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长篇小说的主题与叙事

莫言长篇小说的主题与叙事（11篇）

1.莫言长篇小说的主题与叙事 篇一

作者：张侃

对创作心理的探究是解读作家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通过对莫言的成长经历，代表作品的分析，去探究其小说的创作心理，从而更深层的去挖掘贯穿其小说创作的情绪基调。

作家的创作心理是心理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借助心理学批评，可以分析作家与作品的各种深层的复杂关系。心理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他所受到的压抑、精神的创伤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内心深处的冲突构成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心理批评要求在了解作家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反观作家作品以揭示这些文本中暗藏的意义或深层内容，并认为作品是作家受到压抑而创作的产物，他记录了作家的隐秘和痛苦。借助以上观点，分析莫言的创作心理，笔者认为莫言的创作动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莫言的精神创伤首先在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体验，使得他形成了内向而敏感、自卑而又孤傲的性格，体现在其小说创作中，则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童年是人的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了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冰心所说:“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顽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莫言的童年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痛苦。1956年出生的.莫言，其童年时期正置左倾思潮横行的时代，莫言家里是上中农成分，经济的贫困和政治的歧视，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强烈的创伤记忆。此外，在家庭生活中，因父母的管教过于严厉，使他未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他少年时最大的兴趣是喂养鸟雀，但却被其父扼杀了这一童趣。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鲁迅先生早就呼吁要对父母们进行训练，他说仅仅会爱并不及格，因为母鸡也会爱。何况最真挚的爱的另一面往往是最苛虐的酷政。……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与子女是仇敌”。现实生活中的阴影和无爱的童年，使莫言在心理上压抑而孤独，逐渐形成了内倾、自卑的气质特征，在文学系的同学这样描述他:“一颗天真烂漫而又骚动不安的童心，一副忧郁甚至变态的眼光，寡言而有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内向而又耽于幻想”。人格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儿童与那些所依赖的强壮的成年人相比感到极其无能。这种虚弱、无能、自卑的情感激起儿童追求力量的强烈愿望，从而克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是隐藏在所有个人成就后面的主要推动力。一个人由于感到自卑才推动他去完成某些事业。”莫言曾说到，“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由此可以说，莫言的小说创作动机，正是基于自卑心理所产生的推动力作用的结果。

然而，这也导致莫言对世界、人生的把握和对艺术的理解，带着一种浓厚的悲剧色彩，并把它投射到其作品中去，表现为对生命本体悲剧的展示，即对生的悲剧、死的悲剧和性爱的悲剧的体验性描述。

《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把他的全部欲望凝结到透明的红萝卜上，但是，他却徒然地拔光了满地的萝卜也毫无所得，欲望是难以实现的，稍纵即逝的幻象则使人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

在《红高粱》系列小说中，罗汉大爷被活剥时凄厉的呼喊和血肉模糊的尸体撼人心魄;似锦年华的戴凤莲在对生命的欢乐的回忆中死去;还有恋儿、成麻子、耿十八刀的死，“在几万发子弹的钻击下，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乡亲，手舞足蹈躺在高粱地里”，以及余占螯几起几落、直到从日本北海道返回村庄后的英雄末路之状，无一不充满强烈的悲剧色彩。余占螯与戴凤莲的爱情也充满悲剧色彩，一方面余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不惜杀人放火，还差点被曹梦九抓去坐大牢，一旦实现了对戴的占有，又别有所求，另一方面，二者的爱情又以戴的死去，而表明这种爱情的难以持续。在莫言看来，生是痛苦的，死也是痛苦的，饥饿是痛苦的，爱情也是痛苦的，它不是由于社会状况带来的个人之苦，而是与生俱来的痛苦。

在《我想到痛苦、爱情与艺术》一文中，他写到:“人生的根本要义我以为就是悲壮或凄婉的痛苦。英雄痛苦懦夫也痛苦;高贵者痛苦卑贱者也痛苦;鼻涕一把泪一把痛苦畅怀大笑未必就不痛苦。大家都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升华在痛苦中死亡。死亡是痛苦的解脱。但如果有灵魂，死亡也仅仅是痛苦肉体的解脱而不是痛苦灵魂的解脱。古往今来的痛苦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徘徊着，游荡着，寻求解脱的方式。寄托痛苦灵魂的是艺术，解脱痛苦灵魂的也是艺术……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品里都搏动着一颗真正痛苦的灵魂。”可以说，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心理，使得莫言的小说充满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此外，莫言的精神创伤还表现为作家在生存中的缺失性体验，使得其小说创作具有叛逆与审丑倾向。作家的缺失性体验指的是作家处于生存中的某种缺乏或痛苦之中而产生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的审美把握。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缺失性体验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的心理动机。

物质的匮乏，爱的缺失，使得莫言在心理上滋生出强烈的反叛意识。

他在名为《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这篇文章中，宣扬渎神精神和自我意识，强调文学的批判性。他认为，“如果没有对固定的、僵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和信条的叛逆，很难有社会的变革……敢跟父母作对的孩子，他身上自有一种天才的素质”，莫言在艺术上有意识地与流行的作品、流行的理论划清界限，独辟蹊径。他说，“创作过程中，每个人都各有高招，有阳光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你是仙音缭绕，三月绕梁不绝，那是你的福气。我是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你敢说这不是我的福气吗?”正因如此，从莫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叛逆精神渗透于字里行间，不管是在早期的《红高粱》系列、《透明的红萝卜》，还是近年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小说皆表现出离经叛道的精神。也正是这种反叛道德、伦理，破坏规范和权威的叛逆精神，使得他对文学的审美把握表现出审丑倾向。

可以说，莫言在小说创作中的审丑倾向是他反叛的一种姿态。传统文学大多数处于古典美学的范畴，以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子不语，怪、力、乱、神”，“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儒家几千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一种话语霸权的方式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莫言心灵的创伤是因为生活中的弊端和丑行而产生，生存中的缺失需要在作品中得到补偿，内心的压抑与痛苦也需要在其中得到宣泄。因此，审丑是莫言的一种自觉的选择，是他张扬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对传统美学的一种挑战。在这里，审丑便有了积极的意义，它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忠实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从而超越了美与丑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在莫言的小说中，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剥人皮场面的描写，有恋儿大难临头之际黑色预感的渲染和神秘体验，有襁褓之中的婴儿被粗暴、残酷地扼死的场景，一支农民游击队在墨水河全军覆灭、横尸沙场的画面，一个心情抑郁地忏悔着自己莫须有的罪过、以自己的失语为自己赎罪的孩子的心声，乃至于肢体上的残缺，独眼、断手、哑巴，苍蝇和大便，月经和生殖器，死鱼样的眼睛等等诸如此类让人厌恶与不快的场景和形象。莫言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正是其对传统美学价值的反叛与意义的消解。

