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精神诗歌

追赶精神诗歌（共11篇）

1.追赶精神诗歌 篇一

当前，在“聚集三六九，振兴大西安”的奋斗目标下，跳出“城墙思维”、紧抓“一带一路”战略、创新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经济、塑造新动能已成为西安落实追赶超越的重要赛道。在奋力追赶超越的擂台赛上，我市企业争先恐后，按照“从外引、向上争、朝内挖”的要求，立足新起点，建设新高地，为推动西安工业经济“追赶超越”精准发力。

作为西安市重大装备制造企业，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鼓”)，面对当前冶金、石油、煤化工等传统市场产能过剩、设备需求下降的形势，将企业发展战略精准定位于分布式能源领域，紧抓消费升级的新机遇，着力为用户提供运营服务、智慧绿色的能源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全年订货突破80亿元，同比增长37.65%。

20，通过对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陕鼓意识到，传统领域不断转型升级，互联网思维下消费升级，用户需求向专业化、个性化的系统解决方案转变。这给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带来了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动力。

陕鼓跳出传统的“城墙思维”，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结合市场对能源结构调整的需求，基于在流程工业的技术积累，进行同心圆放大，在流程工业升级改造、综合能源智能一体化园区建设、垃圾固废处理及生物质发电等分布式能源领域进行产业布局，推动企业从百亿级的风机市场向万亿级的分布式能源市场跨越。

“能源互联岛”方案全球领先

面对分布式能源新市场，陕鼓提出了“能源互联岛”系统解决方案。在一个区域内，对所有的能源进行系统规划，实现冷、热、电、风、水、废等能源的相互转换，充分利用各类余能，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达到土地集约、功能集约、设备集约、运营集约的效果。实现分布式能源多能互补，对落实国家发展绿色经济战略，促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

同时，陕鼓根据市场需求，以“解决方案+基金”等多样化的商务模式为用户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市场和用户的认可。

为实现多能互补的能源互联互通和高效利用，陕鼓创造性地打造了一个全球领先“能源互联岛”方案，并实施了全国首个分布式能源智能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建设全球透平行业万元产值耗能最低、排放最少的智造基地。

陕鼓能源互联岛系统解决方案充分利用各类余能、废能，实现了能源的相互转化和高效利用，对缓解当前环境污染、能源浪费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样的商业模式将为西安能源结构调整、园区智能一体化建设、特色小镇等提供新的思路，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创新示范和技术支撑。

2.诗歌教育与精神培植 篇二

教育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人的成长提供最直接最有意义的平台，另一方面是提示教育的当事者——在人才培养的各种途径中，教育永远不可或缺，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新课程理念下的教育，必须把人的成长，特别是人的精神成长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因为，这是人的综合素质提高的基础。

一个有觉悟的语文教师，倘若只停留在传统赋予的角色意义的表层，那他的教育一定是没有灵魂的。语文教师必须把拷问灵魂，点击心灵，激发智慧，以及点燃智慧之爱，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

汉语是我们汉民族的母语，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语言。台湾作家龙应台有过一场“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的精彩演讲，当说到汉语与英语的区别时，她分别用了“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两个概念，用以比较说明。她说“英语的提高，只是你如何把这个汉语所创造出来最精彩的东西输出去的一个手段、一个办法”，她还说道，“当你没有所谓的中国文化情怀的时候，你如何产生出中国自己的当代”。其意思很清楚，是说母语之外的任何语言都不能代替母语；母语才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全部，一种恒久而不能逝去的文化情怀，一个最直接的，无可替代的，关于人的精神存在的家园。

韩军在《母语教育实质就是精神教育》一文中写道：“语言是人的精神的最基本的构成物。没有语言就几乎没有人的精神。语言是‘人的精神本体，因而语文教育实际就是‘精神培植‘精神教育。”（《语文学习》2000年第6期）这里所说的“精神培植”，显然强调的是语文教育本质的回归，即必须通过最能体现语文教育灵魂的诗歌教育，使语文成为真正的母语教育。必须说清楚的是，这里所说的“诗歌教育”概念中的“诗歌”一词的含义，并非单指通常所说的与小说、散文、戏剧等并列的文学样式，而是指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具有“诗的特质”的“纯文学”（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即“诗歌教育”就是“文学教育”。

在当下，人们往往试图通过对技术与形式的没有限度的实验与翻新，来填补心灵的空虚，显而易见，这只能是徒劳无益而又无望的工作。如此艰难与软弱的探寻，人们身后的缺口与漏洞将会越来越大，人们心灵的创伤就会越来越严重，注定这是一场没有结局又不易停止的游戏。随着游戏的实施与演进，人们急切渴望规则改变的同时，更期望内容有实质性的改变。

好在新课程来了，好在语文一直存在，好在诗歌教育一直未曾离席。诗歌教育更关注人的存在，特别是更关注人的精神存在。作为在者的人，他的自由程度一定与他对自己灵魂的关注程度成正比例。关注灵魂，就是要清醒地认清自己的当下，特别是当下灵魂受羁绊的程度。带着躯体的牢笼，人永远是被放逐于途中的。

这使我想到“戴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语）这一话语。虽然，闻一多先生是用这个譬说来解说新格律诗的，笔者在此借以形容当下人“存在”的真实状况，应当还是中肯的。笔者曾有诗句“舞者，旋转如陀螺”“蜗牛被家押解着，四处流浪”“一匹雪白的白马，在白雪中雪白”“那些飞来飞去的飞鸟，在找寻自己丢失的翅膀”……凡此种种，企图阐释的无非是笔者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者，现实的亲历者，又是一个“他在”的观察者，在世俗中存在的孤寂与无奈，以及在孤寂无奈中前行，在前行中故作坚持、坚忍、坚强的深切体验。

诗歌教育的灵魂就在于培植在者的精神之根。作为在者的人，只有经过自己的不断思考，不停反抗，不懈努力，不息奋斗，才能明确自己的目标，才能感知自己的存在，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把根留住，才能有可能使自己在以后的风雨人生中活得坚定，不妥协、不气馁、不动摇；才能突破自我的束缚，萌生个性的嫩芽，舒展生命的绿叶，才能绽放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时至今日，关于人自身的种种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这足以证明，问题的价值远远大于答案的价值。笔者始终认为，人的最大问题就是关于让人能够真实地自由地言语的问题。有声的、无声的、世俗的、诗意的——所有关于符号的呈展与创新，都与思想相关。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早期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他自始至终都关注着人的“现代性问题”，憧憬着人存在于世界的未来图景。他说：“语言不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它是极其复杂的由用语的领域形成的群岛。”（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语言既然不是一个“交流的工具”，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只能是思想。

始终叩问教育真谛的笔者，试图通过诗歌教育的幽僻小径，小心翼翼地触摸现代语文教育的灵魂，这是自己语文教育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抑或境界。

笔者既是一个诗歌写作者，又是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多年以来，有两个问题，如同两个幽灵——教育与诗歌，它们时时在我的心陆上游荡。两匹隐隐孤独的狼，两面鲜红的大纛，在荒原上，长啸，长飘。企图占领的高地，常常被符码的洪水淹埋。四面楚歌，到处扩散着营救的信号；十面埋伏，四周葳蕤着数字的荒草。什么是意义的存在？什么是存在的意义？什么是教育的真谛？什么是诗歌的灵魂？雅斯贝尔斯曾对教育有过精辟的论断与譬说：所谓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海德格尔曾借助荷尔德林的诗句忧伤而又期望地呼吁：“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荷尔德林《在明媚的夜色下》）其实，两个问题合起来说，就是一个问题，即什么是诗歌教育的灵魂的问题。上帝早已死去，众神依旧缺席，“我在”混杂于“他在”之中，符号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个语文教育者，如何自觉自渡，如何觉他渡他？

笔者所能做的，就是用诗人的清醒与睿智，以及语文教师固有的良知与担当，去点击、唤醒、牵引那些稚嫩的灵魂，使其境界有所提升，为“已然的人”向“应然的人”（冯友兰《人生的境界》）的努力提供应有的帮助。

精神培植，绝对不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教育。精神培植比思想教育更温文尔雅，更具人性，更有亲和力。思想教育当然也属于精神教育的范畴，但思想教育，在总体倾向上显得更生硬、更机械、更狭隘，急功近利的色彩太浓重，并且常常带有违背主体精神、违背主体个性的强制特点；倘若处理不当，往往会造成学生情绪上的对立，形成逆反心理。精神培植就不同了，它针对的是语言倾听者与言语学说者的生命主体，总是从情绪共鸣与心理认同方面入手，是针对人之为人的精神内质而进行的。所以，它更春风化雨，更潜移默化；精神培植往往促使人从“内里”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人内心的强大、生命的活跃、灵魂的高贵。

新课程来了，来得及时。新课程为的是生者，为的是在者，它关注的是在者生者的“当下”。必须进行课程改革，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教育使我们的孩子失去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折断了翱翔的翅膀，降低了生活的热情，泯灭了天性中固有的朴素与美丽，塌陷了需要进一步开发、培养的创造才能与审美情趣的根基。逐渐变得庸俗与世故，变得冷漠与麻木，变得呆板与沉重。

