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案例(7-9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案例(7-9号)（6篇）

1.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案例(7-9号) 篇一

指导案例1号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 居间合同 二手房买卖 违约

裁判要点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诉称：被告陶德华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某号房屋销售信息，故意跳过中介，私自与卖方直接签订购房合同，违反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约定，属于恶意“跳单”行为，请求法院判令陶德华按约支付中原公司违约金1.65万元。

被告陶德华辩称：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独家掌握该房源信息，也非独家代理销售。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单”违约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产权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挂牌销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简称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带陶德华之妻曹某某看了该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并于同日与陶德华签订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该《确认书》第2.4条约定，陶德华在验看过该房地产后六个月内，陶德华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办人等与陶德华有关联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但未通过中原公司而与第三方达成买卖交易的，陶德华应按照与出卖方就该房地产买卖达成的实际成交价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当时中原公司对该房屋报价165万元，而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报价145万元，并积极与卖方协商价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居间下，陶德华与卖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138万元。后买卖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陶德华向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支付佣金1.38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被告陶德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1.38万元。宣判后，陶德华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508号民事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

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华支付违约金1.6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原公司与陶德华签订的《房地产求购确认书》属于居间合同性质，其中第2.4条的约定，属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单”格式条款，其本意是为防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跳”过中介公司购买房屋，从而使中介公司无法得到应得的佣金，该约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应认定有效。根据该条约定，衡量买方是否“跳单”违约的关键，是看买方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机会等条件。如果买方并未利用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而是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同一房源信息，则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而不构成“跳单”违约。本案中，原产权人通过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华及其家人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因此，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机会，故不构成违约，对中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案例(7-9号) 篇二

公证指导性案例4号公司股权激励合同公证

关键词:员工持股 股权回购 股权激励合同公证案情概况

2017年初,山东省青岛市的某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拟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对公司重要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根据国有资产管理要求和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激励计划须确保国有股本不变,以员工个人出资实施增资扩股的形式,授予员工股权；员工在劳动服务期限内持有股权并享受分红,期限届满且达到激励目标时,享有股权增值部分的收益,但不得对股权进行转让、质押等处分。员工与公司的劳动服务关系终止时,由公司回购股权,授予新的员工,实现循环激励。为确保履约、防止纠纷,该公司向公证处咨询,希望对包括股权授予和股权回购等内容的股权激励合同办理公证,公证员在全面了解情况后告知了公司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

2017年10月16日,该公司代理人与公司员工王某共同来到山东省青岛市某公证处,申请办理股权激励合同公证。公证员张某首先审查核实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代理人和王某的身份,审查确认股权激励方案已经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并进行了公示。同时,公证员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了核实,确认方案内容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且真实有效。随后,公证员审查了股权激励合同中持股比例、入股价格、出资来源、持股方式、股权分红、退股条件、退股期限、退股价格及其计算方式等内容,重点就股份回购的程序、股权处分的限制、持股员工权益保护等向合同双方进行了告知说明,指导双方修改完善了股权授予和股权回购等合同条款,对容易产生歧义或约定不明的内容进行了明确。双方对合同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公证员询问确认了该公司和王某签订股权激励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出具了股权激励合同公证书。案例评析

一、公证要点

1、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公司员工切身利益,法律政策性强,各方主体产权保护要求高。公证机构办理国有控股企业股权激励合同公证过程中,应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股东权益,确保股权激励合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产权管理等有关规定。

2、公证机构应当重点审查核实激励方案是否按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求和公司章程,履行了董事会、股东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内部议事程序,是否经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是否履行了公司内部公示等程序,确保规则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确保员工持股过程公开透明,防止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3、公证机构应在审查股权激励合同内容符合激励方案要求的同时,重点认真审查合同中的股权授予人、持股人、持股比例、入股价格、出资来源、持股方式、股权分红、退股条件、退股期限、退股价格及其计算方式等内容,确保股权激励合同的内容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案例意义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依照相关规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建立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国家利益激励相容机制。2017年7月,司法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拓展创新公证业务领域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要求拓展创新产权保护公证业务,积极服务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保护,做好产权保护领域公证工作。公证机构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方案设计、合同审查、合同公证、监督履行等法律服务,能够保障公司股权激励依法依规进行,预防纠纷、防范风险,平等保护公司、被激励员工以及其他各类股东的产权权益。

三、相关法律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八条；

3、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

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

四、专有名词解释

股权激励:是指企业采取股权出售、股权奖励、股权期权等方式授予激励标的股权,对企业的重要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实施激励的行为。

股权回购:是指公司按一定的程序购回发行或流通在外的本公司股份的行为。公证指导性案例5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公证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程序 土地承包合同公证案情概况

2017年5月,浙江省义乌市某农业开发企业承包了某村一片土地,用于农业养殖和种植。为防止因村民对土地承包不知情、承包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等导致纠纷,该企业负责人甲到公证处咨询能否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进行公证。公证员刘某了解情况后告知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作为该村以外的单位,承包该类土地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乡(镇)政府批准、通过各镇(街)招标中心招标获得；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公证应由合同双方共同到公证处提交申请,并需要提交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政府批文、土地承包中标结果确认书、企业营业执照、企业农业开发资质证书、土地权属凭证、拟公证的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

2017年6月11日,甲和作为发包方代表的村民委员会主任乙一同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公证员刘某细致审查了双方身份证明及提交的材料后,受理了公证申请。随后,公证员到村民委员会查看了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确认本次土地发包已经按照程序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该村9名村民代表均参加会议并全部同意发包。接着,公证员到镇政府核实了批准发包的文件,到国土资源局和林业局核实了承包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土地性质,到税务、工商和农业部门查询了承包企业的纳税情况、资产申报情况,核实了相关资质证书的真实性,最后到招标中心查阅了招标记录,核实了评标结果。在确定所有材料真实、合法后,公证员通知甲和乙再次来到公证处,对双方办理公证的意愿、目的、合同主要内容等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指导双方对拟公证的土地承包合同进行了完善,明确了土地用途、违约责任、征收补偿等内容,并确认双方对合同内容无异议。双方在公证员面前签署了修改后的合同。公证员出具了土地承包合同公证书。案例评析

一、公证要点

1、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性和政策性较强,不仅涉及到《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法规,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土地政策。公证员办理土地承包合同公证要全面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确保承包行为合法合规且合乎政策要求。

2、在主体资质方面,公证员应重点审查发包人、承包人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包括发包方是否具有相应的处分权利,发包方是否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运营能力进行了审查等内容。

3、在承包程序方面,公证员应重点审查村民委员会的发包程序是否合法,包括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是否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是否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是否经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公开竞争方式获得,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从而避免因程序违法而导致发包结果无效。

4、在合同内容方面,公证员应重点审查发包方、承包方的姓名(名称),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承包土地的用途,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内容。特别要对承包方在土地上建造必要用房的面积、占地范围和报批手续,承包期满后地上建筑、苗木等附着物产权归属或折价方式,以及如遇土地征收时相关补偿方式和补偿费分配等约定进行审查,必要时指导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进行完善,避免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

二、案例意义

农村土地承包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利益和承包方的切身利益。对于承包方企业而言,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重要的产权,事关企业财产安全甚至长远发展。近年来,因承包发包程序不合法、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征地补偿约定不明等引发的产权纠纷增多。公证机构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活动提供公证服务,对土地权益交易流转中涉及的资质、程序等事项进行审查核实,排除不真实、不合法因素,指导当事人依法依程序签署合同、履行义务,能够有效防止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的纠纷隐患,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和承包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相关法律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

四、专有名词解释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公证指导性案例6号

知识产权侵权市场调查活动保全证据公证

关键词:商标 市场调查 保全证据公证案情概况

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丹体育公司)是一家在中国登记的中国企业,2001年至2002年间,乔丹体育公司注册了“乔丹”“QIAODAN”等商标并广泛使用。2012年,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以乔丹体育公司上述商标的注册行为侵犯其在先权利为由,向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撤销“乔丹”“QIAODAN”或相似商标的申请。乔丹体育公司辩称“乔丹”是常见的英文姓氏,与迈克尔·乔丹本人并没有唯一对应关系。为证明公众看到“乔丹”商标就会联想到迈克尔·乔丹,迈克尔·乔丹的代理人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决定委托某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以下简称调查公司)进行一次市场调查,调查报告将作为证据用于撤销商标申请或诉讼。

