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人物简介

二战人物简介（精选5篇）

1.二战人物简介 篇一

二战中的德军军衔及标示非常繁杂，花样特别多，而且德国是一个崇尚权威的国家，德国人特别注重纪律和执行。这么说吧，只要你穿上一套制服，在纷乱的人群中马上就处于权威地位，尽管许多人并不知道你这套制服代表着什么。

有个故事很好，在这里同大家分享一下。

1945年柏林战役后期，孟克少将带着元首地堡里的人逃亡，在地铁里遇到一扇关闭着的铁门。孟克要求门后的地铁工作人员立即打开铁门让他们过去，结果被两名工作人员拒绝，理由是：1923年的一条规定明确指出，每天晚上最后一列火车通过以后，这扇门必须关闭。孟克等人无可奈何，因为他们认为“有命令就得服从，虽然这命令只是来自柏林运输公司，但也得服从”。

德国人遵纪守法几乎到了死板的地步，某学者曾说过：德国人民是不会开展游击战的，如果几名德国游击队员决定去炸毁火车，很可能因为买不到站台票而取消行动。

这样的民族个性决定了德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看重权威，权威的体现很大程度上来自制服。德国在二战中可谓制服满天飞，不仅是军人、党卫队、警察，几乎各个行业都推出了自己的制服。而今天，我们只是谈一谈国防军的军衔和标示，篇幅原因，暂时不涉及党卫队。

我们自上而下，先从将级开始，然后到校级，这次只谈这两个级别，文中除特别指出外，均指陆军而言。

德国帝国元帅 戈林--仅此1人

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他的级别比普通元帅高一级，按照美军的标准大约属于“六星上将”。戈林的领口带着三枚勋章，分别是：骑士铁十字勋章、蓝色麦克斯、大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的唯一获得者就是戈林。（这些勋章的获得和介绍，我已在我前面的帖子里介绍，在此不做赘述）

赫尔曼戈林元帅的肩章，与其他元帅相比，他的肩章金光闪闪，应该是纯金制作，而且多添加了帝国之鹰的标记。

赫尔曼戈林元帅的领章，代表元帅等级的交叉权杖，外围一圈月桂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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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的元帅与将级军官一样，衣领上的领章是红色，上面的图案是德国国花“矢车菊”。（如下图示）请各位注意，1930年--1941年，元帅与将军的领章完全一样，两片（这个词不恰当）矢车菊，从1942年4月开始，元帅的红色领章开始更换，添加了一片矢车菊，成为三片，图片如下。自此以后，从领章上可以轻易分辨出元帅与将军的不同。但有一点需要指出，某些德军元帅，例如伦斯德，因为在一战时曾担任过某步兵团团长，而且终生引以为傲，所以他经常并不佩戴象征元帅的红色矢车菊领章，而是炫耀性地带着一战时的校级军官领章，这和希特勒终生佩带着一战时获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如出一辙。

42年之后的陆军元帅领章，依旧是红色衬底，金线编织，但矢车菊已经增添为三片，这样就很明显区分出元帅与将军的区别。这幅领章来自包克元帅。

这是42年之前的德军陆军元帅领章，与将军级别的领章完全一样，红色衬底，金线编织，两片矢车菊

-----------------再看看元帅级别的肩章，德军的军服和军衔更换过几次，每一次都有一些小变化。简单地说，德军元帅的肩章在40年之前是金属做成，是不是真金白银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肩章上元帅的象征--“权杖”是纯银的，800标准；40年换装，肩章改为金线与银线三股编织而成；41年款，又全部换成了金线编织。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并不影响我们的迅速区分。

请看上图：这是1936-1939年使用的陆军元帅肩章，上面交叉的元帅权杖比较大，金银线各三股编织而成。

上图是1940年的陆军元帅肩章，最重要的区别是上面的交叉权杖缩小了，而且权杖上的图案更加详细，添加了帝国之鹰和反万字标记。这幅肩章来自曼施坦因元帅，因为时间的关系，银质权杖已经变色。

上图是1941年版本的陆军元帅肩章，请看，肩章上的编织线已经改为全部金线。

这是德国海军元帅的肩章，依旧是两根交叉的权杖，请注意，权杖上除了反万字标记外，不再有帝国之鹰，而是改为海锚标记，颜色似乎与陆军版有些差别，但不敢肯定，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导致金色线褪色的缘故。

上图是德国空军元帅的肩章，几乎与陆军元帅版本差不多，但注意看的话，空军权杖上的标记与陆军还是有些区别的，使用的是空军的标记。

40年版本的陆军元帅肩章细节）

(这是陆军元帅伦斯德的一副肩章，这是很奇特的一副肩章，陆军肩章上使用了一幅空军的权杖。

元帅级别的识别，对肩章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交叉的两根“元帅权杖”，这是元帅级别的军衔所独有的。德国海军制服有些特殊，衣袖上表明元帅等级的是一条很粗的箍加上四条细箍，但肩章上依旧是交叉的两根元帅权杖。

德国海军元帅的肩章，注意上面的纽扣上有海军的标记--锚。

这是海军元帅的衣袖标记，一个很粗的箍外加四条细箍。

-------德军元帅------------元帅这一级别在德军中是最高级别，整个二战过程中，德国陆军出现了19位陆军元帅，6位空军元帅，2位海军元帅，我们看图说话，逐一介绍。

Werner von Blomberg--瓦尔纳冯勃洛姆堡，1936年4月20日晋升为陆军元帅，他是希特勒提升的第一位陆军元帅，也是第一个被希特勒免职的元帅。勃洛姆堡元帅被免职的原因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曾做过“不体面的职业”（妓女），这使希特勒大为光火，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希特勒解除勃洛姆堡的职务时曾许诺“一旦发生战争将再次委任他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但希特勒没有兑现诺言。整个战争期间，勃洛姆堡一直住在巴伐利亚无所事事，1945年3月13日，勃洛姆堡元帅作为证人死于纽伦堡监狱。

Walter von Brauschitsch--瓦尔特冯勃劳希契，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元帅于1938年至1941年间担任第三帝国陆军总司令。1941年冬季的莫斯科会战，德军筋疲力尽，第一次大踏步后退。这次后退导致一大批高级将领退休或被免职，其中包括伦斯德、包克、古德里安等。心力交瘁的勃劳希契在12月7日和17日两次提出辞呈，终被希特勒批准。希特勒私下认为勃劳希契是“爱好虚荣、懦弱无能的可怜虫，笨蛋一个”。战后，勃劳希契因为战争罪被捕，1948年死于汉堡。

这一张是凯特尔元帅的亲笔签名照。至于是送给谁的不得而知。

威廉凯特尔，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陆军元帅。凯特尔的荣升在军队里产生了不少议论，很多人的看法是这种晋升使“元帅”这一军衔大大贬值，曼施坦因就持这种看法。凯特尔长期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这个机构的设立给德军的指挥系统带来许多问题，这里不再详述。凯特尔善于揣摩希特勒的心思，处处刻意奉承，在陆军中有“走狗”的称号。1945年10月10日，凯特尔陆军元帅在纽伦堡被绞死，他是因为战争罪被绞死的唯一的元帅。

