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共13篇）（共13篇）
1.左传 篇一
《左传》名句选读
1.立德立功立言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
这是人生三种不朽事业的标准。
立德，是为社会创建做人的准则，社会发展的制度。包括道德、法律等。他舍弃个人利益使多数人受惠成为做人的榜样。
立功，是指使国家或集团脱离危险，解除大难，如大禹治水，田单用火牛阵破燕军，使齐免于亡国。
立言，是他的话(包括文章),准确扼要地表达对某一问题的态度，他的道理足以服众，即使他死去身体早已化成灰，他的话还被人传诵。如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3.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很远。
4.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
疼爱子女应该教给他们做人的正道，不使他们走上邪路。骄横奢侈，荒淫放纵，就会走上邪路。骄奢淫逸四种习惯都有，这是过分宠爱他们所造成的。
5.礼身之斡也，敬身之基也。
礼：泛指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敬：戒慎，不怠慢。礼和敬是立身处世的根基。
6.令名，德之舆也。德，国之基也。
美名，是德的车轿；道德，是国家的基础。7.世济其美，不陨其名。
后世承前世之美，不败坏前世之人。
8.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度德而处，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贪图安逸必然败坏自己的名声。19.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节俭是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奢侈是最大的不良行为。20.有德则乐，乐则能久。
有了德行，就叫人快乐；快乐了，就能使国家长治久安。21.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22.施舍不倦，求善不厌。
资助困难的人毫不厌倦，勉励从善永不满足。23.惩恶而劝善
惩戒坏人坏事，劝导人们从善。24.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从：效法。学好有如攀登高山那样难，学坏就象山倒塌那样易。25.善不可失，恶不可长。
善事不可丢掉不作，恶事不可使之滋长。26.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成语‚欲盖弥彰‛）27.华而不实，脆而不坚。
28．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
私仇不涉及公事，喜欢不放弃过失，厌恶不掩盖善行，这是义理的常道。经：常道。
29.生在勤，勤则不匮。
匮：缺乏。勤恳劳作，生活才会应有尽有。30.弃信背邻，患孰恤之? 无信息作，失援必毙。
失去信用，背弃邻国，一旦遇到灾难，谁还同情你?不守信用而发生灾祸，又没有人援助，一定会灭亡。说明人必须守信用 31.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32.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
救济灾荒，抚恤邻国，是符合道义的。施行道义，就有福禄。33．去疾莫如尽
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清除坏人坏事务必干净彻底。这就是成语”除恶务尽"的出处。
34.临患不忘国，忠也。
2.左传 篇二
一、“下视其辙, 登轼而望之”中的“下”字
《左传·庄公十年》中有“下视其辙, 登轼而望之”, 对“下”的理解和这一句的断句, 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可以在“下”后断句, 有人认为“下”做状语, 意为“向下”。我的理解是“下”不做状语, 也不用在“下”后断句。下面, 我结合古代车战中对士兵的体能要求和“视”字的含义解释这个词。
在古代车战中, 军队对士兵的选拔是有体能要求的, 更不用说将领了。“上下车”这个动作对武士来讲是基本的体能考核要求。先秦文献资料中早有记载, 《吕氏春秋》中:“晏王欲杀王子庆忌, 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吴王之友要离谓王曰:‘臣请杀之。’是王曰:‘汝拔剑不能举臂, 上车不能登轼, 汝能杀之?’要离曰:‘请必能。’吴王曰:‘诺。’” (1) 名将吴起所写的兵法《吴子》中有:“能逾高超远者, 轻足善走者, 聚为一卒。” (2) 所谓逾高超远就是军士能跳高、能跳远。另有一处记载就是《左传·哀公八年》:“微虎欲宵攻王舍, 私属徒七百人, 三踊于幕庭, 卒三百人, 有若与焉, 及稷门之内。” (3) 微虎让他的私人部队七百人在帐幕外的庭院里设立了一道幕布, 要求三次跳过这道幕布高度的人就算合格, 最后微虎在七百人当中只挑选了三百人, 也就是说, 只有三百人符合车战中这一项基本体能要求, 当时, 孔子的学生有若也在里边。从上面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代车战中军士能够上下车是最基本的要求。
再者, 古代车战中, 古人乘车都是从车厢后面上下, 车后的栏杆都开了缺口, 即车门, 勇力之士往往从这里一跃而上, 名超乘。车子在行进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阻碍, 被树枝蘿住, 被石头卡住, 常常需要勇力之士下车推动。古人在车战中上下车是经常的事情, 那么对军士上下车的体能肯定是有要求的。
还可以从车子高度看看上下车这个动作的难易程度, 据《考工记总序》, 人长八尺, 兵车车厢底板距地面的高度是四尺;战国时期一尺合今23.1厘米, 四尺就是92.4厘米, 还不到1米的高度, 而我们经常提到的七尺男儿身高也有一米六, 据后来考古挖掘出土的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男子的身高在八尺到九尺左右, 兵马俑中士兵身高1.80米, 军官身高1.90米, 汉末张飞身高1.85米, 关羽身高2.10米, 就算是矮个子的曹操, 身高也有一米六几。如此推算, 即使是普通军士平均身高超过1.70米也没什么奇怪的, 所以, 一个正常高度的成年男子在这个高度上下应该不是难事。
有学者说, 这里的“下视”, 指在车上向车下地面的前前后后看, 并非指向车身正下方看;唯其如此, 将军才能辨视齐军驰去的辙迹是否混乱。同时, 春秋时打仗主要是车战:在长勺之战中, 齐军很多兵车一起败驰, 辙迹应当是纵横交叠的。在这种情况下, 要辨清辙迹是否混乱, 从车上居高向下看比下车立在地面上看不是要合宜得多吗?一者兵车本身的战马高度挡住了一部分视线, 再者就是四匹马的数量有足够宽度, 面对这样的情况, 将士站在车上查看对方战车留下的车辙不是很清楚, 也不太方便。所以, 曹刿要观察齐军的车辙情况, 以此判断齐军是不是真的溃败逃走, 才好下达追击与否的命令, 那么下车观察地面上的车辙印迹应当是比较真切的判断根据。
有学者参考郭锡良先生对“视”的含义的解释:“‘视’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看。一般指看近处的东西。”认为曹刿近看车下齐军的车辙, 所以用视。其实, 从视的金文字形来看, 是一个人张大眼睛在看。它的本义是在宗庙里朝见列祖列宗, 引申为:依次地看, 一步一步地看。再引申为:察看。引申义在实际使用中用得更多, 无论是它的直接引申义还是间接引申义都能确定“视”在这里的含义是“仔细查看”的意思。既然要仔细查看, 在车上察看齐军的车辙就不严谨也不负责任。类似的还有视师 (视察军队) 、视草 (检视天子所写文词诏令的草稿) 、视药 (查看汤药) 和视荫 (观察日影) 。文献《战国策·齐策》中也有“窥镜而自视, 又弗如远甚”。结合“视”的含义能确定“下”的意思是下车。
再有就是古人行文讲究言文对举, 后面的“登”字是一个动作, 那么它的前面就应该有一个跟它对举的词, 有“登车”就应该有“下车”。并且从逻辑上看也应是先有下车的动作才有登高的动作。曹刿下车仔细观察齐军的车辙印迹后上车, 再登上车轼望齐军的军旗等情况, 整个过程作者写得简略, 符合《左传》对战争场面的描述特点, 这种写法能体现出作者用笔的精炼。但是精炼归精炼, 下车这个动作在这里却是不能省略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贴近现实, 《左传》才能给大家刻画出曹刿这样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事家。
