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共8篇）

1.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 篇一

中国电信企业文化形成的过程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已经由简单的产品竞争向企业转型与再造、企业文化建设战略转移。企业文化建设成为企业管理的新潮流，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先进文化，并把先进文化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本课题根据员工文化心理结构形成过程，对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的企业文化宣贯途径、方式、方法作初步探讨，使中国电信企业文化建设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本文提出，在服从阶段，大张旗鼓的、有声有色的、甚至带有一定硬性约束的宣传贯彻是必要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也必不可少，相应地可以重点采用教育输入、舆论导向、礼仪创立、规范强化等方式方法；在认同阶段，则要通过行为激励、领导垂范、典型示范、活动感染、事件启迪等方法，使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得以形成和变化，实质上则是员工形成良好的心态和文化心理结构；对内化阶段的努力方向也提出了一些原则的思路。

一、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三个发展阶段

这里的文化心理结构类似于一个人的品德结构，是对文化理念、规范遵从的经验结构，通过个体（员工）对文化理念和行为规范的学习和实践，完成认知、情感、行为的整合而构建的一种心态。这种心理结构一旦形成，便较为稳定，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影响人的整个行为。对企业而言，就是通过沟通、宣传、劝导或教育，有意识地向员工传递经过设计的信息，实现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有效传递。企业通过长期的不断的宣传、培训、教育，使员工接受先进的文化理念，自觉地遵守企业行为准则，并在贯彻理念、执行规范的行为结果中不断积累情感体验，从而形成和发展文化心理结构。对员工而言，通过接受先进文化，执行规范准则，并从行为结果的反馈中强化个体对规范必要性的认识，从而使文化心理机构得以形成和发展。这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实现，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全面、由表层到深层的一系列的阶段变化。

心理学研究表明，服从、认同、内化是人们形成态度或者改变旧态度、建立新态度的全过程，也是形成企业文化心理结构的全过程。

服从作为文化理念和社会规范的一种接受水平，一般是指行为主体对别人或团体提出的某种价值理念和行为要求的依据或必要性缺乏认识、甚至有抵触情绪时，既不违背，也不反抗，仍然遵照执行的一种遵从现象。也就是说，行为、观念受外界的影响而被迫发生，被动地听从上级的指令和遵守有关的规章制度，是因某种权威的命令、现实的压力等外部作用而表现出来的被动性行为。

认同指自愿地接受他人的观点、信念、行为或新的信息，从而产生对理念规范的自觉遵从现象。认同即认可、同化、接纳，不是受外界压力被动产生，而是从学习和模仿中不知不觉地把别人的行为特性并入自身的个性特征中，逐渐改变原来的行为习惯，建立新的心理模式，虽然是自愿的，但主体对认同对象可能并未真正了解和接受，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而是不巩固的。

内化是员工个人品德和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高级阶段。内化也就是信奉，将别人或社会的价值观、准则接受为自己的东西，成为主体自身的行为取向标准，其行为是由规范的价值信念所驱动的。也就是是在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内在品格的变化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发展，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一种新思想、新观念，并把它纳入自己的价值观之中，从而彻底

转变自己原有的态度，只有内化和信奉才是理念与理念接受者完全融合的理想状态。

服从、认同和内化这三个阶段构成了个体（员工）的心理成长历程，其中认同和内化阶段起到了核心作用。

二、中国电信企业文化宣贯工作与员工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关系

简言之，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培育企业精神，讲求经营之道，塑造企业形象等重要内容。其中，培育企业精神（这里主要指企业文化宣贯）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培育能集中表现本企业经营风貌，激励员工奋发向上，规范企业行为的群体意识，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奖惩和礼仪形式等来培育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倡导某种理念、价值观、精神和风尚，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敬业精神、行为准则等。

中国电信企业文化宣贯实际上是指将中国电信先进的文化理念和行为准则，通过一定的宣传教育手段传达给广大电信员工，电信员工通过吸收加工和主动构建，接受先进理念和行为规范，并将外在的行为要求转化为内在的心理结构或经验结构，从而主动建构行为调节机制的内化过程。

下面分阶段探讨一些具体的宣贯途径和方法。

（一）服从阶段的企业文化建设

电信企业有严格管理的传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相当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近年来，预算管理、绩效管理也取得了初步成果，精确管理已经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这对于全程全网的大型电信企业来说，自然是十分必要的。

这是因为，企业制度和业务流程等可以很好地约束、管理和规范员工的生产和经营服务行为，更好地推动企业经营目标和公司愿景的实现，最终实现企业的兴盛和发达。制度是一定范围内和特定时间里每个人都要遵守的，它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和时效性。业务流程是为特定客户或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而实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程序。公司流程的规范性、合理性、有效性标志着一个企业的成熟度。流程文化意味着有流程坚决按流程办；流程不合理先按流程做，然后再推动流程优化或再造；没有流程则按公司企业文化的要求做，然后再建设新的流程。从企业文化的角度看，电信企业进行的业务流程重组与价值观的共享、接受密切相关，例如面向客户（内部客户、外部客户）这一导向与中国电信“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和服务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一套“刚性”的企业制度以及规范、流程，一旦取得员工的认同，就可以使企业管理者的意愿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制度不以文化接受方的意愿和喜好为转移，强制要求企业员工接受某种特定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不然，将被排斥在企业文化共同体之外。在这一阶段，为了树立制度的权威，获得企业公平、有序的工作环境，建立尊重规则的“纪律文化”，执行和服从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甚至允许自上而下强制要求、自下而上被动服从的存在。

对企业文化建设和变革而言，在初始阶段，大张旗鼓的、有声有色的、甚至带有一定硬性约束的宣传贯彻是必要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也必不可少。在这一阶段，可以重点采用以下方式方法：

1、教育输入法。当企业文化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企业内外环境迫切需要推行新的价值体系时，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应通过各种形式，如会议、讲座、报告、办报刊、黑板报、墙报、宣传栏、广播、发放宣传材料、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和互联网络等向员工输入企业新的价值观，使员工尽快了解、理解企业的意图，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企业价值观上达成共识。

2、舆论导向法。企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新旧文化的冲突和摩擦非常激烈，企业员工所信奉的价值观不一致。这时企业应有目的地组织各种系统的宣传活动，包括内部宣传和对外宣传，让员工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行为是正确的，什么行为是错误的，从而为员工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导向。

3、礼仪创立法。企业文化礼仪是指企业在长期的文化活动中所形成的交往行为模式、交往规范性礼节和固定的仪式。它规定了在特定文化场合企业成员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语言规范、着装规范。企业文化礼仪根据不同的文化活动内容具体规定了活动的规格、规模、场合、程序和气氛。企业文化礼仪不是企业文化活动中的静态构成，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补充、丰富和创新的。具有优良传统的企业，其文化礼仪也是丰富多彩的，主要有工作惯例礼仪、服务性礼仪等等类型。

4、规范强化法。利用企业行为准则和群体规范的强制力、约束力，或采用一定的行政手段，迫使员工了解企业发出的信息，遵守一些基本的规范要求，并逐步形成习惯。

近年来，许多电信企业在中国电信企业文化宣贯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例如，湖北电信按照企业文化建设三年发展规范的要求，通过开展员工座谈、企业文化笔谈、专门培训、巡回宣讲、知识竞赛、拍摄“企业文化从我做起”电视专题片、出版企业文化建设丛书等方式，大力宣传中国电信文化理念，统筹安排，扎实推进，取得较好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纪律文化”是一个组织执行力的基础，是一个现代企业必须经过工作模式。它表达的是对制度和质量的尊重，强调贯彻执行，遵守流程，遵守规则，严格考评，偏重于惩罚，缺乏正向的激励，是一种层次比较低的管理文化。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是非分明的奖励和惩罚制度是有利于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的，也是十分公平合理的。但从人性的角度进一步剖析，我们就会发现冷冰冰的制度其实是对人性的背叛，过于严格、精细的制度有可能极大地限制员工的行为，损害员工的灵活性。员工在一种被动执行上级指令的状态下，会觉得工作比较刻板乏味，从而丧失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更不用说发挥出创造性来了。迷信制度就是迷信金钱对于人的控制力，就是认为人是“经济动物”，这与人本管理是背道而驰的。

