雄厚的财力收购积蓄书画册籍。以往论者多将商人的这种行为认定为附庸风雅，装装门面。这未免小看了商人特有的眼力，低估了商人的商品意识和经营能力。商人购买书画文物，自有假充风雅者，但保值增值，作为文化投资者恐不乏其人。经营书画文物，具眼力者，利润极为丰厚。徽商之法眼看来不能以等闲视之。

明后期起，各地域商人兔驰鸟鹜，十分活跃，书画市场也极为红火。艺术品价格飚升，推原其故，由吴人滥觞而徽人导引。徽人导引，看好的是赏鉴之风兴起后的潜在市场。赏鉴工艺品，本是雅事，江南缙绅群相效仿，附弄风雅，新安大估看准市场，开辟投资新途径，在收购贩卖工艺品过程中，与生产者特别是鼓吹者江南缙绅一起，哄抬价格，多方炒作，操纵控制着艺术品市场。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形成，工艺品行情的不断看涨，江南缙绅与新安大贾都是有力的推动者。在工艺品行市中，最为活跃的是徽州商人，获利最丰的可能也正是徽州商人。

二、推进戏曲文化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先是海盐腔、昆山腔、弋阳腔三曲流行，后是昆曲一枝独秀，清中期后各种地方戏更争奇斗艳，各地的戏曲班子在江南十分活跃。嘉靖年间南京两大戏班的前后两次竞争性演出，都是由徽商策划和赞助的。毫无疑问，商人的策划和赞助是戏班提高著名度的重要条件，也促使着演员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清代，商人资请戏班演出更为常事。商人在著名戏班的组成、存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于江南各地迎神赛会活动时商人出资演戏更为活跃在江南城乡的大小戏班提供了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江南戏曲班子还应商人之聘到外地演出。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流行全国各地，形成南昆、北昆两大支派，而又出现“四方歌者必宗吴门”的局面，这与各地商人的种种活动大有关系。可见，江南昆曲在全国各地演出，商人是出了大力的。

据说苏州的戏园，也是因为商家会馆利用来宴客才产生的。清代苏州戏曲演出由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转移到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正是因了商人的需要。戏园平常演戏的出资者是商人。金、阊一带是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各地商人云集在那里，戏馆也集中在那里，清楚地表明戏馆是因商人的需要开设的，利用者也主要是商人，戏馆因为商人的需要而产生，而增加，而兴盛。江南戏曲表演，明末清初限于家班，清前期演变扩充为戏馆戏园，商人是这一转移过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商人不但聘请、资助剧团演出，而且各地商人大多在会馆内筑有戏台，上演各种地方戏。外地商人在会馆中演家乡戏，江南市人千百聚观，撇开对于江南市民的生活文化影响，单是各地戏剧文化对江南戏曲的冲击影响就值得探究。

自昆曲流行到清乾隆中期，整整二百年间，江南文化市场上的上演戏曲，几乎清一色是昆曲，而且影响及于全国。清中期起，原来广泛流行演唱于华北、华中、江淮大地的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弦索这些称为乱弹的花部，抢占了传统昆曲戏的江南市场。外地戏曲能够在交流范围并不广的吴语区内站稳脚跟，并日益兴盛，与传统的昆曲争夺演出市场，得力于各地商人的赞助推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城市戏班林立，各种剧本精彩纷陈，各地戏曲交流汇演，争奇斗艳，戏曲文化光彩夺目，正是由外地商人在会馆内外大力赞助持久演出推动的。

三、营造地域文化

明清时期，各地商人在江南纷纷建立会馆，前代所无。这些会馆，结构考究，形式精美，本身就是有形的文化，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地域建筑文化。有清一代江南各地外地商人建筑的大大小小220余所会馆，镶嵌在江南建筑群中，极为醒目，又融为一体。清代江南的建筑文化，已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影响，又吸收包容了林林总总的各地建筑特色，徽派造形、浙东风格、闽粤式样，在江南城市中都有所展示。