至于在“下”后断句我认为没有必要, “下视其辙”作为连动结构未尝不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中有:“齐侯伐卫, 战败卫师。” (4) 《史记·周本纪》中有:“十二年, 鲁武公来朝。” (5) 古代汉语中连动结构比较普遍。
综上所述, 我认为“下视其辙”不用在“下”后断句, 解释为“下车”的含义, 与后面的“视”构成连动关系。
二、“焉用亡郑以陪邻”中的“陪”字
《烛之武退秦师》中有“焉用亡郑以陪邻”一句, 中学课本对“陪”的解释是通“倍”, “使……增加”的意思。可是, 结合“陪”的字形及字词典的解释, 我认为“陪”在这里与“倍”不是通假关系, 而是古今同源关系。
王力先生说:“凡音义皆近, 音近义同, 或义近音同的字, 叫做同源字。” (6) 王宁先生说:“同源的派生词的音义, 由于都是从跟词早已结合在一起的音义直接或间接发展来的, 因此带有历史的、可以追溯的必然性。” (7) 由同源字的定义可以看出, 构成同源关系的两个或多个同源字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缺一不可。语音上, 这些字的古音必须相同、相近或虽然不相近却具有语音转化的可能性。语义上, 由同源字的定义可以看出, 构成同源关系的两个或多个同源字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缺一不可。语音上, 这些字的古音必须相同、相近或虽然不相近却具有语音转化的可能性。语义上, 同源字表现的词义必须有某些表面的或隐蔽的共同义素, 否则只是同音字而不是同源字。第三个条件是两个同源字必须代表有区别的两个词。如果两个字或多个字代表的是完全相同的一个词, 就谈不上是否同源的问题。
下面, 我们分析“倍”与“陪”字的关系。
倍是个会意兼形声的字。字从人, 从咅, 咅亦声。“咅”本义为“拥护或反对所立之君”。“人”与“咅”联合起来表示“拥护或反对某人”、“拥护 (伴随) 某人”或“反对 (背向) 某人”。《汉语大字典》中:1.发音为bèi时: (1) 违背、背叛。后作“背”。 (2) 背向。 (3) 背诵。 (4) 增加跟原数相等的数。 (5) 增强、加添。 (6) 越发、更加。 (7) 太阳旁的云气。2.发音为péi时: (1) 传说中的河神名。 (2) 伴随。后作“陪”。
从语音上看, “陪”《广韵》:“薄回切, 平灰并, 之部。”“倍”, 《广韵》:“薄亥切, 上海并。之部。”二字同在之部, 反切注音也是相似的, 可见“陪”与“倍”在声音上是相近的。《汉语大字典》中对“倍”的第二个解释也是读音péi, 字形后作“陪”。可见二字在读音上的紧密联系。
再从字形上看, “倍”字从人, 从咅, 咅亦声, “陪”字从阜, 咅声, 字形也是相近的。
从二字的含义来看, “倍”有增加、增强等含义, 《集韵·队韵》:“倍, 加也。”杜预注:“倍, 益也。”“陪”字也有增益的意思, 《玉篇·阜部》:“陪, 加也。”又“陪, 益也。”杜预注:“陪, 益也。”案:“倍”本是个有正反两重本义的特殊汉字。“违背”、“背向”、“背诵”都属于倍字的“反对某人”、“背向某人”之义;“增加跟原数相等的数”、“增强”、“加添”、“越发”、“更加”、“伴随”都属于倍字的“拥护某人”、“伴随某人”之义。至于“太阳旁的云气”这一义项, 包含了正、反两重意思。即“太阳旁的云气”是君主身边的群臣之象, 群臣有拥护君主或背叛君主这两种可能性。古代望气术认为, 通过观察太阳旁的云气变化情况, 可以预知群臣对君主的真实态度或态度改变。
两个汉字代表的是两个词, 在语言中的实际使用是作为两个词在用, 由此可见, “倍”与“陪”声近义通, 是同源字。
综上所述, 既然两个字是同源字, 两个词也是同源词的关系, 那么“焉用亡郑以陪邻”中的“陪”字不应解释为通假字, 两个字既然有着极近的渊源关系, 那么这两个字就应解释为同源关系。
参考文献
[1]汪少华.中国古车与名物考辨.博士学位论文, 2004.4:30, 74.
[2]潘煦源.也谈“登轼”句.徐州师院学报, 1979 (3) .
3.试论《左传》之“哭” 篇三
关键词：《左传》 叙事 史传文学 哭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1]（P116）以这样的标准来看，在《左传》之前，并没有能称之为“美”的史学著作。青铜器上的钟鼎文，只是简短的记事记言，偶尔出现表语气的词汇；到了《尚书》，篇幅虽增加不少，且内容更丰富，修辞更复杂，但仍旧以政府公告为主，文字佶屈聱牙，深奥古朴，在人物塑造、细节描写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之后的《国语》偏重说教，重言轻事，也不能说是优秀的记叙文。因此，在中国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左传》便成为一个无法动摇的里程碑。它跨越的时间长，包含的事件多，涉及的人物众，并且能够将其叙述得有条不紊、全备周密，可谓巨笔如椽。
《左传》在叙事写史，塑造人物方面的伟大成就已无需赘言，而其中草灰蛇线、伏延千里、寓大义于微言、以一字明褒贬的创作方法更为人所称道。《左传》在叙事文学上的发展，还体现在它的小说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古典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便是历史小说，而从“历史”到“小说”，正是从《左传》发轫。小说化的表现之一，是善于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这样的人物有几十人，如子产、管仲、赵盾、晏婴、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秦穆公、庄姜、骊姬等，由君到臣，由上到下，由男到女，由忠到奸，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物系列。这种创作方法上承《尚书》，下启《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新的写作形式和历史阶段。
鲜活的人物形象，离不开精彩的细节描写。《左传》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叙事中刻画人物形象，主要突出的是人的言和行，并且致力于传神。当然，作为一部史书，在《左传》中，“喜”“怒”“哀”“乐”这样直观的神态描写，其多样性和细腻性无法与历史小说相比。但至少它做出了此种尝试，这些细节描写，使《左传》的叙事显得更加真实、丰满、生活化，也更具有感情色彩。说明其作者已经注意到历史进程中“人”的作用，并试图通过对人物性格和精神世界的探索，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以“哭”为例，《左传》中的哭，有“哭”“泣”“啼”等三种表示方法，而这三个字的意思又有何异同呢？据《古代汉语词典》，“哭”有三种释义：“1.因悲痛而流泪出声；2.吊唁；3.悲歌。”[3]（P894）“泣”在读作“气”时，也有三种释义：“1.眼泪；2.无声流泪或低声地哭；3.星座名。”[3]（P1206）而“啼”字则有两种释义：“1.哭，出声地哭；2.鸟兽的鸣叫。”[3]（P1534）由此可见，这三个字在“哭、流泪”这个义项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可以一并分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哭”在《左传》中还具有“吊唁”的意思，作为一种礼节而存在。如《左传》里出现的第一个“哭”字，即《左传·隐公三年》：“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君故曰君氏。”[2]（P12）“反哭于寝”就是将逝者下葬后，于祖庙中哭之。只有具备这个仪式，再加上赴告同盟诸侯、祔葬祖姑等步骤，才算是承认声子“君夫人”的身份。而鲁隐公虽时为鲁国国君，却以代桓公摄政自谓，有让位于桓公之志。因此在隐公二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死时，便以夫人之礼安葬，而声子之死与仲子仅时隔四、五个月，且声子又非隐公之父惠公的正妻，所以势必不能以夫人之礼下葬。相似的事例在《左传》中还可以找出许多，如僖公三十三年：
葬僖公缓，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尝褅于庙。[2]（P360）
宣公十八年：
子家还，及笙，坛帷，覆命于介。既覆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2]（P536）
成公二年：
