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教育案例

革命传统教育案例（精选15篇）

1.革命传统教育案例 篇一

革命传统教育，走访红色路线——韶山毛主席故居

为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激励党员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藉此“七一”来临之际，广东环球制药党支部于2014年6月27-29日组织全体党员实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走访红色路线——韶山毛主席故居。

我们一行30人陆续走访了毛主席遗物馆，大家都认真地欣赏着毛主席曾经用过的大大小小用品；在毛泽东图书馆我们认真地听取解说员讲解毛泽东铜像广场的三个神奇故事；虽然通往毛主席故居的路途上客人门庭若市，前来参观瞻仰者络绎不绝，大家还是按顺序排队进场势必要看看这个既普通又不平凡的两家合居湖南民居，我想正是因为这间普通农家的小屋里走出了一个世纪伟人，才赋予它不一样的含义。此行既增加党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又增强团队凝聚力。

2.革命传统教育案例 篇二

关键词：语文教学,革命传统教育,适时渗透

现在, 打开电视, 除了“灰太狼”和“光头强”, 学生很少能看到优秀的红色儿童影视作品, 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知之甚少。而小学语文是小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主要学科之一, 因此担负着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任。那么,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有效渗透革命传统教育呢?笔者做了以下初浅尝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在关键词句的品悟中渗透革命传统教育

所谓关键词句, 是指在课文中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重要作用的词句, 它在课文中或准确表达文章主旨或真切体现作者情感, 是快速准确读懂课文主旨的有效信息。关键词句在文章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课堂教学中, 注重关键词句的品悟, 对于学生深入理解课文, 体会情感能起到一针见血的作用。所以说品析关键词句是对学生渗透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途径。如《彭德怀和他的大骡子》是一篇感人至深的课文, 在教学第1 自然段时, 我让学生抓住“饥寒交迫”这个词语来感悟红军当时处境的艰难。饥寒交迫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煮皮带、啃树皮、嚼草根, 这些都是学生平时难以想象的事。在这里, 通过老师的介绍和学生自己对关键词的感悟, 学生明白了红军长征途中断粮后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 甚至连野菜也找不到了, 但这些困难都没有阻挡红军前进的脚步, 从而使学生受到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思想教育。所以说, 学生品词析句是触摸作者丰富的内心, 感受作者跳动的思想, 揣摩作者思维的过程。通过品词析句, 产生情感上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二、在感情朗读中渗透革命传统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让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 体会作者的情感态度。作者每写一篇文章, 都有自己的创作动机, 或阐明某种观点, 或抒发某种情感, 或说明某个道理, 不过这些内容不是像画家和演员那样直接用形象表现出来的, 而是以语言文字为中介, 蕴含在语言文字之中。因此, 我们让学生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必须在“有机渗透”上下工夫, 抓住值得品味、诵读的语言, 让学生好好地读, 充分地读, 从而能激发学生的情感, 让学生感悟和体会课文所要表达的情感, 受到革命传统思想的感染。如在教学《菩萨兵》时, 出示句子:“一天, 朱德同志把翻译找来, 对他说:‘这么多天了, 藏胞还在山里, 怎么受得了呢?得想办法动员他们回来呀!’”师先引导:朱德说这句话时一定是非常的着急、担心, 那么谁能读出朱德的着急、担心?然后指导学生反复朗读。再出示句子:“这也怨不得他们, 他们让反动军队糟蹋怕了。”“定是乌云遮住了他们的眼睛, 那些藏胞一见我们就跑, 真糊涂哇!”接下来请学生自己练读这两句话, 分别体会翻译官的埋怨和朱德的体谅。最后再出示句子:“现在已经是春耕的时候了, 节气不饶人哪, 得赶紧帮助藏胞把地抢种上。”师:你能告诉同学们你想读出什么语气吗?为什么要这样读?根据学生回答教师引导:这是朱总司令第二次着急了, 他急藏胞所急, 想藏胞所想。所以在第二天的春耕动员大会上, 朱德对大家说: (引读) “不能让藏胞来年挨饿, 我们要像种自己的地一样, 尽心尽力地把藏胞的地种好。要让红军播下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再次引导学生从“尽心尽力”中体会朱德把藏族同胞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最后在理解的基础上, 再引导学生分角色读。这样通过充分的朗读, 使学生的内心受到强烈的感染, 感受到朱德总司令和红军战士尊重、关心藏族同胞的优秀品质, 体会到人民军队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 是真正的“菩萨兵”。所以说在语文教学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就能动之以情, 激发学生潜在的情感, 从而将革命传统思想深入学生的心灵。

三、在实践活动中渗透革命传统教育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关于革命战争期间革命先辈坚持革命理想的故事的课文并不多, 像我们小时候学过的《黄继光》、《邱少云》、《飞夺泸定桥》及《金色的鱼钩》等课文都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七律长征》、《军神》、《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等为数不多、但极为精华的课文。因此, 我们要充分挖掘这些课文中的革命传统思想, 除了激发学生情感、动之以情以外, 还应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相结合, 对学生导之以行。如学习了《孔繁森》, 引导学生无私奉献, 关爱他人;学习了《歌唱二小放牛郎》, 让学生学习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好品质, 并体会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学了课文《七律长征》后, 引导学生去阅读更多红军长征的故事, 并举行红军长征故事会, 通过翻雪山、过草地这些生动的故事,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艰苦奋斗、勤劳勇敢、不怕困难这些长征精神的熏陶, 从而在生活中懂得节约、自觉守纪、团结互助……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读红色书籍, 相机组织学生写读后感等, 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 生动地把命传统教育渗透到学生的心灵深处, 从而转化为学生自觉的行动。把革命传统思想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 让学生通过身体力行, 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行为习惯, 取得显著的教育效果。

3.《老友》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篇三

《老友》还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我退休后,担任镇关工委主任,还被聘为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每学期都要为全镇10多所中小学的师生讲革命传统教育课、爱国主义教育课、思想品德教育课等。我在为中小学校备这些课时,《老友》中的“人杰地灵”、“岁月人生”、“名人轶事”、“敬老长亭”、“人间真情”等栏目的文章、故事是我讲课的最生动事例。我每次备课都要选用《老友》里一些事例。《老友》中的文章生动具体,细节清楚,有历史依据,给学生宣讲,学生最爱听。这些年,我从《老友》中选一些革命传统故事,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故事;抗日战争中的故事;解放战争中的故事;革命前辈的传奇人生,他们的革命生活风范,他们孝敬老人、热爱人民、关心战友、热爱生活的小故事,都是向师生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的好内容。