（二）认同阶段的企业文化建设

电信企业员工的素质比较高，比较顺从听话，组织纪律性较强。这是一个优势，但也是一个劣势。因此必须在宣传贯彻的基础上，解决好员工的思想认识的问题，使员工从“口服”到“心服”，从服从到认同，从被动执行到主动执行。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电信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推出，电信企业加大了企业文化宣贯力度。总之是通过普遍教育的开展和灵活多种的形式，切实提高广大员工的认知认同率。严格说来，认知、认同是两个内涵不一致的概念，认知指人类认识事物、获得知识的活动；认同则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和内心的默契。认知也就是知道了某种提法，可能在行动上表示遵从，也就是被动执行，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接受；认同则不光是接受理解了别人的想法，而且为他人的感情、经验所同化。

在我们进行的企业文化调研和问卷调查活动中，发现员工对中国电信企业文化理念的认知、知同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其实只是认知率（知晓率）高而已，许多员工还说不上真正认同，更谈不上内化和信奉。例如，几乎人人都知道“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服务理念，但是不是人人都认同这样理念，认为用户确实是至高无上的，并且在服务工作中真正做到了“用心服务”呢？此外，一些单位企业文化宣贯还停留在平面直白的标语口号式宣传、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热热闹闹的活动安排上，针对员工的思想状况进行平等的、有效的沟通交流做得还不够，更谈不上形成新型文化心理结构、培育卓越员工队伍了。

在先进的企业文化落地生根、员工接纳企业行为准则的过程中，企业文化的认同过程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

认同过程的从表面上看是员工态度的形成和变化，实质上则是员工良好心态的形成和变化。改变人的态度很难，建立良好的文化心理结构更是难上加难，但对于文化变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解决这一难题主要的两种途径：外部说服和自我说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方法：

1、行为激励法。当员工的某些需要长期无法实现时，员工个体或某些群体意识和行为就会出现惰性，以致于对企业倡导的价值体系持淡漠或反感态度。这时就应采用物质激励、目标激励、反馈激励、强化激励、成就激励、参与激励、信息激励、情感激励等激励方法，满足员工物质上或精神上的需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使员工看到并体验到企业倡导的价值观并不是空洞无物、脱离实际的，促使员工调整自己的心理和行为。员工在工作中会发现，公司里真正受重视的是什么。如果公司的价值观由来已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那么它们通常是真正有价值的，是会代代相传的，也是会为员工所认同接受的。

2、领导垂范法。企业领导人作为企业文化的发起者和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言行和形象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极大。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要利用各种方式和载体宣传企业的观点和主张，做到思想重视，工作支持，身先士卒，身体力行，用自己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工作作风、崭新的精神面貌实践和倡导公司的企业精神。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员工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用良好的形象为员工做出表率。企业领导人只有使自身的品德、情感、能力、作风、行为更充分展示所倡导的文化的特点，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才能带出一种好的作风和好的精神面貌。

3、典型示范法。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他们具有本企业文化所包含的那些最典型的思想、观念、品质、作风和性格风貌，他们是企业群体中出类拔萃的榜样，是代表本企业文化的典型人物。他们大多数是普通员工，不可能借助权力地位对其他员工施加特殊的影响。他们之所以获得与众不同的影响力，完全是靠他们积极参与企业文化的创建和忠诚于企业价值观的实践，靠他们在长期实践中展示出的富有价值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以及待人处世的优良品格，靠他们在企业生存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由于他们与员工的工作性质较类似，感情距离也较近，因此开展向身边人学习活动容易引起广大员工的从众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榜样学习是一种观察学习，通过观察榜样所表现的行为及其结果，来形成态度完善人格，建立良好心态。不仅可以缩短学习进程，避免直接尝试的错误，而且可以体现自身的特点，掌握更多的整合行为模式。电信企业有一大批国家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还有集团公司级的优秀人才，一些省、市分公司也开展了文明创建、劳动竞赛、技术比武等活动，其用意无非是通过塑造英雄、表彰先进、树立典型，使广大员工见贤思齐奋发进取，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性竞争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对先进人物的奖励，不应该只是一种报酬，而更应该是对一种精神价值的肯定，一种文化的象征；不应当只是对先进人物过去成绩的肯定，而更应该包含对他们未来的期望和激励；不能只着眼于先进本人，更应该着眼于产生更多的学习者和仿效者。

4、活动感染法。感染实质上是指情绪的传递交流，然后在相同的情绪控制下发生大致相同的行为。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政治、文化、娱乐活动，如英模报告会、革命传统报告会、读书会、经验交流会、运动会、文艺晚会、智力竞赛、技术比赛、合理化建议以及各种主题营销和服务活动等，突出体现企业价值观的主题，创造良好的活动气氛，使员工在潜移默化地受到企业优秀文化的感染，思想得到升华，士气得到提高，尤其是使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心理状况等渐渐得到调整，并向着企业倡导的文化方向发展。

5、事件启迪法。即积极利用企业发展或对外交往中的重大事件，如重大技术发明事件，生产、经营、管理成功事例或责任事故，质量评比获奖或消费者投诉事件，新闻报道中的表彰或批评事件，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大力渲染，强调某一事件的积极意义或给企业带来的重大损失，借以给员工带来心理震撼和震动，使员工产生强烈的印象，无形之中受到教育和启发，从而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总之，在企业中发生的反映企业成长轨迹、企业重大转折、企业管理等方面的许多事件，对创新企业的价值观和员工的价值取向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其实上述方法在各个不同阶段都是可以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不是孤立的，根据建设企业文化特点和难度，可以以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也可以把几种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使之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综合发挥作用。例如，为了用湖北电信先进典型人物和事件激励广大员工立足岗位，学习先进，奋发进取，湖北电信开展了2005年年度人物、十大杰出青年和十件大事评选活动。经单位推荐、网上投票、公示、省公司确认等程序，评出了湖北电信2005年管理楷模、营销状元、服务标兵、技术精英和“十大杰出青年”、“湖北电信2005年十件大事”。此项活动得到了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在员工投票期间，省公司网站和省公司内部办公网分别有6459人和6356人参与了投票，产生较好反响。

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树立科学求实态度，倡导理性和制度精神，推进企业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进程。另一方面，随着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制度的硬性约束作用逐渐淡化，员工的软性自我约束逐渐增强。当员工将企业价值观内化于心灵之中，员工就能够实施科学管理下的自我管理与提升，自觉遵守正式规章和非正式惯例，积极主动工作，自动自发执行，全力以赴达成目标，以高度的自觉、自律和自强实现“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们不是被动地完成任务，消极地接受指令，而是勤于思考，勇于行动，甘于奉献和乐于创造，把义务化为乐趣，把职责做到精彩。

（三）内化阶段的企业文化建设

内化是人对外部事物通过认同转化为内部思维模式的过程，也就是个人接受群体或社会的规范并使之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的过程。显然，较之认同，内化是更高层次的理解接受，它已经将外在的内容化为已有，成为道德理念和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并自觉地指导自己的行动。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人生态度，成为企业中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本能和习惯，甚至是一种信仰，使员工不这么做就觉得不舒服，或者在企业中无法立足。这也就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化管理，它打破了命令式的、硬性的管理方式，不是威逼、利诱而是利用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信仰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之自觉自愿、竭尽全力地提高业绩水平，推动企业发展。对员工而言，制度的外在硬性约束就基本消失，而代之以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自觉行为和创造性行为，工作也不再是生活的必需或外在的负担，而是自己挚爱的事业，是自我实现的舞台，员工不仅充分享受到工作的乐趣，而且享受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想状态，需要一流的流程和员工的高素质作支撑，许多企业包括电信企业暂时还达不到这种境界。

在这个阶段，在社会教化的基础上,要继续通过观察学习、知识加工、角色扮演、主观认同、自我奖赏等方式，做好个体内化的各项工作，重点朝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1、以人为本，建立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伙伴合作关系。

把员工当作“经济人”，过多地运用命令和控制进行管理，已不再适应新时代需要。员工是有主观能动性、有情感需要的“社会人”，管理应建立应在尊重人性、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基础上，除必要的命令、管控、考核、惩罚外，还必须溶入激励、成功、民主、和谐、轻松

等管理风格。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要实施人本管理和柔性管理，学会尊重、关心员工，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公司凝聚力，这从人性上说是一种需要，从经济角度上讲，则更加有利于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和长久的生存空间。现代企业中快乐员工越来越少，其根本原因就是企业对员工缺乏应有的关爱和尊重。许多员工很努力工作，却总是得不到主管们的认同，享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照和温暖，自然难以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企业绩效也就难以稳中有升。

