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14篇）

1.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篇一

五观之国家观教案

教学目标：

1、了解马克思主义五观内容；增强爱国主义意识

2、通过学习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化作刻苦学习、追求进步的动力，牢固树立现在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将来为祖国繁荣昌盛而奋斗的远大志向，自觉把个人今天的成长进步同祖国明天的繁荣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

教学准备：课件 教学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引入：了解马克思主义“五观”的内容 祖国观 民族观 宗教观 历史观 文化观

二、讲授新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祖国观？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这一历史现象的总的看法，包括对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本质、国家的类型、国家的形式、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等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根本观点。

三、强化祖国的认同 就是要深刻认识到，我们伟大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同捍卫了祖国的统一。

三、升华情感，热爱自己的祖国。

爱国的表现：一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自觉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尊严和利益；二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四、结合生活实际，小组讨论交流如何把成长进步同祖国明天的紧密联系在一起。

五、教师小结。希望你们从现在起，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在学校里做一个好学生，在家庭中做一个好孩子，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少年，为长大以后投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好全面准备。

2.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篇二

关键词：霍桑,罪恶,理性,和谐

霍桑所处的时代是西方近代理性文化的成熟期, 或者说是黄金时代, 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命题在19世纪得到了生动的验证。征服自然、变革社会、掌握规律成为西方世界最有魅力的话题。而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经济蓬勃向上, 南部各州棉花种植业迅速发展, 北部的纺织、制革、机器制造等工业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如火如荼。一定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在西方理性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孕育了美国社会和政治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浪漫主义文学。纳撒尼尔·霍桑就是这个时期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

由于科学理性精神日盛, 人们越来越关注世俗的快乐, 日新月异的生产力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物质实惠。而相应的人文精神的完善与充实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主导视野。特别是近代的科学理性精神, 因为受资本主义高额利润的驱使, 日益破坏着人类诗意的存在环境, 甚至威胁到人类心灵的充实。在这种情况下, 富有人文思想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反对科学对自然、对生命以及对人所作的机械的解释, 认为自然充溢着生命的搏动, 刻意地表现出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渴望。

在特殊的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及宗教氛围的影响下, 霍桑将理性与罪行同等看待, 他笔下的科学家、医生等理性表达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恶魔, 并以其特有的“黑暗观”鞭笞了理性主义的绝对权威, 揭露了理性主义的发展进程给人类带来的无尽困惑和迷茫。

霍桑黑暗观的形成

纳撒尼尔·霍桑 (1804—1864) 是美国产生的第一位伟大的作家, 是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小说的开创者。霍桑出生于新英格兰的破落贵族世家, 其祖先中, 有两代都是殖民地政教合一的关键人物。霍桑4岁时, 他的父亲因病去世, 于是霍桑和他的两个姐妹随寡母住到了萨莱姆镇上的外公家。自那时起, 他的母亲很少离开她的房间, 几乎总是独自用餐。她的这种孤寂性格对霍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他从小养成了“可诅咒的孤寂习性”。

他的曾祖父是殖民地地方保安官, 参加过迫害贵格会教徒的行动。霍桑深切地意识到他的祖先们的种种恶行, 这导致他对人性中罪恶的存在有了深刻的认识。在《红字》的“海关”一章中, 霍桑提到了他的两位祖先。一些评论家认为在霍桑的作品中, 如《红字》和《带七尖角阁的房子》等, 都带有为他祖先赎罪的想法。这种人生罪恶之感受似乎一生都萦绕于他的心头。根据霍桑的观点, 要想解决由西方理性主义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一切社会问题, 都需要从“恶”入手, 要从内部进行挖掘。因此, 在他看来, 一切抽象神秘的“恶”都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霍桑作品中的非理性主义观

霍桑的作品里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虽然他生活在理性节节胜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19世纪, 但他却将理性与罪行等同看待。他从清教主义善恶观出发, 将理性发展引发的所有问题归之于抽象的“恶”, 依此来表达他的非理性主义观。霍桑在《伊桑·布兰德》里谈到, 理性虽然伟大, 能使一个不识字的体力劳动者的水平提高到有大学问的哲学家也无法企及的地步, 但理性的充分发展将干扰心智平衡, 如果道德本性没有合上理性进步的步伐, 就会破坏理性和感情的平衡关系, 理性将吞没人的正常感情和同情心, 使人情感干涸, 人性泯灭, 将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 把人类当作研究对象或实验工具, 成为冷酷无情的魔鬼。理性更激起人类挑战人与上帝界限的贪欲, 无视甚至超越上帝的绝对权威, “它击败人们之间的兄弟感, 击败对上帝的敬畏感, 只为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而牺牲一切!这将永久招致极度痛苦的恶”, 同时也招致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惩罚。

霍桑在《红字》里用非理性主义观描述了作为医生的齐灵渥斯用理性帮助他实现其邪恶目的的行径, 在找到与妻子犯下通奸罪的狄姆斯苔尔后, 他利用理性赋予他的丰富的医学知识殚精竭虑、肆意妄为地蹂躏牧师的内心, 由原本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变成了折磨他人的恶魔。

在《拉帕其尼的女儿》里, 霍桑的描写更加尖刻。书中写道:拉帕其尼医生热衷于科学研究, 他创造出的剧毒植物外形生硬造作、肥大凶猛, “其产品已不再是上帝的创造, 而是人们堕落的幻想的可怕产物, 它们所显露出来的知识美丽的邪恶的仿冒”。医生的女儿与植物一起成长, 身体里也有了毒素, 他想改变女儿普通人的禀赋使之成为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强人, 但女儿宁可做弱者也不愿成为无人敢爱的怪物, 医生的科学试验竟然不敌人类最自然的天性——爱情, 这无疑是对他的莫大讽刺!

在《教长的黑面纱》中, 霍桑揭露出每个人内心都有阴暗的一面。一天早晨, 米尔德议事厅的人们很惊奇地发现, 胡珀牧师去讲坛布道时戴起了黑面纱。这面纱在他的额头边裹住, 除去嘴巴和下颚外, 其他部分都严严地遮起来了。“这一次的布道染上了比他平时那种忧郁更加浓黑的色彩”。礼拜结束时, 人们匆匆退场, 并迫不及待地交流他们压抑着的惊奇。那天之后胡珀牧师再也没有摘下面纱, 直至临终。他拒绝未婚妻让其摘下面纱的要求, 并告诉她直到所有人都把他们的面纱摘下时才摘掉自己的面纱。教长从此在孤独和痛苦中度过余生。胡珀牧师黑纱的那种阴暗使他与教民之间的关系疏远了, 但同时赋予了他对“那些受着罪孽折磨的灵魂具有可怕的力量”。霍桑在写这篇短篇小说时, 表明胡珀牧师所戴的面纱具有不同的含义。确实, 那个面纱可以理解成胡珀牧师向人们隐藏的一桩可怕的秘密的象征;也可以当作他对世界上所有罪恶的一种谴责和抗议。正如胡珀牧师临终前所表明的, 黑纱代表了每况愈下的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泯灭。他说道:“你们为什么只对我一个颤抖?你们也互相颤抖吧!——我环顾四周, 看啊, 在每一张脸上都有一个黑色的纱。”这段话形象生动地表明了霍桑的非理性主义观, 即每个人都有罪恶, 罪恶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 罪恶来自人们心中潜在的劣根性。因此他认为改造社会是徒劳的, 必须从改造人心做起。

霍桑非理性观的现实意义

在霍桑眼里, 理性虽引导人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一个个耀眼的成果, 但人们对理性、对人自身也陷入盲目崇拜, 理性开始走向异化。霍桑把他的忧虑写进了寓言式的小说里, 他提醒人们“知汝自己”, 承认人的理解力以及预测能力的有限性, 不要因理性的成就而盲目自信, 也不要沉迷于理性所带来的眼前利益里。霍桑不同于当时主流话语的、对理性前瞻性的反思, 可以说暗合了19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主旨。反观科技理性发达的今天, 人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超越人神界限的事实发生, 太多的负面效应已经逐渐成为危机社会道德准则和人类自身生存的难题。如何在科技日益发达的社会中保持一颗谦和的心, 如何从心理入手来净化人们的心灵, 如何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是整个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霍桑的非理性主义观对当今社会的和谐建构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使命感, 而且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爱默生著:《爱默生散文选》, 姚暨荣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78页。

[2].霍桑著:《红字》, 《霍桑小说全集》 (第二卷) , 胡允桓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10页。

[3].霍桑著:《拉帕其尼的女儿》, 《霍桑集.故事与小品 (下) 》, 姚乃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第1146页。

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篇三

关键词：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人道主义政治观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74-03

一、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

（一）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思潮

人道主义起源于于14-16世纪的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理论。人道主义主要关注于人性、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把人当作宇宙的中心。人道主义主张：（1）肯定人的价值、特性和理想，反对中世纪神学哲学贬低人的观点；（2）要求享受人间的欢乐，注重人的现实生活的意义。强调人需按照自身的自然本性生活，对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点持反对的态度；（3）要求解放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和平等，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品德、努力和才能，对中世纪的宗教和封建等级观念同样持反对的态度；（4）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强调用知识造福人类，对中世纪教会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持反对态度。