各地商帮在江南的会馆，也充分利用了江南的自然条件，吸取了江南人的选址构筑理念。清代江南建筑，较之明代，园林化的趋势更为突出。各地商人的会馆，本身就是一处处景致宜人、造型独特、可资游览的园林佳构。会馆这些佳构胜境，使得江南的园林更加精巧别致，令人流连忘返，江南园林的数量更加繁夥，指不胜屈，也使得江南园林文化更加大放异彩，意蕴无穷。商人会馆在江南园林史中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各地地域商帮的会馆，大多座落在江南城市的繁华市肆区，其分布空间就富有特色。江南城市的这些外地商人会馆，地处繁华市口或交通要道，在便利各地商人活动的同时，烘托出了江南城市浓重喧闹的商业文化气息。

明清地域商帮的神灵崇拜经历了由单一神到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关圣天妃，财神土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作为了崇祀对象，反映出各地域商帮的多方面企求。各地商帮崇祀的主神和附神各种神灵，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代表了各地的民俗文化，也使得江南地方神形象更为众多，或对某些神灵的崇拜更为普遍。各地的地方神，形象不同，寓意不一，但在江南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示，江南的神祗崇拜，兼容并蓄，全国各地的地方神均有相应的位置，商人的活动无疑是重要因素。

各地商帮在江南还直接从事各种民俗活动，弘扬民俗文化。在南京，每年正月有举办灯会的习俗，徽商特别是徽州木商承办的灯会最有气派。江南内容丰富的民俗文化有不少就是有赖各地商帮的活动得以传承发扬的。

江南各地，凡节令时序，神灵诞辰，民间庆典，迎神赛会不断，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迎神赛会之风到清中期尤盛。江南迎神赛会演戏活动之所以如此兴盛，与商贾丛集，资

金易措大有关系。迎神赛会，本是社区居民春秋祈报的祷神禳灾活动，商人热衷于此，又最盛于商品经济发达之区，就使得功利色彩更为浓厚。商人是迎神赛会的积极策划者和大力支持者。商人迎合了江南迎神赛会的大众习俗，日甚一日的迎神赛会又为商人创造出日益众多的商业机会和可观的商业利润。诚然，迎神赛会由于商人的参与，次数更频，形式更多，声势规模更为宏大，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于地域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影响也更为深远。商人以儒家的仁义为标榜，企图树立良贾义贾的形象，因此凡是地方庙宇寺观等宗教文化设施，每多外地商人的身影，不少寺观的建造、修葺乃至香火维持，就是由商人出资或赞助的。江南的地方慈善公益设施，很多是由外地商人捐款或赞助而建立的。这些慈善公益设施的维持也要靠商人的资助。

各地地域商人建造会馆、祀神祈福、推动迎神赛会、襄助地方公益善举等种种营造地域文化的活动，既使得江南城市的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江南城市的文化内涵更加意韵深刻，也使得各地的地域文化在互相交融互相砥砺中不断增强着再生机制，在江南城市中流布繁荣。地域商人的活动，是地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途经。

四、交结文化名士

繁华的明清江南城市，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更是江南文士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些文化中心，商人与江南名士，各展其长各有所好。文士是舆论的重要制造者和传播媒介，毁誉之间，较一般民众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商人因其地位，风雅之外，也多攀附，有些商人本身雅有儒风，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更易与文士诗文酬唱；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故趋之若鹜。

商人遍交四方大夫、江南名士，动机复杂。附弄风雅者自不待言，一旦得贵人名士片言只语，珍若拱璧，以抬身价。不少人则企图借名士这些人望之口广播舆论，博取美好声誉，造成良贾廉贾义贾形象。最为普遍的也许旨在培养子弟。商人与大夫名士诗酒往还，也有的是为了获得奥援靠山，无论竞争商务还是涉讼公庭，都能获胜。徽商雅有儒风者多，培养子弟科举入仕最为成功，与人诉讼常操胜券，与其擅长交结当道结纳广大名士不无关系。与大夫名士的关系客观上也影响到商帮的实力。