在今天，信任可以说是企业上下级之间联合的基础，而这种基础是实现高绩效目标的最大保障，是企业效率和效益的来源。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工作契约，与传统的契约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承认员工来自不同的背景，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和技能，有助于员工获得自尊和自信。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并确保个人目标与公司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这种新型关系的建立，其实质是将过去以“我”为中心的公司文化，转变成一种以“我们”为中心的文化，通过适当分权、信息共享、民主讨论、集体决策使员工体会到自己在企业中的价值，使员工从“旁观者”变成“团队成员”，从“参与者”变成“奉献者”，这样一来，员工工作热情就会持续高涨，内部冲突就会不断减少，企业创造业绩的速率也就会大为提高。不仅如此，信任也是未来管理文化的核心，它代表了先进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2、企业制度和绩效管理要更加人性化。

真正民主的文化是一个尊重个人的文化，具有主动和协作精神。而建立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体系，可以使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连接，形成利益共同体。员工对这一点理解得越透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就越高，企业孜孜以求的高绩效也就会应运而生。

电信企业作为竞争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应更多考虑到客户、员工和股东的利益，逐步回归到人性的尊重和个性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企业应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环境中，营造积极的民主的氛围，以真诚、善意的态度对待员工和客户，实现员工价值、客户价值和社会价值。

3、容忍员工的独特个性，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

传统的工作设计方式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固定化，某位员工只负责某项工作，并使这项工作达到一个固定的标准，这样固然有利于对员工进行管理，也方便于绩效考核和执行奖惩，但从长期来看却有很多弊端。因为固定化的工作设计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于是过不了多久原本很科学的工作流程就成了阻碍效率提高的“瓶颈”了。工业经济时代的步调一致、绝对服从、集体观念等传统文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个性、创造性。尽管几乎所有企业的老总都希望企业能够高效地运作，但是同时执行的手段和措施，常常又多趋于严格控制和管理，似乎大多数员工都是消极被动的员工，稍不留意就会犯错误，致使员工在工作中谨小慎微，以免触犯公司制度，受到惩罚。这种控制系统与创新精神往往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其作用的基础是谁不遵守程序，谁就有麻烦；谁不讲规则，谁就会受到惩处。这样，员工们就会避免冒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就难以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了。

在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的现代社会，如果企业不能根据员工的才能给其分配擅长的工作，并且不能容忍员工的独特个性，非要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规范员工，就很难获得员工的工作热情，只能得到较低的工作绩效。因此在不违犯总的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灵活机动，如合理的人员流动和岗位交流，不仅使优秀员工不至于在同一工作中江郎才尽，也可因为不同背景的人员加入而使工作获得新的变化和发展。

4、团队合作是创造性团队建设的重要途径。

工作团队不是按照传统的计划、命令和控制原则来运作，而是按照满足客户需要并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原则来运作。企业的主要决策通常不是以层层上报、协调和审批的方式由经营管理者或经营者授权做出，而是由团队成员根据满足客户需要、实现价值增值的原则随时随地做出。团队组织消除了跨部门沟通、分工过细、决策缓慢和灵活性差等金字塔组织的缺点，塑造了一种自主、创新、灵活和相互紧密合作的工作气氛，适应了企业创造性劳动日益增多的需要，目前已变成许多大公司(特别是高科技企业)首选的企业内部组织形式。中国电信进行的流程重组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作的尝试。

尽管电信企业由于全程全网的特点和曾经的半军事化管理，具有一定的集体主义精神，但由于没有经过工业文明的训练与市场经济的洗礼，电信员工的团队协同能力仍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现代企业制度里，合作精神并不是单纯依靠个人的觉悟完成的，更多的是基于流程、制度和结构的合作，因此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团队的组织形式来进行拓展训练、沟通、讲课、培训等，通过员工心态的调整，以加强企业文化的深层次影响，营造一种团队合作、平等交流、相互切磋、自由争鸣、共同提高的民主讨论氛围。通过采用六西格玛等工具，促进人们更加关注质量，协同作战，分享最佳想法。

5、创建学习型文化，培育高绩效员工

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人们通过系统、有序的学习而成长发展并代代相传的方式。而学习是一个获得和积累经验的过程。随着经验的不断获得与积累，心理结构也就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人类的许多动机、态度和行为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一个建立在涉及人类各层次需求、抱负的基本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文化模式，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工具，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作用。

企业文化有很多类型和表现，学习型文化是其中之一。学习型组织必须依靠大家的自觉行动，发自内心地愿意学习，而不是感觉是被迫学习。要让大家从观念上认识到学习型组织对于企业和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才能自觉融入到学习的浪潮中。行为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形成一种信念或心态后，并把它付诸行动，就更能加强并助长这种信念。塑造学习型的文化，要提倡学以致用，在工作中互相学习，在实践中共同提高。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要把优秀的理念让员工认同并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决不是靠几次宣讲、培训或开展几次活动就能产生效果的。而且，中国电信企业文化理念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更新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宣贯作为工作重点常抓不懈，而且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并不落俗套，力求创新，使宣贯工作超越表面文章和热闹活动的层次，在深度上下功夫，让员工“触及灵魂”，情绪上受到感染，思想上有所启发，思维方式上不断创新，并在工作实践中得到固化和强化，最终使先进的文化化为员工自觉意识，成为员工的行为习惯和行动指南，使中国电信不仅成为知识含量高的企业，而且成为文化品位高的品牌。

2.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 篇二

首先从“取象”开始, 就意味着对事物要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才能将事物的“象”, 即它的外观特征掌握在脑海中, 进而根据这样的“象”来探讨该“象”所具有的内在意义, 最后再将具有相似意义的“象”归为同类。这个思维过程包含了以下几个关键点:第一, 对整体性的把握;第二, 形象与意义之间的象征性;第三, 事物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这三个关键点形成了中国近现代以前的著作以及相关的学说与研究的立论基础, 它其实也就是“中国式”思维的逻辑要点。因此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精神的形成, 首要一点在于它思维的逻辑形式, 根据这种思维的逻辑形式最终延伸出了丰富博大的中国文化。就像中国汉字的衍生似乎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1一样, 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具有类似的特点, 从最早的阴阳五行观念, 到继承了原始巫祝文化的《周易》, 再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 它们就像中国文化长河的源头, 其后的文献著作几乎都是在它们思想的基础之上衍生、扩展、发祥。以中国儒家经典文献为例, 在汉代, 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至唐代有“九经”, 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南宋最终确立了“十三经”。这前前后后, 又有约70余部为“十三经”所作的注疏、集注等2。再如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的《四库全书》中与之相关的图书就有48部之多, 而《周易》本身包括经和传, 其中《易传》据传就是孔子为解读《易经》中的哲理而作的。正因为文化的衍生也是一种树形的、由少及多的形式, 因此虽然中国文化的内容丰富庞杂, 但其间总有隐藏的脉络可以溯本回原, 而传统精神的确立, 正是基于这种隐藏在文化中的具有统一性与延续性的脉络。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中谈及中国古代的自然宇宙观时写到“中国古代之自然律, 亦非由神自外赋予或自上而安置于下, 而是内在于自然万物自身的”3。它是通过直接经验总结的万事万物的共性, 通过对现象与事实的所见所闻而总结的万物的运行变化与作用规律。要获得这种规律, 必然要在一个整体之上有一个连续性的观察, 这个“整体”或者在一个时间周期内, 也或者是在一个完整的空间内, 而中国古代更是将时间和空间转为一体, 时间既是时间上的时间, 也是空间上的时间;同理, 空间既是空间上的空间, 也是时间上的空间。春、夏、秋、冬四季是一个时间上的周期, 同时也是东、南、西、北四个空间上的方位, 这就是一种统一性的表现;同时, 万物在春天生长发育, 在夏天繁荣壮大, 在秋天收获, 在冬天贮藏, 这则是一种延续性的表现。最终将这种统一与延续系统化的集大成者即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形成了与西方文明乃至现代文明迥然不同的中国古代自然宇宙观。这种自然宇宙观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 因此与之相应的中国传统精神也就必然带有这种观念的影子。