九月，卫穆公卒。晋三子自役吊焉，哭于大门之外，卫人逆之。妇人哭于门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藏。[2]（P551）
昭公十八年：
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2]（P1078）
定公元年：
子家子不见叔孙，易几而哭。[2]（P1196）
当然，《左传》中出现的“哭”，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而且往往画龙点睛，产生绝妙的艺术效果，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如《庄公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亦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妇人不忘袭讎，我反忘之。”[2]（P165-166）
文中的“文夫人”，即是被后代反复吟咏的“息夫人”。本为陈庄公之女，鲁庄公十年嫁于息国国君。路过蔡国时，因美貌过人而被姐夫蔡侯觊觎，息侯得知大怒，谓楚文王曰：“伐我，吾试求救于蔡而伐之。”于是楚败蔡师，俘蔡侯。庄公十四年，蔡侯为报战败之仇，便向楚文王夸奖息夫人的美貌，楚文王遂率师破楚，以息夫人归。息夫人回到楚国之后，与楚文王生有二子，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楚成王，但却始终不曾与楚文王开口交谈，文王问其故，她回答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这一段历史后来成为诗人笔下常用的典故，王维有《息夫人》一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刻画了息夫人坚忍自爱的性格，塑造了一个虽忍辱偷生但仍沉默反抗的女性形象。楚文王去世之后，其弟令尹子元欲霸占息夫人，于是便在其住所旁演练万舞。万舞是先秦时战舞的一种，《诗经》中有所提及，《邶风·简兮》说：“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4]（P39-40）全诗先言舞阵之壮美，又言舞师之潇洒，最后说明“西方美人”对舞者的爱慕之情。既有诗意如此，可知子元在文夫人宫殿之旁演练“万舞”是有所暗示的。对于这种不正当的追求，息夫人保持了她高洁的品格，理所当然的拒绝了。但这种拒绝不是直截了当，而是委婉含蓄，富有技巧的。她并没有痛斥子元，却说先夫楚文王在世时也常常排演万舞，为的是不忘仇雠，如今成王年幼，子元当政，不去找楚国的敌人报仇，为什么要在文王遗孀面前表演万舞，这岂非不合常理吗？果然，子元听后，立刻率六百乘伐郑，息夫人暂得解围。这一段文字，刻画了子元的好色阴险，息夫人的机智果断，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一个“泣”字，更是其中的点睛之笔。息夫人遇事，第一反应是“泣”，说明她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柔弱女子而已，无法摆脱被人觊觎占有的命运。先是蔡侯、息侯，后有楚文王，现在连当政者子元也对她怀有不轨之心，这怎能不令她惊惶悲哀。可是一味哭泣显然于事无补，当务之急是转移子元的注意力，于是她随即想出巧计，一来婉拒子元，二来又替成王巩固了江山，实在高妙。而前之泣，后之计，以女子之弱衬其心志之强，使息夫人的形象瞬间立体起来，生动可感，如在眼前，成为《左传》中的一位经典人物。
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重耳去世，秦穆公欲趁机攻打晋国，老臣蹇叔对此表示反对，因此产生了《左传》中极为经典的段落——“蹇叔哭师”：
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2]（P348-349）
“蹇叔哭师”是秦晋崤之战中的一个重要插曲，在秦穆公决定出师之前，老成持重的蹇叔就已经看到了貌似有利的局面下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因此极力劝谏。然而秦穆公一意孤行，以致在崤之战中被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孟明、西乞、白乙三人被晋军所俘。这篇文章虽然简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蹇叔之哭，在于他已然预见到了秦军失败的下场，就连“晋人御师必于崤”的作战方略，也为他所洞悉。他哭秦师，是出于一位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对国家、君王、军队的担忧和痛惜；哭其子，表现的是他对即将失去亲人的悲伤之情。从人性上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勇气；反之，明知不幸即将产生，却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这无疑是大悲。至此，秦穆公出师，崤之战正式开始。晋襄公着丧服督战鼓舞士气，晋国士卒奋勇争先，加之又有戎姜相助，使秦军损失惨重。这样的结果不出蹇叔所料。后来，孟明等三人在襄公嫡母秦女文嬴的劝说之下，被释放回秦国。但有趣的是，《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2]（P355）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竟然在臣下面前痛哭流涕，他想表达什么？第一，他对于自己不听蹇师劝阻，急功近利以致全军覆没是感到后悔和羞愧的，这种悔愧之情，他通过“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这句话作了说明，但听上去还不够真切感人，因此需要用“哭”来做必要的补充。向师一哭，使残兵败将和蹇叔都充分感受到了他的真诚。第二，这一“哭”大概也有政治作秀的成分。孟明等三人，本为败军之将，理当重罚，但秦穆公却表现的非常善解人意，主动将过错归结于自己。减轻了孟明等人的思想负担，使他们感恩戴德，之后深觉无以为报，只能更加效忠穆公，为秦国霸业尽心尽力。这一个“哭”字，于细微处见精神，成功地塑造了秦穆公既善于反躬自省又长于收拢人心的性格特征，与“蹇叔哭师”中所表现出的急功近利、师心自用一起，组成了一个政治家、一代霸主秦穆公复杂鲜活的形象。
鲁文公七年，晋襄公既死，秦穆公之子秦康公将晋文公之子公子雍送回晋国，欲扶植其为晋国国君。穆公之女、襄公之妻、太子夷皋之母穆嬴对此表示不满，于是：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宾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2]（P391）
可以看出，穆嬴是一个非常有心机有野心的女人。她很清楚，一旦公子雍坐稳王位，自己和太子的地位就会不保，甚至性命堪忧。而如果让太子即位，子少母壮，自己便可名正言顺地摄政掌权，成为晋国实际的统治者。因此她必须废除公子雍，让太子夷皋成为晋君。要达到这个目的，她需要争取晋国重臣赵宣子即赵盾的支持。但是她并没有立刻去请求赵盾的帮助，却是每天抱着太子去朝堂上啼哭，《左传》虽然没有说明这一行为持续了多久，但可以推测的是，此举之后朝廷上下都已经明确此事的前因后果和穆嬴的态度立场了。这时，穆嬴才怀抱太子，去登赵盾之门，搬出从前襄公对赵盾所说的托孤之言，对赵宣子进行道德上的施压。可以看出，当时穆嬴手上应该是掌握了一定政治资源的，也有朋党羽翼的帮衬，否则赵盾等人也不至于“皆患穆嬴，且畏逼”了。穆嬴是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步骤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的，先以“啼于朝”来制造大的舆论环境，让百官大臣明白自己的诉求，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同情；随即造访赵盾，以襄公之言施压，再加上自身掌握的政治资源，成功地扭转不利局面，将本是有求于赵盾等人的被动，转化为主动，使自己的儿子得立为晋君，是为晋灵公。在推动这件事发展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便是“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如果穆嬴没有做出这一步，仅是私下里去找了赵宣子，那么赵盾大可矢口否认襄公遗言，在人证物证皆无的情况下，恐怕后面的局势对她来说将会变得很被动。而如果《左传》的作者，没有将这个“啼于朝”的情节描述出来，千载以降的读者，又有谁能想见当时晋国朝堂的波谲云诡？并且又怎能将穆嬴心机深沉却胆识过人，手段果决而不卑不亢的性格特征认识得如此深刻？
