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精选8篇）

1.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篇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2014·北京文综·37）（36分）区域的世界·联系的世界·多样的世界

（3）世界是联系的，也是多样的。结合“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个历史事件的具体史实，回答：中国的有识之士是如何立足国情、学习外来文化的？中国取得了哪些具有自身特色的成果？（14分）

【考点】（3）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洋务运动；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体用之争；辛亥革命；孙中山与三民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解析】（3）“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学习西方的“器物”而不变革政治制度，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学习西方政治制度，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和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把马列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答案】（3）学习：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以“自强求富”为目标，掀起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同盟会，提出革命纲领，领导武装起义，推翻了封建帝制。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经过长期斗争，建立并巩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果：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为“中体西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探索。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开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

1．（2015·北京文综·19）以下是四幅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宣传画。按画中主题体现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履行职权 ④领导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A．①②

B．②④ 【考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

【解析】从题干结构图中看出该时期政治协商会议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中央人民政府受政协领导和一些机构的名称如“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等。说明该时期应该是在建国初期。

在建国初期，人民政协代行人大职责的时期，故①②正确。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在1956年，排除③④。

【答案】A 3．（2010·北京文综·19）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在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中，最早和最晚建立的是()

A．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B．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C．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D．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解析】此题考查的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理解。根据材料提供的信息和所学知识：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年10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3月15日，所以此题的正确选项是A。【答案】A

C．①③

D．③④

“文化大革命”

1．（2015·北京文综·19）以下是四幅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宣传画。按画中主题体现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考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1954年宪法；“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香港回归

【解析】①“豪情满怀迎跃进”，大跃进发生于1958年；②“样板戏”出现于文革时期，即1966—1976年；③第一部宪法颁布是1954年；④香港回归发生于1997年，据时间排序，选择C项符合题意。【答案】C

新中国的外交

1．（2012·北京文综·19）新中国成立以来，非洲各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与合作。其主要表现为：非洲发展中国家()

①是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重要推动力量

②是中国50年代初主要建交对象 ③与中国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

④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 A．①

B．①② 【考点】考查新中国外交

【解析】本题考查历史知识的再认再现能力。新中国50年代初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外交关系，70年代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不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建立的区域合作组织，故只有①正确。

【答案】A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2.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篇二

(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培养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前身为纽约教师进修学院,创建于1887年。它于1898年并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训练教师的专业学院。(1)20世纪初,在院长罗素(James Russell)的大力延揽下,该校师资阵容之盛堪称执世界教坛之牛耳。这里聚集了一批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成就斐然、声名显赫的大师级学者,如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克伯屈(W.H.Kilpatrick)、斯内登(Sneedden D.)、拉格(H.Rugg)、康茨(J.S.Counts)等。这些教育大师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辉煌建树,还积极领导和参与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实践,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不仅是当年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和全美最具影响力的训练教育领袖的基地,而且成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中心与理论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成为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心驰神往的教育圣地。此期来美国学习教育的中国学子亦纷纷将其视为自己留学求知、实现人生抱负的首选之校。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很早就开始了以招收留学生为目的的与欧洲和东方国家的通信联系。但直到1904年才有第一个来自广东的中国留学生李亨(音译)(Lim,Paul Heng),他于1909年毕业,是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第一个获得该院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是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他于1914年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博士学位。而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

(1)哥伦比亚大学保留对师范学院所有学位授予的控制权,而师范学院的财务完全独立且自负盈亏。

麟于1917年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一文继之获得博士学位。(1)1923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成立后,前来求学的中国学子更是与日俱增。据统计,自1923~1938年的15年间,该所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3,652名。其中,中国留学生就有565人之多,仅次于加拿大,位居第二。[2]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名师们别开生面的教学、研究方法使中国留学生受益匪浅。著名教育家、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曾这样回忆老师克伯屈教授的教学“他的思想有魔力,他的教法有魔力,……他的教法是独出心裁而能刺激思想的方法”[3]。后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的杨亮功则认为斯垂耶(George H.Strayer,又译斯特雷耶)、杜威和克伯屈三位著名教育家的教学方法,各有千秋。他尤其推崇斯氏所授的教育行政课程。认为斯垂耶教授的教学“理论与实用并重,……特别能使他们(指外国留学生———引者注)对于美国地方实际教育情形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4]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授们在教学过程中对中国留学生予以了格外的注意与帮助。如杨亮功回忆:“克伯屈与杜威两人对于中国学生皆极亲切。”[5]1927年1月,针对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克伯屈专门在美国教育杂志上发表《中国教育所学于美国教育的是什么》一文,向中国留学生提出9点建议。谆谆告诫,充满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真诚关心。而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部长的孟禄在执讲“教育史”课程的过程中,鉴于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多在大都市,不熟悉美国乡村情形,而这不利于中国留学生全面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教育经验。于是他特地在各处向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募捐路费,多次亲自带领陈鹤琴、王文培、郑晓沧等中国留学生和少数日本留学生到美国南方参观。[6]因为南部诸州以农业为主,有较多地方可供中国效法。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关心和指导,由此亦可见一斑。

杜威、孟禄等名师还对中国留学生成立的教育研究团体———中国教育研究会给予了热心的指导。该会于1915年成立,最初是中国学生会组织,后成为最早的中国教育研究团体,吸引了许多热心中国教育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院系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如蒋梦麟、胡适、孙科、李建勋、庄泽宣、汪懋祖、张彭春等,都曾是该会的成员;前三任会长,分别是凌冰、陶行知和张伯苓。[7]这些成员回国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的发起者,一批中国新文化、新教育的领袖,就是从这个研究会诞生的。

此外,中国留学生在生活上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如孟禄热心推荐陶行知申请为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特别设置的“利温斯顿奖学金”,又指点他登门拜访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些捐赠人。由于孟禄的亲切关怀,陶行知终于从众多的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利温斯顿奖学金的获得,使他得到了基本的经济保障,从而解除了求学的后顾之忧。

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求学时期,中国留学生们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构建了中西合璧的知识体系,接受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树立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日后的教育改革活动奠定了知识、能力和人事关系的坚实基础。这些人学成回国之后,以其深厚的专业素养、全新的教育理念、开阔的视野及强烈的改革意识占据了政界、文教界要津。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140位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子担任了民国政府国务总理、行政院长、立法院长、考试院长、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从教育部长、司长到省教育厅长、局长,从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到中学校长以及各主要教育、学术团体的会长等职。(2)他们不仅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力鼓吹者和新教育的推进引导者,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联翩访华

20世纪20年代前后,具有世界影响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应

(1)据高麟英文,1935年师范学院又设立了与学术型教育学博士学位相区别的应用型教育学博士学位。

(2)本文中所指的哥大归国学子既包括曾在哥大获得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也包括曾在哥

大求学、研修但未获得任何学位者,如张伯苓、罗家伦等人。

中国文教界盛情邀请来华讲学,不仅是当年中国文教界的盛事,而且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 杜威访华