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国家, 有很多礼仪制度, 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存在, 它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对秩序的解读, 正因为宇宙自然与人与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整体, 那么要想这个整体可以良好的运行下去就需要用秩序进行规范, 对秩序的不同理解和解读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中, 并形成一种持之以恒的传统, 如儒家经典文献“十三经”中有三部都是在讲礼仪, 而礼仪的目的就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 并参照天地的秩序来安排人间的秩序——“正因为天地有如此秩序, 所以处理人间问题的仪式中也要表现出对应的秩序”4。“天子祭天地”“祭四方”5都要仿效天象, 因此为了表达对天地、鬼神和祖先最大的敬意, 会把礼品分出种种用途, 把参与者分出种种等级, 把祭祀场所安排出象征不同意味的方向和位置6, 这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主义”的发端。而后来的孔子将这些上升到了哲学思想的高度, 并形成了对人心、对伦理的总结与期望, 于是在他和他弟子及他后来的继承者们的推动下, 礼制结合了儒家“仁义道德”的思想成为了社会的法则, 国家的法律。另一方面中国人在进行逻辑思维的习惯上就对形象和意义之间的象征性特别关注, 而“礼制”的根本也源于对秩序的象征, 所以古代中国人很多时候在形象与意义之间建立的象征关系是一种高于一般意识的, 是法制与权威的精神体现。另一方面“所有事物之间都具有关联性”的思维习惯也影响着象征与人的关系, 甚至使得古代中国人认为象征与人之间不是简单的象与不象, 而是它会确确实实的影响人的身体、命运等, 象征有时竟取代了事实, 成为意义所在。这些认识在儒家学者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梳理与国家权力一级又一级的强力执行中被固化成为古代中国人生活的规范和行为准则, 于是“礼制—象征—思想”演变成一个整体, “礼制”代表的是国家的制度规范, 是生活的行为准则;“象征”代表的是秩序与形象的中介, 是形象与思想的中介, 也是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的中介;“思想”是意识形态, 当它被孔子上升到哲学高度之后, 它代表的是古代中国人由“礼制”和“象征”演变而来的人生价值观、对儒家的理想世界进行追求的精神境界, 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一部分, 或者从另一个侧面来说, 中国式的象征主义必然反映在礼制中, 而中国的礼制也必然表现出中国式的象征主义。当然不仅是孔子, 中国历代的学者都在对“秩序”进行着阐释, 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黄老”学说、墨子推行的墨家制度等, 以及后世将天地的自然秩序, 即“道”转变为人间的“理”7的思想无不反映着中国人对秩序的追求。

中国传统精神形成原因还来自于中国的艺术精神。无论人们怎么看待艺术的起源, 但艺术确实是最早伴随人类成长的文化形式, 中国文化的起源很早, 因此艺术的发展也源远流长, 至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8, 诞生了古代中国全部的思想流派, 而这些思想家们几乎人人都对艺术进行过卓有见地的阐述, 它们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论语》中有“子谓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 提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是艺术范畴的, 而善是道德范畴的, 美与善的统一, 也就是将艺术精神与道德精神联系在一起, 使人对美的追求等同于对自我人格的完善, 反过来说, 一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往往表现在其道德水平上, 但道德水平如何, 并不容易评判, 那么将道德与艺术关联之后, 就可以用艺术的标准来衡量道德。另一方面, 艺术成就本来并不是对人的必要要求, 但道德水平却是人格的一部分, 所以当孔子提出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后, 艺术就成了中国人实现道德修养的一种手段, 艺术修养成为道德修养的一部分, 所以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提到孔子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9。这一思想随着后来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的确立, 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指南、精神传统。

在中国诸子百家学说纷纷建立的“轴心时代”,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中国特有的阶层“士族”。士族阶层的形成正是由于“轴心时代”整个社会的巨大动荡, 原本被最高权力者垄断的掌握着知识和文化思想的贵族、史官等纷纷出现在各诸侯国里成为介于下层贵族与庶民之间的、从事知识生产的文化人, 他们被称为“士”, 其后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 更有大量下层平民中受过教育的人也成为“士”并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 形成了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10, 他们在其后中国的历史当中甚至有与最高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能力, 而也正因为他们的文化权力, 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此, 无论他们追求儒家的道德化艺术, 还是追求道家的艺术自由化, 他们的行为都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文化潮流,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中国的艺术精神也好, 传统精神也好, 往往由一般阶层酝酿, 而由士族阶层发酵、传播, 再反过去影响其他阶层, 最后形成社会的普遍传统。如此回顾中国的艺术精神, 除了儒家的艺术思想之外, 还有道家的老子和庄子的艺术论述, 以及墨子、韩非子等, 且不说他们艺术思想的具体内容, 关键是他们都是中国“士族”最早的缔造者之一, 其后中国历代继承和发扬艺术精神的文化人无一不出自于“士族”阶层, 当他们的态度扩散到中国所有的阶层中时, 他们所代表的、或所倡导的艺术精神就成为整个文化传统的精神支柱之一。所以当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之后, 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士族”阶层, 而士族阶层原有传统思想的崩溃, 也引发了传统中国文化全面的动荡, 使得中国学者开始了在中西文化间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痛苦之旅。中西两地的思维习惯截然不同, 中国人习惯于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具有共性的规律, 在现象和事实中寻找变化的依据, 而西方的文化传统更喜欢追求形而上的思想推理, 也就是脱离经验与现象, 在纯“理”的范畴, 对“理”进行推导、论证以获得纯粹的“真理”, 再由“真理”演化公理、定理等等, 它们是一种纯理性的思考方式带来的完全抽象的思维认识的结果, 因此, 中西文化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 在这种必然的冲突面前, 中国的传统精神开始进入艰难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文艺观念也开始在冲击中向现代化精神转变。在短短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 先是受欧洲近现代设计运动和日本艺术设计观念的影响, 之后又受中国极左政治思想也就是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 再后又受到“唯经济和产业论”的影响, 当然随着的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德国工业联盟、包豪斯、乌尔姆等现代理论思潮对中国艺术设计影响力的逐渐加深, 中国的知识与文化阶层反而纷纷开始反思中国本土艺术设计的出路, 中国的现代精神也随之产生。

综上所述, 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传统精神带有强烈的中国式思维方式的痕迹, 非常强调整体的统一性和延续性, “重融合贯通于一统”, 也就是注重整体的和谐、注重传承与融合, 而十六世纪之后, 中国传统精神开始受到西方文明习惯于截取整体的一个剖面进行显微镜式的分析, 这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强力挑战, 直到二十世纪才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变, 虽然因时代的飞速发展和海外诸国的影响而不断反复, 但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 已经使大部分中国人接受了这种现代化思想。然而进入新时代之后, 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 滋生了新的文化精神, 在原本的现代化精神之上开始注重群体效应、注重人和人的关系节点、以及伴随网络诞生了大量象征性图像和颜文字等,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再一次融合做出新的发展和改变的契机, 因此有必要对已有的传统精神重新进行审视, 用新的视角和更多元的方法建立既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又具有和世界同步的新时代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4.

[2]胡飞.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探索[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3]陈中立等著.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4]武占江.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形成及特点[M].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2.

[5]邓福星.论美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12.

[6]李志宏.论艺术的审美发生基础[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7 (2) .

[7]于民.论中国美学思想的基础——气化论谐和论的产生[J], 文艺研究, 1988.6:4-11.

[8]张燕.先秦诸子哲学与中国艺术思想[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3:41-49.

3.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 篇三

关键词：中国英语；思维方式；本土化

一、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

中国英语，即china English，是英语这种语言与中国特殊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受汉文化，汉语思维方式及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说出的一种带有明显汉语特色的英语。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葛传规就提出了“中国英语”的概念。他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 “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翰林院（Hanlinyuan，Imperial academy）”、“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 白话文（baihuawen）”、“双百方针（Two hundred Policies）”。” 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 China English。

二、中国英语形成的根源

任何语言在其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都要面对本土语言的影响，从而形成与当地人原有语言的语法习惯、发音方式、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语言形式。英语在美国形成了美式英语，在法国形成法式英语……同样道理，在中国也形成了中国英语。总的来说，中国英语形成的根源可以归结于以下两点。

（一）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擅长感性直觉思维，西方人擅长理性逻辑思维；中国人的思维轨迹是曲线的、圆形的，西方人的思维轨迹则是直线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顺式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是逆式的。这一点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有很多体现。这里笔者借用一则小故事来简单的说明一下：有一个小学生在上学的路上不小心坠落河里，后来被路过的好心人救起并送往医院，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这个孩子的一位中国老师和一位美国老师分别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打电话通知孩子母亲这件事。这位中国老师的第一句话是：“oh！ My god！ What a pity that…，他母亲听到这里就晕了。而那位美国老师的第一句话则是：“Congratulations！ What a lucky boy your son is…接着讲了这个学生目前在医院里状态很好请别担心，最后才说了落水的事。从这则故事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中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以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不一样的。

