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社会责任

2024-07-07

企业慈善社会责任(精选7篇)

1.企业慈善社会责任 篇一

热议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在于如何从中“淘”出一个科学的, 足以导向人们行为的捐助慈善价值观。

笔者曾撰文指出, 作为捐助的主要形式, 它原本乃财富拥有者自愿、独立、自主地行使其非功能财产权的个人 (或法人) 自然行为。然而, 此次“巴比慈善晚宴”却令中国的一些富豪倍感压力, 生出了诸多的说法。比如, 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称, 自己并不欣赏动辄就捐资产的慈善行为。他说, 企业家若把辛苦赚来的钱用来投资, 能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 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若是捐出去, 这些资产就失去了“生命力”, “杀富济贫”是不对的。同时, 他认为捐出全部资产的行为背后, 不过是逃脱高额遗产税和企业避税的变通做法, 而不是真慈善, 只有持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才是真正的慈善。

马云则在陈光标称要裸捐之际表示, 他并不相信别人能比他更好地管理阿里巴巴的资产。自己利用手上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更多企业崛起;倡导绿色环保生态, 会比把钱捐出去更有价值。同时, 他也坦率地讲:“我们这一代人所有的努力除了希望自己好以外, 还希望将来孩子好”。

我认为, 这些说法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予以讨论、明确。

首先, 慈善捐款应该分清企业家个人非功能财产还是企业功能性资产。很显然, 不论是巴菲特还是比尔·盖茨, 他们取自慈善基金的捐款, 完全属于个人所有的私人财产, 根本不是已在企业运作使用中的或将用来投资的企业财产, 他们对企业家劝捐的也不是这种款项。

其次, 就是其个人财产, 也应分清是基本生活保障部分还是其余部分。就是说, 即使是个人财产, 作为捐款给出去的也不是企业家个人 (家庭) 生活基本保障开销或将其给予、留给子女的养命钱。巴菲特就曾这样说过:他将给孩子留下“足够多的钱”, “足够”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但这笔钱“不能太多”, 不能多到让孩子们一事无成。

再者, 慈捐行为背后体现的是良好动机, 还是既想逃税又要捞取好名声的把戏。关键在于有乐善好施的美好动机, 如果动机好, 一般就不会耍手腕, 愚弄社会大众。当然, 实践中肯定有一个诸如为逃税而捐和从善而捐的辨析问题, 对此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此外, 在外界看来, 真正有可捐之款者, 也要在量上洞察一下其实际能力如何:是否得当。不论是“慷公家之慨”, 还是“杀富济贫”, 都是不可取的。某些国有大企业老板为树个人 (或少数人) 形象, 不顾企业能力, 捐款大大超出企业承受力, 或者某些民 (国) 企在群众、社会舆论和压力下捐款超出承受能力, 则是糟糕的“杀富济贫”了!

2.取消慈善榜与“企业办社会” 篇二

起取消中国慈善榜。这是

《福布斯》为中国富豪排名八年来取消的第一张榜单。《福布斯》对取消慈善榜的解释是:数据收集方面困难重重,许多中国富豪捐赠方式很隐秘,也很低调,不愿公开其慈善行为。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评论者再一次将枪口对准了中国的慈善机制。一时间唾沫星子漫天飞,批评监管不透明者甚众,直陈富人在中国搞慈善没有安全感的也不少。这些言论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凡事必责体制”却只能让人过过嘴瘾,于事无补。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慈善”这一概念,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慈善方式最适合中国?

“慈善”的原生意义是做好事不图回报。然而在中国现在所处的特殊转轨时期,这一层面上的“慈善”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或者在许多时候被打了折扣。在笔者看来,中国本土的慈善理念,应当退而求其次,也就是说,虽然也要关注回报,但对回报率不能过于苛刻要求。相反,更关注做好事本身的效率——这或许可理解为边缘意义上的慈善。

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尤努斯,因其成功的农村小额信贷事业受到我国媒体的极力追捧。同样,在中国,山东济南近郊农民李允成,从1992年开始搞小额信贷,连续十几年基本无呆坏账。尤努斯与李允成做的事情都不属于慈善范畴,但许多行为准则却具有慈善的特征。比如李允成“救急为先”、“小片割肉不疼”的信贷原则,事实上给不少当地农民带来了很大福祉。

笔者于是重拾起一个几乎淡出人们视野的概念——“企业办社会”(或说“企业家办社会”)。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被强制性地“办社会”,最终成了企业发展的一大累赘,也与市场经济规律相悖。没有义务而被强迫背起重担,自然会产生消极或抵触情绪,效率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但时过境迁,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或说立足点来考虑“企业办社会”呢?