2012年3月17日,迈克尔·乔丹的代理人向上海市某公证处提出公证申请,对调查公司在上海市进行市场调查的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公证员黄某审查了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身份证明和资格证明,与保全的证据有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载有申请保全证据的理由、用途和证据取得方法的书面说明。公证员向当事人告知保全证据公证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并特别告知调查结果是客观形成的,无论对当事人的主张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公证处都会根据事实进行记录描述,保证保全行为的连续性、客观性和真实性。在重点审查了调查活动和调查方案不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参与保全证据相关人员的身份符合要求后,公证员受理了该公证申请。2012年3月17日至19日,公证员黄某和公证员助理与调查公司的调查员一起,分别前往上海市美罗城广场、沪西工人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调查员现场随机选择被访者进行问卷调查,并现场回收商标认知调查问卷。三处地点分别回收74份、91份和55份问卷,之后交公证人员带回公证处密封并加贴公证处封条。保全证据公证书详细记载了公证人员与调查员到达调查地点、随机选择被访者、被访者填写问卷、回收问卷等调查全过程。最后,公证员将公证书连同经公证处密封的调查问卷原件一并送达当事人。

2016年12月7日,“乔丹”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系列案件作出再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述调查活动证明了中文“乔丹”与迈克尔·乔丹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以及相关公众误认为“乔丹”与迈克尔·乔丹存在特定关系；调查过程由公证机构进行了公证,调查程序较为规范,调查结论的真实性、证明力相对较高,可以与其他证据结合后共同证明相关事实。法院最终认定“乔丹”争议商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侵犯了迈克尔·乔丹的在先姓名权,判决商标评审委员会就争议商标重新作出裁定。案例评析

一、公证要点

1、公证机构办理知识产权侵权市场调查活动保全证据公证,应当事先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调查方案和调查问卷内容,确保其中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以及误导被调查人的情形。

2、公证机构应当确保知识产权侵权调查活动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公证员可以在调查方案确定的时间段和区域范围内随机指定调查时间、调查地点。

3、公证机构应当确保知识产权侵权调查活动的客观性,公证人员监督申请人严格按照经审查的调查方案进行调查活动,客观全面如实记录调查过程并制作工作记录,调查获得的原始数据应由公证人员保管并加以封存。

4、公证机构派员外出办理知识产权侵权保全证据公证,应当由二人共同办理,其中一名必须是公证员。

二、案例意义

随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了解和认识到公证在知识产权的权利认定、流转保障和侵权维权方面发挥独特作用,选择通过公证法律服务保障自身权益。为知识产权侵权市场调查活动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积极拓展创新服务内容的一项举措,通过公证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出具有法定证据效力的公证书,能够为诉讼活动中依法认定侵权事实提供有力依据,切实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三、相关法律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一条、第三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

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案例(7-9号) 篇三

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1.新材料技术领域等同判定专利侵权案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爱蓝天高新技术材料（大连）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2.“威极”酱油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市高明威极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佛中法知民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书〕

3.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诉前行为保全案

杨季康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行为保全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保字第9727号民事裁定书〕

4.“奥特曼”著作权纠纷案

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上海圆谷策划有限公司与辛波特·桑登猜、采耀版权有限公司、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音像出版社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259号民事裁定书〕

5.树脂专利相关信息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

圣莱科特国际集团、圣莱科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与华奇（张家港）化工有限公司、徐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民三（知）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

6.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案件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IDC公司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5号民事判决书〕

7.确认“两优996”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无效纠纷案

福建超大现代种业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确认植物新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无效纠纷上诉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皖民三终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8.“圣象”驰名商标保护案

圣象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河北广太石膏矿业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4号行政判决书〕

9.“金骏眉”通用名称商标行政纠纷案

武夷山市桐木茶叶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山茶业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1767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0.假冒食用油注册商标犯罪案

宗连贵等28人假冒注册商标罪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知刑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书〕

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件

1.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与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

2.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公司与黄孟炜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

3.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2352号民事判决书〕

4.谷歌公司与王莘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221号民事判决书〕

5.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终字第194号、（2012）苏知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6.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与湖北童霸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

7.北京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与上海淮海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

8.李隆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三亚市海棠湾管理委员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41号行政裁定书〕

9.卡比斯特制药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知行字第75号行政裁定书〕

10.江西亿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沃德打印机设备有限公司、余志宏、罗石和、李影红、肖文娟侵犯商业秘密罪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珠中法刑终字第87号刑事判决书〕

2013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马培德公司与阳江市邦立贸易有限公司、阳江市伊利达刀剪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

2.宜宾长毅浆粕有限责任公司与潍坊恒联浆纸有限公司、成都鑫瑞鑫塑料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309号民事裁定书〕

3.北京市捷瑞特弹性阻尼体技术研究中心与北京金自天和缓冲技术有限公司、王菡夏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146号民事裁定书〕

4.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三门峡赛诺维制药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

5.陈顺弟与浙江乐雪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何建华、温士丹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5号民事判决书〕

6.大连大金马基础建设有限公司与大连北兴构件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大民四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7.塞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知终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8.陈锡奎与晋江市凯达石材机械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终字第482号民事判决书〕

9.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与江门气派摩托车有限公司、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瑞骑力帆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中民五初字第620号民事判决书〕

10.江门市亚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与雷炳全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二）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11.吉林美术出版社与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亚商都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150号民事裁定书〕

12.景德镇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与潮州市加兰德陶瓷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392号民事裁定书〕

13.窦骁与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演出经纪合同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164号民事判决书〕

14.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智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8854号民事判决书〕

15.哈尔滨秋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哈尔滨秋林糖果厂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黑知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

16.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福建双飞日化有限公司、苏果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

17.郑子罕与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著作权权属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知终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

18.蒋友柏与周为军、江苏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知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

19.广州万唯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广东海外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三终字第96号民事判决书〕

（三）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

20.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大宝日用化学制品厂、深圳市碧桂园化工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66号民事判决书〕

21.陕西茂志娱乐有限公司与梦工场动画影业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3027号民事判决书〕

22.兰建军、杭州小拇指汽车维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华商汽车进口配件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

23.广州市芳奈服饰有限公司与李菊红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赣民三终字第21号民事裁定书〕

24.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际通文具有限公司、青岛际通铅笔有限公司、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

25.河南杜康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汝阳县杜康村酒泉酒业有限公司、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豫法民三终字第194号民事判决书〕

26.湖北十堰武当山特区仙尊酿酒有限公司与湖北神武天滋野生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武汉天滋武当红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书〕

27.广州饮食服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西关世家园林酒家有限公司商标及老字号品牌使用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

28.北京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与桂林花桥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桂民三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

29.路易威登马利蒂与三亚宝宏实业有限公司宝宏大酒店、三亚宝宏实业有限公司、潘小爱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琼民三终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

30.成都同德福合川桃片食品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合川区同德福桃片有限公司、余晓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一中法民初字第273号民事判决书〕

31.宜宾五粮液股份公司与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川民终字665号民事判决书〕

32.普拉达有限公司与陕西东方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华商报社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西民四初字第227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案件及其他

33.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国栋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海南欣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542号民事裁定书〕

34.济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福瑞康正医药技术研究所技术转让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718号民事裁定书〕

35.湖北洁达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与郑州润达电力清洗有限公司、陈庭荣、吴祥林侵害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6号民事裁定书〕

36.北京天道新源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哈知初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

37.江苏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与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219号民事判决书〕

38.南京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与江苏紫峰绿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知民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39.曹彬与济南乾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三终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

40.襄阳市农业科学院与四川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323号民事判决书〕

41.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IDC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6号民事判决书〕

42.兰州正丰石油化工技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奋图过滤材料有限公司、王京良、无锡奋图网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甘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授权确权案件

43.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郑亚俐、佛山凯德利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易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知行字第53-1号行政裁定书〕

44.北京世纪联保消防新技术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山西中远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

45.株式会社岛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宁波赛冠车业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行提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

46.新日铁住金不锈钢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李建新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终字第1754号行政判决书〕

（二）商标授权确权案件

47.博内特里塞文奥勒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佛山市名仕实业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8.尤艳、宋兵峰、马化涛侵犯著作权罪案〔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2013）禹知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