前文提及“哭”在《左传》中有时是作为一种礼节出现的，看上去似乎只具有记录的功能；但有些时候，它也可以从侧面表现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点，如文公十五年：
葬（公孙敖）视共仲。声己不视，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2]（P427-428）
公孙敖是共仲（即庆父）之子，因罪逃于莒国，后在归国途中死于齐国，齐人将其归葬，其妻声己因恨他抛家弃子，不想看见他的棺材，但又不能荒废礼数，因此“帷堂而哭”即用帐子遮挡住视线之后再哭。声己之子襄仲大概是受母亲情绪的影响，也不愿行哭礼，后在惠伯的劝说下，转怒为喜，“帅兄弟以哭之”。可见，在此情此景之中，“哭”完全不是情感的自然宣泄，而沦为一种形式。襄仲最后的“哭”，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亲之道”，从而不被舆论所指责罢了。从这起初不想哭，到最后帅兄弟哭的情节中，读者可以领会到襄仲作为一名政客的虚伪矫情。
政敌相对，难免眼红，《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里却有这样一则记载：
己卯，孟孙卒，公鉏奉羯立于户侧。季孙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孙曰：“孺子长。”公鉏曰：“何长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
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2]（P807）
季孙、孟孙、臧孙皆为鲁国大夫，臧孙与季孙关系较好，与孟孙关系不佳。孟孙氏去世之时，季孙、臧孙分别前来吊唁，季孙行过哭礼之后，马上关心起孟孙氏的继承人问题。对他来说，孟孙已矣，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确认自己将来的政治伙伴或者政敌究竟是谁。应该说，季孙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位政治家情理之中的作为。而作者对臧孙的描写则颇有意味，同为大夫，同是吊唁，写到季孙时，作者只用一个“哭”字一笔带过，说明季孙吊唁的过程是很简短的，哭完即出。但臧孙入内，不仅哭，而且“哭甚哀”，用“哀”来描述哭的程度，说明他不是一般礼节性的哭丧，而是包含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在其中的。行文至此，作者觉得这依然不能体现臧孙伤心之情，于是又在后面加了“多涕”二字，用以补充。以臧孙的身份及他与孟孙的关系来说，这种痛哭流涕、泪流满面的行为难免令人感到讶异，因此他的车夫便代读者问出了“为什么”。臧孙此时才说出心里话，只因孟孙之恶实为良药，处处警示自己谨言慎行，如今孟孙已死，自己如失镜鉴。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曾说：“今魏征逝，一鉴亡矣。”武则天在狄仁杰死后曾说：“朝堂空矣。”言谈之中尽是惋惜之情。而臧孙之所以对孟孙之死感到如此悲伤，自然也是因为这种惋惜。孟孙氏死后不久，这三家便一阵乱斗，最后臧孙氏先后流亡邾、齐二国。作为一位政治家，臧孙对局势的了解应该是较为通透的，从后续事情的发展来看，他也不是没有政治手腕和政治野心，但他仍然在孟孙的葬礼上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已与政治立场无关，纯是个人感情的抒发。“哭甚哀，多涕”区区五个字，便把臧孙氏作为“人”的一面刻画得生动可感，使其避免成为一个脸谱化的政治家形象，从而与同一事件中的季孙氏区别开来，不至于给读者造成千人一面的刻板印象。
在《左传》对哭的记叙里，有一种描述很能引起读者的注意，盖因其形式不同一般，其间虽互有细微的差异，但可概言之曰“枕尸而哭”。“枕尸而哭”在《左传》中一共出现了4次，分别为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哭叔武”[2]（P333），襄公二十五年“晏婴哭庄公”[2]（P823），襄公二十七年“石恶哭宁喜”[2]（P854），襄公三十年“子产哭伯有”。[2]（P900）这4次“哭”，与上文所举之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都有一个动作——“枕尸”，试看其中流传最广的“晏婴哭庄公”一段：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2]（P822-823）
齐国爆发内乱，大夫崔杼弑齐庄公，欲立齐景公为君而自己可有摄政之权，此时作为朝中重臣的晏婴自然需要拿出态度，表明立场。于是才有了后来与随从的对话，随从提出的“死乎？”“行乎？”，是当时晏婴最有可能选择的两条路。殉君而死，晏婴可青史留名；出亡别国，晏婴可保命伺机。而晏婴的回答却很出人意料，他即不死也不亡，理由也很充分：齐庄公不是为社稷而死，却是因私人恩怨被杀，这样的君主，不值得与他共存亡；而若是出逃，崔杼必定不会放过他，最终恐怕还是难逃一死。按齐庄公本为崔杼所立，后因与崔杼之妾棠姜偷情而被崔杼谋杀于家中。因此晏婴虽然对崔杼这种先立后弑的行为非常不满，但对死于非命的庄公也不见有何明显的同情之意。可是作为人臣，该尽的礼节和义务不能不顾。于是启门直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枕尸股而哭”意为将庄公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兴”字据杨伯峻先生解释为“哭时仆地，哭毕而起”[5]（P1098），“三踊而出”是为跳三下而出。由此可见，晏婴在人臣之礼上还是颇为尽心尽力，一丝不苟的。这样一来，他即表现了自己的忠君守礼，又避免了授崔杼以柄，令崔杼心有顾虑而不敢对他不利，实在是颇为高妙。
《左传》的作者就是这样在细微之处着手予以充分地刻画，用这些耐人寻味的细节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增光添彩，使其穿越千年历史的尘埃，仍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成为不朽丰碑。
注释：
[1][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王云五主编，李宗侗注译：《春秋左传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
[3]陈复华：《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周振甫译注，徐名翚编选：《诗经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
[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4.左传读书笔记 篇四
理清句意：“越国以鄙远”，其意为“越过他国领土，以远方作为自己国家的边境”。领土遥远，力不能及。容易为他人所趁，打下这土地得不偿失。果然难也。既然如此，历史上是否有此“越国以鄙远”之事发生呢?
自然是有的。《战国策》、《史记》都明确记载：魏国被赵国控制的上党郡、韩国控制的河内郡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而上党郡之于赵国，其实就是一块飞地。即“越国以鄙远”之地。因为这块土地的存在，结合河内郡的压迫，曾经强大的魏国顿时首尾不相顾。如果说魏国是“越国以鄙远”政策的受害者，韩赵两国毫无疑问享受了“越国以鄙远”政策的红利。由此可见，“越国以鄙远”，并非一定无用处。关键在于，远处的土地能否得到本土的支持。若是能够，则不再是毫无用处“飞地”，反而会成为一颗钉子，深深嵌入敌人的心脏。
除此之外，军事上同样有此“越国以鄙远”的战略战术。《明实录》记载“靖难之役”时不得不提到“死守济南的铁铉”。其坚定的守城意志，灵活的守城方法、无所畏惧的守城心态，令朱棣困在济南城下，不得寸进。幸亏朱棣孤注一掷，千里绕行，直扑南京，才抓住万分之一的机会，攻下首都，夺取政权。然而，这同时反映出铁铉的战斗能力和济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朱棣并非愿意直接扑向南京，乃不得已而为之。若然一旦到南京，遇到济南城下之进退维谷状，则两面夹击之形势必成。“南京——朱棣——济南”的.形势出现，济南之于南京，则是“鄙远”。朱棣幸运而成功，但有差池，此“鄙远”则成为催命之地。
铁铉“不败而败”。朱棣称帝后，其本人被凌迟处死，其妻女入教坊司。亦足见“济南之役”给朱棣的强大阴影。设若此飞地无用，其何必死啃硬骨头，直接绕道即可。正因为“鄙远”太有用，才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故“越国以鄙远”其真荒诞吗?