文士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视商人为衣食父母、居停主人、赞助对象。士人主动交好商人的现象极为普遍。在商人看来，商人凭才智经营谋利，文士凭文化文字谋生，其途虽异，其旨相同。商人出资，从文人处获得应景诗作、谀墓文字，夸耀闾里，见重同行；文人以应酬篇什，涂鸦画作，或以为结纳资本，或直接收取润笔费，卖得越多，名声越大，价格越高，收入越丰。文人交好商人，有着具体实在的利益。各地商人在江南长袖善舞，江南城市集中了大批知识精英，浸淫于金钱世界，以货利为急的江南名流，很容易形成对商人较为客观的看法，视与商人往来为平常事，从而与商人频繁往来，收取润笔，置酒高会，文思泉涌而钱财日进。

6.与地域文化城市景观设计相关论文 篇六

1地域文化的含义与传承

城市在形成过程中的特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造的资源，它代表了一个城市的记忆，景观设计的目的应该是让城市的文化特征得到传承，这种传承也是设计创新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设计者需要将地域元素经行演变，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处理好城市景观的更新与城市传统面貌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景观设计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现代化既可以是高科技，同样也可以是传统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地域文脉为背景的“立新”，是在传统基础上第二次创造。对地域特有文化的深入理解可以使我们从传统的艺术形式中找到塑造景观个性的亮点，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传承，关键在于设计师如何将传统的文脉符号赋予第二次生命，在保留历史符号的同时，以现代时尚的形式运用到景观设计当中，从传统中提取满足现代生活的空间结构。传承是在文化的内在精神基础之上，是对城市非物性元素的继承。

2创作具有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的意义

在当下的景观设计实践中，形式上的创新似乎成为设计的主流，设计背后的文化因素，地域特色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只有形式的设计作品只能在某一时间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不起时间的推敲。设计需要文化的支撑，这个支撑就是该地区的地域文化，只有对城市区域的文化特点进行深入透彻的理解，设计者才能提取出地域的特有文脉元素，在提炼文脉元素的基础之上，将元素进行艺术形式的处理，以具体的艺术形象应用到景观设计之中。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设计者对文化解读过程，地域文化是原创设计之“源”。只有理解了设计的源泉，才能创造出个性化的城市景观艺术，做到“千城千面”，而不是一味的照抄西方的形式，让城市景观成为外来文化符号的堆砌。

3地域特色在个性景观设计中的实践

个性即事物的特性，也就是个别性，每个人回归本土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人的个性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景观也是如此，城市个性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城市逐步形成了她自己独有的个性。南方城市如小家碧玉的女子，北方城市如粗犷的汉子，这些都是在历史，文化，民俗，艺术长期影响下所形成的。个性又以内隐的形式存在于文化之中，个性凝结为文化，文化又促进个性的形成。城市的个性与城市的地域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地域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景观设计只有深深扎根于地域文化的土壤中，才能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景观艺术，景观设计才能获得真正的艺术生命力。形式的炫酷、追求功利的景观设计是对城市个性的抹杀。吴良镛院士曾经说过：“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学习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的优秀文化的同时，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尊态度、文化自强精神。”城市创新是在构筑城市的躯体，地域文化则是城市发展的文脉，保住了这个文脉，就会形成自己的性。对于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运用，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3.1文化因素的提炼