比如一家企业,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在心有余力的情况下办个社区托儿所。托儿所不是用来烧钱的,而仍是企业下属的一个独立核算单位,也要求效益。不同的是,企业在政策上给予自己的子单位一定优惠,或说是鲜明的奖罚措施。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外聘的托儿所负责人积极性高了,其丰硕劳动成果结晶的同时,也是社区民众福利攀升的时刻。

华西村是个典型,无论职工医院还是子弟学校,都搞得有声有色。一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无法与华西村的模式相比,但要知道,效率与规模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运作得当,同样能取得双赢。这不是搞慈善,也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使然,事实上,是“企业办社会”的一种回炉。

3.企业慈善社会责任 篇三

杨受成坚称自己深爱慈善事业

杨受成的英皇集团现今坐拥八大产业,而被人所熟知的便是英皇娱乐。杨受成误打误撞涉足娱乐圈,此后成立英皇娱乐在娱乐圈发掘多位巨星,被誉为香港娱乐界点金手。但这位商界名流坦言最自豪的是自己深爱的慈善事业。杨受成设立了多个慈善基金,无数次伸出援助之手拯救无助弱者,让财富实现真正的价值。“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是杨受成的宗旨,杨受成每次都在紧急重大灾难第一时间作出善举,是因为他希望自己做一个公益楷模,从而带动更多人参与慈善事业。

容祖儿响应杨受成慈善号召

4.企业慈善社会责任 篇四

很多优秀的企业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不忘肩负的社会责任,一直以来,玥玛锁作为知名企业品牌,也都积极参与各类慈善活动,上千个家庭因此受益。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以此古训为名的广东省中山市镖臣防盗设备有限公司(玥玛锁具)董事长李善德先生在社会公益慈善方面身体力行,在其带领下,公司发展不忘回报社会:为雅安、汶川、玉树地震筹款赈灾,积极参与助残、助学、敬老、修路等公益慈善事业,多年来共捐资百万元,为社会和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

2010年3月13日,广东省中山市镖臣防盗设备有限公司(玥玛锁具)董事长李善德发出这样的号召和承诺:“我义卖你义买,你捐20万,我再捐20万,你捐50万,我再捐50万!这样我们的善款就能翻倍。我这样做是想用行动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救助小李宝的公益活动中来,献上更多的爱心!”

这个义卖捐款为的是给小李宝筹措医疗费。小李宝是个可怜的孩子,家在河南周口市项城县的她在2007年6月在北京儿科医院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当时只有8个月大。至今已治疗三年,花去的20多万元治疗费用使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农民之家更蒙上了阴影,李宝母亲是农民,父亲是农民工,常年在外面打工。高额的医疗费用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曾经的一次骨髓配型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医疗费而错失了绝佳的救治机会。好在经过北京儿科医院的全力救治,小李宝现在病情基本稳定,不久前已找到骨髓源病配型成功,又获得一次新生的机会,眼下急需做骨髓配型移植手术,手术费总额25万多元。但已然家徒四壁的小李宝父母根本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医疗费用,心急如焚。

小李宝是个幸运的孩子,她的故事经《河南电视台 法制频道》爱心捐助的报道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中山市镖臣防盗设备有限公司(玥玛锁具)董事长李善德得知此事,马上组织经销商于1月31日在百盛广场举行了大型慈善义卖活动,并将筹得的善款3.3万余元全部捐给了小李宝。

5.企业慈善社会责任 篇五

“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慈善晚会策划书

前言:

为贯彻落实《关于实施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的意见》,探索建立大学生德育实践保障体系与实践育人长效机制,湖南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申报立项工作。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团委积极宣传、组织申报,环境艺术设计系团总支的《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被立项为2010湖南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

项目实施以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大学生利用课余和周末休息时间开展了“益阳市特殊弱势群体状态调查”、“志愿者义务服务活动”、“暑假三下乡活动”、“三月学雷锋、六一儿童节、九月重阳节慰问活动”、“毕业生义卖捐赠活动”等,送去爱心和温暖,弘扬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希望通过晚会活动,有更多的爱心企业与人士来参与、支持慈善爱心事业,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一、活动主题:奉献爱心,共建和谐。