例如,去年我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选用了2009年第8期《老友》中的《方志敏精神和他的伟大预言》一文。方志敏在狱中对未来中国的“八个代替”的预言是“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我结合解放前后的社会进行对比,向学生宣讲这“八个代替”,教育学生珍惜今天的幸福,刻苦读书,长大建设好祖国。大家都被方志敏精神所感动。

再如,我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教育学生孝敬父母、尊重老人时,选用了《老友》2009年第4期“名人轶事”栏目中《位高未敢忘尽孝》一文中邓小平孝敬后母的事例,启发同学们学习领袖人物孝敬老人的好品德,教育效果很好。

《老友》杂志每一期都有许多好材料、好故事、好事例。选用这些事例或故事讲课,讲得具体,讲得生动,革命前辈的具体事例感人至深,容易被孩子们接受,能启迪孩子的心灵健康向上。我这个当校外辅导员的算是找到了长效有用的好教材。

《老友》源源不断地给我输送生动的革命先辈故事和生活事例,使我讲课用之不尽。我非常感谢《老友》杂志对我的帮助,我比其他老人更爱《老友》,她是我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好帮手、好老师。

我希望《老友》把这些栏目办得更好,更详细地介绍革命前辈的故事和生活片断,为教育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更多的好教材。

??遂川县?方世宏

4.革命传统教育月计划 篇四

一、活动宗旨

深入宣传学习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献身事业的崇高品质。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以“弘扬革命传统，培育民族精神，创建和谐校园”为主题，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和敬业奉献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学生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立志报效祖国，在校园中形成“知荣辱、讲美德、扬国威、比奉献”的氛围，为中华民族的腾飞而发奋学习。

二、活动时间

2011年4月1日—2011年4月30日。

三、活动安排

（一）缅怀革命先烈，祭扫革命烈士墓活动。

（二）观看革命传统教育影片。

（三）革命传统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系列活动。（黑板报、手抄报、国旗下讲话等）

（四）学先烈，献爱心、比奉献，学生结对帮扶活动。

（五）“建设和谐农村”教育体验活动，为我们家乡做一件实事。

（六）“革命传统精神代代传”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

四、有关要求

（一）根据总体计划，结合学校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有组织、有计划、系统性地开展活动，做到全员参与，工作落实，讲求实效。

（二）在活动过程中，要及时总结，不断创新，做到有特色，抓重点，见亮点。并及时把活动情况上报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基教科。

5.小学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篇五

蓝城区白塔镇塔北小学少先队部

2014年4月4日下午，红一团部分官兵应邀来到我校——揭阳市蓝城区白塔镇塔北小学开展一场革命英雄教育活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红一团“大渡河连”指导员为我们讲了红一团自建团至今87年的光辉历程：强渡大渡河，惊险而悲壮；五勇士血战狼牙山，视死如归；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对越自卫还击战、武汉抗洪抢险等，战绩彪炳，永载史册！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中，他们体现了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展现了军魂的风采。听完“大渡河连”指导员的演讲，我校师生对革命先烈不能不肃然起敬。

这次活动，给我校师生上了一次最深刻的“弘扬革命优秀传统，革命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教育课。让少先队员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等革命传统的里理解。它让少先队员们深深地感受到有这样一支军队做后盾，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它是我们少先队员的一面旗帜！我们一定要学习红一团的铁军精神，弘扬红一团优秀的革命传统，推进新跨越。“少年强则国强”让我们共圆我们的中国梦，共建新蓝城、新揭阳，做祖国新一代的生力军！

6.革命传统教育心得体会 篇六

国家安监总局第49期进修班赴上海调研组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二日

革命传统教育心得体会

5月30 日，我们安监总局党校30名学员在潘银忠副校长、王宇辉老师的带领下，到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进行调研和革命传统教育，几天来，我们在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一路走、一路看，迎面感觉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感受到的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古朴典雅的苏州园林，景色宜人的西子湖、高楼林立的浦东新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参观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又把我们的思绪带回了九十年前，那个中国革命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一件件烈士的遗物，一句句感人肺腑的遗言，一堆堆让人惊骇的白骨，让我们体会了白色恐怖的血腥、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我们的心灵一次次经受着巨大的震撼，仿佛回到了那段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重温那段苦难深重的历史。

我们首先参观的是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雨花台烈士陵园位于南京中华门外1公里处，是一座松柏环抱的秀丽山岗，高约100 米、长约3．5公里，这里绿树成荫，风景宜人，埋葬着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无数的革命先烈。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把雨花台变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场，邓中夏、恽代英、罗登闲等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在雨花台被杀害，自1927年——1949年，约有10万革命烈士殉难于此，可以说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这块土地，染红了这里的雨花石。我们先后观看了革命烈士雕像，参观了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瞻仰了革命烈士的先进事

迹。这些革命先烈，就义的时候大都非常年轻，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能够义无反顾地英勇前行，勇敢的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烈士们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和不屈意志，深深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雨花台巨型的烈士群雕好像让我们看到了烈士就义前的英雄气概，他们有的手上带着手铐，有的双手反绑，虽然他们失去了行动自由，但烈士们却紧紧依偎在一起，坚毅的目光注视着前方，给人以一种震撼的力量。

参观完雨花台烈士陵园，我们又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顾了那段切齿难忘的屈辱历史。在纪念馆内，一件件文物和史料，一堆堆白骨和数不清的历史图片让我们触目惊心。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一起特大惨案，在这里被残忍杀害的同胞达到三十多万，其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众，均为人类历史所罕见。从纪念馆陈列的遗物和资料，我们了解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

1、日军的屠杀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从被俘的士兵，到平民百姓；从青壮年，到老、弱、妇、婴；全城内外，“尸野遍地、人血染地”，其状惨不忍睹。

2、日军杀人手段极端残忍。除去通常的枪杀以外，还有砍头、劈脑、刀戳、穿胸、剖腹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3、日军在南京城内四出强奸。南京妇女不分老幼，惨遭日军蹂躏者不可胜数。

4、日军疯狂纵火焚烧，古城南京有三分之一的建筑化为灰烬。陷城之初，从中华门沿途北向，直至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冲天，损失不可胜计。南京城内被烧得一片瓦砾，断垣残壁，焦土无垠。

