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海外消费问题

中国人的海外消费问题（精选5篇）

1.中国人的海外消费问题 篇一

小学品德与社会实践成果展示要求二

《风靡海外的中国制造》

【教材分析】

《风靡海外的中国制造》是冀人版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密切联系的世界》中的一个学习内容，主要介绍我国许多产品，特别是工业制品、高科技产品大量出口的现状，说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表明了中国经济在世界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我能说出我国闻名于世界的品牌和工业产品，知道我国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

能力目标：我要学会搜集资料的方法，学会提取有益的信息和资料。情感目标：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激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教学重点】能说出我国闻名于世界的品牌和工业产品，知道我国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

【教学难点】体会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感受世界的紧密联系。【学情分析】

我校学生生长于矿区，生活条件较好，接触到进出口商品的机会也较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直观上有一定了解。

从孩子的心理特点和认知程度上来看，孩子们难以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各方面入手，去了解中国的发展，感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设计思路】

根据课程标准的内容，我针对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实际情况，从学生的年龄特点出发，创设学生乐于接受的学习情境，让课堂符合生活实际，灵活多样地选用教学组织形式，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经验，提高能力。

【第一课时】

活动一 ：“洋”名字的来历

1.师：你知道哪些带“洋”字的物品？

生：学生小组交流自己认识的物品名，小组汇报。师：将“洋”字的物品名写在黑板上。

2.师：针对这些带“洋”字头的物品，你有什么疑问产生？ 学生质疑。教师梳理归纳：（1）这些物品是什么？（2）为什么都带“洋”字？（3）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

洋炉、洋行、洋装、洋纸、洋片„„

3．为什么中国的许多老百姓称这些物品时都带“洋”字？ 学生个体说

教师小结：说明了旧中国的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大多数东西都不能自己造，只能依赖外国进口的，所以带上了“洋’字。

【设计意图】通过交流带“洋”字的物品，让学生了解到旧中国的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许多东西都不能自己制造，只能依赖外国进口的。

活动二：找找家中的“中国造”

师：现在我们的生活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课前我们同学们都就自己家里的家用电器等生活用品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在请同学们来谈谈他们是哪里制造的。

生：交流发言。师：板书。

师：通过刚才同学们的发言，大家发现了什么。生：大多数物品为我国制造。

师：如今我们生活中的各种产品，我们国家都能自己制造，说明我国工业水平已迅速发展。

【设计意图】通过交流，让学生了解到如今我们生活中的多数产品，中国自己能够制造。

活动三：中国制造的“第一”

课件展示：出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出厂的情景。第一台电视机制造成功时的情景„„

师：从人们欢天喜地的表情中，你们感受到了什么？

生：喜悦和兴奋，中国终于摆脱了外国工业的束缚，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

【设计意图】通过回顾历史，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实现零突破时的喜悦与振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活动四：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迅速发展，各类由中国自己制造的工业产品从无到有，许多已经飘洋过海，成为外国的热销品，你有何感想？

生：自由交流。

师：中国产品到海外已经，不足为奇。据你们调查了解，我们晋城乃至整个中国，哪些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生：小组同学交流，分工按类别把远销海外的中国产品写在卡纸上，在这些产品销往的国家地区在地图上标出来。看哪个组了解得深入，合作得好。

生：小组汇报：展示产品；把出口地区贴上红旗，组长汇报。

师：通过大家的发言，你对这些远销海外的中国产品，又有什么新的发现？（1）种类多。小到零食、针线，大到汽车、造船，五花八门，各种各样。（2）分布广。亚洲、北美、欧洲、非洲几乎无处没有。（3）受欢迎。成为当地的热销品。

师：为什么这些中国产品会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 生：自由发言。

师小结：适宜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民族的特色，满足五湖四海千千万万人们的需要。

【设计意图】通过书上的资料和调查了解，让学生了解到中国产品到海外；不仅满足自己，还出口满足世界的需要，祖国经济正在迅速发展。

课外活动：

制造“风靡海外的中国制造产品”的展牌，并在校园内进行展出。

【教学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调动起学生的自主性学习积极性：新教材力求通过学生主动参与、亲身体验、合作研究等方式进行探究性学习，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体现探究性学习过程，有助于自主性学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使用各种方法调动起学生的自主性学习的积极性。比如：在课前让学生调查带洋字的物品有哪些，在课的开始让学生说一说这些物品为什么带洋字，学生的讲述精彩纷呈，这样做既让学生增加学习品社的兴趣又巩固了对新识的认识。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品德思维的培养：新课改要求教师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师不能简单地把现有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不能只将知识直奔主题式地传授给学生。任何一个道理，都要经历一个由“潜在”到“存在”的发展过程。在这些理论发展过程中恰恰存在着学生必须要感受和体验的知识。因此，品社教师还要创造性的“用活”新教材，把必要的道理引入教学过程中，用一个崭新的思路去整合教材。如在教学中寻找家中的中国制造物品，讨论这此物品多种多样说明什么，就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突出品社教学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更加突出德育教育：品社学科是一门以社会道德教育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老教材是如此，新教材得以加强。在新教材中，有些内容没有写具体做法、这样就可以使师生因地制宜地进行教学，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如对本地产品哪些走出国门的认识，就有利于增加学生对家乡认识，使学生关注家乡的发展，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

发挥品社学科的特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想发挥品社学科的特点，只有使内容更贴近学生生活、联系社会实际。这样做不但能够提高学生学习品社的兴趣，更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家庭、学校、社会都有大量学生感兴趣的社会问题新课改、新教材在许多方面要求教师不断地改进教学的方法，我们必须把教学的关注点投向学生的发展，这将为我们每一位品社教师提出更高的教学目标。

2.中国人的海外消费问题 篇二

(一) 代购商品真假难辨

在经营者通过网购零售平台向消费者提供的海外代购服务领域里, 用假货冒充真货销售的现象层出不穷。一些代购把国内的商品寄往国外, 再转手从海外寄回来, 制造海外代购的假象。虽然代购大多都声称支持专柜验货, 但是很多产品的品牌直营店、专卖店都拒绝提供验货服务。然后也有部分代购表示可以连同“购物小票”与“商品”一起邮寄给消费者, 但海外代购小票也可以是“高仿”出来的, 代购若有心造假, 其只需花费几十元的价格就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购得中国香港、美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的专柜假小票。因此, 代购商品真假难辨。

(二) 虚假评价

一些海外代购的店铺经营者会利用网络交易平台的信用评价机制作假。他们会请一些人来刷单并好评, 以此得来的虚假评价来提高店铺里的商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从而引导消费者购买该商品。

(三) 售后缺失, 维权困难

由于作为商品的实际购买者与实际销售者之间是通过代购者联系在一起的, 且双方之间相隔甚远, 这就使得消费者在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 申请售后服务存在问题, 例如一些消费者因来往邮寄耗时过长而错失退换期限, 或因为要承担高昂的运费而放弃;还有国外对问题产品的召回, 其退换范围也不包括代购产品, 比如2012年的日本明治乳业公司的奶粉召回事件, 就明确提出通过海外代购途径购买的商品不予退换。

二、海外代购的纠纷解决途径

由经营者通过网购零售平台向消费者提供的海外代购服务所引起的纠纷具有数量大、标的额小、虚拟性、所处地域不同等特征, 其解决途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 协商解决

协商和解, 指的是在纠纷发生后, 消费者与代购者就有关的纠纷问题进行协商, 达成和解, 从而使纠纷得以解决的活动。协商解决是目前解决由经营者通过网购零售平台向消费者提供的海外代购所引发的纠纷最常用的方式。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在于维权成本低、程序简便, 如果双方纠纷涉及的标的不大或者案情简单, 并且代购方是讲信誉重诚信的人, 采用协商解决的方式能获得较为满意的效果。

(二) 诉讼

诉讼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的司法救济途径。其效力虽然最高, 但是在海外代购过程中出现了纠纷时, 当事人诉诸诉讼方式去解决的却很少。第一是因为纠纷所涉合同标的一般都很小, 诉诸诉讼对于纠纷当事人来说成本太高。第二是民事诉讼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纠纷双方当事人尤其是消费者的举证能力相当有限, 胜诉的可能性很小。第三是因为诉讼程序性太强, 大多数纠纷当事人都因为认为此种纠纷解决方式“太麻烦”而尽可能地避免去使用它。

(三) 诉诸网购零售平台

这是在笔者看来最有实践价值和发展前途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从宏观上来看, 这一纠纷解决方式有经济、便捷、快速、高效且不受争议当事人所处地域的限制等优点。从微观上来看, 首先, 网购零售平台的消费者在平台内部提交纠纷解决的申请比到第三方机构去提交要方便很多。其次, 网购零售平台的工作人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纠纷, 其作出的裁决结果容易被纠纷当事人接受。再次, 网购零售平台所作出的裁决, 能更好地得以执行——网购零售平台的支付工具可以保障其执行。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从网购零售平台的角度出发

消费者意味着潜在购买力, 如果网购零售平台能够很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那么就能够最大程度上的留住这些潜在购买力, 平台的流量不断增加, 除了可以提高平台的市场估值, 还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经营者加入到平台中来, 而平台的主要利润, 包含广告收入、服务费在内的所有收入, 均来自参与到平台中的经营者。

第一, 网购零售平台应当完善其纠纷解决程序、提高其纠纷解决能力, 打造有平台特色的纠纷解决中心。

纠纷解决的程序应当公布在平台网站上, 且内容详细、用词严谨、表达明确, 对想要诉诸平台解决其纠纷的当事人给予最大限度的指导。程序应当包含但不限于对以下事项的规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纠纷当事人可以请求平台工作人员介入纠纷;是否需要有介入前置程序的存在;当事人的举证规则——双方提交的证据数量限制以及不同证据的证明力说明;纠纷受理期限的限制 (类似于诉讼时效, 例如, 在双方交易结束后多少日不得再向平台纠纷解决中心提出纠纷解决的请求) ;裁决的执行方式;纠纷的解决期限 (类似于诉讼的审限期限, 即平台工作人员应当与多少个工作日内给出平台的裁决结果) ;若纠纷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于裁决结果不满意是否可以向平台纠纷解决中心提出上诉的申请;如果可以, 那么处理纠纷的人员平台是否会重新指派;平台的上诉机构是什么;上诉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程序裁决结果出来的多少个工作日内当事人可以向平台纠纷解决中心提出上诉的申请;对于被提请上诉的纠纷, 平台的工作人员又应当在多少个工作日内给予“终裁”。

平台纠纷解决能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纠纷解决中心的平台工作人员个人素质的提高。拥有公平、公正的理念是前提, 法学院毕业是基本, 有六个月以上在仲裁委员会做过仲裁员的实习经历或者工作经历有被优先录用的资格。

第二, 网购零售平台应当完善平台海外代购经营者的准入制度。网购零售平台应当制定严格的全球购商户申请认证标准、认证流程也应当更加谨慎, 网购零售平台作为网络交易服务的提供方, 通过平台设立的海外代购服务提供者准入机制, 保证代购者信用问题, 也便于在消费者权益收到侵犯时迅速确定相对方。

