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专题试题

中国古代文论专题试题（6篇）

1.中国古代文论专题试题 篇一

中国古代文论笔记

学习

第一、先秦时期：

（一）先秦“诗言志”的提出

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朱自清在他的《〈诗言志辨〉序》中，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

关于“诗言志”之“志”，“五四”以后在解释中一直存在着分歧。朱自清认为“志”属志向怀抱，“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作者的志向怀抱的（朱自清《诗言志辨》）；周作人则认为“诗言志”就是“言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闻一多则通过对金文、甲骨文中“志”的本意，以及先秦古籍中“志”的用法的大量考证,指出早期的“志”包括着3种含意：①记事的，如《诗经》中的商《颂》及周《颂》；②记诵的；③由于早期的诗原于歌谣，因此“志”也即抒情的。即“诗言志”之“志”，包括“志”(记诵)、“事”（记事）、“情”（抒情）三重含义（《闻一多全集·甲集·歌与诗》）。

一般出填空或者问答题，问答主要是联系后世来说。

（二）孔子

《论语》是先秦文论重点。主要应该掌握：

1.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提出“思无邪”说；

“思无邪”说：

《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但是注意，对于“思无邪”的解释，各家不一，一般不会出题。

2.论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了“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说：

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其实质是对诗歌（包括乐、舞）社会功能的认识和概括，为孔子所提出。《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兴”,即“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的“兴”，“言修身当先学诗”（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是讲诗歌在“修身”方面的教育作用（“兴”的另一含义是讲诗的表现手法，参见赋比兴）。所谓“观”,即“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考见得失”（朱熹注），是讲诗歌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所谓“群”，即“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的意思，是讲诗歌具有聚集士人、切磋砥砺、交流思想的作用。所谓“怨”，即“怨刺上政”(孔安国注)，是讲诗歌具有批评和怨刺统治者政治措施的作用。

这是重点中的重点，已经有n个学校考过了，如果你说不掌握，那么考试的时候，你可以跳墙了。

3.论雅乐与正声，提出“尽善尽美”说；

“尽善尽美”说：

中国古代评价文艺作品的原则，为孔子所提出。语出《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美”是对艺术的审美评价和要求；“善”是对艺术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和要求。孔子崇尚礼教，因而政治上赞扬尧舜的“礼让”。对于歌颂“礼让”的《韶》乐,他极力加以赞美,认为不仅在艺术上是“尽美”的,而且在思想上符合他理想的道德伦理观念，因而也是“尽善”的，即“美”和“善”高度统一的典范。对于违反其政治思想、歌颂以武力取天下的《武》乐，孔子则认为它虽然在艺术上“尽美矣”，但在思想内容上却由于并非表现“至德”，所以“未尽善也”。孔子的“尽善尽美”之说，实际上提出了文艺批评两方面的标准，即社会标准和美学标准。尽管他所说的“美”和“善”的标准，都有具体的历史和阶级的内容；但是，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对文艺作品的美学批评必须和社会道德伦理的批评结合起来的原则，是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的。

4.（孔子的）“辞达”说

“辞达“就主要应是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不必要徒事与内容无关的文饰。但并不是说文学作品不要文饰，孔子还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可以说明孔子认为一定的文饰，还是必要的。

5、（孔子的）“文质”说

与“辞达“说相联系的是孔子的文质说，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即认为文与质要兼美。孔子的关于文质的论述后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即是要求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文采与质朴的相得益彰。

孔子在《论语》中的一些有关文学、诗歌的论述代表了儒家的文艺观，其核心是“诗教”观。

（三）孟子

《孟子》为重点内容，孟子的文学理论观点，要掌握：

1、“以意逆志”说

“以意逆志”说：

为孟子所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一种理解诗的方法。《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认为，评论诗的人，既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断章取义地曲解辞句，也不能用辞句的表面意义曲解诗的真实含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来探索作者的心志。后世对于“以意逆志”中“意”,究竟是说诗者之“意”,还是作诗者之“意”，众说不一。

2、“知人论世”说

“知人论世“说：

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说法：“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知人论世“说

“以意逆志“说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

3、“知言养气”说

“知言养气”说：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都是积极的。

孟子的这三个观点经常考。

（四）荀子

不是重点，知道他提倡“中和”之美，开后世明道、征圣、崇经三位一体文学观的先河就可以了。

（五）老子

非重点，了解“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种美学观念。为老子所提出。语出《道德经》:“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中又说：“听之不闻名曰希。”老子认为最美的音乐是自然全声之美,而非人为的、部分之美.（六）庄子

《庄子》是重点，应该掌握：

1、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美学思想；

2、“虚静”、“物化”说；“虚静“说

“虚静“说：

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物化“说：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3、“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说：

是庄子对言义（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4、“天籁”之说

在《齐物论》中,庄子把声音之美分为“人籁”、“地籁”、“天籁”三种。“人籁则比竹是已”,即箫管之类,属下等；“地籁则众□是已”,即风吹□穴之声,属中等；“天籁”则“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即块然自生的自然之声，为上等。在《天运》中，庄子还论述了“天籁”的特点：“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郭象注：“此乃无乐之乐，乐之至也。”这实际上就是老子所提倡的“大音希声”。意思都在于反对以部分的、有限的声乐，破坏或代替自然全美之声。

5、卮言、重言、寓言之说。

庄子在《天下》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卮言，是无心之言，重言，是托为时贤先哲之言，寓言即寄寓之言这三者都不是对现实的真实表述，而是为了让人们体会道的特征而运用的象征性语言。

这个本来不是重点，但是武大去年考了。

庄子的“虚静”和“得意忘言”，尤其是后者，重点！

（七）墨子

非重点，知道他的主要观点是“非乐”和“三表法”就可以了。他认为文艺对政治只能起消极的破坏作用，主张先质后文，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实用价值。

三表法：

在《墨子·非命上》提出“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在“三表法”中，墨子强调判断一种言论或知识的真假，必须参证历史的经验、百姓的见闻和实际的效用。认为要以对国家人民是否有利为标准来衡量言谈文学，要参考历史的经验和具有现实根据，要注重在实践中检验效果。

先秦时期可以说是文论部分的重点，尤其是孔子、孟子、庄子。

第二、两汉时期：

（一）司马迁:

司马迁是两汉文论重点学习内容。主要应该掌握：

1、司马迁的“怨”和“直谏”精神；

2、总结历史上许多伟人逆境著书的事迹，提出“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说：

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见于《报任少卿书》：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屈原《惜诵》有“发愤以抒情”，《淮南子·训齐俗》也有“愤于中而形于外”。司马迁继承了这些说法，并根据自己的切身遭遇，提出了发愤说。司马迁认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都是由于作者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重大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

重点中的重点，和孔子的“兴观群怨”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之所以将“发愤著书”说的两个出处都列出来，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样是会闹笑话的。这两个出处都一样，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而已，要知道这个出处有两个，不过只需要背其中一个出处的原文就可以了，随便。但是，一定要背下原文！！

3、《史记》的“实录”精神；

“实录“：

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创作原则。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

精神。

《史记》的许多篇章都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作者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真正做到了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这种“实录“精神，对后世的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后世的许多史学著作，特别是所谓的正史，如二十四史等，就不仅在体例上受《史记》影响，而且在写作态度上，也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同时“实录“精神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的诗被成为“诗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点倒是文学史上考问答题考的多，但是批评史却考的不多。

以上两点对于后世的影响，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联系后来，尤其是“发愤著书”说。

（二）《乐记》（被收入《礼记》）

1、音乐的产生源于人心感物。

出于《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2、提出音生人心的问题，引申出了文艺对社会政治的重大反作用。

出于《乐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著名的论断哦，要知道是那里出的。

3、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的“乐”是包括了诗、乐、舞的三个方面的，都是人心的表现，但是又是各有特点的。三者随着人的感情表现需要而逐步推进。

出于《乐记》：“诗言其志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出于《乐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乐记》本不是重点内容，但是它对于后来却有相当的启发价值，尤其是上面一句，注意和《诗大序》的比较，别混了。

（三）《毛诗大序》

《毛诗大序》是要求重要的内容，主要要掌握：

1、“情志统一“说：即“志之所之”和“吟咏情性”——对诗歌本质认识的深化。它吸收了《乐记》的观点，但又有了发展，认为诗歌既是“志之所之”，又是“吟咏情性”，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歌本质论。

见于《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请问，一个影响万世的著名论断，你不记下来能行吗？？？：）但是要注意和《乐记》的那句话相互区别。

2、“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的保守性，认为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不能超越礼义的大防。

3、讽谏说以及“主文而譎諫”——对诗歌形式特点的要求；

讽谏说：

“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但仔细体会词义，“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毛诗大序》提出了

“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

主文而譎諫：

“主文”是指重视文采，讲究形式；“譎諫”是刺上的方式应委婉含蓄，使得统治者更加能够接受。从统治者的角度对诗歌形式提出了要求，对后来诗歌创作讲究文采，追求含蓄曲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出于《诗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4、六义说；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赋，指铺叙直说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后来的经学家关于“诗六义“有更多的烦琐的阐释和发挥。

5、“变风“、“变雅“说；

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郑玄《诗谱》将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风均为“变风“（但认为《豳风》是西周初年周公旦避流言时的作品，其余“变风“是西周衰落时期的作品）。将《小雅》中的《鹿鸣》至《菁菁着莪》16篇、《大雅》中的《文王》至《卷阿》18篇列为《正雅》，认为它们是武王、周公、成王政治清明时期的作品，其余则都是“变雅“，是西周中衰后厉王、宣王、幽王时期的作品。“正变“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但是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仅就这一点来说，有其在文论史上的意义。另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看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其积极意义。

《毛诗大序》有许多著名论点，特别喜欢考填空和问答，一般是引用一段或者一句话来进行考察。本来我是不想引用《毛诗大序》的全文的，但是不引用不行了。请看全文，都要弄懂，弄清，尤其是我加粗了的句子，记下来啊！嘻嘻，幸好全文不长！

毛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的名词解释，出处就是在这里）

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不用看（四）扬雄

扬雄的文论，有几个重要的小点要求注意：

1、“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

这个论断出于他的《法言·吾子》。

2、“心声心画”论

3、“雕虫篆刻”

4、明道、宗经，征圣

（五）董仲舒

汉代经学文论的代表，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1、“天人感应”与文学创作

2、论诗歌内容和功用

3、诗无达诂

（六）王充《论衡》

王充《论衡》，非重点内容，知道就可以了，主要要了解：

1、“疾虚妄”说；

王充提倡真实，反对“虚妄“。王充自述他写作《论衡》的主旨是“疾虚妄”，他在《论衡·对作》中批判“好谈论者增益事实，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他认为一切文章和著作必须是真实的，坚决反对荒诞不经的虚妄之作。他坚决反对“奇怪之语”、“虚妄之文”，认为有“真”才有美，而“真美”又是和“善”分不开的。只有高度真实的文章和著作才是有益于世的。而虚妄之作是必然毫无实用价值的。

2、“为世用”的观点；

第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曹丕《典论·论文》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重点，要求掌握：

1、文章“不朽”说：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

2、文体说（“四科”八体说）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本”指文章的本质，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

他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这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标志着文体分类及特征的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诗赋欲丽”，说明他已看到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特征，对抒情文学的发展，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

3、“文气”说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

可以看出，这里的“气”，是由作家的不同个性所形成的，指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而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就说明了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的原因。后世许多文论家、诗论家常以气论诗、论文，当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影响。

（二）陆机《文赋》

“陆机《文赋》”是重点的内容。请注意掌握：

1、艺术构思说

如何进行艺术构思，是《文赋》探讨的重点问题。

序言中所说的“意称物”阶段，主要是指艺术创作的构思过程，它又包括:

①

构思准备（艺术体验——“眼中之竹”）

这就是《文赋》正文的第一段所论述的——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陆机着重强调玄览、虚静的精神的精神境界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两方面的内容。提出创作构思的前提条件是，既要深深地观察作为创作对象的外界事物，同时又要饱读前人的诗书，从中陶冶自己的心胸，这样才能写出高境界的文章作品。

②

构思阶段（艺术构思——“胸中之竹”）

至于到正式的艺术构思阶段，陆机是这样论述的：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开头几句是讲艺术构思之始，一定要进入一种用志不分的虚静的精神状态，接下来谈艺术构思的过程，主要是阐述艺术想象的特点，可以说更为精辟。涉及到了从想像活动的开始到艺术形象的构成及其用语言文字使其物质化的全过程。情与物在想像过程中的结合是艺术构思的必然结果。当艺术意象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之后，就需要用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使它具体地呈现出来。为了寻找最精彩的，最能充分地表现构思中艺术意象的语言文字，就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上天下地，无所不至，并且，它还应当具有独特的独创性。