在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一批杜氏弟子的倡议和直接推动下,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及女儿到达上海。截止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家离开中国,其在华活动时间为2年零2个月又12天。

杜威访华期间,受到中国社会各界极为热烈的欢迎,其足迹遍及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4省市,作了大小演讲约200多讲。他还应邀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中国高等学府进行系统讲学,其大部分演讲均由胡适、陶行知、郑晓沧等中国弟子轮流翻译。通过巡回演讲和系统讲学,杜威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其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丰富的演讲内容对于“五四”时期渴求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无疑是珍贵的及时雨。

2. 孟禄访华

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中,孟禄来华次数最多。自1913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截止1941年,孟禄共14次来华,在中国教育、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1921年9月5日,孟禄偕女儿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并应实际教育调查社邀请,来华进行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学,这是其在华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产生直接影响最大的一次。在为期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由陶行知、王文培、凌冰等弟子陪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调查了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开封、南京等9省18市的200多处教育机构和教育设施,发表演讲60余场,频频与各地教育、实业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孟禄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并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随时予以批评和纠正,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给予了许多实际的指导和建议。其中尤为精辟的是,他关于改革学制和改进中学科学教育的主张。

1924~1941年,孟禄又作为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多次来华参加该会年会、常会,参与了各项重大决策,在推进中美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3. 克伯屈访华

继杜威、孟禄来华讲学之后,世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著名领导人克伯屈亦应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邀请,于1927年3月访华。克伯屈在凌冰、陶行知、朱经农、程其保、陈科美等昔日弟子陪同下,风尘仆仆,赴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地参观和考察各类学校。他深入教室听课,阅览学生作业,并对学校建筑、经费、设备、师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克伯屈还应邀发表了大量学术演讲。据统计,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克伯屈所作大小演讲和讨论约百余起,向中国文教界全面介绍了其教学理论和教育思想。

1929年9月,克伯屈再度访华。他参观了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以及其他试验学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并发表大小演讲20余场。

除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外,20世纪20年代前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还先后有瑟娄(T.H.P.Sailer)、麦柯尔(W.A.Mc Call)、威廉·罗素(William P.Russel)、卡特维尔、拉格、贝佐明·安德生(Benjomin R.Andrews)、卡丽薇等多位知名学者来华考察、讲学或指导研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使得近现代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历程更加丰富多彩。

在杜威、孟禄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来华讲学的推动下,以朝气蓬勃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为主导,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气势磅礴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从教育观念到教育制度,从学校行政管理到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从初等、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对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且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均为前所未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生的直接推动下,包袱沉重的传统中国教育终于得以艰难而顽强地迈向现代。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贡献

(一)为中国文教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历届中国留学生中,许多人日后成为中国文教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不少人的名字为人们耳熟能详。该校可谓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摇篮。据统计,199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辞典》第十卷介绍中国近现代教育家,计有265人,其中有留学经历的142人,留美学生78人,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有34人。[8]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中国文教界培养了大量人才乃至一批大师级人物,也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人才储备,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校堪称功德无量。

(二)为中国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在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颁布了新的教育方针。但是,如何将这一美妙构想转化为现实,其时人们仅有目标而没有方法,更没有一致的主张与行动,诚如梁启超所言,“正在中国学术界饥荒的时候”,[9]学校中流行的仍是从日本引入的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与方法,教育面貌无根本改变。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相继来华讲学,为中国教育界带来了实用主义教育的新理论。在杜威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访华及其中国弟子们的宣传推动下,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盛行一时,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界普遍认同的主导学说,并被大规模付诸实践。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彷徨中的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三)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创新

自1915年湖南省教育会首次提出学制改革动议,直至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其间历时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此召开了8次会议,其中有两次会议至为关键。一次是1919年10月在太原召开的第5届年会,另一次则是1921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第7届年会。杜威参加了1919年的太原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孟禄参加了1921年的广州会议,会议期间发表演讲外,还以座谈、讨论、著述多种方式对学制改革给予了具体指导。

如果说杜威、孟禄直接影响了新学制的指导思想、标准及内容,那么以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则推动了新学制的审定、颁布与贯彻实施。1922年的《壬戌学制》,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标志着因杜威、孟禄来华讲学而风靡一时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从理论层面转化为制度层面,而且昭示着我国现代学制的确立。当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发展的中介。理论创新成果最终应用、转化成实践,制度是关键。教育制度的创新,能为教育内容、方法、手段和组织的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及其中国弟子们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制度创新,并最终使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

(四)推动了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

在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访华及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的共同努力下,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也渐入高潮。而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改革历来都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关键所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们对此给予了许多实际的诊断和指导。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不仅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社团为依托,开展了调查、研究、编译、推广、实验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陶行知、陈鹤琴等人还相继展开晓庄试验、活教育实验,创办新型学校,为中小学教育改革别开生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生的推动下,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学改革实验都取得了成功。但即使是不成功的实验,仍能积极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课程、教材与教学法的改革问题。

(五)加快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

20世纪20年代,全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两面旗帜———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其执掌校政与担任重要职务者均为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另外几所教育改革影响较大的大学也同样如此,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李建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均曾留学哥大师院。对现代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有着深刻理解与体验的他们矢志兴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上,进行了把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和模式与中国本土需要相结合的探索,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远不只表现于其毕业生所创造的改革成就,该校与中国高等教育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学术交流。如杜威曾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作为重要活动基地,广泛宣扬了其教育思想和主张,从而使这些学校备受教育学术界瞩目,并蔚为中国国际学术交流的重镇。

(六)促进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与现代教育理论建立

综观20世纪20年代多姿多彩的教育思潮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出,当时不少颇有影响的思潮如平民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教育独立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普及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等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联系。

杜威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所带来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促进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还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据统计,20世纪20和30年代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均明显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实际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几乎影响了当时中国教育学所有分支学科的理论建构。以陶行知、陈鹤琴、邰爽秋、庄泽宣等人为代表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在致力于杜威教育思想传播、应用的同时,也开始通过自己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努力构建本土特色鲜明的现代教育理论,如陶行知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创立了活教育理论、邰爽秋创立了民生教育理论等。