二、活动目的:

1、引导和鼓励大学生积极开展德育实践活动,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受到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2、呼吁更多社会人士关注慈善爱心事业,关注身边的特殊弱势群体,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三、活动时间:

2011年4月9日(暂定)

四、活动地点:

秀峰公园西大门广场

五、主办单位:共青团益阳市委、益阳市慈善总会、湖南工艺美术职

业学院团委

承办单位: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环艺系团总支学生会、益阳市爱心协会

协办单位:湖南城市学院、益阳市儿童福利院、益阳市特殊学校、益阳红网爱心家园、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各社团

六、活动开展

(一)成立领导机构

总顾问: 成 员: 总负责: 晚会活动开展下设7个小组,具体名单和工作任务如下:

1、联络组:负责联络参与活动的各有关部门和组织。

2、外联组:负责外联寻求赞助。

3、宣传组:负责晚会活动前期校内的宣传工作和协助专业人员搞好晚会现场的布置,以及请帖的设计制作与填写、募捐箱制作。

4、会务组:负责晚会活动前期和过程中的各项会务工作。包括德育实践项目前期活动的文字、图片材料,制作出精美的汇报短片和宣传展板;茶水的摆放、席位卡的制作、纪念品的发放等。

5、安全保卫组:负责配合相关部门搞好晚会现场秩序的维持和安全保卫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处理紧急事件。

6、节目组:负责晚会各节目的前期接洽和过程中的联络、衔接。

7、机动组:负责晚会过程中各种临时性的工作的处理。

(二)任务分工:

1、益阳市慈善总会: ①现场募捐资金的管理;

②邀请其他慈善机构的参与;

2、共青团益阳市委:

①政府相关领导的邀请;

②秀峰公园场地、治安、交通部门的联络;

③高校团委联络。

3、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团委: ①晚会活动的统筹安排 ②晚会全程管理;

③晚会活动用品的准备。

4、益阳市爱心协会:

①爱心企业和个人的联络、捐赠资金的落实;

②纪念品的联系和落实;

③捐赠牌匾(证书)的制作;

④晚会舞台、音响、灯光等的联系。

5、益阳市红网爱心家园: ①宣传媒体的联络;

②活动的宣传;

③爱心会员的宣传发动,参与活动。

(三)晚会流程:

(1)舞台的搭建和现场的布置。

(2)领导、嘉宾的接待,签到、纪念品的发放。(3)晚会流程

1、开场舞蹈《自强不息》,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2、介绍领导、嘉宾

3、益阳市领导致辞

4、益阳团市委领导致辞

5、益阳市慈善总会领导致辞

6、学院领导致辞

7、节目《军魂》,湖南城市学院

8、益阳市儿童福利院领导讲话

9、公布爱心企业和个人捐赠情况,颁发证书

10、《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大学生德育实践系列活动短片观看

11、节目大合唱《让世界充满爱》,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备注:节目增加待定)

(4)活动结束合影留念。清点捐款,清理现场。

八、活动注意事项:

1、在活动过程中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2、注意维护现场秩序。

3、晚会节目衔接要紧凑,道具要准备齐全。

慈善晚会筹委会

6.企业慈善社会责任 篇六

关键词:慈善队伍,慈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专业化建设

慈善队伍是慈善事业能否得到快速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 包括慈善工作者在内的慈善队伍专业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慈善事业发展的高度。社会工作是慈善事业专业化过程的产物, 反过来也利于慈善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一、慈善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素质要求的比对

在价值观方面, 慈善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均以“利他主义”为指导, 但慈善工作者秉持“爱与同情”的传统助人理念, 社会工作者更强调以人为本、尊重、自决、“助人自助”等价值理念, 并且社会工作者在达到这一目标时更考虑的是如何去满足受助人群的多元化需求。

在专业知识理论方面, 慈善工作者除了具备慈善领域相关知识外, 还需要掌握管理、经济、法律、社会保障等学科的知识理论。而社会工作者所接受的教育中, 既包括慈善知识理论, 更是涵盖经济、管理、法律、心理、社会保障、营销等学科。此外,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理论和方法也使其在从事慈善工作时更加有效和专业。