创新既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是灵魂，那么，对于具体的个体生命而言，它肯定也是灵魂。灵魂，只有在教育，特别是在诗歌教育的不断唤醒与不停牵引的实际作用下，才能得以提升，最终臻于至真、至善、至美的崇高境界。

【本文系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新课程理念下的诗歌教育与精神培植的研究”课题成果之一，课题批准号：GS[2014]GHB0996】

3.传承雷锋精神诗歌 篇三

你像那场随风潜入夜的春雨，

悄悄地滋润着荒芜的心田。

阳春三月的中国大地，

于是，有一种透明的液体，

从上到下，开始

在生命的新绿、希望的花朵中，

参透……漫延……

洒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成了中国人精神文明的养分。

环境，因牟取暴利有污染的时候。

良心，因腐败堕落有变质的时候。

而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永远透明，

永远定格在那张和蔼可亲的娃娃脸上，

是这样的旗帜鲜明，光彩照人，

让所有的自私和残忍无地自容自惭形秽。

我们的祖国拥有你无私奉献的`精神之后，

再大的冰雪也会在温暖的手心里融化！

看：千万个雷锋从风雪中走来，

从城市乡村走来，从大街小巷走来，

一车车救援物资满载着人间的真情哦，

传递着春天的消息、让爱心在手上通行，

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你春天般的温暖。

风雪过后，人们懂得了真情的可贵。

我仿佛听到：十三个五年规划中，

高楼和庄稼又同时发出拔节生长的声音。

这声音，是劳动创造者的声音，

是科学发展的声音，是强国富民的声音，

她穿透阴暗、一片灿烂、情满中国。

就像眼前飘过的那片白云，

高远、清纯、洁白、透明，

在嘲笑着花天酒地唯利是图的灵魂。

是的，咱们的中国，

不能没有忠于职守忘我奉献的一群！

有了雷锋精神这样一群闪光的“螺丝钉。”

社会主义的大厦才不会垮塌，

4.红色精神的诗歌 篇四

我,埋怨,

我不是一个琴师.

祖国呵,我是属于你的,

一个大手大脚的

劳动人民的儿子.

我深深地,深深地爱着你!

我呵,虽不能,

像高唱马赛曲的歌手们一样,

在火热的阳光下,

在那巴黎公社战斗的街垒旁,

拨动六弦琴丝,

让它吐出震动世界的,

人类的第一首最美的歌曲,

作为我对你的祝词.

我也不会骑在牛背上,

摸着短笛.

也不会呵,

在八月的禾场上,

把竹箫举起,

轻轻地轻轻地吹;

让箫声飘过泥墙,

落在河边的.柳荫里.

然而,

当我抬起头来,瞧见了你呀,

我的祖国

那高蓝的天空,

那辽阔的原野,

那天边的白云悠悠地飘过,

或者

那红色的小花,

笑眯眯的从石缝里站起.

我的心啊,

多么兴奋,

有如我们家乡的

苗族的女郎,

在明朗的八月之夜,

疯狂地跳在一个节拍上.…………

祖国呵,

我是属于你的,

一个紫黑色的年轻的战士.

当我背起了我的

那枝陈旧的「老毛瑟」枪,

从平原走过,

望见了敌人的黑色的炮楼,

和炮楼上飘扬着的血腥的红膏药旗,

我浑身的血呀,它激荡,

有如关外那积雪深深的草原上,

大风暴似的,急驰而来的,

祖国健儿们的铁骑呀……

祖国呵,

你以爱情的乳浆,

养育了我;

而我,

也将以我的血肉,守卫你!

也许明天,我会倒下;

也许在砍杀之际,

日本鬼子的枪尖,

戳穿了我的肚皮;

也许吧,

我将无言地死在绞刑架上,

祖国,

在侵略者的屠刀下,

我不会滴一滴眼泪,

我高笑,

因为呵,

我——

你的大手大脚的儿子,

你的守卫者,

他的生命,

为你谱写了一曲

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我高歌,

祖国啊

在埋葬我的骨灰的黄土堆上,

5.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特质 篇五

关键词：李白诗歌 浪漫主义精神 特质 存在基础 现实意义

李白是盛唐这片文化沃土孕育出来的继屈原之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情满、才饱、神足，充盈着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天马行空的神奇想象，既雄奇奔放，又飘逸俊美，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以发自肺腑的咏唱登上了一个时代的顶峰，并以其积极浪漫主义独特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影响着李贺、苏轼、陆游、龚自珍、毛泽东等各个时代的著名诗人。杜甫概叹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评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長”；皮日休说“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陆游曾“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①一代伟人毛泽东也经常圈阅手书李白的诗歌，烂熟于心，口不绝吟，认为“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不朽艺术家。中国至今没有人能超过李白、杜甫的诗才”。②针对前人注诗存在的轻李重杜的不公倾向，毛泽东晚年曾有扬李抑杜的想法，意在维护李白与杜甫双峰并峙的同等文学史地位。③好在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文学讨论自由、百花齐放的新时代，不管是“哭哭啼啼”的杜甫，还是“搞点幻想”的李白，④研究者们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力求将优秀的文学传统有效传承和发扬光大。作为“诗仙”的尊崇者之一，笔者试以有限的文字，从本质特征、存在基础、现实意义等角度初步论述其诗作的浪漫主义精神，以求正于大方之家，并期盼着对“诗仙”的研究有所启示或帮助。

一

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情是诗歌创作的最大诱因，是诗歌直接吟咏的对象。李白作诗，总是经常放任内心炽热情感的流动，以奔放的气势纵笔挥写豪迈的气概和激昂的情怀。李白抒情是喷发式的，他的感情易于触动而又浓厚热烈，一旦兴之所致，便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无论抒写失意，追慕往昔，还是放眼未来，总能让人在一种大气磅礴、起伏跌宕的抒情格调中感受心灵的强烈震撼。《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诗人一开始就把浓烈的情怀抒写出来，接着便是情感浪潮的汹涌喷发：“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古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激越跳荡的情感喷薄而出，如天际流，莽莽苍苍，滚滚滔滔。以歌、行、吟、谣为题的纵情长歌如《扶风豪士歌》、《少年行》等固然体现了似暴风急雨、骤起骤落的李白式抒情，而以饮酒放歌为言的《将进酒》、发蜀道难世道艰险的《蜀道难》等乐府古诗也处处有“我”，同样显示着李白跌宕舒展的独有抒情方式和把自己的个性气质有机融入诗歌创作的特征。李白“以历史上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可比拟的极其充沛和丰富的感情来铸造他的诗魂，编织他的诗歌”。⑤的确，以情纬诗，给情以超乎生死、冲决一切的强大威力，尊情而贬理，这正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精神最重要的本质特征。

（一）抒发建功立业、自信乐观的豪情

对建立盖世功名浪漫理想的无限向往和矢志追求，以及始终保持的自信、自负、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是李白诗歌抒情的基调，也是其浪漫主义精神的起点。理想化的人生目标一旦与洒脱不羁的个性、傲世独立的人格和奔放沸腾的情感结合，在诗歌创作中便会释放出一种开合随意、一气贯之的狂放气息，好为大言变成了解决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一把金钥匙，浪漫主义精神所具有的那种大河奔流的气势和力量便会推动我们进入变幻莫测的神奇境界，让我们顿生“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陪侍御叔华歌》）的念头，为理想中的灿烂人生而百般感动，奋斗不息。济苍生、安社稷，救黎民、做宰臣，这是李白的政治理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驾去温泉宫赠杨大人》），他的抱负是高远的，他常以循道而求的孔子、匡扶社稷的傅李、决胜千里的张良等出将入相或为王者师之类的贤人自比。他确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他深信“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兰正字对雪见赠》），他自信“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梁园吟》）。他五次从政、五次破灭，每况愈下，虽然最后仍功未成、身未退，但他“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单华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继续以惊人的狂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呐喊着。甚至几乎掉了脑袋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给人强烈的精神震撼。

（二）抒发热爱祖国、关注民生的激情

李白是一个积极入世的诗人，他不会披着浪漫主义的彩衣在“象牙塔”里自慰地舞蹈。对祖国壮丽奇美的山河，他总是热情礼赞。“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登高壮阔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面对如此壮丽雄阔的江山奇景，有谁能不产生强烈的审美共鸣，而学李白以如椽巨笔挥写奇思异想和壮阔情怀？诗中众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雄奇壮美的意象组合，充分体现了诗人宏大的气魄和驰骋天宇的丰富想象力，又给人以一种崇高感，激发出一种炽热的爱国情怀。“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为君谈笑静胡沙”，《塞下曲》、《永王东巡歌》等诗篇中奔涌的爱国情感正缘于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和创建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诗人的爱国和爱家乡是统一的，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载名篇《静夜思》到“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的触景生情，哪一个远方游子读之能不凄然涕下？然而，浪漫色彩并未掩盖诗人对人民的关怀和现实的关注。“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对安史叛军分裂国家、虐杀人民的罪行，诗人愤怒痛斥；“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赠江夏书太守良宰》）诗人在提出强烈控诉的同时，深切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战城南》反映了不义战争给士兵造成的惨祸；《丁都护歌》深刻反映了拉纤船夫痛苦的生活；《北风行》表现了被压迫妇女的不幸遭遇。诗人以喷火的眼睛审视现实的罪恶和丑陋，使其诗作多了几分厚重和收获。