（二）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

中国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一脉相承和稳定上。而西方文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于它的形式多样化和语言丰富上。我们国家近几十年来的迅猛发展，在世界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大批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试图用英语来描述它的时候就出现了空白点，于是就出现了中国英语这一现象。比如说：feng shui（风水 ）、paper tiger（纸老虎） Huang Di（黄帝）、Ya men（衙门）等。

三、中国英语的构成形式

要了解中国英语的构成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差别。中式英语不符合英语的规律和习惯，通常表现为搭配不当、重复累赘等方面，导致意思表达不准确。而中国英语若使用恰当，不但能忠实于原文，而且在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时更是锦上添花。其构成主要有三种方式。

1.音译指中国的英语使用者在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时因在英语中找不到恰当的匹配而根据中文的发音创造出的英语词汇。如：Tai Chi（太极拳 ）、mahiong（麻将）。

2.意译指根据其意思翻译过来的英文。如：“菜篮子工程（vegetable basket project）”、“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one dream）”。

3.语义再生指英语在与汉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变体所特有的新词汇，而且会使英语原有的一些词汇产生一些新的含义。中国英语中有一部分词汇或者短语就是汉语译成英语后生成的英语意思，这种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再生的过程。如：、beggars chicken（叫花鸡）、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

四、中国英语的现状

目前的中国英语是三种状态并存。

1.按照汉语习惯说出的英语与标准英语并没有区别。

2.有些中国英语虽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标准英语的语言习惯，但符合语法。

3.有些中国英语虽然不符合语法，但是可能符合标准英语的语言习惯，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在英美等国家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在交流中没有任何理解障碍，能被接受。

五、中国英语的发展前景

中国英语是一种被规范英语所接受的英语变体，是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的产物，是语言文化发展表现出的必然趋势，它对英语学习和国际交流具有积极意义，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在中国新造出来的词语蜂拥而至，这是基于许多新观念形成的表现。中国英语的发展既是对英语语言有益和必要的补充，更符合中国大踏步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的切实利益，有利于将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民主制度建设、中华文化推介等诸多发展情况介绍到世界。

【参考文献】

[1]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04）：18-24.

[2]黄金祺.应当肯定‘西译汉化现象的积极面——兼论“汉化英语”的出现和发展[J].中国翻译，1998（01）：39-47

4.中国饮食文化形成过程 篇四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所谓“饮食文化”中的“文化”是特指某一领域或某一范畴体现的思想、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那么饮食文化就是人们在饮食中所体现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以及风俗习惯。中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都是由中国智慧的人民创造出来的，而中国的饮食文化也应该是灿烂历史银河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从五个方面简单介绍中国的饮食文化：

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中国的饮食文化除了讲究菜肴的色彩搭配要明媚如画外，还要搭配用餐的氛围产生的一种情趣，它是中华民族的个性与传统，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凸现方式。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素有“烹饪王国”之称。中国烹饪不仅仅是技术，同时也是一种艺术，是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辛勤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采集野果，捕捉野兽，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礼记·礼运》篇记载：“古者未有火，食草木之实，马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从生食向熟食的转化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之一，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用火进行食物加工更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可以说是人类饮食文化的起点。火的运用和控制促使了陶器的产生。陶器发明以后，就被用作炊具和食具，釜、鼎、鬲、甑是最早出现的陶制炊具，陶器的发明标志着烹饪技术的第一次飞跃，人类真正进入了烹饪时代。

公元前21世纪，原始社会解体，中国进入奴隶社会阶段。从夏到秦，我国先民的烹饪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了商代名臣伊尹以至味说汤的故事，叙述了商汤之时的烹饪状况，提出了烹饪理论的一些基本论点。

《吕氏春秋·本味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烹饪理论文章。而黄河流域最早的名菜——周代八珍则标志着先秦烹饪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八珍”是周代宫廷名菜，对后代影响深远，成为烹饪中特定的名词。周代还盛行饮食疗法，我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就叙述了古人常说的“医食同源”。

秦汉到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烹饪技术日趋成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一条“丝绸之路”，发展了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既引进了西方食品，同时也将中国的饮食文化推向了世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各族人民文化、生产技术的大交流、大融合时期，同时也促进了我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与饮食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献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隋唐五代在食疗方面有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唐代名医孙思邈撰写的《备急千金要方》，这是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论。

宋代是我国饮食史上的一个昌盛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都市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空前繁荣，这可以从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得到印证。从两宋到明清，我国烹饪理论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从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到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特别是袁枚的《随园食单》，更是将中国烹饪理论推向了一个成熟阶段。

明清是饮食文化是又一高峰，是唐宋食俗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混入满蒙的特点，饮食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主食：菰米已被彻底淘汰，麻子退出主食行列改用榨油，豆料也不再作主食，成为菜肴，北方黄河流域小麦的比例大辐度增加，面成为宋以后北方的主食，明代又一次大规模引进，马铃薯，甘薯，蔬菜的种植达到较高水准，成为主要菜肴。肉类：人工畜养的畜禽成为肉食主要来源。满汉全席代表了清代饮食文化的最高水平。

而今，饮食在中国已经形成体系，四大菜系的格局已经形成，有川、鲁、淮、粤四大菜系，而其他的地方名吃也无奇不有。但在当代通过中西交流，我们的饮食文化又出现了新的时代特色。如于色、香、味、型外又讲究营养，就是一种时代进步。在与世界各国文化碰撞中，应该有一个坚固的支点，这样它才能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和发展，保持不衰的生命力。这个支点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特质，也就是需要探索的基本内涵。因此，对于基本内涵的考察，不仅有助于饮食文化理论的深化，而且对于占据世界市场也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5.企业文化的形成 篇五

美国企业界人士认为，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没有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哲学信仰，再高明的经营战略也无法成功。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行为的准则、成功的保证。日本企业界人士说，没有文化就没有产业。优秀的企业文化一旦同卓越的企业家、科学的管理相结合，并被广大职工所认同、所接受，不仅成为企业的无形的精神支柱、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活力，而且将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此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在当今企业管理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作为一种管理思潮，它是怎样形成的呢？最早发现管理中文化及其价值的是哈佛大学教授巴纳德，在其1938年出版的《经理的职能》一书中，第一次对总经理的职能进行了论述，认为其基本职能是“系统地阐述和确定价值目标”，并认为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更多地是由总经理的行动、而不是口头语言来表明的。他强调说：总经理所倡导的价值观只有为投身于工作系统的全体成员所接受时，它才成为企业组织的共有价值观，在管理中起到巨大作用。继巴纳德之后，另一个发现文化因素妙用的要算美国管理学者塞兹涅科。他在1957年出版的《领导与管理》一书中，对企业组织的价值观与制度、价值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首先使用了与企业文化概念相似的“组织特性”及“与众不同的能力”等概念。认为“组织特性、与众不同的能力-----所有这些术语指得都是同一个基本过程，即一个使建筑结构式的工程技术序列转化为一个社会的有机体的过程”。“当组织被赋予价值观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性”。“大力推行价值观，就会使不同的看法、习惯、信仰结成一体，赋予组织生活的所有方面以丰富的色彩，赋予它一种社会整体性，而远不止是正式的协调和指令”。

70年代以来，企业文化的妙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美国组织学者波恩斯在他的《领导》一书中把领导工作分为两类：一类叫事物性领导工作，另一类叫变革性的领导工作。他认为，变革性的领导者需要使他的拥护者超脱于日常事物工作，克服迷恋权利的弊病，看清更为重要的树立价值目标的工作。他指出：“在大部分领导理论中，这个绝对的核心价值观一直未引起充分认识。”“领导工作不是赤裸裸地挥舞权利”，“权利基础的连接不是作为权衡轻重的砝码，而是作为对共同目标的相互支持”。类似这样的发现和理论在当时层出不穷，但并没有被当时的管理学界和企业界所注意。美国人对自己传统的理性主义那一套过分迷信，认为美国的管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理论。可以说，没经过管理思想“革命”性的震撼，人们不会轻易接受新的发现，新的观点。进入80年代，管理界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企业文化时代，掀起了一场企业文化热潮，它所显示的积极意义，也首先在于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教人们把过去被忽视的那些东西给以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这个功劳当然应当记在我前面提到的那批著作家名下。