5、日军大肆抢劫财物。从设备、商品、财物，抢到粮食、牲畜、书籍、字画，甚至是医院、护士的财物、病人被褥等也无一幸免。

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和残暴行径，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这些文物、史料、照片在向人们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令人发指的残酷暴行，张张历史图片见证着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我们一行的最后一站是上海，到上海后，我们首先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一处普通的石库门两层老楼，底层的18平方米房间就是“中共一大会址”。在一楼大厅的党旗面前，我们每个学员拍照留念，32名学员和老师们在党旗前面排好整齐的队形，重温入党誓词，庄严的气氛让我们每个人都肃然起敬。在纪念馆的二楼展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展品是从三万八千多件文物、五万多件参考品和复制品以及三万多张历史照片中精选出来的，加上电声及蜡像等现代制作，极其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辉煌史实。

从雨花台烈士陵园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然后到中共一大纪念馆，这三处革命遗址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早期最惨烈的阶段，也是中华民族苦难最深重的一段岁月，一件件遗物、一张张照片，时时刻刻在撞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次参观让我们深受教育，主要有这么以下几点感受：

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艰难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逐渐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帝国主义瓜分得支离破碎，无数的英雄人物为救国救民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展品中展出了从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到孙中山

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次次不是被镇压就是以失败告终的史料，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即使是手握重权的像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清廷官僚都无不希望中国富强，摆脱列强的压迫，但是这些人都没有成功，反而是这群年轻的知识分子，用他们瘦弱的身躯、稚嫩的面孔开拓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他们手无寸铁，一文不名，但他们引燃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火种一经传播，便爆发了不可遏制的伟大力量，在旧中国掀起了开天辟地的变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二、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令人敬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开展了救国救民的斗争，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的鲜血向我们展示了斗争的残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把雨花台变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场，蒋介石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反动口号，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我们无法想象的异常恶劣的环境中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没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的付出，决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也决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在雨花台烈士事迹陈列馆里，在恽代英遗像前有一段话，让我们深受感动，他说“我们今天所受的苦难，也许我们的后代无法想像，但是为了让他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平实的语言透露出伟大的人格和坚强的毅力，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他们生存的环境是如何恶劣，衣不保暖，食不饱腹，终日在暗探、特务的追踪下，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但正是这些革命烈士在那个最艰苦的年代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使得革命的火种得以延续，革命的精神得以

传播，才有日后革命高潮的到来。

三、革命道路曲折反复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到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是中国共产党曲折斗争、不断成长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斗争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艰难曲折的。北伐革命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革命陷入低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采取的不是积极斗争，而是退让和妥协，结果丧失了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人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又连续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又一次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革命的力量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初期阶段，也是党的领导很不成熟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连续经历了几次重大失败，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打击，直到遵义会议后，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国革命才逐步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些历史遗物，使我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艰苦斗争，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了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胜利的得来都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曲折反复才赢得的。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就是为了要牢记历史，面向未来，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我们的美好家园，永远告别那段苦难、屈辱的岁月吧。

7.革命传统教育案例 篇七

我国传统图案在现代设计, 是其形式与意象的源泉。中国的传统图案包含着中国的人文思想和自然、社会观念, 其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图形设计, 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性和技术性的内涵。传统图案不仅提供现代设计以丰富的图形、图案构成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其表现的文化内涵对现代设计的指导作用。对传统图案进行分析研究并在现代设计实践中扬弃地传承、发展传统图案, 是使传统图案为现代所用的方法, 也是中国现代设计满足社会需求、体现民族文化的途径。

在艺术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 不仅是将本土文化自我延续, 在世界信息交流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对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

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商界的代表, 要求体现中国特色, 设计师采用了中国古钱与“中”字为基本形, 古钱图形是圆与形的框的结合, 中间方孔, 上下加垂直线, 成为“中”字形状, 寓意天方地圆, 经济为本, 给人的感觉是简洁、稳重、易识别, 寓意深刻, 颇具中国风格 (图1) 。中国银行标志之所以能够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我想这主要还是得归功于一直以来人们对象征财富的古代铜钱形象的根深蒂固的认识吧。

中国电信的标志是以“中”字和我过传统的回形纹样作为基础, 经发展变化而成的三维立体空间图案 (图2) , 寓意为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 象征中国电信时时畅通, 无处不达, 形象的表达了中国电信的特点:科技、现代、传递、速度、发展, 该图案装饰效果强烈, 并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感, 可以说是将传统文化运用得极具现代感的经典之作。

现今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2008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了。从申办奥运会中做的申办会徽设计, 到正式的奥运会徽, 都充分展示了中国的特色, 受到全世界的一致称赞。申办会徽由奥运五环色构成, 形似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的“中国结”, 又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中国结”象征着吉祥如意, 也体现了每一个中国人大家心心相连、团结一致的精神;太极拳则是中国的国粹, 整个图案如行云流水, 和谐生动, 充满运动感, 象征世界人民团结、协作、交流、发展, 携手共创新世纪的深刻涵义。 (图3)

正式的标志更为出色, 为“中国印·舞动的北京”, 将中国传统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 传达和代表了三层含义:第一, 以中国传统文化汉字印章作为标识主体图案表现形式, 选用中国传统颜色——红色作为主题图案基准色, 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代表着民族与国家, 代表着喜庆与祥和。第二, 作品主体部分又似“京”字, 又似舞动的“人”张开双臂, 充分反映了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中国, 传递着友好、真诚与热情。第三, 作品中巧化成向前奔跑、迎胜利的人形, 充分传达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宗旨, 强调了以运动员为主体和健康向上的精神, 充满动感与活力。标志把中国文化和奥运会的精神表达得贴切自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称赞不已, 称其“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 (图4)

传统图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 她不但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象征和表现, 也是现代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传统图案多是人们想象幻化出来的美好事物, 即便是描绘现实中的事物, 经过加工和变形, 表现一种圆满和谐的意境和美感。具体包括瑞兽图案、吉祥画、汉字图案、古代花边纹样、花卉图案、诸神图案、仕女图、中国古代家具和建筑图案、中国化的佛教图案、生肖图案, 以及我国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等等。例如, 汉代代表图案瓦当图案, 大多数以动物、植物、文字符号和几何纹为主, 其中包括有大众所熟知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 取材多与吉祥、避邪有关, 造型简洁有力, 极具韵律美。

然而, 在现代设计教育中往往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纹样的采集与运用, 一直舶来的西方设计, 后现代设计, 极简约主义席卷了我国的设计教育方向, 也左右着设计的吸收来源, 局限了设计教育只能朝向跟随多年来一直追随跟风设计, 当我国设计者们取法于西方设计、不断提高设计水平的同时, 中国设计的思维和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局限。有的设计者希望按照西方的设计思想和方法, 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传统图案已经是过时的, 而忽视甚至盲目地抵触中国传统艺术思想。这些做法忽视了西方设计也是有其根源和发展过程的客观事实, 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表面上仿效西方设计, 作品看似现代, 实际上却没有民族特点, 丧失了民族性。

近年来一直在不断的被提高到教育导向来改变现状, 我国优秀的设计先锋们也为设计领域在开疆拓土大力撷取传统纹样的精华经过加工再设计, 旧元素新组合的全新视觉形象来推广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作品, 频频得到青睐和国际广泛的认可。为当代的设计教育起到了很好的呼唤觉醒作用!