（三）抒发张扬正道、鞭挞丑恶的悲情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知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终歌之》），“有时忽惆怅，臣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宅，畏欲解世纷”（《赠何七官昌浩》），“长啸倚孤剑，目极心悠悠”（《赠崔朗中宗之》），大鹏折翅、天马含冤，理想破灭、壮志难酬，李白对自身的不幸遭遇提出了愤怒的控诉。“韩信羞将绎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美丑不分、黑白颠倒，诗人对同代辅国之臣惨遭迫害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一》）、“悲来乎！悲来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虚名拨向身之外……”（《悲歌行》），李白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出发，挥斥幽愤，伤己感时，表示了对往昔仁人志士不幸遭遇的极度不平和压抑人才、陷害忠良的最高统治者的无比激愤。愁是千古愁，恨是千古恨，悲是万世悲，李白的苦情感天动地！

（四）抒发傲岸不羁、粪土权贵的狂情

李白是狂傲的，“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与韩荆州书》）。对理想自由的苦闷炽热和呐喊呼号，时刻激发着诗人傲岸不羁、粪土权贵的叛逆精神。他轻王侯、戏万乘：“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他不肯屈尊、不慕权贵：“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挂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对现实人生的奋力抗争、对独立人格的执著追求、对自由生活的强烈渴望都使李白的诗歌更具“胸中一喷即是”的神奇力量，以“吾手写吾心”的强烈主观抒情色彩彰显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

二

“有性灵者自为龙”（汤显祖《张元长嘘云轩文集序》）。灵性是作者个人的文学才能、真知卓识和奇情异气，即才情。李白创作，天道自然，豪放不拘，目空一切，物我两忘，在浩大的宇宙间将生命意识推至极致，将人格精神推至极致，以对现实人生的执著追求完成天才的创造。以才赋诗，发乎灵性，自出机杼，反对规则、格法的束缚，以广阔的视野、卓越的思想，驰骋其心神于天地万物之中，从而创造出超凡脱俗的作品，这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精神的又一显著特质。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王世贞《艺苑卮言》），才思是作品意境构成的重要因素，艺术构思取决于作者的才气学识。李白是中国诗坛最富有才气的诗人，他凭借非凡的才气开创了一代诗风。杜甫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才高心不足，道屈善邻”（《寄李十二白十二韵》），足见李白高出众表的诗才是当时所公认的。李白是天才，“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岁时，已经“作赋凌相如”了。及至成年，“天才英丽，下笔不休”。但他并不完全依赖天分，而是十分注重后天丰富知识和阅历的培育。他形容自己“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常横卷籍书，制作不倦”。即使被捕入狱，“犹读留候传”。读书专心致志，写作勤奋不倦。李白很相信自己的天才，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古来万事贵天生”，充分激发了主观能动性和创作灵感，勇于奋进而至老未衰，他的诗才气吞一代，目无千古，使读者兴会激扬；李白又是奇才。他的诗作总充满着奇思构想、奇特夸张和奇异意蕴。汤显祖认为：“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上下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见可以无所不知……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拿戾关机，尽其意势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序丘已伯稿》）。李白正是这样的诗坛奇士，古人论著称他的诗“奇放”、“奇特”、“出奇”或“奇之又奇”，都是指他以才赋诗的异乎寻常、不同凡响。《蜀道难》、《将进酒》等即为典型之作，放荡不羁的狂想、悲愤难申的遭遇和上下求索的坎坷结合成旷世奇才的深沉呐喊，给人长河奔腾、惊涛拍岸的气势和力量；李白也是一个仙才。他口吐天仙之辞，笔写仙翁之语，身在人间，却与仙人对话，与神仙交友，仙风飘飘，道骨嶙嶙。太清幻境，天极西海，他都能跋涉登攀；白鹿仙鹤，鼎湖飞龙，他都能够驱遣乘坐；赤松安期，麻姑精卫，他都能妙笔点化。李白诗歌所创造的神仙氛围令人心旷神怡，“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的意蕴异常深刻。

李白以才赋诗，前无古人。天才使其构思敏捷，造语迅速；奇才使其诗风豪爽，视角独特；仙才使其诗格飘逸，情绪超然。唐人范传正说他“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雄廓，拔俗无类”（《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他学习传统，但不效法俗文，而是以其才气活用法度，自创体格。正由于此，李白才能以其清水芙蓉之态、天然雕饰之姿及无法之法创造出自由脱俗、飘逸奇美的诗歌极品，成为诗国最光辉灿烂的代表。

三

“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表现客观世界的奇情异气，绝不能局限于现实生活中仅有的表象，不能拘泥地“以理相格”，而应借助大胆的夸张、想象和幻想，“虽理之所必无，然情之所必有”。以神取胜，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取出人意表之法写“人世之事”，表“不可一世”的积极精神，这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精神的另一基本特质。

倾泻恣意喷发、无拘无束的狂热激情，展示强烈的自我意识、率真的自命不凡和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就必须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大气表达方式。浪漫主义神奇的比喻、夸张等手法的运用和神话、传说等想象元素的进入，就为淋漓尽致地描画瑰丽的现实世界和情感世界提供了最有效的帮助。当平常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他就运用大胆的比喻、夸张；当现实生活中的事物难以表达其思想、愿望时，他就借助非现实的神话传说和种种奇丽惊人的幻想。这正是李白诗作给人以“笔下有仙气”的原因所在。“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以有形喻无形，大胆的夸张让人突感生活的沉重和现实的无奈；“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北风行》），惊心动魄的比喻细致刻画了阵亡士卒妻子内心深处的悲哀和绝望；“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行》），以五岳之轻言侠客然诺之重。此外如“疑是银河落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桃花潭水深千尺”等一系列奇特的比喻和夸张，都鲜明传达了诗人的情感信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醉人的审美愉悦。

然而，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比喻永远离不开出人意表的想象。以奇情壮采的《蜀道难》为例：“噫，吁嘘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一开篇就以神奇莫测之笔，凭空起势，吸引住读者的注意。紧接着，从蚕和魚凫说到五丁开山、文龙回日，全凭虚无的神话传说落笔，驰骋想象，烘托奇险的山势，并通过黄鹤、猿猱、悲鸟、子规鸟的夸张点缀和胁息、抚鹰、凋朱颜的叙述，完全摆脱时空界限的束缚，在人们的惊奇赞叹中完成“蜀道难”这一主题的提示和深化。《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诗人想落天外的名篇。沿着一条与天地星辰同呼吸的心路，诗人的梦境从幽美宁静的湖月飞升到奇丽壮观的海日，又从千岩万转的道路飞升到惊恐战慄的深林层巅，境界愈转愈奇，愈幻愈真。最后由梦境进入仙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五彩缤纷的美丽世界。奇特的想象，展示了梦境的自由美好，也写出了诗人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扣人心弦，魅力无穷。诗人在超越天际、神鬼难及的想象中，总能让人感受到一个个鲜活而富有力量的奇丽意象。李白诗中最突出的意象群当属大山、大川以及天、月。“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崔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绝顶，俯窥天目松”、“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拨五岳掩赤城”，山是奇险大山，高耸入云，飘然如仙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波澜壮阔、蔚为壮观的大川是诗人胸中的力量之源，激荡不已，生生不息；“何用孤高比云月”、“举杯邀明月”，与月对饮，目及天外，将生命的激情、伟岸的气质外化为奇美的意象，浪漫主义精神便有了全新的诠释。

四

李白作诗，以情赋诗，以才赋诗，以神取胜，以诗家之心去张扬诗歌的生命力。李白是卓越的和空前绝后的，他以发自肺腑的豪情咏唱登上了一个时代的顶峰，成为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继往开来的第一人。和屈原相比，他少了点哭腔和悲情，多了点乐观和豪迈，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以其豪迈热烈的个性、强烈的反抗精神弹奏出积极浪漫主义的最强音。

（一）儒、道、侠思想有机统一

李白是一个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善于从不同的思想流派中吸取养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求大同存小异。从表面看，儒家、道家、游侠的思想有许多矛盾对立甚至水火不相容的地方，但李白能主动结合自身的实际需要巧妙地加以“扬弃”，从而“为我所用”。追求功名、寄情山水、求仙学道伴随了诗人的一生。与大多数盛唐时期的士人一样，李白也醉心于功名，时刻幻想着和古代策士一挥“编干诸侯”、“历抵卿相”，寄希望于风云际会，一鸣惊人；或如豪侠之士平交王侯，行侠仗义，建立盖世功名后归隐山林。所以，他一方面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欲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蔑视世间的一切。他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要平交诸侯，长揖万乘。这样，他就得以将本不相容的儒、道、侠三家思想结合成“功成身退”这一人生理想，并成为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虽然他的浪漫理想经常被现实的坚冰撞得粉碎，但他的执著又使他始终保持着自信、自傲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将对功名的追求升华为积极进取的高风亮节，并进入具有侠义气概的理想化境地。这种思想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其浪漫主义精神就更加异彩纷呈。