企业文化的形成首先是企业价值观的定位，要形成企业文化机制必须要明确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的价值观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价值观念，是一种企业人格化的产物，是指企业绝大多数人所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当其绝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趋于一致时，就形成了企业价值观。积极向上的企业价值观，能使员工把维护企业利益、促进企业发展作为自己的责任，激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和工作主动性，使企业的适应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加强。培养和塑造企业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要创造一种自主管理、目标一致的气氛，提供有意义的生活和工作场所，促使员工以高昂的士气投入到组织的各项营运中去。这一目的的实现，可以借助一定的制度、组织结构、奖罚手段等一系列外部刺激，但最终都离不开企业员工价值观的转变。只有当所期望的价值观真正确立时，良好的企业氛围才能得以持久维持。由此可见，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目的得以实现的关键，建设企业文化应该始终把方向对准企业价值观这一内核。

价值观是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这不仅体现在它的功能与企业文化目的的一致上，而且体现在它与企业文化其它诸要素的关系上。一般认为，企业诸要素至少应包括企业哲学、宗旨、信念、风气、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等，企业价值观在诸要素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企业哲学是一个企业经营观和方法论的总和。

企业哲学就是反映、表现企业的基本价值观，企业宗旨体现了企业的根本追求，它是以目标、目的和发展方向来反映企业价值观的；信念是指人对于自己生活中应遵循的原则和理想的信仰，而原则和理想均以价值观为基础。

企业文化全面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模式，而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则从意识形态深层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决定企业个性、规范员工行为、提供支柱等如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企业价值观决定企业的基本特征。在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会存在一种被人们认为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并以此作为价值判断的基础，其它价值可以通过一定的标准和方法折算成这种价值。这种价值被称为本位价值。基于本位价值的观念就是本位价值观。在不同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的行为往往也会表现出差异。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作为一个其成员的命运共同体，在企业必然会形成具有本企业特点的本位价值观。这种本位价值观决定着企业的个性，规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使其形成与众不同的特色。例如，一个把创新作为本位价值观的企业，当利润、效率与创新相冲突时，它会很自然地选择后者，使利润、效率服从创新的需要。而这种行为，对于一个以利益为本位价值观的企业来说，则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企业价值观是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前提。价值判断要优价要有价值尺度，价值选择要有价值参考。价值观就起着价值判断尺度和价值选择参考的作用。没有确定的企业价值观，人们便无从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也就弄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大凡一个企业，必定提倡真、善、美，而反对假、恶、丑，但是如果不向员工提供真、善、美的价值标准，员工就照样不能判断什么是真与假、善于恶、美与丑，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选择真的、善的、美的言行，而舍弃或抵制假的、恶的、丑的言行。有的企业存在大量浪费原料、材料、辅料、水、电、风、气的现象，对此人们之所以熟视无睹，就是因为企业丢弃了“节约”这个价值观。有的企业存在消极、被动、偷工、怠工等现象，而人们不谴责、不制止，也是因为企业没有树立起“积极”、“实干”、“合作”的价值观；第三，企业价值观规范企业员工行为，协调企业的各项活动。价值观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其规范作用，企业真正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告诉职工什么是它所提倡的，什么是它所反对的。不过，价值观这种规范作用并不是通过制度、权力等硬性管理手段实现的，而是通过群体气氛和意识深层的诱导来实现的，它是一种软性约束。并不是没有原则性。其实，在很多企业，犯错误是允许的，但决不能容忍企业价值观相悖的人和事。值得注意的是最严厉和最有效的约束；

第四，企业价值观是企业作风、习俗和礼仪的思想基础。价值观规定了员工对工作的态度，工作态度影响着企业的工作作风，孕育着企业的习俗和礼仪。米勒说过：“公司要想创造新的文化，首先必须确定要靠那些价值观来创建这种文化。”不首先扎实思想基础，确定价值观，也就谈不上有优良的企业作风和健康的习俗、礼仪；

第五，企业价值观为企业员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之柱，使职工感到工作、生活很充实，很有意义。行为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需求是多层次的，人们不仅有生理、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还有情感、自尊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高级精神需求。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往往通过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等形式表现出来。当个体的习惯与企业价值观融合时，人们在为企业工作的同时，也就是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和谐一致的氛围将唤起员工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激励员工为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共同目标而竭尽权利。企业价值观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在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种价值观中，又以企业经营管理价值体系作为企业文化核心，那么企业经营管理价值观则是核心的核心。

在西方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经营管理价值观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的演变：

一是最大利润价值观，即企业全部管理决策和行为都必须从最大利润这个评价企业经营好坏的唯一标准出发；

二是委托管理价值观，它是在企业规模扩大、组织复杂、投资巨额而投资分散的条件下，管理者受投资者的委托从事经营管理而形成的价值观。虽然它的基本动机依然是要尽可能多地为投资者获取利润，但在经营过程中，也非常注意使各方面的人得到满意；

三是70年代兴起的生活质量价值观。它倾向于在确定企业时，不仅要考虑企业所有者利益，还要考虑各种人员的利益。此外，要把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西方较成功的企业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持有第三种经营管理价值观，很多寻求发展的企业也有意识地在塑造这种价值观。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统筹考虑已成为当代企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塑造企业价值观是一项内容浩繁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处理好企业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企业整体与员工个人、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等一系列关系。价值观的形成又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心理过程，某种价值观在企业的确立程度直接与员工对此观念的心理接受程度有关。

从企业整体角度考虑，塑造企业价值观的第一步，就是确认企业现有价值的实质内容。一般而言，具有一定历史的企业，其价值观总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这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往往不易为人们发现，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常常被忽略。确认企业价值观，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企业现存的价值观是什么，其中哪些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哪些是妨碍企业发展的，为企业价值观的继承和重塑打下基础。

企业价值观的继承和重塑也就是对传统的扬弃和新观念的创造，这是培育积极向上的企业价值观的关键。对传统观念的扬弃应遵循继承为主、谨慎行事为辅的原则。这是由企业价值观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企业价值观已深入人心，成为员工思想和行动的准则，那么员工对工作、对自己的信念就应根基于此，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这种价值观遇到挑战，员工往往会产生反抗。沮丧和失落的心理，对某种优秀价值观的随意否定，给企业所带来的隐形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即使是那些对企业发展无显著促进作用的传统观念，只要不产生负效应，为避免思想上的波动，也不应随意否定。企业价值观的重塑，包括对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和树立积极向上的新观念两个方面。

新观念因为其新，企业员工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适应、接受过程，而且新观念也比较容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新观念的创立是重塑企业价值观的难点。如果从员工个体出发，企业价值观则是指企业绝大多数员工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因此，说到底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依赖于个体价值观的确立。

心理学理论表明，人对事物认可的态度具有三种表现形态，即服从、认同与内化。服从是因

外部的某种作用而表现出来的被动性行为；认同虽然是自愿的，但主体对认同对象并未真正了解和接受；只有内化，才是个体价值观与评判对象完全吻合的一种表现。对待企业提倡的价值观，员工的心理接受程度往往是处于上述三种情况并存的状态。塑造企业价值观，就是使那些待服从、认同态度者朝着内化的方向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宣传、教育、制度、奖罚等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最为重要的是企业主要领导人的推动。这就要求企业领导人必须具有较好的素质，即应是思想大师，善于把握高度抽象的思维逻辑；又应是行动的大师，善于处理最世俗、最基本的实际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的知识、能力和品质决定着企业价值观的内容和性质。

6.现代餐饮企业文化的形成 篇六

文化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不明其状，不见其形。但却与每一个个体都有着关连，如同道家所宣扬的道一样，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它是一种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沉淀而凝结成的东西，它深入人心,不需多言便深会其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所谓“潜规则”。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更是深黯此道，中华民族的文化经过了五千多年的沉淀，可谓是博大精深。这其中我们的祖先为此付出了很多，他们著学立说。流传下来的真言，至今仍为我们所用。虽然变化万千，但却是各有所归，自成一家。

国家与社会的文化以及企业文化都是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思想，也叫意识形态,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它对于大多数的受众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它可以增强国家对抗灾难和挑战的意志，激发社会进步与创新的动力，加强企业对社会的信托责任等等。家庭以及个人的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很多的价值观念都是由长辈们灌输给晚辈的，也是个人魅力最好的展示与继承，所以才会有代代相传的说法。

如前所述企业的文化可以加强企业对社会的信托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前提是企业能够生存，能够为社会带来相当的财富，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存环境，才能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动力，那么如何做到这些前提便是关键。这个关键就源自于企业自身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是企业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一种技能，是抗风险能力、核心竞争力、社会效应。并且有相对独特不可复制性。

