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市历史文化背景

宣城市历史文化背景（9篇）

1.宣城市历史文化背景 篇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中对“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的论述，强调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四大协调发展，这四大协调发展息息相关。

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上，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要发展特色县域经济与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始终朝着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在推动协调发展上，有东部的强劲优势，有西部大开发的发展优势，有东西部努力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增长极的潜能。从而形成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地区开发和发展的良好互动格局。

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四个协调发展，犹如中国经济建设的四驾马车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站在传承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角度，我始终认为当今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精神生生不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海纳百川。

要用优秀的文化教育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用时代的楷模精神激励人，中华文明就能勇立潮头，永立不败之地。

2.宣城市历史文化背景 篇二

一、清代城市处在国内市场化逐渐发展和扩散进程中

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经济方式, 即通过经济利益诱导资源的流动;一种是非经济方式, 即通过指令性、强制性手段分配资源。经济方式主要通过市场运转得以实现, 而非经济方式主要通过国家机构实现。中国长期以来都注重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控制, 包括直接进行各种资源的分配。《孟子·梁惠王上》上有:“寡人之于国也, 尽心焉耳矣。河内凶, 则移其民于河东, 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这是国家直接配置资源的典型形式。当政府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时, 城市往往没有市场存在的空间或者市场只能在国家行政职能空白处存在和发展。所以中国传统的城市通常是作为各级国家行政机构的所在地而存在和发展, 并非应经济交往的需求而自发形成。

但是到了清代, 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 市场得到发展, 以至一些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就是依靠 (国内区域) 市场的运转。早在唐宋时, 已出现丝织品、瓷器、土特产等高档商品或特殊商品在国内各大区域间流通的情况。但这只限于上层商品, 并且购买者主要也限于皇室、官僚、地主等上层社会, 对整个国内经济格局和城市格局没有根本性影响。到了明代中后期, 已出现了粮食、棉花、棉纺织品等一般生活用品的大规模、持续性长途贩运。到了清代, 这种现象得以稳固、发展。可以说, 在清代, 国内粮食、棉花、棉纺织品市场已经形成。一些传统城市也因这种区域间的市场运转而兴盛壮大。

这一时期, 在区域间贸易的节点往往会出现一些商业性大城市。例如连接长江上游地区和中下游地区市场的重庆和汉口, 都是因市场运转而兴的大城市。例如, 长江上游地区稻米、山货等农产品运销中下游地区, 下游地区棉布等工业品运销上游地区, 这种贸易关系使得地处长江上游干道的重庆成为区域间商贸的中转站。由此, “重庆是清代长江上游重要的商业和货物集散中心……商业的发展扩大了重庆的城市规模……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 重庆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附了大量商业性移民。” (1) 清代的重庆便是某些产品大规模市场化带动发展的商业性城市。

二、清代城市处在国内区域间分工逐步形成过程中

区域间分工是与区域间市场交换相辅相成的, 分工既是市场交换的基础又是市场交换的结果。清代区域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是以区域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稳固为前提的。又以长江流域为例, 清代前中期, 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已经成为主要的棉纺织品生产和加工地。棉纺织品经过长途贩运, 行销山东、河南、江西、四川等地区。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 江南城市发展的显著特点有二:区域中心城市工商业繁荣;区域内广泛兴起一大批工商业市镇。

在大城市方面, 江南地区杭州、南京等几个大型的传统城市已经变身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了。根据圣安杰洛的研究:“乾隆时期, 在南京有3万张织机, 这一数字证明尚钺统计的苏州拥有的1.5万张织机和300到400张染机是十分可信的。一个世纪之后, 苏州拥有50家大账房, 每一家都拥有100到200张织机。在同一时期, 苏州有近一千家小型工场, 每家平均有3到4个雇工……绝大多数的产品主要是为市场生产的, 而不是为了消费。” (2) 由此, 城市的人口、空间逐渐扩大, 城市经济的辐射范围也相应扩大, 大城市在区域分工背景下, 工商业性质增强了。

在市镇发展方面, 以赵冈的观点, 清代江南市镇的最初兴起不是为农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村生产服务, 即目的是作为农村副产品的收购站。并且 (手工业) 产品的行销主要以远方市场为主。这些市镇还吸引了外地的大量资金, 前来收购产品的是远方的客商。 (3) 这样, 通过输出手工业产品, 主要是棉纺织品, 再从四川、湖广、江西等地输入大米等农产品的区域分工与交换模式, 江南地区许多地方的农民已经脱离农业, 开始进行手工业产品的专业化生产, 由此江南出现了大量专门化市镇。如棉业中心镇:新泾镇、黄泾镇、罗店镇等, 丝业中心镇:盛泽镇、双林镇、南浔镇等, 这些市镇已经成为中小城市。

三、清代城市整体水平逐渐落后于同期西欧城市

清代的前中期大致处在17、18世纪, 这时西欧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又在蓬勃兴起。在18世纪中期, 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 到19世纪中期, 其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后, 人类进入蒸汽时代, 英国也由此而成为“世界工厂”。后来西欧其他地区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也改变了城市的性质, 专业的工业城市开始大量出现, 城市对人口的需求和吸引力迅速增加, 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这个时期, 西欧工业时代和城市化时代到来。

而此时的中国却仍处在传统的封建王朝统治之下, 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虽有一定进步, 但并未取得质的突破。城市发展速度也并未提高, 甚至传统大城市还有萎缩的现象。以赵冈的研究, 清代处在中国城市发展第二阶段末期。“城市化之进程陷入停滞, 城市人口之绝对量几乎没什么增加, 但是全国总人口则在不断增加, 城市人口之比重便日趋降落。这种趋势到19世纪中叶已达低估, 城市人口之比重由南宋时之22%降到6%左右。在同一时期, 城市人口不在向大都市集中, 几个大都市的规模都比两宋时缩小许多。城市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 形成江南地区的众多市镇。” (4) 这种现象的出现, 皆因中国农业城市发展已达顶峰, 而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又没出现, 以致城市人口绝对数量无法继续攀升, 城市化进程受阻。中国城市发展进程落后于西欧了。

参考文献

[1]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1644-1911) 》, 中华书局, 2001年1月版, 第254页至255页

[2]林达.约翰逊主编, 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6月版, 第124至127页

[3]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新星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第192至202页

3.宣城市历史文化背景 篇三

消费主义文化或者说商品文化的影响对我国的建筑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消费主义文化是强势的潮流，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唯有正确的应对方式才能让我国的建筑艺术既不走向庸俗也不走向理论主义的虚无。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支配；城市建筑物；艺术特点

一、消费文化以及对建筑艺术影响的方式

（一）消费文化的特点

西方社会潮流引领世界潮流的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现在的西方社会是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扩张引起了文化领域的变革，汤林森认为：“而这样的一种文化，会使所有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旋涡之中。”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潮流，实质上它是以不可阻挡的姿态到来了，并且席卷全球。消费主义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人们对产品消费的追求。从我们当前大家对世界大品牌的追求就可以看到这一点。LV、爱马仕等等奢侈品似乎成为了每一个年轻人向上的目标，努力的方向。

其次，媒体的推波助兴。消费主义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媒体进行的，通过软性广告或者硬性广告和其他的促销艺术形式将消费生活观念与消费文化推销给大众，不管大众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些信息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挥之不去。

最后，消费的符号意义。消费文化会以正当的理由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去，这些消费商品不但有了实用价值，同时也是一种品位和地位的象征。实际上，人们对商品的符号意义的追求远远大于对其意际的追求。这种特性才是消费主义文化符号的关键，人们的欲望过多的是对于其代表的符号意义的追求，而不仅仅是生活中实用价值的追求，或者根本不是实用价值的追求。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开发商会在卖房子的时候说：高尚人群居住地、品位的象征等等词句。其实这些所谓的“高尚、品位”等字眼就是他们所卖房子的符号意义。业主选择房子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是高尚人士气和成功人士的虚荣心在，这也就促成了对房子消费的强烈欲望。