三、结语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批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成为变革中国传统教育的领袖和中坚力量。而该校知名教育家访华次数之多、阵容之强、理论宣传之系统、参与教改之深入,为世所罕见。在该校师生的联袂主导下,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之路得以重构,并最终建立起中西兼收并蓄的现代教育体系,使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虽不一定绝后,但至少可谓空前。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尚未见到哪一所学校能对另一个国家文化教育发展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该校与中国现代教育的不解之缘不仅构成了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史册上光彩夺目的一章,亦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教育交流历史图景中一道瑰丽无比的奇特景观。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能够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发挥巨大作用,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哥伦比亚大学秉持“把哥伦比亚大学纳入国家及世界事务”的办学理念,积极吸引各国学生就读,力图对国内外事务产生其影响。其次,20世纪初,正值欧美教育革新运动应时而生,立志革故鼎新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们奔走呼号,努力扩大教育革新运动范围之际。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风靡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再次,近现代中国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中西思潮大交汇的文化格局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登陆中国提供了社会土壤。复次,实用主义教育所倡导的现代教育观念与中国需要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本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时代需求。最后,深受中西文化熏陶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则充当了这一思想东渐的主要中介。总之,这是时代使然,是中国社会需要使然,是该校师生共同努力使然,也是其当时正处于发展全盛期和办学理念使然。当然,毋庸讳言,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影响不仅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某些消极的一面,需要我们正视并吸取教训。历史的经验也昭示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教育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只能处在与其他文化的持续接触与碰撞之中,并在不断吸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以更为开放的心态积极开展国际教育交流极为必要,而且这种交流对双方而言都是有益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的交流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校与中国教育的关系进入到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9月,在有关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下,由知名教育学家曾满超教授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教育中心成立。在很短时间内,就开展了许多中国教育项目的研究,并陆续撰写、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报告。近年来,该中心还多次举办关于中国教育的研讨会,开展培训,为促进中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不少中国学生和学者也纷纷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或访问,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国后已在文教界显露头角。值得提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54年设立、授予全世界对教育和人类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的“教育与人类发展杰出贡献奖”把视线投到了中国。2004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郝克明,成为该奖项设立50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学者;2008年,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也被该校授予荣誉教授。这些举措是对中国教育学家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教育发展前景的期盼。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教育的迅速变革,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随着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还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双方关系走向新的高度。

摘要：20世纪上半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重镇和人才培养基地,吸引了大批前来美国学习教育的中国留学生。这些中国留学生在该校接受了先进的科学与人文教育,归国后成为改造祖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领军人物。20世纪20年代前后,顺应世界教育现代化改革的历史潮流,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育家相继来华,与其中国弟子们联袂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最终促使中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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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欧阳哲生.欧阳哲生讲胡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5.

3.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篇三

“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由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后人整理珍藏，它是目前市场上规模最大的梁启超文物集，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近千件，也是关于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最有深度，最全面（涉及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等方方面面）历史瑰宝，同时也是梁启超研究资料的最新发现。其中287通信札，涵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信札240余通、康有为信札23通等。通信方涉及民国政坛风云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内容涵括梁启超手书退出进步党通告、声援“五四运动”电报、讲学社简章、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细节等。而康有为的信札则是保皇会在海外的两桩公案芝加哥“琼彩楼”案和广西振华案的有力佐证。梁启超《清代学术讲稿》、《袁世凯之解剖》、梁启勋《曼殊室随笔》等10件重要学术著作的手稿原件均系首次现世。

十月及十一月，“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系列纪念活动全面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为此次纪念活动拉开序幕。10月24日，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台北中研院、中华书局等二十余家国家级历史研究机构与著名专家学者都将出席研讨会，共同深入探讨此批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

随后，“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特展将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举行，展览日期从10月25日持续到30日。本次特展除将展出梁启超与民国风云人物、历史大事相关的信札以及梁启超重要学术著作手稿外，还将有不少与清华大学历史密切相关的信札档案亮相。并且还将联合清华于11月下旬举办“梁启超与现代中国” 讲演周，届时将有多位海内外著名梁启超研究专家为我们全面透析梁启超与民国历史风貌，系统诠释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内在关联。

从10月25日—11月22日，北京匡时将携“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依次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厦门、广州举行全国巡展。鉴于梁启超是近代的金融思想家和天津的文化名人，北京匡时将于11月6日-8日在位于天津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举办“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特展，特别展出了与天津饮冰室相关的档案和涉及金融题材的档案。

北京匡时“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系列活动日程

北京匡时联合清华大学主办

“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国际研讨会 10月24日

“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特展 10月25-30日

“梁启超与现代中国”讲演周 11月26-30日

北京匡时联合中华书局出版

《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 10月20日

“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全国巡展

天津11月6日-8日中国金融博物馆

上海11月10日-11日上海图书馆

南京11月13日-14日南京玄武饭店

厦门11月17日-18日谦记古美术馆

4.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篇四

北京现代美术学院获得中国五星级民办大学2014年最新公布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星级排名、中国各类型大学排行榜、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中国大学科学贡献排行榜等榜单。其中，北京大学问鼎2014中国大学排行榜600强榜首，清华大学名列第二，两校连续12年雄霸中国大学排行榜冠亚军宝座无人撼动。上海交通大学列第三，复旦大学居第四，武汉大学跃居第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台湾大学等两岸四地院校荣膺中国六星级大学，跻身2014中国顶尖大学队列。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和吉林大学珠海学院等入选2014中国五星级独立学院;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北京现代美术学院和山东英才学院等高校入选2014 中国五星级民办大学。最新发布2014中国大学高端指标数据排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三足鼎立，前3强基本被三校包揽;2014年中国科学院大学首招本科生打响高考生源争夺战，有望成最受高考状元青睐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等荣膺中国六星级大学美誉，跻身2014中国顶尖大学名单

2014年我国艺术、体育、传媒和警察等特色专业型院校没有参加2014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仅参加2014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星级排名。其中，在最新发布的中国校友会网2014中国大学星级排名中，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荣获2014中国六星级大学美誉，跻身2014中国顶尖专业型大学队列。蔡言厚教授指出，这些六星级艺术院校是中国大陆地区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最高的艺术类大学，是培育艺术人才的最高学府，是世界特色高水平大学。

5.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篇五

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最主要），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主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二：如何认识帝国主义侵略

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造成了双重影响：其一，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割占;18亿两白银相当于晚清2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财富被勒索，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被破坏;成千累万同胞被屠杀;殖民势力与中国的腐朽势力相勾结，强化了反动势力，以至近代化进程多次中断;殖民资本排挤民族资本，资本的大量输入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遭受了极大的损害。并使中国开始乃至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八国联军侵华后）。除了经济上造成的损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造成政治上的依赖性。这一切直接破坏了中国的文明与发展，妨碍了中国的近代化。其二，帝国主义侵略震撼了古老的中国，激起了民族的进步意识.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为商品经济开辟了道路;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局面，使中国和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促使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向民主化转变，引进了机器生产，为中国近代化创立了条件，促进了中华民族本身的团结，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并促进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诞生了民族企业，推动了新中国的建立。

三：《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知识点

1、《天朝田亩制度》

（1）性质：颁布于1853年冬，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战争特点的纲领性文件。

（2）内容：

A、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

B、规定了农副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一两。

（3）追求目标：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列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4）意义：

A、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代表了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反映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普遍要求。

B、有更完备的内容和更触及封建社会矛盾核心的深度，比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

口号的思想内涵更为深刻。

C、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

2、《资政新篇》

（1）内容：

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界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吸取外国的科学技术，奖励科技发明很快机器制造；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即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设新闻官、设“暗柜”，用以监督官员，改革弊政；主张革除缠足、溺婴等社会陋习；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世界各国交往、通商；强调外国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