（二）时代精神与个人气质完美契合

李白主要生活在盛唐时期，这一时期是唐王朝国力鼎盛、人民生活富足、百业兴旺的黄金时期，民族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都得到了高度膨胀，张扬个性、奋发向上、追求自我价值成为时代主流，尚武任侠、求仙学道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并盛行一时。盛唐文化以其博大、浪漫、开放、创造、包容雄居当时的世界文化之林。一个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时代与李白热情、自信、天真、狂傲、仗义的个性气质相契合，引领诗人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去。袁行沛先生说得好：“盛唐文化的乳汁已经化为李白的血肉、骨骼、灵魂、精神。他整个儿地就属于盛唐。也只有盛唐这样的母亲才能培养出李白这样的儿子。”李白诗歌所表现的强烈功业心、顽固执着的自信、自我力量的高扬、超拔群芳的创造、诗韵回旋的动感和对自由精神的热爱、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无不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和诗人的个性特征。这种契合为浪漫主义诗情奔流开凿了一条壮阔的运河，让其滚滚向前。

（三）诗人合一与天人合一

在浪漫主义诗人的眼中，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诗意则应该是人生的诗意，诗歌与人生合一才是完美的。作为李白人生三大主题的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无不被炽热的诗情笼罩住。在诗的王国里，他从容编织不同凡响的理想，轻松排解“人生在世不得意”的烦恼，挥刀斩断束缚自由的绳索，放纵真我的情感。所以，李白选择了以诗记录历史，以诗演绎人生，以诗歌唱大我。他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执着地追求理想，顽强地表现自我，“笑傲万古空无人”。直至大限之际，“入水中捞月而死”，追思人生的最后诗意。基于对诗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认识，李白自觉地拥抱自然、融入自然。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和失落，都可以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得到补偿。这种与自然泯一的思想正是他自由性格和浪漫诗情的生发点，他由此向往山水、寄情山水，从自然与求仙中获得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逍遥境界，一种使心境得以恬静和自我得以充分提升的人生境界。无论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天上来”的“黄河之水”，还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诗人都倾注入无限的激情。

五

对艺术上的浪漫主义，毛泽东1938年4月在鲁迅艺术学院所作《怎样做艺术家》的报告中曾有过精辟论述：“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的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种精神。”伟人的论述对我们解构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精神的内在蕴含和现实意义很有帮助。李白终其一生，都以其灼热情怀热烈地追求光明理想，纵情地歌唱祖国的壮丽河山，猛烈地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严肃地关注现实人生。他以勇敢的精神想人所不能想，歌人所不敢歌，创导了一种全新的诗风，开阔了诗歌的美学境界，把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诗风推向一个崭新高峰，具有锐不可挡的气势和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李白那种追求自由与理想的执着精神对心灵矮化的中国文人来说，都能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灵撼动，并永远鼓舞着积极向上的人们昂首前行。这正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精神的最大现实意义之所在。

（一）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歌手

李白是盛唐时代的骄子和伟大歌手，他的诗歌充满了盛唐时期奋发向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新时代，我们正需要无数象李白这样胸怀远大理想而又胸襟广阔的诗人，礼赞我们伟大的时代；需要像李白一样英勇无比的斗士，来荡涤社会的污垢；需要李白这样富于创造精神的先进人物，来建设和创造重要发展机遇期的先进文化，鼓舞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提升民族自信心与战斗力。

（二）独立的人格永放光芒

后人推尊李白，不在于他天才式的想象和磅礴的大气，而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个性风采。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岸，“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风骨，与自然合一的潇洒，狂放不受约束的禀性以及清水芙蓉的真我，都是他独立高尚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以其精彩引领我们阔步前行。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冲击的今天，始终保持一份天真，矢志坚守一份净土，拒绝形形式式的物欲诱惑，就显得更加难得和宝贵。而这，正是李白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食粮。只要我们努力从中汲取养分，我们就一定能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走出心灵的阴影，大踏步向既定的目标迈进。

（三）永不言弃是走向辉煌的保证

李白狂放的一生，都在为理想歌唱。虽然五次出山都遭受失败的沉重打击，但他却永不言悔，始终保持着乐观和自信，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直至完成“水中捞月”的壮举，他仍未实现“功成身退”的美好愿望，但他早已以其坚韧和执着竖起了另一座人生丰碑——一座闪烁着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高峰。就此而言，他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他的坚持和永不言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坚持和执着。只有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坚定地向着既定的目标阔步迈进，我们才能登上精神的新岸，用成功的喜悦拥抱灿烂的明天！

注释：

①姜亚林，《阅读大师·文学艺术卷》，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5月。

②龔国基，《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6月。

③孙琴安，《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文艺报》1991年12月28日。

④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⑤康怀远，《李白批评论》，四川出版集团，2004年9月。

⑥《文学论集·第六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3月。

6.弘扬长征精神的诗歌 篇六

《江城子·忆长征》——李志民

长征万里路遥迢，风萧萧，雨飘飘。

浩气比天，千军势如潮。

为雪国耻洒热血，真理在，恨难消。

梦断推窗听鼓角，冷月皎，流萤高。

身居京华，常盼归鸿早。

抽出心丝填旧句，写往事，万年骄。

《清平乐·六盘山》——毛泽东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歌颂长征精神现代诗歌

枪声在年轮的车辙下飘远

硝烟在岁月的季风中散尽

历史长河永不停歇

冲淡了那些原本鲜亮的面容

而雪山不会忘记

她高傲冰冷的身姿

曾经匍匐在红军的脚下

草地也不会忘记

无论怎样的坎坷和泥泞

都未能阻止那一双双草鞋的行程

在炮火中震颤的湘江

见证了红军的英勇壮烈

滚滚江水

承载了多少烈士的`亡魂

七百多个日夜

二万五千里长征

冲破一次次堵截

甩掉一次次追剿

中国工农红军

用热血 用坚韧 向世界证明

我们------是真正的英雄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永不倒下的是红军长征那种

百折不挠 坚忍不拔的精神

它像一盏明灯悬挂在心头

伴随我们踏上新的征程

《念奴娇·昆仑》——毛泽东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歌颂长征精神现代诗歌

敌人四面八方伸出魔爪

向着红军队伍

携飞机大炮，张着血口

蜂群一样步步紧逼

林立的屠刀，寒光闪闪

红军队伍危在旦夕

毛泽东指挥若定，弹拨赤水

谱写战曲，奏响四个乐章

敌人变成一头笨牛

红军牵着它的鼻子走

跳出重重包围

敌人眼巴巴看着红旗飘向远方

歌颂长征精神现代诗歌

咆哮江水，啃噬峭壁，凶猛胜狼

团团漩涡，转动夜空星星

十三根粗大的铁链拉着两岸臂膀

红旗、五星照亮红军的心

胜利道路就在这铁链上

二十二位勇士向前，过铁索

不惧枪林弹雨、惊涛骇浪

燃起无畏火焰在江上燃烧

敌人化为灰烬，索桥通畅

飞夺泸定桥，革命火种不灭

长征史上永放光芒

《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歌颂长征精神现代诗歌

一望无边的沼泽地，迷茫视线

草丛、泥潭、河流覆盖脚下的路

没有飞鸟、野兽，不见袅袅炊烟

狂风、暴雨、飞雪、酷暑、严寒

把草地的无常，暴戾性格彰显

草地隐藏的一张张血口，随时吞噬一切

过草地的红军战士处处面临生命危险

无畏，艰难跋涉，迈向目的地

用野菜、草根、皮带充饥，披肝沥胆

释放信仰能量，面对残酷

不让热血凝固，抱团取暖

望北斗，跟党走，过了草地

铸就革命历史上一道，可歌可泣的风景线

《清平乐·会昌》——毛泽东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7.学习雷锋精神的诗歌 篇七

一个贫困的家中培育出一种杰出的精神!

他，众所周知!

他，大家都知道!