由上述可知，莫言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主要是缘于其痛苦压抑的童年记忆和生存中的缺失性体验所产生的精神创伤，二者的交互作用使得莫言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和强烈的反叛精神，并表现出审丑的美学倾向。

2.莫言小说《蛙》的书信体叙事 篇二

关键词: 《蛙》;书信体;叙事;跨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85—04

一

莫言是一个文体意识相当清醒和自觉的作家。他曾说:“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1] 这种追求不仅是莫言面向未来的梦想,也是他过往创作实践的真实写照。自20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以来,莫言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文体或曰语言上的突破。2009年底,莫言推出长篇新作《蛙》,大胆采用书信体这种似乎早已没落的叙事方式,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其文体意识的独特性。当然,文体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某种叙事文体的选择,既可能是时代风气使然,也可能是某种特定的个人书写策略所致。在一个书信体小说早已风光不再的年代,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再次采用,自然很难说是时代要求的结果,而只能理解为某种个人化的书写策略。

要理解《蛙》采用书信体叙事的策略性,得从其特定的叙事目的说起。《蛙》涉及中国六十余年的生育政治史,这无疑有着相当的敏感性。面对有关如何处理这种“敏感性”的追问,莫言的回答是,“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也就是说,《蛙》的叙事目的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2]。

以计划生育事件为背景表现人性,表现人的灵魂,固然是小说的叙事目的,但如何在表现人性和人的灵魂的同时,又不掉入制度臧否的陷阱之中,在实际的叙事操作中却具有相当的技术难度。当代中国,人们对计生问题的态度,始终在政治理性上的拥护和自然情感上的抗拒之间徘徊。作为小说,太过强调自然情感的一面,必然会否定计生政策本身。而太过强调政治理性,则会丧失小说应有的人性温度。这种进退维谷的写作困境,考验着莫言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叙事智慧。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向以“快手”著称的莫言,在《蛙》的写作上却拖了七年之久。而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结构没有想好”。莫言说,《蛙》原来的结构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长途电话对“我”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写了十几万字以后觉得“太复杂了”,“给閱读带来障碍”,直到最终改用“书信体”这种“朴素的”叙述方式,小说才得以很快完成 [3] 。这说明对《蛙》的叙事目的来说,书信体几乎就是一种命定的形式。

那么,究竟是书信体的哪些特点使它最适合完成《蛙》的叙事目的呢?首先是因为它的“朴素性”。与技巧繁杂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相比,产生和流行于现代小说初兴期的书信体小说,要显得简单和朴素得多。它既便于掌握,也易于接受。只要会写信,就可以写小说,只要能读信,就可以读小说。莫言早年的小说以及《蛙》最初的结构设想,走的显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式的繁复华丽路线。但这种对莫言以往小说非常适合的“复杂”的叙述方式,却可能给《蛙》造成 “阅读障碍”。因为过于繁复华丽的技巧,除了可能引致不必要的阅读困难之外,还极有可能模糊甚至扭曲作者的叙事意图,从而引起让人百口莫辩的价值偏差。而在现有的书信体框架中,作者的叙事意图尤其是对于生育政治的价值态度不仅非常清楚,而且不存在任何被“误读”的可能空间。

私密性也是《蛙》采用书信体叙事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受书信私密性的影响,传统的书信体小说大多以非常私密的性爱作为叙事对象。比如,18世纪欧洲三部最流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新爱洛伊丝》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就“都以性爱这一最为敏感的隐私问题作为探索的主题,建立符合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性道德和婚姻原则。”[4] 正是这种私密性,为《蛙》对生育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种私人而非公众讨论的氛围:讨论的虽然是属于公共领域的生育问题,却不是对它的公开检讨,而仅仅是亲密朋友之间的个人交流。这种公共话题的私密化表达,无形中为小说可能出现的价值偏差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即便有什么尖锐意见,也仅仅是对公共问题的私人性意见,不必过度解读。

《蛙》必须采用书信体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书信体叙事方式本身的自由性。这种自由,不仅体现为写信人可以随意地袒露自己的内心,而且体现为叙述者可以自然地进行叙述干预。所谓叙述者干预,是指叙述者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小说写作本身所进行的直接议论和评价。这种干预在以“显示”为目标的现代小说中并不明显,但在以“讲述”为特点的古典小说中却表现得特别普遍和突出 [5] 。作为一种古典小说体式,书信体的叙述者随时打断故事进程,直接发表他对所叙述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和评价,丝毫不会破坏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在书信中跟写信对象进行意见和看法的交流本来就是非常自然之事。正是借助书信体的这种特点,《蛙》的叙述者对“我”、“我姑姑”以及小狮子内心深处情与理的矛盾,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完整清晰的揭示,既让人感受到了生育制度的人性缺失,同时又没有否定其历史合理性。

二

如果说,莫言《蛙》对传统书信体叙事的大胆采用,是为了完成其特定叙事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那么,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叙事目的,他还对传统书信体叙事进行了更为大胆的策略性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文体形式上的。传统书信小说的体式,可按数量分为“单体式”(单封信组成)、“多体式”(多封信组成),也可按往复情况分出“独白式”(有去无回)、“对话式”(有去有回)、“多声式”(多人互写互回)。另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内外嵌套式”——除了正文的书信内容之外,还在正文之前和之后由叙述者对书信的来历以及相关事情进行交代和补充说明。这相当于在书信叙述的内层情节之外包裹了一层外壳式情节,从而形成一种“内外嵌套”的双重叙事结构 [6]。

《蛙》的体式与上面所列的每一种都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它由五封信组成,表面看应该是“多体式”,但这五封信讲述的却是一个完全可以用一封信就可讲完的故事。因此,这与其说是五封信,不如说是将一封信的内容分成了分成了五次来写。在此意义上,它又是“单体式”的。《蛙》中只有“我”写给日本友人的信,而无日本友人的回信,因此应该是“独白式”的。但又与传统“独白式”中仅仅响彻着写信者一个人的声音不同,《蛙》中除了写信人的声音之外,其他各色人物都经常能借着自由间接引语方式发声,形成一种“对话”甚至是“多声”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蛙》也显然具有“内外嵌套式”的形式,但又与传统的“内外嵌套式”有着明显差别:第一,传统中的“外层叙事”,作为对内层叙事的补充性说明、议论,仅出现在整个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而《蛙》中的外层叙事则在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有出现;第二,《蛙》的所有外层叙事本身均以书信形式出现,而在传统中它主要表现为编辑体。因此,整个小说所呈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内外嵌套型的双书信结构”。这与当今互联网时代“正文加附件”形式的电子邮件非常类似:内层叙事也即有关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相当于电子邮件的附件内容;外层叙事也即“我”如何收集写作姑姑故事的故事,则相当于电子邮件的正文。