龙德施泰特元帅的彩照（纳粹3大名将之一），大衣的红色翻领表明了他的将帅级军衔，注意他的领章却是校级军官的标记，前文我已作详介。伦斯德的领口佩带着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

纽伦堡法庭上的龙德施泰特元帅，我们可以看见，他领口的元帅领章已被摘去。

格尔德。冯。伦斯德（又译龙德施泰特），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陆军元帅。伦斯德是一个老派正直的军人，出身军人世家，他的正直、忠诚及敢言使希特勒都为之敬重。他反对希特勒的军事冒险，但德国发动战争后，伦斯德军人的使命感又让他挺身而出接受重任。伦斯德元帅在西线和东线的表现均让人叹服，希特勒几次罢免又几次起用他，最后一次是在西线总司令任上。战后，伦斯德元帅是为数不多的未被起诉的陆军元帅，英国人开庭审问他过去的参谋长曼施坦因时，伦斯德要求与他的朋友一起站上法庭并愿意承担主要责任，英国人予以拒绝。1945年5月，伦斯德元帅获释，1953年因心脏病去世。

包克元帅的红色领章，很明显的三片矢车菊。领口的骑士铁十字勋章，该勋章下面似乎还有一枚蓝色麦克斯。

费多尔冯包克，1940年7月19日晋升陆军元帅。包克元帅可能是我们较为熟悉的德军元帅，因为苏联拍摄的一系列卫国战争影片里经常可以看见他的影子。闪击波兰、进攻法国、突袭苏联，包克总是个急先锋，战功赫赫，他的“中央集团军”名气极大，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横冲直撞。包克元帅并不喜欢纳粹，对于他部队里的密谋分子并不揭发举报，但包克也从未就党卫军在苏联滥杀无辜提出过任何抗议。1945年5月4日，在德国，赋闲已久的包克元帅在汽车上死于英国空军的空袭，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妻子与女儿，而这时距离战争结束仅仅还有一个星期时间。包克元帅是第三帝国死于敌方炮火的唯一一个元帅

这张照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勒布元帅肩膀上的元帅肩章，上面的交叉权杖非常清晰，但勒布元帅与伦斯德一样，很个性地佩戴了校级军官的领章。左胸的一级铁十字勋章，领口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展示出勒布的战功。

纽伦堡法庭上的勒布元帅，换了便衣

李斯特元帅的彩照，注意他的肩章与领章，标准的元帅等级。（曾经率领12个师，2个礼拜灭亡希腊。在此之前，墨索里尼率领100W意大利军队，被希腊军队击败）

监狱中的李斯特元帅，与戎装照相比，实在是差别太大。

威廉李斯特，1940年7月19日晋升陆军元帅。李斯特与我们前面看见的几位陆军元帅不同之处在于，他更多地卷入了巴尔干战火，希腊、南斯拉夫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当然，入侵法国与苏联也有他的份儿。高加索，李斯特奉命指挥A集团军群，德军的兵力过于分散，导致两头不讨好，A集团军群也无力回天，李斯特随即被解职。战后，李斯特元帅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罪名除了“战争罪”外还有“反人类罪”，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他在巴尔干的一系列反游击作战：大家知道，游击与反游击作战都是极其残酷的。1952年12月，李斯特因病获释，1971年8月17日去世。

Gunther von Kluge--京特冯克鲁格，1940年7月19日晋升陆军元帅。实际上，苏联电影里对他的翻译更加准确：克留格元帅。不过我在这里就使用约定俗成的翻译法吧。入侵波兰、入侵法国、入侵苏联，克鲁格战功赫赫。在德军中，克鲁格一向以“聪明”著称，包克元帅解职后，克鲁格接替他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1944年，克鲁格回到西线接替伦斯德和隆美尔，很不幸的是他卷入了7.20事件，实际上克鲁格是知道密谋分子的行动的，但他得知希特勒还活着后，拒绝继续采取行动。得知希特勒招他回柏林后，克鲁格随即服毒自杀于凡尔登附近的树林里，死前写了一封信交给希特勒，希特勒看完信后说：如果他不自杀，肯定会被逮捕。

Werner von Witzleben--维尔纳冯维茨勒本，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陆军元帅。维茨勒本可能是第三帝国十九位元帅里最没什么可写的一位了，除了他参与的7.20事件。实际上7.20事件本身充满了德国陆军军官们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乏善可陈，现在把它当作陆军反抗希特勒的英雄事迹到处宣扬，实际上是很不恰当的。但我们要看到，维茨勒本毕竟是一名陆军元帅，他的荣升是西线战事结束后跟随着众多将领一起晋级的。维茨勒本在1941年时担任过西线总司令，可是时间并不很长，大约仅仅一年后，他因病退出现役。退隐中的维茨勒本与陆军中的密谋分子来往一直很密切，密谋分子们认为拉住陆军元帅这杆大旗会带来相应的便利。7.20之后，维茨勒本元帅被判处死刑，1944年8月7日被绞死于监狱中。

赖歇瑙元帅的彩照，领口的骑士铁十字勋章，衣领上的红色元帅领章十分明显。瓦尔特冯莱歇瑙，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陆军元帅。莱歇瑙元帅与其他很多元帅不同之处在于：他在1932年左右就已经是一个纳粹党员，是个狂热的纳粹拥护者。入侵波兰、法国、比利时、苏联，莱歇瑙战功显赫，大家熟知的第六集团军就几乎一直在他的麾下，直到莱歇瑙接替伦斯德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才由保卢斯接替他担任第六集团军司令。勃劳希契被解职后，希特勒曾想让莱歇瑙接替陆军总司令，但国防军内反对声较大，因为莱歇瑙太“政治化”了。1942年一月，莱歇瑙因脑溢血坐飞机转回后方，在俄国境内飞机失事身亡（另一说法是，飞机坠毁前，莱歇瑙已经死亡）。这里要不厌其烦地指出，莱歇瑙是一个十足的恶棍，他对执行屠杀犹太人及苏军战俘的命令非常积极，多次下令第六集团军的官兵配合党卫队特别行动组干那些脏活。可以想象，如果莱歇瑙活到战后，估计难逃一死。

注意这张隆美尔的照片，他的肩章上带有元帅权杖，而领章上只有两片矢车菊，照理说42年6月他被提升为陆军元帅，领章应该是新版的，可这张照片显示，他们的军衔标记并不那么严谨。领口佩戴蓝色麦克斯勋章和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请注意，隆美尔的骑士铁十字勋章上已经加了橡叶和宝剑。

Erwin Rommel--埃尔文隆美尔，1942年6月22日晋升为元帅。隆美尔可能是第三帝国元帅里最出名的一个，号称沙漠之狐。对于他，我在此不做介绍，因为关于他的故事太多了。隆美尔元帅被7.20事件牵连，1944年10月14日被迫自杀。（纳粹三大名将之一）