她们一同穷响大江南北。

贫困、被压迫，

糟踏着他的内心。

柴刀、身亡，

残害着他的人体。

内心的疤痕与人体的疤痕，

督促他坚强不屈的走回来。

他走过来了，

踏过了痛苦的封禁，

踏过了运势的摧残。

他总算突破重围，

他总算找到提高人生理想的演出舞台。

因此，

他做了融进海洋的水滴，绝不干枯。

他做了一颗不锈钢的钢钉，绝不停歇。

焦虑情绪和忧虑渗入了温和的温风。

孤单和害怕泊在了温暖的海港。

弱冠二年，

电杆砸出了灿烂的精神，

营房边写出了不朽的诗行。

一种善解人意、漂亮的性命这里完成。

一种温暖、打动的使用价值这里出世。

多少人从泥泞不堪中踏过收藏一个人的故事;

多少人从艰险里超越召唤他的名字。

是多少人在蜿蜒曲折中茫然被他引导;

是多少人在岔口彷徨受他的勉励。

他是一盏明灯，

他是一根长鞭，

他是一组诗行，

他是一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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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雷锋精神演讲稿

★ 学习雷锋精神征文

★ 歌颂雷锋精神的诗歌

★ 学习雷锋精神个人心得体会

★ 学习雷锋精神心得体会400字

★ 有关雷锋精神学习个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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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三代诗歌精神”的历史性终结 篇八

今天为何还谈“第三代诗歌”，它不是已经终结于八十年代末了吗？诚然，作为诗歌运动的“第三代”在九十年代来临之际戛然而止，但其诗歌精神却在社会转折中有所转型，并延展到了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写作中。因此，“第三代”对于我们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历史话题，更是一份在很多场合仍被频繁使用的遗产——即使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觉的诗人们已经在诗歌创作中完成了对第三代的反思和超越，但仍不乏“第三代诗歌”的徒子徒孙们，固守着一种因为体制化而显得理直气壮，内在却相当乏力的写作立场沾沾自喜。因此，审视“第三代诗歌精神”的历史性终结，思考如何在当代立场上反思和消化“第三代诗歌”遗产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第三代诗歌”来自于“第三代诗人”的自我命名，据说是1982年10月由四川的万夏、胡冬、廖希等人提出。一次在重庆有三十多个诗人参加的聚会上，他们用“第三代诗人”来自我命名，以区别于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第一代诗人，和以北岛等“今天派”为代表的第二代诗人。“第三代”的指称对象事实上存在着差异：“一种意见是，它专指始于八十年代前期由韩东、于坚等倡导，由‘他们’‘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社团继续展开的诗歌：主张诗与‘日常生活’建立有‘实效’性质的连接，与‘浪漫主义’模式保持警觉的距离，在诗歌风貌上呈现‘反崇高’‘反意象’和口语化的倾向。其他的理解，则倾向于将‘第三代诗’看做‘朦胧诗’之后青年先锋诗写作的整体，即泛指‘朦胧’诗之后的青年实验性诗潮。”[1]

我认同后一种界定，如果抛开对“第三代诗歌”过于琐碎的派别划分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它事实上共享着至少四种诗歌精神，或者说写作伦理。我们会发现这些诗歌精神、写作伦理在“第三代”作为运动终结之后的延续，我们也将看到它们在当下语境中渐渐失效的困境。

必须指出，这里的终结指的是它作为诗歌启示者——先锋角色的终结。作为一种个人选择或局部选择，这些资源依然还会发挥作用，事实上至今仍有不少诗人把这些诗歌精神作为写作最重要的、启发式的资源。正因如此，它们还在某些角落被当成先锋的面具，这构成我们今天煞有介事地谈论“第三代诗歌精神”终结的前提。

口语诗歌解构伦理的终结

洪子诚说，如果把“第三代”看成是后朦胧诗的青年先锋诗歌写作整体，则“‘反崇高’‘口语化’等特征并非‘第三代诗’的全部”，这反过来说明，反崇高、口语化被很多人视为“第三代诗歌精神”的最重要特征。

反崇高的价值立场，口语化的语言实践，日常化的题材趋向是这种以日常伦理颠覆革命伦理的解构性精神的重要特点。“第三代诗歌”中，这一派日后被强调得最多，既因为他们旗帜鲜明、团队作战，具有标签效果、轰动效应，也因为他们的这种以日常解构宏大的话语立场在九十年代的新背景下获得了来自现实的更充分的支撑。

“第三代”这一脉以“他们”“莽汉”“非非”等为代表，包括“废话诗人”杨黎在内。他们以解构的姿态面对过往宏大的叙事，把柔软绵密的语言品质和日常生活带进诗歌。这种语言策略发端于八十年代的韩东、于坚等人，更被九十年代被伊沙、沈浩波等人所充分发挥，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主要呈现为反讽和口语的双向尝试。反讽和解构带来洞开生活的快感，但也使诗歌精神格局变得促狭。所以，日后不少诗人探索口语诗性，但并不一定呈现为反讽实践，比如于坚和韩东，这一现象提示着反讽式写作的内在限度。但口语反讽在九十年代、新世纪也不乏后继者，通过网络而广为人知的赵丽华“梨花体”、乌青“废话诗”都是这一脉在新世纪的延续。

我们反对大众阅读对口语诗歌的诋毁，却不能不指出：时至今日，口语反讽已经成了一种乏力的手段，既不能维持一种批判性的写作，与当代现实短兵相接；又不能培育强大的精神根系，为恶质丛生的时代寻找精神确认的资源。口语反讽于是成了一种聪明人的语言游戏，在一个虚假的敌人面前耍枪，以挠痒痒的方式成为一种安全的诗法，甚至成为媒体争相消费的对象，杨黎、伊沙、赵丽华、乌青等人莫不如此。口语诗歌与消费社会的交恶和调情是互为表里的。

口语反讽的写作在新世纪早丧失了作为诗歌先锋的角色，它只能作为有限的修辞资源出现于局部实践中。与其说口语诗歌是边缘的，不如说它才是诗歌领域内部一种庞大的体制。依然沾沾自喜地以为口语诗歌代表着前进方向的诗人，大抵是疏于思考、善于表演的。

口语诗歌在诗学上还呈现出“反意象”的倾向，其中探索最深，影响最广应该属于坚的“拒绝隐喻”。在于坚那里，隐喻之弊便是意象之弊。拒绝隐喻是对传统诗写方式的放弃，是写作上求新意识下的修辞弑父，它以拒绝的姿态吁请着诗写的更新。这种方案可能为于坚的写作带来新活力，但显然也给他带来了新的陷阱和悖论。

于坚混淆了隐喻修辞和隐喻思维的区别。作为修辞的隐喻也许可能在具体文本中被拒绝，隐喻事实上是对语言表意功能的拓展，使意义从此物进入彼物，从具体世界进入抽象世界，换言之，隐喻是唤起事物隐秘联系的方式。所以，作为思維方式的隐喻是不可能在文学中被驱逐的。在于坚的大量作品中，看上去隐喻被拒绝了，事实上被拒绝的仅是隐喻的修辞，在思维的层面上，于坚的诗歌同样乞灵于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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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求新意识使于坚拒绝诗歌中的陈腔滥调，这是“拒绝隐喻”方案的问题意识和合法性基础。然而，在为诗歌的陈腔滥调归因时，于坚却找错了根源。他认为隐喻必须为诗歌的陈腔滥调负责，这无异于把杀人的责任归结到刀上。吊诡的是，这种方案在理论上虽然谬误重重，但对于于坚本人写作的自我更新却并非完全无效。

拒绝隐喻虽无充分的理论基础，不足以成为普适性的写作原则，却不失为某个诗人个性化的写作选择。正因此，其悖论性必须被指出：我们既不能因为它理论上的迷误而否认它作为个人写作方案的可能；也不能因为它在某个诗人身上产生的效果而将其扩大为普遍标准。

即使是于坚这样的具备很强诗学思辨能力的诗人，在为其口语诗歌实践提供诗学可行性时，同样充满悖论。反意象已经被历史性终结了，口语诗歌写作不但不是先锋，在今日的写作语境中甚至不再扮演启发者的角色。

身体写作伦理的终结

“第三代诗歌”中的性别书写由于敞开了前所未有的女性经验，从而跟“第三代”的“反”姿态产生共振。翟永明、陆忆敏、伊蕾这些诗人显然是个性各异的，翟永明以匪夷所思的黑夜意象和语言逻辑敞开了女性深渊般的内部体验；陆忆敏的想象同样灵动奇巧，但她的性别批判主要建立在对霸权文化体制的反思上；伊蕾的写作则呈现了一种跟伊利格瑞、西苏女性理论同源的女性主宰自身欲望的身体伦理。九十年代以降，翟永明的影响不减，但是其黑夜诗风几无继者，就连她本人也迅速转向。反而是陆忆敏的性别文化反思、伊蕾的肉身伦理被尹丽川所继承。但不同在于，尹丽川诗歌对身体的强调，有某种去性别化的倾向。她显然不像前辈那样从女性欲望的角度来表达对身体伦理的信赖，她和她的伙伴们混合了口语反讽和身体写作伦理，为九十年代后期以至新世纪初诗坛奉献了一场“下半身写作”诗歌运动。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下半身写作”除了口号原创之外，在写作理念上并无新鲜之处。它是诗坛内部代际博弈的结果，在口号上却悄悄地挪用了“第三代”就已高扬的欲望的旗帜。它企图以上一代的叛逆姿態把上一代送入历史，在写作中也不乏有趣的文本。然而，诗歌中的身体解放是否能拴住价值坍塌中的生命迷舟，这个问题是真诚的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曾为“下半身写作”干将的朵渔后来有了这样的省思：

我的“下半身”大概持续到2003年，这期间的一场病对我既是启示也是劝阻，警示我身体的乌托邦更甚于语言的乌托邦，对“身体性”的偏执强调对自我既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封闭。[2]