莫言对书信小说体式的这种改造,使得叙述者的声音得到了更为自由地进行叙述干预的空间。尽管在书信体小说中,叙述者打断故事进程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自由干预而不会破坏小说的真实感,但过多的议论、解释和说明还是会让现代读者觉得啰嗦唠叨。作为一个深具时代感的作家,莫言不可能完全无视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但正如前所述,莫言借用书信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利用这种可以自由叙述干预的权力,以便更深刻地挖掘人性并有效地規避政治风险。这也就是说,莫言一方面想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叙述干预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故事进程中叙述者的干预。这看似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但通过对书信小说体式的改造,这一悖论却被轻易化解了。因为在《蛙》这种电子邮件式的嵌套型双书信结构中,内层书信和外层书信其实分别构成了两个序列的故事。内层故事篇幅较大,构成整个小说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信息,外层故事篇幅不长,主要是对内层故事内容和写作过程的一些一些说明、解释和介绍,具有元叙事的特点。这样,叙述者的干预就可以在内层故事中尽量隐退,而在外层故事中大量出场。由于外层叙事本来就具有元叙事的特点,因此相比在故事中的议论,在这里显得更为合法和自由自在。

《蛙》对书信叙事的另一大改造,是写信人与主人公的分离。传统的书信体叙事中,写信人与主人公基本上是同一的,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如《帕梅拉》,如《新爱洛伊丝》等。由于主人公就是写信人自己,因此写信人所要极力讲述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所要极力袒露的也就是他个人的内心,周围其他的人事就很难发展成独立的故事线索,而仅仅以碎片的方式构成主人公故事的点缀和其内心情绪的外化,这使得小说带有浓厚主观抒情气质的同时也会显得相对单调和枯燥。与传统的书信体小说不同,《蛙》中的书信从一开始就是对别人的故事的讲述,是剧作家蝌蚪“我”用书信的方式向日本友人讲述“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传奇故事。由于是“我”来讲述“我姑姑”的故事,而“我”又是姑姑故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此,在姑姑故事的展开中就必然要提及和讲述“我”的故事。这就使得小说在主人公故事之外又获得了另一条故事线索,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性。

将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写信人同时也是叙述者的身份就值得特别注意了。小说中,与故事人物“我”的身份有一个从乡村儿童到体制内知识分子再到体制外的归乡游子的变迁不同,作为叙述者和写信人的“我”始终是以剧作家蝌蚪——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这一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写信人或者说叙述者的声音有可能同时具备两大特点:一是理性地看待历史的能力,二是人性地进行行为反思的能力。正是由于具有从人性角度进行反思的能力,“我”对自己灵魂深处卑微的一面有着坦率的交代,对姑姑和小狮子内心深处的忏悔和痛苦有着同情的理解。又因为“我”具有理性看待历史的能力,因此可以超然地看待姑姑和小狮子的忏悔,也可以超然地审视其他人物的命运,因此在姑姑表示忏悔时,总是跳出来通过“我”的介入性评论张扬历史逻辑本身,强调历史逻辑的合理性。叙述着或者说写信人声音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既肯定了姑姑等人身上忏悔的人性内涵,又巧妙地将其停留在具体个人范畴而不滑向制度否定的精神轨道,从而完美地实现既揭示生育政治背后的深层人性纠葛,又不否定生育制度本身的叙事目的。

三

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利用和改造,除了有利于规避政治风险,有效传达作者思想意图之外,还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戏剧化与跨文体叙事。《蛙》的跨文体叙事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小说的最后,出现了一部名为《蛙》的“话剧”。表面看来,这显得特别突兀,其实不然。因为在《蛙》这种电子邮件式的嵌套型双书信结构中,内层叙事仅仅相当于电子邮件的附件。而作为附件,其形式自然可以多样化,只要是与姑姑有关的材料,哪怕是诗歌、散文、小说、日记、便条、笔记等都未尝不可。因此在最后一封信中嵌入一部话剧丝毫不会影响整个信的真实性,也不会产生不协调之感。这也就是说,莫言对书信叙事结构体式的改造,早已为小说最后一部分的跨文体叙事提供了可能和空间。

即便就文体风格而言,最后一部分的“戏剧”也并不显得突如其来。因为主人公与叙述者的分离,使得前面几封信的主导内容的心理性质和主观性质大为降低,变得日益客观和“戏剧化”。由于“我”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此有关主人公和相关人物的主要经历和内心世界,只能通过让他们自己说话、“我”来转述的方式予以表达。这使得文本中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通篇都充满对话性。试看母亲下葬后“我”与父亲的一段话:

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叹息着说,也不知道该怨谁。

其实谁也不能怨姑姑,我说,她也没做错什么。

我也没有怨她,父亲说,这是命。

没有像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我说,国家的各项政策还真落实不了。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父亲说,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看着她被人家用剪刀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是亲堂妹妹。

类似这种以“某某说”为标志的自由直接引语,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这种主要以人物语言动作来表现人物推进故事的方法,无疑与戏剧尤其是话剧的表现方式具有本质上的相通性。这种场面,可以很容易就将之转换为“戏剧”而丝毫不影响意思的完整性:

父亲(叹息着说):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该怨谁。

蝌蚪:其实谁也不能怨姑姑,她也没做错什么。

父亲:我也没有怨她,这是命。

蝌蚪:没有像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国家的各项政策还真落实不了。

父亲: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看着她被人家用剪刀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是亲堂妹妹。

也就是说,若把前面部分中大量出现的“我说”、“父亲说”、“姑姑说”等自由直接引语符号词删掉,并改为戏剧化的“我:……”、“父亲:……”,就变成了小说最后一部分那样的“话剧”。反之,如果将最后一部分的话剧中的“我:……”、“父亲:……”变成自由直接引语,那它与前面四个部分的风格也并无什么不同。因此,尽管最后一部分的“话剧”与前面四个部分在表面上有很大区别,在内在风貌上却是融洽一致的。