曼施坦因元帅，他悬挂的骑士铁十字勋章上添加了橡叶与宝剑，战功赫赫。曼施坦因的问题在于他是个很优秀的战术天才，但他经常误以为自己同时也是战略天才。

埃利希冯曼施坦因，1942年7月1日晋升为元帅。曼施坦因与隆美尔、古德里安三个可能是二战中德军将领里最负盛名的，在东线，曼施坦因所统辖的部队曾多达60个师，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对统辖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曼施坦因名气很大，更重要的是他的战略思想对德军影响极大。进攻法国之所以取得极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曼施坦因计划，如果实施原定的施利芬计划，西线战事的结果难以预料。入侵俄国后，曼施坦因的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库尔斯克、第聂伯河等等，曼施坦因打得有声有色，在我看来，曼施坦因的天才在于他总能在不利之时为自己的部队找到某个平衡点，绝不致使部队溃散，并恰当地寻找到敌人的弱点与空隙，一刀下去，往往会转败为胜。这一点也导致了他与希特勒的严重冲突，他始终强调弹性防御，主张大踏步后退，让苏军进攻，等苏军的前进过于前伸失去平衡之时，就是德军反击之时。希特勒反对退却，这使得曼施坦因被解职。战后，曼施坦因被判处18年徒刑，后被减刑至12年，1953年获释后担任西德国防部顾问。PS一下，战后德军许多将领都著有回忆录，众口一词对希特勒的指挥提出严重批评，并认为如果按照自己的方式可能会更好，曼施坦因也是一样，《失去的胜利》是个很好的例子。

保卢斯元帅，实际上他现在穿着的制服是陆军大将肩章，而不是元帅。

保卢斯元帅被俘后所摄的照片，注意他的左肩上的星，肩章依旧是上将，身后的苏联人表明这张相片拍摄的时间。

弗里德里希保卢斯，1943年1月31日晋升为元帅。保卢斯可能是第三帝国元帅里最不幸的一个，也是战时被俘的唯一一个陆军元帅，尽管希特勒授予他元帅军衔是想让他不被俘。保卢斯的升迁几乎可以说是“坐火箭”，莱歇瑙元帅取代伦斯德元帅担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后，认为自己同时兼任第六集团军司令不合适，忙不过来，于是提议由他的前任参谋长保卢斯接任第六集团军司令。而在此之前，保卢斯并未担任过任何兵团级的指挥官，这让后来的研究者认定保卢斯根本不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其实，保卢斯是个优秀的参谋人才，他的个人才华在作战计划的拟定上得到充分发挥，而且，批评他的人似乎忘记了保卢斯刚刚接管第六集团军时与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打出的漂亮配合，一举歼灭苏军二三十万。保卢斯的问题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斯大林格勒被围后，他似乎失去了主张，一味听命于希特勒的电文，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群近在咫尺，他却拿不出“将在外，军令可有所不受”的勇气与决断，这最终葬送了第六集团军这支王牌。实际上，曼施坦因元帅在组织救援第六集团军时，始终不肯下一个明确的指令给保卢斯--突围！曼施坦因也害怕承担责任，他作为上司，应该勇于承担起责任，但曼施坦因没有，从《失去的胜利》里可以看出战后曼施坦因良心上的自责。第六集团军被牺牲掉，应该还有其战略上的意义，这里不再一一详述。保卢斯被俘后与苏军的合作并没有使他少坐几年牢，1953年获释，定居东德，死于1957年2月1日。

2.二战传奇人物——东京玫瑰 篇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利用谋略广播，试图打击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的士气，而为这些广播播音的女播音员们被统称为“东京玫瑰”。战争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这些“东京玫瑰”，户粟郁子是唯一承认自己就是“东京玫瑰”的女播音员，也正是因为这样，她的一生从此改变。（图1）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正是在这个时候，美籍日裔的户粟郁子代替生病的母亲到东京看望自己的姨妈。随着战事一天天升级，最后一艘开往美国的轮船驶离了日本，而户粟郁子却没能赶上，滞留在日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倾全力发动对外侵略的同时，国内的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陷入了十分匮乏的境地。

军史专家王晓建说，因为美国、英国都对日本逐渐实行了禁运和封锁。本来资源就缺乏的日本，国内生产资料越来越紧，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粮食实行了配给制，每人每个月大米、面都有定额，大概只有20几斤，实际上是不够吃的。

在户粟郁子的记忆里，194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一个陌生人的拜访让她陷入了两难之中。放弃美国国籍成为日本公民就可以获得配给卡，是这个陌生人给她的建议。

生长在美国的户粟郁子，除了拥有一张东方人的面孔和一个日本名字，已经完全美国化了。这时只有选择放弃美国国籍才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领取救济，但她却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户粟郁子被曾经拜访过她的秘密警察列入了禁发配给卡的名单中。

旅日作家萨苏说，她只能依靠她家里人从嘴里省一点吃的给她，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她只能到黑市购买。那时日本有黑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政府对黑市抱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可是黑市上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惊人。很快户粟郁子从美国带来的钱花光了，她的生活在异常艰辛中度过了一年。

1942年，虽然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胜利，但太平洋战场上的战斗依然继续着。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美国，没有人能够回答她的问题。

1943年11月，为了维持生计，户粟郁子成为东京广播电台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在一档名为“零点”的节目中向美军士兵广播。这档开播于1943年3月的“零点”广播节目来头并不简单，它是为日本战时心理广播攻势而特意开办的节目。（图2）

其实利用广播展开心理攻势并不是日本军方的首创。二战期间，宣传一直是希特勒开展心理战的重要武器，希特勒先后使用了十几个大功率的广播电台，昼夜不停地进行广播，甚至有计划地把世界分为6个广播地区，用不同的语言和宣传材料进行有针对性的广播。在此期间，“哈哈爵士”堪称希特勒的得意之作。

从1939年4月10日开始，当英国听众和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时候，他们惊异地发现，一位新的播音员正在用一口纯正的牛津腔进行播音。这个自称“哈哈爵士”的播音员在英国竟然很快拥有1800万台收音机收听他的广播，很多人都成了他的忠实听众。（图3）

王晓建说，他们的广播不像希特勒、戈培尔的宣讲那么歇斯底里，他们的广播和风细雨，采用亲切、幽默的风格，试图打动英国老百姓和英国士兵。而且他们还经常广播一些英国的风土人情。有时也对英国政府的政策，进行一些旁敲侧击，比如英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他们就会旁敲侧击地说英国是在垂死挣扎，几十万赤手空拳的士兵回到英国能做什么事呢？他们的广播，确实起到了一些动摇英国军心的作用。

二战期间，同为轴心国的日本继德国之后也在广播上做起了文章。

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神田骏河台文化学院，是一座颇具异国风情的拱形建筑，乍看像欧洲的修道院，但这里其实是1921年由西村伊作捐建的日本历史上第一座男女同校的中学，是一所旨在建立“自由和独立”的学校。但是随着战火的蔓延，1943年，学校被军方收缴而被迫关闭。这一年11月3日，“骏河台技术研究所”在这里正式成立。（图4）