49.王文利、张剑毅、陈邦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厦刑初字第62号刑事判决书〕

4.最高院发布八典型案例 篇四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巧娥系浙江省云和县华夏工艺厂（系个人独资企业）的负责人，其与丈夫夏根发（另案处理）共同经营该厂。自2011年年初开始，该厂长期拖欠工人工资。2011年9月初，袁巧娥与夏根发突然逃匿，手机关机无法联系。9月9日，云和县人事劳动保障局发出指令书，指令华夏工艺厂于9月13日前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同日，云和县人民法院对华夏工艺厂的机器设备进行了财产保全。9月21日，因袁巧娥与夏根发未如期履行，云和县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调查。10月8日，袁巧娥到云和县人民法院核对拖欠的工人工资情况。经法院判决和调解，华夏工艺厂拖欠工人工资共计人民币290270.52元。10月下旬，袁巧娥再次逃匿，并改变联系方式。2012年1月15日，该案被移送至云和县公安局，并于次日被立刑事案件。1月19日，袁巧娥自动到云和县公安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袁巧娥以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29万余元，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袁巧娥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袁巧娥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袁巧娥服判，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劳动者权利保护体系。通过刑法的强力介入，打击恶意欠薪，震慑无良雇主，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本案中，被告人袁巧娥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达29万余元，且经云和县人事劳动保障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并再次逃匿，改变联系方式，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该案的审判明晰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罪要件，该罪主观方面应以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拖欠的劳动报酬需达到数额较大，并要以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为前提，目的在于在加大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避免了刑罚的过度干预，有助于维护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案例2 付德红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7月，被告人付德红在浙江省湖州市经营服装厂。2011年11月19日，付德红因经营不善，为逃避高利贷及支付工人工资，携带1万余元潜逃至安徽省合肥市、湖南省株洲市等地藏匿，拒不支付工人工资共计11万余元。后经湖州市吴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2012年7月27日，付德红在湖南省株洲市被抓获。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付德红以逃匿的方式逃避支付工人工资，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付德红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能当庭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付德红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付德红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恶意欠薪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凸显的问题，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和劳动力高度聚集的背景下，这关乎广大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本权益的保障，关乎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感和幸福感的实现，更关乎社会整体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公序良俗的保护。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施行以来，人民法院处理了一批恶意欠薪案件，有效地打击了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或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分子，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本案中，被告人付德红为逃避支付劳动报酬，隐匿个人行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数额较大，且经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同时考虑到付德红归案后的认罪表现予以从轻处罚，做到了罪刑相适应，罚当其罪。该案的审判明晰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罪要件，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保护民生的职能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案例3 林丽某被撤销监护权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丽某（女）多次用菜刀割伤其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林某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林某的双腿，还经常让林某挨饿。自2013年8月开始，榜头镇人民政府、梧店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及榜头派出所的民警，多次对林丽某进行批评教育，但林丽某拒不悔改。2014年1月，福建省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以及榜头镇人民政府、榜头派出所等部门联合对林丽某进行教育。林丽某写下了不再殴打林某的书面保证，但仍不思悔改。5月29日凌晨，林丽某再次用菜刀割伤林某的后背、双臂。为此，仙游县公安局对林丽某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一千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等有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将林某送入市救助站予以临时安置。6月13日，申请人梧店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丽某长期对林某实施虐待行为，严重影响林某的身心健康为由，向仙游县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丽某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梧店村民委员会作为林某的监护人。仙游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征求林某的意见。林某表示不愿意随其母林丽某共同生活，也不愿意追究林丽某的刑事责任。

（二）裁判结果

仙游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被申请人林丽某作为林某的监护人，未采取正确的方法对林某进行教育引导，因认为林某不听话，即采取打骂等手段对林某长期虐待，经有关单位教育后仍拒不悔改，再次用菜刀割伤林某，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林某的身心健康，故其不宜再担任林某的监护人。依照民法有关规定，判决撤销被申请人林丽某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梧店村民委员会担任林某的监护人。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福建省首例因母亲长期对未成年子女进行虐待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对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撤销父母监护权是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通常情况下，父母是未成年子女当然的监护人，但若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对子女实施虐待、伤害或者其他侵害行为，再让其担任监护人将严重危害子女的成长。在这种情况下，依照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规定，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以及未成年父母所在单位、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均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实施侵害行为的监护人的监护权。本案被申请人林丽某对其年仅9岁的儿子林某长期进行虐待，经多次劝阻教育仍拒不悔改，严重侵害了林某的身心健康。仙游县人民法院根据当地村民委员会的申请，依法撤销了林丽某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因林某的生父不明，也没有其他近亲属和朋友可以担任监护人，在法律规定的可以担任监护人的范围之内，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仙游县人民法院指定当地村民委员会担任林某的监护人。宣判后，仙游县人民法院对林某的安置情况进行了持续跟踪、回访。考虑到村民委员会直接履行对林某的监护职责确实存在一些具体困难，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与当地民政部门积极研究、协调，由民政部门对林某安排代养，确保林某有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当前，父母虐待未成年子女、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案件还屡有发生。人民法院应当将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优先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审判工作当中，按照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长期侵害未成年子女、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监护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撤销其监护权，另行指定监护人；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还可以以虐待、遗弃、故意伤害等罪名追究监护人的刑事责任。就本案而言，如果林某或其他有权代为告诉的个人或单位，向人民法院提起林丽某犯虐待罪的告诉（即刑事自诉），人民法院也应当受理并依法作出刑事判决。

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注意与公安、民政、共青团、妇联、学校、医院、社工组织等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形成联动，分工协作，对缺乏父母监护、缺少家庭关爱的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辅导等作出妥善安置，使其安全健康成长。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仙游县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变更监护权审判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多次到救助站看望林某，为其庆祝生日，使林某感受到司法的人性关怀和温暖。案件宣判后，法官还主动与市、县两级共青团委、妇联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林某的救助、安置、学习等问题，为林某创造良好的生活、成长条件。本案的审理，一方面显示了人民法院在司法为民上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保护未成年人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需要政府及各部门的协作联动，才能取得切实效果。

案例4 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北方杂交粳稻工程技术中心（与辽宁省稻作研究所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徐州农科所）共同培育成功的三系杂交粳稻9优418水稻品种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9优418水稻品种来源于母本9201A、父本C418。2003年12月30日，辽宁稻作所向国家农业部提出C418水稻品种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于2007年5月1日获得授权，同日其许可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隆公司）独占实施C418植物新品种权。

2003年9月25日，徐州农科所就其选育的徐9201A水稻品种向国家农业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于2007年1月1日获得授权。2006年4月3日，徐州农科所水稻室与天隆公司订立《关于“徐9201A”引种使用协议》，约定：“徐9201A已申请国家品种权保护，按照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外单位引用仅可用于测交配组，不得用于商业开发，并保证不向第三方扩散；使用期间未经同意不得自行繁殖，否则追究侵权责任。”2008年1月3日，徐州农科所许可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农公司）独占实施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

经审理查明，徐农公司和天隆公司生产9优418使用的配组完全相同，都使用父本C418和母本徐9201A。

天隆公司、徐农公司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对方当事人侵犯其独占享有的父本C418、母本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

（二）裁判结果

9优418的合作培育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杂交水稻科研大合作，本身系无偿配组。该品种性状优良，在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广泛种植，受到广大种植农户的普遍欢迎，已成为中粳杂交水稻的当家品种。9优418本身并无植物新品种权，该品种已进入公有领域，但之后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又分别通过各自的行为使9优418品种间接获得法律保护。辽宁稻作所于2003年申请了父本C418的植物新品种权，即生产9优418使用父本C418需获得品种权人辽宁稻作所的授权许可；徐州农科所亦于2003年申请了母本徐9201A的植物新品种权，而徐农公司在诉讼中认可目前已将未获品种权保护的母本9201A全部封存，故天隆公司只要生产9优418就只能使用母本徐9201A。在二审期间，法院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相互授权许可，使9优418这一优良品种能够继续获得生产，但双方当事人最终未能达成妥协。由于天隆公司与徐农公司之间不能达成妥协，致使9优418品种不能继续生产，不仅影响双方的利益，实际上也已经损害了国家粮食生产安全，有损公共利益，且不符合当初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合作育种的根本目的，也不符合促进植物新品种转化实施的根本要求。9优418是三系杂交组合，综合双亲优良性状，杂种优势显著，在9优418配组中父本与母本具有相同的地位及作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9优418水稻品种的合作双方徐州农科所和辽宁稻作所及其本案当事人徐农公司和天隆公司均有权使用对方获得授权的亲本繁殖材料，且应当相互免除许可使用费，但仅限于生产和销售9优418这一水稻品种，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目的。因徐农公司为推广9优418品种付出了许多商业努力并进行种植技术攻关，而天隆公司是在9优418品种已获得市场广泛认可的情况下进入该生产领域，其明显减少了推广该品种的市场成本，为体现公平合理，法院同时判令天隆公司给予徐农公司50万元的经济补偿。同时，因双方当事人各自生产9优418，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市场竞争和利益冲突，法院告诫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诚实经营，有序竞争，确保质量，尤其应当清晰标注各自的商业标识，防止发生新的争议和纠纷，共同维护好9优418品种的良好声誉。