当然,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利用和改造,也并非完全没有弊端。书信体叙事从其诞生开始,就一直面临着各种非议。安娜·巴包德在其《理查逊生平》中对书信体叙事的缺陷有过很好地总结,“这种方法因缺少叙述者,带来了戏剧创作中人们熟知的很大不便;作者无计可施,只好找个很无趣的心腹来听叙述。它迫使一个人讲述他或许绝不会讲的事情;有时不得不重复谦逊美德本该掩饰的赞扬;为了复述长篇对话,只好假定某种超长的记忆力。”[7] 安娜·巴包德针对的是理查逊那种写信人就是主人公的小说,文中主人公除了自己之外,对其他人物只能从言语动作上予以外察,因此说它缺少叙述者并带有戏剧创作中的那种不便。莫言的《蛙》将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叙述者自然已经不缺少了,但戏剧创作的那种不便依然存在,而且使得依靠言语和对话来表现人物推动故事的戏剧性更为明显了。叙述者不仅需要某种超长的记忆力来复述长篇对话,而且必须在一个虚拟的听众面前滔滔不绝的讲述另外一个人长达一生的故事,简直就像“话痨”。

主人公和写信人的分离所带来的“戏剧性”的增强,还使得小说的感染力和小说人物应有的心理深度被大为削弱。比如说姑姑,尽管莫言主观上很想将其塑造成他笔下以前那些充满强悍生命力并光彩照人的女性,却始终是所谓扁平而非圆形人物,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她一生的性格,不仅长期固定不变,而且基质非常单一;退休之后有过一点变化,却缺少必要的铺垫,显得异常突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姑姑作为主人公丧失了全面直接展示内心世界的机会,她只能依靠戏剧性的“对话和行动”来表现自己。而“当人物的心理世界完全被戏剧性的动作化处理所湮没”之后,“那种迂回曲折的精神挣扎、似断实连的心理逻辑、入木三分的性格刻画、峰回路转的情感历程,欲说还休的生命况味消失了。人们从中无法获得思想,只能‘看’到喋喋不休的‘台词’、走马灯式的动作、支离破碎的人物、浮光掠影的造型和又臭又长的篇幅。”黄发有的这段话说的虽不是《蛙》,却俨然是《蛙》的生动写照[8]。

参考文献:

[1]莫言.是什么支撑着《檀香刑》——答张慧敏问[G]//扬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4.

[2]吳义勤.莫言长篇小说《蛙》原罪与救赎[EB/OL].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0-01-12/41026.html.

[3]石剑峰.莫言新长篇《蛙》关注中国计划生育60年历史[N].东方早报,2009-11-23.

[4]张德明.近代西方书信体小说与主体性话语的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

[5][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10.

[6]韩蕊,韩鲁华.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的叙事特征[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76.

[7]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7-58.

[8]黄发有.影像化叙事与莫言的小说创作[G]//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448.

On the Epistolary Narration of Mo Yan’s Novel Frog

LIU YU-qi

(College of Humanitie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Epistolary narration i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Mo Yan’s novel Frog The simplicity,privacy and freedom of epistolary is conducive to implement the novel’s narrative purposes that express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human soul through family planning events but not evaluate simply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tself.To better accomplish this purpose,the novel also modified the traditional epistolary narration.It created a narrative mode that double letters nested each other inside and outside as same as e-mail and that the hero was separated from the writer.The dramatic effect caused by this transformation prepared the way to the cross-style narration,but also weakened greatly the novel's infectant power and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depth.

3.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读书笔记 篇三

这是莫言写在《丰乳肥臀》封面上的一句话。作为莫言最为“庞大”的一部著作，《丰乳肥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它的名字一样，《丰乳肥臀》自1995年问世以来便饱受争议。但近20__年岁月流金，依然不能掩盖它的光华。我必须承认，拜读这部作品，一部分源自于莫言捧得诺奖的名人效应。另一部分，则源自于我对书中描写的高密乡的亲切感。作为莫言的山东老乡，我在书中找到了很多熟悉的画面。

小说是以高密乡为背景，高密乡安静尘封的生活环境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小说以上官家几十年的浮沉繁华为故事主线，男主角便是上官家唯一的儿子——上官金童。他在小说里是一个患有“恋乳癖”的懦夫，同时，他的怯弱又和其母亲上官鲁氏的刚强形成强烈的对比。不仅如此，上官家八个女儿，性格迥异，个性鲜明，活灵活现地展现出纷争年代中的女性群像。而在我看来，《丰乳肥臀》真正的主角是母亲。莫言说过，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是缅怀他已逝的母亲，贯穿整部小说的也是母亲的形象。上官鲁氏带给我太多的震撼了，她默默忍受着家庭暴力，愤世嫉俗，敢爱敢恨，她对亲人的爱始终不离不弃。一个坚强的女子受尽生活的折磨和命运的摧残，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中一直保护着自己的家庭，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一个家的希望。小说中的一段情节，让我至今难忘。在饥荒年代，饿殍遍野，上官鲁氏便利用自己的胃从公家偷取大麦豆子给自己的小女儿和外孙吃。读到这里几次泪下，我不忍想象那个画面：

她每次呕吐都伴随着鲜血，把食物洗干净再给家人吃，用满是伤痕的心来挽救整个家庭。我的心为她忧伤，我用低声的啜泣跟随着她的人生。她的心弦纤细如丝，她的爱可以包下整个高密。

莫言笔下的女性是伟大的。她们的伟大在于她们经历过的苦难和对苦难的隐忍，经历过的残酷和对残酷的延伸。她们身上野性、放荡,是自然的磨练和给予，因为生活本身是残酷的、淫荡的、无情而诡秘的。历史像一架轰鸣的机器，上官家族的人被这架庞大、冷酷的机器碾压得鸡零狗碎、惨不忍睹;然而她们没有绝迹，在可怕的轰鸣中仍然坚挺着生命的意志。人的命运又仿佛江河中的一粒沙子，你只能顺着河流漂浮、沉淀;或奔跑或驻足，全然由不得自己。这是环境的使然。你无法逃脱。

4.莫言小说之创作风格 篇四

莫言是当今文坛屈指可数的一流作家，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作品极具个性。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 ”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他超越了中国所有作家同行，进入了世界文学之列。他的作品创作不断的追求真正的的民间风格，语言上也不断追求民间口语、戏剧的特点。他的小说运用了很多表现力极强的细节，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浓墨重彩的语言风格，给人以震撼力。莫言早期的作品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塑造神秘的超现实的对象世界，给人以先锋色彩；而后进入新的探索期，激情勃发，画面五彩斑斓，语言充满进攻型、反叛型。以上只是简单的概述莫言的创作特点，下面的内容将会从我个人的角度，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我对莫言的创作风格的看法。