2、艺术表现说（艺术传达——“手中之竹”）

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表现，是和艺术构思阶段密切难分的，但大体上还是有个先后的层次，也就是《文赋》小序中所揭示出的“意称物”和“文逮意”的区别。艺术表现阶段主要是解决“文逮意”的问题。陆机对这一层次的论述，是在《文赋》正文的第三段：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创作中的艺术表现阶段，包括如何安排文意和文辞两个方面，即“选义按部”和“考辞就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如何运用文辞来把握文意的问题。陆机论述了在艺术表现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种种复杂情况，主张作家要因情适宜，妥善地谋篇布局，形诸笔墨。

3、文体风格说

中国古代文论里的文体风格论，是从上面讲到的曹丕《典论·论文》正式开始的（即“四科八体”说）。但曹丕论述的毕竟简略，到陆机的《文赋》中，就把这一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体现在正文的第五段：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陆机提出的这个“十体”说，一是比曹丕的“四科八体”说更加细致，更加准确。二是在各类文体的具体排名次时，曹丕是将纯文学的“诗”、“赋”二体排列在八体最后，而把朝廷的应用文体“奏”和“议”放在最前；到陆机的文体论，则把这种次序完全颠倒过来了，最先排列的是“诗”和“赋”，最后才是“论”、“奏”“说”，它说明陆机对审美文学的认识和重视确实比曹丕前进了一步。三是陆机在这里概括十类文体的审美特征时，也远比曹丕具体准确，可以说是地道的文体风格理论了。

4、“诗缘情而绮靡”说

“诗缘情而绮靡”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陆机把当时最重要的文体——诗歌的审美特征概括为“诗缘情而绮靡”，成为千古名言。

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实际上起到了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而尽管有少数封建正统文人对这一理论命题颇有微词，但是绝大多数诗人和文论家都认同这一深刻而又精辟的著名诗学命题。

陆机又讲“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缘情”、“体物”就是要诗赋的文学作品注重感情与形象，说明陆机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

（三）刘勰《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魏晋南北朝文论重点学习内容。主要应该掌握：

㈠

《文心雕龙》构成：

《文心雕龙》全书由50篇论文组成，共约37000字。根据作者刘勰在最后一篇《序志》中的介绍，以及我们披卷可见的实际情况，这部著作确实有着严密的内在理论体系：

1）、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是全书的总论，即刘勰自己所说的“文之枢纽（关键）”；

2）、从第六篇《明诗》到第25篇《书记》，是20篇文体分论，即刘勰自己所谓的“论文叙笔”；

3）、从第26篇《神思》，到第49篇《程器》，是专论各种文学思想，包括创作论、风格论、鉴赏批评论、文学史论、作家论等等；

4）、最后第50篇《序志》，相当于全书的序言。

㈡

重要文论观点

《文心雕龙》一书中阐述的文学理论非常丰富，理论难点也多。我们只能选取其中几个问题来讲解和学习：

1、“原道”说——即文学的本质论

这是刘勰关于文学的根本性质的理论，集中体现在全书第一篇《原道》，特别是《原道》的开篇第一大段，精彩地论述了这个文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以这段话为主，刘勰的“原道”说穷根尽源地探索了文学乃至全部人文的深层本质，这就是，从终极意义上说，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和天文、地文、以及宇宙万物之文一样，统统都是最深层的事物的本体大“道”之文，也就是“道”的具体表现形态。

注意“道”和“文”都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

广义的道：宇宙万物内在的普遍自然规律。——广义的文：宇宙万物的表现形式。

狭义的道：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狭义的文：即“人文”，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文章。

刘勰认为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是作为普遍自然规律的哲理之道的体现，人文作为道的体现，和广义的天地万物之文是一致的。

2、“神思”说

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篇。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

①

艺术思维中的想像问题。

提出了“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所以构思的妙用，能使作者的主观精神与外界物像紧密结合，一起活动。）的创作观。

②

志气和辞令在想像活动中的作用，即想像活动的动因和结果。

③

思维和语言的非对应关系。

3、“体性”说

在《体性》篇中，刘勰涉及了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能个性之间的关系。

①

文学作品的体与性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

“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体裁形式，如诗、赋、赞、颂等不同体裁；二是指文学作品的风格特点。“性”是指作家的才能和个性。文学作品的体与性之间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②

作家个性形成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即才、气、学、习。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

至于个性的形成；刘勰提出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才、气、学、习。才，才与气是先天的，才指作家才能；气，指作家的气质个性；学和习是后天的，学指作家的学识，习指作家的学习。刘勰实际上把后天的学和习放在先天的才和气之上。对先天禀赋和后天培养，刘勰能够兼顾而不偏废。这种认识比曹丕强调先天禀性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

③

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化，正是作家个性才能各不相同形成的必然结果。

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化，正是因为作家个性各有不同。反之，“文如其人”正是风格与人格的统一。

④

把纷繁复杂的文学风格归纳为八种基本类型，并两两相对。把对风格的研究推向深入。

4、“风骨”说

刘勰在《风骨》篇中提出他著名的风骨论。风骨，是刘勰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风骨”的内涵，说法纷纭，现代著名学者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风骨》篇中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教材认为：风当是一种表现得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而骨则当是一种精要劲健的语言表达。

“风”和“骨”是相辅相成的，无“风”则无“骨”，“风”和“骨”不可能单独存在。从某种意义上看，风骨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的某种艺术风格，但不同于体现作家个性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风格，如典雅、远奥等，它具有普遍性，是文学创作中作家普遍追求的审美特征，也是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应具有的风貌。

“风骨”说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代创作家和文论家无不标榜“风骨”以反对柔靡繁缛的文风。

（四）钟嵘《诗品》

“《诗品》”是魏晋南北朝文论重点学习内容。主要应该掌握：

1．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提出了“直寻”说；

2．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风骨论；

3．钟嵘的“滋味”论；

4．《诗品》的影响。

第四、隋唐五代时期：

（一）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隋唐五代文论重点学习内容。主要应该掌握：

1．对齐梁文学的批评；

陈子昂对齐梁文风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二是“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前者是说齐梁文学只讲究华丽的辞藻，而缺少深微的情志寄托，缺少诗人真实情感的抒发。后者是说晋宋之后的诗歌缺少汉魏诗歌有充实内容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缺少那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风骨强劲的作品。这两点批评，概括了六朝，特别是齐梁诗的弊端，击中了要害。

2．“兴寄”说；

陈子昂的兴寄说是说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言之有物，寄怀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他自己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就借咏物叙事抒发自己壮志情怀和以物喻人，托物喻志，寄托自己对社会政治的主张和见解，是他对自己的“兴寄”主张的最好的实践和最明确的注解。

3．“风骨”说。

陈子昂的风骨说，继承了前人的风骨论。他的风骨内涵，根据他在《修竹篇序》对齐梁诗歌“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批评，应该就是指建安风力。即是指具有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和精要劲健的语言表达的艺术风格，具有风清骨峻的特点。亦即是“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可以说正是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

总之，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加上他的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说理论为后人继承，成为他们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

关于陈子昂是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古代史都喜欢考的内容，尤其是问答题。

（二）皎然《诗论》

“皎然《诗论》”知道就可以了，学习皎然诗论应该注意掌握：

1、关于诗歌创作中的“意”与“境”的关系；

关于诗歌创作中的“意”与“境”的关系问题，皎然认为，诗歌创作，是诗人的情意受外界触发而起，情意又要凭借境象描绘来抒发。所谓“诗情缘境发”。因此，“取境”就成了诗歌创作的品格高下，风格类别的关键。他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这样重视“取境”的诗论，皎然是第一人。

2、“取境”有易、难的两种情况；

皎然论诗歌创作的“取境”有易、难两种情况，这是诗歌创造中存在的实际情形。有时灵感开通，就会“佳句纵横”、“宛如神助”，创作顺畅，就是“取境”之“易”的表现。有时“取境”艰难：“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这是“取境”之“难”的情况。前者，陆机等已有相关论述，后者是却少有人触及，这是符合创作实情。有时灵感不能畅开，构思当然艰苦，只有继之以苦思冥想，才能深入采掘，遴选意境。他还认为“取境”时“至难至险”的作品：写成之后，如果又能不露凿斧痕迹，“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这才是文章“高手”。

3、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即是皎然的所谓“两重义以上”

皎然注意到高意境的作品完成之后，便有了超越表层文字和形象之外的多层的，乃至不尽的审美意味，提出了“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的看法。那么，所谓“两重义以上”，就是说好的诗歌作品具有文字表层意义之外的多重意义，无尽的情致，这样的作品自然“情在言外，旨冥句中”，能激起读者多层次乃至无穷无尽的审美情景。

4、皎然把作品分为十九类，分别以一个字来概括其风格特点。虽然标准不一，有的也不见得正确或准确，但在陆机、刘勰文体风格论基础上，又向前探讨推进了一步。

5、皎然诗论的影响

皎然“意”与“境”理论影响了后代的诗歌意境说；其“取境”易难论。言意关系论对后代的构思论、追求言外之意、文外之旨的创作论都有影响。

（三）韩愈诗文论

学习韩愈的文艺思想应该了解：

1、“气盛言宜”论；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论。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含义相同。“气盛”了，就能创造出“言宜”的文章，把“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了。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惟陈言之务去”。

2、“不平则鸣”论的内涵、继承关系和影响。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

3、雄健怪奇的审美风格；

在诗论上，韩愈提倡追求雄健怪奇的审美风格。他在《调张籍》诗里，说他与李、杜二公神交，“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头脑里充满了各种怪怪奇奇的意象，他评孟郊诗说他“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其实这些都说明他自己提倡和追求的是矫健怪奇的诗歌风格。他的一些诗，的确怪怪奇奇，如《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诗》用同一偏傍的字（中有“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鵾，燖炰煨爊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等句），读来要翻字典，但《山石》诗虽也追求矫健怪奇风格，却是一首风格雄健的好诗，受到元好问《论诗》绝句的称赞（“‘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总之，韩愈的创作是在实践他的诗歌理论主张，其风格也基本上是雄健怪奇一路。

4、在散文上提倡“古文”。

韩愈在散文上提倡“古文”。他的古文是指与当时流行于文坛的骈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因为他是先秦汉代的古代散文为号召的，故称“古文”。他提倡古文，反对内容空洞无物、形式雕琢华丽的骈体文，而主张写作以古文为主的语体散文。内容要言之有物，着重实用，文以明道，“道”就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道德修养。

5、韩愈的文学理论对后代的影响。

韩愈是当时文坛领袖，同时又是诗文高手，对后代有很大影响：（1）他的文与道关系论，实则要求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是我国古代儒家文学思想的传统，对宋代以至清代一些作家、文论家均有深远影响。（2）“气盛言宜”论、“不平则鸣”论也影响了后代以气论文、诗穷而后工的理论观点。（3）他追求雄奇怪健审美风格的诗论观和创作实践，对宋诗的以议论、才学入诗都产生过影响。

（四）白居易诗论

“白居易诗论”是要求掌握的内容。学习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应注意掌握：

1、他的诗歌创作要“为时”、“为事”论；

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创作要有为而作，不为艺术而艺术。他说过：“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他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不过强调的重点是“义”，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提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明显继承传统儒家的诗文论思想。所谓“为时”“为事”就是主张用同情的笔触来抒写反映下层劳动者生活的苦难，揭示时政的弊端。

2、诗歌要讽谕现实的观点。

白居易强调诗歌的“刺”

（讽刺、讽谕）的一面，不主张“美”（歌功颂德），他说：“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他主张讽刺诗要写得激切、直率，不要《毛诗序》提出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要“主文而谲谏”，要大声疾乎揭露弊政，为民请命。这在古代文论家中是少有的。这种观点主张文学创作要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社会，加强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3、白居易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的缺点。

白居易诗论也有其弊病，主要表现在：（1）过分强调了诗歌的针砭时弊的实用功能，而忽视了，甚或有意排斥和否定的审美娱乐功能，否定诗歌的艺术性，对历史上一些优秀诗人的名篇名句，如谢兆的“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样千古名句，也斥之为“嘲风月、弄花草而已”，实在太偏激了。（2）他要求诗歌要“救济人病，裨补时缺”，因此，创作要用“实录”的方法，否定了诗歌要用想像、夸张的艺术手法，这样，诗歌岂能不枯涩干瘪，缺乏丰满的艺术形象，他自己的少数诗歌就不能不说有这种缺点。（3）在艺术表现上，忽视艺术要含蓄蕴籍，主张“其言直而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必然诗歌直白浅露，他的少数诗歌就正有这种缺憾，不能不说这是与他的诗歌理论有关。