曾经的“下半身”诗人们，写作上纷纷转向，这意味着诗歌中的身体乌托邦已经被诗人发现，打开身体并不是诗歌面对这个时代、印证自身尊严的充分方式。身体话语和身体修辞依然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中，但“第三代”飘扬下来的身体旗帜已然丧失了作为诗歌启示者的合法性。至少就当代诗而言，身体的打开并不必然匹配这个时代的复杂性。

圣诗写作伦理的终结

“第三代诗歌”中有一类后来被简化筛选并进入大众诗歌阅读视野的写作，那就是海子、骆一禾和昌耀的诗歌。最近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海子和骆一禾的诗歌创作称为一种圣诗写作，这是不无道理的。海子的写作终结于1989年，却在九十年代完成经典化。有人把海子的写作称为前现代的乡村写作，或者是沉溺于自我幻想的青春期写作，这种评价并不公允。海子、骆一禾、昌耀这类诗人拥有一种有别于“第三代”反崇高派的诗歌朝圣冲动。他们有着关于诗人身份的独特想象：精神生活在诗人生命中居于绝对的、不可替代地位，诗歌在精神生活中居于绝对的、不可替代地位；因此，诗歌是诗人生命的全部，而诗人则是精神王国中的王、先知、圣人、苦难承担者和精神殉道者。这种身份想象和价值立场，有强烈“形而上”的崇高意味，跟口语反讽、日常生活的反崇高立场如此不同，却同时居留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空间。

圣诗诗人有别于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嬉皮诗人”，对于“嬉皮诗人”，诗歌仅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嘻哈、无所谓、轻、对承担的嘲笑是下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但这种嘲笑承担的文化内部的价值匮乏又催生一种精神消费的渴求。所以，海子——特别是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择作为一种诗歌消费的对象。海子作为诗人的写作终结于八十年代，海子的圣诗写作姿态同样被终结于八十年代，但海子的诗歌名声却在九十年代真正确立起来。

坚持着和海子相近写作姿态的骆一禾同样很快离世；比他们更年长的昌耀则延续着一种几乎缺氧的形而上抒情诗，成了九十年代另一个被经典化，同时被市场消费的诗歌奇迹。

如上所言，海子和骆一禾对大诗、史诗、圣诗的追求跟他们的诗人身份想象相关，这种想象又依赖于时代提供的身份认同资源。在一个认同稳定的时代，文化场域内不断为诗人生产着种种身份认同的养料，确定的身份想象促使诗人将某种审美意义感投射于某种确定的风格中。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时代的身份认同资源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要是文化领域）在认同资源上对诗人“断供”，而诗人的身份认同已经具有了稳定性和惯性，所以，就必然产生转折时代诗歌的撕裂感。

当海子沿用旧的身份想象方式和诗写方式，不能不深深感受到跟时代的对峙和分裂，为了弥合这种分裂，他选择魂归天国。其他诗人必须选择和新时代形成新身份契约，设置新的诗写方案（西川、欧阳江河无一不是，这不是妥协，而是协调），但周转不灵者往往以更激烈的书写延续着对既有诗歌方案和身份想象的维护，其结果，他们在诗歌中创造了一个幻想空间，而他们在现实中更进一步感到痛苦和撕裂。

在一个去崇高化的时代来临之际，圣诗写作迅速地贬值和消失，但它毫无疑义是“第三代诗歌”的家族成员。它已经历史性地终结，不可以恢复成为当代诗的姿态，但将它当做浅薄的青春写作面相显然也是驱圣时代的曲解。

圣诗写作伦理跟九十年代的政治和市场环境有最大的抵牾，所以它在1989年就面临文化压力和转型。以后的诗人，将不再能够分享圣诗写作的姿态，它往往面对两种消解：其一是来自口语派的讥讽，此时他们被视为无病呻吟的青春写作，如于坚对海子的评价；其二是来自大众读者和一般爱好者的模仿。模仿完成了海子诗歌的文化资本增值，却将其沉重的诗歌精神转化为安全的、可复制的意象菜单，坐实了口语派讥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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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诗写作伦理所缔结的诗人与世界的关系过于虚幻脆弱，但它所提出的人与精神、人与梦想的形而上关系却依然是一份今天的诗歌之胃需要重新消化的铁钉。

纯诗写作伦理的终结

纯诗是一个由瓦莱里提出的概念，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发展中，不断被重提，但意义并不完全相同。纯诗之“纯”，一种说法是针对于大众化诗歌的功能趋向，强调诗歌应有自身的文体和审美特质，此时纯诗之纯，并不排斥诗歌在捍卫审美自律性之外的现实见证，比如四十年代的所谓纯诗倡导者，如朱光潜、梁宗岱，提倡诗自身的同时，并不强调诗只能是诗自身。另一种纯诗之纯，则专营诗歌的语言，并拒绝语言之外的任何质素，一种绝对的“诗到语言为止”的纯诗姿态。

“第三代诗歌”在反崇高的解构式写作之后，“与此并存的还有别一倾向的展开，即继续着‘现代主义’的艺术态度，将超越的浪漫精神和诗艺的‘古典主义’结合，在展开的现实背景上，执着于人的精神的提升。”[3]这是“第三代诗歌”中现在被称为“新古典主义”一脉的探求，它以西川、张枣、柏桦、陈东东为代表。这里的“新古典主义”不但指某些诗人写作风格上的古典气息、江南逸乐氛围，更指他们对诗艺操持的那种谨严、重视形式秩序的立场。所以，他们主要不是新“古典”，而是新“古典主义”（对在规矩中求方圆笃信）。

纯诗立场在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体现为“新古典主义”，这种立场在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转折中经过一番调整和转型，成为了九十年代影响深远的“语言的快乐”——臧棣所提出的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是“历史的个人化”。

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化人的身份认同成了巨大的问题，在强烈转折的社会背景下，旧的认同方式——一种介入的，启蒙的精英想象不可能再继续，知识分子新认同的寻找成了九十年代最重要的精神主题。文学场域中，身体写作、市民写作、大历史写作竞相出场。对于诗歌而言，无论是身体、日常还是历史寻根，在八十年代都已经有所实践，九十年代的这些命题都将继续，并催生出一种纯诗认同。纯诗认同把写作认同为技艺——一种语言内部风景的发现。它既有效拒绝合唱和鄙俗化，同时也在对语言的更新中重构了自我跟诗歌、诗歌跟社会的关系，通过把诗歌的领域紧紧地限定在语言内部，诗人重新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技艺诗歌观既是八十年代纯文学思潮的某种延续，又是“诗到语言为止”的更彻底推进。通过对诗歌语言装置的更新，诗人逃避了成为各种宏大叙事俘虏的命运。同时也以一种专业身份守护一个鄙俗化时代诗歌的尊严。在九十年代的背景下，再怎么高地评价这类纯诗诗学都并不为过。

然而，纯诗不但在九十年代特殊的背景中成为一部分诗人维持寫作的认同资源，在新世纪更是通过知识生产、学院诗歌教育成为一种典型的学院习气。姜涛如此分析道：

依据我的胡乱发明和引申，该习性可以做如下的概括：依靠一种貌似激进、实则安全的立场写作，把一些特定的主张、观念本质化，并视之为无需反思的正确知识。在这种“正确”的诗歌知识的荫庇下，无论埋头写作，还是撒娇卖乖，大家其实都在格套里、围栏里，只是浑然不觉，视此为天然罢了。[4]

学院习气与所谓的现代诗学互为表里，姜涛将现代诗学日渐自明的诗歌想象称为“现代诗教”并作了如是概括：

在与社会、历史的对抗性关系中，发展出一整套有关诗歌的完整认识：在诗人形象上，诗人被看作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在世俗生活中应享有治外法权；在功能上，诗歌效忠的不是公共秩序，而是想象力的逻辑，诗人的责任不在于提供清晰的理性认知，而是要不断开掘、抑或发明个体的情感、经验；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上，诗人更多信任语言的本体地位，相信现实之所以出现于诗行，不过是语言分泌出的风景；在诗歌传播与阅读上，诗人与少数的读者应维护一种艰深的共谋，诸如“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一类说法，由此显得如此动人。[5]

纯诗显然是现代诗教的重要成果，纯诗致力于处理语言的内部关系和诗人以语言为中介的智性想象力，并有将其设置为诗歌唯一目标的冲动。

我并不认为纯诗写作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然而一种极端的纯诗立场在今天不但失去先锋性，甚至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新体制化想象。八九十年代的纯诗探索，通过对花岗岩般革命语言的打破，获得了在社会场域中的先行者位置，在所指宰制能指的环境下，纯诗写作的能指狂欢以审美自律性和审美颠覆性捍卫了文艺场域内的生态，它实际上是为诗歌可能性争取空间。如今某些诗人的纯诗立场——比如臧棣，却存在着将诗歌的语言工作扩大为诗歌全部工作的意图，它显然是以扩张的姿态压缩诗歌的空间，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需要反思的“知识”了。