（二）消费文化对城市建筑的影响

消费文化对建筑艺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建筑设计和建筑理念的改变来实现在的，它的方式主要有这几种：

首先，消费文化对城市建筑设计的影响。古典时期的建筑设计师更多的是对个人化风格的追求，但是在当代的消费文化影响下，很多的建筑设计往往是受商业利益的驱动，这也让现代的城市建筑越来越多的有着商品的概念。比如说一些建筑艺术奖励一些特殊材料的建筑，比如纯木建筑、纯石建筑等等，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有特殊指向的建筑奖励可以激发设计师对某一种材料使用的热情。但是相反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种特殊指向的奖励，会影响着一个国家或着一个历史时期整体的城市建筑的风格走向。基于对消费的推销行为成为建筑发展背后的助推器，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城市建筑。

其次，建筑和商业运作的挂钩。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建筑设计师已不再單纯的是一个设计师，很多时候他要和商人合作，甚至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商人的身份。通过影响力极强的个人建筑作品的推广，可以在整个建筑界树立自己的品牌。通过这种品牌效应可以开设跨国的建筑公司获得商业利益，这已是整个建筑界公开的秘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筑设计不但是个人的艺术行为，也是商业文化和商业运作的一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利用强势经济文化和传媒手段向欠发达国家营销自己的建筑风格和建筑品牌，形成建筑文化的支配和垄断权，以此来获取巨额的垄断利润。在这个商业运作中，我们常常是处于劣势的，我们的建筑风格要受西方的影响，甚至有的建筑师以得到外国的称誉为荣。

二、消费文化背景下城市建筑的特点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了消费文化的特点，也提到了消费文化对城市建议的主要影响方式。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我们的城市建筑不可避免的变成了消费化建筑，有着一些不可传统建筑的特点。

（一）建筑艺术走向大众

在传统社会中，建筑艺术总的来说还是一种精英文化和小众文化的产物，和大众有着不小的距离。而在消费文化背景下，这一切有了全新的转变。所有的建筑艺术都成了面向大众的，因为必须要先迎合大众，满足的大众的消费心理，才有了盈利的可能性。如埃及的金字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中国的飞檐红柱等都是消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建筑。虽然这些城市建筑让很多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师感觉到不上层次，但是在大众的眼中，这些建筑是新奇的是令人开心的，所以大众很认可这些城市建筑。

消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建筑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为大众服务的，让大众愉悦的，因而它创作时就有猎奇的、新鲜的特点。当然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种面向大众的城市建筑，如果适合的追求新奇，适当的取悦于大众，会创造出有艺术性同时又令大从预约的城市建筑物；如果一味的迎合大众，放弃了建筑的艺术性，那就会流于庸俗化，定会被时代淘汰。

（二）建筑艺术为生活服务

在当代的城市建筑中已经很难再有纯粹的为艺术而生的建筑物了，大多的城市建筑都是为生活服务的。这一点和当代城市建筑艺术的第一个特点也就是它面向大众有关，大众是没有太多的建筑艺术追求的，为了生活的舒适和便捷是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建筑设计师也在自觉的为工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服务，不管是在建筑风格还是在材质的选择上面，都体现出了生活化的特点。这种转身把建筑艺术从艺术神坛上拉下来，更加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现代的城市建筑艺术还有追求流行元素的特点。很难再有像哥特式建筑和巴拉克建筑等风格的建筑这样经典的东西，所有的建筑风格开始变的流行化和快餐化。

三、结语

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当代城市建筑的生活化、平民化还是流行化，它的特点都是在消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这几个特点都带有消费文化的特点。中国的城市建筑艺术要追求自己的风格，摆脱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这是每一个从事建筑行业的人不懈的追求。

【参考文献】

[1]费青，傅刚.波普艺术和建筑[J].世界建筑，2001

[2]王鲁民，姬向华.消费社会下的综合性商业建筑特征研究[J].华中建筑，2004（04）

[3]贾晓元.浅议消费文化与国外新建筑[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城市科学版），2004（03）

4.宣城市历史文化背景 篇四

关键词：数字出版；企业转型；智慧城市；物联网

移动互联、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一系列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加快了全球城市信息化进程。2008年11月，IB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在《智慧的地球———下一代领导人议程》中首次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发展愿景。次年，IBM公司将“智慧城市”的概念引入中国。①智慧城市的概念甫一面世，便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包括北京、上海、无锡、宁波等在内的多个城市先后纷纷宣布建设智慧城市。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于2012年12月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智慧城市建设将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深远影响，亦为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一、智慧城市的概念与特征

厘清智慧城市的概念和特征是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将如何影响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前提。

（一）智慧城市的概念

对于智慧城市概念的理解，目前各方并未达成共识。IBM公司在《智慧的城市在中国》中把智慧城市定义为这样的一个城市：“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综观目前各种对智慧城市概念的理解，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理解智慧城市。如辜胜阻认为智慧城市就是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其核心是物联网，具体表现为物联网和互联网的深度融合。②另一类侧重于从人本理念理解智慧城市。国外学者An-dreaCaragliu认为智慧城市是人人参与的社会，通过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通信基础设施等的投资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对自然资源实现明智的管理。③其实，信息技术和人本理念都应该是智慧城市内涵的必备要素。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前提条件；合理配置城市资源，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是建设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

（二）智慧城市的特征

IBM公司在《智慧的城市在中国》中提出，智慧城市具有全面物联、充分整合、激励创新和协同运作四大特征。这一观点已被国内的学者普遍接受。

1.全面物联遍布各处的传感器和各种智能设备组成物联网，对所有涉及城市运行和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有效的感知和监测。

2.充分整合物联网和互联网无缝连接和完全融合，将通过智能设备监测和收集的数据充分整合起来，并使这些数据变成有价值的信息。

3.激励创新鼓励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上进行各类创新以及做出实际应用，以智能响应城市居民的各类需求，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4.协同运作基于智慧化的基础设施和各类创新应用，整个城市的各个系统能进行和谐而高效的协作，达到城市资源的最优配置。

二、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行业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2015—2020年）》④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数目达到386个，省级和副省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比例达到100%。如此大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将对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带来哪些影响呢?

（一）城市物联网将成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新平台

物联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信息技术基础。随着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继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之后，城市物联网将成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新平台。根据200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的定义，物联网是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互联任何物品，提供多种形式信息访问和信息管理的网络，其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物与物、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联。它也是在互联网基础之上延伸和扩展的一种网络。相较于互联网的全球性，物联网往往是行业性或区域性的。

1.城市物联网将成为新的数字内容生成平台通常情况下，数字出版企业组织专业的内容生产人员经选题、创作、编辑加工、复制等一系列流程提供数字内容。在城市物联网这一技术平台上，这一传统的数字内容生产做法将会发生一些变化。第一，除了由专业的数字出版企业提供数字内容之外，物联网上大量的由人与物互联、物与物互联而产生的数据将成为新的数字内容。而且，这些数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反馈及时，经过数据挖掘分析出的价值不小。第二，一些具有较高信息技术水平的发烧友研发的一些应用项目支持市民在物联网环境下直接生成内容，并及时上传到物联网平台实现分享。

2.城市物联网将成为新的数字内容流通平台无论是传统出版企业还是新兴的互联网内容提供商，都可以将自身拥有版权的数字内容资源与物联网实现无缝连接，通过运用合理的商业模式来获取利润。智慧城市中所包含的智慧教育、智慧游、智慧社区、智慧医疗等部分都需要大量的数字内容来充实。鉴于物联网的区域性、行业性特征，有关当地的、专业性的数字内容资源将更受青睐。与此同时，由于智慧城市鼓励全民参与、协同创新，一部分具有数字内容生产能力的个人或组织也能在物联网上传播其生产的数字内容，甚至可通过众筹的方式来获得合理的报酬。