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人道主义者大多包含于艺术家、作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提出或宣传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最高理论成就，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都要合乎人的理性。也可以称作为理性的人道主义。

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一批启蒙思想家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前出现，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这些不同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们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始终维护资产阶级制度和利益。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原则”的旗帜，鞭挞和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改革旧的社会政治结构，建立新的合乎自然秩序的理性王国。在启蒙思想家眼中，自由、平等和财产私有是一切幸福生活的基础，是自然法的灵魂。欧洲的封建制度就像是漫长的黑夜，启蒙思想家们试图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并且将力量集中于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号召消灭专制王权、贵族和等级制度，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

（二）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理论

1.霍布斯与洛克人道主义思想

早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由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霍布斯在他的代表作《利维坦》中提到，他认为国家不是根据神的意志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也不是神授的，也是人民授予的。他坚持统治者一旦获得授权，人们就要绝对服从，不可反悔。霍布斯并不是第一个社会契约论者，但有关于他的社会契约观点的基本原则却被视为一种珍贵的财富。社会契约论一般具有两种含义，其一即契约是合法限制人们自由的唯一途径。不论在任何时期，这一观点都被社会契约论者看作是一种基本观点。其二即人们作为公民，社会契约论是指开始公正地受到国家权威保护的唯一途径。霍布斯认为，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自然人在获得了安定和平和舒适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应该严格践行契约，服从主权者的绝对权威，也可以说，在霍布斯主张下所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具有绝对君主专制性质的国家。因此，霍布斯虽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但他所提出的一些最基本的启蒙思想带有明显的封建落后意识。洛克是英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形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迎合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需要。洛克在根据自然状态的基础之上也提出了一种社会契约的理论。在洛克的眼里，自然状态是指人们的行为举止必须受制于自然法的制约。他还对霍布斯的思想进行了一些修正，认为人们按契约成立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因此国家政权不应干涉人民的财产。

2.伏尔泰与卢梭人道主义思想

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法国启蒙思想家人才辈出，影响巨大。在法国，伏尔泰和卢梭是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伏尔泰的“自然法权论”思想与其他思想家不同，他不去描绘社会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而是直接寻找符合人类自然权利的社会立法原则。他始终坚持个人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哲学怀疑论。他对人的理性推崇倍加，对压抑人理性的封建专制和基督教神意识观持必然的批判态度和否定态度。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主张依法治国，断言人只有在自己的人格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自己的理性，推动社会的繁荣。伏尔泰“平等”“自由”思想影响了法国几代人。与此同时，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得到进一步传播，伏尔泰深受影响，他特别推崇儒家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专门的论述。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的本质规定了是一种伦理性文明。在中国，“伦理学是首要科学”。孔子创立的儒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伦理格言。

卢梭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辨证法思想，他的情感论、教育论等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他的深刻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为社会的进步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可以看做是对传统社会契约思想的一种颠覆。他坚决否定封建王权，热情倡导“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认为统治者如果违反民意，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撕毁大家都应该遵守的社会契约，践踏公共意志，人民就有权推翻它。他很重视公共意志，反对任何个人因谋私利而违反公共意志。他在《社会契约论》和《论社会不平等起源》中分析了财产的起源及其同分工、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关系。卢梭特别强调社会不是一盘散沙的个人集合体，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个人利益被融合为一种普遍的共同意志。他主张社会契约论是社会进步理论的一种形式，他认为人有“天赋权利”，社会发展是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天赋权利。所谓“天赋人权”，使人们生存的自由、平等，财产私有和享乐的权利，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人的这些权利。社会契约论强调社会是自私力量的自然状态的个人对现代国家和政治义务形成的自愿默认的产物，而不是具有一定的世俗制度和过程的客观结构；强调人性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社会是指超历史的过程。社会契约论并没有把社会看成是由不同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层次构成的复杂结构，也看不到社会的各个层次的客观运行规律。在政治体制方面，国家在他所谓的“民主制”领导下，全体国民或者大多数人们掌握着政府，公民占主体的地位，大多数行政官的职位由公民占据。卢梭主张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大多数人都能直接参与国事，掌握国家主权，又通过掌握国家立法之权，制定和颁布法律，从而保证人民自由平等权利以及法律的公正性。

3.斯宾塞人道主义思想

斯宾塞的代表理论是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论是指社会与有机体一样具有结构性、功能性和相互依赖性。社会进化论是指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变得复杂，由单一结构转化为多元结构，由同质性结构转化为异质性结构。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各部分的功能也呈现出了分化的现象。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变得不同，并且有不同的功能，但是结构愈复杂、功能愈分化，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功能联系和相互依赖性的程度愈强，各种功能配合协调愈趋密切，社会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有机体。他们相互依存、相互凭借，推动社会的进化。斯宾塞将社会有机体分为三个系统，即营养（生产）、分配循环（商业、交通、银行）、调节（管理机构和政府）等系统。相应于这三个系统，社会中的人就必然分为三个阶级，即担负营养生产机能的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担负分配技能的商人阶级，调节生产分配以至整个社会的工业生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个，整个社会有机体失去平衡，社会就不能存在。因此，这三个阶级的同时存在是社会有机体的本性决定的，是永恒的。斯宾塞这种理论显然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压迫服务的。

在斯宾塞看来，解释社会进化这一复杂现象应该注意研究个体的动机或来自许多个体的集体动机。个体或个体的知、情、意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因子，同样对社会进化有着影响作用。他提出：培养和加强个人的社会性，目的之一是提高社会个体的素质，通过调解个人与社会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同等自由法则”制约下，达到完全的社会均衡。如何调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实现是由个人意识的持续不断地调节生存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交互活动的，达到适应目的，产生进化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和培养个人的社会性，是培养“最适应社会者”的道德感，达到整个民族与社会适应其生存环境，是人类在同等自由法则的制约下向“善”而和谐地进化发展，实现完全的社会均衡。

斯宾塞在关于国家的政治理论中将关注点聚焦于国家和政府权力基础问题，他主要从人的心理方面讨论这一问题，提出“对活的人恐惧”是政治权力基础的观点。他大力宣扬社会自由进化的思想，并作为限制国家和政府活动范围的理论依据，其理论出发点建立在“政治不干涉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他认为国家和政府的过分干预，限制个人的自由，加重人们的负担，妨碍社会的发展。

二、评述西欧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政治观

西欧启蒙思想家们通过提出人道主义理论，竭力推到当时欧洲社会所盛行的封建主义观念，并把这些封建主义观念放在了理性的角度进行重新审查和评价。他们启导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用人道反对神道，提出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

因为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在神权统治下的社会，在此背景下所建立的封建制度是以基督教会作为主要支柱。而西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政治观，主要是将人道主义作为武器，用人道反对神道。因此，西欧的启蒙思想家们对当时的神学和教会展开了猛烈且坚决的批判，并提出了信仰自由，提倡宗教宽容。比如前面所提到的伏尔泰和卢梭，其矛头直指教会，对宗教迷信和教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启蒙思想家们还提出了政教分离，意在将国家政治完全脱离于宗教，不为宗教服务，而为人民群众服务。

（二）用人道反对君道，提出人民主权理论

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资产阶级在工商业方面已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独占统治，资产阶级成为了反对君主专制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大多数带有进步思想的启蒙思想家借助所提出的人道主义政治观，从人道、人性、平等等观念出发，对反人道反理性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他们认为只有民主共和制才能够合乎人类理性。这些主张和理论为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恩格斯称赞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所说：“在法国即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西欧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中的人道主义政治观是深刻、彻底和激进的，它与封建主义进行直接且尖锐的对，成为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力的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1〕王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局限性[J].实事求是，1984（4）.

〔2〕郁建兴.人道主义批判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J].哲学研究，2004（4）.

4.论西方国家如何管理国有企业 篇四

国有企业是各国经济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经济成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有经济的规模及其比例虽然无法与私有经济相提并论,但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对西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作概要性评诉.

作 者：于梦淼 王旭 作者单位：于梦淼(哈尔滨透平集团公司)

王旭(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

5.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篇五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强盛,部分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工具理性等方面大大优于东方民族的古老文明,于是逐渐滋生出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这样的误区:鄙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制造中国文化停滞的形象、贬低儒家伦理的作用.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区,一方面是对文化发展民族性与时代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规律的违背,另一方面是为西方殖民霸权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

作 者：张瑞涛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东,东营,257061 刊 名：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6 22(4) 分类号：G04 关键词：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文化   误区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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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篇六

在解构与建构之间--论解构理论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

雅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对建构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女性主义运用解构理论在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女性特质的解构和语言的解构三个向度上,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秩序进行批判和质疑.女性主义在颠覆和解构的`同时并没有陷入虚无主义的解构游戏中,而是非常注重女性批评话语的建构.