（2）评价：

是一个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与建设方案，但通篇未涉及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四：洋务运动

（1）洋务运动的内容

1：兴办近代企业 2：建立新式海陆军 3：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2）历史作用

①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②翻译西方书籍，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③工商业地位上升，有利于中国早期工业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引起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变化。（3）洋务运动的性质

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即具有进步性，也具有落后保守性。

（2）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原因

第一，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企图在不改变中国固有的制度与道德的前提下，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严重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第二，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控制，他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处处依赖外国，企图以此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

第三，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确是封建式的，企业内部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中饱、挥霍浪费等腐败现象。

（4）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地主阶级不能担负起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重任。

五：戊戌变法

（1）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①要不要变法 ②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③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2）时间：1898年6月11日

（3）内容：政治上，主张“以法治国”、舆论监督和直接选举政府官员，即提出了初步的民主法治思想；经济上，它鼓励发展工商业，奖励技术发明，提倡保险事业；文化思想上，它反对迷信，提倡新式教育；外交上，它主张自由往来、平等互利。幻想通过这套方案来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4）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第四，戊戌维新运动不仅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5）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

其次，对帝国主义报有幻想。他们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结果是处处碰壁。

再次，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因此，运动未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6）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不仅暴露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着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六：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第三、辛亥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七：新文化运动性质（五四运动前后的区别）

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文化斗争,后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八：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一）五四运动的爆发（背景）

1、新的时代条件；

2、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3、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这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基础和骨干力量。

4、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二）历史特点和历史意义

1、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2、五四运动广泛在动员和组织和群众，是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

4、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九：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

最高纲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十：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可能性必要性

新道路：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共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二者密切结合的红色政权建设理论

可能必要性：①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反革命势力在农村较薄弱，有利于红色政权发生发展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群众基础好③全国革命形式继续发展，利于红色政权发展④相当红军力量存在，造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条件⑤中共正确领导

十一：遵义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后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内容： 1.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2.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3.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副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又在组织上结束了“左”倾领导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

十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大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促成相持阶段的尽早到来 第二：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牵制了侵华日军的主力，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十三：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时间：1936年12月12日 结果：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中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停止敌对性行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的对象。9月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进而全国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族抗战。

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所以一开始就主张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并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统一，又独立。这样做的目的，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摩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上述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施，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十四：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且抗战的胜利属于中国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

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中国军队。因此，最后胜利将属于中国

十五：延安整风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主要内容：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作用：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

十六：七届二中全会

1949 年 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 内容：①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②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报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③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④全会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意义：这次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十七：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性质

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它本身具有过渡性，处在深刻的变动之中，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

十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可能性

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最具有特色的实质性内

容。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赎买作为“剥夺剥夺者”的一种途径，并认为这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不过未能实行。

中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依然具有两面性，即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和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仍要保持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保持这种联盟决不是保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利用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和平改造的可能性，使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对抗性矛盾，通过非对抗性的办法加以解决，使党和国家减少损失，使社会减少震荡，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采取剥夺的政策，而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对它们实行赎买。这样，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党和国家所以能够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和平赎买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有接受这种政策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这就是：第一，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第二，国营经济的优势，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第三，国家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来限制资产阶级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的资本主义道路。第四，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阶级又在底下顶他们。正是由于这些条件，才使得资产阶级除了接受改造外，再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十九：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 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点。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956年, 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对民族工商业者的选举权、工作和生活作了充分保障，使民族工商业者在不太勉强的情况下接受社会主义，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中，也存在着过急过快和过粗的问题。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顺利地开展和完成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为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

二十：中共八大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共八大于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７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

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二十一：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一）各地武装起义与保路风潮

1911年的广州起义

（二）武昌起义和各地响应

1911年10月10日

（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1、成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

2、政权性质：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

3、法典：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4、意义（局限性）：

（1）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所欠的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

（2）没有提出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财产。

二、辛亥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及其局限性

（一）历史意义：

1、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

2、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和民国的建立。

3、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4、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5、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为亚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范例，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二）局限性

1、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

2、不有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

3、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发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作用。

二十二：.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通过条约内容来展现）

6.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篇六

1、单选题：20题*1分=20分

2、多选题 ：10题*2分=20分

3、辨析题：2题*10分=20分

4、论述题：2题*20分=40分

《纲要》复习提纲(重点章节:第二、三、四、六章)

第 一 章

1、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p.9-15 基本思路：鸦片战争引起中国社会根本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1）是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性质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是主要矛盾，鸦片战争前主要是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鸦片战争后则转变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3）是革命任务，鸦片战争前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势力，鸦片战后则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性质由传统农民战争转变为旧民主主义革命。

2、鸦片战争后，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pp.19-29 基本思路（要求宏观把握）：

军事：发动侵略，屠杀中国人民（如旅顺大屠杀）；侵占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如沙俄侵占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勒索赔款，抢掠财富（如圆明园的破坏）； 政治：控制中国内政、外交（如赫德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操纵晚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如天津教案）；在中国扶植和收买代理人（如慈禧、袁世凯等）

经济：控制通商口岸（如江海关）；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如通商口岸广设洋行）；操纵中国经济命脉（如财政、铁路、金融）；

文化：名为传教，实为侵略（如传教士郭士立）；制造侵华舆论（如“黄祸论”）。

3、从中国内部因素来看，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及教训是什么？pp.34-36 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朽性；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又是最根本的原因。

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朽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取得反侵略斗争根本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4、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意识是如何觉醒的？有何表现？

pp.36-38

5、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和相互关系。P17-18

第 二 章

1、如何评价《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pp.41-43

2、什么是洋务运动？有何历史地位？为何无法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p.46-48

3、什么是“百日维新”？它为什么会失败？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和教训？p.50-54

第 三 章

1、清末“新政”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的实行有何影响？P.56 新政目的：《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加剧，国内革命运动兴起；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阻止革命形势发展，清政府实行新政。

评价与影响：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迫于国内外形势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它不可能是一次有成效的改革。不过在当时民主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其中一些措施在客观上对传播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对发展工商业起了一定作用。而有些措施则激起人民反抗，扩大了清政府与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2、革命与改良辩论的内容。P62-64 3．、关于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基本思路：成立了资产阶级政党；“三民主义”的纲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临时约法》。

4.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P55-57 5．.怎样理解和评价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基本思路：

成功之处：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践了民主共和的方案，并使民主共的观念深入人心；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思想进步和民族觉醒的大门；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失败之处：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质的改变；民主共和的方案未能贯彻下去；社会生活仍呈现出萧条、惨淡的景象。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及教训：pp.70-72

第 四 章

1、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内容及评价。（背景见P95、97；时间，主要代表人物，主要内容：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开展文学革命。意义：一场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一场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批判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体系；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局限见P99）