第三, 网购零售平台应当严厉打击刷信用评价的行为。网购零售平台店铺的信誉是海外代购业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都很关注的一项指标, 对于海外代购业务的提供者来说, 高信用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客户和更高的销售额, 于是就有店铺经营者想尽一切方法刷信誉。在网络购物过程中, 监管和约束商家刷信誉需要三管齐下。首先是技术层面, 网购零售平台对于商家所有销售数据都有记录, 如果某店铺销量激增, 信誉突然提高, 应对这些数据进行追踪和审查;其次是制度层面, 一旦监控到商家有刷信誉行为, 就对商家进行严惩, 予以关店处罚;最后要严厉打击为商家代刷信誉的机构和个人, 将监控到的数据提供给工商部门或者网络监控部门进行处理。

可喜可贺的是, 在不远的将来, 网购零售平台的店家刷网店信用的行为恐将触碰法律的底线。2015年3月31日, 商务部公布了《商品流通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表示, 交易场所内“禁止经营者自行或通过他人虚构信用评价”。这意味着, 网购刷信誉、虚构信用评价等手段将违法。

第四, 如果从事海外代购业务的经营者在网购零售平台旗下的商城开店, 在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网购零售平台应当有先行赔付的机制。国家法律对于网购零售平台也应当附加更多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 毕竟相对于消费者的追责能力和追责手段来说, 网购零售平台要强大太多, 网购零售平台对入驻其商城的商家有预先审查义务, 遇到售假贩假的商家要及时取缔, 消费者权益受损, 网购零售平台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

最后, 笔者想说的是, 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 需要消费者自身、网购零售平台、国家法律三方的共同努力, 消费者自身应当提高风险防范和维权意识, 国家法律应当出台规范条例扫除监管盲区, 严格代购者、网购零售平台的法律责任, 网购零售平台也应当明确自己的企业责任、社会责任, 完善网购有关的规则制定, 营造一个更好的网购环境, 以迎接一个新的全民网购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褚菲荭.海外代购的法律问题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15.07

[2]程楚.论网络海外代购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02

[3]陈姗冯梦楚.海外化妆品代购中的法律问题分析——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J].法制与经济, 2014.12

3.中国人的海外消费问题 篇三

(2012-04-18 23:01:11)转载▼ 标签：

杂谈

中国国际学校海外办学模式的成功探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作为中国教育国际化的践行者，五年来，中国国际学校不断探索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途径和方法，取得了一些具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

一、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国际学校教育国际化的探索

中国国际学校（新加坡）（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Singapore））成立于2006年9月。这是第一所由中国国内的民营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中国国际学校，也是中国教育机构在国外投资建立的第一所设有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主要从事基础教育的全日制学校。

中国国际学校（新加坡）的投资方是始建于1993年的北京汇佳教育机构1993年，汇佳教育机构兴办了北京私立汇佳学校。学校以“新型、高品位、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在课程设计、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积极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陆续在中国成功的开办了多所汇佳国际幼儿园、汇佳IB国际学校（小学、初中、高中）、澳大利亚——中国学校、汇佳中等职业学校、汇佳职业学院等各个层次的学校。汇佳学校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的成员校，与世界各国的不同层次、类别的学校建立了姊妹学校等友好合作关系。

十几年来，汇佳教育机构的幼儿园和小学，一直把双语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手段，将东西方文化融合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积累了培养学生快速提高中文运用能力的成功经验，建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听说结合，快速识字，广泛阅读，大量写作”的中文教学模式，使学生在语言学习的最佳年龄段形成中文运用能力。与此同时，幼儿园和小学还聘请了一批来自主要英语国家的教师为学生同步开设英文课程，使学生在英文的听、说、读、写各个方面都得到正规、标准的培养和训练，汇佳幼儿园和小学，把双语教育作为手段和载体，在语言教学中渗透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等元素，传达相关的知识。通过上述途径和方法培养的汇佳学生，可以成功地运用自己在中文和英文方面的语言优势，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从而理解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形成国际化的视野，建立开放性的思维。

汇佳学校的中学部，是中国大陆最早引进国际文凭课程（IB）的学校之一，将中国学校管理的经验和方法与国际文凭课程（IB）办学标准相结合，成功地培养出千余名国际文凭毕业生。历年来，汇佳50%以上的IB学生进入了世界排名100位以内的大学深造，其中不少人已经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自1995年以来，汇佳教育机构还陆续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建立了海外教育中心。取得了在海外办学的初步经验。这些宝贵经验为日后汇佳建立中国国际学校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6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新加坡政府经济发展局（EDB）基于丰富新加坡的国际教育资源、改善新加坡的投资环境的考虑，邀请汇佳教育机构在新加坡投资建立中国国际学校。学校的成立得到了中国和新加坡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中国教育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对于国内的教育机构在国外兴办基础教育的这一大胆尝试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新加坡中国国际学校是我国教育机构在境外建立的第一所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和国际课程标准，具有双语——双文化特色的国际学校。中国国际学校自建立之初，就完全依托新加坡的市场经济环境，完全遵照新加坡的法律的要求运作。学校采用了国际文凭组织（IB）的课程标准，突出双语（中英）——双文化（东西方文化）的特色。在依托汇佳教育机构的教育资源的同时，学校不断适应国外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环境。努力在教学和行政管理方面融合东西方文化传统，并以此作为学校办学的特色。

中国国际学校（新加坡）坐落在新加坡的中部，校园 占地面积4.5公顷，建筑面积 16121.3平方米，各种教学、管理、生活设施俱全。与新加坡现有的主要为在当地工作的本国公民子女提供母语教育的其他国际学校不同，中国国际学校并非侨民学校，学校的管理团队、教师和学生的构成具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目前学校有来自30余个国家的在校学生400余人，其中大部分为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士的子女；其中父母均非华裔的“洋娃娃”达到一半，纯华裔的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40%。中国国际学校的幼儿园和小学，非华裔学生的比例更是高达80%。学校的管理团队由来自不同国家的资深管理人员组成，其中非中国籍管理人员占管理人员总数的75%以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团队。学校现有教职员工60余名。分别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运用英文教学的教师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要英语国家；运用中文教学的教师主要来自中国大陆。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新加坡本地教师、员工承担教学和行政管理、总务勤杂等工作。

新加坡中国国际学校以双语（中、英）——双文化（东方、西方文化）为特色使用IB（国际文凭）标准课程。在新加坡现有的国际学校中，中国国际学校是唯一一所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且中英文课程设置各占一半的学校，是唯一一所配备中英文双班主任的国际学校，也是唯一一所直接采用中国国内学校的语文教材讲授中文课程的学校。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汇佳教育机构在引进、整合国外优秀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开始了让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大胆尝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二、新加坡中国国际学校境外办学的成功实践及其意义

作为第一个中国教育境外办学的尝试，从某种意义上看，对于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国际学校取得的一些阶段性的成果，积累的一些经验，具有启发性。中国国际学校几年来通过基于国际标准的双语——双文化的为特色的课程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特色，实现了在吸收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资源的同时，让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目标。

（一）双语——双文化课程，凸显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以独特方式，顺应了国家文化战略的要求，扩展了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由于历史等原因，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当前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经济地位的增长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国国际学校的双语——双文化的教育实践，对于扩展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途径。

目前，中国国际学校的幼儿园每班学生分成A、B组，轮流由来自中国的中文教师用普通话教学和来自欧美国家的英文教师用英语教学，同时在幼儿园的主题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儿歌、游戏、手工等环节帮助幼儿学好中文。小学已建立一套关于中文学习循序渐进的教学目标：学习中文——用中文学习——通过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了解现代中国。学校安排通过国内普通话等级证书的教师训练学生发音，帮助学生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汉语。还根据学生不同中文程度，实行分级教学。其中高级课程和国内小学完全同步，中等课程也与海外母语为中文的侨生水平相同，基础较差的学生则进行专门辅导。

中国国际学校的孩子们不仅系统学习标准的中文，还在平日教学活动中接触到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课堂上，寓意深远的成语故事、活泼好玩的木偶戏、动听的民俗传说等中国文化让学生意犹未尽。教室里，每个标识、每幅壁报都是中英文书写，使学生随时置身中英文双语环境。

作为重要的教育元素，中国文化也渗透到中国国际学校的非语言课程当中。在设计教学主题时，中英文教师共同参与，将东西方文化不同背景下对同一教学主题的多样理解结合起来。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中国，学校开设了武术、中国画、中国剪纸、手工等课程，甚至还为热爱中国文化的家长举办了中文俱乐部。为了使中国国际学校的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现代中国，作为一项教学活动，学校组织了“中国文化之旅”游学活动，安排学生到中国北京汇佳教育机构的姊妹学校进行短期学习和交流，参观中国的名胜古迹，到中国同学家庭居住、生活，使学生获得对于中国文化的亲身体验。

中国国际学校双语——双文化课程以其独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影响：

1、培养了一个知华、爱华，具有国际视野的外籍学生与家长群体。

伴随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升，许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中国国际学校，让孩子从小学习中文，接触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不少对中国深有感情的欧美国家的家长十分认可中国国际学校的理念，如一位曾在北京工作过5年的芬兰家长将4个孩子全部送到中国国际学校。此外，还有不少新加坡本地居民和投资移民，希望自己孩子在“通商中国”的发展走势中占据先机，其中部分家长已着眼于未来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城市进行投资，因此也在四处寻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学校，中国国际学校于是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

学校双语——双文化的课程体系和教育特色吸引了一批来有识之士以各种形式参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一个认同中国教育国际化目标的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培养了一个知华、爱华，具有国际视野的外籍学生与家长群体。这些外籍人士，自觉自愿地担当了传递理解和友谊的“民间大使”。他们对中国在感情认同中国，在理性上认可，渴望客观、公正地理解有关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敏感问题，不抱种族和意识形态偏见，愿意聆听来自中国人民的对于上述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2、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理解中国文化的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留学人才，为国内学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未来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不少家长和学生意识到，出国留学是成为国际化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留学热”和“留学低龄化”一直在持续升温，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但是，随着出国留学热的升温，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现象。由于缺少双语——双文化的环境，一部分留学生特别是低龄留学生在成长阶段在急于融入留学目的地国的文化的同时，与中国渐行渐远，以至于成了黄皮白心的所谓“香蕉人”，同时由于缺少正面的引导和约束，出现了一些所谓“小留学生问题”，引起了相关家庭的矛盾与冲突，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中国国际学校通过双语——双文化课程，使学生在理解西方文化、融入国际化社会的同时，保留和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使这部分学生在海外继续保持着与国内学生同步的中文水平和文化理解。中国国际学校的针对“小留学生”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措施，帮助国内的低龄留学生较快地适应了在海外的国际环境。这些学生学贯中西，身居海外，心向祖国。在懂中国、爱中国。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美德的同时，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通晓国际规则，具有比较、借鉴的能力。这批有中国心和国际理解的中国留学生。待他们完成学业、报效祖国之时，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坚力量。