（三）典型意义

通常情况下，知识产权具有排他性，未经权利人许可，他人不得擅自使用知识产权，但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更重要的意义是要通过保护权利，促进知识产权的运用，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推动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该案围绕9优418杂交水稻品种产生的争议，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9优418系合作双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分别提供父本和母本合作攻关育成，但对该品种的后续生产及后续知识产权行使合作双方未作约定，导致本案双方当事人分获涉案父本和相关母本独占实施许可权后相互指控对方侵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调解双方相互达成授权许可不成的情况下，最终并未判令双方当事人停止侵权，均不得使用对方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的亲本繁殖材料，而是以法律精神为指引，打破常规审判思路，借鉴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制度，在平衡双方父本与母本对涉案品种生产具有相同价值的基础上，以司法裁判的方式直接判令双方当事人相互授权许可且互免许可费，促使已广为推广种植的优良杂交水稻品种9优418得以继续生产。这一裁判结果不仅从根本上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更符合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公共利益，亦体现了公平原则和鼓励植物新品种转化实施的基本司法价值导向。该案就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提出相互许可的裁判思路，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并自动履行，说明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良好，而该案所体现出的探索与创新精神，对于司法解决类似知识产权争议亦具有积极的启示。

案例5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宏济堂阿胶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宏济堂”为济南本土的中药老字号，创立于1907年，“宏济堂”历经分立、合并、整合、改制和更名等多次调整分为制药公司和山东宏济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医药集团）。本案阿胶公司是医药集团投资设立的子公司，阿胶公司基于母子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使用“宏济堂”字号，且依法在工商局核准注册。制药公司认为阿胶公司在其阿胶制品上突出使用“宏济堂”，并标注阿胶公司企业名称及“原宏济堂阿胶厂”字样，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令阿胶公司停止商标侵权，停止使用“宏济堂”字号并赔偿经济损失。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医药集团与制药公司对于“宏济堂”的使用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权利划分。阿胶公司对“宏济堂”字号的使用是基于其母公司医药集团的历史传承与授权，并非恶意攀附他人企业名称或商标。对于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商标与老字号之间的权利冲突，应本着善意共存和包容发展的原则进行处理。本案中，阿胶公司对“宏济堂”商标、字号的使用是历史的，也是善意的，不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驳回制药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对涉及因历史原因造成的老字号权利冲突案件的处理具有典型指导意义。老字号的权利冲突，实质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民族传统品牌及老字号，在历经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如何确定权利边界和规范使用的问题。山东法院本着尊重历史、保护在先权利、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原则，依法处理商标和老字号的冲突纠纷，允许两个“宏济堂”字号善意共存，实现了经营者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案例6 温州荣盛贸易有限公司诉温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鹿城工商分局于2011年3月16日对荣盛公司作出温鹿工商处字（2011）第01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荣盛公司经销假冒“贵州茅台”牌白酒，已构成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违法行为。根据商标法等有关规定，被告决定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如下处罚：

一、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二、依法扣押的假冒“贵州茅台”牌白酒956瓶予以没收销毁，其余的“贵州茅台”牌白酒129瓶、白酒109箱予以发还；

三、处以罚款500000元，上缴财政。

浙江省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贵州茅台”商标由茅台酒公司注册，授权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使用。2008年1月8日，被告鹿城工商分局接受茅台酒公司投诉，对原告荣盛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调查，扣押了原告涉嫌假冒的“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1085瓶，其他白酒109箱。经被告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次日对涉案“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作出鉴定，结论为其中956瓶属假冒。按原告公司的标牌价计算，该956瓶“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价格总计816992元。因假冒商品的数额较大，2008年3月19日，被告将案件移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处理。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经侦查，未能发现原告明知是假冒的茅台酒而进行销售的证据，于2010年5月19日将案件退回被告。被告经听证、审批后，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法庭审查时，双方主要针对茅台公司出具的商品真伪鉴定表能否作为证据采信展开质证与辩论。浙江省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销售的商品经商标注册人鉴定为假冒，原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被告据此采纳鉴定结论认定原告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非法经营额达816992元人民币，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内容，适用法律正确。据此，判决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宣判后，荣盛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行政证据应在依法收集并经行政机关审核确认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由于对商标的真伪鉴别涉及一般人并不熟悉的专业判断，其结论的准确性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因此，鉴别人员应当对辨认经过、使用的方法、与真品的差异等基本情况进行说明，以供行政机关对其结论的准确性进行判断和确认。但本案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五份鉴定表只简单记载“包装材料：属假冒；酒质：不是我公司生产的酒”，从而判断：“属假冒”，该所谓鉴定内容过于简单，实难确保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法院不予采信。鹿城工商分局仅以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有权鉴定及该公司可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为由，而将涉案商标真伪的鉴别判断权完全交给该公司，法院不予支持。鹿城工商分局对荣盛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据此，判决撤销原判；撤销被诉处罚决定；责令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本案重新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分为行政和司法两个途径。本案是行政机关对侵权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查处，产生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例，因此入选2011年浙江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例。本案关键问题是商标侵权行政案件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证据审核义务，司法既应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同时也要履行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职责，通过行政诉讼妥善化解知识产权执法中引发的行政争议。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标注册申请日趋活跃。商标侵权案件的数量不断上升，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商标的真伪鉴别涉及专业知识，辨别判断难度较大，故在当前对侵权商标查处的行政执法实践中，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将商标真伪的鉴定工作交由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进行，并将其出具的书面鉴定结论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一旦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行政机关往往以商标注册人有权鉴定并由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提出抗辩，本案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中发现，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因其鉴定结论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威性”，鉴定结论内容日趋简单，甚至无法反映辨认经过、使用方法、与真品的差异等基本情况，其准确性和可靠性无法确保。严格从证据分类看，该鉴定结论在证据性质上相当于“被害人陈述”，而非证据法中的鉴定结论，况且在很多商标处罚案件中，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往往也是举报人。如果行政机关一味放弃审查职责而径行采纳作为定案证据，不仅不符合证据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在做法尚未完全统一之前，探讨商标侵权案件中工商行政主管机关的证据审核义务具有积极且现实的实践意义。

案例7 齐来发诉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道路运输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9月27日，齐来发与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承包鲁A48307号客车，营运路线为济南至角峪。2012年11月9日，齐来发向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邮寄申请，认为鲁S30886号客车超线路经营，侵占了其营运路线，要求：依法查处该车超线路经营行为；禁止该车侵占其路线营运；吊销客运经营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该局收到申请后，一直未作出答复。

（二）裁判结果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查处，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本案中，山东省交通厅道路运输局是鲁S30886客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齐来发认为上述客车不按规定路线行驶，应当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投诉举报，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认定违法情节严重的，才转交山东省交通厅道路运输局处理。齐来发以自我认定鲁S30886客车违法情节严重，要求省级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处理，不符合上述级别管辖规定，应予驳回。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山东省道路交通运输条例》等明确规定，由省内各级交通稽查机构对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的行为进行查处。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虽然是鲁S30886客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的颁证机关，但不具有对该客车是否存在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行为进行路检路查的执法权限，只有在客运经营者存在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情况下，该局才具有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权力。但鉴于上述规定属于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机关对被许可人从事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职责的一项特殊规定，因此该局收到申请后，应当根据其职权范围的规定作出相应指导。判决撤销原审判决，责令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自接到判决之日起60日内，按照其职权范围的规定对齐来发的申请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推进行政领域办事制度公开，确保权力行使公开高效便民，是十八大报告赋予法院的历史任务。而推动行政机关履行释明义务，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的事项，即使不在被申请机关职责范围之内，也要求该机关给予适当指导，是法院推动行政领域办事制度公开、促进权力高效便民公开的重要抓手。但在当前，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的要求，仍然停留在依法履责的层面，对释明义务问题缺乏关注。本案突出了行政机关的释明义务，明确了在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时，行政机关不能因内部职权划分问题而置之不理，应该给予必要的说明和指导，有力推进了行政权力的公开高效和便民行使。