2、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P.102-104 3．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P99-101 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基本思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启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苏俄共产国际的帮助，为中共成立提供了外部条件，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5．国民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失败的原因？p.119-120 基本思路：历史意义：第一，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势力，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实际上是迎接未来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第二，它扩大了中共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宣传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使党经历了一次大革命的洗礼，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共产党人正是从这次革命中汲取教训，懂得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为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阶段准备了条件。

失败原因：客观、主观 p.121 6．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新局面。p114-119

第 五 章

1、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那些理论探索？p.126-129 2、20世纪20、30年代，中共领导人犯了哪些“左”倾错误？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 p.132-134

3、遵义会议做出了哪些重要的决策？有何历史意义? p.134-136

第 六 章

1、抗日战争经过了哪几个阶段？它的理论根据是什么？p.152

2、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军事地位及作用？p.149-151 基本思路：在战略防御阶段，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在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解放区战场即成为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抗战反攻阶段，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仍在继续抗战。但总的来说，由于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及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方针，在军事上国民党出现了又一次大溃退，并勾结美国主义抢夺抗战果实。

3、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p.164-165 基本思路: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上开辟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东方主战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从这时算起，中国抗战14 年；从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中国人民抗战8 年。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前，中国人民孤军奋战多年，单独抗击了百万日军的疯狂进攻。

中国战场持久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力量，使之不敢贸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法西斯，避免了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为同盟国军队实施战略反攻和取得最后胜利创造了十分主要的条件。

中国抗战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东方主战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年平均牵制日本陆军的74％以上，最高年份达90％。日军在海外作战中损失的287万人中，有150万人伤亡在中国战场。

中国抗日战场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还为盟国提供 4

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

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 七 章

1、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及意义。P170-173（基本思路：是政治上的重大胜利。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揭露美蒋假和平的阴谋；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

2、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pp.191-195 3.结合近代以来中国不同阶级和党派对国家出路的探索，谈谈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到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7.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篇七

关键词：社会责任,现代大学,学术自由,质量保障

“在大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 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是被周期性讨论的两个活跃的主题”, [1]而大学的社会责任是在大学理念整个发展过程中永恒而低调的话题。时至如今, 随着社会新的发展要求, 大学渐渐步入社会的中心, 其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至多个领域, 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机构, 因而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问题被提上日程, 受到广泛的关注。“1998年, 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世界高等教育大会, 大会决议认为高等教育机构要完成其使命, 必须提供有质量的公共服务, 同时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在2007年全球大学创新联盟发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年度报告中特别突出了‘大学社会责任’, 认为大学社会责任既是一种道德原则, 也是促进人类发展的一种策略。2009年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也将‘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重要议题。”[2]2012年, 我国颁布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 (该计划简称“2011计划”) , 积极倡导和推进大学开放办学, 同时引导大学主动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东西方文化碰撞、复杂社会转型、多元价值迸发的时代背景下, 探讨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是不断扩张的社会需求与动态变化的高等教育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大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 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 使大学、政府和社会能各自尽力承担好分内的责任和义务。

一、大学社会责任的历史发展

“责任”是一个神圣而富有使命感的词汇, 它包括多种涵义。《现代汉语词典》对“责任”有两层解释:“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 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3]它体现出的实质就是责任主体要对自己的行为和活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在广泛人际交往的大社会背景下, 强调社会责任, 体现出责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社会活动及其社会反应。“美国管理学家斯蒂芬•罗宾斯在1997年提出社会责任不是法律和经济所要求的义务, 而加入了一种道德原则, 它‘促使人们从事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事情, 而不做那些有损于社会的事情’。”[4]2004年, 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以下简称ISO) 正式启动“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项目, 对社会责任的标准化进行讨论。该项目提出, “社会责任的实质特征是, 一个组织把对社会和环境的考虑融入到它的决策意愿和对其决策和活动所造成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负责, 并使用透明、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5]大学的社会责任符合该特征, 但目前对它尚未有统一的界定, 一方面, 学者们从不同的概念视角进行阐释, 另一方面, “它是一个随着大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动态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概念范畴”。[6]

20世纪30年代, 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其著作《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中较早地论述了大学有限而独特的社会责任, 它包括“其一, 独立、深入地思考社会发展中令人困惑、费解的重大问题;其二, 揭示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弊端或行将到来危险;其三, 对政府和社会提供咨询、建议甚至批评”。[7]这三条内容在80年后的今天, 仍然具有很高的适用价值, 龚放教授称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回应现代社会的理智需求”。[8]

到了20世纪60年代, 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所著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引起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他充分而又具体地论述了大学的社会责任, 将其分为学术性责任和非学术性责任, 并指出大学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对其责任做出正确的响应,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学术性责任包括:大学凭常规的学术功能, 通过教学项目、科学研究和技术援助等手段承担着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职责;大学应该对种族不平等等现象做出反应, 将研究发现成果转换成有实际效用的产品, 应该利用专业知识帮助贫困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非学术性责任包括:大学对地方社区的责任;大学对政治立场的责任;大学对捐赠的接受;大学通过联合抵制产品商等在斗争过程中所负的责任等。”[9]博克对大学社会责任的阐释对于以后的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是基于此界定而进行论述的。

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一日而成的, 从中世纪教会模式的大学, 到18世纪德国模式的大学, 再到20世纪美国模式的大学, 社会责任在经历了数个世纪以来的不断发展后而逐渐延伸到各个方面。

(一) 中世纪教会模式的大学

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意味着作为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 大学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当时, “时代需要一批经过很好训练的人, 大学热心接受这个挑战。法律、医药、神学和文艺等都是需要有能力的和受过学校教育的人。而大学正是提供这种经过训练的人的地方。”[10]萨莱诺大学和巴黎大学是中世纪大学的代表, 其办学体现出了最早行会性质大学的学术自由、自治、宗教性、实用性等特点, 主要开设文、法、神、医四门科目, “主要任务就是进行职业训练, 培养专业性应用型人才”。[11]当然, 大学并不仅仅具有一般教育机构培训人才的责任, “它也培养出社会舆论的制造者、法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神学家, 他们对中世纪文化领域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2]中世纪大学承担起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的责任, 促进了大学的普遍兴起, 也推动了知识的传播, 为近代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18世纪德国模式的大学

德国新式大学的创办推动了现代大学科学研究的产生, 这也直接关系到其社会责任的进一步发展。18世纪末, 在启蒙主义思想的背景下, 大学被视为僵化保守的机构, 已满足不了为国家培养具有专业和实用知识的官吏的需要。因此, “改革传统大学, 加强其实用功能成为一种共识。”[13]1807年, 洪堡登上了德国高等教育的舞台, 创办柏林大学。他主张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究, 二是对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这里的科学指纯科学, 这也就体现出柏林大学是一所以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为己任的新式大学, 对大学社会责任的拓展具有开创意义。