3、影响了一批华裔家庭。培养了华裔学生和家庭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对于非华裔学生和家庭的影响外，中国国际学校双语——双文化教育特色为海外华人、华裔学生打开了一个学好中文，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目前，在国外，中国移民后代的中国文化严重流失已成为普遍现象。即使孩子在家里说中文，但在英语为主导的社交圈中，孩子的中文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在流失，对中国文化的感觉就更为遥远。这一文化流失的趋势引发了许多海外华裔父母的忧虑和强烈关注。中国国际学校的双语——双文化课程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这些华裔家长希望学校教育能扭转这一局面。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香蕉人”，而是从小打下中文教育基础，不仅掌握中文交流技能，也能找到文化之根。然而当地其他的国际学校开设的中文兴趣班把中文视为第二语言，学习时间明显不够；新加坡当地的华文学校也很难教授给孩子纯正的中文和英语。经过广泛考察和反复对比，不少华裔父母选择了中英文教学并重的中国国际学校。在他们看来，通过独具特色的中英文双语教学，孩子们能在小学阶段打下良好的中文基础。而且，中文学习对开发孩子的智力非常有好处。中国国际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赢得众多华裔学生家长的认可和赞誉，特别是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华裔父母对此体会得尤为深刻。不少家长表示，中国国际学校所提供的，恰恰是自己找到了过去寻找了很长时间的国际化教育。

（二）树立了中国国际化教育的品牌，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国际化教育的形象，提升了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 短短几年，中国国际学校通过双语——双文化教育，以其特有的形式，展现了一幅鲜活立体的既古老又年轻的开放的现代中国和中国教育的形象。

近年来，有业内人士提出了“中国教育逆差”的问题，指出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教育经济是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改革开放30年来，这个逆差额一直是在持续增长。这种“逆差论”较多地是注意到教育的经济收益上。其实，这种“逆差”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第一，从留学人数看，国内到海外留学的人员数量远高于海外来华的留学生数量；第二，教育项目数量看，从国内引进的国外院校的合作办学项目数量远高于国内教育机构到境外办学的项目数量；第三，从教育的影响力看，中国教育对海外的影响力大大低于以欧美国家为主的西方国家教育的影响力。基于上述三种表现形式，中国教育的这种“逆差”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基于上述背景，在一定意义上看，中国国际学校的成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教育从简单的引进，开始转化为引进——借鉴——吸收——再创造——输出的过程，中国从单方向的教育服务的引进国，开始转化双向的为教育服务引进——输出国。目前，中国国际学校在新加坡，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在新加坡，中国国际学校已成为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中国国际学校的双语——双文化教学优势，也引起了当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界同行和本地媒体关注，不少当地学校以各种形式与中国国际学校进行交流，希望借鉴有关的经验。作为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排头兵，中国国际学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向当地社会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同时努力呈现了当下中国的形象与气度。可以设想，随着中国国际学校的壮大、繁衍，在国际教育领域必将形成一股代表着中国教育形象的最活跃的新生力量，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建立了基于国际标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形成了符合国际规则的办学的模式，实现了中国教育境外办学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中国国际学校的办学实践以其特有的方式，为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作出了贡献。

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二是遵循国际通行的运行模式和规则。此前，中国教育在海外虽然有政府背景下的某些教育援外项目、联合办学项目等，但基本上都是由国家出资、不计成本进行推广的，不属于真正意义商的教育服务贸易范畴。其教学内容尚未与国际公认的标准一致，其运行模式尚未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因此，即使这些项目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但终究难以在WTO的规则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保持自身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往往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局面。

与上述项目不同。几年来，在取得教育成果的同时，中国国际学校也得到了宝贵的境外办学经验，形成了基于国际标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强调文化交融的课程体系和适应市场经济、符合国际惯例的办学模式，实现了教育资源的良性循环。

就采用国际标准而言，中国国际学校自建校之初，就采用了国际文凭组织（IB）的国际标准进行教学管理，引进了IB的课程管理模式。充分运用了IB几十年的教学研究成果和学校管理经验，使学校在较短时间内就迅速达到了同类国际学校的水平。学校的双语——双文化特色，也是建立在IB国际标准的平台上，其办学资质和教学水平，得到了国际教育权威机构的认可，也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在此基础上，学校完全凭借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有着众多国际学校竞争的环境下占有了自己的位置。就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而言，新加坡具有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环境，法制也十分健全。几年来，中国国际学校的完全建立在新加坡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学校采用市场经济模式运作。学校不断明确、调整自身的市场定位，依据教育规律和市场需求设置课程，形成教育特色，参照市场的反馈不断改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调整学校的各项政策和课程。

建校以来，中国国际学校逐渐探索并形成了适应国外环境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套符合国际标准和法制环境，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管理制度，已经建立起与国际环境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教学管理体系和教育资源体系。学校的人力资源的国际化和本地化程度不断提高，建立了适应国际人力资源市场的教职员选聘、培训、绩效考核制度，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适应国际化教育的国际化的师资和管理队伍。学校的教学资源供给、校车、餐饮、环境治理、设备维修、校园维护等后勤管理环节都充分利用了本地资源，采取了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专业公司承包、合同管理等形式，实行社会化、专业化和本土化管理和经营。目前，学校已经在完全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平台上实现了收支平衡。教育资源实现了国际化，各项教育支持系统实现了社会化、专业化和本土化，为学校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加坡中国国际学校的建立，还实现了汇佳机构海外部分和国内部分的良性互动。新加坡中国国际学校在分享汇佳国际化教育几十年的教育资源、办学成果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境外的各种国际化资源，协助推进汇佳机构其他成员单位的国际化教育项目的开展。汇佳教育的海外部分和国内部分相互进行了包括师资互派、轮训，信息共享，教育资源共享等多种形式的协作与交流。这为探索国内学校成分利用国外资源，与境外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国国际学校符合国际标准的课程体系和遵循国际规则、符合市场经济环境的运作模式的建立，以制度、程序、标准等形式，将中国国际学校的办学实践固化下来，具有规范化、标准化、可操作、可复制的特点。由于它完全建立在国际公认的法制环境和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上，因而同时具有了依靠自身进行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可以设想，在其他类似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建立一批采用这一体系和模式的同类项目，这对于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探索国内同类教育的国际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前景展望

4.中国人的海外消费问题 篇四

“中国大企业”是指在中国行业/市场位居前列的本土企业，“海外战略”主要是指它们在中国(含港，澳，台)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从事生产类、研发类投资活动的战略。我们主要采取案例方法来分析、比较和研究，案例企业为15家，分别是：海尔集团、TCL集团、海信

集团、华为技术、京东方、华立集团、中国华源集团、中石油集团、中海油集团、万向集团、金城集团、上海电气、首钢集团、中色建设集团、宝钢集团。

一、首次海外投资的状况与分析

首次海外投资是指企业在国内经营的基础上，第一次跨出国界，在其它国家和地区从事生产类、研发类投资活动。这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在企业所在国的范围内进行，虽然有不同程度上的国际化经营活动(产品出口、引进外资、国际技术合作等)，但是在此之后，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将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展开，企业处在一个战略转型的时期。这次战略转型是从国内经营转向跨国经营，对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和问题，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重大挑战。

分析首次海外投资时的企业状况，其主要目的是：揭示企业首次海外投资的基础和条件，说明海外投资活动对企业资源和能力的新要求，分析国内经营与跨国经营的战略差别，为仍在国内经营的中国企业制定海外战略提供借鉴和参考。

首次海外投资时的企业状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描述：国内业务状况(行业/市场地位、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国内跨地区经营活动等)，在国内进行的国际化经营(引进技术、合资合作等)，主要产品的出口状况等。

(一)首次海外投资的状况

海尔集团。1996年8月，由海尔控股(其中海尔投资绝大部分是以技术和设备形式投资)的海尔·莎保罗有限公司在印尼正式注册开张。这是海尔在海外的第一家分厂。在此时或之前，海尔集团产品范围涉及到电冰箱、冷柜、空调、洗衣机等白色家电领域。早在1991年，海尔电冰箱成为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国产金牌，当时中国家电业唯一驰名商标，此后一直占据中国市场第一的位置。1995年12月，海尔集团首次跨地区经营，收购武汉蓝波希岛公司60%的股份，生产冰柜和空调产品。在国际化合作方面，海尔集团在初期的全套生产设备和技术从德国利勃海尔公司引进，当时电冰箱产品的注册商标就是“琴岛----利勃海尔”。1991年，海尔与日本三菱重工成立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空调产品。其后，海尔还与日本松下电器合作，生产洗衣机等产品。在产品出口方面，早在1992年，海尔电冰箱等产品就以当地品牌的方式进入印尼市场，并受到经销商和消费者的欢迎。1995年7月，海尔在香港成立贸易公司，开始向东南亚、欧洲、美国、日本等地出口电冰箱、洗衣机等产品。1996年，海尔集团销售收入61.6亿元，利润3.1亿元，1997年，海尔空调在中国的产销量与格力、春兰并列第一。

TCL集团。1999年10月29日，TCL(越南)有限公司成立，TCL以设备出资，从中国进口散件，组装彩电、当地销售。这是TCL集团的第一次海外投资。在此时或之前，TCL集团在国内拥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历，1981年，与港商合资成立“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生产录音磁带。1985年，与港商合资成立“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电话机。1996年，TCL集团注资1.5亿港币控股香港陆氏集团在虹口的彩电生产基地。1998年，与台湾致福集团合作，成立TCL致福电脑有限公司。在国内跨地区经营方面，1997年，TCL与河南美乐集团合作，成立“河南TCL—美乐电子有限公司”，生产TCL彩电。1999年，原内蒙古彩虹电视机厂无偿划拨给TCL经营，内蒙古TCL王牌电器有限公司成立，生产TCL彩电。1999年，TCL斥资控股北京翰林汇软件产业公司，进军信息产业。在主要产品市场地位与出口方面，TTK录音磁带当年畅销全国。TCL电话机于1989年成为国优产品，1993年占领中国电话机市场60%，居第一位。并出口到美国、欧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3年，TCL在香港成立贸易公司，从事电话机、彩电产品的出口业务。1997年，TCL彩电位于中国市场第三位。2000年，TCL海外营业额为5.14亿美元。在国家经贸委公布的2000年国家重点企业排序名单中，TCL以110亿元的总资产列第84位，以178亿元的销售额列第27位，以13.3亿元的利税列第33位。

海信集团。1996年10月，海信拥有60%股权的海信(南非有限公司)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开始运营，投资规律79.5万美元，是海信第一个境外带料加工生产型企业。在国内跨地区经营方面，当时的海信集团主要在山东省内经营(青州、临沂、肥城、淄博等地)，1996年11月，才在贵阳市从事电视机生产。在国际化经营方面，1984年引进日本松下电器的彩电技术和设备，1993年合资组建青岛AT&T通讯设备公司。在产品出口方面，早在1993年，海信的电视机产品就以整机方式出口到南非等地。在行业/市场地位上，1996年海信集团的彩电位居山东省第一位，全国前三甲之外。

华为技术。1996年，华为与李嘉诚旗下的香港和记公司开展交换机业务，这是华为大型交换机从国内走向国际的第一步，标志着华为开始进军国际电信市场。早在1993年，华为在美国硅谷设立研究所，从事技术情报的收集、芯片开发等业务。1995年，华为在北京成立研究所，从事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研制。1996年，华为在俄罗斯设立办事处。华为技术在1995年销售额达到14亿元，全国电子行业百强企业排名第26位。其自主研制的大型交换机设备C&C08机在中国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