地域文化是设计的.原创基础，设计实际是一种文化的表达。提取设计元素首先需要对文化因素的提取。提取文化因素必须先对地域文化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才能对文化进行归纳，在景观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对地域文化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当地的民风民俗，地貌特征，名胜古迹，历史文化名人，气候条件的方面。找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将这些文化因素经行归纳，提炼。例如苏州火车站站前广场的景观设计，其设计提出“城市山林”的概念。将苏州古城格局(九宫格)与现代景观设计相结合，对苏州古城景观新的再现，围绕“城市山林”这个文化概念进行设计，深灰色的屋顶与白墙描绘出苏州古城的历史印迹。具有文化因素的设计使景观的艺术形式有深厚的内涵，而不是单纯的卖弄形式，文化因素对于人性的形成、人的素质和品格的培养，以及不同民族性格与精神的造就，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提炼出文化因素是个性景观设计的前提。文化因素转化为艺术符号对地域文化特征进行提炼后，将提取的文化因素，从形状，色彩，质感等几个方面出发，转化为艺术符号，这里的“艺术符号”也可以说是“表现形式”。也是在对文化因素进行提炼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艺术形式。从文化因素转化为艺术符号时，保留其主要的文化特征，既要具有文化的特征，也要有时代感。用现代的手法来演绎传统，需要处理好“新”与“旧”的矛盾。文化因素转化为艺术符号，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再设计，去繁就简，找出最具特征的文化因素，将其转化为艺术符号。艺术符号需要给人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有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受与心理感受。创造出一种具有文化价值的新元素符号。例如西安大雁塔北广场的景观设计。其设计在提取传统元素的基础之上，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广场景观设计中大量运用到汉唐符号，将唐朝的诗词文化与景观小品相结合，如广场中的雕塑设计，将唐代书法的代表人物如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的著名书帖，雕刻于紫砂岩石材之上，与广场上的唐代花纹地景浮雕协调搭配，石材的厚重与书法文字的潇洒相结合使广场唐文化氛围更加浓郁.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气息，广场的灯具设计也独具匠心，将现代材料与汉唐纹样相结合，很好地做到了功能与形式的统一。

3.2艺术符号在个性景观设计的应用

将文化因素转化为艺术符号后，就是将其在设计实践中运用，对艺术符号用形式美的法则进行归纳，演绎。个性化的设计，就需要出强化饱含文化因素的艺术符号的运用，符号的运用是将符号通过有形的载体表现出来，成为具体的艺术形象。寻找这种载体的过程，就是设计实践的过程。有的设计使用符号较为直接，在设计中可以直接发现艺术符号的存在，有些则是让符号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观者面前。如著名建筑师王澍在设计宁波博物馆时，将旧城区废弃的砖瓦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归纳，进行黑白灰的分类，将其用形式语言的法则进行重新组合，排列。每一块砖瓦都是不同的艺术符号，他们以特有的方式诉说宁波这块土地上特有的文化特征。宁波浙商的故事通过建筑上的每一块砖瓦来体现，这种饱含历史文脉的材料的有机组合方式体现出宁波这块土地上特有的浙商文化。设计只有对地域文化的深入理解，寻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并且解决这种矛盾，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巧妙的运用新的形式，突出符号的运用，才能创造出个性化的景观设计作品。所以我的设计既要继承古人的思想，又要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如果我们一味的推崇古代元素，景观设计就没有进步。

4结语

7.延安文学映射中的地域方言 篇七

1942年5月, 毛泽东曾经在延安作了关于《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此奠定了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的基础。其内容主要是强调“学习工农兵语言” 的任务, 其实是要求延安画家、文艺工作者学习农民语言和边区语言。《讲话》在边区产生了深刻影响, 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认同, 特别是在文艺工作者当中产生了共鸣。后来, 萧军在45年后的回忆中感慨:“毛主席看问题实在是太深刻了, 文艺界那么多问题, 他一抓就抓住了而且还抓的特别准。”“文艺座谈会以后, 延安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同工农兵结合, 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大家都抢着下农村, 上前线, 进工厂, 很快写出许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 (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读〈延安文艺运动纪盛〉随想》, 《人民日报》1987年5月11日。)

延安文学前期的创作, 在语言改造运动中对语言运用方面有一些慢慢的缓和, 久而久之之后, 在延安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运用“工农业兵”, 尤显其特征, 这些改善和发展也得到明显的呈现, 逐渐成熟。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语言改造也同时在延安时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 从高度自觉到发展缓和。语言改造运动在另一种意义上已经改变了它本来的发展方向, 而且开始逐渐出现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发展黄金时期, 进一步促使文学创作规范、意识形态对语言运用层面的规约传统的形成, 这对以后几十年内中国文学的创作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影响着其重大重新的发展, 使其充分改善, 并向着良好的趋势发展开来。正是因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讲话》精神的高度认同和对延安地域言审美的认同, 通过对照延安文学前、后期作品可以看出, 后期文学中方言、俗语、乡村口语及野词等多种具有乡村色彩的语言符码, 甚至在语言构成中改变了文学作品, 使其朝着此方向发展, 在文学语言中农民语言为特征的语言形式首次占据了主流地位, 以农民语言为主, 以其它为辅, 逐渐向农民语言发展。后期文学总体上可用“去文就野、弃雅近俗”来概括。 而文学语言上的这一根本性转变, 也反映了延安文学和延安文艺工作者对《讲话》和对延安地域方言的高度认可。