(三) 20世纪美国模式的大学

赠地学院的兴起及威斯康星大学的繁荣, 促进了现代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广泛推广, 为社会责任的实现提供了更直接的平台。1862年, 美国颁布的《莫雷尔法案》规定, 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联邦土地, 在每个州至少资助一所从事农业和工艺教育的学院, 教授与农业和工艺有关的学科。从1862年该法案开始实施到1922年阿拉斯加大学建立为止, 美国共建立了69所赠地学院。[14]在此期间, 范•海斯出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 他在校长就职演说时提出“作为一所州立大学, 它必须考虑每一项教育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 它的教学、科研和服务都应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大学为社会、州立大学为州的经济发展服务。”“大学应成为灯塔, 积极促进社会发展, 成为公共服务的必不可少的工具。”[15]他把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发扬光大, 并使威斯康星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扩展到全国甚至国外, 奠定了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实践基础。

大学社会责任的历史发展符合事物发展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从最初一般教育机构具有的育人责任开始;逐渐到中世纪大学, “先生”和“学生”聚集在一起形成行会, 讨论高深学问, 发展、创造文化, 形成了大学独有的文化传承责任;再到18世纪德国式大学在欧洲大陆兴起, 大力提倡大学进行科学研究, 从而推动了大学研究责任的发展;而后20世纪美国模式的大学在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 产生了大学的社会服务的责任, 这也促使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密结合。大学社会责任理念的确立与其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相适应的, 因而20世纪后期以来, 全球开始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大学的社会责任进一步拓展和丰富, 逐渐承担起推动人类文明、引领社会前进的重任。

二、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观

博克在《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中提出了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三点理由:“首先, 大学近乎垄断了某些类型的有价值的资源;其次, 大学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专长和能力是其他社会机构所不能替代的;再者, 大学接受了政府的巨额资助, 这些资助的钱来自纳税人, 因此大学有责任回报社会, 帮助社会解决问题。”[16]而今, 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情况, 大学所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美国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指出, 现代大学已经从原来的社会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地域, 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 位于社会中心地位的现代大学更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从教育责任、研究责任、道德责任、服务责任、国际责任的角度出发, 真正实现现代大学的自由、自治和中立。

首先, 保证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学术中立是大学实现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 博克更是在系统论述大学的社会作用时首先谈到大学的三个基本学术价值。它们是大学最独特和珍贵的文化氛围, 是现代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而大学若要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也必须在此基础上来实现。所以, 大学既要崇尚学术又要适应社会, 既要服务社会又要坚守价值, 从而实现其真正的使命和责任。

其次, 现代大学必须承担的首要责任就是教育和研究的责任。这是实现社会责任的核心和重点, 更是维护学术价值观的基本手段。博克认为:“教育和研究也许不是抨击社会丑恶现象最明显、最英勇的手段, 但从整体上看, 它们却是最可靠的方法, 因为大学能够以此解决一个充满苦难和非正义行为的世界里继续默默探索知识时所涉及到的道德问题。”[17]自中世纪大学、18世纪德国模式大学至今, 大学的教育责任、学术责任一直延续下来, 也成为了它区别于其它社会机构的特殊之处。

再次,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多元价值观念, 大学要充分履行“文明社会任何一名成员都应承担的基本义务, 杜绝一切欺诈行为, 遵守法律法规”, [18]积极应对各种伦理、文化问题, 承担道德责任。如开普敦大学麦克斯•普莱斯校长倡导, “大学应当成为人们在追求真理方面、在形成人们的社会责任方面进行求助的一个权威, 大学应当负起学术和道德领导力的责任来。”[19]道德责任不仅在大学自身有所体现, 更是在大学生、学者的身上得到了发扬和传播, 与大学共同引领先进的思想和品格。

最后, 大学承担的社会责任不是一纸空话, 要经过社会和实践的检验。只有能切实解决社会问题或者为此出谋划策, 才是大学在社会中实际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有力体现。在克尔看来, “大学既要帮助政府解决诸多具体社会问题, 如社会贫困、民族种族和性别歧视、价值观检查、城市整修翻新和自然环境保护等;大学还要就如何保持个人与社会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问题提出方案, 更要确保社会整体批判性检查能力的提高, 不断建设社会的自我更新机制。”[20]大学承担切实的社会责任, 使得民众感受到大学对其城市、社区的影响, 切实服务于社会, 并引领社会的发展。

三、现代大学社会责任的特征

大学存在于特定的、动态的社会环境之中, 正是其复杂的社会责任使之与其它社会机构明显区别开来, 其具体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 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广泛性和有限性

现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 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广泛。从大学社会责任的共性来看, 高校的社会责任不仅关系到学生的生源质量、教师的聘用, 还关系到学术研究的道德标准、社会资金支持等。同时, 为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对大学的要求, 大学广泛推进企校联合、产学研一体化, 这也体现出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广泛性。

与此同时, 尽管大学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广泛, 但它并不能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 其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由于受到政府、企业和个体人各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大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承担漫无边际的社会责任。“从具体的一所大学看, 它只能满足某些领域、某些层次和某些方面的社会需求, 所谓‘弱水三千, 只取一瓢’。如果试图满足所有的需求、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么它必然会出现‘种了人家的田, 荒了自己的地’的‘错位’或‘缺位’。”[21]

(二) 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多层次性和丰富性

虽然每所大学都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但大学之间也还是有区别的, 这也就体现出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多层次性。根据美国卡内基教学发展基金会2010年最新修订的大学分类, 将美国的大学分为副学士学院 (Associate’s Colleges)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Doctorate-granting Universities) 、硕士学位授予学院和大学 (Maste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本科学院 (Baccalaureate Colleges) 、专业院校 (Special Focus Institutions) 和部落学院 (Tribal Colleges) 。[22]研究型大学拥有大量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 致力于培养高水平人才、研发新技术, 其使命要突出为国家乃至人类社会输送优质人才, 为科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而占据了美国半壁江山的副学士学院则是培养专门性人才, 为社会服务, 其社会责任自然不同于前者。在我国也是一样, “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同于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由于社会定位不同, 它们所被赋予的历史责任也就不同了, 这也就使各大学本身在确立起社会责任时, 要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和情况, 因地制宜地发挥应有的社会责任。

大学实现社会责任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美国高等教育家约翰•布鲁贝克曾说:“实际上, 在学问的圣殿里有许多厅堂。在有的厅堂里, 学者是通过在隔音的实验室里拨控制盘来验证真理的。在另一些厅堂里, 他们是通过在喧闹的城市、福利中心、诊所、法院等地方参与工作来积极验证真理的。”[23]龚放教授也提出, “大学越来越多地承担推动并引领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的责任, 这是‘一’, 是共性;不同的大学、不同学科专业的学者在承担社会责任和与社会互动中, 又表现出自己的特长与个性, 这是‘多’。”[24]所以, 大学要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中间寻求平衡, 实现社会责任。

(三) 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未来性和非功利性

大学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具有指向未来的特性。与其他各级教育事业一样, 只有经历时间的检验, 大学才能看到其社会责任实现与否。而现在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大学的各项软、硬件设施, 改进教学和科研环境, 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和考核, 注重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 以具有前瞻性的姿态来适当调整高校教学、科研、管理方式, 实现未来的社会责任。