骏河台技术研究所里关押着14名特别的战俘，他们是日本人从12万盟军战俘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骏河台技术研究所”是日军为了进行心理战而特别成立的部门。“太阳旗时间”正是日军谋略广播中的一档节目，关押在研究所里的战俘们被命令广播这档节目。

王晓建说，日本很重视心理战，也很重视对美国的作战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用24个频道对国外广播。24个频道中，有华语、法语广播。但最主要还是英语广播，就是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广播。

进入东京广播电台的户粟郁子原本的工作是打字员，由于她优秀的英语能力，很多英语广播稿件的语法错误都由她来修改，但是真正把户粟郁子推到话筒前的命运之手却是来自“骏河台技术研究所”里被关押的一名战俘——卡镇兹少校。

这名被强迫参与“谋略广播”的卡镇兹少校，有一天主动告诉监管他的日本军官，东京广播公司来了一位声音很好的女士，就这样户粟郁子被带到了录音间试音。

听了试音后，日本军官很不理解卡镇兹少校认为户粟郁子的声音好在哪。但是为了安抚战俘们的情绪，减少他们的抗拒，更好地开展谋略广播，户粟郁子被选编进了“零点”节目进行播音。就是这样，不经意间她成了一名对太平洋战场上美军进行广播宣传的播音员。

1943年～1945年，户粟郁子在日本电台的话筒前工作了近两年时间，“零点”节目除了播报战时新闻，也放一些美国的流行音乐、乡村民谣。很多在太平洋上驻守、作战的美国士兵是这档节目的忠实听众。而“零点”节目里女播音员们的广播，更是很多美国大兵在太平洋上天天盼望听到的声音，他们称呼她们为“东京玫瑰”。

当年的美国士兵今天依然清晰地记得他们听过的广播。他们说，那时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东京玫瑰”的广播，特别是听到广播里说的地道的美国话，是一份特别的浪漫。

这份美国士兵心中的浪漫，实际上却隐藏着日本军方处心积虑的宣传目的。

王晓建说，广播主要是对太平洋战争战场上的美军官兵。关岛、瓜达卡纳尔岛，夏威夷这一带的美军士兵能够收听到日本的广播。特别是晚上效果更好。晚上，作战停止了，美军士兵有思乡情绪。他们觉得在这时对美国士兵广播，能比较理想地动摇美国军队的军心、士气。

1942年6月，日军对中途岛发起进攻。

王晓建说，日军偷袭珍珠港时，没有打到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的航空母舰存在就是对日本海军的一大威胁。山本五十六决心要打中途岛之战。动员了日本海军主力，前往中途岛作战，结果日军遭到惨败。美军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日军的航空母舰被美军击沉了4艘，士兵伤亡3500多人。这一仗之后，日本海军元气大伤，很难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所以中途岛海战，也被军史学家认为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为了掩饰自己中途岛海战中的失利，避免挫伤部队士气，1942年6月10日，日本的电台播放着海军曲，并宣称“自己已经成为太平洋上的最强国”。当惨败的舰队疲惫不堪地回到驻地时，东京竟然举行了游行以示庆祝。

广播节目“零点”的推出时间，正值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丧失优势的时候，这个耐人寻味的巧合与这档节目之间的关系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就是在这之后，户粟郁子的声音出现在“零点”节目中。

在“零点”节目中，户粟郁子并不叫“东京玫瑰”，她自称“孤儿安”。

其实在东京电台的广播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自称“东京玫瑰”的女播音员，在电台广播的各档节目中大概有20个女播音员用英语广播。

这些不同的女声广播，被冠以统一的称呼——“东京玫瑰”。其实“东京玫瑰”这个名字不过是太平洋上美军的幻想而已。

以“孤儿安”的身份，户粟郁子参与了340场“零点”节目广播，在如今现存的录音音质很差，残缺不齐的录音中，听不出户粟郁子曾经在她工作的两年间都说了什么，她的广播到底对太平洋上的美军有什么影响。

但是不论她曾经说过什么，1945年日本投降后，外国记者最想采访的两个日本人便是日本天皇和“东京玫瑰”。

1916年7月4日，户粟郁子恰好生在美国独立纪念日，出生在洛杉矶的她从小就像一个典型的美国年轻人一样成长。1934年，她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理想是当一名医生。

一份2000美元的合约，把户粟郁子带到了媒体面前。1945年9月1日，克拉克·李和哈里·布伦迪奇两个记者带着一份价值2000美元的合同在东京帝国饭店约见了她，他们对她进行了近4个小时的采访。采访结束时，两个记者声称只要户粟郁子在17页的采访记录上签字并签署文件证实自己是唯一的“东京玫瑰”，她就可以得到这笔钱。

两天后，关于户粟郁子就是东京玫瑰的报道出现在美国报纸上。美国媒体纷纷指控户粟郁子，一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毕业生为了一个月6美元收入荼毒美国军队的思想。

1945年4月19日，滞留日本近4年的户粟郁子结婚了，她的丈夫多歧野是一名出生在日本的葡萄牙籍日葡混血。英语流利的多歧野战时的工作是在同盟通讯社翻译外电。1944年，多歧野注意到里斯本的一则外电说，自称“孤儿安”的东京玫瑰的广播非常有趣。作为户粟郁子的丈夫，虽然多歧野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每天具体在广播什么，但是他知道“孤儿安”是妻子在广播中使用的名字。（图5）

外电对户粟郁子广播的报道，让她备受电台负责人的重视。

萨苏说，战争开始以后，日美双方有一个协定，就是在日本的美国侨民和在美国的日本侨民，双方互相交换，坐船各自回自己的祖国。户粟郁子两次报名，但日本军部就是不批她，原因是要用她，于是她不得不为日本军部服务。

二战结束后，户粟郁子承认自己就是 “东京玫瑰”，在这一时期她甚至被邀请到各处参加活动。很多美国大兵争相请她签名，但这样被关注的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户粟郁子被捕了。（图6）

户粟郁子是以“叛国罪”被逮捕的。她的逮捕令上注明，随身物品只能有一把牙刷。户粟郁子先被押送到横滨接受反情报工作队的询问，而后转送到巢鸭监狱接受了近一年的调查。

萨苏说，户粟郁子一度曾被日本人审判，因为她当时拒绝加入日本国籍。日本利用她作宣传工具，希望她加入日本国籍，几次要求她都不肯，日本很恼火，对她进行一次审问，这个审问一直持续到1946年。日本战败后，有一个很可笑的现象，就是它的法律系统居然还在审理战败前的案件，而且还延续了一段时间。

1946年10月25日，户粟郁子被从巢鸭监狱释放，在日本的遭遇让她一出狱就迫不及待地向横滨美国领事馆提出回美国的申请。这时她的丈夫多歧野劝告她等一等，就这样户粟郁子在等待中度过了1947年。

这一年对她而言不仅仅是等待着回到她认为的祖国美国，更重要的是，她等待着自己孩子的出世。1948年1月9日，一个男婴诞生了，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还来不及用啼哭宣告自己的到来，就夭折了。