一、莫言小说的题材内容方面

莫言小说的创作一直都把视线定格在农村，可以说是一直关注农村表现农村。莫言自己认为他选择写农村好像是一种命定，因为他在农村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尽管他一直骂这个地方，恨这个地方，但他没有办法隔断与这个地方的联系。他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他的根在那里。只要他一离开农村，离开土地，进入都市，就会产生一种眷念。因此在以后的一系列创作中，农村的生活就成了他灵感的来源。比如说莫言十三岁时曾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过小工，给一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生火，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的产生就与他的这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中的黑孩虽不是莫言本人，但与他是一体的，心灵相通的。他在农村二十多年的生活，就像电影胶卷一样，一部一部的储存在他的脑海中，这些内容可以写成小说，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农村题材在他的笔下还没有写完，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值得他去写。莫言能一直用农村题材继续小说的创作，并不是一味的编造，而是他掌握了一种同化生活的能力。同化可以把听来的别人的生活当做自己的生活来写，可以把从某个角度生发想象出来的东西当做真实来写，这也就是一种想象力。莫言故乡的一些奇人奇事也有很多被写入了小说中，《红高粱家族》就是融入了许多这种故事。莫言的故乡与他的创作题材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故乡对于莫言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巢穴。那个地方在他的脑中会永远的存在下去，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二、莫言小说的语言表达方面

莫言小说的语言是最使我们感到陌生的，是成语的任意性搭配。其中有大量的方言俚语，当代城市的流行熟语，诗词断句，成语乏词，以及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大量专业术语，混杂在一起，一股脑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对于习惯语体统一、语调纯净的读者来说，这带来了信息超载的一种心理冲击，产生纷繁甚至有点芜杂的基本印象。他的语言就是继承了民间的，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是一脉相承的。第一，这种语言是夸张的、流畅的、滔滔不绝的；第二，这种语言是生动的、有乡土气息的；第三，这种语言是中华民族的传奇文学的源头，或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莫言总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感觉特征，陈述、修饰、评价着乡土社会的生存历史与传统。莫言小说语言的另一个特色是指称色彩的语词概念大量出现。这些概念在文本中的能指意义，一方面与写实的状物有关，比如红萝卜、红高粱，沿用着其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带有极强的主观随意性，比如狗有红、绿、蓝已属稀罕，而太阳也可以是绿的，血也可以是金黄色的、蓝色的......而这些超自然的色彩感觉形式，不仅服务于表现人物特殊内心体验的写实需要，更多的时候，是表现叙事人强烈的主观情感指向，这使莫言的世界色彩缤纷且带有奇幻效果，难怪有人将其比作西方晚期印象派的绘画。莫言善于将两种外在的语言系统，在特定的叙事方式规定下，经过感知方式协调，由特定的叙述方式推动着，组成新的语法关系，并以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修辞手段，经过不断转换生成，不断耗尽原有的能指意义，不断形成新的语言，最终完成了主体深层的语义表达。莫言的语言特色，作为其风格的骨干，是非常成功的。

三、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方面

5.莫言长篇小说的主题与叙事 篇五

《丰乳肥臀》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虽然有时候感觉有些段落太过繁杂，或者场景切换得太快跟不上思路，但顺着总体思路摸索下去，还是很震撼人心的。故事的一开头就很吸引人：一个普通乡镇的一家以打铁为生的普通家庭的普通产妇临盆，于此同时，要生产的还有家里的一头驴。因为产妇之前生过7个女儿，而驴是第一次生产，因此全家的接生重点竟然放在了一头牲畜身上而不是一个人身上。直到最后，驴难产经过请兽医帮忙后顺产了一头骡子，产妇因难产而奄奄一息，最后请了接生婆，生出了一女一男，女孩被认为是多余的;男孩，也就是男主角，被接生婆宣告死亡后又被闯进来的日本人救活了。从此开始了他漫长而又痛苦的人生。

以前看过的小说或者故事，都是讲主角如何的参军，如果英勇的为祖国奋斗打胜仗，看得心血澎湃。而看这部从普通民众视野写出的小说，却感到战争的无奈。无论是哪边赢了，人民该活的还是要活下去，红军赢了，你掌权，可我还是照样种我的菜吃我的饭;地主赢了，我还是一样，甚至地主会把投影机给村民们放电影，还会让村民们见识到人也能像小鸟一样地在天上飞翔。

战争并不能拯救任何人，人性的拯救才是最重要的。作者从日本侵略一直讲到日本投降，解放战争，继而到大生产运动以及等等，我对历史并不了解，可我能看到小说中描绘人性的丑陋。战争并不是最让人痛苦的，痛苦的是战争结束后的人性转变!大生产时，文中的三姐自吹自嘘，把牛的精子射到母羊里，把兔的精子射到牛里，期待着像骡子一样的变种出现。大饥荒年代，每个人都吃不饱饿得前背贴后背，可还存在着狼心狗肺的人利用炊事员的职务吃饱喝足后把热乎乎的馒头当做诱饵诱奸了毫无反抗之力的女人。文中的四姐因家庭贫困自愿卖身做妓女，积累了无数的珠宝后收手不干想回家孝敬母亲过上好日子，最后却被公社的人挖去了珠宝进行了，被铁拳狠狠地锤在了脸上。男主角唯唯诺诺，胆小懦弱，连母亲死后，入土为安以后，还被一位“公家人”逼着要他挖出母亲进行火葬，声称国家的神圣领土不许随便乱埋尸体，而之后不到的几个小时，有一年轻小伙跌入附近的沼泽池里，陷了进去，救不上来，却没有“公家人”出现说不许乱埋尸体，两者形成了强大的反差。

6.《蛙》莫言小说读后感作文 篇六

这本书由两大结构组成，前面部门是以书信的方式展开的，最后通过话剧剧本的形式进行了升华。通过讲述人“万小跑”以书信的形式，讲述自己和姑姑“万心”的故事。故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人多力量大”、革命时期、计划生育时期。以姑姑“万心”这个乡村医生在不同时期，做的事情，记录了计划生育下，高密乡村的生活场景，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吧。

书中，姑姑的一生坎坷起伏。作为烈士子女，白求恩医生徒弟的孩子，姑姑是骄傲的，甚至当时与国民党的飞机师谈恋爱;飞机师架机逃到台湾，姑姑被怀疑，恸哭之后划清界限，回到医生岗位，为周围乡村孕妇接生;革命，被人批斗，无端栽赃，坚持了下来;听国家号召的医生，从一个为村里人接生，“送子娘娘”存在一般的人，转而变成了一个“围追堵截”偷生妇女的“活阎王”;原本用来接生的双手，却也拿走了两千多孩子的生命，也导致向王仁美、王胆等人的难产而死。她有错吗?响应国家政策，认真执行，对于不理解的乡亲，痛心疾首告诉他们控制人口的好处，不要偷生，这有什么错?她没错吗?王仁美的死、张拳老婆的死，陈鼻老婆的死，为了一个生命，赔上一条命，如果没错，为什么姑姑在晚年家里捏了那么多的泥娃娃，并且记得每一只娃娃投生到谁的家里呢?是真的精神错乱，亦或是执念这样想着好减轻自己的痛苦呢。正如莫言先生所写“娃娃娲哇，声声令我泪欲下。姑姑孤苦，心中之事对谁语?”