大学承担社会责任时, 区别于其他机构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非功利性。“大学的力量能够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 但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并不是为个人或共同体、社会创造经济利润, 尽管大学履行社会责任会带来意料之中的经济效益。”[25]这也是大学区别于那些以经济利益为根本的社会机构的高尚之处。

(四) 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学术性和社会性

大学的社会责任还有一个独特特征——学术性。大学有资格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任, 在智者云集的高等教育殿堂实现科学的研究与创新。同时作为主体的学生, 在其中获得学术成就、取得学术文凭, 最终将学术进行转化、服务社会。因此, 学术性能体现出大学社会责任的独特性与专门性。

但大学并不等同于完全学术性的研究所, 学术不是大学唯一的社会责任, 它还包括一定的非学术性责任, “是责任与社会并存, 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 体现了责任的社会性本质”。[26]大学要积极履行它的社会责任, 与企业、政府加强联系, 但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积极适应社会的同时, 对社会进行改造, 从而推动人类文明更好地向前发展。

四、从社会责任的视角论中国大学的发展

克拉克•克尔曾在其著作《大学的功用》中谈到, “现代美国多元化大学为什么能够存在?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则是另一个答案。除此之外, 他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综观整个高等院校史, 他在服务先进文明社会的众多领域方面所做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27]由此, 从社会责任的视角来探讨大学的成功之处, 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为了真正承担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首先要实现大学的学术自由、自治和中立;而且要加强如今大学的道德责任、引领先进文化、价值观;与此同时, 育人责任、研究责任和服务责任的实现需要质量的保障, 切实为大学、政府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 扩大学术自由是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根基

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风至今仍被世人称颂, 而如今我国的学术自由理念与西方相差甚远, 由于不同的历史变迁和当代的政治理念, 我国的高等教育仍是由政治论哲学占主导地位, 政府在各种力量关系中拥有强大的学术权力, 大学和学者的学术权利仍处于弱势, 不足以形成西方那样与政府学术权利制衡的局面。[28]而当今中国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愈见增多, 扩大学术自由是实现其社会责任的根本所在。

一方面, 要加强法律规范的制定, 过分的自由是没有责任的约束, 这样反而不利于真正的自由的实现, 因此, 制定相关法规, 在确保大学、学者、政府等履行其各自责任的同时, 保证各自在学术上的自由权, 如发表言论和从事感兴趣的研究等;另一方面, 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大学内外不同的价值观念, 充分协调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 寻求能够尊重和兼顾各种利益的恰当的反应方式, [29]在制定符合中国大学自身的学术自由理念之上, 保证社会责任要求的实现, 两者相互制衡发展。

(二) 加强道德教育是大学承担其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当代大学面临着当前社会中的道德滑坡、价值观偏离常态、人们对社会道德行为标准表示怀疑的道德危机。大学需要运用其特殊的地位, 对学生进行适时的道德教育, 鼓励学生更深入地思考当前社会道德问题, 培养他们的道德推理能力, 以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涉及价值观、道德观的境遇和问题。

首先要大力改革大学德育课程, 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材料、考评方式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突出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 否则不利于大学生成人道德观的形成。其次, 高校道德教育的方式也要顺应时代, 以前传统的授课模式可以转变成讨论式的课堂, 或者组织小组研讨汇报。道德教育并不是完全交给思想政治课去实现, 在任何一门专业课、通识课上, 在潜移默化中渗透道德教育往往才是效果更好的, 并且学生也是更能接受和受益的。最后, 一种强有力的大学德育形式是将教育与学生日常行为联系起来, 与行为给他人造成的后果联系起来, 与个人生活的长远意义联系起来。[30]因此, 我国的大学加强德育教育就必须要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为学生未来长远发展考虑, 形成具有长远眼光的道德教育新模式, 这样才能培养有良好道德修养的未来合格公民, 更好地履行大学的社会责任。

(三) 重视质量水平是实现大学社会责任的重要保障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强调“内涵式发展”, 其中的基本要素就包括效益与质量。我国早在2002年就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 》, 可见国家对于大学教育质量的重视。大学的社会责任需要通过大学教育质量提升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不仅需要内部评估, 更需要协同外部力量共同努力。

8.试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篇八

【关键词】 中国特色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解决路径

【作者简介】 王晓东，武汉工业学院党委办公室科长。

近年来，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正式公布，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已成为当代中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相对于西方而言，我国的近现代大学发展起步比较晚，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清政府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经百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學制度。

1.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探索高校领导体制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大学是创造先进生产力、传播先进文化的源头，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人才的主要基地。高校建设的好坏，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建立科学的高校领导体制，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领导管理体制曾有过多种形式，几经变化直至199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对高等学校领导体制作出了法律规定，这就是“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此，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仅是政治要求，也是依法治校、依法行政的需要。

贯彻落实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党委与行政的关系。一方面必须明确党委是高校领导的核心，发挥总揽学校全局、把握发展方向，决策重大事项、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承担着统一领导学校改革发展的责任。党委书记作为党委的重要成员，在集体领导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尊重校长作为高校的法人代表的依法行政权，承担起组织和实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种管理职能。党委作为领导集体，对校长依法行政发挥着支持和保证作用。通过“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相互配合、支持，有效地保证学校整体系统功能的发挥。实践证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的显著特征。

2. 政府主导改革发展的管理机制。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大的国情。实践证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只有采用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对高等教育运行的宏观调控，补充、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才能实现高等教育持续、稳定、协调地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不仅直接管理高校，而且是高校资源的主要供给者。高校的功能、活动范围、管理权限主要由政府决定和规范，高校所需要的资源主要由政府统一调配；二是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行政性而非契约性。高校被纳入国家重点管理序列，同时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高校的职能实际上成为政府行政职能在高校的延伸。政府借助行政隶属关系以及对办学资源和人事的支配权实现对高校的管理。

我国之所以采用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不仅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而且也是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而公办高校的发展和调整，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指导和监督。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面临着艰巨的“赶超”任务。没有政府强有力政策的支撑和财政支持，只靠教育市场机制的自发性作用，高等教育难以得到持续高速的发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改变相对落后状态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也只会是一句空话。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长迅速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

多年实践证明，我国实行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而且还有效地预防和克服了市场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完成和实现了市场调节难以做到的高等教育结构的重大调整任务。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是十分完善，高等教育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一方面，政府作为培育和调控市场的主体，可以引导高等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市场的运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的管理者，还可以运用法律来规范高等学校的行为，建立起具有权威性的教育运行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以保证高等教育有稳定的发展秩序。

3. 实行国家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高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它担负着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重要任务，对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对基础教育具有导向性功能，事关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全国统一考试招生为主、单独考试和免试入学为补充的高校招生制度体系，渐具自身独有的特点和优势。