作为中国传统纹样, 她们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和历史的积淀才流传于世, 代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特色, 有很多传统图案还蕴涵很深的文化内涵。所以在以某个传统图案为蓝本, 对作品进行设计之前, 还要理解这个传统图案的寓意和内涵, 使传统图案与设计作品的风格、功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例如, 在有些婚礼礼服设计中大量采用中国传统图案的龙凤纹为蓝本进行变换, 精彩的表现了服装的特征与功能。因此, 所选择的传统图案与设计作品的特性、功能、适合人群等联系越紧密, 传达给消费者的产品信息准确度就越高, 给消费者的感受也越自然, 设计教育也就达到了目的。

当然, 在设计教育中, 如何更好运用传统图案的灵活性与创新性是当今时代一个大命题。当代是一个信息时代, 每天有非常多的图案不断地出现在消费者的眼前, 容易造成人的视觉疲劳。因此设计教育在运用传统图案时必须大胆创新, 融入鲜明的个性, 才能得到消费者的注意与认可, 从而在众多的产品中脱颖而出。在选用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图案的同时, 要赋予它们新的时代感, 吸收先进设计理念也要同时重视科学技术, 技术的创新采用往往给设计带来全新的感受。因此在设计教育中注意传统纹样使用的重要性, 也要学习先进的设计实现技术, 产品加工工艺, 紧跟时代潮流, 推陈出新, 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传统应是一种风格, 是一种时尚, 在多种途径中体现出时尚感。

而在现代越来越讲求民族性设计的时代, 与完全的西化相对应的, 出现了盲目裁切传统图案中优秀片段, 然后生硬拼凑的“民族风格”的设计。这主要是由于没有具备足够文化底蕴又同时有较强的设计能力去使用现代设计方法诠释传统思维的设计者不多, 面对“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大趋势, 设计者们急于寻找表现方法与途径, 但是由于很多设计者对传统图案都没有研究或者只知皮毛, 对其中蕴藏的思想内涵没有深入的理解, 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艺术十分陌生并且无法驾驭, 使得本来就在西方设计阴影下不知应如何发展的中国设计又走向了另一极端。所以, 可见在接触和感受设计之初传统纹样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也是当代设计类教育面临的一个新要求。做好设计前期的思想洗礼对设计师今后的成长起到的作用影响深远。

在传统纹样教育的启示作用与中国现代设计的走向在设计教育中是重中之重, 是推广和承袭我国优质设计元素全新组合的途径, 在传统图案蕴藏着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 其不仅仅在色彩、造型上是现代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因此在设计教学中对待教育对象要加以普及化和着重引导, 同时要使得其包涵的文化内涵也能帮助设计者在成长中提高艺术修养, 确立设计观念, 启发设计的意义。

形态上, 对中国传统图案有所扬弃的选择、继承和发展、使用是使中国现代设计拥有其文化内涵及民族特色的方法, 是其发展之路。现代设计需要针对一定的目标受众的, 将设计与传统图案的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以增加设计作品的感染力。

意义上, 中国传统图案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是在不断地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 体现了中国的艺术、文化、政治、宗教等思想。对于现代设计, 研究传统图案能增加对对这些思想的理解, 有助于汲取其中的传统“内涵”, 对设计产生指导作用。

在现代设计的过程中, 以上两点应相综合, 对于传统图案, 既要取其“形”, 又应取其“意”。首先是得其“意”, 要领悟传统图案中的文化内涵, 并进而加以引申, 用以表现设计所需内容, 在思想的层面上使设计具有深度和趣味性。得其“意”是得其“形”的基础, 在现代设计教育中, 应根据传统图案的生存样态、本质规律, 找到与现代设计间的联系点, 巧妙运用, 推陈出新。对于借鉴西方的优秀设计, 我们应摆正位置, 做到中西结合, 以中为主, 分清西方和中国设计的差异性, 突出中国设计特色。同时, 对于中国传统图案的借鉴与传承应是有选择性的, 要与现代设计的规则相适应, 才符合现代中国社会的审美要求。

中国现代设计之所以必须研习并有所扬弃地传承传统图案中的造型形态和意义引申是因为:首先, 中国的现代设计必须是“本土设计”, 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世界艺术因其差异性而显得多姿多彩, 因而民族化的设计是世界设计发展的要求和趋势。

8.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篇八

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做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力，却也颇有切磋之乐。但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我的陈述有助读者。

首先，我必须郑重指出，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于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另一重大问题的答复：“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正如本书“导言”中所显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的一体之两面：“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很显然，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在“导言”与“总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现在让我以简化的方式说一说本书作者与李约瑟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表示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问题当然要从李约瑟开始。李约瑟至迟在一九四三年访华时便已坚信：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因此他拒绝接受早期中国学人的看法，即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一九七五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先后纠合了多位专家，终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不朽盛业。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册的巨制将中国史上科技发明的辉煌纪录和盘托出，证实了他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

但是，李约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基本事实，却亦未能对自己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他在全书最后一册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中曾试做种种解答，然而往往语焉不详，以至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甚信服其说，而评之为“见树不见林”。这里让我顺便提一下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的看法。他最近评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结”，即第七卷第二分册，曾对“李约瑟问题”表示过下列意见：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如果我的理解不错，那么本书作者与席文的看法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前面指出本书的最大贡献便在于交代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一根本问题，而且交代得原原本本，系统分明。可见本书恰恰符合了席文的最高期待。

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李约瑟有分歧，与席文却不谋而合呢？我认为关键便在于彼此对“现代科学”的概念有不同理解。早在一九七四年，李约瑟便告诉我们：他把“现代科学”看做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the same path），今天已汇聚在“现代科学”之中。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席文的见解和他不同，判定中、西“科学”各自“分途”（separate paths）进行。尽管如此，李约瑟还是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可知他心中的“现代科学”是普世性的，与民族或文化的独特背景没有很大关系。