作 者：张宝钧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3 刊 名：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LIGHT INDUSTR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4(2) 分类号：B84 关键词：解构理论   女性主义   解构   建构  

7.阿奎那与马克思国家观的比较 篇七

一、阿奎那与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的观念的比较

阿奎那认为, 国家是一种自然的机构, 它来自于人的本性。他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即“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动物”[1]。他认为, “国家是上帝所意愿的, 有上帝所赋予的功能, 这种功能涉及人性的社会成分”。对于阿奎那而言, 国家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是人的罪行的产物, 他认为在无罪的情况下, 人也应当生活在社会之中。总的来说, 阿奎那是从上帝创世这方面考察国家的起源, 他认为国家是从属于教会的, 但是国家并不能取代教会, 教会也不能取代国家, 国家在自己的范围内拥有自主权和合法性, 但是国家不是绝对自主的, 它不能设置任何障碍妨碍我们的精神生活, 国家只是在为了保证我们最终的精神目的得到考虑这方面应该服从教会[1]。此外, 阿奎那指出“人类的利益和其追求的多样性显然表明, 在追求他们的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更多的途径, 因此要达到其目标, 人需要指导”[2]。因此, 他在国家起源学说上贯穿上帝创世观念, 并且给予国家在自身领域中的自主权和合法性。

马克思的国家观是在唯物史观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了人类分工的历史及其对所有制的作用后, 指出:“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 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 (无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 脱离的独立的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这里很明显地表明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 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的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是阶级统治的机关, 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它是从一个整体中分离出来的政治共同体, 与社会的分工和职能的分化有密切的联系, 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 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这种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 “就会有一定的政治国家”[4]。因此, 马克思对于国家起源的分析是立足其唯物史观的基本观念之上, 对于社会生活从物质领域给予了科学的、理智的分析, 而非像阿奎那那样, 追随上帝创世学说, 企图从上帝那里寻求国家起源的根本力量, 马克思致力于现实世界的阶级利益的分析, 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 追寻国家起源的根本的推动力即经济根源。

二、阿奎那与马克思关于国家本质和意义的观点的比较

阿奎那认为, 国家不是起源于人性的堕落而是起源于人类的本性。他所认为的国家不是镇压的机构, 相反, 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引导共同的善。国家的政治统治者具有来自上帝的权威, 并且这种的权威的目的是提供共同的善。“统治者的义务就是指导国内的每一阶段的活动, 以便使人们能够过上幸福的和有道德的生活, 而这才是人在社会上生活的真正目的”[5]。“因为尘世间的善的生活这一目标在天国中同样受到祝福, 因此国王的义务就在于为了使共同体通向天堂的幸福而增进其福利”[6]。可以总结出, 国家的本质意义不仅在于维护人类社会的和平, 提供和分配为维护善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 而且在于根据自然法促进人们的善的言行。在阿奎那看来, 国家通过教会接近上帝, 国家是上帝所意愿创造的, 并且有上帝多赋予的功能, 这种功能涉及人性的社会成分。国家的正义源于上帝, 国家越是以上帝对其创造物的统治为向导, 越是接近上帝的正义, 但是国家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正义。

从马克思的国家观念分析, 国家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本质属性。阶级性表现在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构,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实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须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7]在1847年,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更加鲜明地指出:“现代的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马克思这些论断, 都表明了国家存在的实质是为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 是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工具, 各种形式下的政治斗争不过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社会性是一个独立主权的社会组织, 是管理社会公共事物, 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 国家具有明显的社会性。马克思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处理各种公共事务的一般职能, 另一方面是作为政府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那些特殊职能。因而, 国家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 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社会性。它存在的意义并不是像阿奎那设想的是为了共同的善, 也无关上帝, 它的存在有深刻的经济根源, 是随着社会发展不得不产生的, 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社会安顿的暴力机构。马克思对于国家的实质和意义的分析是基于现实社会的, 他与阿奎那为了维护基督教的统治而投奔于上帝的这种造世说, 不管是在时代背景、思维方式, 方法论, 还是在分析的目的意义等方面都有本质区别。

三、阿奎那与马克思关于国家职能和作用的观点的比较

在阿奎那看来, “国家的作用在于通过种种途径来保障共同的善:维护和平, 组织公民们的活动使他们的追求相互协调, 还提供维持生命的资源, 尽可能防止对善的生活的妨碍。最后一项关系对善的生活的妨碍, 它不仅给了国家一种和我们人的最终目的相关联的功能, 而且说明了在和教会的联系中国家的地位。国家是阿奎那称之为‘完满的社会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1]。但是阿奎那认为, 国家像是一个人, 不仅有自然的目的, 而且有精神的目的, 这种精神的目的不能通过人的力量, 而只能通过神的力量。阿奎那把这种精神的目的的实现依托于教会, 并且详细地说明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和职能, 指出二者并不是互不相容, 教会只是为了人的精神的目的而存在, 国家只有通过教会才能接近上帝, 但是国家在自己的范围内拥有自主权和合法权。因此, 阿奎那在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的分析中, 将国家的主要职能和作用归结为维护共同的善, 又将国家置于上帝的引导之下, 将自然层面和精神层面区分开来, 从而将国家和教会紧密联系起来。

马克思的国家职能的观点可以分为两部分, 对内职能和是对外职能。第一部分是对内职能, 恩格斯在对马克思国家职能的观点的总结的基础上,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国家是表示, 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 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互相冲突的阶级, 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的社会消灭, 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 把冲突缓和在秩序的范围之内, 这种社会中产生又居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 就是国家。”[9]这段话深刻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职能的观点, 揭示出国家作为统治机器所必须承担的职责, 它的一项突出的职能即“镇压”。它是为了平息阶级之间的矛盾, 维护社会安定而存在的。笔者认为, 它的设定并非只是单纯地为了引导共同的善, 相反, 国家是被动地产生的, 是统治阶级镇压其他阶级, 从而为了维护其本阶级利益的统治工具, 这也是社会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的标志, 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没有阶级矛盾, 国家就必然随之消亡。但是这与阿奎那的国家职能和作用的观点有本质的不同, 阿奎那将国家的职能归于单纯引导民众走向共同的善, 国家是经由上帝主动产生的, 不强调这种镇压的职能, 也无关于阶级斗争。第二部分是对外职能。马克思曾认为, 在亚洲范围内, 从古至今, 能称得上是国家职能部门的只有三个:财政部、战争部、公共工程师部。财政部是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 战争部是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 对外职能有两种变形, 一是保卫职能, 即加强国防建设,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防御外来入侵。维护国家的利益, 坚决抵制对于国家核心利益的攻击。二是交往职能, 即根据国家的性质和利益, 加强同别国的交往与合作, 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因此, 马克思的国家职能和作用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对内阶级镇压和社会管理职能;对外保卫和外交职能。这与阿奎那的国家职能和作用的观点有很大分歧。

四、阿奎那和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法的观念的比较

阿奎那否认国家拥有绝对的自主权, 他认为, 国家尤其是人为法的来源, 每个政府都面临这样的任务:根据它自己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具体条件, 制定规范它的公民行为的具体法律。然而, 法律的制定绝不应是一种任意的行为, 而必须在自然法的影响下进行, 而自然法就包含对上帝的永恒法的分有。人所制定的法必须由来自自然法的一般原则的特殊法则所构成。立法者立法的权威来自上帝, 而且对上帝负责。“法的作用是与人为善”, 阿奎那说“法律本身是一种为了共同的善的理性的法令, 它由关心共同体的统治者所制定和颁布”。因此, 虽然统治者有权威和权力, 但是法律绝不能毫无节制地反映这种权力, 而应受理性的教化, 并以共同的善作为其目标[1]。以阿奎那的观点, 虽然国家具有自主权和合法权, 但是不能以权力代替法律, 要接受理性的教化, 这种教化就源于上帝, 这种国家的法的观念因而与上帝有着密切的关联。

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法律的本质, 他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法制的批判中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 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0]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 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 是基于一定物质生活条件, 因而是客观的。法律反映的是经济的状况, 但是法律对于经济的反映并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 而是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对于法官, 马克思提出自由审判思想, 认为法官应该独立审判, 一切服从法律。他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政府。”[11]但是他强调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此外,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论述了法律和国家及政治经济的关系、立法权和国家制度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对于刑法学、婚姻法学、诉讼法学等部门都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念的理论基础。阿奎那与马克思在对于法律作用的重视程度上有形似之处, 但是阿奎那却将立法者的权威归于上帝, 法律要受到来自上帝的理性的教化, 强调法律大于权力。但是马克思是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分析, 提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受物质因素支配, 并且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 并非像阿奎那所说的那样由关心共同体的统治者所制定和颁布, 其法律的作用不像阿奎那所说的是使人为善。法律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 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 同时, 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完全做到法律凌驾于权力之上。笔者认为, 马克思的关于国家的法律的观点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和经济属性, 与阿奎那具有很大的不同。