3.城市物联网将成为新的数字内容营销平台物联网通过利用射频识别(RFID)⑤、传感器、二维码等智能识别技术，将信息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接任何人，继而扩展到连接任何物品。基于这一技术，我们可以通过掌握的各类数据，精确分析内容消费者对阅读时空的要求、生活习惯特点以及社交偏好等一系列影响数字内容消费的因素。换言之，城市物联网为数字出版产业精确营销水平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平台，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数字内容需求的快速预测和精准推送。

（二）人性化的数字内容消费方式将受到欢迎“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数字内容的消费方式。

1.物联网技术有利于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内容需求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使得现代都市人较难有机会进行系统的学习，为满足自身日常生活、职业发展和社会交往的现实需要而阅读成为了人们消费数字内容的主要目的之一。如前所述，物联网技术有利于对数字内容消费者进行精确营销。这种精确营销可以两种方式来实现。其一，通过对获取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潜在消费者的阅读内容偏好，主动营销，实现数字内容的个性化定制；其二，通过物联网自动监测潜在消费者所处时间和空间的具体信息，对其进行数字内容的实时推送。对数字出版企业而言，前一种方式重在稳定数字内容的消费数量，后一种方式则意在不断发现新的市场扩容机会。

2.数字内容的消费终端类型更为丰富移动互联的时代，手机是最主要的数字内容消费终端。而在“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任何物品都可以接入物联网。理论上，任何物品都有可能成为数字内容的消费终端，目前的可穿戴设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和新的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未来不仅万物皆媒介，而且人机互动技术和3D虚拟成像技术将使媒介的外延突破实体物品的限制。可以说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物联网环境里，人们能够感受到最为丰富的数字内容消费体验。当然，过于丰富的媒介消费体验是否会使人类走向异化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3.协同运作的数字内容消费平台提升内容的易得性目前的数字内容消费平台是依托于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平台的，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数字内容消费平台拓展到物联网平台只是个时间问题。智慧城市本身所要求的协同运作性必将使基于物联网平台的数字内容消费平台同样具备这一特征。从技术后台来看，围绕着数字内容消费的各类子系统（如内容提供系统、终端呈现系统、LBS、电子支付系统等）和谐高效地协同运作；从前台的用户体验来说，消费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方便快捷地获得其所需要的数字内容。

（三）服务应用类数字内容产品比例增大

互联网平台上，网络游戏、各类视频和网络文学是网民消费数字内容产品的主要类型。在智慧城市的物联网平台上，这些类型的数字内容产品依然会存在。但是，由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目的主要是为当地居民提供更为优质的城市服务，因此各类与当地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应用类数字产品的数量会大增。而且，这些服务应用类产品的生产目的也是为了实用。这就启发我们，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数字出版企业研发新产品一定要对市民的生活习惯进行全方位的精确分析。在此基础上，数字出版企业可以采取两种做法：第一，数字出版企业可以承接政府委托的具体服务应用项目，并进行开发，这对数字出版企业的信息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第二，数字出版企业可以内容提供商的身份为已有的服务应用提供数字内容。

（四）数字出版产业链各环节信息流通加快

物联网时代，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网络连接是自动生成的。只要随身携带一个身份识别工具（最常见的如手机，或是带有RFID标签的物品），一位市民身处一个具体的时空环境，物联网中的感应装置会自动将有关数据送回到后台的中央信息系统。根据返回的有关数据，数字出版企业可以及时知晓潜在消费者的状况，并以此形成客户数据库。针对潜在消费者消费数字内容的具体特点，数字出版可以实行个性化的实时出版。与此同时，物联网也可以感知市民消费数字内容后的反馈情况（如是否下载到本地终端、停留的时间长短等）。因此，物联网就可将实时的数字内容消费的市场调研结果一并返回后台的信息系统。整个信息处理的过程自动而快速，基本上无须人工干预。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得出结论，数字出版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信息流通都加快了。数字出版产业链各个环节信息流通加快，势必对数字出版企业的市场反应速度、组织结构的灵活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数字出版企业转型思路

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如果数字出版企业想要抓住发展机遇、扩大市场，那么实施转型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战略选择。这种转型绝不是局部的改良，而是对数字出版企业的经营观念、信息技术、内容生产和商业模式的全方位提质。

（一）经营观念上主动顺应产业融合发展大势

任何企业转型始于经营观念的转变。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数字出版企业转型首先要在经营观念上主动顺应产业融合发展大势。产业融合指的是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发生的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间的边界的模糊化和产业重组的动态过程。⑥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融合正在加速，数字出版产业当然也不例外。首先，数字出版企业必须主动融入智慧城市产业链才能实现数字内容在智慧城市物联网平台上的顺利传播。这是数字内容得以在城市物联网平台上实现价值的前提。其次，数字出版产业应与文化创意、设计服务等有利于提高用户体验的服务产业紧密结合，为数字内容产品增值。必须指出的是，数字出版产业基于智慧城市物联网平台上的产业融合绝不仅仅是技术上或业务上的简单结合，而是数字出版产品形式、内容生产理念、营销服务甚至商业模式上的根本改变。

（二）数字出版企业内部实现信息技术升级

既然产业融合是由技术革新推动的，那么数字出版企业要融入智慧城市产业链中则必须首先要实现企业内部的信息技术升级。首先，数字出版企业应使数字出版产品在信息技术层面上适合在物联网上传播。符合智慧城市的信息技术标准是实现数字内容在物联网平台上顺利传播的必要前提。RFID、二维码、人机交互、虚拟成像等新的信息技术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数字出版企业应重视客户数据价值，成立独立的数据中心。获取、分析数字内容产品潜在消费者的相关数据从而进行智能匹配是依托物联网平台开展精确营销的基础。因此，一个独立的、高效的客户数据中心对数字出版企业能否很好地满足智慧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市场需求非常重要。再次，数字出版企业的数字内容管理系统从技术上要支持数字内容的多媒介、多级传播，盘活拥有的数字内容资源，构建符合长尾效应的内容管理模式，实现版权价值的最大化。最后，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速之势将不可逆转，碎片化阅读、个性化需求、快速响应和实时出版是这一发展背景下数字出版产业领域内的关键词。因此，数字出版企业必须在内部建立综合业务平台，实现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信息的快速流通。同时，这一综合业务平台还应实现与外部的战略合作伙伴和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快速传播。

（三）数字出版企业内容生产实现转型

数字内容生产转型是数字出版企业整体转型中重要的一部分。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数字内容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数字出版企业内容生产也就随之发生积极的变化。首先，消费者需求导向应得到进一步重视。数字出版企业应在发掘自身内容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重视利用数据深度分析消费者的内容需求。或许，某些潜在的内容需求是消费者自身也尚未意识到的。换言之，潜在消费者数据分析应成为数字出版企业内容生产的第一步。其次，积极利用智慧城市和知识社会的优势支持市民（受众）参与内容生产，在实时出版时注重互动交流，引导受众加入内容生产者的行列。此时的受众集内容消费者和内容生产者的身份于一身。再次，与创意设计、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协作企业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协作机制，加强数字出版企业的战略联盟建设，强化数字内容生产协同行为，致力于不断提高用户体验。最后，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数字出版企业要重视建设内容集成平台，利用信息技术自动生成数字内容应成为数字出版企业积极尝试的部分。