本书作者则不但同样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各自分途发展，而且还更进一步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西方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如作者所云，它恰恰是“西方文明大传统最核心的部分”。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作者将西方科学传统的特征概括成以下两项：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是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第二，它虽然可以清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吸收伊斯兰科学，到十六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发展出来的。这两点概括都建立在坚强的史实之上，而作者识断之精也由此可见。

作者对本书内容的取舍做了一个扼要的说明。他说：“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我必须郑重地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放过。本书胜义纷披，读者随处可自得之。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就西方数理科学的问题稍稍引申作者的论点，然后回到“李约瑟问题”做一结束。

本书在“总结”第一段说，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实有画龙点睛之妙。所谓“一个传统”即指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同一研究传统之内：“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飞跃所导致，但在性质上仍与古希腊科学同条共贯。所谓“两次革命”，指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然界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便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两个部门。通常我们用“科学革命”一词来指称十六七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则在古代希腊，即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奥秘。其中细节见本书第四章，这里毋须赘言。我认为作者这一提示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正是西方科学传统的灵魂所在。而且作者这一说法绝不是向壁虚构，前人也早有见及者，不过没有像作者表达得这样一针见血罢了。例如柯林武德 (R.G. Collingwood) 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便特别提出“自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the Pythagorian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 并阐明其何以获得惊人的成功。

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所做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mathematicization）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甚至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经济学因为数学化比较成功，才被承认具有较高的“科学的身份”，而非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能企及。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已涉及此点。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本书作者解释这两句话说：

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但数学原理则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其义全阙”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对此便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如作者所云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一八○九——一八七四）与李善兰（一八一○——一八八二）两人当可为其代表。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冯氏在《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氏则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一八一五——一八八七）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其余部分（卷七至十五），于一八五八年以《续几何原本》的书名刊行；此外还有多种有关数理的译著问世，并已开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定名为《奈端数理》），可惜未能终卷。由于他的造诣最高，为西方在华专家所特别推重，所以清廷设同文馆，聘他为数学总教席，在任共十三年（一八六九——一八八二）。李善兰（字壬叔）是一位数学天才，他的朋友王韬（一八二三——一八九七）记他的话说：

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

这几句话证明他对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已有透辟的认识了。但达到这种理解并非易事。王韬虽自称在“西馆十年，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但仍不能接受李氏对“算学”的评价；囿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他竟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不过与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较，王氏的识见已远为超出。试看下面的故事：

清晨，湖南樊吉山来访。吉山名川……甚慕算法天文及谶纬占望之学，以为泰西人素精于此，必有妙授。……予谓之曰：“西人天算，与中华所习术数不同，断不可误会也。”

可知在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心中，西方算学、天文是和谶纬、占星、望气之类的“术数”属于同一范畴的。王韬能立即指出这是“误会”，足见他对西方“格致之学”虽未“入室”，至少已“登堂”了。

从以上所引明、清数学家对于西方数理的认识来看，则中国科学从未走上“数学化”的道路，其事昭然，已无争论的余地。从这一根本分歧出发，让我表示一下对于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看法。

首先必须声明，我对“李约瑟问题”的观点基本上是和作者一致的。作者引了几位西方科学史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负面评论，我读来并不感觉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相反地，把西方科学传统理解为西方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是很有说服力的。另一方面，李约瑟在他的不朽巨构中发掘出无数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自然是有目共睹，但这些成就大体上仍不脱徐光启所谓“其义全阙”的特色。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过去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比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李约瑟讨论中国科学思想的进展，特别推重“道家”的贡献。他似乎不曾注意，庄子既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两种态度两千多年来影响士人的求知的取向极大，而适与西方科学精神互相凿枘。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与西方科学精神最相近的，我个人认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的理学足以当之。其中朱熹尤其值得注意，他自记“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可见他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开始的。这样的心理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科学的路。明、清中国学人用“格物致知”来翻译西方的“科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理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其终极关怀仍落在“六合之内”，也就是“人间世界”的秩序。关于这一点，我已详论之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里不必涉及。总之，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其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取向密切相关的。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pseudo-question）。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与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今天一提及“科学”这一概念，我们立刻想到的必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而不是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之类。“五四”时代中国知识人热烈欢迎“赛先生”，也正是因为他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粹。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过去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学术相当于西方的“科学”并足以与之互较长短。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稍检查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问题的症结便无所遁形了。《提要》二百卷，其中只有“子部”的“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六卷可以划入“自然科学”的总类之中，但以《提要》而言，这三科不但分量较轻，而且处于中国学术系统的边缘。分析至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基本预设。前面已指出，李约瑟预设中国传统中的“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是同一性质的，不过相比之下远为“落后”而已。所以他才强调，中国传统“科学”最后必然汇合于西方“现代科学”之中，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样。这个预设究竟是否站得住呢？如果仅仅空言论辩，问题当然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解答的途径，即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它和中国原有的“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得到澄清以后，我们才能对上述的预设有判断的根据。这是一个大题目，自然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下面我仅引一个有趣的史例为证，便大致足以说明问题了。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总理衙门决定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专授天文学和数学。这是西方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教学系统的开始。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主持其事的恭亲王（奕欣）和文祥最初建议翰林、进士、举人都可以申请入学，读了三年天文、算学之后，即予以“格外优保”的升官机会。但这个计划一提出便遭到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保守派所持的理由以下面两点最值得注意：第一，西方的数学、天文学不过是一种“机巧”，甚至可以视之为“异端之术数”，不但不足以“启衰振弱”，甚至有害于“士习人心”。第二，“奉夷为师”，最后必将动摇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以这两点理由为根据，倭仁及其支持者在北京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科举出身的人报考天文算学馆。他们成功地制造出一种气氛，使士阶层中人深以入同文馆为耻，以致最后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抱怨：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但保守派既不敢公开反对西方天文、数学的引进，那么谁来接受这种教育呢？当时有一位御史提出下面的建议：

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

这条建议恰好涉及西方现代科学和中国本土科学之间的交涉问题，让我稍作分疏。

首先必须指出，保守派对于天文、算学既无知识，也无兴趣。他们之所以提出“钦天监衙门”中的天文生、算学生，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以天文、算学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地位低下，与科举正途中的“士”相去天壤。他们以“钦天监衙门”的天文、算学代表“中法”，尤其是无知乱道；他们似乎不知道明、清之际天文、算学早已接受了耶稣会教士传来的“西法”。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即是顺治时期的钦天监。换句话说，保守派的建议完全出于贬抑西方天文、数学的动机，即视之为一种技术，不值得“士”阶层中人去浪费时间。所以“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不过是一句门面语，其中绝无倡导中、西两种“科学”交流之意。