经历了监狱生活、孩子夭折等一系列不幸的遭遇，户粟郁子前所未有地想要回到美国，但是她的这个举动把自己推向了更大的危机之中。

户粟郁子即将回到美国的消息在美国各地激起了对她的强烈批判。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播音员沃尔特·温切尔主张政府严厉惩办“叛国犯”，在他的煽动下，美国人对于惩办“叛国犯”的呼声越来越高，杜鲁门总统对此作出了反应。

1948年8月26日，户粟郁子再度因涉嫌叛国罪被捕。1948年9月3日下午4点，她乘赫吉斯将军号被引渡离开横滨港，9月25日抵达旧金山。

回到离开8年的美国，迎接户粟郁子的并不是她的家人、好友，而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他们直接把她带上了法庭。

二战期间，美国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1942年，美国政府开始强制搬迁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并称之为拘禁。

萨苏说，当时美国奉行了一个政策，把所有在美国的日本侨民和日裔美国人，在规定的时间集合在一个地点，大约有5万名日本侨民和日裔美国人被安置到了偏僻地方建立的很多个集中营里去了。他们在集中营并没受到虐待，生活待遇还是不错的，主要是隔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值得一提的是户粟郁子的亲人也被关进去了，而且她妈妈病死在了集中营里。

户粟郁子作为战争的替罪羊，无论在法庭上是否被判有罪，她在公众的眼里已经是一个罪人：她在战争中为敌国日本广播过。

经过前后近一年的审判，关于户粟郁子的“东京玫瑰”案一度成为美国当时最昂贵的诉讼。1949年10月7日，户粟郁子被判叛国罪，自动丧失公民资格，罚金一万美元，并处以10年有期徒刑。而当时真正可以成为对她判决的确凿证据只有一个，就是她在雷伊泰海战美军完全胜利时，仍然照着原稿宣读违反事实的广播：“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们，你们的船全部沉没了，你们要怎么回家呢……”

1949年6月，户粟郁子的丈夫多歧野为了旁听对自己妻子的审判而赶到了美国，但他一入境就被请到了移民局的办公室，之后被迫保证“不再入境美国”，多歧野的赤褐色护照上被记录上“1949年6月7日拒绝入境，但暂缓执行至10月7日，华盛顿州西雅图移民局”。

1949年7月5日，旧金山联邦地方法庭对户粟郁子的叛国罪一案进行公开审判。她的律师韦恩·柯林斯为她进行了辩护。

韦恩·柯林斯后来回忆，他将录有户粟郁子广播的磁带作为证据带到法庭上，磁带里的广播录音听不出户粟郁子说了任何的叛国言论，但是检察官始终没有把磁带播放给陪审团听。

审判结束了，户粟郁子的丈夫多歧野隔着铁窗和被判10年徒刑的妻子告别。被剥夺了公民权的户粟郁子不能离开美国，而被禁止再次入境的多歧野也无法到美国，这对夫妻从此隔着太平洋无法再次相会。（图7）

其实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审判开始之前，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已经签署下了判处她有罪的空白审判书，户粟郁子的命运在她决定返回美国时已经激起了属于她的蝴蝶效应，只是直到所有的结果真正到来之前，她并不知晓。

户粟郁子在监狱中服刑6年两个月后，由于表现良好，1955年被释放。但是这时的她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不能离开美国。

王晓建说，二战结束后，“哈哈爵士”代表人物威廉姆·乔伊斯被抓了起来，英国政府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1946年执行，死时40岁。

相比“哈哈爵士”被处死，户粟郁子顶着“东京玫瑰”的名声毕竟活了下来。

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曾拍摄过一部名为《东京玫瑰》的电影，电影由“东京玫瑰”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电影里的“东京玫瑰”被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女间谍，也许这个人物形象正是“东京玫瑰”户粟郁子二战后留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的真实写照。

出狱后的户粟郁子依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媒体不断的追逐。（图8）

1956年5月，户粟郁子在她的律师韦恩·柯林斯的帮助下成功地驳回了对她的驱逐令。户粟郁子以非公民的身份在芝加哥生活了20年。直到1976年圣诞节前夕。

1976年圣诞节前夕，随着杰拉尔德·福特进入他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一篇出自新闻记者约翰·莱格特的文章赢得了总统的认可。福特总统注意到了作为“东京玫瑰”的户粟郁子。（图9）

这时户粟郁子的律师韦恩·柯林斯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小韦恩·柯林斯接替父亲继续为户粟郁子辩护，为她争取总统特赦，恢复美国国籍。

1977年1月19日早上，在离开办公室前，福特总统签署了一份行政赦免，宣布户粟郁子被准予完全无条件赦免。她的公民身份被恢复了。这时她已经是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图10）

户粟郁子被特赦后，她的形象从叛国者一下子转变成了爱国英雄，很多报道都解释了她如何巧妙运用双关语来暗示和安慰听众，而且不少当年收听过她节目的美国大兵也纷纷表示，她是那个时候他们心中的一份慰藉。这些与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对她叛国的印象大相径庭。

1961年～1966年，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埃德温·赖肖尔，在为杜斯撰写的《“东京玫瑰”：太平洋孤儿》一书作的序中写到：“‘东京玫瑰’纯属战时虚构，它是美国司法史上的一大污点。”

图1 “东京玫瑰”户粟郁子

图2 户粟郁子成为东京广播电台播音员

图3 播音员“哈哈爵士”

图4 日本骏河台技术研究所

图5 户粟郁子和丈夫多歧野

图6 美国大兵请户粟郁子签名

图7 户粟郁子被判10年徒刑

图8 户粟郁子接受记者采访

图9 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

3.二战之感想 篇三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师范一班

刘朋朋

学号：22200931521006

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参战人数最多，波及国家最多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对人类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人类的一次巨大灾难，给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次战争是以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发动的，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争夺世界的霸权，使世界各国人民成为他们的奴隶。令人振奋人心的是这次战争摧毁了法西斯主义，重创了帝国主义，为以后全球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一，战争目的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来说，是以德意日为法西斯同盟为了争夺世界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战争的根本目的是利益，他们想通过战争来非法占领其他国家，进而争夺世界。这种利益的驱使，使侵略者为所欲为。正是利益之争，所以就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了利益，往往会不顾一切，人是如此，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纵观人类整个历史，我们会发现世界上每一次战争，每一次争夺不是为了利益二字。二，战争损失感慨

这次战争的损失是巨大的，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果几近化为废墟，许多文物古迹逃不过战争的魔爪，永远的从人类历史上消失了。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的原子弹，瞬间杀死几十万人。难道人类每一次进步就是人类的灾难吗？原子弹的发明虽然重创了法西斯同盟，但是它标志着人类走向灭亡的边缘。

三，人性的思考

二次世界大战是人性的缺失。灭绝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杀我同胞30余万人。他们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他们为了杀中国人曾进行疯狂的杀人比赛，以杀人多为最大的快事。另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了“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强光。想想看，如果你到人家把人家一把火烧光了，这不是强盗，这是什么？更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是日本军人强暴了很多中国妇女，对中国人造成了精神的摧残。在欧洲，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在短短的几年间杀死了五百多万犹太人，这分明是要灭绝一个民族。