（五）司空图诗论

“司空图诗论选录”是隋唐五代文论重点学习内容。主要应该掌握司空图对诗歌意境理论的阐述：

1．论“思”与“境”的关系，提出

“思与境偕”说；

“思与境偕”说是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的：“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这是讲意境的基本性质，“思”，可理解为创作中的神思，即艺术思维活动，侧重于创作主体的情志意趣活动；“境”，是激发诗意趣并且表现之的创作客体境象。“境”与“思”

偕往，相互融会，这就构成了作品的意境世界。这种意境论表述很清楚，并用“思与境偕”概言之，应是司空图独特的体会。

2．把“味”作为诗歌的第一要义，提出“韵味”说；

对于诗歌意境的特殊性质，司空图从鉴赏角度，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就是“韵味”说。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强调诗歌要有“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他的“韵味”说本于钟嵘“滋味”说，但有发展变化。什么是“韵味”的具体所指呢？那就是诗歌应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笼而言之，都是指丰富的醇美韵味。

3．追求含蓄蕴藉的诗歌意境，提出“四外”说；

“四外”说，包含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和《与极浦书》中“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就是司空图“韵味”说的具体内容，笼统的说，都是指丰富的醇美韵味，细分析则可分三组，内涵略有不同：“韵外之旨”，应该是指有意境的作品有表层文字、声韵覆盖下的无尽情致；“味外之旨”，则应是侧重有意境的作品所具有的启人深思的理趣；而“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则是指有意境的作品在表层描写的形象之外，还能让鉴赏者联想到，但又朦胧模糊的多重境象。这种情致、理趣、境象，在作品中都是潜伏着的假存在，要依靠鉴赏者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去体会、召唤、再现出来。

4．司空图诗论之影响。

“韵味”说、“四外”说是司空图对诗歌意境理论深入而又精辟的阐述，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如宋代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都受到司空图的一定影响。

第五、宋金元时期：

（一）欧阳修诗文

“欧阳修诗文论”是要求掌握的内容。主要要掌握:

1、他的文道关系论；

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承嗣韩愈的观点，重申道对文的重要性，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反对片面追求文辞。他主张以道作为作家的基本修养，充道以为文。但他不重道轻文，他对吴充文章评论说是“辞丰意雄，沛然有不可御之势”，立论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在文。

欧阳修更注重道的实践性。他认为道并不是要远离人，而是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不能在实践中“充道（使本身道得以充实）”。他从生活实践方面谈论创作主体的修养，影响了后代的古文理论。

总之，对文道关系的解释，欧阳修形成了自己以道充、事信、理达、辞易为中心的古文理论。

2、“诗穷而后工”说；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这种思想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

3、欧阳修对诗歌的意境的见解；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圣俞（梅尧臣，字圣俞）的话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其实代表了欧阳修自己的看法，这是上继唐人提出的诗歌意境理论，结合具体作品，深入分析了意境的两大相互关联的审美要素：所措写的境象一定要真切生动，抒写的情志则要深微高远。这一观点引发了宋代诗话中关于诗歌意境问题的深入讨论，并对明清一些诗论家的意境论有所影响。

4、欧阳修的诗文论对后代的影响。

（1）欧阳修在人道关系上注意创作主体的修养影响了宋代经术派（如王安石）、议论派（如三苏）等的古文理论；（2）他的“诗穷而后工”说成为后代诗歌评论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为后人所乐道和运用；（3）其关于意境的观点引发了宋代诗话中关于诗歌意境问题的深入讨论，并对明清一些诗论家的意境论有所影响；（4）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最早的一部诗话著作，开了这一诗论体裁的先声，影响了后代许多诗话的写作。

（二）苏轼诗文论

“苏轼诗文论”是要求掌握的内容。主要要掌握：

1、注重文艺的自然本质，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

苏轼文艺思想的一个突出方面是注意文艺的自然本质，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就文而言，他要行文自然，反对务奇求深和雕琢经营。反映在具体的形象描写上便是“随物赋形”，就是说根据事物本身自然地描绘出其形状，强调主体创作时与对象的一种顺应自然的关系。就诗而言，推崇“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也是讲诗歌要自然天成，冥于造化。

2、“空静”观；

苏轼采用佛教的“空静”观说诗：“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认为“空静”能使主客体构成一种最佳精神状态。他在“知”与“能”、“道”与“艺”的关系上有着十分可贵的见解，认为创作的实现是道与艺的结合，即：“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与心，不形于手”。并把“道”与“艺”的关系转化到实际创作时的“心”与“手”的关系。在艺术思维的的过程中，外界的客观物象转化为主体心中的审美形象和意象，并最终表现为物态化的图象和语言文字。这种体察精细深微，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观点。

3、“传神”的理论观点；

苏轼从诗与画的共通关系入手，探讨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强调要以典型化的“形”来集中表达出客体之物的生命内涵“神”。艺术家的天才在于通过“形”的描写表现出内在的“理”，从而达到传神的目的。他的形、神关系的见解和他对言意关系的见解是相通的。他追求“意在言外”、“言不尽意”的审美意趣。

4、“枯淡论”。

在诗歌创作风格上，他推崇枯淡，意指在平淡中包含有丰富的意味和理趣，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

（三）李清照《论词》

“李清照《论词》”是要求掌握的内容。李清照是两宋之际著名的女词人。我们主要应掌握她的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观点。

1、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

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词“别是一家”说，力主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线。她认为两者区别主要在于：诗、词声律要求不同。诗的声律要求简单粗疏，而词的音律、乐律规则要求严格；如果说，诗要求语言的节奏美，则词不仅要求语言的节奏美，而且要求歌唱时的音乐美，反对以诗的粗疏的格律来破坏词之音乐美。

2、李清照对词的其他的审美要求；

对词创作的其他一些审美要求：（1）勿“破碎”。这是在《论词》中对张先、宋祁等人的词的批评中表现出来的。即要求词作品就有美整的、浑然的意象结构，给人以整体的完美审美感受。（2）词要“铺叙”。她主张词要展开些，要写得曲折、细腻，有渲染，讲层次，起伏跌宕，要前后呼应。（3）讲“故实”。她说秦观词专讲情志，而少有典故，主张词中要运用前代前人的文化掌故。（4）词的格调要高雅、典重。她批评柳永词“词语尘下”，贺铸词“苦少典重”。她追求词的典雅之美。

3、李清照的《论词》的意义和影响。

李清照的词学观点有的比较偏激、保守，她对秦观等人的批评也不见得完全公允，但她的《论词》毕竟是词学史现存第一篇词论专文。她的一些观点也毕竟是一家之言，对后代词学理论和词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四）严羽诗论

“严羽诗论”是宋金元文论重点学习内容。主要应该掌握：

1．对宋诗学古的批评；

宋人十分注重学古，但宋人学古对象和方式往往不尽相同。就学古对象而言，宋诗各家各派的创作风格因此而得以分目；而就学古方式而言，涉及到如何从学习古人而转化为自己的创作。江西派学杜而不得其法，江湖派、四灵派学习晚唐贾岛、姚合等则流于苦吟、纤巧或怪异杂驳。严羽也从学古对象和方式入手，批评了这些倾向，提倡学习盛唐，从而辨析了诗歌创作的一些根本问题。

2、强调学诗要以“识”为主；

严羽强调学诗要以“识”为主，就是说诗人要有高度审美识见，即审美判断力。有“识”方可言辨，方可分出前人诗歌的高下，说“作诗须要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他要求熟读汉魏古诗，次参李、杜等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3、以禅喻诗的“妙悟”说；

严羽的诗论观点最重要的是“以禅喻诗”，提出“妙悟”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妙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禅宗词汇，本指主体对世间本体“空”的一种把握，《涅盘无名论》说：“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就诗而言，“妙悟即真”当是指诗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真觉，一种感悟。他说：“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由于“悟有浅深”，各个诗人悟的深浅不同，因而形成各人各派诗歌的审美价值的不同，亦即形成诸家体制的高下之别。

4、“兴趣”说；

“妙悟”是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兴趣”则是“妙悟”的对象和结果，即指诗人直觉到的那种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兴趣”是“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它与钟嵘所说的“滋味”、司空图所说的“韵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都概括出了诗歌艺术的感兴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

5、“诗有别材、别趣”说；

宋诗所缺少的正是唐诗那种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往往“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以“妙悟”和“兴趣”为其理论基础，提出了“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批评反对宋诗的这一倾向。所谓“别材”，就是诗人有体现在“妙悟”上的特别才能，他以韩愈、孟浩然相比较，说明妙悟这样“别材”不同于学力。韩愈学问高出孟浩然，但严羽却认为其诗远逊于孟，这就是“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的注释，所谓“别趣”，是就诗的审美特征讲的，这里的“趣”便是“兴趣”，便是“尚意兴而理在其中”，便是“兴致”，是一种理趣，而不是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性理。

6、严羽诗论的影响。

严羽诗论对后代有极大的影响：他的以禅喻诗，开了后世诗论以禅喻诗的先声，后世许多诗论家都有以禅喻诗的论述；其次，他的“兴趣”说继承钟嵘“滋味”说、司空图“韵味”说，影响了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另外，他的“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的论述，是对古代诗歌的总结，但又没有严格的内涵界定，给后人造成了自由发挥的余地。这一方面有益于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探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后代诗论里复古思想的蔓廷。

（五）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是要求掌握的内容。主要应该掌握：

1、他的写诗必须要有真情实感的观点；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里主张写诗必须要有真情实感。首先是真情，他认为好诗必定是真情诚意的抒发，第五首（“纵横诗笔见高情”）借评阮籍诗，肯定其中饱蕴着真情郁气，给阮诗以高度评价。从诗主真情论出发，第九首他批评陆机诗“斗靡夸多费览观”，只要“心声”传达到，何必“斗靡夸多”写得太多太长呢？也是从主真情论出发，他反对诗说假话，言不由衷，第六首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批评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针砭十分深刻。其次是实感，他认为真情必须来自切实的生活感受，第十一首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强调诗要抒写诗人的亲身真实感受，只在心中暗中摸索，临摹前人作品，就想画出秦川长安的真实图景那是不可能的。

2、崇尚诗歌的自然请新之美；

元好问还崇尚清新自然之美，出于对当时诗坛雕琢粉饰、矫揉造作诗风的反感，他由衷赞扬陶诗的自然之美，第四首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陶诗的自然纯朴、铅化落尽、坦露胸怀是元好问认为的诗的最高境界。同样因为崇尚自然的审美标准，第七首他赞美北朝民歌《敕勒歌》的“天然”品性，第二九首推崇谢灵运名句“池塘生春草”是“万古千秋五字新”，批评陈师道闭门觅字，以拗朴取胜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3、崇尚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

元好问论诗还崇尚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第二首、第三首都赞扬曹植（或说指曹操）、刘桢等建安诗人的雄浑、刚建的建安风骨，批评张华诗“风云恨少”和温庭筠、李商隐诗的儿女情多，第七首赞扬北朝民歌《敕勒歌》的“慷慨”风格，第二十四首批评秦观诗情多而力少，赞美韩愈《山石》诗雄浑刚健，有阳刚之美。当然，他的褒贬虽有他的标准，却不一定公允，秦观、韩愈诗代表两种不同的风格，都应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4、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影响。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上承杜甫《戏为六绝句》的论诗体裁，对后代有很多影响，清代王士禛、袁枚等人都有用这种形式论诗的作品。

（六）张炎《词源》

学习《词源》要了解：

1、它的“雅正”说；

《词源》首先确立了“雅正”的审美标准。《词源序》说：“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这里所说的“雅正”指的是典雅和醇正。典雅，就是文辞要有蕴藉，有典据，而且雅驯不俗；醇正，当主要就内容而言，指内容正当而不淫邪。他肯定周邦炎词

“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元好问词“深于用典，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但不满辛弃疾、刘过的“豪气词，非雅词也”，这当是“雅”的注脚。他又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可见，“志为情所役”，是内容上的不醇正。

2、“清空”说；

张炎《词源》还提出了“清空”的审美要求。《词源》中专设“清空”一节，可见其对“清空”的重视，其开篇即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什么是“清空”呢？从他对一些词人词作的评论看，主要有这样几个层面的内涵：在构思上，想象要丰富，神奇幻妙；所撷取或自造的词之意象要空灵透脱，而忌凡俗；由这些意象所构成的意象结构整体，构架要疏散空灵，不能筑造得太密太实。这样的词作表现出来的风貌就会自然清新、玲珑透别，使人读之，神观飞越，产生丰富的审美联想。《词源》推崇姜夔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等，都被推为清空，骚雅之作。