如果从官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角度出发，问题便更清楚了。此馆是在外籍顾问丁韪良（W.A.P. Martin）和赫特（Robert Hart）影响下成立的，赫特并于一八六六年为馆中聘来了两位欧洲教席。但天文算学馆的范围一直在扩张，除了天文、算学两门外，还增设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人体解剖学等；这些西方现代的新兴学科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系统中是找不到相应的部门的（中国原有的“物理”一词，与西方的“physics”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天文算学馆的建立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自始即把西方现代科学当做全新事物而加以吸收。无论是中国主持人或西方顾问都没有考虑到中、西两种“科学”研究的传统应当如何接轨的问题。严格地说，只有明、清之际数学领域中曾发生过所谓“中法”和“西法”的交涉，即《清史稿·畴人一》（卷五○六）所说：“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传来的现代天文、算学则又远远地超出过去的成绩。例如同文馆的算学总教席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了许多有关天文、代数、解析几何等最新的专著；他十分兴奋，对朋友说：

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按：李锐，一七六五—一八一四）、梅定九（按：梅文鼎，一六三三——一七二一）恐将瞠乎后矣。

这几句私下谈话最能反映出李善兰已完全信服了西方现代的天文学和数学，因此才毫不犹豫地断定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梅、李两人在此一领域中“恐将瞠乎后矣”。李善兰在这里所表明的恰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典型态度： 全面拥抱西方最新的天文学和数学，但不再重弹“中法”、“西法”互相“印证”的旧调。换句话说，这是在科学领域中进行最彻底的“西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往的业绩，包括天文、算学在内，都已处于若有若无的边缘地位。当时士大夫几无不视科学及科技为西方所独擅，因此才有“西学”这一专词的出现，从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到张之洞的“西学为用”都是如此。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也有一套可以与“西学”分庭抗礼的“科学”遗产。相反地，只有对科学完全无知而又敌视的保守派才会制造出“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奇谈怪论。

为了从历史角度加强本书作者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质疑，上面我特别借着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例案，来观察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情形不同，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状况根本未曾出现。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便是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从局部一直扩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事实的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以上是我对于本书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一些初步体认。限于精力和时间，我只能就一两大关键处稍申所见，以响应作者的孤怀宏识。

9.革命传统教育主题班会教案 篇九

准备：

1、明确主题：火红的五月——革命传统教育

2、班会主持：陈琳、龙娟

3、收集资料：罗俊雄、王海英、杜黎霞等

4、组织节目：徐斌、罗俊雄、凌婵芸等

5、教室布置：徐侠敏、邵辉、唐廷等

形式：朗诵、知识竞赛、乐器演奏、歌曲、书画等

过程：

主持人：五月，我们又迎来了一个火红的五月。在这开满鲜花的红五月中，我们不禁想起了195月4日、1925年5月30日等一系列不平凡的日子，我们的面前仿佛出现了革命先烈为了革命事业而浴血奋战的场面。在这火红的五月中，让我们一起缅怀我们的先烈。

节目一：配乐朗诵《纪念碑下的沉思》表演者：王海英

主持人：是啊，站在这高高的纪念碑下，我们想了很多很多……这纪念碑凝聚着成千上万中国英雄儿女的忠诚和心血!下面，让我们通过知识竞赛的形式，回顾历史，了解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有请我们的知识老人。

节目二：知识竞赛 主持：徐斌

主持人：重温了党的光辉历程后，让我们一起讴歌我们伟大党的业绩。请听手风琴独奏：《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节目三：手风琴独奏：《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表演者：赵海鹏

主持人：《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多么雄壮有力的音乐节奏啊!这正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也说明了我们祖国的伟大。在这里，让我们道一声祖国万岁!

节目四：诗歌朗诵：《祖国万岁》 表演者：罗俊雄

主持人：下面，让我们欣赏书法表演。

节目五：书法表演：《祖国颂》 表演者：凌婵芸

主持人：《祖国颂》三个大字，寄托了我们对祖国的祝福。让我们以饱满的精神，在《歌唱祖国》的歌声中结束本次主题班会。

节目六：大合唱：《歌唱祖国》

10.革命传统教育案例 篇十

3月19日，容城县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到该县北后台烈士陵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大家在烈士纪念碑前聆听革命事迹，重温了入党誓词后，纷纷表示，一定要铭记历史，弘扬先烈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自觉转变工作作风，在党的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带好头、做表率，真正为民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在清明前，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都将陆续到北后台烈士陵园接受红色教育。突出红色教育，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品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用先烈的精神激励鞭策党员干部，是容城县活动办在做好各项规范动作的同时，结合具体县情，实施的一项自选动作。活动中，该县深入挖掘本县的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事迹，组织老党员和烈士后代宣讲革命故事，并在县电视台开辟专栏播放。

在学习教育环节，该县还组织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历史文献记录片《苦难辉煌和》和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孔繁森》、《焦裕禄》等一批红色教育片。

11.论如何教学革命传统题材课文 篇十一

[关键词]革命传统题材；课文；理想课堂

一、摆正心态，正确认识革命传统教材

语文学科要让学生养成基本的语文素养，并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因此，语文教材中有各种类型的题材。学生对教材中很多题材都比较感兴趣，而革命传统教材脱离学生生活实际，是在特定环境下进行的，政治色彩较浓。学生不甚理解，情感不易激发。教师如果不正确处理教材，没有正确领会编者的意图，把革命传统题材课文上成思想品德课，就失去作为语文教材的用途了。所以，教师必须正确认识革命传统教材：

1.明确革命传统教育的必要性。首先，革命传统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材丰富的工具内涵和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又是极为深广的，在语文教材中加强教育是必要的。教师应深刻认识其必要性。其次，革命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因此，注重语文教材中革命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革命传统，有着重要意义。

2.认识革命传统教育对学生终生发展的深远影响。它有利于学生汲取营养，正确看待现实生活中许多不利孩子成长的浮躁气氛。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各种现实问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利于培养他们艰苦朴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知难而进、先人后己的精神。可见，革命传统教育对学生健全人格和健康个性的养成，同样有着重要作用。教师明确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性，才能充分利用好教材，创造性地解读教材。