案例8 刘自荣诉米泉市劳动人事 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01年1月7日，新疆米泉市铁厂沟镇三矿副矿长刘自荣得知矿井煤层采仓仓顶被拉空，将给煤矿生产安全带来隐患。为保证煤矿安全生产，1月8日晚10时许，刘自荣与炮工余远贵一起在职工宿舍内，将瞬发电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时，雷管爆炸，将刘自荣的左手拇指、食指、中指炸去，无名指受伤。事发后，铁厂沟镇煤矿立即将刘自荣送往医院救治，并承担了刘自荣的全部医疗费用。3月21日，铁厂沟镇煤矿与刘自荣达成赔偿协议，由铁厂沟镇煤矿给刘自荣今后生活费、营养费一次性补助15000元。4月9日，刘自荣向米泉市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2002年7月3日，米泉市劳动局作出《关于不予认定刘自荣为工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二）裁判结果

米泉市人民法院一审以米泉市劳动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判决撤销米泉市劳动局的《决定》。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米泉市劳动局对刘自荣的工伤申请所作的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决定程序合法，判决撤销米泉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判决，维持米泉市劳动局的《决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维持二审行政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认为，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从事本单位日常生产、工作或者本单位负责人临时指定的工作的，在紧急情况下，虽未经本单位负责人指定但从事直接关系本单位重大利益的工作负伤、致残、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刘自荣作为米泉市铁厂沟镇第三煤矿副矿长，其基于煤矿正常生产的需要而与其他炮工一起在工人宿舍内将瞬发电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并因雷管爆炸而受伤，该行为显然与本单位工作需要和利益具有直接关系。公安部《关于对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的行为如何定性的意见》认为，雷管中含有猛炸药、起爆药等危险物质，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条件下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属于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和民爆器材产品质量技术性能规定的行为，不应定性为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的行为。据此判决：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在收到判决之日起两个月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典型意义

5.镇江发布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 篇五

□本报特约记者 娄正前 孙彩萍 本报记者 翟 敏

编者按

为集中展示镇江法院2013审判、执行工作成果，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近日，镇江中院发布全市法院2013典型案例，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环境污染、保险纠纷等民生热点问题。

酒后驾车出事故

共饮者不可免责

[案情]2012年5月15日晚，朱某、王某、张某、丁某应黄某邀请在其家中吃晚饭。席间朱某、丁某、张某、黄某共饮了一瓶白酒，王某未饮酒。饭后，丁某先行离开，其余四人打牌一段时间后各自回家。王某和朱某各自驾驶摩托车一同回家。当晚20时40分许，朱某行驶至某路十字交叉路口，碰撞至路口的信号灯杆，至车辆损坏，朱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院认为，朱某的上述违法行为，是引发此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其本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四被告与朱某同桌吃饭、在朱某已经醉酒的情形下，被告方虽然尽到了一定的注意义务，但尚未达到合理的程度，故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原告的上述损失，被告黄某作为宴席的组织者和邀请人，在各被告中应负的较大的注意义务，法院确定由其承担2%的赔偿责任，其余三被告各承担1%的赔偿责任。宣判后，四被告提起上诉，镇江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点评]亲朋之间、同事之间同桌共同饮酒本身属于情谊行为，如果其中一人处于醉酒后的危险状态中，其他同饮者就应该负担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否则就可能转化为情谊侵权行为，构成情谊侵权责任。本案对于共同饮酒中先行离开者以及未饮酒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洗桶私排废水

污染环境领刑

[案情]被告人杨某原在丹阳市某溶剂包装厂承包车间从事专业清洗化工原料桶业务，污水经厂废水处理设施统一处置并循环使用。2013年6月1日，被告人杨某将洗桶业务搬至该厂西北角处的私设点继续经营。至6月29日期间，杨某在该洗桶点雇员利用碱、二甲苯等清洗用于盛装化工原料的圆柱铁桶、塑料方桶。被告人杨某将清洗产生的废水，直接排入无防渗漏措施的排水沟，流入无防渗漏措施的水池，再通过暗沟，排往皇塘战备河。经对桶内残液、排水沟水样监测，被告人杨某经营洗桶业务所外排的废水中含有苯、铬等有毒物质。其中，排水沟内铬的含量为每升8.28毫克，超出评价标准每升1.5毫克四倍之多。6月29日，被告人杨某私设的洗桶点被丹阳市环境保护局依法查处，被告人杨某当晚至公安机关投案，交代了经营洗桶业务并私排废水的事实。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杨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点评]该案是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我省查处的首例污染环境案，丹阳法院通过因特网全程直播了庭审过程，对于民众关注的现实生产、生活中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具体行为及后果等问题，在本案中有相当程度的直观认识和感受，起到很好的环保法制宣传效果。

纠纷历经四审

时跨五年终结

[案情]镇江某娱乐有限公司从1995年起向本市解放路362号大楼产权人镇江色织总厂承租该房经营舞厅、浴场等项目，在经营期间对大楼进行了部分扩建和改建。双方合同于2007年5月到期后，色织厂多次要求对方搬出，某娱乐公司均以改扩建需补偿为由拒绝迁让。色织厂遂向京口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房屋、给付拖欠租金3700元并承担继续占用该房的实际使用费60余万元。而某娱乐公司则要求原告支付350万元的改、扩建费。法院经审理于2008年10月判决大哥大公司迁让该处房屋，并给付租金3700元以及此后的实际使用费302768元；色织厂补偿对方改、扩建费用30万元。某娱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被中院驳回；又向省法院申请再审，省法院于2010年11月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某娱乐公司对此仍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诉，最高院立案一庭于2011年12月发出通知，告知其申诉不符合再审条件，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案件执行过程中，某娱乐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扬言要以点液化气瓶的方式抗拒执行，始终拒绝自动履行。经过法定公告程序后，京口区法院于2013年5月7日上午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予以司法拘留，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配合下，实时清理出被执行人预先备置的6只液化气瓶、2大桶汽油及其他危险源，将现场遗留的全部财物公证后搬运、封存于指定安置点。清空后的房屋于当天下午交付给申请执行人。

[点评]为消除社会对该案能否公正执行的疑虑，防止舆论炒作，法院先后召开两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案件审理、执行等情况，将案情向社会公开。执行中，当地纪委、检察院及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现场监督，确保执行规范有序。

投保中断又复交

“观察期”拒赔无理

[案情]2009年3月2日，邹某的丈夫朱某为其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公司投保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和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两项险种标准保费合计10000元，保险期间38年，合同生效日期2009年3月14日，交费方式为每年3月14日缴纳。合同签订后，朱某按约支付了2009年3月14日至2011年3月13日的两年保险费。2011年3月14日，合同约定的交费日到期时，朱某没有交纳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保险费。2011年6月21日，朱某交纳了2011年3月14日至2012年3月13日的保险费10000元及自2011年5月14日至6月21日止的复效利息52.25元。2012年3月15日，朱某向保险公司交纳2012年3月14日至2013年3月13日的保险费10000元。2012年5月11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诊断邹某为CML（慢性髓细胞白血病）。邹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以邹某投保的瑞鑫两全保险合同于2011年6月21日复效目前仍处于复效观察期内为由拒绝赔付。邹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立即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10660.2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法院认为，投保人因未及时交纳保险费造成保险合同效力中止后，其又向保险公司补交了保险费及延迟交费的利息的，保险合同效力恢复的时间节点应为补交保险费的次日，但被恢复的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应从原效力中止之日开始恢复连续计算，而此时保险合同约定的“复效观察期”亦应以原效力中止之日为起始之日。一审判决人保扬中支公司向邹某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10660.28元。二审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中对保险合同“复效”期间的分析和解释，平衡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也符合民事法律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基本原则，对今后在处理类似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试驾承诺独自担责

条款无效车商赔偿

[案情]2011年5月7日，被告某汽车公司将其所有的轿车提供给被告王某试驾，被告王某与被告某汽车公司签订《试车保证书》，被告王某承诺服从指示，做到安全、文明驾驶。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其独自承担。同日下午16时许，被告王某在被告某汽车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驾驶该轿车沿本市丁卯桥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被告恒隆汽车公司附近向右转弯时，与非机动车道上由西向东行驶至此的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原告受伤。经公安部门认定，被告王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不承担责任。被告某汽车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陪驾人员在被告王某驾车过程中对被告王某进行安全提示。轿车在被告人民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原告要求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131752.11元。法院认为，被告某汽车公司指派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陪驾，其对试驾车辆仍存有一定的实际支配和监管力，试驾过程中疏于安全提示，在预防和减少危险发生、保障试驾安全方面存在一定过错，对原告损失超出保险公司赔偿范围的部分，应由被告某汽车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告王某直接操控试驾车，且其违反《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行为是引发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对原告损失超出保险公司赔偿范围部分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该判决当事每人平均未上诉，已生效。