独特的企业文化，可以在员工心中可以形成一种理念。但这种理念必须与企业的目标、信念相一致。如果所有的员工都能共同努力，去实现企业的目标，那么企业的价值就会得到提升。为了实现这一结果，可以通过文化对员工进行激励，让他们为提升企业价值而努力。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本身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和共同思想、作风以及行为准则。优秀的企业文化就像企业无形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企业充满生机。实践证明，有好的企业文化，不仅有利于员工进行自我控制，增强员工的企业意识，改善人际之间的关系，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餐饮酒店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里面的一个分支，它的关键是在于精神方面的内容，主要表现为讲义求利的企业宗旨，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爱国、爱店的员工风貌，精诚团结的人际关系。所以确立酒店的企业宗旨，企业精神和道德规范是餐饮酒店企业文化建设的重心。企业的宗旨是指酒店员工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信心。企业精神是企业和全体员工的精神支柱和活力源泉。主要是酒店员工在工作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心理趋向、价值取向和文化氛围。企业精神可以是几个字或几名话，可以用店风、店训、店歌等形式表达出来。用来激励、统率酒店每个员工的意志，使员工自觉主动为企业目标实现而努力。但务必使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的高度一致，使群体产生最大的协同作用力。道德规范则是酒店员工在店内店外处理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餐饮企业在培植企业文化时，主要从以下几个统一开始：

1、人本性和整体性的统一。在企业整体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和发挥每个员工的个性，注意通过各项“柔性调节手段”来激发员工的自豪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实现酒企业的整体利益，追求企业的整体优势。

2、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统一。企业的文化定位要有相对的稳定，不可任意更改，同时又要注意不断充实提高，保持最新的特色体现企业文化的先进性。

3、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既要洋为中用、博采众长，又要立足本企业的实际，充分考虑

本企业的历史性质、风格等等。以形成具有企业个性的企业文化。

7.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 篇七

首先,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建构大学生的共同价值观的内在涵义。文化具有传承性,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不仅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还融入了西方文化, 在这些多元文化中, 区分出当下合理的, 积极的, 稳定的文化显得非常重要。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明,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深厚的文化底蕴, 她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是浸入骨髓, 深入灵魂的。但是有些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桎梏, 比如男尊女卑, 封建等级观念等思想, 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部分, 影响大学生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阻碍大学生对自由、民主、公平的追求。

道德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 其中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仁、义、理、智、信”就要求人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要有爱心, 仁心, 要有信用,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共同生活中, 将这些优秀道德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认可, 创造了中华民族取之不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是社会的精英群体, 有爱心, 讲规则, 讲信用, 尊老爱幼, 关爱、正义、责任、诚信、崇礼、宽容是大学生群体的内在要求, 是指导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正确的良好的共同价值观的树立, 有助于指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上, 拥有良好的道德水平, 与同学、学校、家庭和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有助于指导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 拥有较高道德水平, 用良好的价值观为指导, 处理工作、家庭和社会问题, 为美满生活和和谐社会打下良好基础。现代社会对大学生共同价值观的要求, 源来自于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其次, 有助于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下, 探寻大学生的共同价值观。大学生是民族的栋梁, 大学生共同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目前, 由于多元文化的影响, 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多元性和混沌性的特点。因此构建大学生的共同价值观十分必要。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 也就是不能没有核心道德, 因为它是治国安邦之纲。两千余年中华道德发展历史表明, 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偏见的核心道德, 就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 因而, 道德建设与发展的实质, 就是核心价值的建设与发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 如何从众多中华传统美德当中精选和确定一些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 易于大学生所接受, 又能成为易记利行、人人皆知、“化民成俗”的美德, 是一项重要历史任务。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沉淀下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探寻大学生共同价值观,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主要是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抽象出的关爱、正义、责任、诚信、崇礼、宽容都应该成为大学生共同道德观念。实际上, 大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 受到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 基本具有一定良好的道德观。但是, 在大学生生长的过程中, 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内容, 如封建等级观念, 法律文化缺失等也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大学生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和建立, 是大学生共同价值观需要避免和抵制的内容。

最后, 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大学生共同价值观的立体全面的教育方式和途径, 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价值观是家庭、社会和学校环境综合教育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制度、思想、历史、生活、文学、语言等各个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在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时候, 要综合地立体地全面地系统地进行。全社会要关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大学生共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意义。要意识到, 大学生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仅凭大学阶段进行是不够的, 仅凭教师的课堂教育也是远远不够的, 每个人从出生, 家庭就有义务帮助人从基本的道德观念开始认识社会。从时间的纵向教育和教师 (小学、中学和大学) 、父母和社会横向教育, 全面出发, 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立体地塑造优秀的大学生的共同价值观。要发挥课堂、媒体、家庭的力量, 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重塑当代社会大学生的共同价值观, 形成关爱、正义、责任、诚信、崇礼、宽容的道德观念。让大学生摆脱错误的价值观和混乱的价值观, 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塑造大学生的共同价值观, 从而为民族复兴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服务。

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 帮助大学生树立关爱、正义、责任、诚信、崇礼、宽容的道德观念, 有助于帮助他们形成完整健全的人格, 有助于帮助他们树立理想信念,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因此, 需要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 共同努力, 帮助当代大学生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抽象出共同遵守的共同价值观。

摘要：当代大学生由于受当代社会变革的影响和多重文化的影响, 其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 不少学生存在错误价值观, 比如个人主义至上, 封建等级观念等。为了帮助大学生摒弃错误的价值观, 形成正确的共同价值观, 本文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这一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资源中, 探寻当代大学生的共同价值观,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8.“中国画”的观念形成 篇八

关键词：中国画；历史；观念

像“中国画”这样，以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名义命名艺术类型的做法，在艺术史上曾经有过。例如，波斯细密画；特别是指代一种地域风格时，这种做法更是常见。例如，荷兰风俗画、英国风景画，等等。近代以来，尤其是西方世界全球扩张之后，这种情况在艺术史界，尤其是非西方世界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命名法从一开始就带有了一种故意而为的民族主义的情节，像日本画、朝鲜画等等。因此，原本看似简单的名称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起来，使用时也就多了一分阐释的风险。

在谈到中国画的概念起源时，今天的很多人都会提到一段材料，借以说明“中国画”这个词最早是通过利玛窦这个西方人的嘴里说出来。[1]这段材料出自明朝万历年间金石书法家顾起元所著的史料笔记《客座赘语》。该书的卷六有一则“利玛窦”的词条，顾起元在其中写道：“利玛窦，西洋欧逻巴国人也。面皙，虬须，深目而睛黄如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无异也。”[2]顾起元的笔记中虽然记了一些插科打诨性质的荒诞事，但大部分仍可被看作极具史料价值的文献。说来有趣，历史上“中国画”这个词最早倒不由中国人首先提出来的，至少就目前的资料看是这样。

利玛窦虽然在比较中国绘画、特别是文人画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差异时说了“中国画”这样的词，但在清末以前的中国画史画论中，还很少有论家真的用到“中国画”的提法。利玛窦是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下使用了“中国画”这三个字，而清末以前，虽然也有人像顾起元一样曾见过传教士带来的“天主画”，但这种进入的方式并不与足以改变中国文人对中国绘画的观念与体认，特别是不足以改变其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画”、“图画”、“绘事”、“丹青”等等，仍然是论家称呼绘画的常见称谓。中国绘画仍然在一直以来属于自己的发展轨迹上，因循着自己的授受之道，继续发展了两百年的时间。

诚然，“中国画”概念的最早出现是以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野为前提的，但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传播和使用，实则反映的不是中国画家对绘事本身的观念转变，而是一种刻意的文化疏离，它反映的是从文化自信到垮塌之后的自封与自保。如果我们沿着利玛窦的线索，对明清以降“中国画”做一次观念前史的还原，那我们可能会更为清晰地看出中国画在进入学院之前所承载的内涵及其文化属性上演变的痕迹。而这将会呈现为一条波浪起伏的线。