京东方。2001年11月23日，京东方收购了韩国现代旗下HYNIX的STN—LCD和OLED业务45%的股权，开始进STN—LCD和OLED显示领域。这是京东方海外投资的第一步。在此之前，京东方在国内与多家外国公司合资合作。1993年京东方成立时，就持有原北京电子管厂所拥有的“北京松下”的股权，从事CRT产业。其后，京东方先后与日本旭硝子、日本端子、日本日伸等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建立起为CRT产业配套的零部件产业。1999年京东方与冠捷科技合资的北京东方冠捷的显示器生产线正式投产。在跨地区经营方面，1998年12月，京东方通过业务整合和股权收购，在浙江省组建“浙江京东方”，进入VFD(真空荧光显示器件)显示领域。2001年，京东方主营业务收入为26.84亿元，总资产40.33亿元，净利润6,025万元。

华立集团。2000年，华立集团在美国加州硅谷地区设立独资企业----华立控股(美国)有限公司。同年10月，华立在泰国曼谷设立华立泰国电能表生产基地。这两个投资项目在一年内进行，是华立集团海外投资的第一步。在国际化合作方面，早在1989年，华立就与意大利的一家企业合资，生产铜箔板，这是当地第一家合资企业。1999年，华立与以色列电表生产商尼科斯公司合资成立“浙江华立尼科斯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电子式电表。在跨地区经营方面，华立集团制定并实施了“西进战略”，1999年，华立先后收购重组了国内“重庆川仪”和“恒泰芒果”两家上市公司，分别更名为“华立控股”和“华立科技”，从事植物制药、计量电表和电力自动化业务。在产品出口方面，华立早在1990年成立浙江华立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集团产品的出口业务。1997年设立海外事业部，成为国际化战略的业务平台。在行业/市场地位上，华立集团的电能表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位居第一位。

华源集团。1997年，集团所属华源家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和尼日尔两国复交的契机，联合当地一家公司收购了尼日尔最大的纺织印染联合企业，组建了合资经营的中国尼日尔纺织印染联合企业，总投资300万美元，中方持股80%。主要生产纺蜡花布，产品占当地市场份额的80%。这是华源集团的第一次海外投资。中国华源从其创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学习和吸收国际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并积极地同杜邦、巴斯夫、赫斯特等世界著名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而在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为自身开展跨国经营找到了可资借鉴的榜样。在产品出口方面，在1993年时，中国华源的进出口总额只有5800万美元，到1997年就上升到近4亿美元，是上海市最大的进出口公司之一，在全国进出口行业名列前茅。

中石油集团。1997年，中石油以产品分成方式，在苏丹组建大尼罗石油作业公司，并接管了当地1.2.4区作业权。1997年9月，中石油购买了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油气股份公司60.3%普通股股份，并获得该公司所属油田的开采权和经营权。这两个项目是中石油海外投资的第一步。在此之前，中石油主要在国内多地区从事石油勘探和开发业务。海外石油开发作业自1993年开始，到1997年，涉及的国家主要有泰国、加拿大、秘鲁、苏丹、委内瑞拉等。中石油在海外的油产量，1997年只有52万吨。在中国，中石油是最大的石油天然气企业。

中海油集团。1994~1995年，以1.9亿美元的价格从ARCO/日本石油公司手中收购马六甲海峡合同区39.51%的权益份额，获石油储量1640万桶。在此之前，中海油主要从事国内海域的石油勘探和开发。到1998年海外产量仅占2.63%。但在国内，中海油是最大的海上石油开发企业，在石油行业排名第三位。

万向集团。2000年4月，万向集团以42万美元的现金收购美国舍勒公司，获得该公司的设备、品牌、技术专利及全球市场网络。这是万向集团海外生产性投资的第一步。在此之前，在产品出口方面，早在1984年，万向集团的万向节产品就开始出口美国；1986年，万向被政府定为全国万向节行业中唯一的出口基地，产品出口到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1987年，万向产品进入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等18个国家的市场，当年创汇230万美元。在海外销售机构设立方面，1994年，万向在美国注册成立万向美国公司，从事市场信息、万向产品分销业务。1995年，万向美国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50万美元；1996年初，成立万向欧洲公司、万向南美公司，主要从事万向产品的销售业务。当年，万向海外销售收入突破1000万美元：1997年7月，万向收购英国AS公司(在欧洲市场上以销售各类轴承为主的营销公司)60%的股份，以扩大万向产品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当年，万向海外销售收入达到2000万美元以上。在国内行业/市场地位上，万向集团的万向节自90年代一直在中国市场居首位，市场占有率高达50%以上。

金城集团。1996年10月，中国首家摩托车境外合资企业——金城哥伦比亚公司成立，金城集团投资100万美元，占50%的股份，利用金城集团的设备和技术、零落件，在哥伦比亚生产销售摩托车。在此之前，在产品出口方面，1987年向美国出口小发动机曲轴连杆，创汇15万美元；1988年，首批530辆金城摩托车打入国际市场；1990年，出口创汇106万美元；1995年，摩托车出口居同行业第二位。在国际技术合作方面，引人注目的是，1993年，与巴基斯坦自行车厂签订摩托车制造技术出口合同，开创同行业技术出口先河。在国内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1985年引进日本铃木公司摩托车制造技术和设备；1994年，与马来西亚金狮集团合资成立南京金城机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800万美元，为同行业最大合资项目；同年，中日合资的南京金城铃木摩托车有限公司成立，中国首条摩托车发动机智能化柔性生产线投入使用，由美国厂商承制，居世界先进水平。金城集团在国内没有从事跨地区经营，在行业/市场地位上居前三位置。

上海电气。2002年，上海电气联合香港晨星集团投资900万美元，以对半股比收购了日本老牌印刷机制造企业秋山公司(Akiyama Intern’s w)，这是上海电气的第一次海外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电气先后与包括美国的西屋、开利，德国的西门子、ABB，日本的三菱、日立，法国的施耐德、阿尔斯通等在内的百余家著名的跨国公司合作，建立了125家合资企业。

首钢集团。1988年4月,首钢在准备收购美国麦斯塔公司时,为了避开风险,先在美国注册成立了独资公司——宾州首钢机械设备公司。1988年7月,首钢以宾州公司出面投资34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麦斯塔(MASTA)工程公司70%的股份。这是首钢集团的第一次海外投资。在此之前，1978年开始,首钢借改革开放的东风,陆续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方式主要采用:软件引进、购置二手设备加以现代化改进、合作设计与生产。1985年3月,首钢与瑞典康泰尔公司等在北京办了第一个合资企业----首钢康泰尔公司。从此,首钢在国内陆续办了许多中外合资企业,从中了解了外国企业的管理特点,取得了国际合作的经验,并培养了大批人才。首钢产品1980年第一次出口,当年创汇120万美元;到1987年出口额达670万美元,主要是钢铁产品。80年代初,首钢的高炉喷吹煤粉、顶燃式热风炉技术实现了向国外出口。首钢的出口产品从单一钢材扩大到机电产品及成套设备。到1988年，首钢集团位于中国钢铁业第三位。

中色建设集团。1995年，中色集团在泰国成立泰中公司，致力于有色金属资源的再生利用，回收当地废旧汽车电池，提取铅合金后销售给蓄电池制造商。这是中色集团第一次海外投资。在此之前，1983年初组建时，以劳务输出为主，承接的业务以民用建筑为主。80年代后期，公司逐渐向“以有色金属工业项目为主、以工程承包带动资源开发和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向转移。发展成为“以技术出口为龙头，以设计带动成套机电设备材料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工程总承包公司。9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通行的融资承包模式的兴起，中国有色集团在海外工程项目的建设中逐步形成了以矿产品偿还承建项目贷款的经营方式，不断扩大工程承包市场份额，同时积极向资源开发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各个领域拓展。

宝钢集团。2001年8月，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各出资3800万美元，合资在巴西组建宝华瑞矿山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铁矿石业务，年产能力为800万吨优质铁矿石，其中600万吨供应宝钢和中国市场，这是宝钢海外投资的第一步。众所周知，宝钢集团是引进日本钢铁制造技术建立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宝钢产品开始出口，至2003年，累计出口钢材1600万吨。宝钢的核心产品——汽车钢板国内市场占有率为50%以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宝钢在海外设立经营机构，陆续在日本、德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南非、新加坡、香港、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公司，从事钢铁产品、冶金原料、远洋运输、工程装备等业务。宝钢集团是中国钢铁业最大的企业。

(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三种类型

我们早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案例研究•理论探索》一书中指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几乎全部属于后发展型，所谓后发展型的主要特点有：一是该类企业开始国际化时，其行业的国际市场中已充满了跨国公司，即后来者特征；二是该类企业的核心技术主要是从外国引进的，即技术依赖者特征。上述案例企业第一次海外投资的状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论点。

在后发展型国际化中，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常规型、开放型和转折型。其划分标准是，依企业产生及其国际化路线和所处的若干环境因素，而导致的行为差异对后发展型可进一步细致划分。这些因素是：①体制因素，主要是指经济开放度；②企业所在行业的国内资源和市场状况；③后发展特定因素。

三种子类型的具体特征如下：

①常规型。主要是指经常开放度较高，行业所需的生产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国内条件较好的情况下，企业建立后，虽然有外国产品的竞争，但还是一步步地发展壮大，并随着企业的成长和市场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开始国际化，其跨国经营进展也是循序渐进的。例如海尔集团、TCL集团、海信集团、华为技术、万向集团、金城集团、华立集团、宝钢集团。

②开放型。主要是指在经济开放度较高，行业所需生产资源国内缺乏、产品的国内市场有限的条件下，企业从初建时起就在某些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有较高的国际化程度，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在有些方面还逐渐增加。例如京东方、华源集团、上海电气、中色建设集团。

③转折型。主要是指企业在经济不开放的条件下建立并发展壮大到相当规模和实力，当国家经济转为开放后，企业才开始其跨国经营。这类企业有以下特征：(a)企业是在经济不开放的条件下建立并发展壮大的；(b)企业所在的国家是从经济不开放走向经济开放的；(c)当企业开始跨国经营时，其规模和实力较一般企业要大得多。中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均属这一类型，如首钢集团、中石油集团、中海油集团。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上述类型的划分及不同特征，我们绘制下面的图表来进一步阐述。

图1：后发展型国际化路线

图1中，横轴表示企业所在行业的开放程度，竖轴表示企业的规模和实力。B→B′→B″表明是常规型，C(C′)→C″表明是开放型，而A→A′→A″则表明是转折型。其相互不同的特征已形象地表示出来：①企业建立时的环境不同，常规型和开放型企业建立是在经济开放条件下，而转折型企业建立是在经济不开放条件下；②国际化经营的起点不同，常规型企业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地开始国际化经营，开放型企业是在企业建立不久，甚至是企业建立的同时，“提前”开始国际化经营，而转折型企业是在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和实力后，“才”开始国际化经营；③国际化经营的路线不同，常规型是随着企业规模和实力的增加，不断提高其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开放型是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来发展和壮大企业的规模和实力，而转折型的企业规模和实力与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相互促进发展。

二、海外战略与目标

从总体战略角度来看，海外战略虽是地域战略的一种类型，但海外战略本身又可以分海外领域战略和海外地域战略，海外领域战略是指企业在海外从事什么业务，不从事什么业务，以及如何从事这些业务，海外地域战略是指企业在海外的哪些国家和地区从事业务，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顺序如何，在从事业务经营的国家和地区中，哪些国家和地区可纳入某个产业价值链中。