（四）数字出版企业商业模式发生变革

任何企业转型最终都会使原有的商业模式发生变革，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企业转型同样如此。总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企业商业模式将在企业定位、数据驱动决策和赢利模式设计上发生重大变化。第一，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数字出版企业应转变为数字内容集成运营者。数字出版企业不应拘泥于内容提供者的定位，而应依托自身的内容优势充分聚合相关内容、信息技术、终端应用和在线支付等其他资源。只有实现了由数字内容提供者向数字内容集成运营商的转变，数字出版企业才能真正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赢得自身的一席之地。第二，数据驱动决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万物互联”的物联网环境中，各种数据随时随地在产生。这些数据的价值很可能转瞬即逝，只有实时分析和及时应用，才能实现这些数据的价值。因此，在数字出版的过程中，贯穿内容创意、内容设计生产、内容的发送和消费反馈的一系列环节中，依据数据进行决策将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第三，基于长尾效应的赢利模式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数字出版企业要盘活拥有的内容资源，根据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广告客户的要求重新包装，将其设计成多种不同形式、多样规格和灵活定价的数字内容产品，在城市物联网平台上进行传播和售卖。积少成多，成千上万的“微利润”也能为数字出版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参考文献:

[1]花建．互联互通背景下的文化产业新业态[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4-30．

[2]陈东．智慧城市中的文化产业新业态思考[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1）：90-93．

[3]任占文，眭海霞．智慧城市视域下传统媒体发展变革研究———以私家车广播为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123-129．

5.企业文化兴起的历史背景 篇五

文化一词来源于社会人类学。企业文化通常代表一系列相互依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对于企业文化的正式研究始于西方管理学界，上世纪80年代，哈佛商学院的两位教授约翰•科特（John P.Kotter）和詹姆斯•赫斯科特(James L.Heskett)在长期研究后提出，企业是人构成的，文化对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文化对企业成功起着重要作用。他们随后出版的《企业文化—企业生活中的礼仪与仪式》一书，开辟了企业文化研究的全新领域。同时，战后日本经济和企业的崛起已对美国构成严峻挑战。人们发现，在包括科技水平、管理方法、组织架构等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日本公司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同类型的美国公司，这一现象引起学者的强烈兴趣。结果，80年代陆续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日本的管理艺术》、《追求卓越》等一批代表作品，宣告了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

企业文化包含很多内容，但其根本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作为经营理念的核心，为所有员工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成为他们日常工作中的行动指南。研究发现，成功的公司对价值观非常重视，不仅在高级管理者心中，而且在公司绝大多数人心中，价值观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并把大家凝聚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例如，美国电报电话

公司提出的“全民服务”理念，IBM要求“向顾客提供完美服务”，杜邦公司提出的“让化学是美好的生活更加美好”，普华永道公司提出的“致力于技术的尽善尽美”等。在外部人看来，这些口号式的句子仿佛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在各自公司里，这些语言都有着丰富的具体含义，是经营宗旨的精髓与核心价值观的体现，这些价值观念与企业的基本理念紧密相连，为员工从事工作提供了指导原则。

近三十年来，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较为完整和成熟的体系。有关著作汗牛充栋，蔚为大观，极大地丰富了现代管理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自19世纪西方国家陆续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经济学（或者称政治经济学）就把研究对象假定为“理性的人”。由于资源的稀缺，理性的人总是最大化的考虑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长期以来，西方企业的管理是“刚性”的，总是思考以最小的付出来得到最大的回报，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工人的剥削。近三十年来，特别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或者称知识经济时代）以来，随着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企业界和管理学界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人不仅有理性，还有感性，需要被认可、被尊重、被鼓励。企业归根到底是由人组成的，企业管理很大程度上讲是“柔性”的，除了科技手段、管理规则以外，更多地需要一种从管理者到

普通员工都认同的共享价值观，把大家凝聚到一起，激发共同的智慧，造就卓越的企业。近十年来，包括IBM、通用电气等老牌大公司坚持核心文化理念，但在策略、组织、目标、行动等方面进行大幅调整，顺应时代潮流，恢复了活力，实现了基业长青。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新崛起的企业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甚至是特立独行的文化特质，吸引凝聚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不断创造新的商业奇迹。

6.重庆的文化背景 篇六

②重庆，是一座来了就跑不掉的城市,张君在重庆被文强整了，文强在重庆被***整了，***在重庆被王出卖了，周克华逃到重庆死了。重庆这下火了，当官的来灾，当贼的来死。老蒋过来当陪都，没过两年就被赶到了小岛上。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病死在钓鱼城，刘备当年路过重庆，结果是白帝城托孤。重庆是一个神秘的城市，主城区坐落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四面环山，江水回绕，城市傍水依山，层叠而上。③理财环境

一、重庆市居民个人理财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重庆直辖十年来，经济社会各方面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GDP总量和老百姓收入成倍增长，金融机构个人储蓄存款余额由1997年的580.67亿元，增长至2006年末的2 949.05亿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7年的5 302.05元，增长至2006年末的11 570元，主城都市经济发达区，人均GDP更是到达或超过3 000美元，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富裕起来的老百姓不再满足于把手中的富余资金存放在银行而获得微薄的利息收益，对于金融市场的高收益理财产品充满着浓厚兴趣，特别是近两年来，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使得人们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

二、个人理财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一）个人理财产品缺乏多样性

目前，市场上各家银行的理财产品层出不穷，竞争异常激烈，但是与欧美成熟市场的银行理财相比，我国的个人理财只能说是形似，远没有达到神似。个人理财的精髓应该是它的个性化服务，人在不同的生命周期理财需求是不一样的，风险偏好程度也不一样。针对人的不同生理阶段，不同的风险偏好，不同的投资需求，进行个性化的服务，推进产品创新，才是未来个人理财市场发展的一个真正推动力。

（二）居民理财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重庆市个人理财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但是居民个人理财认识仍然存在一定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急功近利，无风险防范意识。“理财＝赚大钱”这一错误认识存在于大部分人的脑海中，不少人一上门就问银行客户经理“买你的产品我能赚多少”，“你们发售的基金最低收益有多少”。在资本市场火爆，基金高收益的诱惑下，不少居民甚至把自己养老看病的救命钱，全部投资于基金等高风险理财产品，他们哪里知道，繁荣盛世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资本泡沫一旦不幸破灭，他们的财富梦想将彻底丧失，甚至退休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盲目跟风，缺乏风险防范意识，是目前居民对待个人理财认识上一个最大的误区。

2.对“代客理财模式”存在疑虑。中华民族具有“集腋成裘，集沙成塔”的传统思想，习惯精打细算，财不外露。据建设银行客户经理普遍反映，重庆市居民普遍具有个人理财的意识和需求，他们乐于与银行专家进行交流和听取他们的建议，但是几乎不愿意将自己的资金交给专家代为打理，属于自我规划型客户，这种情况在全国其它地方也很普遍，与欧美发达国家成熟理财市场人们的思路截然不同。常言道：“术业有专功”，普通老百姓毕竟在财富管理知识、渠道信息来源、经验等方面无法和专业理财师相比，把自己的钱交给专业的理财机构进行打理能够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提高收益率。

（三）缺乏专业性的理财人才和独立的理财咨询机构

个人理财涉及金融、财务、法律等各方面知识和实践，专业的理财师应该是具备以上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近年来，虽然各家银行都花了大力气培养理财师队伍，但大多数人综合素质不高，临时从个人金融从业人员中抽调而来，即使经过了银行的专业培训，其技能仍只局限于银行类业务，更多的充当的是产品促销员的角色。真正的理财师应该是金融、法律、心理方面的专家，大至个人人生目标的规划，小到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无不囊括其中。人才的缺乏必然制约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培养大量的专业理财师是当务之急。