3、“意趣”说。

《词源》也专设了“意趣”一节，提出了“意趣”的审美要求：“词以意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并说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冰肌玉骨）、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姜夔《暗香》、《疏影》等词“皆清空中有意趣”，但却批评周邦彦词“惜乎意趣却不高远”。从他的论述看，意趣当是指词中要蕴含着的丰富的审美情趣。但意趣有各种各样，张炎所指则是偏重于蕴含在作品中的超脱高远的情趣，其实它与诗论中的意境很有相同之处。

总而言之，张炎的“清空”主要是指词的自然清新、玲珑透剔的风格；而他的“意趣”则主要是指词中的意境美。“清空”、“意趣”之说是张炎词论的主要贡献，而不是他的“雅正”说。

第六、明代时期：

（一）谢榛诗论

谢榛，字茂秦，号四溟山人，明代后七子中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论诗著作《四溟诗话》，一名《诗家直说》。明代前后七子都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谢榛反对“摹拟太甚”，即既要学古，又要自得，要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学习谢榛诗论，主要就是学习他的《四溟诗话》，建议掌握以下几点，只要知道就可以：

1、“情景适会”说；

情景是谢榛诗论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他认为“诗乃模写情景之具”，“作诗本乎情景”。他主张诗歌内在的情感深长，外在的景物要远大。情景应融合，要做到“情景适会”（《四溟诗话》卷二）。所以，所谓“情景适会”就是情景交融。怎样才能做到“情景适会”呢？这种“适会”是在客体触发主体的感兴过程中发生的。在这种状态中，主体“思入杳冥”、“无我无物”，主客体之间就达到了完全的融合统一。

2、诗歌的体、志、气、韵四要素；

谢榛认为诗有体、志、气、韵四要素。他说：“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作诗亦然。”并说：“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所谓体指体格，属于形式体制方面；志指情志，属于内容方面；而雄浑之气，隽永之韵则属于审美风格方面。

3、兴、趣、意、理四格；

他又指出诗歌有兴、趣、意、理四格，说：“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诗家直说》卷二）从他所举的例子看，兴，就其为审美表现方式言，就是借他物以兴起主体的情感；趣，是就审美效果而言，指诗歌有生趣；意和理，则是就诗歌所表现的主体的意趣、道理而言。理属于理性的，是议论，是道理；意则既有感性色彩，又有理性成分，介于情理之间。“四格”其实就是诗歌的四种审美类型，其对韵、兴、趣的重视，是与神韵、性灵说相通的。

4、谢榛诗论里感兴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

谢榛论诗强调感兴在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诗有天机”，以“不立意造句，以兴为主，漫然成篇”为“入化”，是创作的极境。他不主张先立意，认为宋人作诗必先命意，结果涉入理路而缺乏思致。主张意在言后，意随言而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反对主题先行，不假布置，意随言生，意在言中，主张诗随感兴而生。在诗歌鉴赏上，由于他强调以兴成诗，而兴之所至，未必皆有寄托，所以反对强作解人，认为“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这是比较通达的鉴赏论观点，也符合诗歌鉴赏中的实际情况。

总之，谢榛的诗论在前后七子的诗论中有其独特、独立的地位，他的情景适会说、四格说对明清一些诗论家的情景说、神韵说、性灵说都有一些启示和影响。

（二）李贽文学论著

“李贽文论选录”

是明代文论重点学习内容。李贽是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反理学、反传统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是当时体现人性觉醒、思想解放潮流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论家。学习李贽的文学思想，主要应该掌握：

1．李贽的“童心”说；

“童心”说是李贽在他的《童心说》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什么是“童心”呢？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去真人。”因此，所谓童心，即童子之心，即不含一丝一毫虚假的真心，是不受“道理”、“闻见”（指儒家的正统思想教条）熏染的心。他认为童心是一切作品创作的源泉，最是评价一切作品价值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给《西厢记》、《水浒传》等戏曲、小说以很高评价，认为是“古今至文”。

2．李贽对《水浒传》的评论；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里对《水浒传》作了专门的评论。当时正统文人排斥通俗文学，李贽首先把《水浒传》放在与正统诗文相同的地位，说它是“发愤之所作也”，这就与《史记》有相同地位了。他还肯定《水浒传》描写的人物是“忠义之士”，其事迹也是爱国爱君的忠义之举，从创作动机的严肃性和创作内容的正义性两方面，李贽都作了充分的肯定。

3．李贽文学思想的影响。

李贽的童心说是与明七子派的复古摹拟诗论观相对立的，并且成为稍后的公安派性灵说的直接理论源头。另外，他把《水浒传》放在与《史记》等正统诗文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与后来金圣叹把《水浒传》与《史记》相比较，观点也在相似之处。

（三）袁宏道诗文论

袁宏道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并称“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核心人物。公安派的兴起是在后七子复古之风盛行之后，所以抨击这股复古风是公安派的首要目的，并且不仅从理论而且从实践上也为这一目标作出了贡献。学习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思想，首先要掌握：

1、“性灵”说的内涵；

为了评击七子派的复古之风，公安派的中坚人物袁宏道提出了“独抒性灵”的口号。他在给他的弟弟中道（字小修）的诗集写序时说道：“（小修）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提出了文学批评史上所称的“性灵”说。所谓“独抒性灵”就是“从自己胸臆流出”的真感情的抒发。这种“性灵”与李贽的童心是一脉相承的，其唯一的标准就是真。这这种观点的提出对复古派的模拟风气当然是一打击。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当代（指他所在的明代的当时）诗文不可能传世，而那些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民歌《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由于是“真人”所唱之“真声”，或可流传，边就肯定了民歌的价值。

2、变的诗学主张。

袁宏道另一诗学主张是变，从主体（指创作者）方面言，变是真的必然结果，他说：“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与丘长孺》）从时代方面言，诗歌的变化也是必然的。他说：“文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不同的作家风格不同，不同的时代面貌不同。而复古派（前后七子）承认文学是变化的，但否认变是合理的，要复古就是要诗歌不变。袁宏道肯定变的合理性、必然性，这就打破了前人的陈陈相因的成法，“不拘格套”，“从胸臆流出”，并主张向民歌学习，形成其诗歌的独特风貌。

3、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弊端；

公安派在当时风行天下，形成潮流，其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浅俚，“信口而谈”当然难避浅俚。当时“三袁”中两位兄长已逝世，中道力图纠正公安末流之弊。他认为主性情者，其末流陷入俚，而要救之以法律；主法律者，其末流陷入俚，而要救之以性情。交替互变以互救其弊。

4、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影响。

公安派的性灵说与李贽童心说是相通的，对后来清代袁枚的性灵说有一定影响。另外，明代公安派稍后的竟陵派也主张性灵，当然也是受公安派文学主张影响的。

第七、清代时期：

（一）金圣叹小说论著

金圣叹是由明入清的文论家。明亡后，绝意仁进，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戏曲、小说的评点评论之中。他把《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水浒传》、《西厢记》称为天下六才子书，尤以评点《水浒》、《西厢》著名。金圣叹是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最有成就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小说理论主要集中在对《水浒传》的评点上。学习金圣叹的文学批评理论要注意掌握以下几点：“金圣叹小说论著”是清代文论重点学习内容。主要应掌握：

1、把作家从道德家中分离出来的观点；

金圣叹在文学批评时，把圣人作书与古人作书作了区分，说：“圣人作书也以德，古人作书也以才”。这其实就是把作家从道德家中分离了出来，把文学与道德分别出来。作家靠的是“才”，作家就是“才子”。他只谈“才子书”，对圣人之书则不列不论，可见出他高度重视文学的艺术性。

2、肯定小说创作的虚构性，提出“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观点；

他在对《史记》和《水浒传》进行比较分析时，肯定了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虚构性。他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事”是实际存在的，不能虚构，只能对事进行剪裁、组织（就是“运”），以此构成文字。“因文生事”，“事”本不存在，要靠作家的自由虚构去创作（就是“生”），以此产生文字。他认为这种虚构可以更自由地发挥作家的艺术创作才能。从这种角度出发，他指出：《水浒传》“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这应该是新鲜大胆的理论。

3、重视小说创作中人物性格的塑造，肯定人物性格塑造的典型化手法。

他在对《水浒》的评点中，非常重视人物的性格塑造。他认为《水浒传》的人物性格都有鲜明的个性，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另一方面，金圣叹也注意到，在人物个性当中，作家也概括了一类人的共同性，“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这就涉及到了人物塑造的典型化问题。

总之，金圣叹把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传统应用到小说创作的批评领域，开创了小说理论批评的新领域、新局面，清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无疑受到了金圣叹的影响。

（二）李渔《闲情偶寄》

李渔是由明入清的作家和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的文艺批评理论主要表现在戏曲创作理论上，其戏曲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杂著《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学习李渔的戏曲理论，就教材所录，应掌握以下几点：

1、关于“立主脑”；

李渔认为戏曲创作要“立主脑”。他在《偶寄》之《结构》部分单立“立主脑”一节以论文。所谓“立主脑”，他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而“传奇”（明清戏曲中的一种名称）的“主脑”就是一部戏曲的主要人物和中心情节，即他所说的“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的主脑也”。例如传奇《琵琶记》的中心人物是蔡伯喈，中心事件是重婚相府，这就是《琵琶记》之“主脑”。其他众多人物和事件都要围绕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来展开，并为之服务。

2、关于“密针线”；

李渔在《结构》部分还立有“密针线”一节。什么叫“密针线”呢？根据李渔的论述，一部作品，不仅有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还有众多人物和情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它们之间要互相关联、互相照应、不能前后、彼此相矛盾。在创作中，作家要有通盘考虑、精心结构布局。这就是他所说的“密针线”。不过，他也指出，一部戏曲，也不应该头绪过多纷繁，有过多的枝蔓，而应该突出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的主线。

3、关于题材处理的“审虚实”；

在“审虚实”部分，李渔还着重论述了古今题材的处理，这涉及到了戏曲的真实性和典型化问题。他说“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就是说戏曲传奇大多具有虚构的特征，但对古今题材的处理又有不同，当代题材，不仅情节。而且人物都可虚构。古代题材，李渔认为人物可以虚构，但古事已流传至今，则不可虚构，虚构就会让观众不相信。李渔对戏曲虚构有所认识，但对古事不可虚构的说法，说明他对打破历史的真实认识还不够。

4、关于戏曲的人物塑造。

李渔在论述戏曲人物塑造时，认识到要使人物有典型性，就要把此类人物所应有的特殊性格都集中到一人身上。这就接触到了人物性格塑造的典型化问题。

（三）王夫之诗论选录

“王夫之诗论选录”是要求掌握的内容。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文论家和著名学者。学习王夫之诗学理论，主要应掌握：关于诗歌抒情性的论述、关于诗歌意境创造的论述、情景理论和“现量”说。

（四）叶燮诗文论选录

“叶燮诗论选录”是要求掌握的内容。

叶燮，是清代著名的文论家。他的《原诗》也是继《文心雕龙》之后理论性和体系性最强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学习《原诗》特别要注意：“在物者”与“

在我者”之分；“在物者”之理、事、情三方面；“在我者”之才、胆、识、力四要素和“克肖自然”的诗学主张。

（五）王土禛诗论选录

学习王土禛的诗学理论，主要应了解他的诗论的核心“神韵”说的内涵。

（六）沈德潜诗论选录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是活跃在清乾隆年间的一位重要的诗人和诗论家，他曾学诗于叶燮，其诗也曾受到王土禛的赞许，论诗著作主要是《说诗晬语》，他编选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其中有许多评语，发挥的也是与《说诗晬语》一致的诗论观点。学习沈德潜的诗学理论主要应掌握几点：

1、沈德潜对诗歌史的清理的观点；

沈德潜继承了老师叶燮注重辨别诗歌源流的思想，对诗歌史作了清理。他认为，唐以前的诗是古诗之源，唐诗承其源而加以发展，代表了诗歌的最高成就，“诗入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背离了诗歌传统，明七子虽有弊端，但旨在恢复传统，而他力图使清代诗歌能继承传统而不堕，他编选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就具体地体现了他清理诗歌史的意图，他提出的方法和目的是“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平和”，这也构成了他诗歌理论的基本框架。