在我小的时候，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较为严格的阶段，只是听大人偶尔说起来过，说的无非就是“只生一个”、“多生罚款”之类的，再细节的内容，其实并不了解，也没有去主动了解过。随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真正成为了历史。《蛙》让我第一次能够了解到计划生育阶段的时候，人们的生活状态，平实而生动的描述，像一幅画卷徐徐拉开。读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带入到书中的情境中去，看的很过瘾，喜欢姑姑泼辣的性格，若不是这样的性格，怎能把现代的生育方法带到乡村，识破那些糊弄人的接生婆。但是也是这种性格，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不留情面，不讲人情，带走了两千多孩子的生命。有时候也为里面的人物揪心，为了生下孩子，躲地窖，藏船里，跳河里，就算房子推倒也要躲……，而等放下书的那刻，脑中一片茫然，张张嘴竟不知道要说什么。总会在想，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真的有书中所描述的场景吗，是妖魔化了还是事实如此?

读完整本书，心情很沉重，对于这样的事情，有一种无力感，没有办法去说谁对谁错。何况，细想现在，已经“放开二胎”了，但是生育率和结婚率仍然下滑，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阶段，人们偷着生、罚着生。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面临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对于计划生育了解太少，没有什么见解或思考。但这本书真的值得推荐，去更好的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7.关于莫言小说读后感800字 篇七

《红树林》是一部描写南海之滨的现代化都市和纯朴渔村的长篇小说。书中对权欲，钱欲，情欲等现代都市生活中的阴暗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又有对老游击队员们的革命历史以及他们的子女的曲折痛苦，爱恨情仇生活的描写。作者用魔幻的手法，虚构一个无所不在的我来叙述，(大概是“自我”对立面的“本我”吧，这个我不是第一人称的我，只好称作第二人称的我)，作者时而把视角对准现实情景，时而又把故事拉到历史和传说之中，叙述手法象万花筒一样变幻不断，但整个作品在整体上还是具有一气呵成的艺术魅力。

《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不象诺贝尔文学得奖者土耳其作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我根本就读不下去(当然读不下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还有我文化素养的低下，外国文化，风情的差异，以及翻译水平的高低)<我的名字叫红>书中第225页谈到：“红”只是一种颜色，一种象征。——但无论它如何解释，读后我脑海中始终是一团糊。而莫言的小说读来还是清爽流利，让人爱不释手。

同王小波的作品相比较而言，莫言的文化素养更高，驾驭语言能力更强，魔幻手法更妙(王小波也写过<绿毛水怪>)，但对现实的揭露批判就不如王小波了，王小波可说是对现实愤愤不平，批判起来毫不留情，但莫言的<红树林>里坏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从书中推理过来，未免有些牵强。莫言写起家乡高密的乡村小说得心应手，也许他没有官场的经历，写起官场来也就显得不是那么逼真，比起官场小说作家唐达天的作品，在这方面，毫无疑问莫言要逊色的多。

8.莫言长篇小说的主题与叙事 篇八

而且，他说得是那么一本正经、胜似正史，让人不能哭，也不能笑，不能相信，也不能怀疑。莫言运用荒诞笔法，叙历史、社会和人生如此庄严之事，借用得但是一点也不勉强。一路读去，你会感觉到，《生死疲劳》是“满纸荒唐言，全为庄严事”。庄严者何?是对人的解读，对一个时代的解读，对一段历史的解读。

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充满了吊诡和狂热，唏嘘和罹难。当转世为人的“大头儿”最后执着坚定地叙述时，我们看到了一条生气沛然的人与土地、生与死、苦难与慈悲的大河，流进了我们的心田。

莫言的这部《生死疲劳》其实就是一部“生死轮回”。在这部《生死疲劳》里，用西门闹这个冤死的地主为主角，用他的灵魂转世投胎为驴、牛、猪、狗、猴的生死轮回，围绕他的家人，他的家乡，和他相关的人，用不同的视角看人生得势落魄、世间荣辱、生活百态…

表面上看，小说写的是农民五十年来与土地的关系。实际上，作者呈现的是一个社会进程，和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的价值选取和性格命运，以及凌驾于它们对选取本身的思考和对命运本身的思考。小说中，顽固的不愿加入人民公社的蓝脸和热切的卫人民公社的洪泰岳都是极端人物，他们的个性也是极端的，虽然他们一齐对峙了五十年，但当他们共同依靠与膜拜的土地，要被子孙们出卖时，他们都愤怒了。小说正是透过诸如此类对峙与愤怒，来呈现历史、反思历史，用恍惚于虚构与真实的方式来实现宏大叙事。

人或者动物，死后是否能够轮回，不得而知。但是，人生在世，人生百年却也有不同的轮回和际遇。人有失意落魄的时候，但不会永远失意落魄，总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人有位高权重春风得意的时候，但要居安思危，多行善举，否则也会有落魄的凤凰不如鸡的状况。这就是轮回。

从我们呱呱坠地时起，每个人的内心都拥有一个天使的灵魂。渐渐地，有的就被世间的红尘蒙蔽了双眼，有的人的内心，被醒来的魔鬼占据。人生在世，其实我们的灵魂都在不断的轮回。我们的内心是装着天使呢?还是装着魔鬼呢?这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认真思考的。

佛家语：“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少欲无为”对活着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所谓的“身心自在”也就无从说起了。事实上，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其欲望是伴随着其生命之力起伏消长的，所以生死疲劳与贪欲同在。这部厚重的小说所体现的生死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人和动物都在不断地经历“生死疲劳”，似乎是永无宁日的。而短暂寄寓于天地间的微不足道的人与物，则只能去体验不可重复的生死疲劳的过程。

9.莫言长篇小说的主题与叙事 篇九

我很早看过电影《红高粱》，没看过原著，直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才把书借来看看。《红高粱家族》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倒叙，插叙和补叙手法，将那段惨痛的岁月刻画得支离破碎，使人读后会觉得有一丝混乱，内心特别沉重。