在工作能力与技巧方面, 慈善工作者需要洞察到受助对象的需求所在, 并为其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与帮助, 协调支持性社会资源, 策划、开展能满足受助群体需求的慈善项目, 因此必须具备沟通、协调以及项目管理等能力。社会工作者以社工三大方法——“个案、小组、社区”开展服务工作, 运用“同理心、聆听、自我披露”等技巧, 以取得受助者信任, 增强工作效果。[1]社会工作者注重跨专业合作, 优化团队人员配置、挖掘团队成员潜力, 以促进团队的发展。

慈善工作者需要很强的服务意识和坚定的服务信念, 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意识上表现得更为主动——社会工作者会以敏锐的专业洞察力主动寻找弱势群体的需求所在, 并提供相应服务。注重预防和发展多元化服务, 也是社会工作有别于传统慈善事业倾向提供事后援助的重要体现。

由此可见, 社会工作者所具备的各项素质均能满足甚至超出慈善工作的要求。事实上, 在许多优秀的机构中, 拥有专业资质的社会工作者已担任其中大部分工作岗位。例如香港港慈善组织明爱, 有很多工作都是由注册社会工作者承担并提供专业运作。可以说, 高素质的社会工作者在促进慈善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社会工作者有助于慈善组织服务观念的提升

首先, 目前慈善救助内容愈来愈丰富, 但救助方式大多沿用传统的补救式救助, 这种方式重救治、轻预防与发展, 救助手段基本以钱物发放为主。这在救助初期能够取得较好效果, 但难以在日后对其恢复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社会工作坚持“预防、治疗、发展”, 不但注重受助者危机期间的有效干预, 更注重其后期社会功能恢复和能力发展。[2]社会工作者除了对受助群体基本需求作出评估与反馈外, 对其心理需求的评估和满足也极其重视。社会工作者进入慈善工作队伍, 必然会促进慈善救助理念和服务模式趋于完善。

其次, 慈善作为一种特殊事业, 其积聚人力资本的能力与其所受的社会重视程度成正比, 在慈善领域引入具有综合素质高、有奉献精神的专业社会工作者, 使慈善事业运作更科学专业, 使慈善工作更具体高效, 必会提升慈善组织的社会形象。[3]

三、社会工作者有助于慈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我国许多慈善组织人力缺乏, 工作人员老龄化较为严重, 工作人员大多为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退休老同志。尽管他们德高望重, 经验丰富, 又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 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 救助方式和工作方法单一, 常常事倍功半, 心有余力不足。针对此, 社会工作者可以为其提供系统的服务理论、方法和技巧的培训, 一方面帮助慈善工作者建立“平等、尊重”的慈善服务意识;另一方面给予其更多的专业方法支持, 全面提高慈善工作者的业务技能和服务水平。

同时慈善作为一项公共事业, 其发展离不开老同志们的带头, 更少不了青年人的参与。因此, 对社会工作这门强调专业性的年轻学科而言, 社会工作者积极投身慈善队伍, 将自己的专业方法和理念与老同志们的经验和社会资源网络相结合, 形成互补, 必然会为慈善事业的服务专业化提供新的活力。

四、社会工作者有助于慈善志愿者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志愿者是慈善队伍中的生力军, 满足慈善活动中工作人员需求的问题, 更是践行慈善精神, 传播慈善文化, 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志愿者广泛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过程中, 也凸显出诸多不足, 例如有的志愿者只是单纯的做好事, 对慈善的内涵没有深刻了解;缺少专业服务理念的指导, 不能为受助者提供行之有效的服务等, 均是目前慈善志愿者工作当中亟待改进的问题。

社会工作者注重“增能”, 即通过某种方法途径, 帮助服务对象增强自身社会功能。社会工作者可以对慈善志愿者开展服务, 如进行开发式增能培训。社会工作者作为慈善意识和服务意识的传导者、专业服务理念和方法技能的教授者、团队文化及凝聚力的建设者、志愿者能力的开发者等多重角色, 拓展慈善志愿者的慈爱理念, 提高慈善志愿者的专业技术, 有效地促进慈善志愿者队伍的健康发展。

同时, 社会工作注重个人需求的满足, 往往通过活动了解志愿者的岗位需求和能力特长, 依此合理分配志愿岗位和工作, 并重视通过各种方法对志愿者进行表彰与鼓励, 使其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 [4]以此激励其进一步成长。

结语:

慈善与社会工作具有同源性, 在当代慈善事业朝着现代化迈进的征程中, 将社会工作引入慈善领域, 必然会促使慈善事业趋向专业化。其中, 社会工作者作为社工价值、理念及方法的载体与传播者, 有助于慈善组织服务观念的完善, 并可促进慈善工作者队伍与慈善志愿者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当然, 也更应该看到, 这亦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缓慢的内化过程。[4]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2]李夏菁.慈善事业的困境与社会工作的介入[J].企业文化 (中旬刊) , 2012 (5)

[3]罗树元, 李萍.轮慈善意识的培育与慈善事业的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 2009, (2)

7.宋代的社会慈善 篇七

在宋太祖建国之时,因为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前鉴不远,所以采取了重内轻外和重文抑武的治国政策。尽管这一国策导致了宋代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所以常受诟病,但是它也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经济与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代也成为中国慈善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宋代以文(儒家)治国,本于仁厚,所以“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代延续了过去历朝历代的“善政”措施,实行大规模的灾荒救济仓廪制度,在各州县置义仓,以备荒救灾。

例如,1057年诏令天下设置了广惠仓,赈济“州郡郭内之老幼贫病不能自存者”,成为宋代定制。这一制度从北宋中期至南宋末年数百年间,基本持续推行实施,很少间断,成为宋代独有的仓廪制度。它在灾荒时期,以官府没收户绝的田产为主,募人耕种,收取田租,用于赈济灾年中老弱贫病的特殊群体:“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儿半之,次年二月止。”并且“随市贵贱粜籴”,借贷给特殊群体。史书记载广惠仓是“累朝相承,其虑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效果可谓显著。

宋代重视仁政,政府兴办了大量的慈善机构,规模大,设施全,涉及各类人群,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空前的。如宋初中央政府设置的福田院,“日廪三百人”,是收养贫困老人的专门性慈善机构,后来还领抚少数弃婴。

各府州县也设置相关机构,如宋人吴渊所说的“外郡有居养、安济院”。宋徽宗曾下诏书令各地开设居养院和安济坊:“今京师虽有福田院,所养之数未广,隆寒盛暑,穷而无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朕甚悯然,可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居养院是收养老人的机构,安济坊则以“养民之贫病者”为业。安济坊内设有专职郎中,“岁终考其数”。这两种慈善机构的经费都来源于政府,并都有冬季收养、临时养、凶荒收养贫民的责任。后来机构的功能逐渐扩大,甚至涉及“死者有所葬”。

还有制药施给贫病之民(不治疗病人)的惠民药局,广设于全国各府州县。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府,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这个机构在元明两代也得以相承。

宋代政府设有专门收养弃婴的举子仓。宋高宗曾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举子仓的设立当时十分普遍,即使在乡村里也建有这样的慈善育婴机构。尽管名称常有变化,如慈幼庄、慈幼局、婴儿局等,都是由政府“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

此外,漏泽园制度也是创于宋代。漏泽园就是官置的公墓,安葬那些因饥荒、疾疫而亡者,或者是因贫穷无法安葬者,都是由官府出钱使其安葬,并“给酒馔酹祭”。园中“置屋以祭奠之所,听亲属享祭追荐”。当时还建立监司巡历制度,定期督查各地安葬死亡枯骨的情况。

在宋代,民间慈善活动也很兴盛。除在灾荒之年施粥、施药等临时性的慈善举措之外,更形成了相对制度化的民间慈善机构。由于儒家一直注重血缘宗亲观念(所谓“修身齐家”),所以,以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乡村社会,成为宋代民间慈善机构的活动范围,这是宋代民间慈善的一个显著特征。

无论是生活接济,还是收恤孤独,甚至助婚济丧,民间慈善活动成为当时政府慈善事业的有力补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仲淹所创立的义庄。范氏义庄的周恤对象主要是宗族成员,所谓“立义庄以赡宗族”。

慈善机构的维系,也依靠宗族的公约,由乡里的缙绅依据道德的力量加以维持。当时这种风气流行于江南,“吴中士大夫多仿而为之”。其实,即使是一些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也依靠这种乡村耆老缙绅的力量来巩固,所以具有一种半官方的色彩。如南宋朱熹承继隋代创立的社仓,其得名,就是因为它不是立于州县而是建于乡社,并且由乡社的耆老缙绅共同管理。朱熹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甚至提出,希望诸路提举司能晓示本路各州县,任民从便。社仓的敛散之事,都由当地的耆老缙绅共同操办,州县不得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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