对于明末传教士带进来的宗教绘画，除了顾起元的笔记，明末清初学人姜绍书画论《无声诗史》中的“西域画”词条也是引述较多的一段文字。姜绍书所谓的西域，并不是我们理解上的亚洲中西部地区，中国人习惯上把经由西部地区来的异族人统称为西域人。姜绍书描述的对象也是利玛窦带来的圣像画，但他把当时中国画家面对异域绘画时的反应作了点睛的表述。该词条云：“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3]尤其是这最后的“中国画工，无由措手”，显然地流露出一种艳羡与惊诧。除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震惊，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也被这种传教士带来的写实性绘画所打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延揽了一批专业或非专业的传教士，作为宫廷画家专为皇帝嫔妃制像。康熙皇帝就曾经赦免了原本在张献忠的蜀军中供职的耶稣会来华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和安文思（Gabrielde Magalhes）。利类思当时用透视的方法临摹了一些西方风格的风景画，送给了康熙皇帝。尽管他不是专业画家，但这种写实性的绘画在当时的皇帝面前还是新鲜事物。据《中华帝国全志》的编纂者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的记载：当时“满清官员震惊了，他们无法想象，人们怎么能在一张纸上再现楼阁、廊台、门扇、道路及其胡同，这是如此逼真，初见时，还以为是真的。”[4]同朝的马国贤，还有历经康、雍、乾三朝的郎世宁，更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传教士宫廷画师，并有大量作品存世。除此之外，这些传教士还用西洋绘画的方法传授给一些中国的宫廷画师，像焦秉贞等在中国画史留名的中国画家就曾得到他们的指导。①

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绘画在视看方式上对宫廷和文人士大夫形成了一定的视觉冲击，但这种冲击在当时看来，更多的只是猎奇层面的。很快，这种新鲜感便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天朝大国心里所掩盖。即使是皇帝最被打动的时刻，他们对西式的图像也处处流露出理念上的龃龉。如乾隆皇帝曾经对郎世宁的画大加称道，称“写真世宁无过其右者”，[5]但同时也对郎世宁西式技法中不符合中国绘画、特别是宋元以来那种强调意境的格调充满微词，认为其“似则似矣逊古格”。他曾命郎世宁临摹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郎世宁画完后，乾隆认为画的很像，“许其形似”，但同时又说神韵不够，意境不到，因而“未许其神全”，郎世宁画完后仍然让“金廷標仿李公麟笔补图，希望“数理之须合中西二法”。[5]乾隆自己在其御制诗《题李公麟画三马苏轼赞真迹卷》中也曾表达类似意思，说：“奇形即命世宁传，神韵更教廷标写。”在为御诗所做的题注中对此解释道：“癸末岁，爱乌罕贡四骏，命郎世宁为之图，形极相似，但世宁擅长西洋画法，与李伯时笔意不类，且图中有马无人，因更命金廷标用公麟五马图法，用郎之奇肖李之韵，为四骏写生。”[6]可以看出，到这个时候，西洋绘画的技法还无法独立呈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传教士也只能无可奈何的采用一种“合笔画”的变通办法去迎合国人视看习惯。然而这种变通的做法尽管迎合了好奇的帝王，但是在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眼里，遇到的却是一种鄙夷和不屑。

前面曾提到康熙朝受业于西洋传教士的画家焦秉贞，这是一位较早从中国人视角变通西洋画法的中国画家。他在中国画史中也因此留名。比他稍晚的清初画家张庚曾在《国朝画征录》中对他的画法有过一番点评，张庚说焦秉贞“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近至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本法（海西法）也。”但张庚对这种海西之法并不称许，甚至还有明显瞧不上的意思，他认为焦秉贞这种用西画笔法画中国题材的“得其意而变通之”的合笔画，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做法，而且“非雅赏也，好古者所不取。”[7]同时期的邹一桂对西洋画的阐释和理解，基本上也反映了清前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看待西洋画的观点。他在《小山画谱》中对“西洋画”的解释是：“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8]邹一桂的解释有从视觉效果上对西洋绘画的客观描述，但一旦落到视觉效果之外的品评上，他立刻转变观点，认为其“虽工亦匠”、“不入画品”了。邹一桂的话在清初及以后中国画家定位西洋绘画的评价系统中，很有代表性，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清末光绪年间的画家松年在其《颐园论画》中谈道：“昨与友人谈画理，人多菲薄西洋画为匠艺之作。愚谓洋法不但不必学，亦不能学，只可不学为愈。”[9]他的这段话几乎就是邹一桂的翻版，经过了鸦片战争，经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清王朝早已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了。但在看待西洋绘画的态度上，不但没有改观，甚至更加认为其“不必学、不能学”了。

对于最初见到西洋绘画的中国画家，西洋画的写实效果或许在一开始曾让他们感到震惊、感到“无由措手”，但在更深層次的精神和理念层面，这种技法和视觉上的惊诧，还不足以折服千年积淀延续下来的中国画的“道”。真正的变革，是他们在承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巨大痛楚之后，才不得已由被动到主动地做出选择之后才发生的。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画”这个概念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中定性和定型之前的观念史还原，是参照着“西洋画”的观念史做出的。在利玛窦之后，从中国文人看待西洋画的观念变迁中，可以折射出他们对中国绘画的观念演变概念。只不过，在清末之前的中国画家看来，还完全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画”这样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取代“画”或是“绘事”。

明末清初中国画家受到的文化冲击，在当时只是一种技术层面的冲击，是一种范围和影响有限，层次很浅的视觉刺激。在中国画的世界里，技法层面向来只被认为是浅层次的内容，而观念的交融和接纳属于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时的中国画家只是注意到了异域绘画的外在，对其建构在当时文艺复兴理性与科学基础之上的观念本源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当然，在当时来讲也不可能有深入了解的可能。当时的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之国，是天朝上国，即使是号称“中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对待异域文化的时候，也显得愚昧的可笑。他在为道光皇帝拟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一派盛气临人的口气，完全是以对待属国的口气行文，对当时已是世界头号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多以蛮夷称之。更有意思的是，在林则徐的眼中，中国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而外国的一切，都可有可无。他在檄文中写道：“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10]由此可见，时至清末，在中国人，甚至是所谓最开明的人的观念中，对中国之外的世界，除了想象之外，没有任何具体的认知。作为统治者的皇帝，更是同样的一种观念，道光在看了林则徐的文稿后，就非常欣慰，御笔朱批：“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王，俾知遵守。”[10]结果，这封信带来的是坚船利炮和三千年未有的近世之变。

观念的变通常常滞后于技法的变异。所以，在中西方画家最初的交往之际，中国画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对方技法方面与中国绘画的差异，而不是技法背后的理念层面，也是很正常的。在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深处，中国的一切，也包括中国画，“皆利也”；外来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自然也包括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绘画，那些东西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以供玩好”的雕虫小技，绝非中国人的需要。没有对立面的存在，自然不需要也无法进行明确的自我定位。这在“中国画”的概念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840年之前，中国画家通过西洋画初步看到中西绘画技法和视看效果上的区别，但并没有太以为是。1840年之后，中国画在出于自保而被动的逐步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之后，得以确定了自我的理念认知。没有西洋画，就没有“中国画”，反之亦然。西洋画和西方文化是一面镜子，中国画只有在这面镜子中才能照见自己、确立自己的形象。但这不等于说西洋画是中国画效法的榜样，更不是像康有为说的“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11]通过明清以降“中国画”的观念史还原，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中国画在进入学院之前所承担的文化负载，这是今天中国画学科难以承受之重。

“中国画”概念是在中国画家面对西方绘画的逼拶，刻意保持一种疏离西方文化、更加深入的确立中国背景文化的基础上得以定型和定性的。所以，中国画不仅仅是一个画种的概念，是一种绘画技法和材料上的术语，更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身份认知和选择。也正是由于“中国画”的上述出身，所以它其实是“西洋画”的观念镜像，是一个虚妄的概念。中国画后世的发展，在20世纪突然改变了原有的发展轨迹，和其由于在观念上的虚妄所导致的与其母体文化的脱节不无关系。中国画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就是在与母体文化剥离的痛楚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牵扯中进行的。这或许不是中国画家自己的选择，但却是它在20世纪历史语境下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注释：①焦秉贞是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的门徒，受传教士影响，擅长用西化写实画法画肖像。

参考文献：

[1] 董欣宾，郑奇.中国绘画本体学[M].第2页.刘曦林. 20世纪中国画史[M].第30页.

[2] 陆粲《庚巳编》、顾起元《客座赘语》合订本[M].中华书局，1987：193-194.

[3] 姜绍书（清）.无声诗史-藏修堂从书本-第四集[M].

[4] 黄时鉴.东西交流论潭（第一册）[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13-314.转引自苏立文.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应[Z].

[5] 胡敬.国朝院画录卷上[M].朗世宁条，于安澜.画史丛书[M].上海：上海美术出版社.

[6] 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M].

[7] 国朝画征录[M].

[8] 小山画谱[M].

[9] 松年.颐园论画[M].

[10] 拟谕英吉利国王檄[M].

[11] 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