2、“审宗旨”的内涵，对诗歌道德政治作用的强调；

沈德潜提出了“审宗旨”的说法，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谓“审宗旨”涉及的是诗歌的思想内容问题：他特别强调诗歌的道德政治作用，思想内容在其诗学中处于首要地位。反对只讲求诗歌形式美而缺乏感情内容的作品。他又对诗歌内容进行规范：“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清诗别裁集·凡例》），所以他讲的“性情”与一般所指的诗人的思想感情不完全等同，而是专指有益于教化，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性情”。

3、“格调”说的内涵；

沈德潜最重要的诗学观是倡“格调”说。什么是他的格调呢？从他的论述看，体裁和音节二者就是所谓格调。体裁指的是诗歌的艺术表现方式及技巧系统，包括意象的构成方式、篇章、字句的组合方式等，体现为一套具体法则；音节是字音经过选择和有规则的组合构成的语音模式所形成诗歌的音乐美。他继承了明七子高古之格，宛亮之调的主张；认为诗应比兴互陈，反对质直敷陈；欣赏唐诗的“蕴蓄”、“韵流言外”，而不欣赏宋诗的“发露”、“意尽言中”（《清诗别裁集·凡例》）；要求诗歌有音调美。

4、对“神韵”说的吸收。

沈德潜诗学也把神韵作为一个层面，这是吸收了王土禛神韵学的观点。但不同的是：王土禛的神韵说所标举的是一种秀美的诗境，而沈德潜则是在推重壮美诗境的同时兼容秀美的诗境，即崇格调而兼容神韵。他的《唐诗别裁集》主调是“鲸鱼碧海”、“巨仞摩天”之境，而兼取王土禛“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味在酸咸外”的神韵秀美之境。

（七）袁枚诗论选录

袁枚是清乾隆时著名诗人兼诗论家，他的诗学理论集中在他的《随园诗话》中。学习他的诗学理论应注意以下几点：

1、袁枚诗学理论的背景；

袁枚活动的乾隆时期，沈德潜作为著名诗人和高官显贵，是文坛的领袖人物，而他的格调说更是盛行一时，袁枚则提出了性灵说与其相抗。

2、袁枚性灵说的内涵及其意义。

袁枚灵性说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

1、袁枚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符合自然本性就是真，从真出发，他说：“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白傅、樊川。”真可以不合正统道德，它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性灵说就是要表现真人的真性情。“尝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真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也是袁枚诗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从真的诗学观出发，袁枚反对沈德潜人伦日用的正统诗学观。

2、男女之情也是袁枚性灵说的重要内容。他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因而诗表现男女之情是必然的，天经地义的。因此，他为艳情诗进行辩护。

3、诗歌在艺术上要变，要有创造性，这是性灵说的另一方面的内容。袁枚的变与公安派的变不同。公安派主张变，但不注意继承传统，袁枚则主张在学古中求变，在继承传统中求创新。艺术表现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所以袁枚反对推尊某一种格调。

4、性灵说在审美上主张风趣。王土禛推崇的超脱情怀，沈德潜强调的人伦日用，表现在诗格中都具有庄肃的特征，而袁枚性灵说的风趣则与庄肃相对，具有轻松、活泼、诙谐的特点。风趣是诗人摆脱了庄严的道德政治面孔之后的轻松活泼的个性的活脱脱的表现，它来自诗人的真性灵。

第八、近代时期：

（一）刘熙载《艺概》选录选录

学习刘熙载《艺概》，一是要了解其内容；二是了解他的文艺辩证法思想。

（二）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要求掌握的内容。我们主要学习他在本文中提出的关于小说的理论观点：一是对小说性质、功用的审视；二是“小说界革命”的思想观点。

（三）王国维《人间词话》选录

“王国维《人间词话》选录”是近代文论重点学习内容。主要应该掌握：

1．王国维“境界”说的提出；

2．王国维“境界”说的美学特征

3．关于“隔”与“不隔”；

4．关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2.中国古代文论专题试题 篇二

受这门课课程性质、教学课时、教师知识结构、教学方法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这门课程教学存在三大问题:第一, 教学方式单调。一些教师只是单一地展示、讲解幻灯片, 没有精心寻找一个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思考的切入点, 只是抽象、概括式地对各朝代思想家、文学理论家、文学家的文学观念、思想进行总结, 面面俱到, “单向”式教学成了这门课程的常态。第二, 课堂教学的贯通性不够。教师在讲授某一知识点时, 由于受课时或知识能力所限, 不能把前后、中西、学科之间联系起来, 不能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框架。第三, 重理论而轻文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的难度很大, 讲起来费时费力, 因此, 一些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笼统地让学生课外阅读相关文论著作, 而教师课堂教学时基本忽略文献, 只是进行单一的理论总结, 没有让学生从中国古代文论中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上述三大问题足以严重影响《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效果, 因此, 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积累了多年的教学经验, 针对这三大主要问题, 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谈谈认识, 抛砖引玉, 以期广大教师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一、《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宏观意识和教学改革

笔者初从事这门课教学时, 常常为找不到一个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引导他们积极思考的切入点而发愁。后来在教学实践中, 笔者发现以宏观视角为切入点解剖某一时期或某一文论家的文学观念、思想、范畴、概念、术语, 比较容易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正如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所讲:“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 在思维方式、范畴术语、理论形态等方面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笔者在讲授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时, 都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道、释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 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1]《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宏观意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 找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切入点。

2.紧紧扣住儒、道、佛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刻影响, 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

3.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形式, 使之成为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的利器。

4.前后贯通中国古代文论知识体系,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知识体系非常庞杂, 阅读理解的难度很大, 而《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课时非常少。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有些老师只挑选两、三位重要文学理论家进行重点教学, 其余只花两三个课时进行简要介绍, 有些老师则相反, 以史代论, 全部拉通, 面面俱到, 让学生浅尝辄止。这两种课程安排都不利于学生学习, 前者是零碎的, 后者是粗糙的。因此, 教师要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用宏观意识帮助、引导学生搭建知识体系, 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 用微观填补、夯实宏观。因此, 教师在教学中要树立微观意识, 从细处着手, 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所谓微观意识, 就是教师高度重视古代文论文献, 从字、词、句入手, 引导学生通过对文献的细读, 领悟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

二、《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比较意识与教学改革

教师在教学中树立比较意识, 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增强他们从多侧面、多角度理解问题的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中国和西方文论比较

中国和西方文论关于文学本质、文学功能、文学创作规律、文学表现手法及范畴、概念、术语等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进行适时、适度、合理的比较。第一, 关于文学本质, 中国和西方都有“反映论”和“情感说”, 二者的异同;第二, 关于文学功能, 中、西都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 二者的异同;第三, 关于文学创作规律, 如“灵感”、“直觉”, 中、西文论家都有很细致、很深刻的描述、论述, 二者的异同;第四, 关于文学表现手法, 如中、西小说理论, 都有人物形象论、情节论、结构论, 二者的异同;第五, 关于范畴、概念、术语, 如中、西都有审美意象相关理论, 二者的异同。在比较中西文论时, 一定要结合中、西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分析, 如关于对文学功能的认识, 古希腊思想家主要从讨论悲剧功能开始的, 而中国则主要从论述《诗经》的作用开始, 主要因为观看戏剧演出是古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 《诗经》对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有很大影响, 诸侯国家都很重视“诗”, 外交使节往往通过“观诗”了解出使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风俗。

教师如果善于把中、西文论联系起来教学, 那么不仅会增强课堂的学术氛围, 而且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中国同时期文论家关于某一文学观念、范畴的比较

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等文论家都讨论过“境”这一重要范畴, 笔者在教学时引导学生找出这几人关于“境”的相关论述, 重点进行比较分析, 探究其中的相似和不同。通过比较学习, 学生了解了意境范畴的演进史, 进一步理解了现代意境范畴的本质内涵。

3.对中国不同时期相似文论的比较

上文已经提及, 中国古代文论有很强的承继性。何以让学生深刻理解这种承继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比较分析。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后, 有不少古代文论家继承发展了这一重要的文学创作动机理论, 比较而言,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影响更大。因此, 讲到韩愈文学思想时, 笔者从历史文化背景、内涵、影响等方面对此进行了重点比较分析。

韩愈提出“文以明道”说, 宋代理学家提出“文以载道”说, 如果不进行比较, 学生就很容易把这两种文学观念完全混淆。笔者首先重点分析了“明”与“载”的不同含义:“明”并没有把文学当成“道”的工具, 而“载”则完全否定文学的独立性, 宋代理学家只是把文学看成“道”的工具, 其次分析了韩愈所说“道”和宋代理学家所说“道”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 韩愈的道就是儒家之“道”, 而宋代理学家的“道”虽然以儒家之道为根本, 但吸收了道家和佛教思想。通过比较, 学生对中国古代这一重要文学观念有了更明晰的理解。

教师教学中运用比较法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 不可随意, 选择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比较;第二, 课堂时机要选好, 有时需要用比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时需要通过比较画龙点睛, 有时需要用比较进行总结, 有时需要通过比较引发学生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第三, 找准同和异的焦点问题, 不可面面俱到;第四, 点到为止, 更多问题需要学生自己课后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比较。

三、《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现代意识和教学改革

《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现代性指两个方面:一是教师树立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方法阐释古代文论的思想意识;二是教师有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教学效率的意识。关于第一个方面, 各种《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编写者都注意到了, 教师只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并加强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就能做到。关于第二方面, 教师必须能熟练使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网络图书资源查找资料。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教学古代文论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实践观、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等哲学观念都对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和研究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如“实践观”, 中国古代文论都是对文学活动实践的总结;“联系观”, 上文也有论述, 中国古代文论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发展观”, 中国古代文论的承继性很强;“矛盾观”, 中国古代文论的很多观念具有矛盾、辩证统一的特点, 如“文”与“质”、“实”与“虚”、“阴”与“阳”、“和”与“同”、“近”与“远”等, 正是这些充满辩证性的观念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文论思想、范畴。

2.教师要合理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20世纪产生了不少新的文学理论, 如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接受学文论、符号论美学等, 这些新理论都对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如皎然《诗式》中有“取境之时, 须至难至险, 始见奇句”[2], 可以用形式主义文论的“陌生化”理论分析“至难至险”、“奇句”, 揭示这句话的深层次内涵。再如“意境”的审美特征, 完全可以用“格式塔”、“移情”、“符号论”等现代美学理论进行阐释。

四、结语

本文主要是笔者教学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教学, 笔者认为必须做到三个尊重:尊重古代文论文献, 文献文本是教学的主要依据, 老师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把学生的学习引导到阅读理解文献上, 而不是了解一些枯燥、空洞的知识、理论;尊重中国古代文论家的思维和著述方式, 教师不应用现代和西方的文学理论存在方式评判中国古代文论家, 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评价中国古代文论家对中国和世界文学理论作出的特殊贡献;尊重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教师的一切教学行为都应为学生学习和研究服务。

摘要：《中国古代文论》教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难点和重点课程之一, 作者根据教学实践经验和教训, 认为该课程的教学方式有必要进行改革, 增强教师的引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教师树立宏观意识、微观意识、比较意识、现代意识更有利于推进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

关键词：古代文论文献,教学意识,主体性,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李建中.古代文论教学的当代视野[J].中国大学教学, 2009 (5) :53.