五、阿奎那与马克思关于国家中集体和个人关系的观点的比较

阿奎那指出, 政治统治者具有来自上帝的权威, 而且这种权威的目的是提供共同的善。共同的善绝不能被解释为:在集体的整体性中我们忽视了个人, 共同的善必须是具体的人们的善, 因此阿奎那说:“法的恰当作用就是引导服从法律的人达到他们恰当的德行, ……使这些人具有法律向他们所颁布的那种善。”“立法者唯一的”真正立足点是确保“共同善按照神的正义得到规定”的意图, 因此“法的作用是使人为善”。所以, 共同善这个词对于阿奎那来说, 除了造成个人善的结果之外没有别的意义。与此同时, 阿奎那说:“任何部分的善都会在于整体的比较中加以考察。由于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部分, 除非和共同的善相适应, 否则一个人想成为善的是不可能的。”[1]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 阿奎那十分重视个人的价值和作用, 他认为共同的善如果达不到个人的善就没有任何意义, 他认为集体以个人为基础, 没有个人, 集体就无意义, 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同其他的阶级不同, 无产阶级只有依靠集体, 才能获得个人的解放”。因此, 只有“只有革命无产者的集体”才是“真实的集体”, 他与“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对于革命无产者来说, “只有在集体中,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12]。在马克思看来, 领袖人物才能的发挥绝不能离开集体, 他在实践上反对一切的个人崇拜, 在国家的发展中始终强调集体大于个人, 要以集体利益为重, 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最大的价值。马克思的集体主义的国家观显然与阿奎那的个人主义的国家观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不仅跟二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 而且与二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密切关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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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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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撒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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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6) :70.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6) :253.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M].人民出版社, 1972:91.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6) :268.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6) :76.

8.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篇八

舞者,还是舞?--论女性主义翻译观与译者主体性

通过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女性形象谱系、女性构成性、女性阅读策略等方面来讨论译者的主体性,可以发现,在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的主体性,亦如男性与女性关系的构成,没有他者的参与,其主体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自身外在性的他者才能辨认出主体的踪迹.

作 者：冯文坤 FENG Wen-kun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5;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4刊 名：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M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2(1)分类号：H059关键词：翻译 女性主义 译者主体性

9.中西方戏剧观研究论文 篇九

不同戏剧特征论的中西方戏剧观

在戏剧特征论方面，中国传统戏剧观念注重寻求戏剧艺术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共通特征，探讨戏剧艺术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相互联系。而西方传统戏剧观念倾向于发掘戏剧艺术有别于其他文艺样式的个性特征，探求戏剧艺术自身的本质特性。西方戏剧观念认为戏剧是以语言为媒介，利用人物的动作对现实生活的摹仿，以达到净化和陶冶感情的社会效果。它在社会文化中由于摹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与音乐、图画、诗歌区分开来，具有独特的地位。西方传统戏剧特征论认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戏剧特征论却恰恰相反，认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类同性。西方戏剧家认为本质是个性，中国戏剧家则认为本质是共性。

中西戏剧特征论的迥然不同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西方把宇宙视为外在于人的对象，祟尚“人神对立”的宇宙观。西方人习惯于同中见异的思维模式。通常以冷静科学的理性态度，认真地审视外部世界，细致地观照内心世界，把现象与本体划为两端，自然和人世分为二物，强调对立双方的剥离式的分析与综合。因而西方戏剧家对戏剧特征的探讨，采用的是把戏剧艺术从宇宙万物中逐层剥离、独立出来的办法，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差异性。中国古人把人和宇宙看成互相包容、和谐统一的整体，提倡“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源，这一本源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产生出各种形态的事物。即一切事物的本质是同一的、不变的，只是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产生出万事万物。因此，我们古人通常把内心与外物、现象与本体、自然与人世视为互相联系的整体，强调对立双方的和谐与统一、渗透与协调。这种异中求同的思维模式使中国戏剧家在探讨戏剧特征时，倾向于寻求戏剧艺术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类同性，以此揭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侧重于求异性不同，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偏向于求同性，这决定了中西戏剧家对戏剧特征的探讨，分别选择了差异性与类同性的不同方面。

不同戏剧社会功能的中西方戏剧观

在论及戏剧艺术的社会功能时，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戏剧家同样都运用了“镜子”的比喻，但却各自表达了不同的观念。西方戏剧家重视的是“镜子”的形态，强调认识功能，而中国戏剧家则着眼于“镜子”的情态，倾向于教育功能。西方戏剧观念认为戏剧应该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给时代展示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

10.论“走转改”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篇十

从2011年8月开始, 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在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 即“走转改”之后, 传统媒体纷纷开设了“走转改”专版、专栏。例如《人民日报》的一线见闻、蹲点调研等;中央电视台的“走基层”等系列专题报道。2012年4月中国网络媒体也加入开展“走转改”的行列。“走转改”活动在传媒领域多层次, 多维度, 全方位地开展, 锻炼了新闻记者队伍, 赢得了社会的关注和人民的好评。“走转改”也逐渐由新闻传播领域扩展到了社会其他领域。它由新闻战线的一项活动演化为“走转改”精神并在社会中不断践行。“走转改”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热词”和“景观”。

一、走转改”的内涵与实质

把握“走转改”的科学内涵首先要追溯“走转改”思想的渊源。从延安整风运动、新闻战线“三贴近”到“走转改”, 整个发展过程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主线贯穿其中。“走转改”是对延安整风运动和新闻战线“三贴近”原则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要求。

“走转改”的内涵是什么呢?它是遵循新时代新闻传播科学规律,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把握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正确方向, 提高新闻队伍理论水平和能力素养的新闻传播实践活动。“走转改”活动的重点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现实必然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学习贯彻胡锦涛“七一”讲话精神的重要战略举措。“走转改”的实质是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实事求是。当然, “走转改”的科学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 会随着新闻传播的实践不断发展, 与时俱进。只有理解“走转改”的科学内涵和实质, 才能把“走转改”活动开展好, 才能将“走转改”精神贯彻落实到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

二、“走转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人大陈力丹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后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信息传播、宣传、新闻、文化、传播政策以及党组织内部思想交流等等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 (1) 重庆日报原副总编辑刘集贤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闻领域的集中体现,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指针。在当今崭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 “走转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内涵、新体现、新发展和新要求。

(一) “走转改”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和发展

“走转改”是对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精神的继承, 是对胡锦涛“三贴近”新闻思想的延续, 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新内涵和新要求。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及《解放日报》改版实践的本质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具体要求是坚持实事求是。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 特别是在新传播技术、手段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要与时俱进。于是2011年8月中宣部等部门提出了“走转改”。虽然时代不同了, 但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仍然没有变。从延安整风运动、“三贴近原则”到“走转改”活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传播规律作为主线贯穿始终。“走转改”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精神的延续和“三贴近”新闻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是落实新闻“三贴近”原则的具体要求, 是增强新闻宣传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传播力的重要路径。总之, “走转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要求。

(二) “走转改”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高扬人民性原则的最新实践

“走转改”就是要解决“我是谁, 为了谁, 依靠谁”的问题, 关键在于坚守党的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性的原则。新华日报社社长许洪祥认为:只有走基层, 才能不脱离群众, 深入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 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 用人民群众的思路, 解决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 我们的报道、文章才能有底蕴、有风采、有力量、有看头, 才能体现群众意愿, 引起群众共鸣, 鼓舞群众斗志, 才真正具有生机和活力, “转”和“改”也才能落到实处。

“走转改”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高扬人民性原则的最新实践。脱离了基层, 离开了人民群众, 走转改是不可能成功。因此, 走基层要深入一线, 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同甘共苦, 要接地气, 要走到底, 要成为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工作常态。

(三) “走转改”与新闻工作者职业素养的提升

“走转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集中体现, 也是对当今新闻工作者的新要求。“走转改”以锻炼队伍为重要着力点, 深刻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队伍、怎样建设队伍”的问题。“走转改”需要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工作队伍。在“走转改”的实践中, 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更新新闻传播理念, 与时俱;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不断提高培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水平, 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创新新闻传播方式。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认为:“‘走转改’让新闻工作者走进基层这个广阔天地, 提高素质, 增强本领, 对文化队伍建设、新闻人才的培养和新闻精品的涌现具有综合性的作用。中央电视台在‘走基层’报道中, 编辑记者的政治业务素质得到明显的提高, 策划理念、管理方式、体制机制不断改进, 来自基层的鲜活报道不断涌现, 就是明显的例证。” (2) 在“走转改”活动中, 中央和地方都举办了大量的“走转改”经验或者理论研讨会, 通过总结经验, 解决问题, 从而提升新闻工作者职业素养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水平。

(四) “走转改”与“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纵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发展历程, “坚持新闻和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与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应该是一致的, 坚持党性原则需要建立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之上” (3) 的主线贯穿始终。胡锦涛在2008年6月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指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他把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五个创新”的科学论断, 即“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创新”。他关于按照新闻传播办事的论断就是中国传媒领域的“科学发展观”。