在本部分，我们主要讨论中国大企业的总体战略及其海外战略与目标。

(一)海外战略与目标

海尔集团。总战略目标是：世界级的企业和世界级的名牌。1997年正式提出国际化战略，具体目标是三个三分之一：国内生产、国内销售占1/3，国内生产、国外销售占1/3，国外生产、国外销售占1/3。

TCL集团。1999年，李东生发表《我们的目标：创建世界级的企业》，正式提出向世界级企业迈进的口号。2001年6月，TCL集团成立“增强国际竞争力实施方案”工作组，着手制定集团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标志着TCL集团由机会驱动到战略驱动的真正转变。TCL集团确立了多媒体、移动通信、信息和电工四个产品集群，并且义无反顾地进入国际化操作。2003年10月宣布，在3~5年内，使彩电和通信产品跻身全球电子业前5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电子制造商。争取2005年，TCL集团整体销售额达到700亿人民币，实现利润150亿；在2010销售额达到1500亿人民币的规模，同时逐步建立我们的经营网络。为此，TCL制订了一个“龙虎计划”，具体内容是：TCL旗下的多媒体电子、移动通讯终端产业要在3-5年时间内进入世界前五强，此为“龙腾四海”。而在家电、信息、电工、文化产业领域，用3-5年时间，进入国内一流企业行列，此为“虎跃神州”。

海信集团。海信自从1994年成立时提出“把海信建设成为世界知名的跨国大公司”的战略目标。在战略上分三步走：第一阶段(1994-2000)，成为中国名牌；第二阶段(2000-2010)，走国际化发展之路，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品牌，到2010年销售收入过千亿元，国外收入达到国内收入的1/3，即达到40亿美元；第三阶段(2010~2020)，基本实现全球化经营，成为世界著名的互联网终端设备以及增值服务的提供商。2000年，海信明确提出了要成为国际化大公司的目标，创国际名牌成为集团重要的战略目标。海信集团的国际化战略是，将海信品牌发展成为世界市场上的知名品牌，让大多数的海外消费者认识海信品牌，接受海信文化，使用海信产品，享受海信的优质技术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支持海信的发展。

华为技术。1998年制定的《华为基本法》第1条指出：“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

2004年的具体目标是：海外市场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40%。

京东方。总战略目标是：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盈利能力跃居同行业前列(净资产利润率达15%以上)；成为显示领域的世界级企业，其中至少3个品牌产品市场占有率国内排名第一，全球排名前三名；“BOE”成为一个高科技的、受人尊重的世界品牌。

华立集团。在题为《WTO与华立对策》的华立21世纪国际化战略纲要中，华立在21世纪前10年的发展目标之一是：将华立从一个完全中国式的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跨国公司，真正实现资源(人力、市场、技术、资金)的配置全球化。华立21世纪国际化战略目标是：在全球各地投资建设制造基地，生产和销售华立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稳定区域性市场，至2010年达到两个50%：50%在国内，50%在国外(市场资源)；到我们需要获取资源的地方，投资建立窗口，打通接口管道(获取技术、人力和资金资源)。

中国华源集团。中国华源集团从创业伊始在战略上就有一个定位：外向型、跨国经营，成为能代表中国现代大企业形象与水平的“国家队”。自1999年以来，按照“以现代科技重塑中国华源”的战略，并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方针，集团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转型和大调整，确立了优先发展大生命产业、优化发展大纺织产业、积极培育功能性产业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部署。

中石油集团。1988年，中石油制定了“三大战略”：一是“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战略；二是国际化经营战略，在海外建立石油生产基地；三是多种经营战略。1998年，明确提出实施“五大战略”：一是整体发展，二是持续重组，三是低成本发展，四是技术创新，五是市场营销，强调在站稳国内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发展跨国经营，增强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2001年，集团提出的新的总体发展战略是：全面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具体目标是：到2010年，原油产量1.33亿吨，天然气产量700亿立方米，原油加工量1.6亿吨，成品油销售量1亿吨，化工产品产量300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830亿美元，基本具备跨国石油公司和复合型油气供应商的一般特征，保持国内主要油气供应商和国际石油公司前十位的竞争地位。

中海油集团。在2008年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能源公司，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国际一流的综合能源公司。具体目标是：2008年，油气生产总量达到5880万方，其中海外权益产量为1600万方；2010年，油气生产总量达到7518万方，其中海外权益产量为2000万方，占26.6%。

万向集团

努力建成名副其实的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和最有优势的中国制造业基地，在此基础上实现“省内10强----国家100强----国际1000强”、“省级集团----国家级集团----跨国集团”的两个“三级跳”的战略目标。

金城集团。1996年，金城集团树立了“建世界级企业，创世界级名牌”的跨世纪奋斗目标，力争在不远的将来把金城建设成为拥有航空产品、摩托车及汽油机、民用液压机电产品、第三产业等四大支柱并举的跨国集团公司。

上海电气。在未来发展中，上海电气集团将以增加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实施“产业集约化发展、技术高端化提升、资源全球化集成”三大战略，做强上海电气品牌，将公司建设成为中国第一、国际一流的装备制造业大集团。

首钢集团。首钢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瞄准“全球500大”目标的企业，1992年她已经开始与美国《财富》杂志联系，做上榜准备。

中色建设集团。2000——2001年中国有色集团与中国投资发展促进会合作完成了《海外有色金属资源开发战略研究报告》，制定了以海外资源开发为主题的“十五”规划。2003年，中国有色集团进一步提出了“一二三”新的发展思路，其主要内容有：一个目标(“突出主业，做强做大”，保持和发挥排头兵的特色与作用)、两条战线(以海外铜、氧化铝资源为两条开发主线)、三个工作地区(中南部非洲、周边国家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矿业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市场定位是：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长期可靠的海外矿产资源基地，同时实现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产业定位是：海外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和国内外工程总承包。产品定位是：国内紧缺的有色金属资源特别是铜、钴、氧化铝、锌资源。地域定位是：周边国家、中南部非洲等资源密集地区或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矿业资本市场发达国家。功能定位是：发挥自身优势，牵头组织国内企业联合起来“走出去”，实现共同发展。

宝钢集团。自2003年6月，宝钢开始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即国际化战略、钢铁精品战略、适度相关多元化战略和资本经营战略，力求在2010年直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战略目标是在5年内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钢铁企业——“世界一流的跨国集团”。到2010年，销售收入达到1500亿元，钢铁主业综合竞争力进入世界同行前三名。

(二)简要评论

针对对上述案例企业的海外战略与目标，我们不难分析出以下特点：

1、总体战略的“雷同化”

明确提出“建世界级企业”的企业有：海尔集团、TCL集团、海信集团、华为技术、京东方、金城集团、上海电气和宝钢集团共8家，占案例企业的50%。其中，华为技术提出“世界领先企业”，上海电气提出“国际一流”，宝钢集团提出“世界一流”。这表明，中国大企业作为后发展型企业，其战略主题是追赶，“世界级企业”成为中国企业家的梦想。

2、业务定位的多样化

在“世界级企业”目标下，海尔集团并未阐明其主要业务，表明它坚持多元化战略的决心；TCL集团确定了五大产业群，阐明了自己有限多元化的范围，但“虎计划”中的文化产业，目前并未显现出来；海信集团的业务定位并不明确，在2010年之后实现的互联网终端设备业务，在目前仅有电脑等少数产品；华为技术明确定位在电子信息领域设备供应商，同时决不进入信息服务业，把“不做什么”体现在企业战略中，在中国是很罕见的；京东方明确定位在显示领域；华立集团没有明确的业务定位；中国华源集团确定了三大产业群；中石油集团定位在石油行业；中海油集团定位于综合性能源公司；万向集团定位于汽车零部件及其它制造业；金城集团明确了四个子行业；上海电气定位在装备制造业；中色建设集团定位在铜、铝等有色金属资源的开发；宝钢集团主业仍定位在钢铁业。

3、海外战略与总体战略关系的协调性

案例企业均把海外战略融入总体战略之中，体现了海外战略与总体战略之间关系的协调性。50%的企业把海外销售收入占集团总销售收入的比例作为一项具体目标，但另有50%的企业并非这样，例如京东方、华源集团、中石油、万向集团、金城集团、上海电气、中色集团、宝钢集团，这表明上述协调性并不彻底。

4、有些企业缺乏相对独立的海外战略

虽然海外战略是总体战略的一部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如果没有制定相对独立的海外战略，则海外业务的成效就会难以衡量，从而影响总体战略绩效。因此，中国大企业要发展成为跨国公司，除制定总体战略，把海外战略融入总体战略之中外，还有必要制定相对独立的海外战略。海尔集团、万向集团等企业的做法值得借鉴。

5、海外战略制定与首次海外投资活动之间的相关性

由于缺乏完整的资料，我们暂时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这种相关性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战略先行，首次投资在后，例如海信集团、华源集团、中石油集团；二是战略制定与首次投资同步，例如海尔集团、华立集团、金城集团；三是首次投资在前，战略制定在后，例如TCL集团、华为技术、中色建设集团、宝钢集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华源集团在1992年创立时就确定了跨国经营战略，但直到1997年才实施首次海外投资；中石油集团在1988年就有国际化战略的提法，但同样是直到1997年才实施首次海外投资。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模式

在上述海外战略与目标的讨论中，案例企业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成为代表中国实力的跨国公司。那么，企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何成长为跨国公司，这一直是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其结论并不适用于后发展型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我们在1999年出版的《华人跨国公司成长论》一书，提出了基于华人跨国公司案例研究的“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理论”。在此，我们首先对上述内容进行介绍和说明，然后对照本项研究中案例企业的实际对外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和评论。

(一)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的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许多观点各异的跨国公司理论。

1、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19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Stephen H.Hymer)以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完全竞争的基本假定和产业组织理论，首先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拥有的技术与规模等垄断性优势，是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垄断优势的产生在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与垂直一体化经营。美国跨国公司拥有三类垄断优势：一是来自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如产品判别、商标、销售技术与价格控制等；二是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包括专利与专有技术、融资、管理技能等；三是企业拥有的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

该理论解释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决定性因素，以及产生这些条件的原因所在。

2、维农的产品周期理论

196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维农(Raymond Vernon)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产品生命周期和工业区位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与产品周期有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变动而做出的决策：(1)在产品创新阶段，美国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来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2)在成熟阶段，美国企业考虑并进行对西欧等发达国家直接投资；(3)在标准化阶段，美国企业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该理论首次在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增加了动态分析或时间因素，解释了美国企业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和区位选择。

3、尼克博克的寡占反应理论

1970年代初，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rederick T.Knickerbocker)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寡占行为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的寡占反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战后美国企业大举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寡占反应行为所致，投资主体是寡占行业少数几家寡头公司，它们的投资又大都在同一时期成批地发生。

该理论把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为“进攻性投资”与“防御性投资”，决定这类投资的因素是各不相同的，防御性投资是由寡占反应行为所决定的。他还研究了与对外直接投资成批性有相关关系的各种因素。

4、内部化理论

自1970年代中期，以英国里丁大学学者巴克莱(P.J.Buckley)、卡森(M.Casson)与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M.Rugman)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学者，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含日本)为研究对象，沿用了美国学者科斯(R.H.Coase)的新厂商理论和市场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内部化理论。