3.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创作论” 篇三

本书从整体上看属于横向的逻辑研究，但是在分析具体问题或探讨某个美学范畴时，又采用了纵向历史研究的方法。这是因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面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108页)。对于古代文论的美学范畴等问题只有具备严格的历史的观点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真正理解其含义，而避免把古人现代化的毛病。作者在这方面显示了比较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的根柢。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都源于儒家或道家、佛学的哲学思想，同时随着历史的变化而被赋予了不尽相同的内涵。这方面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如《物象和意象》一节以“物象→易象→意象”的公式来探讨“意象”范畴的产生过程，并作了详尽的论证。同时探讨了“意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含义：宋以前是指“作家意想中的形象”，宋以后才“指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又如《形与神》指出“文学艺术中的形神论，来源于哲学和美学上的形神论”，又具体论述了庄子重“道”轻“形”的哲学观与重神轻形的美学观对文学“形神”说的启示。此外还介绍了围绕形与神的关系辩证的认识与形而上学的认识之论争，而肯定了“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美学思想。这种纵向的研究越深入，横向研究也就越显得扎实，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使本书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本书颇注意吸取前人与当代的研究成果，但更努力发表新见，因此它的许多论断都不落窠臼，如“意境”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审美范畴。但何谓“意境”？流行的看法认为：“意境即是指艺术形象，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境的结合，在诗词中即是情景交融的产物。”作者指出这种解释虽然不能说错，但“只是讲了意境作为艺术形象的一般性，而没有把意境这种艺术形象的特殊性揭示出来”。作者通过分析大量古人有关意境的论述并结合有意境的作品，得出“意境”乃“是一种‘意想’中的境界，既是作者意想中的境界，又是读者意想中的境界”，“意境乃是对艺术形象的一种极高的美学要求，它是艺术形象的‘隐秀’之美高度集中体现的产物”的界说。这样的诠释就比一般理解深刻得多，亦符合意境的本质特征。又如“风骨”亦是古代文论中常见的而又未得确解的美学范畴。目前学术界“颇占优势的看法”是认为“风骨”乃分别指文意和文辞方面的特点。但作者对此提出新见，他通过考辨风骨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作出判断：“风骨乃是对艺术形象的精神风貌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风骨是一个完整的美学概念，而不是风和骨两个概念相加的混合物。”这些独到的见解都显示出作者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精神。

本书引证的材料卷帙浩繁，相当丰富，如果说有不足的话，那就是对于清代中晚期的文论似研究不够，因为其中有不少可资采用的材料被忽略了，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

4.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论文 篇四

【论文摘要】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论文关键词】形式化 语境化 古代文论 现代转换 知识社会学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悄然出场，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如何评价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切人思考。

一、两种知识类型:形式化与语境化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探讨每一知性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它通过分析知识类型的构成方式来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证明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境况。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确立了两种知识类型，分别是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所谓形式化知识是指能够超越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经验而以形式化符号存在的知识，语境化知识是指不能超越具体经验而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存在的知识。依此分类，我们也能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虽然中西文论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知识类型，但是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论较多地体现了形式化特点，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

历时地看，西方文论知识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则。在古典时代，人们尚把文学附属于他物，从外在世界或者内在心灵来定义文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参照作用，重视文学经验的整体价值，文学理论获得历史语境的庇护而与存在保持了一定联系。但是，西方文论并不仅仅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简单累积，而是追求文学背后的总体化意义，它预先设置文学的终极本质来规定个别经验的意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运用形式规则来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被纳人形式化轨道，西方文论时刻存在着超越语境来寻求有效性的冲动。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西方文论开始从具体的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普适性知识。比如柏拉图把文艺看作“理式”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把具体的戏剧内容与欣赏经验抽离成形式规则;尽管贺拉斯强调阅读的经验效果，但他将其总结为“寓教于乐”式原则。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抽象出不受具体戏剧演出影响的“三一律”，以精确的数理形式来对所有戏剧作出有效的判断。进而康德认为作为判断力的美只关涉形式;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启蒙主义倡导文艺的理性原则;浪漫主义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来总结文艺经验;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写作原则。于是，西方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逐渐把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要求，视个别经验为普遍规则的例证;同时，这也导致知识超越语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理论高于经验的虚无主义困境，只是由于文学还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义，这一困境尚不严峻。泰纳、圣伯夫等人的实证主义文论重视文艺经验，发掘文学中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实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摆脱形式化趋向。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寻求到文学独立自足的存在依据，形式化也由于适应了这一现代性进程而推进了文学学科的发展。在此进程中，西方文论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语言符号的秩序中建构学科知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戏;结构主义利用深层结构抽离了个别经验;“新批评”引人了“语境’，来考察语义，却斩断语义与经验的联系;它们都把超越具体言语的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依据。形式主义颠覆了传统文论而走向了能指游戏，通过形式符号的策略建立起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规则，但是形式化逼迫个别经验脱离语境中的原初存在而丧失了历史感，走向了虚无主义，这遭到了历史主义的挑战。神话原型把文学拉回到民族神话中，现象学把文学归于“意向性”活动中，阐释学把文学请人“问答逻辑”中，文化诗学把文学置于历史叙述中。虽然语境中的个别经验再度彰显，但是总体化思想直接指称了文学的意义;知识不是由语境来导演，而是由思想规则来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语境之上。

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式化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追求历史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虽然古代文论也存在利用先验的总体化思想来定义文学的现象，“诗言志”一直被视为对诗歌本质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经长期成为文艺活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古代文论并未利用这种总体化思想限制对具体文艺经验的阐释，并未把纯粹形式化的文学定义贯彻到文艺批评中，仅仅将其用于寻求文艺合法性的目的，而将语境中的具体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建构出语境化的知识形态。在批评实践中，古代文论不是追求知识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现具体语境中的欣赏经验，强调个别经验的独特性，这形成了古代文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语境紧密相联的状况。虽然“兴观群怨”教化意味极浓，但描绘了读诗的经验;老庄推重虚静，指出了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审美现象。“大象无形”、“立象以尽意”开启了后世用客观意象来隐喻的知识传统。两汉作家在诗教的氛围中，描述了种种创作经验与阅读效果。魏晋六朝出现文论专著，也不刻意对文学作总体化论证，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规则，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态特征来展示对个别经验的直观感悟。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道“诗缘情而绮靡”，均未设置诗的形式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运用形神、风骨、气韵等隐喻物象表达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把知识隐含地置于语境的行为中;钟嵘《诗品》味诗，促使诗学知识在欣赏每一首诗的具体语境中产生，知识总结与诗歌欣赏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到唐宋时期，“意境说”充分体现了个别经验在阐释诗歌意蕴中的作用;《二十四诗品》列举的雄浑、冲淡、高雅、飘逸等范畴不可能被归纳成形式化的普遍规则，只能在对二十四首诗的欣赏、品评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离开具体的读诗过程就很难领会到其丰富内涵;严羽“以禅喻诗”更是将形式规则排除在诗学活动之外。明清小说评点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即兴感触，延续了诗话注重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艺蕴涵的丰富神韵不能被抽象为形式规则，只有在阅读的个别经验中才能理解文学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只有与语境相联系才能被理解，一旦离开语境就会失去有效性。

综上所述，西方文论追求形式化的知识而超越文学本身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不能超越具体语境而存在，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二、两种言说方式:逻辑性陈述与诗性言说

受到知识有效性主导倾向的影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法则的普适性而采用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则出于恢复语境中诗性存在的目的而坚持诗性言说。

西方文论的言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它将普遍有效规则贯彻到语言表达式中，略过文学特征与个别经验而呈现终极本质。虽然西方文论不乏对诗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极富文学性的韵文来书写《诗的艺术》，现代的罗兰・巴尔特构想《恋人絮语》来隐喻文学活动，海德格尔抒发了“诗意栖居”的愿望;但是此类诗性言说为数甚少，并且与言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逻辑性陈述由此占据了多数席位。逻辑性陈述将言说过程置于逻辑的控制下，具有体系的严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规定文艺属性，然后明确作出价值判断，再在形式化推理过程中把个别经验总结成抽象的形式符号，得出的文艺结论在逻辑上符合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柏拉图坚信“理式”才是真实存在，在理式一现实一文艺的等级秩序下，文艺被合乎逻辑地视为地位低下。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悲剧自然地被赋予“净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据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排除了具体的鉴赏经验，而在形式上确认了美的存在。黑格尔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立场上，运用理念与形象的三种关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的演化规律，用审美经验证明了正、反、合的规则。这些逻辑性陈述遵循形式规则而赋予知识以确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逻辑性陈述还使知识表述活动超越于语境，文学理论通过语言表达式本身传达出来而无须再借助于语境中的个别经验。西方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诸如崇高、优美、典型、异化、话语、文学性等，都是先于语境而存在的形式符号，它们的语意准确性不在于语境而源自逻辑设置，能够将个别经验整合为形式规则。“新批评”擅长于分析单篇诗作的微妙语义，却是借助于“反讽”、“悖论”等修辞术语的概括功能。现代叙事学建立了一套叙事模式来剖析小说，把故事情节简化为公式运算。西方文论的语言表达式没有局限于记录具体经验，而是直接指称逻辑推理的准确性，具体经验经过逻辑过滤而被转化成意义确定的形式符号。这种言说方式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进人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无论它们能否复原文艺经验，它们都能利用自身逻辑对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西方文论的逻辑性陈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论证程序的逻辑性、语言表意的准确性等特点，不受语境变化的制约，这顺应了现代学术体制化的要求，成为学科知识的正规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态就是学位论文。但是，逻辑性陈述运用充满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式来概括具体的文艺经验，必然会舍弃具体经验，逼迫经验服从逻辑，从而割裂文艺经验的完整性，丧失对于文艺现象的鲜活经验。

在中国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论著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例如汉代文论依经立论、《文心雕龙》也具有“体大思精”的逻辑结构，但是这类逻辑性没有限制具体的文艺阐释而不构成古代文论的主要言说方式。与逻辑性相反，古代文论不管是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上，还是在言说内容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诗性特征。诗性言说不是抽象的诗意表达，而是指置身语境中的话语活动。古代文论在言说过程中排除了普遍规则的干扰，清退逻辑论证的归纳作用，明智地把理论知识放进感悟文艺作品的语境中，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呈现诗的存在，对个别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论的大多数表述不强求逻辑归纳，直接反映文艺活动的真实状况。比如，大量的诗话、小说评点是欣赏者的即时体味，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把特定文本的欣赏经验传达出来了。再如“意境”，也非逻辑上的判断，只有通过读诗才能理解其内涵。古代文论把人重新引回诗的语境中，重视语境不仅意味着表述过程的诗性，也对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样的诗性要求。这种诗性言说是通过语言符号的隐喻功能来实现的，只有隐喻才能把诗性呈现出来。隐喻功能是利用语言符号来描摹物象，通过不同物象之间的相似性来构成联想的表意方式。隐喻功能使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形式逻辑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独特形态，通过在相似的物象形态之间展开联想活动来感悟诗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个别经验，也充分恢复了古典文艺的生动性和多义性。例如，“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用物象的具体图案色彩来辨析文体特征。而刘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体性”、“风骨”、“隐秀”等审美范畴。钟嵘把诗歌的“滋味”比喻为感官味觉，促使品味成为诗话批评的惯常手段。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用“韵味”来描绘诗的丰富意蕴，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韵味”与“韵外之致”是无法用逻辑来限定、不是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形式规则，只能在欣赏诗歌时，在对物象形态的联想中加以感悟。严羽在“妙悟”中寻求诗所蕴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境界，虽然没有概念表达的确定性，却传达出读诗时的复杂经验，透视了诗歌朦胧的美感。隐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的文学性，例如《文赋》、《文心雕龙》用骄文写成，诗话、论诗本身就是诗歌，古代文论以文学文体表述知识也就同时言说了诗的存在。在诗性言说中，古代文论疏远逻辑而让语言符号指涉物象的独特性，在语境中恢复了个别经验的诗性。但是，诗性言说也由于依附语境而限制了语言符号表意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例如“意境”能够言说诗歌的韵味却难以有效分析小说情节，古代文论范畴术语的意义受到语境的牵制而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

三、障碍重重的“现代转换”

自“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逐步深人，已从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忧虑深化为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但也一直未能消除对此问题的.质疑。

纵观十多年的研究现状，对于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曹顺庆、张少康、蔡钟翔等人为代表，他们明确肯定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提出重建文论话语的主张。这种态度注意到文学理论的“西化”倾向，指出中国文论引进西方话语建构知识体系，导致古代文论成为引证西方理论的实例而丧失民族特色，造成“文论失语症”的恶果，“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因此，这部分学者主张以古代文论为基础来重建文论话语，利用古代文论话语进行批评活动，从而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态度强调吸收古代文论精华，有助于矫正当代文论忽视古代遗产的倾向，获得了巨大学术影响。第二种态度构成比较复杂，以钱中文、陈洪、罗宗强、童庆炳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也主张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形态，但并不完全认同“文论失语”的论断，而淡化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情绪化冲动。他们立足于现有文论传统，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在具体研究中积极阐释古代文论的原有内涵，从中发掘出能适用于现实的知识话语，通过现代阐释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三种态度是质疑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朱立元认为现当代文论的传统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更为重要，而无法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蒋寅、郭英德等人否认“文论失语”，明确指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内涵不清，是漠视传统、出于文化殖民心态的虚假命题。陶东风则断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涉及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些质疑观点各异，对于评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还没有深人地论证。这三种态度只是大体界定了争论格局，并不能将所有观点涵括在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不刻意标明“现代转换”的口号，而是切实地利用现代思维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经过长期讨论，古代文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法、话语方式等得到重新评价，一些理论观点、审美范畴、批评话语都按照现代学科体制表述成现代知识形态，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丰富起来。但是，学术成果的累积并不等于古代文论实现了现代转换，古代文论也不是只有“现代转换”这唯一出路。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观点，没有辨析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的差别，没有澄清中西文论的关系，没有充分思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理性，也就不能消除质疑。