四，和平与发展

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很多人都渴望和平，在他们看来和平是人类最大的幸福，战争是人类的灾难。人类社会要进步，就要向前看，就要和平，就要发展，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人类不管进行怎样的战争，只要人类不灭亡，最终要走向和平。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思考，让人们反思，能不能不用战争解决纠纷，能不能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在战争的年代，人们渴望和平，在和平的年代我们更应该对战争进行自我反思。让每一个地球人都知道战争解决问题是落后的是最糟糕的方法，人类能做的就是坐下来谈判，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和平与发展才是人类的主题。

五，反思

战争史血腥的，残酷的，二战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战争，它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多少毁灭，真是不堪回首。战争史人类的一种最愚蠢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残酷血腥的战争，普通民众是最大的受害者。战争是一种犯罪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悲哀。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的一场浩劫。战争留给人们的是废墟，是苍凉，是仇恨，是痛苦，是绝望。人类应从战争中吸取教训，而不是像日本那样继续参拜晋国神社，更多的是反思。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世界不该有战争，战争太可怕了。但回顾历史，从古到今，人类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息过，人类的本性就是好斗。每一次社会制度的新旧更替，无不充满着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在不断向前发展，战争不会止住脚步，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但是，没有人丛心底企盼战争，和平的呼号回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寻找他们的杠杆。人得本性是趋利避害，有些无法回避消极因素，就尽量减少它对人类的伤害。类似的二战这样的世界性的战争，我们不能再让他发生了，悲剧不能重演了。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印迹会逐渐淡薄，战争的废墟可以重建，但它老在人们心中的废墟，是不可能从人类历史上抹去的。

4.二战考研往事作文 篇四

XX年9月，我提着行李来到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开始了来之不易的研究生学业之旅。回首匆匆而过的两年考研岁月，有过挫败的泪水、有过彷徨，甚至差一点点就放弃了梦想，但是我挺住了，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XX年暑假，即将步入大四的我不得不为毕业后的出路做打算。我仔细审视了自身的情况：我热爱所学的电影专业，如想从事相关行业，凭现在学历肯定不够，必须考研。经过综合考虑，我最终报考了中国电影资料馆。

由于考本专业，觉得自己很占优势，所以在备考过程中总是不自觉地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一个暑假过去了，复习的进度还是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开学后，论文答辩、实习、聚餐……一系列的活动更是让我把备考忘到了九霄云外。一直到10月份，我还没有系统地复习完一轮。

英语是我考研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我把最后两个月的时间都给了英语，认真复习，踏实准备，不为高分，但求过线。可问题还是出在了这里：因为过度紧张和不自信，考英语的那三个小时，我不停翻着手中的试卷，却无法看清楚一个单词。考完我就知道这次八成没戏了，但心里还是泛着一丝侥幸。

成绩下来了：总分过线，英语仅差一分，我就这样被梦想拒之门外。看着自己优异的专业课成绩，我怎能甘心?明年再战，这是我当时脑中的第一个想法。

转眼大学就要毕业了，看到一些考研失利的朋友纷纷找到工作，我的心里也起了涟漪。是啊，年龄也不小了，怎么好意思大学毕业了还让父母养着?在朋友的劝说下我也投了几份简历，但都没往心里去。正当我收拾行囊准备进京租房子复习的时候，有家4A广告公司给我打来了电话。我感到惊喜万分，这是家含金量很高的公司，在这里工作一年就相当于给自己镀一层金!家里也为此炸开了锅，家长觉得实践最重要，建议我先去工作，朋友说刚出校园，就应该进社会磨练一下自己的心智。迫于各种压力，我选择了参加工作。心里想着即便这样也是可以复习的，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工作再辛苦，还是要利用好每天的空闲时间来复习。

在我最初的计划中，每天早起一小时背单词，晚上下班回家后去附近的大学自习到11点，周六日可以像普通考生那样在自习室复习一整天。可是工作的日子远比我想象中要难。且不说工作量的巨大，光每天挤公交上下班就是一件耗时耗神的力气活，每晚下班后8点才到家，自习的计划也化为泡影，而且4A公司经常要求加班，周末的复习时间也不能保证了。

考研的决心已经消磨殆尽，零零散散地看书、做题，根本没有任何效果，以这样的状态去考试，结果只能比“一战”更糟。休息日去高校上自习，看着周围全力以赴的应届生，我的心中满是羡慕。也想过辞职全身心备考，但来自各方的压力让我不敢孤注一掷。当努力学习却学不进的时候，心里满是酸涩，我同情我的梦想，也许一切也就只能到此了，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我都动了放弃的念头。

XX年的考研报名，我没敢参加。转眼一年过去了，我虽然不甘心，却无力改变，我甚至不敢跟任何人再提起考研的事情，害怕得到的回应是质疑，是反对。心里没有任何期待的感觉好可怕，整个人犹如平静的死海，每天麻木的工作、生活，没有激情和动力。

XX年10月底，考研报名截止日前的最后两天，我在网上认识了已经报名的林林。他报考的正是我一战失利时报考的资料馆，这一次他也是“二战”。林林对电影的痴迷始于大学，他在校期间参加了很多DV短片的拍摄，大四那年决定从原本的计算机专业跨考到电影学。由于跨校跨专业，一战的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虽然如此，林林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电影梦，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一边工作一边复习，父母的不支持、女友的不理解都成了他求学路上的极大障碍。报名前不久，女友终于支撑不住同他分手。面对这种变故，林林消沉了几天，但很快他就从伤痛中走出来，打起精神继续投入复习中，他说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可以再找，但机会错过可就永失梦想了。他的执着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那个久远的想法，禁不住向他袒露了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谈到了前一年的放弃，也表达了自己对是否要参加研考的犹豫。听完我半是尴尬半是无助的倾诉，他只说了一句话：“当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你不去试试，永远没有机会知道自己行不行!”

永远没有机会!我以为自己快要淡忘了，可这几个字还是戳痛了我久藏于心的禁忌。林林的话带给我极大的鼓舞，我开始清晰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放弃，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有机会接近我的电影梦了。当晚我翻出了已经封存打包的.专业书和笔记，一页一页地看：那些红笔画下的痕迹，那些重点篇章的折痕，还有那些吃饭时滴落的油渍……曾经的考研岁月一点一滴地在我的心底铺展开来，谁都知道我喜欢每天晚上站在走廊里背书，冻得手脚冰凉、浑身发抖却依旧大声背诵着《中国电影史》;谁都知道我是自习室里最乐观的那个考生，总是在安慰着那些处于紧张焦虑中的战友;谁都知道我不爱去食堂吃饭，其实那是因为我总是把一天的饭带足，边吃边背知识点;谁都知道我最喜欢没心没肺的大笑，似乎我总是在快乐考研，没有压力，其实谁也不知道我在考研结束以后，连着三天都做了同样的梦：我面对一份试卷，上面没有一道题是我见过的。我愤书疾笔，一边答题一边流泪，一如现在，心中满满的全是绝望与不甘……那一刻，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在澎湃地翻涌，肩膀在不能自已地颤抖着。我明白，我在承受梦想的责备。