该理论从国际分工不通过世界市场，而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来进行这点出发，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国公司的性质，并由此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其中市场不完全性及企业的性质是内部化理论的核心。

该理论有助于说明各种类型跨国公司形成的基础。其后有些学者将技术优势及内部化概念进一步引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该理论还解释了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这三种方式之间选择的根据。

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前的理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而内部化理论则研究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与企业国际分工与生产的组织形式，认为跨国公司正是企业国际分工的组织形式。

5、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自1970年代中期，英国里丁大学教授J.H.邓宁(John H.Dunning)一方面采用国际经济活动实证分析方法，对美国、西欧、日本等国跨国公司的兴起与发展，导致的国际生产格局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采用逻辑综合方法，对国际生产理论的发展进行逻辑分析，并以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日益合流为起点，提出了他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的基本假定是：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企业将从事对外直接投资：(1)企业优势：企业拥有高于其它国家企业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采取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形式，这类资产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为该企业所垄断；(2)内部化优势：企业使这些优势内部化必须比出售或出租给外国公司更有利；(3)区位优势：企业在东道国结合当地要素投入来利用其优势时必须比利用本国要素投入更有利。

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之间的选择。同时这三组变量的结合对决定了各国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类型、行业及地理分布。

该理论从各国经济活动的结构、经济环境与政府政策的特点说明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的起源与特点，并把它们与各国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特征与类型联系起来。还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结构联系起来，研究了各国国际生产或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性质。

6、非主流理论

前面提到的几种理论可称之为跨国公司的主流理论，在任何一本阐述跨国公司理论的著作中都可找到其主要内容。在非主流的跨国公司理论中，值得提到的是小岛清模型。

1970年代后期，日本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以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利用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原理，详细分析与比较了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提出了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小岛清模型。

该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赫克歇尔——奥林模型中的劳动与资本要素可以用劳动与经营资源来代替。(2)比较利润率的差异与比较成本的差异有关。(3)与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把经营资源人为地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要素，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寡头垄断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

该理论的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他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2)劳动力导向型；(3)市场导向型；(4)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型。

该理论详尽地研究了日、美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特点：(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对自然资源开发与进口、生产纺织品、零部件等标准化的劳动力密集行业的直接投资为中心。(2)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因而其规模也远比欧美国家小得多，转让技术也多为适用技术，符合当地的生产要素结构与水平，投资也多采用合资形式。(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可称为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该理论还分析了发达国家间的交叉直接投资。

7、简要评述

到目前为止，主流的、也是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存在以下缺陷：

•这些理论始终以美欧各国的跨国公司先行者们为研究对象，例如，垄断优势理论、产品周期理论、寡占反应理论的研究对象仅是美国企业；内部化理论与生产折衷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欧美国家企业。其主要内容是解释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揭示其中的规律性。而对于二战后大批涌现出来的跨国公司后来者们(例如华人跨国公司)，却极少研究。先行者与后来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以先行者为基础的主流理论无法准确解释后来者的行为，从而形成一个明显的缺陷。

•这些理论所依据的环境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技术状况。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跨国公司而言可以说是质的巨变。但至今为止，主流的跨国公司理论还停留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中，因而难以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又形成了一个目前尚未被大多数人认识到的缺陷。对此，我们暂且将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称为“非全球化条件下的跨国公司理论”，并把新环境背景下的探索称为“全球化条件下的跨国公司理论”。

(二)全球化条件下的跨国公司新理论

企业战略环境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技术信息化、社会“温饱后”，汇成自现代工商企业诞生15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①。这一巨变必然对现有的跨国公司理论提出众多挑战，急需探索和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新理论。在这里，我们尝试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1、跨国化：全球化条件下企业成长的一般方式之一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的一个最主要的前提是：企业的跨国发展与国内(市场)发展相比，面临着有质的区别的更高交易成本，因此企业跨国经营的必要条件是具备某种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这是所有跨国公司理论分析的出发点②，可以称之为“优势前提论”。我们认为，这里还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在19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各自的国内市场里可以正常的生存与发展，跨国化并非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上述因素所导致的是，在非全球化时期里，跨国化只是企业成长的一种特殊方式。

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已使上述(前提)条件发生了改变。首先，经济全球化使生产诸要素跨国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小；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提供各种优惠条件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信息技术、尤其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各种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对跨国活动交易成本的降低最为突出。这使企业在本国与跨国发展的交易成本上的差别大大降低——在很多情况下已无质的区别，正在导致“优势前提论”的失效。再者，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市场全球化，全球化市场加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则改变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才能正常的生存与发展。尽管各种行业在全球化上有先有后、程度不同。美国国会对上千家企业的一项跨度达十年的调查发现，跨国企业比本土企业的存活率高50%，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资料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全球市场中的美国制造商》，1994.这表明，一个仅在国内配置生产要素的企业，面对许多在全球范围内调配生产要素的竞争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这样一来，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化成为企业成长的一般方式。

2、“赢得优势论”替代“优势前提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里，企业要解决的已经不是能否跨国化的问题，而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如何赢得优势的问题。我们在对跨国公司的案例研究中，已发现若干原来没有什么竞争优势，通过跨国发展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实例。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1)企业已有某种竞争优势，通过跨国经营发挥和维持了原有的优势(典型的传统模式)；(2)企业已有某种竞争优势，通过跨国经营又获取了新的竞争优势；(3)企业原来没有竞争优势，通过跨国经营获取了竞争优势。详见表2 ：

3、战略链节：竞争优势的新来源

在全球化条件下企业如何赢得优势，则必需探讨价值链与行业成功关键因素。现有跨国公司理论中被认为最权威的一个是邓宁(J.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企业基础——垂直一体化的金字塔型大企业——钱德勒范式正在衰变。经济全球化对企业结构的最大影响就是价值链的大爆炸，或称解构。邓宁的理论是阐述钱德勒范式的核心——生产链节国际化的理论，已远远不能解释价值链“爆炸”时代的诸多问题。

价值链理论由波特(E.Porter)在1980年代提出后被逐渐应用于国际竞争分析。价值链理论认为，在一个企业众多的“价值活动”中,并不是每一个链节都创造价值，而是来自某一个(或几个)特定链节的活动。这些特定的链节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链节”。企业在竞争中的优势，尤其长期优势，归根到底就是在这种战略链节上的优势。

同样在1980年代，日本的战略学家大前研一(Ohmae)提出了“行业成功关键因素”的理论(参见图3)，即各种行业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的。把这个理论与价值链理论相结合则可以认为，一个行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该行业的某个(或几个)特定链节的优势，掌握了这些关键链节，就能在行业中形成竞争优势以至垄断优势。企业成功的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些行业关键因素/链节。这些决定企业战略成败的关键链节，可以是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制造工艺，也可以是原料供给、市场营销、生产规模、人员培训等等，视不同的行业而各异。

所谓价值链的爆炸或解构主要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大企业们再也不能把所有的链节都用股权方式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是采取“归核化”战略——集中于战略性的核心链节，放松非战略链节使之虚拟化，当然这些活动都是在全球市场中进行。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则是抓住一、二个本行业的关键因素/链节，扩展到全球市场，以形成竞争优势。而对原本松散的其它链节进行虚拟整合。

5.中国人的海外消费问题 篇五

——基于风险案例的分析

在中国海外投资活动中，工程承包建设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近几年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规模不断增长，基本稳居全球第一。201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540.7亿美元，同比增长8.2%，新签合同额2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5%，带动设备材料出口161.3亿美元。

在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整体实力也得到大幅提升，在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评选的2014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名录中，中国内地企业上榜65家，占企业总数的26%，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从上年的第9位上升至第5位，上榜企业共实现海外营业收入8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5%，营业总额占全球海外市场的17.2%，企业业务领域已从最初的土建施工发展到工程总承包、项目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管理等高附加领域拓展。

另外，按全球区域市场份额划分，目前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亚非拉三大洲，其中，亚洲约占对外承包总额的45%，非洲占35%，拉美占10%。展望未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

从行业特性上看，与制造业、能源矿产、零售业等领域的投资相比，国际工程承包有着独特的行业特征，比如，建设周期长、合同管理难度大、参与主体多元化、项目不可转移、具有政治色彩、存在技术标准差异、长期室外或野外作业等。然而，国内对工程承包、制造业、矿产等所有海外投资领域所面临国家风险的研究，一般习惯于采用自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方法，即由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汇率、法律、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安全等基本的宏观风险要素出发，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研究这些风险如何产生，以及直接作用于微观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体系中，往往缺少中观行业的研究视角。

可是，在实际经营层面，同一风险要素在不同的行业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过程，而这些区别正是基于不同的行业特征。因此，为了深刻理解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海外运营所遭遇的各种风险，本文选取其行业特征作为研究视角，结合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真实风险案例，对各个风险要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一、许多工程承包项目具有政府背景或由国际援建，鲜明的政治色彩使其容易遭受一些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政治或经济风险的冲击

目前，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承建的领域主要涉及房建、水电、道路、机场、通讯等多个行业。这些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往往由政府部门组织建设或由国际社会援建，具有鲜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因此，一旦东道国发生政治动荡、出现政权更迭或者经济形势恶化等风险事件，这些标志性的政府项目极易受到风险的冲击。

1.政治动荡：泰国军事政变，新政府否定前政府签订的合同 北京城建国际公司曾经承揽泰国“仁爱屋”工程，该项目是泰国政府为解决该国低收入国民的住房问题而实施的一项政府计划，按照合同规定，承包商必须先向业主支付履约保函，其金额为合同价的10%到15%。然而，在中国公司将几千万履约保函发到泰国方面账户之后不久，泰国就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对前政府签订的合同一概不承认，原先的“仁爱屋”工程也未能幸免。后来，北京城建国际公司通过外交途径，历经数番周折，才追回履约保函。这个案例中北京城建在外交部门的协助下最终追回了履约保函，但这只是极少数情况，而且发生在经济和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泰国，如果发生在非洲地区，追回损失的可能性极低。

2.恐怖主义风险：恐怖分子袭击西方援建项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示威

中铁集团分别于2003年9月和10月连中阿富汗北部昆都士及东部贾拉拉巴德两个设计施工总承包公路修复项目,合同价总计5300万美元,合4.38亿人民币,业主分别为世界银行和欧盟。项目中标后,2003年11月下旬，中铁集团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陆续抵达阿富汗,2004年4月开始施工，2004年6月10日深夜北部项目加劳盖尔拌合站工地遭受恐怖袭击,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这个案例中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人员的重大伤亡。此次恐怖袭击由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实施，当时正临近阿富汗大选，国内安全形势日益紧张，而且中国承建的两个项目分别由西方势力的代表世界银行和欧盟援建，因此，成为恐怖组织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炫耀实力，破坏阿富汗重建进程的重要袭击目标。不过，事后中铁集团积极采取措施，经过与业主艰苦细致的谈判，业主同意对两个项目部增加375名武装警察,并负担253万美元的安全设施费用,北部项目工期延长三个月,最终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3.政府违约风险：也门政局长期混乱，使得政府财政实力单薄，履约能力严重不足

政府违约风险属于政府行为，一般归类为政治风险，但是排除政权更迭、政府换届、双边关系恶化等政治因素引发的新政权或新政府恶意违约，许多政府违约行为可能主要与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欠佳高度相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违约也同时具备经济风险的内涵。目前，中国的海外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发展中或不发达地区，这些区域内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实力相对落后，一旦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政府信用很难保证，违约的不确定较高。