二、师生齐收集相关背景资料

此类课文叙述真实历史事件，应引领学生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让学生作出正确的自我价值判断，让学生、教师、文本进行有效对话。如教学《朱德的扁担》时，教师可让学生上网、到图书馆找资料，包括：朱德人物简介，井冈山根据地的地理环境，了解八路军、红军、新四军等不同名称，1928年的政治环境，朱德的其他故事，用这些材料拓宽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并利用教师查找到的资料，帮助学生进行判断，深刻感受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了解朱德以身作则、与战士同甘共苦的高尚品质。

三、激发兴趣，找学生的情感、体验与教材的结合点

语文教材中的革命传统教育必须与学生的兴趣、情感、体验结合，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终身发展。教材中革命传统内容与当今学生的兴趣、情感世界和生活体验相距甚远，导致学生厌学，学习效果不佳。基于这种认识，革命传统教育不是一种教师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教育，而是找准一个教材和学生的结合点，如：《要好好学字》《他得的红圈圈最多》，虽属这类题材，却和学习、写字有关，学生能联系自己亲身体验，拿出自己的习字册和邓小平爷爷比一比，感觉比较亲切，能激发学生写好字的兴趣。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从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入手，用事实说话，用榜样说话，用学生自己的话语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以情动人、以事感人、以理服人，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教育，受到感染和熏陶。

四、利用文本语言文字，实现学生和教材间对话

1.赏析人物外貌描写，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其实外貌描写对表现人物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描写人物外貌时总饱含着自己对人物的感情，教师要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分析，把作者的真情实感传递给学生，引起强烈的共鸣。如《朱德的扁担》一文中，主要写朱德和战士们一起挑粮食，也写了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这外貌描必然不可省去，这外貌描写体现他艰苦朴素的革命品质。

2.品味人物语言，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教材中描写革命英雄的语言不多，但每一句都是语重心长。在《要好好学字》中，毛主席对两个小八路说：“参加革命了，要好好学字啊！”毛主席亲切的话语，就像一个长辈对孩子的谆谆教导，对小八路的关心与期望全都跃然纸上。

3.理解人物行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人物的行为描写不可忽视。教材中通过描写革命英雄的行为，以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世界。在《军神》中，写刘伯承受伤以后，沃克医生帮他动手术，“年轻人一声不坑，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白色床单，汗如雨下。”刘伯承在手术时如此镇定，能让学生深刻感受到他的坚强。学生很容易产生表达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敬意。

五、延伸丰富的课外活动，充实革命传统教育

课前、课上的学习，让学生充分领略到革命家的风采，课后的活动给学生更深刻的体会。如让学生走访老军人，祭扫烈士墓，参观战争图片展，观看电影，更真切地体会革命先烈的优秀品质。

12.革命传统教育案例 篇十二

这是一次震撼苍穹的精神回望。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80周年,6月26日,“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中央苏区革命传统主题展览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通过凝重的史实、鲜活的形象、饱满的热情回顾了苏区的光辉历史,展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吸引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目光。

追寻是为了更好地传承。

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弘扬。

弘扬苏区革命传统,要在牢记光荣历史中坚定信念。80年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赣南为主体的红土地上，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进行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苏区革命斗争,培育形成了苏区优良革命传统。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发展阶段,大力弘扬苏区革命传统，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弘扬苏区革命传统,要在铭记苏区精神中凝聚力量。苏区精神是党在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苏区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苏区精神既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共性,又凸显了苏区时期具有原创意义的特色和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高度升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如今留在人民心中生生不灭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关心群众、执政为民、模范带头、争创一流”的中央苏区精神,永远闪耀着熠熠光辉。正是这种苏区精神,让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回顾苏区创建的光荣历史,缅怀先烈的不朽功勋,重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是这种苏区精神,激励着老区人民艰苦奋斗,推动事业不断进步,使老区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弘扬苏区革命传统,要在致力老区发展中与时俱进。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苏区革命传统的核心内涵。当年,苏区干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夜打灯笼”走遍千家万户,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关心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在新形势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仍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弘扬苏区革命传统,就要以“苏区干部”为楷模,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特别是着力解决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紧出台扶持老区苏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从规划、项目、资金、法规等方面加大倾斜和帮扶力度。老区人民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如今面对老区的发展困境,需要保持锐意进取的干劲、攻坚克难的拼劲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胆识,发愤图强、昂扬向上的斗志,模范带头、争创一流的作风,不断提高老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让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13.瞻仰红色传统革命教育基地有感 篇十三

郑州中学第二附属小学

王芳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位于著名的将军县新县。听说当年在这片红色圣土养育了共和国数百名将军，这些我早有耳闻。许世友将军的传奇人生，以前在报端也略有了解。但参加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听说单位要集体组织去，我的心情有点激动。有人说，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情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谈漠。然而，我始终相信，有一些印记，时间越久，会越加清晰。

我们乘坐的大巴车在高速上一路飞奔，但我的心情反而有些沉重。我们的国家发展如此迅速，今天的国人无不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我们因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想这正是革命先烈所期盼的，如果能感受到今天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他们的在天之灵也许是一种莫大的慰藉。到了革命烈士陵园，我眼前一亮，高大、庄严的纪念碑与街道上熙攘的人群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想当每一个中国人走进革命烈士陵园时，心灵深处都会有一种感触，一种震动。伴随着讲解员的生动讲解，端详着先烈的面容，触摸着先烈用过的东西，一幅幅画面仿佛呈现在眼前，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硝烟和战火，也仿佛看到了先烈们在艰苦的跋涉，简朴的生活，仿佛看见他们在一次战斗失败后焦急而又自信的研究着敌情，正酝酿着下一步如何击退敌人、占领要塞。多么年轻的生命，多么纯洁的心灵陨落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着对正义的追求、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到了将军墓，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许世友将军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为了孝敬母亲，请求中央在自己死后安葬在母亲傍边，以死后孝敬父母。这是怎样一种境界，怎样一种品质，我想用再生动的语言和文字都是无法形容的。

在领导的教育和培养下，在同志们的关心支持下，做为一名党员，我们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为人民服务。有时感觉工作很苦很累，有时感觉力不从心，有时有烦躁情绪，但和当年先烈们所处的艰苦环境相比我们不是很渺小吗？我们的办公室宽敞明亮，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一应俱全，过着自己安定的生活，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这、抱怨那。