从新闻业务的角度看, “走转改”牢牢地把握了新闻传播规律的几个关键性环节, 是新闻战线认真遵循和实践新闻规律, 加强和改进新闻工作的重大举措。“走转改”, 是新闻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 实质上就是“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同时“走转改”也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不断推进新闻传播实践和理论创新。例如在“十八大”的外宣工作中, 新华网将强化内容产品的社会化发行和跨平台推送, 利用具有即时传播特性的Twitter和Facebook海外主流社交网络平台上进行稿件推送, 以提升新华网在海外主流社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中央媒体微博, 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调研持续刊发消息和照片, 备受舆论好评。微博报道就是新闻媒体在“走转改”中的创新之举。作为一种崭新的报道形式, 微博报道在打通不同舆论场、聚合正能量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现。在社交媒体勃兴的时代, 利用社会化新媒体, 是按照新闻传播的规律的进行新闻传播的一种创新。“开展走转改活动, 既是中央的部署, 也是报纸提高报道水平、办出特色、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内在需要;既是培养队伍、提升素质的有效途径, 也是深化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坚持和实践新闻传播规律、实现新闻本质回归的必由之路。” (4)

在“走转改”的实践中, 新闻战线提高了新闻理论水平, 而且也顺应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规律, 创新新闻报道方式, 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效果和舆论引导水平。例如2012年7月22日凌晨《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在新浪微博上线。肩负着打通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责任的《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在两年多的时间受到超过2456万粉丝的关注, 成为新浪微博中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微博。这被《凤凰周刊》邓飞誉为“中国新闻史标杆事件之一”。2014年6月12日以“做有品质的新闻”的全新《人民日报》IOS客户端、安卓客户端正式上线。目前《人民日报》拥有人民网、法人微博、微信公众账号、移动新闻客户端、电子阅报栏、二维码、手机报等现代化的全媒体矩阵。

为了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趋势和规律, 2012年11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央视新闻”正式上线。2013年4月1日“央视新闻”微信正式上线。截至2013年6月底, “央视新闻”的微博、微信、客户端三个平台受众总量近2000万。目前仅@央视新闻微博的粉丝超过2274万。央视正在建设数字化、移动化、社会化的多终端、全媒体、全覆盖的立体化的现代传播体系。目前《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以及新闻记者纷纷开通微博、组建微博矩阵, 借助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来进行新闻传播, 在互联网上设置议程来引导新媒体舆论。这些都是新闻媒体顺应移动互联网和关系传播的双重发展趋势, 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新闻传播渠道的创新之举。这些数字化的传播渠道也是“走转改”的新闻信息宣传和传播的新渠道。这些是新闻媒体在“走转改”实践中的探索和创新之举, 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

结语

“走转改”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就是“坚持新闻和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与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应该是一致的, 坚持党性原则需要建立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之上。”即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走转改”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互促互构”的关系。坚持开展“走转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三位一体”的“走转改”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常态;是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内涵、新发展和新要求。

注释

11 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2-3.

22 胡占凡.政引风霜成物色语回天地到阳和——中央电视台“走转改”一周年总结与思考,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J].2012, (8) .

33 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5.

11.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篇十一

摘要

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包含了较强的理性精神和非理性精神，而在其非理性精神中，希腊神话中许多神、英雄对冥冥之中命运之手的认同、反抗与超越生动的折射了古希腊人的命运观。本论文将通过浅析希腊神话中与命运相关的故事，从多个方面讨论希腊神话所折射的命运观。

一、希腊神话中的命运观

在希腊神话中，对于命运这一世间“最奇异之事物”的拷问和探究演绎出了许多荡气回肠的悲壮故事。命运三女神（the Fates）掌管着大地上所有食用五谷之人的命运，Clotho 负责纺织生命之线，Lachesis 决定生命线的长度，Atropos 负责切断生命之线。她们的存在反映出在古希腊人看来，每个人的命运都是预先设定的，神、半神、英雄和凡人都逃离不出命运之手。然而，正如希腊神话中不断涌现出的反抗命运的悲剧，希腊人一方面通过特殊的方式和渠道去了解命运，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直面残酷命运的勇气和敢于抗拒的精神和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尽管最后这样的努力往往以悲剧告终。这一点可以在英雄们对个人命运和家族命运的抗争中体现出来。这样的抗争和抗争的结局，揭示了人类从必然王国要走向自由王国是要付出漫长而艰辛的努力的，但是这种发展趋势是必然的。

二、希腊神话中命运观的表现形式

1、个人命运

希腊神话中个人命运的表现大部分是通过英雄们的悲剧展现，也有一部分是通过诸神表现出来。

英雄们的悲剧中，Achilles的故事可以为例。Achilles是武功盖世的英雄，他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命运。一个是参加命中注定的特洛伊战争，叱咤风云而沙场捐躯，壮怀激烈而名扬千古。另一个则是安居度日，平安无事，颐养天年却碌碌无闻。他的母亲海洋女神Thetis为他选择了第二种，让他男扮女装，掩人耳目，避免参战。然而，最后Odysseus使计让他暴露了身份，他毫不犹豫地参战了。神谕兆示没有Achilles的参战，希腊人就无法获胜，所以命中注定希腊人会找到他。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Achilles同时也试图挣脱命运的挟持，只是最后，毒箭射中了他的脚踝，他最终还是落入了命运之网。Achilles正是在向命运发起挑战的冲锋中走向自己命运的归宿，这本身就体现了希腊人所称的“命运之悲剧”。

至于在诸神身上所体现出的命运之手，从希腊神话开端之处主神们一代推翻一代的神谕和印证中就表现了出来。为了救出被Uranus关押的孩子们，Gaia与Cronus密谋杀害Uranus。愤怒的Uranus在被Cronus杀害之后预言Cronus将来会像他推翻自己一样被自己的儿子推翻。Cronus上位之后，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释放自己被关押的兄弟们，同时，为了逃脱被取代的命运，他吃下了Rhea所生的所有孩子，冥冥之中注定Zeus侥幸成为了漏网之鱼，最终Cronus没有能摆脱被取代的命运。

2、家族命运

命运之手在家族层面上的表现可以Tantalus家族的命运为例。国王Tantalus仗着Zeus对他的宠爱，竟然把自己的儿子剁成碎块招待神灵，以此试探神灵是否能察明一切。最后他在地狱里承受饥饿、干渴和恐怖的三重折磨，而且他的后裔和整个家族也因此受到了诅咒，使血腥、杀戮、通奸等罪恶在他的子孙后代中延续下去。

三、命运观塑成原因

希腊神话中命运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地理)的关系极为密切, 因为命运观是人在与自然搏斗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希腊地区多山贫瘠，农业十分落后，因此希腊人在生活压力下不得不前往开拓海洋。然而，不同于相对稳定的陆地环境，海洋对海民来说是变幻莫测的，海民的收成时常受到大自然的恩赐或惩罚。因此，希腊人强烈的命运观就如此建立在听任大自然安排的生产方式上。同时，从陆上开拓到海上本身就是一个壮举，一种冒险，这种长期的冒险生活自然就培养出了希腊人冒险的性格，反映到命运观上就是勇于挑战命运的魄力。

四、命运观与内在精神的联系

1、命运观与伦理的关系

可以说，整部希腊神话就是命运的展开与神谕的实现，伦理在命运面前是无力的。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俄狄浦斯王还未出生就被命运女神决定了弑父娶母的命运, 尽管其父拉伊俄斯小心行事, 尽管俄狄浦斯王放弃王位, 永远离开养父及妻子, 到处漫游, 但还是逃不出命运的安排, 还是未能摆脱命运对他的惩罚, 而应验了神谕的安排。从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命运道德是对抗对立、彼此消解的关系。命运的在场及其不可逆改性, 使伦理难以找到稳固的落脚点。尽管俄狄浦斯离乡背井, 小心行事, 但最终仍逃不出命运之神的魔掌。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命运之手是不可抗拒的，小心翼翼无济于事，倒还不如一切随性，听凭命运安排，这种心态就导致了希腊诸神本能的膨胀。因此在希腊神话中，希腊的诸神们、英雄们都有兽性的一面。如果一切都听凭命运主宰，人和神自然会变得消极被动，责任感自然就会消解，直接导致伦理的缺失。举Zeus为例，一方面他是最高的神, 是公义(即某种程度上的伦理)的代表者, 另一方面又不停地拈花惹草。Zeus的歹行与他的公义之间出现严重的矛盾, 但在希腊神话中, 歹行与公义两者却集于宙斯一身, 成为一个统一体。同样的道理, Aphrodite既是崇高理想爱情的保护者, 又是淫欲的化身和娼妓的保护者。爱情娼妓两者在希腊神话中和谐地构成了个统一体，这在伦理观念稀薄的时空里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命运的存在削弱了伦理的存在，造成了伦理的缺位。