6.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案例(7-9号) 篇六

2015-12-18 民事审判参考

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目录

1.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诉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3.刘家花诉山东费县益客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养殖合同纠纷案 4.“新华”商标纠纷案 5.邹克友诉张守忠合同纠纷案

6.王风明诉孙元丽、孙子明买卖合同纠纷案

7.胡百卿诉临沂沂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8.冉某、张某诉重庆某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9.郑某诉冉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10.周某诉重庆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11.王某先等人诉被告重庆市某区工伤保险管理所、第三人重庆某煤矿公司不履行行政给付义务案

12.李某、王某诉陈某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13.郑某某诉雷某、刘某某、重庆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14.李某诉段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15.马某诉张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16.王磊诉抚顺乐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17.游某与鸿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8.黄某楼诉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19.闫作臣、李秋霞诉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

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诉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1日，原告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铁物流公司）分别与被告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被告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煤炭买卖合同》，同 1 时三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前述三份合同、协议约定：由龙翔公司销售煤炭给重铁物流公司，重铁物流公司销售给杉杉公司,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交货方式为水路运输，龙翔公司销售给重铁物流公司的煤炭到港后直接销售给杉杉公司，重庆物流公司委托杉杉公司对煤炭进行质量、数量验收。重铁物流公司、龙翔公司及杉杉公司三方还约定，在重铁物流公司未收到杉杉公司货款前，龙翔公司不向重铁物流催收货款，如杉杉公司拒付或拖延支付货款，则龙翔公司放弃要求重铁物流公司支付部分或全部货款。合同签订后，被告龙翔公司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了9份《水路货物运单》和32份增值税发票（总额为30 942

450元），被告杉杉公司亦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收货证明》5份。按照上述货物运单、发票和收条的记载，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共计有48414.1吨煤炭交易发生，依据合同的约定，被告杉杉公司应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支付相应货款，重铁物流公司也应向被告龙翔公司支付约定价款。而事实上，原、被告三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相关各方并无真实煤炭交易发生，也无相关货款的给付。在案证据证实，签订合同时，被告龙翔公司和被告杉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邱翔一人，而杉杉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为陈祝增的营业执照，隐瞒了其公司和龙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事实，尔后，邱翔伪造了9份货物运单，并授意其工作人员虚开32份增值税发票和5份收货证明并交予重铁物流公司，虚构了整个煤炭交易的事实。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对原告30 942

450元的债权。原告以两被告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相关合同为由，诉至成铁中院，请求判决撤销2013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被告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与两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

（二）裁判结果

成铁中院认为，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故意隐瞒其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真实情况，使重铁物流公司签订了前述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龙翔公司、杉杉公司的行为与该项规定相吻合，应认定为欺诈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 2 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重铁物流公司关于撤销其于2013年12月1日与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撤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2013年12月1日与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

（三）典型意义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在行为时不欺不诈，尊重他人利益，保证合同关系的各方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并不得损害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才能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场主体的诚实、恪守信用，为市场主体提供了一种普遍的信赖，这种信赖是市场交易所必须的资源之一。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守诚信，违反合同约定，甚至采取欺诈手段，损害对方利益或对社会、第三人造成损害，最终扰乱市场交易秩序，影响整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本案中，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实为同一人控制的公司，但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了这一真实情况，使原告与两公司签订了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了对原告3000余万元的债权，从而到银行办理了保理业务，将此笔应收账款向银行转让进行融资，使得原告可能陷于被银行追索的风险，银行也可能陷于保理业务坏账的风险。两被告不讲诚实信用，其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欺诈的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撤销合同的诉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本案的裁判结果体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彰显了法院在制裁违约、打击欺诈、维护社会诚信的重要作用。

二、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陈某之父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于2010年8月10日入院治疗，至2010年8月24日病情平稳后出院。2010年8月25日，陈某为陈某康在被告处投保了8万元的身故险和附加重大疾病险。陈某和陈某康均在“询问事项”栏就病史、住院检查和治疗经历等项目勾选为“否”。两人均签字确认其在投保书中的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的真实性，并确认被告及其代理人已提供保险条款，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双方确认合同自2010年9月2日起 3 生效。合同7.1条及7.2条就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及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进行了约定。

2010年9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陈某康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疗。2012年9月11日，陈某康以2012年3月28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公司经调查发现，陈某康于2010年3月10日入院治疗，被确认为“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不除外”，因此被告于2012年9月17日以陈某康投保前存在影响该公司承保决定的健康情况，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为由，向原告送达解除保险合同并拒赔的通知。陈某康、陈某于2012年10月24日诉请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保险合同并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万元，后在二审中申请撤诉，二审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裁定撤诉。2014年3月11日至3月14日，陈某康再次因右肺腺癌入院治疗，其出院诊断为：右肺腺癌伴全身多次转移（Ⅳ期，含骨转移）。2014年3月24日，陈某康因病死亡。原告陈某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给付陈某康的身故保险金8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陈某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住院治疗好转后，于出院次日即向被告投保，在投保时故意隐瞒被保险人陈某康患有右肺腺癌的情况，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因上述解除事由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发生，且陈某康在2010年9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期间，即合同成立后二年内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疗，却在合同成立二年后才以2012年3月28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又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死亡之后要求被告赔付身故保险金8万元，其主观恶意明显，该情形不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适用范围，原告不得援引该条款提出抗辩。被告自原告方向其申请理赔的2012年9月11日起始知道该解除事由，即于2012年9月17日向原告送达书面通知拒付并解除合同。原告未在三个月异议期内提出异议。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合同已于2012年9月17日解除。原告以2014年3月24日陈某康因病死亡为由诉请被告支付保险金8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请。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保险公司不能解除合同。法院认为，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看，“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后新发生保险事故。而本案中，保险合同成立时保险事故已发生，不属于前述条款适用的情形，保险人仍享有解除权。被保险人、受益人以《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进行的抗辩，系对该条文的断章取义，对此不予支持。另外，被告已于2012年9月17日发出解除通知，而原告在三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双方合同已 4 于2012年9月17日解除，上诉人于2014年3月起诉，其诉请不应支持。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1.本案中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投保前已发保险事故，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请求理赔，应否支持的问题，尚属于法律空白，若机械援用《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将变相鼓励恶意骗保行为。为此，本案在权衡保障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良好保险秩序后作出了裁判，为类案处理提供了经验。

2.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对将来是否发生保险事故具有不确定性。但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已发生投保事故，随后再投保，其具有主观恶意，系恶意骗保的不诚信行为，并违反保险合同法理，此时不应机械性地固守不可抗辩期间的限定，应赋予保险公司解除权，且两年不可抗辩期间适用的前提是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新发生的保险事故，因此保险合同成立前已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不应赔偿。本案的裁判，对于遏制恶意投保并拖延理赔的不诚信行为，规范保险秩序，防止保险金的滥用，具有积极作用。

三、刘家花诉山东费县益客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养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2月份，原告刘家花与被告益客盛源公司签订肉鸭养殖回收合同，合同上载明的结算方式为“车间屠宰完毕后，乙方凭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当批合同本、饲养日志、饲料单据、检疫证明、车间胴体过磅单到公司原料部按胴体出成率倒推毛重结算，无特殊原因交鸭数量不足98%的，公司将按比例扣除乙方保证金并追究其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益客盛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刘家花供应肉鸭鸭苗，并于2013年3月9日回收刘家花饲养的肉鸭。刘家花向益客盛源公司销售肉鸭时，持当批合同本、饲养日志、饲料单据、检疫证明、车间胴体过磅单与益客盛源公司进行结算，益客盛源公司将刘家花持有的上述书证收回后，向刘家花出具收购结算单三份，结算单上载明的合同单价均为7.508。