听着《最初的梦想》，那句“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在耳畔久久回荡，在那个微凉的夜，我噙着热泪完成了XX年研考的网上报名。天一亮，我努力睁开着红肿的眼睛去公司辞了职。回来的路上，我终于可以畅快淋漓地放声大笑，我从来没有那么清醒、坚定过，梦想就如同那颗最甜的樱桃，触手可及。

考研是一场孤独和绝望的旅程，光有不服输的信念和孤注一掷的勇气是不够的。等我完成工作的交接，生活费与房租的分配，还有各种杂七杂八事情的处理，一切安排就绪已经到了11月下旬。由于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考研了，整个12月，我几乎做到了拼命的极限。

在这个月里，我喝掉了2箱红牛，3箱六个核桃，4盒咖啡，平均每天睡三四个小时。每天天不亮就会爬起来，由于担心睡眠不足会犯困，起床后就先灌上一瓶红牛和两包咖啡，上午背一上午专业课，午休的时间从来舍不得去睡，基本都是边吃饭边做政治模拟题，一到下午两点，我就按照考研英语的时间去模考，在红牛和咖啡的帮助下强打起精神来做英语真题，等复习到晚上12点有些困意了，就再拿咖啡顶着，一直坚持到凌晨两三点。这么坚持到后半期，我已经胃痛到夜里睡不着觉了。由于时间紧迫，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浪费在自我怀疑上了，每天都会崩溃到流泪，每天都有那么一会儿实在坚持不下去。很多时候，我强打起精神看书，大声朗读着讲义笔记，恐惧的泪水却在不知不觉间布满整个脸庞。最终平复我内心那份焦虑的还是我对梦想的笃定，为梦想花光几乎是最后一丝力气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却出奇地平静，我知道她要来了。

5.“二战”冰海沉船 篇五

1939年11月30日，芬兰遭到苏联的袭击，苏芬战争（又称冬季战争）爆发。图为前线的芬兰侦察兵和机枪手。 资料图片

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结束后，芬兰无奈转向德国。在最后一批苏军乘“约瑟夫·斯大林号”撤离芬兰前往列宁格勒的途中，因水雷爆炸引来德军的炮火，救命的“约瑟夫·斯大林号”成了“漂浮的棺材”，数千名红军士兵在波罗的海的寒流中沉浮。

1939年，欧洲大战狼烟正浓。当时被认为军事实力跟德国不相上下的社会主义苏联，趁1939年9月波兰败亡之机，为了自身安全要求芬兰割让领地，芬兰政府当然不会接受苏联的要求。结果苏联单方面撕毁1932年缔结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于1939年11月30日发动了侵略芬兰的战争。1940年3月13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和平协定。芬兰割让了1/10的领土，避免了与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一起被并入苏联的命运。但战火并没有因此而平息。1940年4月9日，纳粹德国进攻丹麦和挪威。芬兰丧失了化肥进口的来源，食品供应短缺，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被堵塞，只能向瑞典和苏联购买，可是经常得不到按时供货，芬兰只得转向德国。

汉科半岛的通讯营

苏军的通讯营里20岁的报务员，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正随驻防在列宁格勒郊外马尔德什金的部队在此休整。战前饱食终日的红军士兵们梦想的只是即将到来的复员安排，萨缪尔也希望早日离队去恢复那中断的学业。但命运却给了他另外一种安排——1940年5月2日，他接到了前往奥拉宁堡的命令并登舰启程，但后来却被告知目的地是在海上：芬兰的汉科。

汉科半岛（冈古特）是苏芬战争后苏方以“租借”方式取得的，苏联人在这里扩建了一个大型的海军基地，这个基地足以截断敌军海上力量进入芬兰湾并从海上保卫列宁格勒。

当萨缪尔达到汉科时，这座美丽的欧式风格的城市的芬兰人已被迫离开了家园。通讯营紧挨着面包厂安营扎寨，他们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开始建造防御工事。他们在这块两公里宽的狭窄峡地里完成了坚固工程，拉起了6排铁丝网。士兵们躲在战壕里整日待命，所有的机关枪、大炮都处在待发状态，无数个加以伪装的火力点散布在阵地上。

6月22日夜里，半岛上响起了警报声，探照灯的光线划破夜空。从半夜起，送往司令部的报告川流不息。清晨5点，阵地上传遍了基地司令部指挥官的命令：“同志们，准备战斗！”。在整整4个月时间里，苏芬双方在汉科战场上相互投射了约80万发炮弹和炸弹。

战争中报务员的责任就是始终要保持联络畅通，保证各个分部之间通讯线路的连接，把被炮火炸断的导线恢复完好。对萨缪尔们来说，他们要护牢自己6公里长度内的线路，即从岗位通往两个方向各3公里的线路，这是他们在漫天枪林弹雨中固定的职责。最可怕的事就是冒着炮火去爬上那高高的电线杆，所有固定电话的线路都在上面，似乎死神也在那上面等着你。有一次萨缪尔爬上电线杆去排除线路故障，和他同行的战友瓦西卡被芬兰人的地雷炸得粉身碎骨，而他之所以毫发无损全因为瓦西卡在下面挡住了上窜的弹片。

当时在整个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全线溃退，但在汉科地区的苏军驻军仍岿然不动，甚至还夺取了19个岛。然而到了秋季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苏联再继续困守这块位于芬兰境内的“飞地”已经毫无意义：在背后所依托的列宁格勒已被德军围困的情形下，汉科实际上已成了敌后区。

于是在1941年10月，汉科的驻军开始分批撤离基地。撤退的路线是十分随意而又机动的。来自喀琅施塔得要塞的运输驳船队只负责接运那些直接保障日常战斗力的若干分部人员，而这部分部队一撤走，平时受苏联火力压制的芬军阵地上和炮火便猖獗起来。芬军误认为这些运输船队是前来增援的，以为苏联人正打算再度发起攻势。

通讯营在1941年12月2日撤出了基地。他们在驻地的军舰停泊场等待着前来接应的大型涡轮电动船“约瑟夫·斯大林号”。在最后几周里，这些苏军剩余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毁掉一切哪怕是稍有价值的东西，不使落到敌人手里。成百吨的食品以及远途运来的上万桶燃料被倾倒在海里，整个海湾的水下布满了成袋的米面和成箱的罐头。而此时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数百万军民因饥饿随时可能死亡——那里每日配给的面包定量对重体力劳动者是300克，而对一般人员只有200克。

同样，日常为苏军基地服务的两百多辆载重汽车也被悉数毁灭，成堆的机器设备被弃置在机场，所有的发动机里都填充了甘油炸药。更难忘的是那些吨半卡车，他们用坦克把这些卡车一一碾碎。破坏行动是那么彻底，所有的住宅区门窗都一概不留。苏联人给汉科的芬兰人留下了可怕的景象：在面包工厂里刚出炉的新鲜面包下面竟然都布满了地雷！

漂浮的“棺材”