2、命运观与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希腊悲剧作品中。希腊悲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基本上取材于神话与传说，以古代的英雄故事作为主要内容。希腊悲剧与此前的“系统叙事诗”所表现的古老家族的不幸遭遇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们共同的主题都是人在客观世界面前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和不幸命运。从历史的角度看，希腊悲剧实际上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社会的伦理冲突的艺术写照，它表现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必然性，即命运的深刻矛盾。在剧情发展中，悲剧主人公往往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为神秘的命运开辟道路，这一点俄狄浦斯王的悲剧体现地淋漓尽致。而希腊悲剧的魅力所在，正是这种由悲剧主人公为自己掘墓的不幸，而这种被所谓的自由意志所遮蔽的不可逃避的必然性，就是操纵一切的命运。

跳出希腊悲剧作品来讨论，在希腊神话中, 命运既不能用理智进行逻辑的说明，也不能在道德上得到合理的证明。英雄与神都会被命运抛入无法逃避的灾难中，这是人感到敬畏和惊奇。当然，命运常常作为神的意志并借助神的活动被表现出来，神被认为就是宇宙的秩序，因此敬畏神和顺服神是古希腊人文精神的主题。但命运往往又凌驾于神之上, 因为不仅人要接受命运的安排, 就是神也要服从命运的安排。不堪苦难而又不得不承受苦难的处境, 是神也无计逃避的命运。所以古希腊悲剧精神着力于体现人的弱小, 在面对强大的命运时无能为力，但又试图与之抗衡，最后恰恰好落入命运的圈套之中，这反映了希腊人对于生命的真实态度。

五、希腊神话命运观与基督教上帝观的比较

希腊神话与圣经作为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自然值得我们进行比较和探讨。事实上，我们在两者之间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之处。

1、命运与上帝

前文有提到，希腊人十分相信命运的主宰，此处不再赘述。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唯一的主神，是万物的主宰；而在希腊神话中，奉行的是多神论体系，此处也暗示了神并不是万物的主宰，命运才是唯一的主宰，因为即使是神也得绝对服从命运的安排。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上帝对等的。

此外，在希腊神话中，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正义，通过对诸神和英雄、人的惩罚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当他们违背正义时，命运就会出来惩罚他们，以此宣扬正义，这很明显就和上帝惩恶扬善的特点是类似的。旧约中的上帝就是通过对不服从神圣戒律的人降下惩罚来显示自己的,因此这个上帝也就是正义的化身。到了新约中, 上帝化身为耶稣基督降临人间, 作为正义的上帝就显现出了慈悲和爱的一面。这应该是对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和旧约中的上帝的超越。

2、命运与原罪

在圣经中，广义的原罪指的是生活之罪与生存之罪，生存之罪指人为了活着不得不犯的罪，比如杀害和我们一样有生命的动植物；而生活之罪指的是人类在满足了生存基础的条件下，继续满足自己其他欲望的罪。然而，且不论生活之罪，只要人活着就一定会犯生存之罪。因此，在基督教教义中，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原罪，人如果认识不到自己的局限性所在，就是认识不到自己的罪行。

而在希腊神话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许多落入命运之网的悲剧主角，他们都犯了有欲望之罪。比如，Achilles为了建立自己的荣誉，不惜牺牲无数无辜民众的生命。他所谓的为荣誉而战的实质其实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所以Achilles不明白自己的局限所在，同样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因此他注定会受到命运的惩罚，这与基督教中的原罪观点是类似的。

3、超越命运与救赎

上文有提到，尽管诸神和英雄们都逃脱不了命运的魔爪，他们却都以不同的形式勇敢地反抗命运，并且他们中有一些能够成功的超越命运。Achilles在看到Hector老态龙钟，悲伤欲绝的父亲时，幡然醒悟到自己的父亲某一天也会失去自己，像Hector的父亲一样痛苦，于是他把Hector的尸体还给了他的父亲。此刻，Achilles超越了自己的自私与残暴，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并且尽量去改善它，某种意义上就是超越了命运。

而在圣经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救赎。耶稣为民众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种最高尚的救赎。只是，和希腊神话中不同的是，耶稣受难是为其他千千万万的民众赎罪，因为耶稣本身作为一个神圣的存在就是圣洁无罪的。而上文所提到的Achilles最后超越自己的局限，不仅仅使他人感知到了善意，自己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从此不再受到命运枷锁的禁锢，而是尽量去做一些有益于他人的事情，在这一方面Achilles就超越了沉重的命运。希腊神话中通过命运的超越这一点所彰显出来的仁爱与救赎的精神，与基督教教义中救赎精神也是十分相似的。

参考文献：

[1] 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2] 斯威布.希腊的神话与传说[M]楚图南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3]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4] 郭玉生.论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与正义观 [5] 林玮生.论希腊神话的伦理缺位

[6] 王锴.希腊神话与西方传统伦理精神

12.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篇十二

这时, 出现了关于崇高的理论。最初, 它的确并不是在美的理论范围以内出现的。但是, 接着, 关于丑的分析也出现了, 并且发展成为美学研究的一个公认的分支。”在整体的审美特征上, 现代主义文学抛弃传统的美学特征, 是一种“以丑为美”的艺术。

一、《恶之花》中“丑”的特征

从宏观上讲, 现代主义是20世纪在欧美文坛广为流传的一种文艺思潮, 它是当代西方世界社会矛盾和人们精神状态在文艺领域的反映。而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于1857年出版的《恶之花》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笔者认为, 《恶之花》宣告了新的美学原则的诞生, 以“丑”为美的新美学观冲垮了古典主义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原则,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恶之花》的出版如一声惊雷, 打破了沉寂已久的文坛, 波德莱尔提出的美学原则渗透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中, 成了现代派作家创作的重要法则。

“恶之花”法文原文中的“mal”有邪恶、罪恶、疾病、痛苦等意思, 诗人以此来象征“世纪病”或“时代的罪恶”。所谓花, 即艺术, “恶之花”即“丑恶之中挖掘的美”。在《恶之花》中, 透过表面繁华而一眼看到腐败本质, 以至雨果致函波德莱尔道:“你给艺术的天空带来说不出的阴森可怕的光线, 你创造出新的战栗。”无论是早期象征主义作家作品, 如魏尔伦的《伤感集》、马拉美的《太空》、《回春》、《厄运》等, 还是后期象征主义, 如瓦雷里的《海滨墓地》、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艾略特的《荒原》等, 都十分注重对世界作忧郁病态的描绘, 表现出对颓废的欣赏, 对丑恶的赞美。象征主义不再将善作为道德规范来表现, 也不再把丑恶仅仅看作道德谴斥的对象, 而是把社会之恶、自然之恶等, 作为审美对象来加以观照表现。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人的种种忧郁无聊、病态荒淫与非理性异化的本质。这也成为日后其他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基调。

波德莱尔在《恶之花》拟序中下了这样定义:“长久以来, 杰出的诗人已瓜分了诗歌领域中最为灿烂的题材, 而让我感到满意, 甚至愉悦的是, 从恶中发掘美成为更加艰巨的任务”。之前的浪漫主义醉心于歌颂美好的大自然, 纯洁的孩童时代以及神圣的爱情。而波德莱尔怀着不再重复和模仿的决心, 开辟了另一条道路。比如, 在诗集《恶之花》第二部分“巴黎风光”中, 波德莱尔描写了娼妓、骗子、小偷、赌客等。尤其是《腐尸》的创作使诗人获得“尸体文学的诗人”的雅号, 可见此诗给人们的印象多么深刻。这首诗共12节, 前7节作者运用写实手法, 细腻地描绘了路旁的一具恶臭难闻、蛆虫满身的腐烂尸体, 既有对尸体摆放状态的具体说明, 又有苍蝇、蛆虫在尸体上飞舞蠕动的情态、声音的描绘, 更有对恶臭触鼻的渲染, 可谓达到了丑恶的极致, 令人毛骨悚然。然而, 波德莱尔却从这一可怕形象中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肉体终将毁灭, “爱的形姿和爱的神髓”永存。