时至近代，再看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它们多在各省交界处，换言之，土地多不相连。若将各个根据地视作统一的“国”，则彼此之间皆为“越国以鄙远”。但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互相支持，彼此呼应。根据地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逐步壮大，日成交融。由此可见，“越国以鄙远”并非绝对死路。
今日，“阿拉斯加”仍然是美国的飞地，远离美国本土。至于夏威夷等更不待言。本土影响力才是关键，飞地“鄙远”并非核心概念。推而广之，秦国所谓“远交近攻”其本质上亦可认为是“越国以鄙远”的手段。远交者，互相联络，互不攻打也。既不攻打，虽曰非本国，其亦类本国。毕竟，领土之意，不唯在土地本身，更在于“影响力”辐射范围。
综上所述，“越国以鄙远”，确有难处，却绝非不通之死路。本土强大，远疆亦安。彼此呼应，瓜藤枝蔓。飞地鄙远，亦可安然。
5.左传名言名句阅读欣赏 篇五
2、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左传
3、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左传
4、天能盖地，地能容小——左传
5、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左传
6、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
7、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左传
8、吉凶由人——左传
9、君子有容人之量，小人存忌妒之心——左传
10、修已而不责人。——左传
11、通过重重危难去寻求不朽，是一件——左传
12、宽猛相济，恩威并重——左传
13、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左传
14、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
15、礼，天之经也，民之行也——左传
16、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
17、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左传
18、惩恶而劝善——左传
6.《左传》介词的分类研究 篇六
(一) 介词界定的标准。 (1) 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前提是句法环境的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句法环境在介词界定时的重要参考意义。 (2) 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关键是词汇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改变, 因此要注意词汇的功能和意义的改变。 (3) 在界定介词时还必须注意到介词出现的频率, 这是考察语法化程度的重要参考。
(二) 《左传》介词的分类。我对《左传》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界定, 最终确定左传介词系统共有十七个介词“以、於、于、舆、诸、自、为、及、因、由、用、从、当、比、逮、乎、暨”。我又进一步将其具体地分为三个等级:
(1) 常用介词:在《左传》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部分介词, 出现次数在千次以上, 它们是“以、於、于”三个介词, 三者相加占到了所有介词出现次数的79%, 因此我称之为常用介词。
(2) 较常用介词:在《左传》中出现次数比较多的一部分介词, 出现次数在百次以上, 千次以下, 它们是“舆、诸、自、为、及”五个介词。五者出现的次数占到所有介词出现次数的19%, 因此我称之为较常用介词。
(3) 不常用介词:是在《左传》中出现次数非常少的一部分介词, 出现次数在一次以上, 百次以下, 它们分别是“因、由、用、从、当、比、逮、乎、暨”, 它们各自出现的次数都在1-40 之间, 总共占到所有介词出现次数的2%, 因此我称之为不常用介词。
二、常用介词的用法分析
“於”的基本功能是引进动作行为的方式、对象、原因、时间, 其前三项为主要功能。在这四项之外, 它还可以与其他词语组成固定词语, 如“至於”等。“以”的基本功能是引进动作行为的方式 (包括工具、依据等) 、对象、原因、时间, 其前三项为主要功能。除此四项外, 它还可以和其他词语组成固定搭配, 如:“以……为……”“于”的基本功能是引进动作行为的处所、对象、时间, 其前两项为主要功能。在这一等级的介词中, 我选择“于”和“以”两个介词为例进行研究。
(一) 介词“于”的用法与语法分析
1.介词“于”的用法。 (1) 引进动作行为的处所:在《左传》一书中, “于”字多用作处所接词, 其后所介一般为地名。例: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
(2) 引进动作行为的时间:会于沙随之岁, 寡君以生。 (《襄公·九年)
(3) 引进动作行为的对象:取货于宣伯, 而诉公于晋侯。 (《成公·十六年》)
2. 介词“于”的语法分析
(1) “于”作介词, 其所成介宾结构之位置一般位于动词之后。例:十年春王正月, 有星出于婺女。《昭公·十年》)
(2) “于”字所介动词可为不及物动词, 例:土生而有文在其手, 曰为鲁夫人, 故仲子归于我。 (《隐公·元年》)
(3) “于”字所介动词亦可为及物动词, 且及物动词多带宾语, 如:往岁, 郑伯请成于陈, 陈侯不许。 (《隐公·六年》)
(二) 介词“以”的用法与语法分析
1. 介词“以”的用法
(1) 引进工具或凭借。例:晋侯求之不获, 以绵上为之田。 (《信公·传二十四年》)
(2) 引进时间。例:与孟孙以壬辰为期。 (《定公·传八年》)
(3) 引进动作行为的原因。例:夫冰以风壮, 而以风出。 (《昭公·四年》)
2. 介词“以”的语法功能
(1) 介词“以”的宾语可以承前省略。例:小人有母, 皆尝小人之食矣, 未尝君之羹, 请以遗之。 (《隐公·元年》)
(2) 介词“以”的宾语可以提前。例:楚国方城以为城, 汉水以为池, 虽众, 无所用之。 (《僖公·四年》)
(3) 介词“以”字结构可以位于动词前, 也可以位于动词后。例:楚人日征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 (《昭公·元年》)
3.“以……为……”结构分析
(1) 介词“以”字引进时间或工具, 作为动词“为”字结构的状语。例:以日中为期, 家备尽往。 (《哀公·传十四年》)
(2) “以”为一般动词, 与动词“为”配合, 组成兼语式句式, 表示对人或事物的主观评判, 有“认为”义。例:唯君亦以我为知难而行也。 (《定公·传六年》)
通过对以上“以……为……”结构的分析, 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字虚化的一些过程。
参考文献
[1]马建忠.马氏文通·介字章[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2]章士钊.中等国文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07.
[3]王力.汉语史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8.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5]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6]沈玉成.左传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7.《左传》介词的分类研究 篇七
关键词：《左传》 常用介词 分类
一、《左传》介词的分类
（一）介词界定的标准。（1）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前提是句法环境的改变，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句法环境在介词界定时的重要参考意义。（2）动词语法化为介词的关键是词汇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改变，因此要注意词汇的功能和意义的改变。（3）在界定介词时还必须注意到介词出现的频率，这是考察语法化程度的重要参考。
（二）《左传》介词的分类。我对《左传》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界定，最终确定左传介词系统共有十七个介词“以、於、于、舆、诸、自、为、及、因、由、用、从、当、比、逮、乎、暨”。我又进一步将其具体地分为三个等级：
（1）常用介词：在《左传》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部分介词，出现次数在千次以上，它们是“以、於、于”三个介词，三者相加占到了所有介词出现次数的79%，因此我称之为常用介词。
（2）较常用介词：在《左传》中出现次数比较多的一部分介词，出现次数在百次以上，千次以下，它们是“舆、诸、自、为、及”五个介词。五者出现的次数占到所有介词出现次数的19%，因此我称之为较常用介词。
（3）不常用介词：是在《左传》中出现次数非常少的一部分介词，出现次数在一次以上，百次以下，它们分别是“因、由、用、从、当、比、逮、乎、暨”，它们各自出现的次数都在1-40之间，总共占到所有介词出现次数的2%，因此我称之为不常用介词。
二、常用介词的用法分析
“於”的基本功能是引进动作行为的方式、对象、原因、时间，其前三项为主要功能。在这四项之外，它还可以与其他词语组成固定词语，如“至於”等。“以”的基本功能是引进动作行为的方式（包括工具、依据等）、对象、原因、时间，其前三项为主要功能。除此四项外，它还可以和其他词语组成固定搭配，如：“以……为……”“于”的基本功能是引进动作行为的处所、对象、时间，其前两项为主要功能。在这一等级的介词中，我选择“于”和“以”两个介词为例进行研究。
（一）介词“于”的用法与语法分析
1.介词“于”的用法。（1）引进动作行为的处所：在《左传》一书中，“于”字多用作处所接词，其后所介一般为地名。例：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2）引进动作行为的时间：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襄公·九年）
（3）引进动作行为的对象：取货于宣伯，而诉公于晋侯。（《成公·十六年》）
2.介词“于”的语法分析
（1）“于”作介词，其所成介宾结构之位置一般位于动词之后。例：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昭公·十年》）
（2）“于”字所介动词可为不及物动词，例：土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隐公·元年》）
（3）“于”字所介动词亦可为及物动词，且及物动词多带宾语，如：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隐公·六年》）
（二）介词“以”的用法与语法分析
1.介词“以”的用法
（1）引进工具或凭借。例：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信公·传二十四年》）
（2）引进时间。例：与孟孙以壬辰为期。（《定公·传八年》）
（3）引进动作行为的原因。例：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昭公·四年》）
2.介词“以”的语法功能
（1）介词“以”的宾语可以承前省略。例：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隐公·元年》）
（2）介词“以”的宾语可以提前。例：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僖公·四年》）
（3）介词“以”字结构可以位于动词前，也可以位于动词后。例：楚人日征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昭公·元年》）