其二是缺乏独立的理财咨询机构。重庆市个人理财市场完全是各家商业银行搭台唱戏的舞台，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都市比较，这里非常缺乏独立的专业理财咨询机构。由于各家商业银行都背负着完成自身理财产品销售目标的重担，因此进行居民个人理财时，难免有失公允，排斥竞争对手产品，尽力推荐自身产品，往往没有尽职履行风险提示责任。独立于商业银行的第三方理财咨询机构完全可以弥补这一市场缺陷，在保证市场公正性、多样性、有效性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④重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以重庆为中心的古巴渝地区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片土地孕育了重庆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2至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已有人类生活在重庆地区，从那时候起重庆就开始了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

⑤1937年至1946年，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时期的重庆成了全国热门地区，也是大多数人对重庆认识的开始。1937年，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重庆成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1940年国民政府规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陪都文化。重庆在抗日战争中体现了自己的优越性，是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让重庆有着“三都之地”之称。重庆也在这一时期突显自己的战略优势。

在重庆历史进程中，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重大事件，那就是1945年重庆谈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在现在，重庆还留有许多重庆谈判的纪念物，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良好见证。谈判结果国共双方签订了 《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由于谈判结束是在10月10日，所以也被称为《双十协定》。

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庆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后改为四川省辖市。在这一时期重庆积极进行工业发展。虽然深处内陆，但勤劳的重庆人民用自己的辛勤与汗水造就自己的辉煌。这一时期的经济与技术积累也会后来重庆腾飞打下坚实基础。

1997年3月14日，重庆恢复为直辖市，重庆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中国第四个中央直辖市，也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中央直辖市。这个以三峡建设为背景建立的直辖市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

它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市作为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川东地区以至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安排、管理。这一重大事件也翻开了重庆发展的新篇章。从1997 年立直辖市至今，直辖14年，重庆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一个沉淀着历史文化的、开放的、发展的重庆展开双手迎接全世界人民的到来。重庆的文化，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它的历史经历才成就文化的发展。在此，我们主要来看巴渝文化及红岩精神。

7.宣城市历史文化背景 篇七

(一) 市民文化的特点。

作为特定的文化范畴, 市民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从形成过程来看, 市民文化具有继承、发展性。一座城市就是一部流动的历史。市民文化伴随着城市的发展, 基于市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 体现了市民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 反映了市民的创造与追求, 在初期自发、感性的基础上, 最终升华为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从内涵来看, 市民文化具有包容、多元和层次性。市民社会的形成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市民来源广泛, 风俗习惯、文化传承各异, 因而市民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从作用上来看, 市民文化与市民社会双向互动, 具有对外辐射的开放性。市民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而促进市民社会在思想观念上的更新和科学文化的不断进步, 提高城市品位, 改善城市形象, 进而助推社会进步, 增强了城市的凝聚力、吸引力和竞争力。从发展过程离开看, 市民文化建设是基于城市文化建设基础上一项投入多、见效慢、但又非常重要的的系统工程。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要求我们既要充分重视市民文化建设在城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又要有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二)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加快市民文化建设的意义。

1.市民文化建设是我国城镇化、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趋势。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 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科学发展关键是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移, 农村村民向城市市民心理、人格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因此, 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也最难做的是对新市民的改造。

2.市民文化对城市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种积极的社会意识, 良性、成熟的市民文化, 对城镇化建设和发展可以起到正确的导向、调适和保障作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物质文明高度发达, 生活条件日益改善, 一些人却失去了精神追求和寄托, 导致信仰危机、道德滑坡、价值扭曲、人生迷茫, 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因此, 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的人们对主流文化的呼唤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迫切。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它不仅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更是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时它也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就河北来说, 既有浓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又有革命战争年代留下的优秀传统和西柏坡精神等精神财富, 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时代文化的影响, 因此, 当前不仅亟需而且完全可以构建一种积极向上的市民文化, 对我们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引导方向、保驾护航。

3.良好的市民文化是城市文明的标志, 是城市软实力的综合体现, 也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市民文化所表现的精神追求和人文指标, 与城市建设的物质文明成果一起相映生辉, 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的评价, 构成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即城市软实力。

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市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城镇化, 其定义可分为多个层面。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 是从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 是从农业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 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从地理学的意义上划分, 是从农村空间向城市空间的转变;从社会角色来划分, 是从农村村民向城市市民的转变。而其中, 认为最本质的改变是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农民向城市市民社会角色和心理认知的转变。没有人的思想、心理的改变, 任何外在的物质和环境的改变, 都不是本质上的城镇化。以河北为例, 城镇化建设虽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 对城镇化的认识不够充分, 表现为对城镇化建设中市民文化建设缺乏长期科学的规划。有人认为城市建筑见效快, 因此可以先拆后建, 先建后管, 城市物质文化上去了, 再考虑城市精神文化建设。其实, 这种做法忽略了城市文化建设中精神与物质的良性互动。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城镇化总体规划和实施计划中, 缺乏城市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二) 构建市民社会的相应制度不够完善, 导致新市民尽快融入城市仍存在一些制度性困难。当前来看, 影响市民文化形成的制度性因素仍是户籍以及附着在户籍之上的政治权利、经济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产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居民和城市市民的身份地位差别。无论是正在整体快速城市化下的城中村村民, 还是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 由于户籍问题, 他们与传统市民在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福利保障上仍然有所区别。他们在城市安家并不“安心”, 骨子里仍认为自己是一个村民。他们一般文化程度较低, 从事社会下层工作, 收入较少, 游离于城市主流文化之外, 对新生活的不适应和既有市民社会对他们的歧视, 使其具有某种程度的自卑、畏惧甚至排斥心理, 缺乏对市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特别是当其弱化的政治意识、政治技能、淡薄的法律意识遇上正当权益被侵害却又因制度性缺失导致其无法找到正常、合理的渠道表达其诉求时, 就会发生暴力讨薪、集体上访等群体性事件, 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造成不良影响。

(三) 社区工作滞后, 专门人才不足。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市民文化建设的功能平台及专门人才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部分文化中心不能面向全民随时开放;图书馆、博物馆等功能单一, 容量有限等。河北省《2009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显示, 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 导致全省城市社区综合服务功能显现不足, 每万城镇人口拥有社区服务设施数2005—2009年分别是2.56个、2.46个、2.43个、1.90个和1.93个, 呈逐年下降趋势, 滞后于城市化发展进程。更加严重的是, 我省社会工作人才严重不足。全省高校从2002年才培养出第一届社会工作毕业生, 现有人员很多是转行而来。

(四) 在市民文化建设上, 方法简单, 缺乏连续性和长期性措施。近几年, 全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河北城镇化率将要在2010年45%的基础上, 2020年达到58%左右, 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据2010年6月召开的全省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重点工作调度会上披露的数据, 全省设区市建成区内共有城中村360个, 到2010年已累计启动改造267个, 改造完成94个, 启动率、完成率分别为74%和26%。其中, 石家庄、唐山、邢台城中村改造启动率已达100%。 但总体看, 城中村改造还有多个方面亟待改善。有的地方推动力度不大, 缺乏对城市进行结构性调整、大规模改造建设的思路;有的地方缺乏周密计划和细致安排, 项目启动早而进展慢;有的城中村改造运作模式陈旧。其中感觉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组织和主流文化引导不够, 缺乏科学、整体和长远规划, 致使部分城中村改造不彻底, 城市文化建设滞后。不少地方只是强调空间改造, 没有同步推行土地性质国有, 集体经济转化为规范的公司运营, 村民安置过于就近、集中, 村民旧习难以破除, 一时难以融入城市文化。

(五) 新市民本身素质有待提高。部分新市民公民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缺失;部分人受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导致不讲公德、不讲信用、欺骗欺诈、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村落文化中如平均主义、男尊女卑、权力崇拜、情大于法的小农意识, 甚至封建活动也很引人关注;其中, 科学文化素质的差异表现最为强烈, 也是构建市民文化首先面临的挑战。