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丑为美”的美学内涵

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表现了形形色色的“恶”, 但其不是像现实主义者那样批判“恶”, 而是把“恶”作为审美对象, 作为借以发现美、感知美的客观对应物。因此, “挖掘恶中之美”就成了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根本原则。波德莱尔认为, 诗人的最高使命是发掘美, 而他对美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我发现了美的定义, 我对美的定义是某种热烈的、忧郁的东西, 其中有些茫然的、可供猜测的东西……神秘、悔恨也是美的特点”, “不规则, 也就是说出于意料, 令人惊讶, 令人奇怪, 是美的特点和基本成分”。他列举了11种造成美的精神, 例如无动于衷、厌倦无聊、心不在焉、厚颜无耻、冷漠、强悍、凶恶等, 其中大部分都与忧郁、厌倦有关系。波德莱尔描写恶并不是为了歌颂和赞扬恶, 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揭露和鞭挞恶。他虽然生活在一个充满丑恶事物的社会里, 但却不断地追求美、健康、光明和理想。他对恶的揭发, 事实上反映了强烈的求生愿望。他认为, 对恶的描写能更好地表达出美, 因为恶的东西, 如忧郁、不幸、反抗甚至死亡能以一种更深刻、更震撼地方式打动人, 引发真正的思考。而这种美也是更有意义, 更深入人心, 更让人刻骨铭心的美。《恶之花》的基本思想是“恶的意识”, 也就是说, 诗人对恶的存在以及表现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态度, 他不是被恶吞噬, 在恶中打滚, 高唱恶的颂歌, 而是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正视恶, 认识恶, 解剖恶, 从中发掘出美。他不甘心沉沦, 不愿以恶为伍, 他在恶的包围中向往着善和美。“波德莱尔有力地证明了, 描写社会中丑恶事物的作品不仅可以是激动人心的, 而且在艺术上可以是美的, 也就是说, 恶中之美是值得发掘的。”从浪漫主义创作中美丑对照原则的倍受青睐, 到现实主义作品中对丑恶现象的真实描绘, 都说明丑恶是艺术审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德莱尔全面发展了传统艺术对丑恶的重视, 在他的诗歌中, 对恶的观照成了一种自觉的能力, 他响亮地提出:“透过粉饰, 我会掘出地狱!”“给我粪土, 我变它为黄金!”。因此, 他一方面正视现实丑恶, 还它“地狱”的本来面目, 另一方面又透过艺术的巨大威力在丑恶中发掘美的真谛, 努力创造一种包容丑恶在内的最高审美真实。正因为如此, 我们从《恶之花》中随处可见到各种各样可厌的、丑陋的、病态的形象, 连苍蝇、蛆虫、粪土、腐尸等令人恶心的形象也大量涌入诗歌的神圣殿堂, 成为诗人尽情描绘的对象。当然, 写恶的目的是为了发掘美、提炼美。《荒原》在展示社会面貌病态性的同时, 还触及到灵魂品质, 这比传统西方文学反映的社会丑陋现象从深度和广度上要略胜一筹。

《恶之花》提出了全新的诗歌表现对象——社会的丑恶现象, 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这就使19世纪末期西方美学走向美的否定, 走向丑, 这也正是20世纪初叶美学和艺术发展的历史起点。整个20世纪西方美学和艺术的发展, 它的总的特征就是走向美的否定方面, 它的前期是丑, 而后期则是丑的极端发展——荒诞。

袁可嘉也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概述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意识、变革意识, 特别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 (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 和人和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 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意义, 确保了私立学校的自主性和公益性。由于该法案的制定, 私立学校获得了与国立、公立学校的平等地位, 被承认是公共教育机构, 具有公共性性质。1946年开始, 日本政府开始向私立学校提供资助。1952年由政府出资成立的“私立学校振兴会”, 当年出资20多亿日元, 帮助90%的私立学校重建校园。日本国家私学观开始由战前的国家主导型向协调—平衡型模式转变, 国家开始尊重私立学校的自主权、提高私立学校的公共性并且开始向私立学校提供资金。

20世纪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 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1960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上年相比增长了13.7%, 此后几年经济的增长一直保持着高势头。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上对于高级实用人员的需求量增加, 工业发展对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也相应的提出了要求。这种情况下, 国立和公立学校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 政府对私立学校的依赖性增强, 开始把私立学校的发展引向为产业服务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 日本的经济由高速增长期转向缓速增长期, 日本政府对教育进行了改革, 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大学采取积极振兴援助的政策, 增加对于私立学校的补助, 解决私立学校由于经济的衰退而出现的财政危机。1975年政府专门制定了《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法》, 强化私立学校的财政基础, 提高私立学校的经营水平, 促进私立教育的健康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 政府又提出了“以自立、互助, 有效使用民间的活力”为基本方针, 重新确立国家与地方、与社会的关系, 借助民间的活力来发展社会。前首相中曾根就曾经指出要借助民间的力量来办教育, 抑制公立学校的发展。

到了20世纪90年代, 社会的国际化和信息化程度加深, 私学学校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获得1997年文学新人奖的都是私立大学毕业的, 早稻田大学就有4人;1985～1997年早稻田大学有35人获得文学新人奖, 高举榜首。私学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同时, 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私学的发展。私立大学为日本社会的高学历化起了促进作用, 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 日本的私学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协调—平衡型私学观最终形成。国家开始重视私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自主性、独立性的张显;关注私学的财政状况, 确保私学的教学质量, 同时还通过法令的颁布来保证私学发展的资金;政府对于私学的依赖性增强, 鼓励开办私学, 国家对私学的责任感增强。

四、结论

从日本国家私学观的形成来看, 国家在私学观的形成过程中并非完全占主导地位或者是完全放任自流。私学观的形成是国家、社会的需要与私学自身发展的一种平衡过程, 它们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这种制衡关系的形成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私学来说都至关重要。同时, 私立学校要有明显的公益性, 政府需要实行一定的监督和管理, 但是又不能无端地干涉其发展, 对于国立、公立和私立学校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无论国家、政府、社会还是私立学校, 都是在中庸的政治哲学的指导下, 实现一种日本式的民主。借鉴日本私学观的发展经验, 对我国私立学校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有利于实现真正的民主。

参考文献

[1][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516.

[2][法]波德莱尔著.郭安宏译.恶之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6.316-317.221.

[3]奠自佳, 余虹.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赏析.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8.19-20.

[4]丁子春.欧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新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2.

[5]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14.

[6]吴昌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1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篇十三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

人类自出现以来，就处在与自然界和社会的不断交往的过程中，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追求一种自由完美的理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纷纷诉诸想象，力图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这种美好理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描述过“天下为公”的大同之境，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中大都含有“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这些都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而在西方历史上，不少思想家对理想社会也设计了种种蓝图。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大西岛》，以及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的一条红线同样是对人类未来的无尽暇思。但是上述关于人类未来的种种思想和理论大都流于空集，缺乏严密的论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则从根本上转变了这一点。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最早接触到共产主义问题是在《莱茵报》时期。那时，他对英法共产主义文献还不很熟悉，对共产主义问题也还没有深切的认识。但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仍然积极参加了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论战，并严肃认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马克思能洞察到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力的异化，所以他对于扬弃这种异化的运动有了一种崭新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不仅表现在自己的观点的正面阐述中，也表现在对其它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主要分析了空想共产主义最初的几种形式:“粗陋的共产主义”、“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这几种空想共产主义，尽管形式不同，观点各异，但都有其共同特征，这就是它们都主张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即不是消灭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而是把私有财产当作客体、物来对待，通过均分私有财产来反对个别的私有财产，使人人都成为私有者。这种特征在“粗陋的共产主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它看来，既然物质财产的统治那么厉害，那么，“对物质的直接占有就是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 因而，凡不能被当作私有财产占有的东西，如人的才能、个性等等，都应当被消灭。与此同时，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使每个人都成为挣工资的劳动者。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对私有财产的嫉妒和平均化欲望，而绝不是私有财产的消灭。因为在这种理解中，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还根本没有深人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所以，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嫉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关于共产主义的主体本质

既然空想共产主义的错误在于它只是从客体或物的方面来理解私有财产，来理解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就必须深人到它的主体本质。而《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观集中表现在这么一段话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 关于《手稿》中的共产主义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共产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过程。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人本性的一步一步的丧失，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进行自由自觉实践活动的理想社会，它首先是在与私有财产进行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运动与理论不过是对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过程的反映并与之相对立的表现。因而在私有财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并反对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也必然有不同的表现，从而形成种种不同的共产主义主义学说。“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所以，只有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发展到顶点而要扬弃它自身的时候，才可能有真正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而对于各种共产主义学说，也必需对它作历史的考察，才能知道它们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第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马克思已在《手稿》中明确地说明，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手段和必然结果，而异化劳动也是导致了人的自我的异化。要真正扬弃异化，就必须消灭产生异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有了劳动的异化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初步思想。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不过是上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

这样，马克思就从私有制的内部，从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中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首先，作为自我异化之扬弃的共产主义，并不是“彼岸”的东西，实际上，它同这个异化的世界有着本质的、内在的关联，换句话说，异化的世界本身-它的内部的对立和矛盾运动-构成扬弃异化的现实基础，尽管是它的否定性基础。其次，既然自我异化在“异化劳动”的概念中表现为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因而从根本上表现为经济的必然性，那么，自我异化的扬弃就决不可能离开这种经济上的对立和矛盾，相反，它必然首先从这种经济必然性的方面去获得它自身的必然性，即“发展到矛盾状态”的私有财产本身就构成促使矛盾解决的现实前提。最后，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否定，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即它并不取消私有财产和自我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的成果。它扬弃异化劳动，但不扬弃对象化劳动，而是对劳动本身及其对象和成果的真正占有。