3.“以……为……”结构分析
（1）介词“以”字引进时间或工具，作为动词“为”字结构的状语。例：以日中为期，家备尽往。（《哀公·传十四年》）
（2）“以”为一般动词，与动词“为”配合，组成兼语式句式，表示对人或事物的主观评判，有“认为”义。例：唯君亦以我为知难而行也。（《定公·传六年》）
通过对以上“以……为……”结构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字虚化的一些过程。
参考文献：
[1]马建忠.马氏文通·介字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章士钊.中等国文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3]王力.汉语史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4]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5]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6]沈玉成.左传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左传文言文翻译 篇八
原文：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yóu)，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渭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
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以上僖公四年
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初，晋侯使士蔿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蔿（wěi)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敬与忠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尨茸②，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及难，公使寺人披③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仇也。”逾垣而走。披斩其祛，遂出奔狄。——以上僖公五年
六年春，晋侯使贾华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将奔狄，卻芮曰：“后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注】①齐姜：太子申生的母亲。②尨茸：méngróng，蓬乱的样子。③寺人披：叫披的寺人，寺人为内官，即后来的宦官。
译文：
当初，晋献公想把骊姬立为夫人，便用龟甲来占卜，结果不吉利；然后用蓍草占卜，结果吉利。晋献公说：“照占筮的结果办。”卜人说：“占筮不灵验，龟卜很灵，不如照灵验的办。再说卜筮的兆辞说：‘专宠过分会生变乱，会夺去您的所爱。香草和臭草放在一起，过了十年还会有臭味。’一定不能这么做。”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把骊姬立为夫人。骊姬生了奚齐，她随嫁的妹妹生了卓子。
到了快要把奚齐立为太子时，骊姬早已和中大夫有了预谋。骊姬对太子申生说：“国君梦见了你母亲齐姜，你一定要赶快去祭祀她。”太子到了曲沃去祭祝，把祭祝的酒肉带回来献给晋献公。晋献公在外打猎，骊姬把祭祀的酒肉在宫中放了六天。晋献公打猎回来，骊姬在酒肉中下了毒药献给献公。晋献公洒酒祭地，地上的土凸起成堆；拿肉给狗吃，狗被毒死；给官中小臣吃，小臣也死了。骊姬哭着说：“是太子想谋害您。”太子逃到了新城，晋献公杀了太子的师傅杜原款。
有人对太子说：“您要申辩。国君一定会辨明是非。”太子说：“君王如果没有了骊姬，会睡不安，吃不饱。我一申辩，骊姬必定会有罪。君王老了，我又不能使他快乐。”那人说：“您想出走吗？”太子说：“君上还没有明察骊姬的罪过，我带着杀父的罪名出走，谁会接纳我呢？”十二月二十七日，太子申生在新城上吊自尽。
骊姬接着又诬陷重耳和夷吾两个公子说：“他们都知道申生的阴谋。”于是，重耳逃到了蒲城，夷吾逃到了屈城。
当初，晋献公派大夫士蒍为重耳和夷吾修筑蒲城和屈城，不小心，在城墙里放进了柴草。夷吾把这件事告诉了献公。晋献公反而责备了士亍J可J叩头回答说：“臣下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愁必定变为仇怨。没有战事而筑城，仇敌必定来占领。既然仇敌会来占领，又何必那么谨慎呢？在官位而不接受君命，这是不敬，加固仇敌的城池，这是不忠。失去了恭敬和忠诚，拿什么来侍奉国君呢？《诗》说：‘心怀德行就是安宁，同宗子弟就是坚城。’国君如果能修德行并巩国宗子的地位，有什么城池比得上呢？三年之后就要用兵，哪里用得着那么谨慎？”士蒍退下来后作了首诗说：“狐皮袍子毛蓬松，一个国家有三公，我该跟从哪一个？”
到灾祸发生时，晋献公派寺人披去攻打蒲城。重耳说：“君父的命令不能违抗。”于是他通告众人说：“违抗君命的人就是我的仇敌。”重耳翻墙逃走，寺人披砍掉了他的袖口。重耳于是逃亡到了狄国。
（以上僖公五年）
9.曹刿论战《左传》阅读答案 篇九
《左传》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小题1】解释划线的字。（4分）
（1）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间_________
（2）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徧_________
（3）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加_________
（4）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狱_________
【小题2】翻译文中划横线的句子。（4分，每小题2分）
（1）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2）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小题3】曹刿“请见”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文回答)
他的远谋主要体现在：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______。除了文中的战役,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还有:______________(举一例)(4分)
【小题4】有人说鲁庄公“鄙”，也有人说“不鄙”。你同意哪种说法？请简述理由。（3分）
答案
【小题1】（1）间：参与。（2）徧：通“遍”，遍及，普遍。（3）加：虚报（4）狱：案件。
【小题1】1）第一次击鼓能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减弱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衰竭了。（2）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
【小题1】(4个空各一分)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政治上取信于民军事上善于把握进攻和追击的时机或有军事才能示例：官渡之战、淝水之战等
【小题1】示例：鄙：政治上无知，军事上无能不鄙：善用人才，善于纳谏言之成理即可
解析【小题1】本题考查对文言实词的认知能力。结合具体的语境来理解即可，有时还要注意加点字的特殊用法，各个加点词的意思有的取其常用意，有的需要从从课文中迁移过来。注意（2）为通假字，（4）的古今义。
【小题1】本题考查翻译文言句子的能力。翻译句子时注意关键字、语序，有时还要补出舍去的主语才行。
【小题1】本题考查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根据曹刿与乡人之间的对话来分析“请见”的原因，根据曹刿与鲁庄公之间的`对话来概括曹刿的远谋即可。
10.中国钢琴作品中的“左传” 篇十
故事要从1957年说起。那一年，二十一岁的李名强第一次出国，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布拉格之春”第三届斯美塔那国际钢琴比赛。到了那儿，他见到了布拉格音乐学院的院长，院长问李名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次比赛的曲目，你都弹完了吗？”这给了李名强很大的触动，“如果我没弹完的话，我来参加什么比赛啊？”那时捷克斯洛伐克是中国的兄弟国家，“可是连兄弟国家都对中国那么不了解，对中国人弹钢琴持有怀疑的态度”。那一年的比赛，李名强得了第三名。从那以后，他就立下决心，要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是“会”弹琴的。
近十年来，中国钢琴家在世界级比赛上获得的重量级奖项越来越多，在国际上也渐渐地有了地位。“中国人会弹钢琴，国际上现在是知道了，可是中国的钢琴作品，基本上是没有人知道的。”李名强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向西方人推广中国的钢琴作品。2011年，在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的提议下，在香港的李名强与在上海的杨韵琳、巢志珏、姚世真三位老师共同联手，开启了这套“钢琴百年经典”的编写工作。接着，组稿、录音、翻译、编辑、校对等具体工作紧密展开，历时四年，“钢琴百年经典”终于以谱文并茂、中英对照、音响配套的形式立体化呈现了。
纵观百年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历程，经无数作曲家的大胆探索、艰苦实验和呕心沥血的创作编写，积累了大量力图显现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钢琴独奏曲，并出版了各类中国钢琴作品集。然而，这些作品集多以作曲家为主线或以作品形式来分类，从未见按作品写作年代的先后顺序进行大规模整理的出版物。“钢琴百年经典”一举实现了这个“零”的突破，按编年体的方式回顾了整个中国钢琴创作的百年历程，精选了一个世纪以来最具时代特点、演奏频率较高并为大众所接受的代表作，共包含四十七位作曲家的一百零四首作品，共七个分册。“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口号，比如民族化、革命化、群众化，围绕着这个口号就会出现一批作品。你会发现不同时代的作品其选材、写作风格都不一样，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钢琴创作、发展的基本脉络，所以我就想到了用编年的办法，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编年体方式既展示了作曲家的创作个性，又显现出历史时代的共性，从而全面呈现百年来中国钢琴音乐创作道路的发展历程，可称为中国钢琴作品史上规模最大的梳理工程。同时，“钢琴百年经典”除了目录以外还有一个索引，目录以编年为顺序，索引以作曲家为主线，使得每位作曲家的作品一目了然，读者查阅起来也很方便。