三、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构建市民文化的对策措施

构建市民文化要处理好主流文化引导与多元文化包容, 特色文化与共性文化并存, 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结合等几个方面的辩证关系。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了市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只有尊重文化传统, 以来源广泛的现代文化和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丰富市民文化, 才能使市民文化更加多姿多彩, 更具生命活力。但是, 城市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 仅有包容是不够的。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思潮复杂, 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的时代, 必须倡导城市主流文化, 特别是注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城市文化建设, 引导市民文化沿着健康、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就河北省特别是石家庄市来说, 应紧密结合西柏坡精神的研究, 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提炼石家庄城市精神, 塑造石家庄城市之魂, 引领石家庄城市文化建设。具体说, 要从文化的几个层面入手, 抓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市民文化建设:

(一) 更新观念, 提高认识, 做好规划, 加强引导。在城镇化进程中, 要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的理念。高起点抓好规划, 高质量抓好落实。城镇化建设和市民文化建设同步进行,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 并力争抓出成效。

(二) 完善市民文化制度平台, 为市民文化构建和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出台相关的法律规章, 做到依法创新社区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 使政府和社会在社区空间中明确各自界限, 从而激发社会活力, 达到良性互动, 最终实现构建和谐社区, 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组建社区中心等帮助新市民融入城市公共生活的参与平台, 依法开展社区自组织活动, 在促进新市民经济融入的同时, 帮助他们养成制度化的公共参与习惯。可以组建由政府、社区、社区利益企业 (或者说非盈利组织及面向本市的大学社会学专业师生) 和公民 (包括城市居民和新市民) 合作的治理平台;设立新市民城市融入的专项经费或基金;基于社区管理体制, 开展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士引领的多样化教育和培训服务, 鼓励社区新老居民和志愿者参与各种社区实务活动。通过各类有关现代公民素质和职业技术培训, 通过多种多样的城市和社区公共生活的参与, 借助制度化的渠道帮助新市民尽快融入到城市社会中。

(三) 在实践中, 努力形成市民正确的价值导向、道德规范、法制观念和行为方式。使他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行使公民权利, 履行公民义务, 自觉实现其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新市民公民素质存在的问题, 政府和社区组织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现代公民素质提升工程。社区工作者可借助文化中心、社区中心、学校等平台, 以讲坛、歌会、传统体验等群众多种形式, 不断提高公民思想道德、法律等现代公民素质, 培养文明行为, 抵制消极现象, 促进优良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培养他们对市民文化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使他们对市民文化的接受程度, 由被动的外力推动变成主体的内在参与与追求, 最终完成他们由“身份”到“身心”的市民化转变过程, 自觉融入市民社会。

摘要：市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 是城市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城市市民的政治取向、道德风尚、法律素质、科技水平、管理能力及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内容。它既是城市文明的标志, 又是提升城市品位、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 必须重视城市软实力即市民文化的建设。

关键词：市民文化,城市文化,文化建构

参考文献

[1].倪志娟.中国城市文化的内涵和特点[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6, 02

[2].杨连登、张公武.论城市化、市民化与市民文化[J].湖南社会科学, 2011, 4

[3].李建国等, 2007年河北人才发展报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8

8.宣城市历史文化背景 篇八

一、当前我国城市化的作用分析

第一，城市化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持久动力，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重要的经济效益。

第二，城市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城市化有利于节约资源，可以更加集约地利用土地和基础设施，从而更加有效地发展工业，因为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对于土地的集约利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城市化有利于技术创新，而且为创新的扩散产生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三，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也为我国的城市管理以及社会的稳定带来了隐患，所以推进城市化进程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而且是防治农村病的治本之策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化在促进劳动力转移、推进科技进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等，这都需要政策制定者深入研究。本文不可能对所有问题一一探讨，只选取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

第一，资源紧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较多地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数量，较少地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采用的是一种粗放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于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如水资源，由于经济社会结构不合理、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需求增加以及过度开发利用等原因，给原本紧缺的城市资源、环境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资源短缺将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巨大挑战，即中国依靠现有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功可能正是其未来健康发展的瓶颈。

第二，环境污染。城市向自然界排放的大量废弃物超过了自然界自身的净化极限，不仅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危害，而且破坏了生态平衡。城市环境污染主要表现在水污染、光污染、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也给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不仅造成生产力的下降，而且对下一代人的健康带来隐患。

第三，交通拥堵。城市交通体系是城市最主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是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增长的基本要素，是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载体，是城市活动的命脉。在我国，由于城市高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城市发展与道路建设的不协调等原因导致的交通拥堵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健康成本。

总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人类生活的严峻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城市的发展是以破坏城市环境为代价，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其后果必然是由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承担，只有把环境问题化解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进步才具有可持续性。

三、对策建议及措施

第一，把环境保护规划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要将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依据自然和环境承载力合理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和规模。积极引导各类城镇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合理布局区域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的区域共享和有效利用。提高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地位，把它作为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和经济发展计划的基础，并做到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积极引导城镇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避免区域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实现区域共享和有效利用。

第二，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首先，要严格环境准入机制，各类新建项目要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对于达不到标准的一律不准建设。其次，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可以缓解资源约束矛盾，而且可以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提高经济效益。最后要加快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支持支柱产业向生态化、无污染或少污染方向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各类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当前我国能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趋于恶化的主要根源就是高能耗的工业发展过快。所以，调整产业结构，对减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有很大的意义。

第三，高度重视环保教育和宣传，大力倡导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利用报纸、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介倡导广大公民创造他们自己的环保型生活方式，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建立浓厚的可持续消费的社会氛围。可持续消费是指一种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对生态环境破坏、对自然资源浪费最小的利己、利他、利后代的消费方式。可持续消费要从我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培养面向未来的责任意识。比如，使用更加节能的家用电器、避免购买过度包装的商品、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第四，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城市和农村都处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地球生态系统受到破坏不仅影响到农村，而且影响到城市，必须把农村生态环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强交流，推进合作，构建城乡—体化的保护格局，避免出现城市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农村环境却每况愈下的不平衡、不协调局面。不仅要充分利用城市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优势，支持农村污染防治工作，防止城区污染向农村乡镇转移，而且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以奖促治稳步推进农村环境的整治。

第五，完善相关法律，加强政府干预。由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外部性不能通过市场自身加以解决，政府必须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首先，建立环境保护的决策体制，使用绿色GDP核算体系；其次，对于那些低耗能、高产出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应给予政策优惠加以支持，反之应进行惩罚；再次，立法保障公民对于环境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培养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公民有序参与环境保护。

第六，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城市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尺度上长期持续的城市增长及其结构变化，实现高度发展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首先，要正确处理推进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控制人口适度增长，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其次，要依靠科技创新，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城市发展节约化。再次，要调整耕地保护制度，注意资源综合利用和节约耕地，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四、结束语

9.东海问题历史背景 篇九

一、中日东海争端全景

早在1968年，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中日之间的东海是另外一个波斯湾，这个海域拥有着众多被埋藏的宝藏，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然而，中日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还很少利用这近在咫尺的财富，两个国家的所需石油大部分都来自波斯湾和东南亚。

东海之所以被称为“第二个中东”，在于它惊人的油气储备。据日本方面的数据称，东海油气储量约达72亿吨，其中石油大约1000亿桶，天然气约2000亿立方米，“够中国未来用80年，日本用100年”。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的东海问题专家哈里森则认为，中国宣称拥有开发权利的大陆架上的天然气储量大概在5万亿立方米，至少是沙特阿拉伯发现天然气储量的8倍，是美国天然气储量的1.5倍。而这一大陆架的原油储量则大概为1000亿桶，与之相比，沙特的原油储量大概是2671亿桶，美国的原油储量则只有220亿桶。在这其中，近来成为热点的春晓气田的天然气储量就达到了510亿立方米，因此备受关注。据了解，春晓气田每年可以生产大概19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而到2010年，产量则将达到99亿立方米。在它西北部的平湖气田，据信储备量在107亿立方米，目前已经开始通过管道向上海地区供气。