第三，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占有同私有制下的占有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在劳动中创造出体现自己本质的对象；又通过消费这些对象来确证和发展自己的本质。而在私有制条件下，人失去了自己从事活动的材料和对象，失去了进行活动、生活和感性意识的源泉，也就失去了获得自己的人的本质的源泉。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使我们对人的本质的占有的理解，变得愚蠢而片面，并且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对象。概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我们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变成了对物的占有;人的丰富多样的特性，他的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异化为一种单纯的感觉，一种对物的“拥有”的感觉。共产主义则不同，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

放；……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 从主体上说，共产主义的人不再是一种异己的、不被当作人看的对象，而是一个完整的、全面占有自己丰富的本质规定的人。他的一切个体的器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等等，不再受到私有财产或异化劳动的局限和束缚，而是通过自身同对象的真正的人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等…从客体上说，扬弃了异化劳动的社会的人，在生产劳动中把自己的全部创造力、全部本质力量都加在自然对象上，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这样，自然界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的本质。我们在感受和享受这种自然界时，也就从中感受到人的本质力量，感受到人的真善美。因此，“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第四，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即社会的人的复归。

我们已经看到，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社会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价值，为了得到物的财富。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是为了人，人们彼此互为地生产着。所以人通过劳动，不仅生产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着别人和自已的存在以及相互的关系，生产着人本身和社会。而人的本质不再是动物的“物种”或是抽象的“类”，它具有了无比丰富的历史发展特性。共产主义的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恢复人的社会本质，在这里，“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也就是说，不仅活动和享受的内容是社会创造的，而且就连活动和享受的方式也成为社会的了。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他们的活动和享受都是同其他人一致的。比如说，某一个餐厅制作的美食，这一产品在私有制下虽然也是给别人吃的，但它绝不是为社会的，只是为那些持有货币的人所提供的东西。而在共产主义的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前提下，这一餐厅的产品，才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存在方式上也是社会的，是真正具有人的性质的劳动和对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局限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正确人生观、世界观的起点，但还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观，实际上是对“异化劳动”的一种批判，因而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他对私有制的批判，不是因为它和历史的现实发展规律相矛盾，而是因为它和人的本质的要求相矛盾；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也是以人的绝对自由的、自觉的、超历史的、应有意义上的劳动作为标准的，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阶段。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合理化的成份，这些合理化的思想，正是以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余源培,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4.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篇十四

一、革命、建设时期的应用及发展

1. 全新解读人民的内涵及外延

只有正确把握“人民”这一概念, 才能使人民观得到真正贯彻和落实。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国情进行了客观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 指出对人民这一范畴的划分应该以形势变化为依据, 以革命态度为标准。正如毛泽东所言:对于不同国家或者每一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而言, 人民的概念也不尽相同。例如, 在抗战阶段, 人民指的是所有抗日阶层、阶级及社会集团;在解放战争阶段, 人民指的是所有反对人民的敌人阶层、阶级及社会团体, 其中人民的敌人指的是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而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人民指的是所有拥护、赞成及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阶层、阶级及社会集团。

2. 确定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

对人民群众来说, 历史活动乃是事业的一种, 它是与群众密不可分的, 而历史亦是靠人民自己创造的。我国革命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同样和群众给予的支持、帮助分不开。毛泽东曾采取阶级分析策略, 对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如下提醒: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是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时期, 我党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 而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农村为军事战略要地, 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存在着很多无产阶级, 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 努力消灭反革命, 从而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3. 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定位即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 党员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 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 而不是个人利益, 而且个人利益要服从于整个民族及人民的利益。而这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无限胸怀与崇高理想, 即只有先解放全人类, 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也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 只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 人民观在我国发展及应用中, 最科学、最根本、最核心的体现即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将党的根本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相互统一

取之于民, 还之于民———不仅是党对群众的工作方式, 而且是根本路线。毛主席提出过, 取之于民, 还之于民, 乃是在领导上的正确方向。换言之, 就是将公众分散而不具备系统性的相关意见整合集中, 经由分析、研究, 转变为系统性的内容, 然后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解说。从而转化成人群众意见, 让人民坚持下去, 并付诸行动, 最终对相关意见的正确性进行考验, 从而得出新的意见。由此一来, 经过无限循环, 群众的意见就会越来越正确,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生动。

5. 正确认识并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从建党开始,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就形成了一种鱼水关系, 密不可分, 不管是在革命战争阶段, 还是在和平建设阶段, 中国共产党都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党一贯的优良作风。正如毛泽东所说, 每一位党员都应该正确认识到:人民群众具有无限创造力, 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群众, 并依靠人民群众, 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样一来, 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打败任何敌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 毛泽东指出, 如果不搞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那么, 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就算建设了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 这种制度也难以巩固。毛泽东还经常教育党员, 应该甘心成为人民的学生, 通过学习人民群众增长自己的才干, 并且应该深入到基层中, 了解人民群众的心声, 关心他们的疾苦, 做到党和人民心连心、同命运。

6. 以人民当家做主为中心设计国家制度及党的政策

我们国家的国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已经逐渐成形, 也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 且于宪法里面明确做出了相关规定, 人民拥有国家的所有权力, 对权力进行行使的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国家在政权上进行组织的形式制度,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再者, 人民政协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平外交政策, 多党合作及统一战线等, 都是与之相互统一的。而且还有国家机器和武装力量等的命名, 都冠以“人民”二字, 例如, 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而且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是代表人民执政的, 必须接受来自人民的监督。

二、改革开放之后的丰富及完善

1. 使人民的内涵得到发展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及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人民”的内涵也有所改变。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 新时期里,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所有社会主义中的义务劳动人、对社会主义相关事业进行建设的人、对社会主义和国家统一进行拥护的爱国人士的广泛联盟, 就是爱国统一战线。由此可见, 人民群众这一概念, 无论是内涵, 还是外延方面, 均有超越, 这种情况下, 既促使人民群众队伍得以壮大, 又汇聚越来越多的力量, 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 江泽民同志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出现了变化, 无论行业的种类或者相关技术人员, 都增加了不少。同时, 领域、技术、制度上皆有各行各业的人, 有许多人流动变换职业的频率很高。换言之, 就是职业和身份经常发生更换和改变, 然而这样的变化只有持续性地发展下去, 不会停止。在党制定的方针及相关政策下, 这些合法经营、诚实劳动的人, 作为劳动力, 不仅对社会主义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还令别的事业得到发展和促进。他们与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及人民解放军团结起来, 同样是人民范畴中的一部分,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

2. 提出了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是人民的利益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邓小平一直将人民置于第一位, 并以此提出了相应的是非判断标准, 即是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是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 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江泽民同志则在该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扬, 他指出, 党的所有工作都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判断标准。此外, 江泽民同志还对国内外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进行了总结, 并提出“三个代表”, 而且指出某一政党先进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为:是否代表先进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开始了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胡锦涛同志基于“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提出“科学发展观”, 即从根本上说, 人民利益实现的标准在于坚持以人为本, 不断促进人民实现全面发展。

因此, 党与国家所有工作的落脚点及出发点应该是好好实现、维护并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出来, 同时, 为人民根本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 并促进人民全面发展。

3. 丰富了党要接受群众监督的思想

自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建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 力求做到结构合理、程序严密、配置科学和制约有效几点要求, 以从决策到执行各个环节均有效监督权力的运行, 这样一来, 就能确保人民赋予党的权利真正服务于人民。

十七大指出, 要通过制度管理权利、事物和人员, 并构建执行权、决策权与监督权互相协调且互相制约的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 对相关程序及规定、法制上的组建, 对办事相关制度的公开性进行完善健全, 对领导、干部的相关监督力度进行加强, 特别对岗位上较为重要和关键的相关人物, 如其人、其财和其物上的相关事宜。除此之外, 在问责罢免及审计质询的相关制度上面, 要进行完善, 做到落实彻底, 真正遏制打击腐败现象。

4. 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对民治政治具有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地揭示, 他指出, 社会主义与民主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民主。社会主义具有的优越性既体现在政治方面, 又体现在经济方面, 也就是说, 只有使人民民主得到充分发扬, 才能确保人民群众借助相关有效形式真正对国家及社会进行管理, 并真正享有公民的相关权利。此外, 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 应该逐渐实现民主法律化与制度化。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 组织并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是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最本质内容。

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指出, 社会主义的根本生命已经变成了人民民主, 共产党对此种政治的发展要坚持到底、奋斗不息。还应该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从而为人民的权益提供有效保障, 并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得以实现。再者, 在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事宜上面, 要循序渐进, 对依法治国进行深入贯彻和落实到位, 对社会公众的法制观念、法治政府要逐步加强, 对民主相关制度不断完善。

三、结语

我国从革命建设阶段一直到改革发展阶段的整个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贯彻始终, 并得到了一定程度地丰富与发展。随着人民观在我国的应用及完善, 我国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地位不断提升,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 扩大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可以说, 我国人民的发展与进步体现了人民观之核心, 为人民观的发展及完善贡献了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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