二、延安文学地域方言入文的呈现形势

延安时期文学家将地域方言入文的方式有多种, 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是保留北方方言原始气息的方言语词在延安文学中的直接入文。在当时延安文学作品中, 延安方言的运用是最明显的特点, 以延安语言为中心, 全面描述作品, 保留最原始的气息, 直入文章深意, 也就是在当时大部分文学作品中一般都出现了具有原生态, 甚至是延安方言的北方方言语词, 很多处都运用了这种写作方式。所以此方言汇入文学作品时, 也是具有它所蕴含的特有意义, 直接渗透到了整篇作品中, 让读者与作者亲密融合, 如身临其境的感受北方方言作品, 就像读者自己的切身生活极其感悟。例如“麻达”、“尔刻”、“碎娃”等方言则出现在一些秧歌剧中;“数历”、“猴说”、“开光”、“上头”、“执把”等则在小说文本中屡屡出现, 可见这一区域的“集体话语形态”。通过这些原生态的方言词汇与普通话相互结合渐渐地区语言特色, 又也体现了一群作家地域方言审美观的体现。

二是作家将延安方言进行加工锤炼后的“方言话语”在文学中的引入。代表作家如: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等都是对延安文学中方言的“强工化”运用的代表人物, 其中赵立理较为典型。赵树立文学语言的通俗感、简洁化及乡土气息无不跟其对农民语言的加工与锤炼相关, 例如:

二诸葛还没有看清是谁, 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 带哭带闹说:“刘修德!还我闺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闺女勾引到哪里了?还我……”二诸葛老婆正气得死去活来, 一看见来的是三仙姑, 正赶上出气, 从炕上跳下来拉住她道:“你来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两个好生生把我个孩子勾引坏, 你倒有脸来找我!咱俩人就也到区上说说理!”

通过赵树理的这段文字中“你来了好”、“倒有脸”、“不顾了命”, 作者语言运用的简短精炼, 同时也精确无误的阐述了作品的中心思想, 以方言来表达人性, 既显现了人的本质特点, 也为文章语句增添了活跃的气氛。

三是作家在对话中大量引用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相结合

例如 :

“你看说走就走了。”

“可慌哩, 比什么也慌, 比过新年, 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

“拴马桩也不顶事了。”

“不行了, 脱了缰了!”

“一到军队里, 他一准忘了家里的人。”

在文章描绘女人送男人回部队的情景, 女人在谈话里发生细微的中心变化, 采用典型的白描手法, 虽然作品语言在整体运用的上是普通话, 但加入浓厚的方言进去如“慌”、 “哩”、“娶新”等, 更能深刻的体现女人们之间在谈论各自的丈夫重返队伍的情景, 这些浓浓的乡土味道和淳朴的乡村气息的方言使人物更加生动、更加活泼、更加鲜明、更加形象, 与此同时也进一步渲染了作品叙事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从不同的侧面分别衬托出了女乡村女人们质朴、爽朗、风趣、 友爱的性格特点和人物秉性。普通话语与方言词汇相结合, 可以进一步增添了语言气氛, 增加活跃的场景气氛, 而方言词汇使得整体作品有血有肉, 对突出其特有的地域色彩和地域语言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地域方言融入延安文学的成因

1、地域方言融入延安文学是一种必然的产物。

方言作为延安文学及语言变革的标志, 其乡村气息和乡村色彩充分体现其整体建构方面有着的重大作用, 其实, 这种现象最为深刻和长远的意义也是在于它直接涉及到到中国共产党对延安文化领导权的领导问题, 以及农民大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对延安文化正确的领导问题。自从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后, 在延安文学前期创作中的引领潮流“洋学生”们的腔调创作状态, 渐渐转变成了以乡土气息交流的土香土色的方言模式潮流, 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之间的话语地位也产生了翻天覆地、不可逆转的变化。后来, 随着这一文学创作方式的巨大改变, 文学创作的主体也随之发生巨变, 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面这种表现形式来体现, 也就是它们是在延安文学积极鼓励工农兵进行创作的情况下“工农兵作者”悄然登上了延安文学的历史大舞台。工农兵群众在也逐渐接受了新文艺的同事, 而且直接参与了当时新文艺的创造事业和事业改革。这种新型“工农兵作者”的出现, 可以说是延安掌握文化领导权的一种表现。