破坏完一切，现在该是登船离开的时候了。“约瑟夫·斯大林号”就像一座巨大的简易木板房，在三个船舱中都铺好了双层的铺板，舱室底部摆满了面粉袋子和弹药箱。有人开了一句玩笑试图让胆小的同志们放松一些：“别害怕，一旦爆炸大伙儿可以直接上天去见上帝，不用经过中转站。”

整艘驳船载下了6千多名撤退人员，直对着列宁格勒开去。后来才知道，芬兰人在他们撤走后整整三昼夜未敢进入苏军废弃的基地，他们不相信苏军已撤退了。而在峡地里芬兰人已经配置有自动的射击火力系统，足以射杀随后的零星散兵，20挺机关枪凭借自动断启电路有规律地同步开火并停火。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苏军下手切断探照灯线路，使整个前线地带的照明中断。

萨缪尔军士当时就置身于中间那个舱内。当晚海上十分平静，海水已开始结冰。战士们互相用身体取暧，挤着睡在一起。到了清晨3点，突然响起了爆炸声，冰冷的“海水”从敞开的舱口灌进来，倾泄在人们身上。触雷了！萨缪尔第一个跳上了甲板。恐惧将人们从钢铁造的舱底驱赶出来，因为呆在那里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然而这第一声爆炸只是即将到来的死亡发出的信号。

“斯大林号”驳船经由撤退的航道上并未彻底清扫水雷，而驳船用以进行自卫投放的“破雷卫”本是有效的排雷装备，不料却招致雷区陷阱中所有水雷一齐爆炸。这本不会危及驳船的安全，但当时船长出现了致命的失误：先是发出指令投下新的“破雷卫”并使其继续运转，而他又发出“開倒车”的指令，使船尾当即翘起，这下“斯大林号”可真的遭了灾，处于失控状态不能航行了。

驳般是沿着爱沙尼亚的海岸航行的，离海岸大约有20公里之遥。当时是个晴朗的月夜，德国人发现了海上爆炸的闪光，于是海岸炮台上的大炮们立即开火。一发炮弹落进了前舱，那里大约有600多人。船舱里的弹药立即发生爆炸，天空顿时出现了火焰形成的一片龙卷风，它像一个具有魔力的大风火轮，里面旋转着的全是人的身体躯干、船体碎片。遇难者不只是撤退人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临时登船的作战部队人员。

驳船虽然已失去了船首部分，但仍未沉没，呈飘浮状态。极端的恐惧在幸存者中出现了，有的人被吓呆了，浑身颤抖地嚎叫着；还有人跳进了冰冷的海水里，必死无疑；许多人开枪自杀，枪声此起彼伏。

血！哪儿来的？处于休克中的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起初根本没察觉，他的耳朵已经被弹片削去了一大块。他的后背也在剧痛，原来是被一段断梁击中了。人们一窝蜂似地涌向舢板，其中一人为萨缪尔抢到了一个位子。那时人人自危，整个场面慌乱不堪。待到舢板被垂直地吊起来时，周围哄抢的人有40多个掉到了水里，波罗的海以其灼伤的怀抱接受了新来的牺牲品。在北半球12月的冰水里，人们得以幸存的机会只有几分钟时间。此时突然冲来的一股海浪救了命，它把萨缪尔又冲回到了蒙受灾难的这条大船的船舷边上。幸而他的手还没有完全冻僵，使他成功地抓住了船上的舷梯。为使贴在垂直墙面的不听使唤的身体向上移动，他使出了自己曾掌握的全套体操运动技巧，凭借一段颤抖不已的绳梯，这名报务员成功地又登上了“斯大林号”。

就在此时，这个被截去一段的钢铁庞然大物的正前方驶来了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拖网渔船。人们从驳船上努力向它狭窄的甲板爬去，一大串人流排列在几根从它那儿抛来的粗缆大索上。在按最大可能的数量接受完失事船人员后，它们又驶走了。海水里飘浮的全是士兵军大衣，这些都是在腾越船舷时失足落水，丢失性命的人们的遗留物。

沉船上的狂欢酒宴

“斯大林号”上留下的乘员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萨缪尔藏到该船的一处密室中，打算先找一件干衣服换上。从一个舱室里传出了悠扬的音乐声，那里坐着几个人，他们打开了留声机，并且喝起了伏特加酒。这伙人神情茫然地迎接他，问道：“决定好了再洗个海水澡？我们就这么呆下去，听着音乐死掉。”报务员萨缪尔接过了满满一杯伏特加，他们还给他找了件防水布工作服，“先换上，暖和暖和。”

萨缪尔以前从未尝过烈酒，这一喝下去就失去了知觉。当他一觉醒来时，整个舱内已空无一人。他出舱直奔甲板上，外面已是明亮而又寒冷的白昼。海上十分宁静，“斯大林号”明显地在下沉，但还在勉强飘浮着。此时在甲板上的人们已经没有了绝望感，他们甚至摆上了个狂欢酒宴。槭木制的甲板上铺满了红色的30卢布面值的钞票，看样子，是有人撬开了船上的金库。一群人用钞票打起了扑克牌，另一伙人则疯狂地撕扯钞票，还把钞票大把地抛撒到海里、空中，哈哈大笑。这些钱币被“挥霍”一空。趁火打劫的盗贼们不知从哪个船舱里搬出了奶油饼干、砂糖，还有“卡兹别克”香烟。留在船上工作的两个医生尽力帮助伤员，有些战士还帮助医生们照料受伤痛折磨的同志们。曾被挂在驳船天线上的《圣经》“启示录”画像又覆盖在牺牲的红海军战士身上。有只从尸体上断掉的胳臂又被接回到了原处，他的另一只手臂则被拉向前方，直指通向地狱之路。

近黄昏时，驳船已剧烈地倾斜并且不再运动了，这时有个人突然想到要测量一下海水深度。他找来一段电线绕在电话机零件上，再把系在线上的测深锤放下去，测出深度是18米。随后“斯大林号”便沉入海底，但没有完全沉没，所以在这个“人工岛”上所有人还能安全地呆下去，真幸运！

被俘

12月4日早晨，有两艘拖网渔船直朝“人工岛”驶来，一艘是德国人的，另一艘是芬兰人的，全都停泊在安全的遠处。翻译通过扬声话筒传达了给战俘们的新的命令：“请保持冷静，你们现已被全部解除武装，不许再做抵抗，因为你们已经置于火力控制之下。”

这些船只开始装运战俘，大约有2000多名“斯大林号”上的乘员被运送到巴尔基斯基登陆。该地位于伸向海中的防波堤上。在靠近岸边处，战俘们逐个受到了搜身检查。还没等到他们来搜身，萨缪尔就不得不将一直藏在口袋里的两枚“小香瓜”（手榴弹）扔到了海里。

夜晚，战俘们被安置在海滨火车站的地下室里。一清早，德国人就对他们逐个登记，其中的犹太人则是罪不容赦的。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阿列克谢·米哈依洛夫，这是他朋友的名字，这个朋友当时在船舷边自杀了。

监管战俘的是匈牙利人，他们发现萨缪尔粗通德语，便没让他当苦力，因为他能和德国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