现刘家花认为肉鸭回收价格是按照合同规定的肉鸭结算时回收价格=[上表约定]回收基础单价元/斤-（4元/只-签订鸭苗价格[上表约定]）÷6.2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益客盛源公司向刘家花出具的回收结算单上载明的肉鸭价格比按照合同规定的肉鸭结算回收价格少了0.3元/斤。原告向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应当继续支付在回收肉鸭时所收购刘家花肉鸭共计少支付的货款12846元。益客盛源公司以刘家花没有合同原件，双方未曾签订过合同为由抗辩。

（二）裁判结果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虽刘家花未持有合同的原件，但是一方面，证人刘XX、陈XX的证言证实合同原件为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另一方面，益客盛源公司为肉鸭养殖户赊销鸭苗、饲料，从常理来讲，其不可能不与养殖户签订书面的合同以确保肉鸭的回收，否则益客盛源公司的经营风险过大。第三，同时起诉的其他六位养殖户也分别提供他们持有的合同复印件或合同照片以及证明合同存在的视听资料。综上，能推定双方签订过养殖合同，现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合同原件拒不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益客盛源公司未按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回收肉鸭，属于违约行为，应继续支付刘家花剩余肉鸭款及其利息。据此判决益客盛源公司给付刘家花肉鸭款1276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3月9日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借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典型的一方以合同履行中的优势地位获取不当利益的案件，益客盛源公司在回收肉鸭的时候将合同原件收回，尔后否认所签合同的存在，导致养殖户在肉鸭款被克扣的情况下，无法提供合同原件来举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该裁判结果对规范该类养殖合同的履行、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该案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二审法院依法及时判决，对益客盛源公司利用优势地位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严格追究违法失信者的法律责任，保障诚实守信方的合法权益。该案的判决，有利于明晰责任、确立规则、维护诚信，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四、“新华”商标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对“新华”商标的独占使用权，河南新华公司在其主办网站中使用带有“新华药业”字样的徽标。“新华”二字按字面解释有崭新中华或新兴中华之意，同我国特定的革命历史背景相联系，多为新中国各级人民政府所创办的国营企、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山东新华制药厂前身系建国前山东解放区八路军所创办的企业，使用新华作为企业名称和所生产药品的商标具有合理性。山东新华制药厂在1978年至1999年期间，曾经获得多种全国性荣誉，并在部分药品制药技术领域有重大创新。在河南新华公司申请企业注册时，山东新华制药厂已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

6（二)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河南新华公司立即停止在网站宣传中使用侵犯山东新华公司商标独占使用权的“新华”文字的行为。河南新华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含有“新华”文字的企业名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工商机关变更含有“新华”文字的企业名称。河南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山东新华公司经济损失二十万元。河南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在其主办的网站上刊登声明，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内容需经法院审定。若逾期不履行，原审法院将在相关媒体上公布本判决内容，费用由河南新华公司负担。(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民生案件，属典型的药品行业的“傍名牌”行为，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危害更甚；加大对知名药品企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规范药品生产、销售市场秩序，促进良心竞争，打击不正当竞争，促进药品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本案属于典型的知识产权纠纷，涉及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认定河南新华侵犯了山东新华的权利，并依法判决河南新华改换自己的名称、字号、停止侵权。

五、邹克友诉张守忠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3年4月29，邹克友与张守忠签订一份楼基地转让协议书，约定张守忠将位于日照市东港区安东卫街道东街（后更名为“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东街”，以下分别简称“东港安东卫东街”、“岚山安东卫东街”）的一处拆迁补偿置换的楼基地（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土地），以56

900元的价格转让给外村村民邹克友，协议载明款项当面付清，张守忠的同村村民周同业作为证明人在协议书上签字。之后该处楼基地一直闲置，邹克友未在上面建设房屋。2013年，因未能办理楼房建设手续，岚山安东卫东街居委将该楼基地收回，并向张守忠补偿位于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凤凰山社区7号楼西单元102室的安置房一处。邹克友认为，其已受让了楼基地，因此，基于该楼基地补偿的上述安置房应归其所有。因与张守忠就安置房的归属问题协商不成，邹克友遂起诉至本院，要求张守忠返还购买楼基地的款项56 900元，并赔偿其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庭审中，张守忠辩称，1、涉案楼基地系本村村委按照统一规划分配的宅基地，依法不得买卖，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规定；

2、双方已于2004年通过证明人周同业（已去世）办理了退还楼基地的事宜，被告向邹克友支付60 000元作为补偿，邹克友将楼基地返还给被告，并提交有“周同业”签字的收到 7 条（复印件）一张，内容为：“收到张守忠一次性买回楼基款陆万元60 000元，经办人：周同业，2004年9月15日”，并加盖“中共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东街居总支部委员会”公章及岚山安东卫东街居委主任石光华的私人印章。经法院调查核实，石光华表示未经手办理此事，且在当时还没有收到条所加盖的党支部的章。在法院要求继续核实该收到条时，张守忠称原件已经丢失。经对比，收到条与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上周同业的签名差别较大。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涉案楼基地所占土地性质系集体所有土地，且张守忠取得该楼基地系基于原宅基地及房屋重新规划、拆迁后的补偿利益，其性质等同于宅基地。张守忠将该楼基地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邹克友，违反了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依法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邹克友不能取得涉案楼基地的使用权。

张守忠提交的收到条，上面加盖的公章在2004年9月15日尚不存在，且与转让协议上周同业的签名差别较大，另一签章人亦否认经手此事，在该份收到条存有诸多疑点的情形下，张守忠以丢失为由无法提供原件，致使无法进一步辨别证据的真伪，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对该收到条不予采信，对张守忠据此主张的双方已解除合同，并通过周同业返还60

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张守忠应向邹克友返还购买楼基地款56 900元。

张守忠明知涉案楼基地依法不能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成员仍进行转让；作为日常生活大宗交易，邹克友在未确认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即购买涉案楼基地，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张守忠在双方转让行为历经十余载，涉案楼基地升值并存有巨大利益后，才以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从道义、情感角度而言，属于典型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裁判张守忠以转让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张守忠损失。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近郊的土地持续增值，涉及上述区域的房屋买卖、宅基地转让纠纷迅猛增长。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及国家政策，宅基地等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带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享有、流转；否则，一律无效。但在实践中，违法流转大量存在，若双方正常履约，这种违法现象也“合理”地存在着，并无其他部门监管。但纠纷一旦进入法院，认定转让行为无效毋庸置疑。转让被判无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 8 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无效合同损失赔偿的处理也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对于近年来基层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涉及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转让纠纷案件，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不仅让失信的行为人堂而皇之地获取法外利益，也不利于在社会上弘扬

“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诚实信用是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要恪守诺言、诚信不欺，不因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或他人利益，这是以道德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法律原则。有些纠纷，从法律与道德角度来看，结论可能截然相反，正如本案纠纷。转让人可以冠冕堂皇地以“法律规定”为由实施违反诚信的行为，作为深受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影响的受让人及社会大众，当然难以接受。正因为如此，法官在处理该类纠纷时，需要在坚持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适当引入道德、风俗等规范，让“无情”的法律与“有情”的道德规范结合，实现情、法、理在司法判决中融合。在本案中，法官根据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确认涉案楼基地转让协议无效；与此同时，引入诚信原则，在合理的限度内弥补受让人的损失，让失信人承担一定的法律制裁。如此，既能有效地平衡双方的利益，也有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诚信观念。这也是在审判实践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体现。

六、王风明诉孙元丽、孙子明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王风明从事贩卖板皮业务，被告孙元丽在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某村开办了福隆板材厂，为个体工商户，从事胶合板生产。自2011年开始，原告王风明将板皮送至福隆板材厂，由本案另一被告孙子明（孙元丽之兄）收货，孙元丽给付货款。2012年4月1日，被告孙子明在收货后，用制式的“出库单”为原告王风明出具了一张收货条，收货条载明：夹心皮，货款236000元。被告曾偿付10000元，其后迟迟不再给付剩余货款。原告为追回剩余货款226000元，于2013年9月27日诉至临沂市兰山区法院。二被告以收货条系孙子明签字，属于孙子明与王风明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为由抗辩，孙元丽并称已经替孙子明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分两次向王风明付款64000元，下余货款应由孙子明支付。一、二审期间，二被上诉人孙子明、孙元丽本人均未出庭应诉，均由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琳出庭应诉。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