以也门为例。2006年，北京城建集团以比当地竞争对手低1亿元人民币的出价，中标了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工程，业主为也门民航气象局，工程中标价为1.15亿美元。该项目于2006年4月1日开工，原计划到2008年9月30日完工。然而，施工过程中，业主从未按施工进度拨款。北京城建集团认为业主是政府部门不会违约，坚持继续施工。当主体结构基本建造完成，装修材料及配套建筑材料大批从国内发货运往也门后，对方仍不按期付款，甚至将中国公司3000万美元的履约保函全部扣除，而业主总共只拨付了几百万美元的工程款，最后中国政府出面交涉也无济于事，对方甚至拿出合同对我方进行索赔。2014年，北京城建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申请仲裁，指控被申请人也门共和国违反1998年中国与也门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强制剥夺即征收了申请人在也门的合同与资产，但估计很难利用仲裁渠道挽回损失。

长期以来，也门内有政党纷争、部落势力割据，外有经济制裁和恐怖分子的渗透，国家政治生态混乱，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在此情况下，政府的财政实力单薄，基本靠外部援助维持，因此，履约能力严重不足。这个案例中，中国企业遭受的损失主要包括：一是应收账款损失，有前期施工垫款、履约保函；二是固定资产损失，建成后的地面建筑不能转移，后期资产处置只能由东道国政府决定。

总之，上述三种类型的案例中，前两个案例是政治风险的直接冲击，第三个的案例是由政治风险影响政府的治理能力，导致经济形势恶化，进而传导至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经济风险的冲击更为直接。此外，墨西哥高铁事件以及与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的高铁项目争夺，其中都掺杂着一定的政治因素，委内瑞拉高铁项目烂尾则是由东道国经济危机造成的，所以说从竞标到施工，具有政治色彩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都易受到政治或经济风险事件的冲击。

二、工程承包项目施工周期长，项目结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约定，使得项目结汇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项目部分人工、采购成本支付国际化，因此，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汇率波动风险的影响 工程承包项目从招投标、签订合同、施工、完工到后期维修，一般最少需要两年，大型或特大型项目会持续到十年甚至几十年，如此漫长的施工周期，甚至比一般性直接投资的经营性项目的生命周期还长，因此，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工程项目运行过程中遭遇不可预见风险事件的概率。而在所有风险中，能够对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造成直接财务损失的主要是汇率波动风险。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海外投资活动都会受到汇率波动风险的影响，但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海外工程承包项目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更大。

第一，工程承包项目的结汇自由度不灵活。因为制造业投资的利润汇回时间由投资者自由决定，在东道国货币对美元贬值时可以选择继续在当地投资或延后利润汇回，能源矿产投资企业更是可以根据投资协议的安排以产品出口到国内来代替利润汇回。而工程承包项目的结款日期一般由合同事前约定，不能随意调整。如果东道国汇率波动，承包商只能在固定的合同履行期限内，利用合同条款、金融工具和合理安排工程款进度等措施降低或规避汇率波动风险，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缺少主动权和自由灵活度。

第二，工程承包项目需要更多国内的技术工人，采购也更加国际化，这些成本一般都用人民币或美元支付，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中国的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采用的是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压缩工期的低价中标策略。其中，中国工人成熟的技术和三班倒的工作模式是该策略的重要支撑，虽然东道国普遍设置了严格的外国劳工名额限制，但与制造业投资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不同，工程承包商为保证工作效率还是需要雇佣国内大量的技术工人作为业务骨干，并对当地工人提供技术培训。另外，在原材料供应方面，制造业投资也是就地取材，可是，工程承包则不同，由于许多东道国企业对工程建设材料的生产能力不足，往往质量和价格都不能满足承包商的要求，因此需要从国内或其他地区市场持续不断地采购。一般情况下，国内人工和原材料采购以人民币支付，国际采购以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支付，如果在项目施工期间，遭遇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相对增加了承包商的人工和原材料成本支出。

1.项目本息偿还期限事前约定，履约期间人民币升值，预期利润受损

国内某国际工程公司2003年以设计供货（EP）的方式中标了某国外工程项目，合同金额4000万美元，预付款比例15%，其余85%采取卖方信贷方式提供。合同约定建设期一年，项目验收通过后，业主分8年、每年2次偿还本息。项目建设初期，按2003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8.3预测，项目总成本约2.8亿元人民币，利润约4900万元。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按照8年还款期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6.5计算，企业最终收回2.6亿元，项目将亏损2000万元。为了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企业决定采取应收账款买断的补救措施。但是，如果人民币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持续升值，企业将损失部分收益。

2.人民币升值导致工程承包企业成本增加 2006年，中国中信-中铁建联合体中标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项目，该项目是当时国际上最大的国际招投标公路建设项目。业主在签订合同时，以美元作为国际部分的结算货币，并签订了封顶条款，这意味所有汇率波动风险由承建方承担。框架合同额约为62.5亿美元，按56%美元付款计算，工程款中美元金额达35亿。项目实施两年过程中，人民币出现大幅度升值，2006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973，到2008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842，涨幅达到14%。这样大幅度的汇率变动，使得承包方在项目融资和项目履约收汇期间都遇到较大的汇率风险。

造成的损失主要有：

（1）人工成本增加。当时，海外承包项目大量的劳动力都来自国内，支付薪酬时普遍选择以人民币计薪方式，或固定汇率模式来稳定劳动力队伍，由承建商来承担汇率风险。人民币持续升值，大幅提高了承包商的人工成本支出。

（2）采购成本增加。首先，在国内以人民币结算的物资设备采购支出增加。东西高速公路项目中西标段合计采购金额为129903万元人民币，按50%支付货款。由于汇率损失，中西标段合计多支付货款1346万美元。其次，国际原材料采购成本也大幅增加。承包商在工期压力下，在未收到业主预付款的情况下，2008年用美元垫资（以人民币归还）兑换2550万欧元从欧洲采购了一批钢材，后因美元贬值造成支出增加548万人民币。由于材料费用在工程造价中占整个工程预算的35%左右，所以汇率变动导致原材料支出成本增加，对承包商利润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三、劳工和原材料成本是决定海外工程项目成本的两大主要因素，严控两大成本也是中国企业低价中标策略的基础优势，但东道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政策，可能会限制这种优势的发挥，进而激发一定的风险

1.东道国劳工人数限制和许可证制度，增加了工程建设的障碍 许多国家对于工程承包项目中外籍劳工数量设定了严格的比例，或者不允许外籍普通劳工进入本国劳动力市场，只能引进一定数量东道国缺乏的技术工人。但一般情况下，可能东道国的劳工素质、工作习惯和效率不能满足中国承包商的工程管理要求，尤其是对于一些专业要求很高的工程，如果当地劳工无法胜任大部分工作，为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中国企业只能花钱买“进入指标”，由此造成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另外，一些国家的法律还针对外国劳务专门设定了“工作许可证”制度，即只有持有劳工部门签发的“工作许可证”，并在工作许可证规定的单位工作才是合法的，否则劳工和雇主都将被罚款。此外，外国劳工还要办理签证、临时居住证等其他各种证件。总之，这些劳工领域的制度限制都给外国承包商正常的工程建设带来了许多障碍。

比如，2009年，由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及波兰贝科玛有限公司组成的中海外联合体，成功竞标波兰A2高速公路工程，但施工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工程进展缓慢，项目逐步陷入亏损。2011年6月初，中海外总公司最终决定放弃该工程，因为如果坚持施工，中海外可能因此亏损3.94亿美元（约合25.45亿元人民币）。波兰业主则给中海外开出了2.71亿美元（约合17.51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和罚单。此项目失败的关键原因就是中国企业没有对当地的法律政策进行充分调研，只是按照自己国内的承包经验设计方案，最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陷入被动。中海外急于进入高端市场，制定了低价中标的策略，希望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以及当地廉价的原材料降低成本。可是，预想的策略并未实现。当地劳工法规定，海外劳工必须按当地工资水平雇佣，很多设备必须在当地租赁，需要当地有资质的工人操作，无法雇佣中国劳工，两项规定导致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的成本大幅提高。此外，还有签证问题，由于来自非欧盟地区的人员进入工地需要办理波兰政府颁发的各类证件，包括临时居住证、劳动许可证、特种资格作业证等，而办理这些证件耗时很长，使中海外联营体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影响了工期。

再如，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对国外劳务实行严格限制，以配额形式限制外国劳动力的进入，同时申办获取外国劳动力许可证的程序十分繁琐，而且许可证的数量还有限制。另外，哈政府经常毫无理由地拒绝给外国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放签证，或者只提供短暂的居留期限。这些限制性规定，严重影响了工程的正常进度。同样，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规定。例如，东南亚某国政府要求所有外籍劳工在当地工作时，均应办理劳动许可证，承建该国燃煤电站项目的中方某公司不熟悉该国外国劳工法规，为中国工人办理商务签证即派赴现场直接开展安装工作，被当地政府移民管理部门发现后，全部中方工人被拘留并被遣返，不允许再次入境。该公司不仅遭受了人员动迁费用的损失，还导致项目工期拖延了3个多月。

2.东道国与原材料相关的法律规定可能会导致项目成本增加、影响工期

（1）波兰《公共采购法》禁止因原材料成本提高更改中标价格。中海外联合体中标时，受欧债危机影响，当地经济不景气，原材料价格较低，到了2011年，由于波兰经济复苏以及2012年欧洲杯带来的建筑业热潮，波兰国内一些原材料价格和大型机械租赁费大幅上涨，砂子的价格从8兹罗提/吨飙升至20兹罗提/吨，挖掘设备的租赁价格也同时上涨了5倍以上，中海外曾在2011年5月向波兰公路管理局提出，由于砂子、钢材、沥青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要求对中标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但公路管理局依据《公共采购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拒绝调整。因为以前波兰也经常出现竞标时报低价，后来不断发生变更，以至最终价格比当初竞标对手还高的情况。为了避免不正当竞争，波兰《公共采购法》禁止建筑企业在中标后对合同金额进行“重大修改”。最后，中国企业只能无奈接受原材料成本上升造成的损失。

（2）海关要求原材料采购出具正规的质量认证文件。国内某企业中标东南亚电力工程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除按合同采购的永久设备外，施工企业自制了许多施工设备、专用工具和材料，但这些产品并不具备出厂试验报告、产品合格证、指定机构的质量认证等文件。当承包商按合同统一发运的永久设备和施工机具到达该国港口时，却发现无法进行清关提货。因为根据该国海关的相关规定，所有进口的机电设备、工具、材料等，都要有出厂试验报告、产品合格证、必要的质量认证等文件。由于从国内运去这些设备和材料需要补办上述手续，造成全部物资滞留港口。为此，企业承担了高额的滞港费和罚款，也严重影响了工期。

总的来看，东道国在劳工和原材料领域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会对承包商产生法律风险。一是东道国带有明显倾向性和保护性的规定。这种原因引发的法律风险很难完全规避，或多或少都会对承包商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只能采取弥补性措施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比如为了克服国内劳工人数的限制，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优化项目管理，增加对当地工人培训的成本支出，不断提高当地工人的效率，并适应他们的工作习惯，最大程度上保障工期和利润。二是承包商对东道国的相关法律不熟悉。实际上，很多损失都来自这个原因，因此，中国企业开展竞标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调研，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提供决策咨询。