14.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心得体会 篇十四

也知道了震惊全国的牛头镇惨案，还知道了带领寿光军队顽强抗争日本人的马保三和宁死不屈的牛头镇村民。通过学校举行的这次活动，我知道了60年前，1945年8月15日，一个令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倍感自豪的日子：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中华儿女的英勇斗争，无数人的流血牺牲，我们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取得的第一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在这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拼死搏斗中，中国人民表现出巨大的民族觉醒，战前的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彻底打败了侵略者。

历史充分说明，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强国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正义，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是他们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他们浴血奋战于抗战的最前线，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军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伟大贡献。

太行山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指反法西斯，壮烈牺牲;狼牙山顶，五壮士舍身跳崖;雨来智取鬼子……

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那些悲壮义举,铁骨忠魂，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在我们中华历史上曾蒙受巨大的耻辱，给予人民沉重的灾难，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英勇抗争，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多少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大家抚摸一下胸前的红领巾，抬头望望血红的国旗，那井冈山上染红的杜鹃，长征路上烈火烧红的天空;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当年南征北战、重振中华的往事;红军时期宁死不屈的各位烈士，指挥战争不怕牺牲的杨成武，抗日战争时期那些坚信着“头可断，血可流，阵地不能丢”的英雄烈士们……就是他们，用革命先驱用鲜血、用生命给所有的人换来了今天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珍惜这美好的日子，立志勤奋学习，为建设绿色家园做好准备吧!

在抗日战争中，有多少民族英雄壮烈牺牲，虽然他们已经死了，但他们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将会成为永久的丰碑，永垂不朽!

15.革命传统教育案例 篇十五

马克思指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 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 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 而且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胡塞尔的现象学旨在为人类生活重新确立一个坚实稳固的基础, 以便彻底化解当时流行的心理主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危机, 重新寻找价值与意义的普遍性、客观性, 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法国哲学家伽罗蒂在《人的远景》一书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在两个危机阶段的连接点上产生的:一个是对许多最确定的真理发现怀疑的科学发展的危机阶段;一个是人类历史的危机阶段。这时人们被引起了对许多最确定的“价值的”怀疑, 而向自己提出根本性的问题, 如人的生存有何意义和人正在经历的历史有何意义等问题。”在中国,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与社会体制, 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社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 人们也付出了环境和精神上的沉重代价。如何构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 进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寻求可靠的精神基础, 这是中国现象学运动的终极关怀和它得以产生、发展的原初动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1986年, 胡塞尔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现象学的观念》由倪梁康译出。从此之后, 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一系列与现象学有关的事件:第一届中国现象学研讨会1994年10月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 此后不久, 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成立。1995年9月《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出版。2001年10月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成立, 随后相继成立的有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 等等。依笔者之见, 到目前为止, 中国也有了一个类似于西方的现象学运动。

现象学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中体现在它的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中。现象学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彻底破除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 即颠覆自柏拉图以来传统哲学主客相分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世界分为现象界与本体界, 以主客绝对分离为前提, 以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为基本范畴, 以认识为基本途径, 以求达到对实体或本体的洞见。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有多种概括, 如实体主义、本质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或永恒的在场理论, 但其精神实质都是一样的。现象学哲学则与此不同, 在胡塞尔看来, 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 或悬置或加括号, 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 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 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 对象总是意识指向的对象, 意识总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另一位现象学哲学家海德格尔则认为, 此在于世界首先是一种存在关系, 随后才衍生出被传统哲学当作第一性的主客关系, 对当下的超越不是跃进到抽象的理式世界, 而是超越到尚未出场的感性的、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与此相适应, 上手与在手、在场与非在场、呈现与遮蔽、中心与边缘等构成哲学的核心范畴。总之, 哲学思维方式经历了从实体到关系的裂变, 这种裂变成为衡量哲学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现象学内部来看, 胡塞尔以意识的意向性来消解这种二元对立;海德格尔拒绝胡塞尔先验唯心论的立场, 而以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此在的存在作为基点来统一二者,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知觉放置在其哲学的首要位置, 把主客体统一在身体-主体的知觉之中。相对比较而言,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更为彻底, 真正代表了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因此, 现象学哲学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一个标志, 就是不再把追求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还是精神作为哲学的终极目标, 而是从抽象的自在的自然世界和观念世界回返到与人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世界, 在两者的关系中来探究哲学所应关注的各种问题。

现象学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不仅表现在对主客二元的克服方面也表现在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特定的对象需要特定的方法, 反之特定的方法也需要特定的对象。从研究对象来看, 现象学哲学关注的不再是脱离人的抽象的物质世界, 也不是脱离物质的抽象的精神世界, 相反, 生活世界成为其关注的理论核心。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早已经在哪儿了, 先于我们的存在, 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 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 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 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 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中国现象学哲学家倪梁康指出:“在胡塞尔那里, 在舍勒那里, 在海德格尔, 尤其是在早、中期的海德格尔那里, 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种探讨方式上的相似性。他们都不是体系哲学家, 无力也无愿通过体系的折叠而将世界装入自己口袋之中。他们不做惊世骇俗的壮举, 不以救世主自居, 而是一步一步地进行踏实的‘工作哲学’的基础研究, 并且为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感到由衷的喜悦。”正如胡塞尔所讲, 现象学哲学不再需要大面额的钞票, 它需要的是小零钱, 诸如意向性理论: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所谓“意向性”是指所有意识, 即有所指向的意识的性质;中止判断论:也叫“悬置”或“存而不论”, 指认识时注意力集中在内在的原始的意识现象上而暂时撇开外在存在的事物;现象学还原:包括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前者指观察者回到使事物得到显现的原始的意识活动现象中去, 以获得对本质的直观的明证;后者指观察者站在先验自我的地位上, 对原始的意识活动做出反思的描述。还有交互主体论、生活世界理论等等, 都构成了现象学特有的哲学理论与方法论。胡塞尔说得好:“那些产生于遥远、含混和非本真直观中的含义对我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回到‘事实本身’上去。我们要在充分发挥了的直观中获得明见性”。“只有通过直观的原本源泉以及在此源泉中汲取的本质洞察的回复, 哲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根据概念和问题而得到运用, 只有通过这一途径, 概念才能得到直观的澄清, 问题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出, 而后才能得到原则上的解决。”凡此种种都是哲学现代性的典型标志, 也是现象学哲学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成果显现。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 2001.2.

[2]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长, 1995.36.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56.121.

[4]伽罗蒂.人的远景[M].北京:三联书店, 1965.22.

[5]布宁.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