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诗人白居易（5篇）
1.走进诗人白居易 篇一
白居易养孩真辛苦的故事
盛唐诗人白居易一生仕途不顺，爱情之路也很坎坷，在与初恋湘灵分离后，一心抗婚的白居易最终被母亲以死相逼娶了同事的妹妹为妻，那时他已经三十五岁了，大龄青年的白居易养孩真辛苦。
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龄青年白居易好不容易娶妻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养育儿女，命途多舛的诗人在儿女这一关上也不顺利，结婚一年之后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人到中年的白居易见到女儿很是高兴，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十分宠爱这个孩子，不幸的是大女儿三岁时夭折了，这对于白居易夫妇来说打击十分大，悲伤的诗人还特别作诗《念金銮子二首》表达悲痛之情，同时诗中也表达了他渴望后继有人的愿望。古人的观念很是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贯穿了几千年，白居易也是这样，经过漫长的六年后，迎来了第二个孩子阿罗，二女儿的到来暂时抚平了丧女之痛，白居易养育孩子的艰辛在之后又体现出来，小心翼翼的养育阿罗，但年事已高，怕等到孩子长大时自己已经白发苍苍。谁想到十几年后五十八岁的白居易和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男孩阿崔的到来给了白居易很大惊喜，但命运又一次和他开了玩笑，阿崔也早夭离去，绝望的白居易悲痛万分，好友刘禹锡还写信安慰他。
命运的安排给了白居易多次打击，白居易养孩真辛苦的感慨在他的诗作中也有体现，不管在什么年代，什么家庭，孩子的养育都是不容易的。
2.走进诗人白居易 篇二
本刊讯 (记者冯雪峰) 2014年6月18日至20日, 由吉林省参花杂志社与吉林省净月旅游集团联合举办的“作家、诗人走进长春净月潭采风笔会”, 在长春市净月潭圆满完成笔会任务。本次采风活动历时三天, 共邀请全国各地知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等共计50余人。笔会期间, 邀请了省内作协领导和著名作家到会讲课, 大家共同探讨了当前纯文学创作所遇到的问题和纯文学杂志的生存现状。与会作家还到长春净月潭旅游风景区开展釆风宣传活动, 宣传吉林、宣传长春、宣传净月潭, 现场创作文学作品30多篇 (首) 。主办方希望通过举办此次笔会活动, 繁荣纯文学创作, 同时提升净月旅游风景区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 通过作家、诗人的文章, 丰富净月潭的文化内涵, 以此吸引更多游客到净月潭观光旅游。
3.走进诗人，解析意象 篇三
而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诗人通过创造出一个或一群新奇的“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
鉴赏诗歌时，我们只有在领悟意象寓意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的内容，领会诗歌的主旨，进入诗歌的意境，感知诗人的情感。所以，诗歌的阅读鉴赏教学，要以解读诗歌的意象为突破口，以熟知诗歌意象为突破点。
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写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曲叠用九个名词，描写了富有特征而又互有联系的景物，并以概括而巧妙的艺术构思组成一幅弥漫着阴冷气氛和灰暗色彩的秋郊夕阳图。鉴赏教学中抓住诗人用暮色思归的乌鸦，安逸自适的人家，旅途劳顿的老马，烘托出浪迹天涯的游子思念故乡彷徨悲苦的情怀。曲中的九个名词正是九个意象，每一个意象都牵连着作者的那份羁旅愁思，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漂泊羁旅的游子之心，表现了游子悲秋怀乡、难以言喻的惆怅心情。
李商隐作品中意象丰富，“灯烛”则是李商隐最喜用的意象之一。 “蜡烛成灰泪始干”这一千古传唱的名句，“蜡烛”象征了诗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在“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中，灯烛则又象征着友情。诗人远在南方幕府，想起北方的朋友，路途迢迢，不能相见。诗人荡开一笔，不写自己的相思，而是遥想未来：西窗下，烛光里，我和你面面相对时，再来述说我的相思之苦。可当诗人失望寥落的时候，灯又成为寂寞的象征。在“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一联中，探望旧日情人而不遇的诗人惆怅归来，灯既是他孤独的象征，又是他失落的真实再现。
范仲淹有这样的词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这里“云”是“碧云”，“叶” 是“黄叶”，“烟” 是“寒烟”。这些均是直接描述性的意象。而“秋色连波”将这些意象连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水天相映的秋景图 ，一“寒”字更突出了秋天意境的寒凉。正是这种寒凉的意境引发词人触景生情，随视线想到 “更在斜阳外”的 “芳草”，即故乡亲人所居之处。遥不可见，多么无情！这正是“乡魂”“旅思”的多情处，不道离情，却弥散着浓浓的离情别绪。而“芳草”历来也是别离主题赖以生发的意象之一，如白居易的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即是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
柳、月等，也是古代诗歌中常见的意象。
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加上“柳”与“留”谐音，所以提到柳，多与送别有关。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诗经》中经典的情景交融的离别名句；李白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一曲折柳歌，勾起了人们的故园之情；宋人柳永《雨霖铃》“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集中了一系列极易触动离愁的意象，创造了一个凄清冷落的怀人境界。
月亮在古代诗歌中则成了思念的代名词。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诗中的月亮不再是纯客观的事物，而是浸染了诗人感情的意象，诗人的思乡情借月悄然而出！又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唐·张九龄《望月怀远》）表达的是一种对友人的思念；“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唐·杜甫《忆舍弟》）表达的是对故乡的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宋·苏轼《水调歌头》）表达的是对亲人的思念。
4.唐代诗人白居易生平事迹 篇四
我们在熟读唐诗三百首的同时，是否对白居易这个伟大的诗人有一种敬仰之情，如果有就一定不要错过本篇文章。以下是由我收集整理的白居易的生平事迹，欢迎阅读!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为官
一生以 44 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 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 44 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嗜酒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 67 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
道他做了 30 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和劳动进行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
七十欠三年。在《问刘十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
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
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历程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
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 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5.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生平事迹 篇五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