目前，市场上关于中国钢琴作品的乐谱有不少，但基本上是从1934年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开始，到改革开放初期为止。“钢琴百年经典”的编委们经过多方考证，认为中国最早的钢琴创作应该从1913年赵元任的《花八板与湘江浪》算起，之后还有1923年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和1928年黄自的《二部创意曲二首》等珍贵作品。可惜那些作品大多只知其名，不闻其声，从来没看见过谱子。因此，“钢琴百年经典”的编委们花了好一番功夫，把这些“前《牧童短笛》时期”的钢琴乐谱挖掘了出来，好让大家一睹“庐山真面目”。“黄自和萧友梅的作品采用了中国的曲调，穿了西方的作曲外衣。有人说这是‘穿了马褂带领带’，就是这种味道”，李名强老师认为，这些作品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到中国人是怎么开始创作钢琴曲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创作流派欣欣向荣、百花齐放，涌现出了大量不同风格的优秀钢琴作品。将这一时期的新作收集入册，对中国钢琴音乐史的梳理具有深远的意义。除此之外，旅居海外的作曲家努力寻求中西交融的创作模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去国外留学的人，写的作品就和五十年代的完全不一样了，既有民族特点，又是现代作曲技术”，他们的作品不是在国内出版的，而是在国外出版的。“比如盛宗亮，国外很有名的钢琴家都在弹他的作品，但是国内却不知道，也没有谱子。还有陈其钢是梅西安的关门弟子，现在是梅西安基金会、梅西安比赛的主席。他专门为梅西安比赛而写的作品，是在法国出版的，我们这里也没有乐谱。”李名强想到，这些作品应该在这套“钢琴百年经典”里有所体现，所以就和这些国外出版社谈版权，“有法国、德国、美国、英国、瑞士等出版社，版权大概也谈了一两年”。因此，“钢琴百年经典”可以说有着地域跨度最大的选曲范围，向中国钢琴百年献礼。
乐谱的准确性与版本向来是钢琴曲集出版的生命线，“钢琴百年经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拥有“最具权威的乐谱版本”，因为其中的每一首作品都尽可能地请作曲家本人亲自审定，即使是已经去世的作曲家，也请其家属和曾由作曲家指点过的演奏者对作品版本进行确认。李名强老师还想到，以前的谱子有很多错。“我自己弹丁善德的《儿童组曲》，乐谱就有很多地方抄错了。那时丁善德还健在，我就去问他本人，所以我知道哪里对，哪里错。这次‘钢琴百年经典’里的所有乐谱，我们都请作曲家或其后人确认过，作曲家仍健在的就请他们亲自校对，因此乐谱肯定是最权威的。”
汇编一套钢琴作品集，尤其是规模这么庞大的作品集，选曲是一个巨大的难度，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就怕厚了此、薄了彼。很多作品集因此而采取“全部收录”的原则，但李名强老师希望这套“钢琴百年经典”能有些与众不同，“取其精华”，所以定了两个主要选曲标准：第一，在这一百年中演奏得最多、大家都认可的好作品。比如最早体现成熟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第二，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创造性，但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没有能够广泛流传的作品。“比如桑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个时代，艺术作品的创作有很多条条框框，桑桐用的手法又是最现代派的，在当时是得不到承认的。但我们认为在1949年能有这样具前瞻性的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也把它收了进来，这就是我们考虑的一个角度。”在这样的标准下，也许“钢琴百年经典”收录的曲目不是最全面的，但从整个中国钢琴创作的艺术高度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失公允和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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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百年历程，百首作品”，其实有一部作品是第一百零一年，也就是2014年“创作”的，而“百首作品”实际上也不止一百首，而是一百零四首，这是否有点不“契合主题”呢？对此，李名强老师表示，“百年、百首”是这个项目的选题初衷，但在实际过程中，面对大量优秀的新作，仍然会处于取舍的两难之中。“我们当然可以严格地限定一百首，之后再有好的作品就不收了”，但他觉得做事不能这么死板。因此，本套曲集突破了一百首的限定。“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出一套这么厚重的国家级重点图书，好作品应该都让大家看到。”“钢琴百年经典”收了一百零四首作品，李名强老师希望在未来的一百年中，还会不断涌现更多优秀的作品刷新这个数字，那时，也许将诞生又一套“钢琴百年经典”续集。
除了突破“百首”经典，这套书在时间上也跨越了“百年”。当我们翻开“钢琴百年经典”的最后一卷，会赫然发现最后一首作品、张朝的《中国之梦》旁边清晰地写着“2014年”创作。由于出版的周期限制，本次编委选曲的官方要求是选取截止于2013年创作的钢琴原创作品。其实，张朝的这首《中国之梦》原本的确创作于2013年，但当他得知他的作品被收入了“钢琴百年经典”后，在几次校对过程中又对作品进行了大量精密的修改，与原作已有相当不同，因此在最后一次的校样上，他亲笔标注了“2014”。面对这个略有编校差错嫌疑的问题，编委会也曾经提出过异议，改为“2013”或者拿掉这首曲子都不难操作，却多少有点可惜。经过几番考虑，最终，编委会决定尊重作曲家的原意，保留了作品的真实版本时间，也留住了这首来之不易的作品。作为献给读者“最后的意外之喜”，这首《中国之梦》似乎预示着，中国钢琴的发展并没有结束，中国优秀钢琴作品的创作也已经超越1913年到2013年的时间限定。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要全面了解中国钢琴创作的历史，仅有谱、没有声是不够的。“钢琴百年经典”中的所有作品全部配有音响资料，这些音响包含了五十九位近现代知名钢琴家录音的版本，如老一辈演奏家宝贵的历史资料、作曲家本人的演奏示范、经作曲家指导的新录音以及作曲家指定的演奏版本等，所有录音均力求完美，尽可能符合作曲家的创作意图，是演释权威性的最佳体现。比如陈怡的作品，她说：“你找我姐姐陈敏弹，因为陈敏对我最了解，知道我的作品应该怎么诠释。”再比如陈其钢的作品，我们本来打算找邹翔弹，陈其钢说：“有一个叫谭小棠的钢琴家弹过我的作品，在瑞士录的音。”于是我们尊重作曲家的意见，把录音给找来了。还有像张昊辰、邹翔弹的盛宗亮作品，作曲家本人都亲自指导过。在音质上，编委会反复甄选最好的版本，即使是历史录音也进行了精密的修复，因此这一套音响资料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此外，为了满足不需要乐谱的纯音乐爱好者，“钢琴百年经典”除了书配碟的乐谱，还特别推出了珍藏版CD套装，限量发行一千套。
李名强、杨韵琳、巢志珏、姚世真，再加上上海音乐出版社的领导和三位小编吕沁融、龚琦雁、应书宁，组成了“钢琴百年经典”编辑委员会。大家满怀热情、认真执着，为着同一个目标而日夜奋斗，在审稿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经常充满了欢声笑语。姚世真老师腰不好，平日里很少出门，但是为了“钢琴百年经典”，经常来出版社，一坐就是一整天。巢志珏老师堪称编委会的“大管家”，将近八十岁的人了，约了早晨十点到排版厂，她八点就到了。最让人感动的是，她患有白内障，却一直不肯去医院，说要等到“钢琴百年”出版以后，才定得下心去做手术。
李名强老师非常率性、简单、真实，身为钢琴界的大师，却从不给人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是上海人，特别爱家乡的风味小吃，尤其对小笼包很有研究，“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好的小笼包，皮要薄得透明，看得到汤水，但不能破，不能爆汤”。有一次，小编带几位老师去逛田子坊，那天正好是西方的情人节，到了一家钟表店，每位老师都买了一块玫瑰怀表，说要“送给家里的情人”，也就是他们的老伴儿，真是好浪漫、好有人情味。这套“钢琴百年经典”大家虽然都是花了百分之百的力气去做，但李名强老师深知，其中肯定难免有疏漏，所以，新书还没出版，他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本本子，打算把书中存在的错误都记下来，以便在修订版中及时改正。
百年纪念、编年体、最权威的乐谱、最权威的录音、最可爱的编委，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1913-2013）》不愧是一套划时代的巨作。“虽然它里面的曲目可能和你之前买的书有一些重复，但我觉得它还是相当值得购买的，”说着说着，李名强老师就如数家珍地翻起了刚出版的新书，典雅的深藏青色封面上透出烫金的标题，“我们的图书装订是法式软精，不像精装那么硬，但又完全可以翻平，不像以前的谱子都翻不平，一面翻一面压。纸张也非常好，不伤眼睛。从内容、印刷到装帧，这套书完全是国际化标准，价钱也不贵，700元人民币都不到，这要是在国外，单单一本可能就要卖100美金、100欧元了。”李名强老师希望这套最能代表中国钢琴作品的曲集能够推广到国外去，为此早早做好了充分准备，“图书主要的内容，包括作品名、作曲家、演奏家等都是中英文对照的”。
四十七位作曲家、五十九位演奏家、一百零四首钢琴作品，加起来正好等于二百一十，这象征着二十一世纪上海音乐出版社对中国钢琴经典的百年礼赞。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钢琴创作必将更加鲜活丰满，中国音乐的百花园会愈加姹紫嫣红。
11.《左传》中的上层女性形象 篇十一
关键词：左传,女性,工具,反抗,认同
《左传》是我国文学史和史学史上一部较早的叙事作品,作者以《春秋》纪事为纲,以其高超的叙事手法为我们描绘了风云变幻、纷争不断的历史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形形色色、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书中对女性人物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有些甚至一笔带过,但这却使得几千年后的我们有可能了解那个时代女性的处境。《左传》作者的一句“女子,从人者也。”已经为全书,扩而言之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定了位。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中,女性特别是贵族女性和一些相貌出众的女性,她们或是被联姻,或是被掠夺,或是被赠送,甚或被殉葬。总之,他们是男权政治所利用的工具,他们的婚姻很少不与政治挂钩。
一、自觉地扮演统治阶级及当时社会所赋予自身的角色
“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这正是对春秋时期贵族女子在社会中所充当角色的准确概括。如:《左传·僖公十七年》:“夏,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晋太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流亡至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继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怀嬴,即是曾妻于圉的嬴氏。起初,秦将怀嬴嫁给圉,显然是因为圉是晋国的储君。后来因晋惠公屡屡失信于秦,秦便开始对流亡公子重耳加以拉拢、扶持,将本是侄媳的怀嬴嫁给了叔叔重耳。在这两次婚姻中,怀嬴虽身为诸侯之女却完全成了任人摆布的棋子。
怀嬴对自己的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一句“不敢从亦不敢言”,仅七个字,又将自己的尴尬处境交代得一清二楚。一边是父亲亦是国君的使命,一边是自己托付终身的丈夫。这是一个女人一生所面对的最艰难的选择。“不敢从”是因为不想违背君命,“不敢言”是因为不想丈夫的前程受阻。但在这两者的选择之中,最终宗族国家观念占了上风——她牺牲了个人的感情和婚姻。她强烈的宗族观念在与重耳的相处中也有所体现。她侍奉重耳洗漱,重耳不待巾“既而挥之”,怀嬴随即“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我们今天可能认为这不算什么事儿,但在凡事以“礼”为尺度的春秋,违礼之事是正统人物所深恶痛绝的。怀嬴认为重耳违礼即是轻秦,这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