值得注意的是，八九十年代的纯诗立场宣告“诗歌首先必须是诗歌”，而当下的纯诗写作立场却变成了“诗歌只能是诗歌”。前者强调诗的审美自律性和文体形式规律的探求，并不拒绝诗歌在此之外走得更远；而后者却希望把诗牢牢圈死在语言想象力设定的新牢笼中。

纯诗往往强调诗本体，但诗本体并非诗的全部。诗歌的语调、结构、修辞、建行建节都不是锁定的，它是一组相对稳定的范畴，向历史和经验敞开，并在想象力的参与下捕捉某个相遇的形式。纯诗在向历史经验、当代经验开放方面呈现保守立场，虽然它们并不完全宣称拒绝开放。

必须说，任何时候，有能力更新语言的诗歌都是令人敬佩的；同样，任何时候，理解语言的奥秘，尊重诗歌文体都是成为诗人的前提。然而，把诗歌的工作范围紧紧限制在语言的半径中，显然丧失了对诗歌“可怕的责任”的意识。这个时候，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是值得倾听的，针对所谓的现代主义纯诗观，他在诺顿文学讲座第二讲《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中援引另一个诗人——他的堂兄奥斯卡·米沃什的话：

（纯诗）这种小小的孤独练习，在一千个诗人中的九百九十九个诗人身上带来的结果，不超过某些纯粹的词语发现，这些发现不外乎由词语意料不到的联系构成，并没有表达任何内在的、精神的或灵性的活动。

过去的诗歌是不“纯”的。就是说，他们没有给诗歌指定一片狭隘的领土，没有把宗教、哲学、科学和政治留给被假设不能分享精英入会仪式的普通人。

诗歌始终紧跟着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神秘运动，充分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责任。[6]

强调诗的见证的迫切性，在当下常常被纯诗诗人曲解为道德绑架。必须指出，强调诗“终紧跟着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神秘运动，充分意识到自己那可怕的责任”并非去恢复左翼书写中的人民性伦理和题材决定论。在强调见证的迫切性的同时，米沃什同样强调诗歌语言愉悦的迫切性。诗歌必须先成为诗歌，但诗歌不能把精神领域局限于语言的内部，它的触须必须以诗的方式伸向更远。这甚至不是为了拯救、为了帮助，不是为了“大众化”，而是为了诗自身获得语言之外更充分的承载力和可能性。

结 语

越来越多的当代诗人意识到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确立的写作伦理不能作为一种当下的支配性资源来使用。这意味着它已经历史性地终结，将它引入当代诗是有条件的。这也意味着当代诗歌写作的“当代”必须被重新发现和创造。有洞见的诗人们从前辈或者过去的自我的阴影中转身，去寻找匹配与这个时代复杂性的诗歌形式。这些人包括西川、欧阳江河、东荡子、陈先发、朵渔、雷平阳、梦亦非、黄金明等等，甚至连北岛新写的《歧路行》后面部分也开始充满相对于意象主义的北岛的“变数”。他们的写作充满“问题”——既是向当代提问的问题，也是新形式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们警惕各种已经自明并体制化的写作伦理的“无害性”，为个人化写作发明一种配得起这个时代的全部黑暗，既见证又愉悦的诗歌形式，这也许正是“当代”诗歌“当代”的难度所在。

注释

[1] [3] 洪子诚：《第三代诗新编·序》，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第三代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2] 朵渔：《追蝴蝶（后记）》，朵渔《追蝴蝶——朵渔诗选》，《诗歌与人》特刊，2009.5

[4][5] 姜涛：《当代诗歌情景中的学院习气》，《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6] 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第32—38页，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9.有一种精神叫作永恒诗歌 篇九

上面刻着真善美

用青春诠释担当和忠诚

把有限的生命

奉献给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您是一面鲜艳的旗帜

上面闪烁着爱岗敬业的光辉

用甘当螺丝钉的执着

在每一个位置

都将滚烫的汗珠转化成热能

您是夜晚最亮的星斗

不与太阳争辉

只为行人照路

而在朝霞满天的清晨

退隐到自己的方位坚守阵营

您是一缕和煦的风

温暖着孩子们的.笑脸

守护着老大娘的身影

用瘦小的躯体铸造出雄伟长城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无论江河如何奔腾

鼓舞中华民族前行的

有一位英雄叫作——雷锋

10.追赶精神诗歌 篇十

教育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人的成长提供最直接最有意义的平台，另一方面是提示教育的当事者——在人才培养的各种途径中，教育永远不可或缺，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新课程理念下的教育，必须把人的成长，特别是人的精神成长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这是人的综合素质提高的基础。

新课程对教师的教育理念提出了更人文化的要求，特别是对关系到一个人精神培植的语文教育的实施者来说，不能单纯的把“传道、授业、解惑”作为自己的唯一职责。一个有觉悟的语文教师，倘若只停留在传统赋予的角色意义的表层，那他的教育一定是没有灵魂的。语文教师必须把拷问灵魂，点击心灵，激发智慧，以及点燃智慧之爱，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

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往往影响着他的历时记忆库存，进而影响着他对未来憧憬的现实化的质量。语文教育只是学校教育这个现时空间的一隅，虽然不能完全涵盖教育的各个层面，但在个体生命的整个成长历程中，其作用与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汉语是我们汉民族的母语，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语言。台湾作家龙应台有过一场“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的精彩演讲（央视《百家讲坛》），当说到汉语与英语的区别时，她分别用了“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两个概念，用以比较区分。她说“英语的提高，只是你如何把这个汉语所创造出来最精彩的东西输出去的一个手段、一个办法”，她还说“当你没有所谓的中国文化情怀的时候，你如何产生出中国自己的当代”。龙先生的意思很清楚，是说母语之外的任何语言都不能代替母语；母语才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全部，一种恒久而不能逝去的文化情怀，一个最直接的，无可替代的，关于人的精神存在的家园。

韩军在《母语教育实质就是精神教育》一文中写道：“语言（言语）是人的精神的最基本的构成物。没有语言（言语）就几乎没有人的精神。语言（言语）是‘人的精神本体’，因而语文教育实际就是‘精神培植’、‘精神教育’。”（《语文学习》2000年第6期）这里所说的“精神培植”（“精神教育”），显然强调的是语文教育本质的回归，即必须通过最能体现语文教育灵魂的诗歌教育，使语文成为真正的母语教育。必须说清楚的是，这里所说的“诗歌教育”概念中的“诗歌”一词的含义，并非单指通常所说的与小说、散文、戏剧等并列的文学样式，而是指朱光潜先生所谓的有“诗的特质”的“纯文学”（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即“诗歌教育”就是“文学教育”。

在当下，人们往往试图通过对技术与形式的没有限度的实验与翻新，来填补心灵的空虚，显而易见，这只能是徒劳无益而又无望的工作。如此艰难与软弱的探寻，人们身后的缺口与漏洞将会越来越大，人们心灵的创伤就会越来越严重，注定这是一场没有结局又不易停止的游戏。随着游戏的实施与演进，人们急切渴望规则改变的同时，更期望内容有实质性的改变。

好在新课程来了，好在语文一直存在，好在诗歌教育一直未曾离席。诗歌教育更关注人的存在，特别是更关注人的精神存在，这应当是无需讨论的事实。作为在者的人，他的自由程度一定与他对自己灵魂的关注程度成正比例。关注灵魂，就是要清醒地认清自己的当下，特别是当下灵魂受羁绊的程度。带着躯体的牢笼，人永远是被放逐于途中的。

这使我想到“戴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语）这一权威性话语。虽然，闻一多先生是用这个譬说来解说新格律诗的，笔者在此借以形容当下人“存在”的真实状况，应当还是中肯的。笔者曾有诗句“舞者，旋转如陀螺”“蜗牛被家押解着，四处流浪”“一匹雪白的白马，在白雪中雪白”“那些飞来飞去的飞鸟，在找寻自己丢失的翅膀”……凡此种种，企图阐释的无非是笔者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者，现实的亲历者，又是一个“他在”的观察者，在世俗中存在的孤寂与无奈，以及在孤寂无奈中前行，在前行中故作坚持、坚强的深切体验。

诗歌教育的灵魂就在于培植在者的灵魂之根。作为在者的人，只有经过自己的不断思考，不停反抗，不懈努力，不息奋斗，才能明确自己的目标，才能感知自己的存在，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把根留住，才能有可能使自己在以后的风雨人生中活得坚持、坚定、坚忍，不妥协、不气馁、不动摇；才能突破自我的束缚，萌生个性的嫩芽，舒展生命的绿叶，才能绽放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时至今日，关于人自身的种种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这足以证明，问题的价值远远大于答案的价值。笔者始终认为，人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有声的、无声的、世俗的、诗意的——所有符号的呈展，都与思想相关。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早期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他自始至终都关注着“现代性问题”，担忧着世界的未来。他说：“语言不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它是极其复杂的由用语的领域形成的群岛。”（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语言既然不是一个“交流的工具”，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只能是思想。