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往往由于使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旗号而很具号召力。实际上，这种现代转换并没有摆脱西方文论的影响。因为坚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以现代性话语为坐标系统的追求，而西方文论追求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系统，所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又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作为坐标系统。这种转换其实是利用西方文论的形式化规则来重新改造中国古代文论，它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障碍。

首先，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上难以转换。西方文论主要是一种形式化知识，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古代文论是一种语境化知识，它以语境中的个别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呈现为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形态特征，不能被归纳为形式规则而超越语境。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利用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来改造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试图将古代文论上升为对普遍规律的探讨，把语境化知识提升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这不可避免地会遮蔽古代文论的真实面貌。古代文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保持个别经验的有效性、呈现文艺活动的鲜活经验;一旦从语境中抽离出普遍有效的形式后，古代文论就难以阐释古典文艺所蕴涵的无穷韵味，也就丧失了知识的有效性。由于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互不兼容，古代文论就难以转向形式化、难以实现现代转换。例如神韵、风骨、意境等审美范畴不能被赋予形式化的普遍定义，它们也各有适用的语境范围。古代文论是在欣赏诗歌的经验中来理解神韵、风骨、意境的，保持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含蓄为美、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但是，依据形式化原则来作总体化规定，就完全消除了语境化的魅力，导致虚无主义。将神韵定义成一种蕴藉、含蓄的风格就疏远了诗性体验，将风骨解释为内容与形式就腰斩了诗歌的整体性，将意境归纳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式的数字图景就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无穷内涵。并且神韵、风骨、意境只能被有效地运用于诗词批评中，特别是写有自然山水的诗词，却不能很有效地阐释小说。西方文论的一些概念，比如风格，具有普遍有效性，既能够用来批评不同类别的诗歌，又能用来评论小说，还能用来分析作家特色。由此可见，利用形式化原则来改造古代文论，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本来特色。尽管古代文论的观点、范畴等能够以现代形态出现，但已经不是语境化的古代文论了。

其次，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难以被取代。诗性言说是与语境化倾向相适应的表述方式，它以描摹物象的方式突出了语言的隐喻功能，传神地将读诗时丰富的个性化经验传达出来。逻辑性陈述则与形式化相适应，它强调语言符号的准确意义，通过逻辑手段传达出普适性的知识。诗性言说促使古代文论大量采用诗歌等文学文体，而逻辑性陈述强调学位论文式的规范格式。隐喻性的诗性话语与规范性的逻辑话语是两种无法兼容的表述方式，诗性言说不可能被转换为逻辑性陈述。提倡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以形式化原则为要求，采用逻辑性陈述来概括知识，必然会抛弃语境而丧失诗性。那些对古代文论加以现代阐释的作法，是一方面在逻辑上辨明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而另一方面却放弃其言说方式。虽然在思想倾向上认同诗性言说，但其实是在语境之外做总体化、形式化的归纳，赋予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知识以逻辑性秩序。尽管能够运用逻辑手段在古代文论中归纳出“潜体系”，却不再是诗性话语的直观感悟了。只有运用诗性话语，才能保证古代文论语境化的诗性特征。

再次，古代文论的学科体制不能保证“现代转换”的可行性。虽然学科体制推进了古代文论的大力发展，肯定了传统话语策略的作用;但是，学科体制的规范性总会要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总会呈现出超越语境的倾向，传统话语融人现代文化也会发生变异。例如，王国维的“意境说”曾被看作是成功地进行现代转换的典型，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虽然王国维((人间词话》采用了传统话语，但是他以西方近代主客体二分思想作为研究坐标，将“意境”分为“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这已不同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瓦解了“意境”的文化内蕴。“意境”蕴涵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无限韵味，是根本无法用形式规则来做逻辑划分的。学科体制体现了现代性的学术规范，先天地以形式化原则抽离了古代文论的语境，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的完整性。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论是以语境化为主导倾向的知识，难以被改造为形式化的知识，其现代转换在理论前提和批评实践上存在着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5.古代诗歌散文专题试题 篇五

一、选择题（每题1分，共10分）

1．下列诗歌中属于七古的是()。A.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B．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 C．曹操《蒿里行》

D．黄庭坚《登快阁》

2．下列作品中不属于《庄子》的是()。A．《逍遥游》 B．《齐物论》 C．《盗跖》 D．《五蠹》

3．下列作品中不属于苏轼的是()。A．《荔枝叹》 B．《日喻》 C．《江城子〃密州出猎》 D．《游山西村》

4．今本《诗经》是汉代四家诗中的()。A．毛诗 B．齐诗 C．鲁诗 D．韩诗

5．宋代词人()的词以小令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又雍容华贵，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A．晏几道 B．晏殊 C．欧阳修 D．秦观

6．为律诗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的诗体是()。A．永明体 B．台阁体 C．西昆体 D．正始体

7．唐代诗人()擅长创作七言绝句，《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是其代表作之一。A.王昌龄 B．刘禹锡 C．王之涣 D．杜牧

8．著名的咏梅词《暗香》（旧时月色）、《疏影》（苔枝缀玉）是南宋词人()作品。A.吴文英 B．张炎 C．姜夔 D．辛弃疾 9．【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是()的散曲小令作品，其中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显示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体悟。

A．张可久 B．张养浩 C．白朴 D．关汉卿

10．下列句子中不符合律诗规则的句子是()。A．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B．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C．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 D．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二、填空题（每题1分，共10分）

11．著名的叙事诗《陌上桑》中用行人、少年、耕者等的反应渲染了采桑女

的美貌，是乐府诗中烘托手法运用最成功的诗篇。

12.著名的抒情小赋《归田赋》的作者是，他还擅长散体大赋，《二京赋》即是代表。

13.宋代诗人____晚年所作绝句被称为“王荆公体”，风格雅丽精绝，《书湖阴先生 壁》可为代表。

14.著名作家 的骈文著名一时，《哀江南赋》前的序即是其骈文代表作之一。

15.宋代词人____的慢词在章法结构上回环往复、跌宕多姿，著名的《兰陵王〃 柳》可为代表。

16.“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是著名散曲作家 《天净沙〃秋思》中的句子。

17．《秋兴八首》是诗人 最著名的七律代表作品。

18．唐代诗人 的七古多以乐府古题抒写自己的情怀，如《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 水天上来）就借饮酒放歌的旧题写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

19．诗人 描写山水田园、隐居生活的绝句多为五绝，如《鹿柴》、《鸟鸣涧》等。

20．《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是作家 追忆早年经历，寄托故国之思的作品。

三、简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21.以温庭筠和李煜为例，简析花间词和南唐词的不同。

22.举例说明辛弃疾的词是如何运用比兴手法的？

23.韩愈的古文创作是如何实践他的古文理论的？

四、论述题（每题25分，共50分）

24.杜甫新题乐府在艺术上有什么特点？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25.司马迁《史记》的叙事成就表现在那些方面？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古代诗歌散文专题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供参考）

一、选择题（每题1分，共10分）

1．A 2．D 3．D 4．A 5．B 6．A 7．A 8．C 9．B 10．C

二、填空题（每题i分，共10分）

11．罗敷 12．张衡 13．王安石 14．庾信 15．周邦彦 16．马致远

17．杜甫 18．李白 19．王维 20．张岱

三、筒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21．以温庭筠和李煜为例，简析花间词和南唐词的不同。答案要点：

(1)花间词以女性情感为题材，语言香艳绮丽，不脱“伶工之词”的身份。

(2)南唐词则在词中注入士大夫的忧患之感和生命意识，语言比较清新雅丽，成为士大夫词 的先驱。

22．举例说明辛弃疾词是如何运用比兴手法的？

答案要点：

(1)辛弃疾继承了传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身世之感。(2)代表作品《青玉案〃元夕》、《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

23．韩愈的古文创作是如何实践他的古文理论的？

答案要点：

(1)韩愈的古文理论：在内容上强调文章当以载道为目的，形式上反对骈俪 文风，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散体文，主张“词必己出”。

(2)韩愈的古文创作：注重载道，议论文宣导儒家思想、批判社会现实，碑志、传记借人物事迹发表议论，借以明道；形式上多为散体文语言平易。

四、论述题（每题25分，共50分）

24．杜甫新题乐府在艺术上有什么特点？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答案要点：

(1)善于通过高度概括的场面描写展现出广阔的社会背景。(2)叙事手段丰富，增加了叙事的多面性。

(3)化用汉乐府的神理，极大地创新了乐府诗的表现手法。

25.司马迁《史记》的叙事成就表现在那些方面？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答案要点：

6.中国古代诗歌散文专题 篇六

第一章 《诗经》的编集、流传

诗经部分的第一章是《诗经》的编集、流传，在这一章里，请大家重点掌握一下《诗经》的编集的几种说法，即采诗说、献诗说和孔子删诗说以及关于《诗经》的几个重要概念，如四家诗、三家诗、毛传、郑笺、孔疏、朱熹《集传》等。

第二章 《诗经》的分类

关于这一章，希望大家重点掌握一下《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关于《诗经》的分类，曾经有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多种说法，我们更要注意的是风雅颂的音乐分类。前人对于风雅颂音乐的不同曾经做过这样的解释：风者，民俗歌谣之诗，所谓国风，就是各诸侯国统治地区的地方土乐。雅，天子之乐曰雅，也就是说，雅是周代朝廷的正乐。颂，宗庙之乐歌，也就是说，颂是祭祖祭神时用的歌舞曲。

第三章 周民族史诗

这一章的重点内容是周民族史诗的多重价值

顾名思义，“史诗”是历史和诗歌的统一，因此它必然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多重价值。周民族的史诗也不例外，它同样兼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价值。

周民族史诗的历史价值表现为：

一、记叙周民族产生、发展的历史；

二、反映当时周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

周民族史诗的文学价值表现为：

一、叙事与抒情、描写相结合的表现手法；

二、讲究谋篇布局的章法结构；

三、善于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

四、擅长使用叠音词来摹声状态

第四章 农事诗

这一章的重点是《诗经》中的农业生活诗。农业生活诗是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的诗，《豳风·七月》就是最典型的农业生活诗。

农业生活诗的社会历史价值表现为：

一、再现当时的阶级差异，二、反映西周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为研究西周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农业生活诗的艺术成就表现为：

一、充满农业生活气息的表达方式，如《七月》中用物候变化形象地表现季节更替的抽象概念，表达方式独特而生动。

二、撷取生产生活中富有深意的片断，引发人们的思考，使作品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含蓄隽永的韵味。《大田》中寡妇拾穗的细节描写就有这样的效果。

第五章 燕飨诗

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古代嘉礼中飨礼、燕礼等礼仪活动的诗，它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其根本目的是巩固政权，是要通过诗歌的形式实现联络情谊、巩固统治的政治功利作用，这也是它在当时的政治价值。其历史价值表现为记载了许多燕飨之礼的程序和仪式，是研究周代礼制的重要史料。其审美价值一是真实地展现了燕飨活动的场面，表现出燕飨活动中和谐融洽、欢快热烈的气氛。二是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燕飨席上的贵族形象。

第六章 战争徭役诗

这一章，请大家重点掌握《诗经》中的徭役诗。《诗经》徭役诗所表现的主要情感一是深切的思乡、念亲之情，如《鸨羽》、《君子于役》等；二是对个人劳苦和命运不公平的感叹，如《小雅·何草不黄》等。

第七章 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

这一章的重点是讽喻怨刺诗，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二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它表现出来的讽喻精神的实质就是忧患意识和忧生之情，而创作这些讽喻诗的讽喻诗人的精神品格可以概括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

第八章 婚姻诗与爱情诗

这一章的重点内容是爱情诗、婚嫁诗和弃妇诗。《诗经》婚恋诗的内容包括：

一、男女的相恋相思，如《静女》、《鄘风·柏舟》、《蒹葭》；

二、婚礼场景的描绘和对新婚的祝贺，如《桃夭》、《硕人》；

三、婚姻不幸的哀叹，如《氓》，其思想价值表现为抒发了高尚、纯洁的感情，其艺术价值表现为

一、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

二、特点鲜明的形象塑造；

三、深含意蕴的景物描写；

四、生动活泼的语言。

第九章 《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的文化精神包括四个方面，希望大家重点掌握第四点，也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这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周人把诗歌创作看作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其二是《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周人用个体的抒情来表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十章 《诗经》的艺术形态