四、工程项目不可转移、前期投入资金较多，一旦遭遇风险致使项目中断，会给承包商带来巨大的固定资产和应收账款损失

工程承包项目一般有固定的施工现场，在现场建有大量的临时性设施，包括住宅、消防、安全、卫生等基础设施，以及施工所需的机械设备、原材料等物资，而且施工过程中，承包商还要付出履约保证金、预付款保证金、维修保证金、维持项目正常运行所必须垫付的流动资金。因此，一旦遭遇战争、**等致使项目中断，需紧急撤离东道国的风险，这些固定资产只能留在原地，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如果在风险过后，当地政府不注重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承包商前期付出的资金作为应收账款也基本难以收回。

典型的案例就是利比亚战争。2011年2月，利比亚战争爆发，当时在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承建的50个工程承包项目，涉及金额188亿美元。利比亚政局动荡造成中资企业有十多人受伤，企业工地、营地遭到袭击抢劫，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再加上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项目暂停，利比亚危机带给中国的损失估计超过200亿元。

五、合同条款设计复杂、参与主体多元化，合同管理难度较大，容易产生风险

工程项目的合同风险是指由于合同条款制定的不完善以及合同执行不力等因素给工程施工带来的风险。工程承包合同内容较多，条款设计详细，直接关系到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利益的分配和承担风险责任的划分，如果合同条款制定不完善，合同中许多条款都是为业主服务的，将有利于承包商的条款删除，而忽视了承包商的权利，或者借助熟悉东道国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等优势，将业主可能承担的风险全部转嫁给承包商，这些合同缺陷肯定会使承包商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合同执行过程中，承包商将与业主、分包商、设计单位、监理公司、咨询机构等各种主体开展交流与合作，而且这些主体可能还来自不同的国家，因此，如果承包商不能依据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责任，处理好各种关系，就可能会遭受损失。

1.对合同审查不清、合同谈判不重视

在前面提到的中海外联合体承建波兰A2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的案例中，由于中国企业缺乏合同意识，对合同审查不清，没能发现合同中许多关键条款缺失，导致后期施工过程中合同纠纷频发。（1）合同翻译工作不到位。A2项目招标采用国际工程通用的FIDIC合同，中海外中标后与波兰公路管理局签署的是波兰语合同。但是中海外只是请人翻译了部分波兰语合同，英文和中文版本的合同只有内容摘要。此外，由于合同涉及大量法律和工程术语，摘要的翻译也不到位。一般来讲，对合同进行专业和详细的翻译，是承包商了解项目内容，保障自己权利的必要环节，缺少这一环节，可能会使承包商在合同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将严重影响项目的正常运营和最终收益。（2）对合同中关键条款谈判不重视。中海外急于拿下该项目，认为一些工作不必过细，其中甚至包括关键条款的谈判。这种思想促使中海外在谈判中主动降低姿态，立场不够坚定，没有达到通过合同谈判规避风险，保护自己权利的目的。（3）合同中关键条款缺失。例如：业主需要支付预付款的关键条款被删除使中海外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因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工程成本上升时，建筑企业有权要求业主提高工程款项”，“建筑企业实际施工时有权根据实际工程量的增加要求业主补偿费用”等关键条款的删除相当于把所有风险都转嫁给了承包商，形成了一份“总价固定”的合同，使本来成功概率就较低的工程变更索赔变成不可能；而且FIDIC文本中关于仲裁的纠纷处理的条款也被全部删除，代之以“所有纠纷由波兰法院审理，不能仲裁”，这使得中国企业失去了在国际商业仲裁法庭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

2.对合同条款理解出现争议

主要是投标时对招标文件及业主要求的理解不透彻，比如中铁建承建的沙特轻轨项目遭受巨额亏损的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对开通35%的运能的理解存在偏差，中铁建认为在车站建设方面只需要开通四个车站就可以满足业主需求，而业主则要求九个车站要全部开通，每个车站达到35%运能。由四个车站增加到九个车站，工作量和前期投入成本都会大幅增加，整个工程管理计划也需要重新制作，这些都是中铁建无法承受的损失。

3.对合同的把控和执行能力不足

麦加轻轨项目采用的是EPC+O&M总承包模式，这种合同又叫“交钥匙”合同，即从最初的项目设计到完成之后的项目运营与维护，由总承包商全权负责。但是在合同实施过程中，中铁建不仅没有把握到总承包商的主动权，反而很多职责被分解，受制于人。在设计上，麦加轻轨项目土建采用美国标准，系统采用欧洲标准，设计分包商均是由业主指定的西方公司和当地公司，直接听令于业主，中铁建丧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设计权，这给土建和系统工程施工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不仅如此，很多关键设备的采购也是由沙特业主自行完成，这些设备采购价格相当昂贵，远远超出了当初的价格预期。设计与采购权的缺失直接造成成本失控并导致工程量大幅增加。陷入这种被动局面主要是因为中铁建对中东地区工程投标和操作模式不熟悉，以及事前对可能遭遇的合同风险和合同陷阱评估不足。

六、国际上各种技术标准存在差异，中国标准未获国际认可，给中国承包商海外施工带来不便

技术标准在国际工程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决定了工程材料的选购、施工方案的确定、验收标准以及工程造价等。目前，中国企业采用的是国标（GB）或中国标准，其他国家除了自己国家的规范外，有的使用美标、英标、欧标、南非标准，甚至有的规定采用上述两种以上的规范。因此，在施工过程中要结合工程的要求和现场条件严格把握技术标准的适用性。比如：东南亚某国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规定其电站锅炉的现场传接检验必须遵循美国的ASME标准,但中方公司在投标阶段未提出偏差、在执行阶段又忽略此要求,自行决定在检测中应用中国标准,被业主发现后勒令停工整改,最终导致中国承包商工期违约并遭受罚款。这个案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承建方与业主之间就技术标准的差异缺少沟通，承建方一意孤行，最终导致违约。

与之相反，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则是承包商就技术标准差异与业主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沟通：东南亚某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招标书中提出保温绝热技术规范按澳大利亚标准执行,但中方公司对此规范不熟悉,因此一面请求业主同意采用中国相关规范,一面抓紧组织技术人员查阅澳标。最终业主在谈判中仍然坚持使用澳标,而且中方公司经过研究发现澳标较中国标准的具体差异十分有限,对成本和工期影响很小。最终业主和中方公司决定仍在该项目使用澳标,解决了预计的技术标准差异问题。

另外，工程设备和材料标准往往与技术标准相配套，由于中国标准并未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因此，中国物美价廉的设备和材料走向世界面临一定的障碍。实际上，我国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已经能够满足美标和欧标的要求，只是缺少一份美标和欧标的认证证书，而国内的这种经认可的认证机构非常有限。比如，在沙特轻轨项目中，业主请英国的设计单位按欧洲标准设计，因此订购了大批欧洲的控制设备，其价格大大地超出了原合同的预算，导致承包商成本大增。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引入中国标准，原材料和设备成本都会大幅下降，可以进一步提升盈利空间。

七、工程承包项目一般都是室外或野外作业，如果对东道国地理环境信息掌握不全，或遭遇不可抗力的环境灾害，更易引发自然环境风险

常见的自然环境风险有:地质结构复杂、地震、台风、泥石流、山体滑坡、高温、强降雨等,这些环境风险有的是由于对东道国的地理环境信息不够了解，导致对施工难度预估不足或施工方案与现场条件不匹配，有的是难以预计的具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工程承包项目如果遭遇自然环境风险，可能会导致施工条件发生变化、工期延长、工程费用增加、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等。

1.地质复杂 中国某工程公司作为EPC总承包商，承建印尼某电站项目。虽然在前期勘察过程中发现项目临海地区存在发生海啸、地震烈度偏高等风险，但在施工过程中又发现大量液化土层，需要增加碎石桩作为地基处理的辅助设施，由于前期桩型分析资料不全面，延误了预先计划的施工进度。

2.多雨

中国某建工集团承建老挝万象通芒钟盐矿工程，该钟盐项目所在地万象，地处老拋中部，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分雨季和旱季。项目矿区内施工区域温度较为恒定，但湿度相对较高，在雨季的时候由于雨量过大，易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同时长期的阴雨天气影响室外建设项目正常施工，导致矿区工地积水过多，迫使工程停工，影响工期。而旱季的时候因为缺水，也会拖延工期。

3.高温

在中铁建承包沙特麦加轻轨项目时，由于该项目施工地段处于温度很高的特大风沙区，夏季最高温度在70度左右，缺水情况比较严重，大幅提高了工程管理的难度，工期一度出现阶段性延误。

4.飓风灾害

2007年，某中国企业承建某中东国家首都的污水管网收集工程，遭遇特大飓风灾害，工程项目现场遭遇洪水，主要设备被淹，材料被海水冲走，现场损失惨重。施工方及时要求业主依据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查工程损失程度、制定修复的范围和程度，并确认补偿承包商修复损失所发生的费用。但业主和工程师否认飓风事件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控制性，拒绝补偿要求。为了维护自己权利，承包方根据合同相关条款向业主宣布“合同落空”，通过当地法院起诉业主违约。后经多方沟通，双方启动争端裁决委员会程序，最终承包商获得合理补偿。此案例说明，承包商在经受自然环境风险后，要依据合同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该由业主承担的赔偿或损失，必须要全力追偿，尽量减少自身损失。

八、社会文化风险

社会文化风险主要指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运营过程中，由于承包商所在国与项目所在国之间存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务惯例等方面的差异，从而给项目运营带来一些不确定影响。比如，在国外施工需要雇佣大量的当地工人，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工作习惯的差异，影响到了工作效率，给工程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国内很常见的三班倒赶工的工作方式，在国外基本不可能实现。

1.宗教因素

以沙特轻轨项目为例，轻轨有一段要在麦加城内施工，麦加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对于非穆斯林人是关闭的，业主并不会因为麦加轻轨项目而破例。中铁建不得已委托劳务公司在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招募上千名穆斯林农民工送到麦加工地。上千名穆斯林工人的宗教习俗、生活和工作习惯极大提高了工程管理的难度，而且沙特当地缺乏专业的穆斯林工程师，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工程延期和人力支出成本攀升，加剧了项目的亏损。

2.中国企业不尊重当地居民的利益，引发冲突 在埃塞俄比亚，一家中国公司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料场用地时，挖过地界30多米，与村民发生冲突，200多名村民手持步枪、冲锋枪和棍棒，与中国员工发生了暴力冲突，将中方人员追赶到营地围困起来，最终造成十几名中国员工受伤。

九、在一些治安形势严峻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时常发生针对中国或其他外国企业的犯罪活动，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目前，非洲是中国海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但非洲国家的治安形势总体上不容乐观，不管是在经济发达的南非，还是持续动荡的北非地区，都时常发生针对中国企业或华人的犯罪行为。以中非合作的典范——安哥拉为例，自2015年10月以来，连续发生多起针对中国工人的绑架、抢劫事件，造成了多人伤亡和一定的财产损失（见专栏）。这仅仅是一个国家近期发生的案件，如果放眼非洲，肯定还有更多的类似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