始终叩问教育真谛的笔者，试图通过诗歌教育的幽僻小径，小心翼翼地触摸现代语文教育的灵魂，这是自己语文教育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抑或境界。带着清醒的灵魂，时时出场，在场，不退场。重视心田的耕耘，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麦田守望者”。否则，其他的一切行为，都是舍本逐末的，不负责任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

在新课程理念下，对于处在引导者角色的语文教师而言，应当帮助那些正在成长的稚嫩的生命明确自己的神圣使命，认清自己的生存状态，直面黯淡的生命存在，关注新异的生命体验，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挖掘深厚的生命潜能，发展独特的生命个性，提高自身的生命质量，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这是语文教师必须恪守的，最起码的道德原则。

笔者既是一个诗歌写作者，又是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多年以来，有两个问题，如同两个幽灵——教育与诗歌，它们时时在我的心陆上游荡，飘扬。两匹隐隐孤独的狼，两面鲜红的大纛，在荒原上，长啸，长飘。企图占领的高地，常常被符码的洪水淹埋。四面楚歌，到处扩散着营救的信号；十面埋伏，四周葳蕤着数字的荒草。什么是意义的存在？什么是存在的意义？什么是教育的真谛？什么是诗歌的灵魂？雅斯贝尔斯曾对教育有过这样的譬说：“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海德格尔曾借荷尔德林的诗忧伤而又期望地呼吁：“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荷尔德林《在明媚的夜色下》）其实，两个问题合起来说，就是一个问题，即什么是诗歌教育的灵魂的问题。上帝早已死去，众神依旧缺席，“我在”混杂于“他在”之中，符号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个语文教育者，如何自觉自度，如何觉他度他？

笔者所能做的，就是用诗人的清醒与睿智，以及语文教师固有的良知与担当，去点击、唤醒、牵引那些稚嫩的灵魂，使其境界有所提升，为“已然的人”向“应然的人”（冯友兰《人生的境界》）的努力提供应有的帮助。

精神培植，绝对不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教育。精神培植比思想教育更温文尔雅，更具人性，更有亲和力。思想教育当然也属于精神教育的范畴，但思想教育，在总体倾向上显得更狭隘、机械，功利色彩太浓重，且往往带有悖逆主体精神、悖逆主体个性的强制色彩。精神培植就不同了，它针对的是语言倾听者与言语学说者的生命主体，是针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而言的。所以，它更春风化雨，更潜移默化；精神培植往往促使人从“内里”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人内心的强大、生命的活跃、灵魂的高贵。

新课程来了，来得及时。新课程为的是在者，为的是生者，它关注的是在者生者的“当下”。必须进行课程改革，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教育使我们的孩子失去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折断了翱翔的翅膀，降低了生活的热情，泯灭了天性中固有的朴素与美丽，塌陷了需要进一步开发、培养的创造才能与审美情趣的根基。逐渐变得世俗与世故，变得冷漠与麻木，变得呆板与沉重。

11.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篇十一

李白的诗歌,是中国历史上弥足珍贵的特异存在,他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和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

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开元、天宝的四十多年,即所谓“盛唐”时期,这是唐帝国空前繁荣强盛却又潜伏、滋长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的时代,这一时代特点,结合着他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使他的诗篇表现了与杜甫诗迥然不同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同时,也具有了丰富的现实主义思想内容,具有很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1.满怀政治理想,暴露政治危机。诗人曾满怀政治理想,他奉诏入京时,带着“济苍生”“安社稷”的追求,以为终于获得君臣遇合的良机,可施展抱负、大济苍生了,不料却屡遭失意,报国无门,于是他写下了许多抒发情怀的诗篇,这些诗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体现了唐朝潜伏着的政治危机。

李白《古风》第四十六首说: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候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蹴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

一方面是空前强大帝国的繁荣气象,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在强大繁荣外衣的掩盖下已开始走向奢侈和腐化。

国家的强大,鼓舞他向往功名事业的雄心;政治的危机,更激发了他拯物济世的热望。这种心情,在盛唐诗人中是相当普遍的,李白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他在许多诗歌里借历史人物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他羡慕姜尚:“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羡慕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读诸葛武侯传书怀》);羡慕谢安:“暂因花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在这一类的诗歌里,他甚至幻想过一种君臣互相礼让尊敬的平等关系:“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行路难》第二)。当他意识到这种想法不现实时,他又极力称赞那些功成身退、不事王侯的清高人物。例如《古风》第十首中赞美严子陵“身将客星隐”,用意也与此诗约略相似。

2.倾吐痛苦和愤懑,抨击黑暗现实。长安三年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生活和创作有很深刻的影响。他带着种种和理想和幻想来到长安,表面上受到玄宗礼贤下士的优待,但是,当权的宦官外戚等等人物却暗中对他谗毁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他写下了不少诗歌抒发了自己的痛苦和愤懑,同时也抨击了黑暗的现实,使得这些诗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如《行路难》三首之一: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首诗揭示了诗人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落的强烈痛苦,但是,他并不因为失败而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行路难》三首、《月下独酌》中首等作品则着重抒写诗人的内心冲突。

诗人透过大唐王朝赫奕繁荣的表象,看到了贤愚不分等某些黑暗方面,从而产生荒凉萧索、动荡不安之感。慨叹玄宗被奸佞所蒙蔽而昏暗不明,已将批判笔锋指向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理想的破灭,促使李白对政治的黑暗有了认识,激起了他内心的巨大波澜。但他仍然关怀着国家命运,他对日益腐败的政治的认识不断加深,他的诗作在反映现实方面也不断有所发展。他在《雪谗诗》里,痛斥了恃宠弄权的杨贵妃;在《古风》第二十四里,揭露了因斗鸡而得权势的佞幸小人;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里,这种愤激憎恶的心情表现得最为突出。

他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里说: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醋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这首诗起落无迹,断续无端。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好像整个人生只有驾着扁舟邀游江湖一条出路了。诗人壮志难酬,悲苦烦乱,而其形象仍然是豪放雄壮的。这不是虫吟草间的哀诉,而是一个深陷于痛苦之中的强有力的灵魂的怒吼。

3.寄情名山大川,表现反抗精神。李白一生大半过着浪游生活,写下了不少歌咏祖国大好河山的动人诗篇。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描绘了雄伟的华山和奔腾的黄河,气势磅礴,劲健不凡。诗人不止一次描写黄河,那奔流万里、不可阻挡的伟大形象是他向往不平凡生活的豪迈性格的体现。诗人也以清新隽永的笔触描画出明净秀美的江南山水,例如《秋浦歌》、《清溪行》等,都是其中的名篇。

他那种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独特性格,常常是借这类诗篇表现出来。当他政治失意以后,这种市场需要诗歌也写得特别多,特别好。他的杰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中梦境的描写,特别令人目眩神迷,写出了诗人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好像诗人苦闷的灵魂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无怪他梦醒后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

诗人从梦幻回到了现实。梦境的自由美好,更加强了他对现实中权贵人物的憎恶和反抗,这正李白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4.歌颂边疆战士,充满爱国激情。李白对国家的强大统一非常关心,他像盛唐边塞诗人一样,对保卫祖国边疆的将士曾经作过热情的歌颂。在《塞下曲》六首之一里,他写道: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在塞外奇寒的艰苦生活里,将士们的报国雄心却丝毫不变。其他各首里,用“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鼓舞前方士气;用“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安慰后方家属,也同样体现了爱国的精神。

但是,到天宝年间,唐统治者穷兵黩武,不断向吐蕃和南诏用兵,发动战争,断送士卒的.生命,破坏人民的生产,引起了李白极大的愤慨,他前后写了好几篇诗反对这种不义的战争。对哥舒翰屠杀邀功的行为,作了尖锐指责。对杨国忠派兵远征南诏丧师二十万的事,他写了《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古风》第三十四等诗,后一首说: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铒奔鲸。千去不一回,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成,一使有苗平。

这里对杨国忠分道捕捉壮丁送云南从事侵略的罪行,作了大胆的揭露。他的《战城南》更是概括了当时穷兵黩武的现象而写成的名作。安史之乱发生后,战争的性质变了,他虽远在江南,却写成了一系列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诗。在《永王东巡歌》里,他对“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局面,感到焦急。他的《赠张相镐》说:“石勒窥神州,刘聪劫天子。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这首长诗中也说:“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而《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这首诗,更说明他爱中之心至老不衰。他在安史之乱后能写出这些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也说明他和王维、高适、岑参等盛唐诗人有所不同,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

5.反映人民生活,关心人民疾苦。从有关战争的诗篇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李白对人民疾苦的密切关注。此外,在长期漫游中诗人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也有所了解,他也还有少数直接写人发生活的诗篇。《秋浦歌》写到了采菱女、矿工和渔翁,尤其是第十四首写了青年矿工夜间劳动的场面,豪迈热烈,这在古典诗歌中是很少见的,《下泾县陵阳溪至涩滩》写船夫撑船的艰苦和惊险,也颇具特色。

在《丁都护歌》中,诗人说: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芒砀诸山产文石,统治者为了营建宫室甲第,强迫人民开凿搬运,这首诗写人民在夏天挽船运石的劳苦,并深表同情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