书中再现了作者的出生地高密东北乡，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舞剧。全书的高潮“余司令伏击鬼子，‘我奶奶’牺牲，被安排在最前面，后面抽丝剥茧般讲述“我奶奶”和余占鳌生前身后的各种故事。“我”的家族里的先辈们，爷爷，奶奶，父亲，姑姑等，一方面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发生着让子孙后代相形见绌的传奇的爱情故事。小说叙述主体在我“父亲”“爷爷”“奶奶”之间自由转换。看似凌乱的剧情发展，其实字里行间都弥漫着红高粱的气息。无论是环境描写还是认为动作语言的刻画，都使我浮想联翩，仿佛置身于东北红高粱地，原汁原味的东北乡，在读到刘罗汉被扒皮的那段，心里面就是那种被割伤的悲痛，不敢再往下想象。在书中不由自主的感受到当年老一辈革命家对抗日的情结是在当代难得可贵的。在电影《黑太阳731》中，日本鬼子的罪行令人心痛，他们残害中国人民，在南京大屠杀中，30万亡魂见证中国的痛与恨，壕沟，战场见证中国的不屈与坚持。日本政府却做着中国同胞和全世界爱和平的人民义愤填膺的事情，参拜靖国神社不把中国政府的抗议放在眼里，篡改教科书，误导后代的历史事实观。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中国人民怎能够容忍日本政府做出如此污辱中华民族的事?

看完这本书我仿佛就看到一群流着高粱血、身散发着鲜活人性的红高粱地英雄。有刘罗汉，余占鳌，戴凤莲，“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

10.莫言《拇指铐》形象主题浅析 篇十

内容摘要：《拇指铐》虽短小精悍却意蕴深远，戴铐者、施救者及被铐者本身都存在着极大的象征意味，文本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和象征意义的揭示来思考《拇指铐》作者的写作意图，小说让我们看到人性中的善恶，看到人类美好和丑陋的一面，带给我们的关于人类生存现状的思考。

关键词：《拇指铐》 形象分析 象征 人类生存现状

《拇指铐》这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精悍但意远旨深，看似工笔写实，实际晦涩难懂。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讲述了小男孩一天的经历。小男孩阿义为生病的母亲到镇上买药，却被翰林墓地一对男女中的老头用奇怪的理由——走路时左顾右盼的代价铐住。因为男孩的求救，从拖拉机上下来的三男一女试图解铐，努力后以失败告终，用要赴宴的理由扬长而去;割麦送水的农妇试图解铐，却因镰刀崩了而不再努力，给男孩喝半壶水后，以丈夫在田里等待喝水和害怕挨打的理由歉意地离去。阿义最终在无人救援的情况下只能自我断指脱铐，最终灵魂脱壳回到母亲身边。文章虽然只是经历了一天的时间，却像是过了漫长的一辈子，故事当中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引人深思。

一.戴铐者和施救者的形象

戴铐者是一个模样奇怪的老者，他“满头银发，紫红的脸膛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紫色的嘴唇紧抿着，好像一条锋利的刀刃”，他严肃威严，身体“高大腐朽”，显得冷酷无情，不顾阿义的哭喊求饶，也不考虑阿义无父、母亲躺在床上等待草药的现实情况，只因阿义可能偷看到了什么，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以蛮力将他铐在了松树上，不管不顾地离开了。他固执霸道，俨然就是一个“霸权主义者”。他习惯于毁掉所有一切脱离自己掌控或者窥探到自己秘密的人，完全以自己的武力征服比自己弱小的东西，不能以德服人。

解救者主要有小个子男人老Q、黑皮衣的女人、大个子男人大P、司机小D和农妇。

老Q是生性冷酷无情、狡黠多疑的人。他对事情的一切都显得非常好奇，是最先从拖拉机上跳下来的人，他好奇“是谁将他铐在这里的、拇指铐的来源、为什么把他铐在这里”，他对拇指铐了解得最透彻，也知道“‘草上飞’三年前就被毙了”，但是却只是不停地提问，在大家想办法帮忙的时候站在一旁说着风凉话，最后以“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最先离去。他象征着“学究”，对一切都追求解释，对法律也有着服从的意识，自以为是地认为“孩子是不良少年，眼泪背后更多的是虚伪”，面对问题他更多是选择软弱逃避，他“食利主义”的、逃避与推诿的、自己哄骗自己的理念是有意识无意识之间表露出来的。[1]明明凭借自己的知识可能会有方法解决问题，却不愿意深究，只是以旁观者的形象去嘲笑他人的努力。

黑皮衣女人是性格直率泼辣，有着同情心却又无能为力的人。她总是将求助的眼光转向身边的男人，也善于对他人发号施令，自己不想办法只是催逼别人，“大P，想法解放他”，“小D，你过来看看”，在没有办法无奈离开后只能恼怒地让别人闭嘴，将脾气发泄在他人身上。虽然看上去是一种正义的化身，其实也只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于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促成质的变化，自己本身还存在着一些劣根性。

大个子男人大P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他高大魁梧，粗鲁简单，想要帮助却只能蛮干，想直接用手劈或者找锁匠，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象征着“士兵”。为了达成某些既定任务，不经过深思熟虑而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或者一腔热血去完成，有时好心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且花费大量时间也不一定会有所成效。

司机小D是老实而单纯、善于运用技术、办法多却难以考虑周全的人。他用各种技术工具做了尝试，甚至想砍树、用气焊枪烧，象征着“工人”。凭借现代科技文明、科学技术，异想天开地以为仅仅以自己现有的技术、工具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不去考虑这一方法的可实施性。

农妇是蒙昧、自顾不暇却心地善良的人。她以一种懵懂的同情心甚至神的考验的敬畏心来帮助阿义，[2]是富有慈悲心的人，但用镰刀砍树是困难的，何况还背着孩子、要给田间辛苦的丈夫送水。她没有解救阿义的力量也自顾不暇，砍树、喂水总是只做一半，但她身上有着纯粹的母爱和同情心，虽不能帮忙，却也感到十分歉疚。象征了“农民”。简单善良，力量却不足，遇到困难或损害自身利益是就会想要退缩。

戴铐者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霸权主义者”，而妄图帮助救援的“工、农、兵、知识分子”却都无能为力，以失败告终。

二.被铐者的形象

阿义是孤苦伶仃、软弱单纯的孩子。他害怕凶猛的狼犬、阴森的翰林墓地、母亲的离去，也习惯于求助别人，低身下气，“向胡大爷家借钱”，“哀求药铺老板，下跪磕头”，“面对老头时怯懦哭叫”。但他孝顺母亲，也有雄壮坚强的一面。在母亲生病、路途艰险时勇敢地要求去为母亲抓药;在怯懦害怕差点尿裤子时夹紧双腿、腰背挺直;在他人施救无用后他咬掉了自己的手指寻求解脱。他气质上有着纤敏、柔弱而又果敢、义气的特征，[3]象征着无辜的“弱者”，也会有自己愤怒、反抗的一面。他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弱者、无辜受害者，却被大家无视，或者施救者因为威胁到自身利益并没有竭尽全力就匆匆离去，但他不能继续等待，生病的母亲还等着他抓药回家，这是他没有完成的使命，也是他温情的惦念，因此他只能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进行自我拯救。他本身就是一个被虐待者的形象，但是为了自己的存活、为了自己的信念，他只能通过自虐、自残的方式来拯救自己。因此王干说：“莫言的小说基本上是一种暴力美学，小说里不但虐待他人还自虐，”[4]这样一种方式在特定情况下反而会是自己存活下来的最好方式。他在遭受到不义的对待后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义，他无愧于“阿义”这个名字。