这一章我们希望大家重点掌握《诗经》的创作论意义和《诗经》的语言艺术特征。

《诗经》的创作论意义表现在：

一、功利主义的创作自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目的的优秀作品；

二、个体诗人开始出现，诗歌已经开始由表达群体意识的集体歌唱向抒发个人情感的个体创作发展过渡，三、艺术美的自觉追求，作品艺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诗经》作品的语言艺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名词和动词的丰富多彩和具象化；第二，擅长运用重言或双声叠韵词来摹声摹形，大大增强了表现力，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第三，《诗经》的主体是二节拍的四言诗，带有很强的节奏感；它的押韵也为后世诗歌的韵律形式奠定了基础。第四，重章复沓的章法。这是短章民歌常用的形式。

第十一章 《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这一节请大家重点掌握《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抒情诗的传统、群众艺术的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

第一章 楚辞”的文体、传播和结集

在这一章里，希望大家重点掌握楚辞文体的来源和特点。楚辞的来源包括两方面：一是楚地的原始神话和巫祝的宗教活动；二是楚地的乐曲和民歌楚辞的文体特征表现为

一、体制的宏伟繁复，篇章都比较长大，而且还有许多复杂的体制形式，如“少歌”、“倡”等。

二、独特的句式、语调，楚辞作品句式比较长，而且大量使用“兮”字语吻词。楚辞中的“兮”字既起着表情作用，又有着调整节奏的功能，还代替某些虚词起语法作用。这是楚辞所独有的。

第二章 诗人屈原的时代与生平

本章的重点是屈原所处时代的特征和屈原的生平。屈原生活的时代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是兼并战争空前激烈，统一局面即将出现；二是变法运动在各国相递进行。在屈原生平里要注意：屈原的美政理想、屈原的蒙冤被疏和被放逐、屈原的作品

第三章 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离骚》

在这一章里，我们重点掌握《离骚》的主旨和它的美学内涵、艺术世界《离骚》的主旨即是表现忠怨之情和爱国精神，其美学内涵可概括为崇高美、悲壮美、奇丽美；《离骚》的艺术世界由神话世界、往古世界、香草美人世界构成。

第四章 情理兼备的咏史诗——《天问》

在这一章里，希望大家重点掌握以下内容：《天问》的性质：别开生面的咏史诗；《天问》的主旨：以古为鉴，讽谏楚王；《天问》的艺术特色：

一、深沉的理性思考和热烈的感情相结合；

二、灵活多变的问句形式

第五章 屈原的短篇抒情诗——《九章》

这一章请大家注意以下内容：《九章》的名称和篇目；《九章》中的《橘颂》、《涉江》、《哀郢》，要能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等方面对其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第六章 具有神话色彩和爱国内容的组诗——《九歌》

本章希望大家重点掌握以下内容：《九歌》的性质：利用楚地祭祀旧礼为哀悼为国捐躯的将士而作的一组具有民俗性的爱国诗篇；《九歌》的艺术特色：

一、拟人化的自然神；

二、情景交融的意境；

三、情味悠深的语言。《九歌.》的代表作品：《 东 君》、《河伯》、《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六篇，要能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细致的理解和分析。

唐诗宋词部分

第一章 绪论

请大家重点掌握诗体与词体文学特征的不同，这表现在五个方面：

1、诗词和音乐的关系是不同的。诗最在与音乐分离之后，走向了自己的成熟和繁荣。而音乐性是词体文学的最基本特征，即使不再完全入乐歌唱后，仍要按照词谱所规定的韵律乐调填写。

2、外部形式的差异，包括句式、句法、韵律、对仗等。首先从句式上看，格律诗句式整齐划一，词的句式则参差不齐，所以称为长短句；其次，诗词的句法也有很大不同，格律诗句法相对固定，词的句法却灵活多样；再次，诗词的押韵规则也不一样，格律诗只用平声韵，一韵到底，隔句压韵，首句可压可不压；词平仄通压，中间可以换韵，韵脚疏密不定；诗词的对仗规定也不很不相同，格律诗第二、第三两联必须对仗，而词的对仗却灵活得多，没有统一的要求。

3、题材内容的差异：诗以社会性的群体情感为主； 词以作者个体的自我情感为主。

4、语言特色的差异：诗是一种典型的语言艺术，而词却是一种典型的精美语言艺术。缪越 先生曾经形象地把诗词语言特色比喻为士大夫延客和名姝淑女的雅集园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诗来说，词的语言更加轻灵细巧、纤柔香艳。

5、风格的差异：诗庄词媚

第二章 山水田园诗词论析

在这一章，希望大家重点掌握唐代山水诗和唐代田园诗。所谓田园诗是指歌咏田园生活的诗歌，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所谓的山水诗，是以山水等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

盛唐山水诗两类风格：

一、清，以王孟为代表；

二、雄，以李杜为代表。

孟浩然山水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清淡，《秋登万山寄张五》就体现出这一特色。但是他的《临洞庭》却气势宏阔，在他的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这首诗和杜甫的《登岳阳楼》都是描写洞庭湖的佳作。

王维的山水诗在谢灵运精雕细刻追求形似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神似”，在山水描写中追求一种空灵的意境，寄寓佛理禅趣。王维的山水诗还特别追求画意，他把绘画的技法运用到山水诗创作中，造成一种“诗中有画”的艺术效果。他的代表作《终南山》、《山居秋暝》都体现出这些特色。

李白山水诗的总体特色：雄奇豪放，其描写对象都是高大、流动、充满阳刚美的自然山水，其艺术手法表现为大胆的夸张、丰富奇特的想象以及神话传说的运用等，代表作品《蜀道难》、《望天门山》。

唐代田园诗的创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尤其是盛唐田园诗，多用白描的手法写田园生活的美好和愉快，风格自然清新，情趣盎然，神韵天成，受陶渊明影响较大。王维和孟浩然是其最重要的代表。孟浩然的田园诗清新淡远，语言简朴纯净，他的《过古人庄》写景清新秀丽，写故人情谊真挚深厚，写田家生活简朴可爱。南宋诗人陆游的《游山西村》就是从《过故人庄》脱胎而来的。

王维以画家的眼光和绘画的笔调来描绘田园风光的淡雅优美，着色不浓，而意境清远。他的《渭川田家》、《新晴野望》等都是有着永恒艺术魅力的田园诗珍品。

第三章 友情送别诗词论析

在第三章友情送别诗词论析里，我们把重点放在第三节唐人送别诗论析、第四节宋人送别词论析和第五节送别诗歌中常见意象分析。

唐人送别诗极多，唐人送别诗代表作：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维《渭城曲》、高适《别董大》、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李白的《赠王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其中的佳作。

宋人的送别词代表作包括张元干《贺新郎》（梦绕神州路）、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辛弃疾《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贺新郎》（绿树听鹈鴂）等

唐宋送别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很多，长亭、南浦、杨柳、美酒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意象。我们要把握意象的起源、意象的演变过程、意象所蕴含的深层的情感以及意象在作品中的运用。

第四章 咏史怀古诗词论析

这一章的重点是咏史怀古诗词的界定及其艺术特征。

所谓的咏史诗词是以历史题材为咏写对象的诗词，多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所感慨或感悟而作。而怀古诗词则指因登临古地、凭吊古迹，追念往事，抒发感慨而创作的诗词。两者的共性是都是以历史为主要内容，对历史人物的功过、历史事件的成败、以往朝代的兴衰发表评论，抒发感慨，或借古讽今。故合称为咏史怀古诗词。

咏史怀古诗词的艺术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诗”与“史”的结合也就是文学性和历史性的结合。文学性是它的永恒魅力，同时它也有史的依据。

二、“咏史”与“言志”的结合，并最终归结为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咏史怀古诗词更像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诗，咏史怀古是动因，言志抒怀则是最终的旨归。

三、“古”与“今”的结合，即多维的时空组合。因为题材的关系，咏史怀古诗词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有无限自由伸展的容量，可以在古代与当今、过去与现在中进行转接切换。

第五章 咏物诗词论析

这一章的重点是唐代咏物诗。咏物诗到了唐代开始蔚为大观，它已经逐渐脱落了旧时代的气息，呈现出唐代诗歌的风貌。唐代咏物诗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唐代咏物诗的艺术特点：（1）描绘生动，新颖传神；（2）不求形似，遗貌取神；（3）以物拟人，移情于物；（4）借物抒怀，咏物明志；（5）咏物寓理，物理浑然。

1.叠咏体：亦称重章复唱，是《诗经》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样式的最初形成是为了便于歌唱、记忆和传诵。因为这样，在复唱中不 2 断地使用一个调子甚或是相同的句式，有时只要换一两个词语。这也形成了《诗经》篇章结构和语言上的一大特色。据统计，这种重章复唱的形式在《诗经》的305篇中，占了一半以上，并多集中在《国风》、《小雅》部分。

2.“二南独立”:说也称“四诗”说。北宋苏辙于其《诗集传》中首倡“二南独立”说，认为《诗经》应分《风》、《雅》、《颂》、《南》四类，即把《周南》、《召南》从《国风》中独立出来，单列一类。教材认为“二南独立说”难以成立。

二、简答题

1.《毛诗序》是如何解释风雅颂的?谈谈你对这种解释的看法。答：《毛诗序》把《风》作为教化、讽谏的政治工具，并以此出发，断章取义，强作解释，以为《风》诗句句关涉美刺政治。如本是表达青年男女爱情的《周南•关雎》，竟被曲解为：“《关雎》，后妃之德也。”

《毛诗序》认为《雅》是专门陈述政治的利弊得失，并以政事的大小来区分大小雅，这与《雅》诗的内容也不尽吻合。其一，《雅》中有许多诗并非是“言王政之所以兴废也”，而抒发的却是不直接关涉政治的一己之情。如《白驹》写女子怀念所爱之人，《隰桑》写女子对爱人倾诉款曲。其二，《小雅》中有天子之大政，《大雅》中有诸侯之小政。这一点，《毛诗序》早有察觉，其本身就前后矛盾。

《毛诗序》认为颂是歌颂赞美的意思，颂诗是歌颂赞美统治者盛德功绩，并把这些盛德报告给神明，以祈求上天先祖的赐福。这个解释基本上反映出了颂诗内容的特征。但并没有概括出颂诗音乐上的特征；颂诗也并非全是美盛德之诗，如《毛诗序》说：“《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也。”

2.《诗经》为中国诗歌的创作和批评确立了什么样的艺术原则？

答：《诗经》为中国诗歌的创作和批评确立了“风雅”和“比兴”这两条艺术创作和批评原则。（1）“风雅”和“比兴”的内涵。“风雅”，要求诗歌创作具有高尚的意义和严肃的情感内容。“比兴”，要求诗歌在艺术表现上“托物以讽”。（2）对古代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风雅”和“比兴”这两条艺术创作和批评原则，给中国文人指出了如何走向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完美结合的创作道路。它同时也培养了中国人的艺术审美观念，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既重内容的纯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动感人，以含蓄蕴藉、韵味深厚而见长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征。

三、论述题

何谓讽喻精神？讽喻精神对后世文学有什么影响？

答：讽谏精神，又称讽喻精神，是从《诗经》以来形成的一种诗歌品格。这是由一批有良好文化教养的优秀分子，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造就的精神品格。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忧国忧民的情怀，二是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比如《诗经•大雅•十月之交》中对于王室的忧心忡忡；比如《诗经•大雅•荡》中的对殷纣王因失德而亡国的告诫等，都表现出这种精神。

《诗经》开创了讽谏精神的传统，后来在楚辞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生发，此后的杜甫，白居易等人就是继承的这种精神。

2.以《鹿鸣》、《宾之初筵》、《伐木》等诗为例，分析《诗经》燕飨诗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艺术价值。

答：燕飨诗反映古代燕礼、飨礼等礼仪活动的诗，其主要内容是描写宴饮的盛况以及宾主之间的互相赞美称誉。其政治价值表现为联络情谊、巩固统治；其历史价值表现为记载了古代燕飨之礼的程序仪式，为研究周代礼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其艺术审美价值表现为：（1）真实再现燕飨活动的场面和融洽热烈的气氛，形成一种和谐欢快的总体风格；（2）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燕飨活动中的贵族形象。

四、讨论题

爱情诗与婚姻诗是《诗经》作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请大家认真阅读导读教材中选注的爱情婚姻诗篇，以小组形式讨论下列问题：（1）《诗经》爱情婚姻诗的情感内容。（2）《诗经》爱情婚姻诗的艺术成就。（3）《诗经》爱情婚姻诗的社会文化价值。

讨论之后，请选取其中一个问题，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六百字左右的小文章，作为本次作业的书面材料。

答：婚姻诗和爱情诗的社会文化价值，主要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婚恋当事人的遭遇和命运，来透视当时社会历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