2、维持创造原则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其实就是要求作家在创作中, 以现实为准, 从现实出发, 实事求是, 必须严格的、忠实地、准确的反映现实生活, 不能凭空想象, 不能虚假创作, 不能与现实相悖。 文学家们潜意识里达成一致态度认为, 作为一个作者, 对语言的使用, 要使读者们读起来不光听得懂, 还要准确无误、 鲜明活泼、简练简洁和生动形象。因此, 使人民群众的口语加入其中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群众语言的表达主体则往往牵涉到当地一些方言。这就是土生土长的方言, 土生土长的方言是一个地方多年来积攒下的结晶, 是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精神文化, 也是当地的一种文化认同, 但是, 由于方言的局限性比较大,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其糟粕用其精华。应当说, 延安文学的语言风格审美特点, 必然是他基于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鲜明表现, 以现实为依托的更高发展。

3、新文学乡土小说的进一步分析

8.粤语会话与方言文化 篇八

【关键词】粤语；广州话；语音；词汇；语法

粤语，又叫广东话，本地人多称为“白话”。粤语是中国七大方言之一，是一种最有特色的方言，也是一种强势的方言。广州话是最重要的粤方言，全世界各地使用人数超过1亿，约占汉族人口的7%。广州话是大部分广东人、香港人、澳门人和部分海外华人的母语。使用区域主要分布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省的中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以及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聚居地。广州话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差异极大，非广州话使用区的人一般听不懂。

广州话直接来源于古汉语，其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下列时期：秦汉时期，广州话脱离母体；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话迅速发展；唐代，广州话日渐成熟；宋代，广州话与中原汉语的差异越来越大，基本上独立；元明清时期，广州话形成自己的特色，完全独立。广州话独特而复杂，不易听懂，比较难学。它与普通话的区别可以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来概述。

一、语音方面

广州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仍然保留中古音的一些特点。在声母方面，普通话的舌面音，在广州话里却发舌根音。韵母方面，广州话保留了一些中古音的韵尾。在声调方面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广州话则多达九个声调（阴平、阴上、阴去、阳平、阳上、阳去、阴入、阳入、中入）。

二、词汇方面

广州话与普通话在词汇方面的差异更大：

1.广州话保留了很多古汉语成分，多用单音节词，而普通话则多是双音节词。例如：尾巴——尾（前边是普通话，后边是广州话，下同）；耳朵——耳；脑袋——头；舌头——脷；眼睛——眼；蚂蚁——蚁；螃蟹——蟹；甘蔗——蔗；知道——知；认识——识；容易——易；困难——难；裤子——裤；扇子——扇；被子——被；铁锅——镬；翅膀——翼；衣服——衫；窗户——窗，等等。

2.同是双音节词，广州话与普通话的词序相反。广州话的中心词在前，修饰成分在后。例如：公鸡——鸡公；母牛——牛也母；大月——月大；客人——人客；早晨——晨早；喜欢——欢喜；拥挤——挤拥；底下——下底。

3.由于岭南文化具有善于吸收和补充新内容、新形式的开放性，多文化特色的兼容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而且广州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广州话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外来语或者以其译音作为新词。例如：客车——巴士；小汽车——的士；球——波；衬衣——恤衫；马达——摩打；胶卷——菲林；小商店——士多；沙发——梳化；传呼机——Call机，等等。

4.广州人喜欢吉祥、如意，所以广州话不喜欢用不雅或不吉利或有忌讳的词语。例如：丝瓜——胜瓜（丝——输）；干杯——饮胜；苦瓜——凉瓜；鸡脚——凤爪；猪肝——猪膶；通书——通胜，等等。数字讲究吉利意头，如“2”即“易”，“3”即“生”，“8”即“发”的谐音。