在她的意识里,她存在的价值就是不辱君命,维护宗族和国家利益,而没有意识到她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也应该受到尊重。她牺牲自己作为生命个体所拥有的各种基本权利换来了统治者地位的稳固和国家的暂时安定。反过来,那些统治者又将去抹杀更多个体的价值、践踏更多人的幸福。
无可否认,怀嬴忧国大于忧己这种品质在今天也是应该提倡的。但她忽视了自己的自由与幸福。社会的意识形态认为女子不该拥有自由与幸福,对此她并不怀疑并将其内化成为自身意识的一部分,并且以之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她自觉地扮演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所赋予她们的角色。
二、更为不堪或悲惨的处境之下,有着不同程度反抗行为
怀嬴是被联姻的,凭借父家的地位,她在夫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而息妫则是被掠夺的战利品。
《左传·庄公十年》: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武归。” 息妫虽已贵为诸侯的夫人,但她仍被当作淫乱的对象,并未得到尊重。 《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侍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
息妫被楚王虏去之后,虽然先后生了两个孩子,但她从未主动说话。这是对楚王灭她夫国而又强虏她的不满。
《左传·成公十一年》:“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 如果事情仅仅如此,这个“声伯之妹”“施氏之妇”的命运与当时大多数女子无异。但后文又有:“郤犫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为讨好政治同盟,声伯不惜牺牲自己的异父妹、强行拆散她的家庭——女性的婚姻成了政治的筹码。而施氏妇对他哥哥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安排”并没有乖乖认同,“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简单一句话,我们已全然读懂了她的悲愤与反抗。但她的反抗若能成功,也只能借助于施孝叔。施孝叔的一句“吾不能死亡”,施氏妇的希望就变成了绝望。于是,“妇人遂行”,但不幸没有就此停止:“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沈其二子。妇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不复为之妇也)”。 当自己为人妻而又被强行嫁作他人妇之时,她原来的丈夫不能保护她。当后来的丈夫去世,她带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再回到原来的丈夫身边时,原来的丈夫却“沉其二子”,试问天下之不幸孰甚于此?丈夫的无能与残忍以及丧子之痛交织在一起,再一次激发了施氏妇身上的反抗之火。她痛骂施孝叔不得好死,并指天盟誓:这辈子不再做施氏之妇。施氏妇的反抗可谓是无力但却尽了全力。她不畏哥哥的强权,不甘心作政治的牺牲品,更不忍受丈夫的残忍与无能。这是中国女性几千年的“黑暗之路”上虽然微弱但又难能可贵的火光,它使得“黑暗之路”变得光明有了可能。
息妫和施氏妇都对男权对于自身的压迫做出了反抗,但笔者认为后者的反抗更值得赞美。息妫的“未言”,是因为“吾一妇人,而侍二夫。”在反抗子元之时又自称“未亡人”。她之反抗是以当时社会的“一女不侍二夫”和“夫死妇应随”等束缚人性的观念为思想根基的。在她那里,男性社会对女性的种种不合理要求与规范已经转化为她自身意识的一部分——可赞之反抗背后竟是可叹的顺从。并且她所认同的思想在以后的社会中竟成了严格束缚女性的沉重枷锁。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在《左传》所描写的春秋时代,女性的地位则恰好相反。她们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男权世界达成目的的手段,女性的这“手段”亦即“从人者”的地位实在是一种落后与可悲,但更为可悲的是,大多数女性在自我的意识中对这种定位表现了自觉的认可和屈从。当人所创造的物质或精神产品成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奴役、统治人的时候,人就被异化了。当人对社会的异化全然无所知并深深认同了这种异化时,人又不自觉地开始了自我异化。社会的异化导致了人的自我异化。自我异化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对人的异化。这二者的相互作用足以使得中国的女性几千年来在一条黑暗而崎岖的路上艰难地行走。虽然有一些诸如施氏妇那样具有一些自主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女性,但这星星点点的光芒并不能照亮女性的悲剧世界。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左传 篇十二
【经】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传】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齐。
秋，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晋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周书》曰：『殪戎殷。』此类之谓也。」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齐。
楚人伐郑，取成而还。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三之《离》三，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文言文翻译:
六年春季，晋国、卫国入侵陈国，这是由于陈国偏向楚国的缘故。
夏季，周定王派遣子服到齐国求娶齐女为王后。
秋季，赤狄进攻晋国，包围了怀地和邢丘。晋成公打算反攻。中行桓子说：“让他危害他自己的.百姓，以使他恶贯满盈，到时候大概就可以歼灭了。《周书》说：‘歼灭大国殷朝’，说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
冬季，周卿士召桓公到齐国迎接王后。
楚军攻打郑国，讲和以后就回去了。
13.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篇十三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1.我国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
2.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
3.《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较高超，文章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文本结构和文体形态。
4.《春秋》由孔子在春秋时期编订，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
5.《春秋》是“礼仪之大宗”，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1.《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2.《左传》采用编年史，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
3.《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就在描写战争。
4.《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5.《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讲述故事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
6.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
7.《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8.《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细节描写。
9.《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这些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炼，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10.《左传》叙述语言简洁含蕴，词约义丰。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1.《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是各国史料的汇编。2.《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
3.《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4.《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5.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在记述否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
第四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1.《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诸国军政大事。
2.《战国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3.《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夸张虚构虽然不合史著的要求，但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4.《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
5.《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6.,《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7.战国时代，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贴切深刻，饶有风趣，很有说服力。8.《战国策》 好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轶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
9.《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宏伟，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
10.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对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11.《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zhan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