事实上，东海最为富裕的油气产地应该位于冲绳海沟，在中国大陆架延伸的最东端，拥有一个沉积许多个世纪的矿床。另外一个油气聚宝盆则位于一直存在争议的钓鱼岛附近。据哈里森分析，它的南边和西北边的海床里，蕴藏着945亿桶左右的原油。

中国勘测东海石油，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国地质学界泰斗李四光生前预言，中国油气资源的未来在东海。随后，中国在浙江以东海域的东海大陆架盆地中部发现了“西湖凹陷”。自1980年在东海首次钻探成功龙井一号井以来，中国已在西湖凹陷钻井30口，其中20口获高产工业油气流。经过最近20多年的勘探，中国目前已在西湖凹陷，开发出了平湖、春晓、天外天、断桥、残雪、宝云亭、武云亭和孔雀亭等8个油气田。此外，还发现了玉泉、龙井、孤山等若干大型含油气构造。

在中国开发春晓油田前，日本方面并没有过多地干预或者表示不满，有专家分析说，由于日本自身在历史问题上的包袱，所以一直没有任何表示。

但是这种情况仅仅持续到2004年。这一年，中国的“春晓”气井采掘成功，并宣布将向浙江、江苏一带提供天然气，日本人眼看着着急了起来。虽然春晓气田距离日方划定的“中间线”还有5公里，但是日方仍然抛出了所谓“吸管效应”问题，称中国在这边开采，日本那边的油被吸过去了，并将中方命名的“春晓”油气田更名为“白桦”、“楠”和“桔梗”。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祥副教授反驳说，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说，第一，在90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时候就是这个理论，我们说已经在国际社会站不住脚了。第二，大陆架是西高东低，油作为液体，即使流动，也是从中国这边往日本那边流，不可能倒着流。今年以来，日本更是因中国正在东海勘探的三个天然气田中，有两个位处日本声称拥有的专属经济海域而大动肝火。今年1月，中方派遣解放军导弹驱逐舰现身春晓天然气田附近保护勘探工作，而日本则声言要派军舰去驱逐中国的勘探队伍，指责中国政府准备独占东海资源，对日本造成了“冲击”。日本也批准民间企业，前往东海开采石油。并要求中国停止所有气田开发活动和尽快向日方提供天然气田资料，比如地质构造、开发的情况。当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又要求中国政府给与金钱补赏。近几年，由于媒体大量报道东海问题，东海在日本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日本人只要提起日中关系，东海争端必居其中。2005年日本防卫厅抛出一份“防卫警备计划”，甚至将中国列为“可能性较小的入侵国家”，它还设想了中国可能“入侵日本”的几种情况：一是在两国东海争端恶化，二是日本随同美国卷入台海争端。无论是哪种情况，中日冲突的地方是东海。东海争端一时陷于紧张状态。

二、中日东海争端的由来

中日东海争端的核心是划界争端，划界争端的关键在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而这些都与战后国际海洋法制度的确立有密切联系。

1958年4月，第一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并通过了《大陆架公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等四个公约，首次在国际法上确立了有关大陆架的法律制度。但是，由于《大陆架公约》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包含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标准，且对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的划界原则也不具可操作性，从而引起各沿海国家的不满和批评。1960年3月，联合国又召开了第二届海洋法会议，由于各国在海洋权利方面的主张分歧太大，会议无果而终。1973年12月，联合国召开第三届海洋法会议，经过长达9年、11期共15次会议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982年12月10日由119个国家和组织签字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17部分320条和9个附件构成，内容涉及海洋法的各个主要方面，包括领海和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岛屿制度、争端的解决等各项法律制度。其中，第1条规定，“各沿海国可享有12海里的领海和24海里的毗连区”；第57条规定，“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200海里”；第76条规定了大陆架定义，“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在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算起超过200海里的情形下，则大陆架外部边缘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超过连接2500米等深线各点连线以外100海里《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以及专属经济区的界限，但是，具体到中日间的东海海域，其大陆架最大宽度为325海里，最小宽度167海里，一般宽度为216海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两国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部分重叠。再加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海洋划界原则过于笼统，且缺乏可操作性，使得中日两国分别提出了有利于己方的划界原则和主张。

1、中国在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的立场

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布之日起,中国即一直坚持“公平原则”和第76条“自然延伸原则”并按此原则对东海宣示主权。1998年中国依据《公约》正式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该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以本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至大陆边缘的距离不足二百海里，则扩展至二百海里。”

2、日本在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的立场

日本一直主张和坚持海域划界。日本认为,相邻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应以一条其每一点均与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的界线为基准而划定；“等距离╱中间线”是1958年《大陆公约》所确认的划界的“一般原则”,是最“公平、合理”的客观标准；“大陆架划界应适用中间线方法,中日在东海的大陆架是中日共大陆架”,应该使用中间线划界。日本于1996年制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从其领海基线量起向外延伸到其每一点同领海基线的最近点的距离等于200海里的线以内的区域。如果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的任何部分超过了中间线,中间线(或日本与其它国家议定的其他线)将代替那一部分线。

中日双方的认知与利益诉求如下图表所示：

中国

中日在东海的利益诉求

双方利益诉求 日本应得 中国应得 中方观点 ———— A+ B+ C 日方观点 B+ C A

面对争议,中日双方从1973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开始就进行划洋谈判,至今已进行到第六轮,但始终没有多大进展,主要原因就在于双方在划界原则上存在上述分歧。并且,随着中方对春晓油气田的开发及日本对其民间企业在东海中日争议区域试采权的执意授予,双方在东海的争端已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三、东海争端的实质

1、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与200海里距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第一款设定的两项大陆架权利的标准，即自然延伸和200海里距离有两层意义：一是对国家的单方面行为体来说，自然延伸和距离标准是彼此独立的。也即，国家可以采取任何一个标准来主张其大陆架权力范围；二是在两者的关系上，自然延伸居于首要地位，距离标准则处于从属地位。

根据《大陆架公约》的有关规定，划界应首先考虑有关国家间的协议，其次是特殊情况，最后才是等距离中间线。这项规定并非单纯地强调中间线，而是要求把三者即协议、等距离和特殊情况结合起来，以便达到公平的划界结果。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专属经济区必须经沿海国通过特定的法律行为即程序加以宣告才能确立；而大陆架则基于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这一事实，沿海国对大陆架享有固有的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权利无须沿海国通过国内法律程序或履行特定的法律行为加以宣告。

2、中日“共架”说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依海岸基准线向外延伸200海里的海域为该国的经济专属区。而东海最宽处仅360海里，自然产生了至少40海里的大片争议海域。

日本方面一直以来认为，东海划界应该采取中间线原则，一国一半的解决办法，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大陆架交错的国家应该经过协商解决划界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则依照中间线原则。

对此，中方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在中日的问题上并不需要依照这个原则，因为中国的大陆架一直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中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规定，大陆架的边缘是2500米的等深线，而东海大陆架是一个广阔而平缓的大陆架，向东伸延到冲绳海槽，即在水深2940米的断层戛然而止，所以所谓的共享大陆架根本就不存在。