实践证明，全国统一高考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公平合理的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得百姓认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高考是大学选拔人才基本、有效、可靠的主体形式，在当今社会条件下，舍此别无良策。高考的科学性在于既满足高校对人才选拔的需要，又在于根本上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同时，各级政府动员社会资源和力量在统一时间实施高考，使考生在县域范围就能参加考试，确保所有考生平等、有序、有效地参与高考，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这是我国高考制度的一大优势。可以说高考制度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制度。

二、当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高等教育战略重点已转移到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办学水平上来。因此，建设科学、高效的现代大学制度对于实现高等教育战略重点转移、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1. 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分级管理制度。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上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关系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1998年实施了对国务院9个撤并部门所属165所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1999年实施了对5个军工总公司59所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2000年对49个中央部门所属258所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在整个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原属国务院部委管理的400余所高校多数改为由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管理。既然已经形成了以地方高校为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教育格局，那么，地方政府就必须理所当然具有地方分级管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省级政府应拥有以下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权限：（1）贯彻执行和指导检查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制定地方性高等教育政策；（2）根据本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调整高等教育的布局和结构；（3）根据地方的实际，依照国家的高校设置标准，设置、撤销和合并地方办的高等学校；（4）组织领导招生，指导毕业生就业；（5）审批地方高校的本、专科的专业和学位点，以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6）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负责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预算的分配和决算的审核；（7）任免地方高校负责人，组织和指导地方高校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除此之外，省级政府还具有指导地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科研和后勤工作；组织本地区高校的教育质量检查与评估等权限和职能。

依法落实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更好地体现高等教育发展上的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克服条块分割办学体制的弊端，协调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系，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高等教育的总体效益；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形成高校与社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校投入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国家财政拨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投入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革，逐步形成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这种多元投入体制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但是，当前高校投入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高等教育投入缺乏刚性的制度安排。《高等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高校学费标准不得超过培养成本的25％，但另外75％如何解决，没有具体的规定。近年来，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但政府教育投入跟不上学校规模的扩张，为了抢抓发展机遇，学校负债较多。另外，高校收费已成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收费标准难以随着培养成本的上升适时调整。各级政府都鼓励大学要发展，却不愿提供足够的资金投入，也不让大学收取较能反映成本的学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一是提高教育经费的财政支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过去还是现在，国家财政拨款始终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经费来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应加大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因此，必须科学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以保证“三个增长”的实现。

二是确立合理的学费标准。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标准应参考多种因素，包括学校培养成本、政府拨款、居民收入、地区差别等。此外，学费水平还必须要考虑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且照顾到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均等，以保证广大的中低收入家庭子女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因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所消耗的资源不同、收益不同、课程成本不同，应允许学校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国家则规定学费的上限来对学费进行宏观调节。对师范、农业、林业、水利、地质等特殊专业，应采取政府补贴、低收费的方式鼓励学生报考。

三是运用市场机制筹措教育经费。通过引进社会投资、融资、教育彩票、教育国债等市场手段，集聚教育资金。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办学。积极扩大民办高等教育规模，充分发挥民办教育机制吸收社会资金办学。

四是提高社会捐资收入。企业、个人、团体的捐资应是高校经费重要来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等学校获得的社会捐资差距不仅表现在捐资数量和规模上，而且表现在捐资形式单一、捐资范围狭窄、捐资工作非规范化、政府支持和引导政策的缺失上。因此，应考虑尽快制定《教育捐助法》，完善社会对高等教育捐资的法规与社会机制，在制度上保证捐资的可持续性，并将捐资的渠道和方法做到公开透明。从而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对高等学校的捐资，提高人民的捐资意识，形成社会广泛认可的高校捐资风气。

3. 科学评价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自扩大招生规模以来，社会舆论充满了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和批评。那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究竟应该以何种科学标准衡量人才培养质量？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取决于高等教育质量观。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多元化的质量观。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不只是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变化，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在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的质量以精英教育的标准来衡量。在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由于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的多样化，形成了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观。

新时期，在评价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时，要特别强调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必须作为衡量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涵。要特别强调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大学生的共同愿望。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社会适应性强，也更受社会的欢迎。要特别强调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的养成。一些毕业生眼高手低，缺乏爱岗敬业的精神，职业道德修养欠缺，用人部门不满意。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更加显现出迫切性。要注重培育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增强人文关怀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大学生群体成为社会健康向上的积极力量。要特别强调各高校人才培养的特色。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目标不同，人才培养应有不同的特色。在普遍重视培养实践能力、创新精神、诚信意识和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前提下，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更应重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一般本科院校应该成为应用型人才的摇篮，高职高专院校应该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基地。

4. 进一步发挥教授及学术团体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教授参与学校管理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大学管理理念，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内部管理模式的共有特征，是高校民主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就极力倡导“教授治校”。后来创建的牛津、剑桥大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德国柏林大学将其发扬光大，而哈佛、耶鲁等美国大学则赋予其新的内涵。在我国，推行“教授治校”贡献最大者当属蔡元培和梅贻琦两位校长。蔡元培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强调“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先后组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各学科层面上的教授会以及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的行政会议，从而使北京大学校、系两级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开启了中国大学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先河。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从制度上建设并完善了教授治校的真正地位，强化了清华大学教授会、评议会及校务会议的合法权力，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由此可见，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我国的著名高等学府中就已形成了“教授治校”的优良传统。

教授参与学校管理的实质就是体现民主管理。由于教授平时与一般教职员工及学生的联系更为紧密，有时他们了解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行政领导更多、更真实。他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与行政人员不完全一致，但却不乏新意与高度，可以给各级领导以启迪与思考。高校里的行政事務及相关管理工作都是为教学和学术发展服务的，是围绕教学和学术工作而展开的。教授作为各学科的学术权威，作为教师群体中的核心，其文化素养、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都相对较高。因此，鼓励和支持教授群体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有利于真正形成“做高深学问、育杰出人才、出突出成果”的氛围，有利于促进学术繁荣，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有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新时期高校党委和行政的工作，克服高校行政化的倾向。

教授参与学校管理，不仅表现在以教授为主体的高级学术人员拥有学术事务的决策权，而且表现在有权参与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首先，高校应建立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赋予他们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学位标准、学术人员聘任与晋级等的学术评价权力以及事关学术发展的学术激励政策等的决策权，确保将教授群体参与学术事务决策的权力落到实处。高校的党政领导应积极支持学术委员会开展工作，把学术委员会的审议意见落实在日常办学中。与学术有关的其他办学事项的决策也应主动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意见。针对高校中操作性很强的专业性决策问题，可以在学术委员会下建立若干如教学委员会、科研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咨询机构，并在各学院建立学科委员会。凡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事务决策必须先经各相关专门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提出建议方案后，由学术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这样既突显学术委员会的权威，又提高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效能。其次，要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及校务委员会制度，强化教授群体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参与权，确保教授参与学校重大问题决策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审议和决定学校内部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学生的招收、教师的聘任和晋升以及行政人员的评价和选拔等问题，使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