一、该批板皮买卖合同的买方是孙子明还是孙元丽。

二、被上诉人孙元丽曾向上诉人王风明银行卡存款54000元，是否系偿还本案中该批板皮的货款。

关于双方争议的焦点一，被上诉人孙元丽认可自2011年上诉人王风明即开始向福隆板材厂送板皮，双方多次发生业务，以前货款也是由孙元丽支付，且本案的该批板皮送到了其开办的福隆板材厂，实际上用于板材厂的生产经营，该批板皮的部分货款已由其支付；孙元丽在王风明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对孙子明出具债权凭证的行为认可，并承诺对孙子明收货行为所产生的欠款由其偿还。考虑以前的交易习惯、兄妹关系等因素，孙子明出具债权凭证的行为是代表福隆板材厂出具，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孙元丽应对孙子明出具债权凭证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二被上诉人主张孙子明将板皮转售给孙元丽，孙元丽已于2012年年底将货款支付给孙子明的事实，二人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二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应认定该板皮的买方系个体户孙元丽。

对于争议的焦点二，二审法院认为，银行业务存款凭条是银行向存款人出具的证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双方发生交易的业务凭据，不是由上诉人向存款人出具的收款条，该业务凭据只能证明存款人孙元丽于2012年4月14日向王风明银行卡存款540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该笔存款的用途。即银行存款凭条本身不能证明与本案中的货款存在关联性，上诉人在提供银行存款凭条后，仍需要继续提供证据证实该银行存款凭条与本案货款存在关联性，此时，举证责任不发生转移。因为此时之前的债权凭证因偿付完货款而销毁，法院若要求债权人举证之前的债权凭证会对债权人造成非常大的举证困难，对债权人不公平。本案中，孙元丽仅提供了银行业务凭条，未能继续举证该次银行业务凭条与本案货款存在关联性，二审法院不认定该54000元的银行存款凭条与本案债权存在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不认定是本案的有效证据，孙元丽以此次存款要求冲减总货款理由不成立。另外，上诉人孙元丽采用银行汇款只取得银行出具的业务凭条，在存款后不及时更改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凭证这种交易方式，是造成孙元丽举证困难的重要原因，由此带来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据此判决：被上诉人孙元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上诉人王风明货款226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4月1日起至本院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一例普通的买卖合同案件，但是裁判的说理十分透彻。一是关于举证责任 10 的划分，债务人在主张还款后，负有举证证明已还款的义务，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举证不充分的情况下，要承担败诉的风险，举证责任不发生转移。在本案中，孙元丽以银行存款凭条举证，但是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已还款，孙元丽仍负有举证证明该事实的义务。二是银行存款业务凭证作为证据时效力的认定，尤其是关联性的认定。银行存款凭条是银行向存款人出具的证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发生交易的业务凭据，不是由债权人向存款人出具的收款条，该业务凭据只能证明存款人存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存款的用途，即是否偿还了欠款，在有多笔欠款的情况下，更不能证明存款是用于偿还了哪笔欠款。即，银行存款凭条本身不能证明欠款存在关联性。三是雇佣人员职务行为的认定。本案中，孙子明既是孙元丽的哥哥，又是板材厂的雇佣人员，根据以往的交易习惯，应视孙子明签字收货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该案中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孙元丽违约，不履行付款义务。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具有积极导向意义。

七、胡百卿诉临沂沂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胡百卿与被告临沂沂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9日达成了购房意向：原告购买被告沂兴公司位于费城镇中山路南端明珠花苑9号楼101号楼房一套，并于当天交给被告沂兴公司定金50

000元，当时被告的经办人承诺半个月后交齐购房款即给钥匙并给办理房权证。2013年8月23日，原告（买受人）与被告沂兴公司（出卖人）签订了购房合同，合同约定合同总价款为187

944元，出卖人应于2010年8月30日前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给买受人，原告又支付给被告沂兴公司购房款130 000元。后被告沂兴公司作为出卖人未按合同约定将原告所购楼房交付原告。另查明，被告出卖给原告的楼房，被告已于2006年10月17日卖给了杨平，杨平在费县房管局通过产权登记取得了涉案楼房的所有权证。2008年9月8日，杨平又将涉案楼房卖给了李文平，并到费县房管局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后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因被告法定代表人刘伟涉嫌刑事犯罪将其刑事拘留。刘伟之妻李永梅与原告约定：李永梅自愿筹集现金180

000元替被告归还原告购房款，后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将180

000元购房款转交给了原告。因损失赔偿事宜，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解除原告和被告签订的购房合同，双倍返还原告所交购房定金50 000元，承担赔偿责任180 000元，并由被告负担诉讼费用。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沂兴公司于2013年8月23日签订的购房合同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被告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履行其交付房产的义务。但因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已被他人以合法的方式取得所有权，原告与被告沂兴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已不能履行，原告请求解除该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被告沂兴公司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又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系不诚信行为，故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并返还定金理由正当，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关于定金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的，超过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原、被告约定的定金数额为50

000元过高，以调整为37 589元（187944×20%）为宜，其余12 411元应视为购房款，故原告实际支付的购房款应为142 411元（130

000元+12 411元）。判决：

一、被告临沂沂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胡百卿损失142 411元，返还原告胡百卿定金37 589元，共计180

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胡百卿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因出卖方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惩罚性赔偿条款适用的典型案件，也是对合同法第54条中关于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被撤销的适用。同时本案也对商品房买卖中惩罚性赔偿原则与定金罚则并存时应如何适用作出阐述。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惩罚性赔偿原则并非以“双倍返还”为限，双方当事人愿意在合同中加入惩罚性赔偿的内容，并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该条款可以视为双方给自己可能造成的损害，而采取的额外保护措施，法院对此应予支持。

八、冉某、张某诉重庆某地产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9月6日，冉某、张某（乙方）与某公司（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冉某、张某购买某公司某楼盘二期房屋一套，房屋总成交价 12 366180元。交房条件为甲方应当在2011年12月10日前，依照有关规定，将已进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的商品房交付乙方使用。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约定为：逾期超过60日后，乙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甲方按日向乙方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并于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30日内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冉某、张某依约向某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合同履行过程中，某公司在未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的情况下，将一期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的复制件粘贴到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上，于2011年12月10日将房屋交付给冉某、张某。经向有关部门核查，冉某、张某所购房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日期为2012年5月28日。冉某、张某认为开发商采取欺骗手段交房违约，按照合同约定应赔偿违约金，遂起诉至法院。

（二）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为开发商部分违约，遂判决开发商承担80%的违约责任，支付冉某、张某违约金14940.14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争议焦点是：开发商以欺诈方式交房但未造成购房者实际损失的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本案中，虽然涉案商品房最后通过了竣工验收，房屋质量也是合格的，并且开发商迟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并未实际影响购房人接收商品房后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即购房人实际上并没有损失。但是，作为开发商采取欺诈的方式交付房屋，侵犯了购房人的知情选择权。法院依法判决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既可以维护买房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给开发商以警示，有利于促进开发商增强法治意识，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在全社会弘扬诚信原则，减少纷争的产生。因此，法院判决开发商部分违约，承担80%的责任比较合理。

九、郑某诉冉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冉某以急需资金为其堂哥买房，而自己存款未到期无法取出为由，于2011年12月31日晚，在参加原告郑某父亲的丧礼时，找到原告郑某借款人民币20000元。原告因与被告夫妻相熟，了解被告的家庭情况，便从当时在场之案外人杨某江处借取1200元后，凑齐20000元交付被告本人。并且，原告出于借款金额不大，丧礼上宾客众多，当众拟写借据会有伤双方颜面的考虑，未要求被告出具书面的借条，亦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及利息的计算标准，仅是由被告口头承诺短时期内便能偿还。时隔半年，原告见被告仍无还款意向，便多次找其催收，被告却均是以各种理由搪塞。近期，被告又以避而不见的方式躲避债务，因此原告于2014年8月6日向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方明确资金利息从借款之日后一个月后开始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自愿选择该利息以当地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作为参考。因被告没有出庭，未能调解。

（二）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双方都无直接证据，但原告提交的间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符合客观事实，证据真实有效，且各证据之间能形成证据锁链，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判决由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万元，并按照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从法院受理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日前，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大量民间借贷纠纷都是发生于熟人之间，比如朋友、同事、甚至兄弟，在生活当中，熟人之间出于面子、人情等因素的考虑，一般很少写借条以及其他凭证，而一旦对方违约，出借人一般很难拿出有效的直接证据来认定借款行为成立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判决时应结合各方提供的间接证据，在证据之间能够相互映证、能够形成证据锁链的情况下，对借贷行为予以确认，以维护社会诚信，实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