紧接着，日本又提出了新的理由，认为其东面的海槽马里亚纳海沟10000多米深，所以它的外边才是真正的西北太平洋。因此，冲绳海槽其实是大陆架上的一个凹陷，并不是陆架的终点，马里亚纳海沟才是终点。这样一来，日本和中国就是共大陆架的国家，延伸原则不适用。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切断大陆架的标准深度为2500米，而冲绳海槽深达2940米。从地质学角度看，冲绳海槽东西两侧的地质构造截然不同——其西面是稳定的大陆地壳，东面则是琉球岛弧，地壳运动十分活跃，地震频发。并且，海槽东西两侧的沉积物分别属于琉球岛架和东海大陆架两个物源区。东海大陆架边缘或海槽西坡的沉积物性质与长江的物质类同,而海槽东坡沉积物性质则与琉球群岛相类似。至于海槽本身,则属于陆壳向海洋的过渡带,既不同于堆积沉积型的平坦陆架,也不同于洋壳型的洋脊海盆,而是一个独特的地貌单元。这样一来,冲绳海槽便成为当然的中国大陆架和日本琉球群岛架之间的分界线。这一点,就连日本学者也不抱异议, 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冲绳海槽是大陆架的边缘，海槽的西边是大陆架”。由此可见,中日之间不存在共有大陆架问题。东海大陆架止于冲绳海槽西坡坡角,琉球群岛岛架止于冲绳海槽东坡坡角。根据自然延伸原则,我国对直至冲绳海槽的东海大陆架享有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

3、国际法法理与实践对于东海争端的启示

国际法专家指出，解决东海大陆架问题应当重视六点原则：（1）公平原则是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任何其他划界原则和方法，只有符合公平原则才能适用。（2）自然延伸原则是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基础，对东海划界将起着主导作用，为东海大陆架扩展到冲绳海槽提供法律依据。（3）等距离中间线不是一项强制性的法律规则。等距离方法不适用东海大陆架划界。（4）成比例原则是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应当拥有同自己的海岸线成适当比例的大陆架区域。（5）冲绳海槽是中国大陆架与日本岛架的天然分界线。（6）男女列岛和鸟岛不应被用来作为测算东海大陆架疆界线的基点。

从国际判例来看，国际法院在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将自然延伸作为大陆架权利的唯一基础；在1982年利比亚——突尼斯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再次提到“自然延伸是所有权唯一基础的原则”，并明确指出“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是主要标准，200海里“在一定条件下”是沿海国的权力基础。1985年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的仲裁裁决认定，距离标准并没有背离自然延伸标准，而只是缩小了它的范围。英国、挪威北海大陆架之争和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划界之争，都是按「自然延伸」原则，以海沟作为划界标准，而完全没有考虑所谓「中间线」。日本之所以只字不提大陆架，而一味强调「中间线」原则，正是因为日本知道自己的要求按国际法中的大陆架划分原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中日东海之争表面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两条规定在东海的实施之争，背后则是日本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能源、资源的觊觎。日本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列岛国家，南北长、东西窄、资源有限的特征一方面造成其陆地战略纵深很短,内陆防御的回旋空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使日本对海外资源的依赖性很强，海洋交通对其举足轻重。为弥补陆地空间的不足，日本把海洋作为其战略纵深带，把拥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力量视为其中的一个关键，以确保国家安全和海上经济命脉。这直接促成了日本传统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即日本及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海洋。

由于岛屿在大陆架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划界上的巨大作用，日本认为应把大陆架、海洋专属经济区划界与日本周边有争议的岛屿作为整体加以考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的海洋战略及其新走向——日本开始由强调以海上军力及海上安全为主的传统海权观，向海上军力、海上安全与海洋资源、海洋环保、海洋科技并重的新的综合海权观转变。

四、解决争端、实现合作的可能性

中日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邓小平曾一再强调，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在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一直坚持的处理中日双边关系的大方向和基本原则。在此原则下，如何灵活贯彻“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成为现实的问题。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有争议的区域，撇开主权谈合作都是不现实的——国家间合作的目标在于谋求国家利益，而主权直接关系到利益的分配。同时也应该看到，主权理论在发展，主权的内容在变化。同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和日本，应当在国家合作的理论和实践上做出自己的的贡献。对中日两个大国来说，任何单赢的方案都是另一方不能接受的；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东海问题更不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

共同开发是世界上海域较大的国家认可和采用的一种功能性合作制度。一般来讲，争端海域的共同开发是划界之前的一种过渡安排，它不妨碍最后协议的达成和最后界限的划定，不意味着任何一方放弃其权利或权利主张，也不意味着承认对方的权利主张。在过渡期内，共同开发活动不构成支持或否定任何一方对有关区域及其石油资源的权利或权利主张的基础，也不创设任何新的权利或扩大现有的权利。共同开发在有关国家优先利用争议区域资源的实用考虑与维持各自权利主张或立场之间建立了适当的平衡。从国际判例看，北海大陆架案判决指出，在重叠海域，可“通过共同开发的协议来解决”。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案同样肯定了共同开发的方法。

共同开发是双方可以接受的最现实可行的争端解决方案。日本在东海有与韩国共同开发的实践与经验，中日也曾就东海共同开发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政治上，共同开发有助于维护东海地区的稳定，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只要日本不预设前提，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将共同开发作为一个议题，通过对话协商，双方完全可以把已有的陆地合作项目逐步拓展、延伸到海洋合作之中，由易到难、分层次的展开。

从制度保障来看，中国政府早在1982年就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并于2001年11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其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该条例规定：“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外国企业参与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参与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外国企业的投资、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外国企业的合作开采活动。”“外国合作者可以将其应得的石油和购买的石油运往国外，也可以依法将其回收的投资、利润和其他收益汇往国外。”中外企业“都应当依法纳税”，“为执行石油合同所进口的设备和材料，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减税、免税，或者给予税收方面的其他优惠”。毋庸置疑，有此条例保证，只要中日经济界真诚合作，东海大陆架的开发就会取得双赢的结果。

五、中日东海合作的路径建构

中日两国都应当明确，双方要想摆脱对方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是不现实的。只有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务实精神，加强官方交往和民间交流，当前两国“政冷经凉”的现状才有望改善。

1、中日双边层面的能源合作

在能源合作问题上，中日两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互补，共同发展。当前，双方可以以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技术、石油运输线和石油战略储备、核电站建设等重大项目为切入点,以点带面,先易后难,先主后次,分层次地拓展合作领域。

对于东海争议区域的能源合作与开发,中日两国政府的争议如图所示：

目前中日两国在共同开发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共同开发的范围和对象方面。日本方面强调要将“中间线”两侧，包括中国已经建成即将投产的春晓、天外天、断桥等四个油气田也拿出来进行共同开发。中国方面坚持认为，东海划界应当遵循大陆架原则，中日专属经济区的界线应该在冲绳海沟。所谓的“日中中间线”是日本单方面划定的，中国并没有承认。但是为了避免争端，中国所建的油气田均在“中间线”西侧，这部分地区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因此，共同开发区域不包括中国正在开采的几个油气田。中国方面只同意对那些具有争议的、“中间线”东侧海域的油气资源进行共同开发。

目前,中国政府同日本的谈判就是坚持的这一方案。

2、中日多边层面的合作：构建东北亚多边能源合作机制 中日两国都是在亚洲乃至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对维护亚洲的和平和稳定、推动亚洲的繁荣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地理上看，东北亚的中、日、韩、朝、蒙、俄6国是近邻，其中中、朝、俄、韩、日五国水路相通，中国成为联系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亚、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的纽带。这些特殊的地理因素无疑为建立以中、日、俄为核心并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能源共同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亚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一直都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在总面积为472．2万平方公里的四大海区中，属于中国海区的面积有300万平方公里，而其中约有120万平方公里与8个邻国存在着争议。和平发展理论为中国实现积极推进与邻国的海上合作，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和合作平台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只要双方、多方共同努力，公平合理地协商划定海洋管辖权界限，就一定能在合作中实现经济共赢，建立政治互信，提高合作层次。循序渐进地解决海洋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