三、语法方面

语法上广州话与普通话亦有差别，往往把状语修饰成分置于动词之后。例如：你先看——你睇先：我先走——我行先；我比你多——我多过你，等等。还有双宾语的词序往往相反，例如：给你笔——畀笔你。

四、语言特点

粤语是汉语方言的一种，它直接来源于古代汉语，但是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粤语也形成不同于共同语的一些特点。了解这些特点对于掌握粤语是有一定帮助的。

第一、它大量保留着古代汉语的成分，这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在语音方面，粤语保留了中古汉语韵母的塞音韵尾和唇音韵尾，而在北方方言中这些特征早已消失。

第二、粤语保留不少古代“南越”族语言的底层成分。古代汉人与土著杂居的同化过程中，不自觉地吸收了“古越语”的成分，这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如在粤语中“呢”表示“这”，“唔”表示“不”，“虾”表示“欺负”这些都是“古越语”底层词的遗留。

第三、粤语吸收了较多的来来词。在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给英国，广东被迫设立通商口岸，在与外国长期的接触中，粤语也就吸收了不少的外来词，其中主要来自英语，香港粤语中吸收外来词更多，而且也强烈影响着广东境内的粤语。

本文从语音、词汇、语法等几个方面对粤语中一个重要方言——广州话进行分析，为研究粤语和学习粤语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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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邵慧君.粤西茂名地区粤方言语音特点综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9.方言与地域文化 篇九

1运用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领域中的意义

为了满足人们对于室内设计的要求，十分有必要将室内设计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杰出的有生命力的室内设计必将是将文化、当地的环境与室内设计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典范。但是在现行的社会环境中，所谓的佳作大多是附庸风雅，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但是却完全与文化无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外文化也对我国的对于文化造成了极强的冲击。体现在室内设计上则表现为装饰品和设计方式的西方化，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在设计中受到了冷落和遗忘，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但是却没有更多的作用。以上这两个方面是在室内设计中存在的两个最大的误区。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加强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意义深远。因此，人们是否能够将地域文化运用到室内设计中去，在于设计者知识内涵的增加。地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集中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种文化也深刻地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和信念之中。人们对于室内环境的追求集中体现了，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工作环境的追求。因此，在室内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在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对当地的地域文化和对传统文化内在的.需求。因此，除了追求室内设计更新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作用。“人们通过长时间继承了地区的文化与生活习惯和方式，这些习惯和方式已深深地溶入了当地人的意识生活中”。］不同的地域代表了不同的传统文化，直接反映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因此，在室内设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别。不同的地域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室内设计中加入地域文化的特征，可以使人们加深人们对于地域文化的了解，促进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促进人们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室内设计也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缓解人们的压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2如何在室内设计中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实现地域文化和室内设计的融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对当地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有着十分深刻的了解。要在室内设计中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本文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室内设计要体现地域文化特色，要将室内设计与当地的地域环境结合起来。要想实现室内设计的地域文化色彩，就要考察当地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如果室内空间的设计与室内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就算室内设计的在精妙，在匠心独勾，也会破坏了环境的和谐，不仅自然景观得到破坏，建筑也会显得十分突兀。

（2）要正确地理解地域文化。要在室内设计中体现出地域文化特色，首先要对当地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当地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只有对当地的文化有了十分深入的了解，才能将文化合理的融入室内设计之中，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让设计之后的室内景观给人一种温馨亲切的感觉，在心底上满足当地人的文化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3］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当时的环境设计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避免设计师盲目地进行设计，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是设计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3）要注意地域文化中的人文要素。室内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因此要对于地域文化中体现人文关怀的部分给予高度的关注，在室内设计中把对人的关怀的要素融入进去，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人文要素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学院设计者根据室内的环境，利用适当的空间掺假自己的创作新意。例如，墙壁、物品店额摆件以及各种玻璃制品，都能够将要素人们熟悉的人文要素注入室内环境中去。这不见对设计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当地的地域文化宣传起到了很大的传承作用。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