三.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

莫言小说始终把写人性，挖掘人性，人性的善与恶作为他的使命与作品的重要主题。[5]在“历史”这棵古老而沧桑的松树上，“义”这一民族传统文化濒临死亡，它弱小而无助，他渴望摆脱束缚、渴望自由、渴望回去解救母亲却无可选择、无人救援。身边的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走在自己生活的轨道上，不愿为了帮助别人而放弃自己所追逐的东西，就算中间偶尔会有人停留，也总是匆匆离去。那这些人追逐的又是什么?是去赴宴，是害怕挨打而给田间的丈夫送水，是忙着收获自己的麦子。他们不停追逐的是自身的利益，因利益而抛弃需要帮助的孩子，选择视而不见或者默然离开。就连当初阿义被铐住的`原因也是他不经意间的“左顾右盼”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正如莫言说过，真正的大悲悯，不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不是回避罪恶和肮脏，不是浅层次的批判和鞭挞，不是只同情好人，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坏人都是可怜的人，都值得同情。[6]他们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性中劣性劣行，他们为利益所驱使而忽略了人性中“善、义”的一面，这些大人的表现甚至不如阿义这样一个孩子。小说表现了人性的善恶，也展现了人类美好和丑陋的一面。这些人都值得我们同情和悲悯。

人类似乎已经被捆绑在以“美国”为象征或代表的以经济—实力为主导的“文明”的“贼船”，[7]民族传统文化“义”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已经越来越处于劣势，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义”被抓住了要害而无法脱身，濒临死亡。处在这一现状中的“工、农、兵、知识分子”都没有办法拯救或想要拯救却无能为力，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最终，“义”只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拯救。在解救自己同时，他还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解救自己的母亲。这或许就是莫言对我们人类现在生存状态的一种担忧，表现了对以“物质”为主这一观念的批判，隐隐指出“钱”对生命的制约和伤害。[8]让人们就自己目前的生存状态有所思考。

11.莫言小说读后感1000字 篇十一

在《倒立》这篇文章中讲述的就是同学毕业多年以后的一场聚会。官至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孙大盛——暗喻能够转展腾挪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孙大圣——回到地方宴请老同学：除了一介平民的“我”之外，其他几位都在地方上混到一官半职：有粮食局长、交通局局长、政法委副书记、新华书店副经理，还有书店经理徐娘半老的妻子，当年曾经会表演倒立行走的校花谢兰英，应该也是当年那个爹不亲娘不疼，专好偷鸡摸狗的“弼马温”孙大盛的梦中情人吧。席间孙大盛纵横开阖、随心所欲、肆意调侃，而座下莫不小心翼翼，竭尽阿谀奉承、奴颜婢膝之能事，即使作为 “我”也身不由己膜拜其中，这在通篇小说里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小说结尾，孙大盛几乎是强迫谢兰英为他表演当年的“倒立”，谢既是借着酒兴、也是迫于孙大盛的压力，这种压力还来自席间所有的人。作者写道谢兰英“双臂往地下一沉，沉重的双腿终于举了起来。她腿上的裙子就像剥开的香蕉皮一样滑下去，露出了她的两条丰满的大腿和鲜红的短裤”。孙大盛这种几乎猥亵的要求结果竟然赢得满堂喝彩，甚至也包括她那位趋炎附势的丈夫!小说的场景基本围绕在酒宴席上，情节也并不复杂，但是蕴含的思想含义却是相当尖锐的。小学生谢兰英露出小肚皮的倒立让同学们赞叹不已，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会表演倒立的孩子。然而在官本位体制下，人性被压抑、被扭曲，是非被颠倒、被混淆，良知被践踏、被泯灭，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颠倒的官场。孙大盛正是凭借着适应官场颠倒的“倒立”功夫，得以平步青云。生活中谢兰英的倒立极具讽刺地映衬了官场上颠倒的荒诞不经。

假如我是小说中的“小茅房”，我绝不会去刻意地迎合“孙大盛”的意愿，强迫妻子“谢兰英”喝酒、倒立等。我会尊重她，可以让她以水代酒，更不会让穿裙子的她倒立。因为即使哪有做了又怎样，即使“孙大盛”高兴了又怎样。不顾牺牲一切换来的利益不是利益，而是一种侮辱。

《月光斩》也是一篇不错的文章。故事的开头写的是“杀人放火”的重口味，县委大院的那棵最高度雪松枯梢悬挂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乌鸦们不畏生死地轮番向那黑物攻击，定睛细看，原来是一颗人头，而且是县委刘副书记的人头。一时间，尖叫声四起，警察来了，消防队员来了，法医来了，整个县委大院一时间乱成一个如被火燎的马蜂窝。随后引出传说中的“月光斩”，据说用“月光斩”砍人首级，滴血不出。而刘副书记身首的茬口正是如此平整，不见血迹。于是又引出东关村的李铁匠一家如何锻打月光斩的过程，这个传说被描摹得如同武侠小说中的情景一般神幻惊奇。但故事的结局又是出人意外，开篇的人头事件原来只是一场闹剧，身首分离的刘副书记只是一个塑料模特，刘副书记还好好地活着。而整个故事又是以表弟的一封电子邮件的附件形式来架构。

莫言的《月光斩》并非是一种单纯的以“复仇”作为最终主题的小说，在其中有着别样的复仇内容，一种带有深刻的反思的“复仇”主题的展现，是对于社会与世人的冷漠，是对物欲横流社会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当下民族性格的思考，需要的不单单是某一种复仇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民族觉醒的需求，是人们自我良知的清醒，莫言将“复仇”作为一味引子，让其作为呐喊的引子去逐步唤醒“愚昧”的群众，去实现和完成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改良，去试着改变人们的心理。 还有《冰雪美人》也很好它通过描写主人公孟喜喜因为长得太漂亮，加上她那独特的傲立于冰雪的性格而引起我们这个社会群体的嫉妒和排挤，最终被人们用冷漠和鄙视无情地“杀害”了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传统观念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