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对策的“万能八条”

提出对策的“万能八条”（精选7篇）

1.提出对策的“万能八条” 篇一

法律手段：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来检验有关行为的正确与错误，衡量其是否合法；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来处理有关问题 ；通过有关法律程序（例如民事、刑事、行政诉讼、调解）来解决有关矛盾、争端；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执法主体、依据、程序合法；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法、理、情的关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有关方面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加快有关方面的立法步伐；加大普法教育力度，树立全民法治意识；深化司法制度改革行政手段：制定机关政策、贯彻执行政策；实施职能管理，例如城市管理、规划管理、市场管理、人事管理、文化管理；改革行政审批运行机制，切实转变职能；推进行政民主化进程，实行透明管理；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树立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加强督办、查办，强调落实，提高执行力；加强信息工作，加速推进电子政务；重视调查研究，充分体察民意；重视可行性研究，重大决策出台前举行听证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社会环境；各级领导要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心为民想，事为民办，利为民谋；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正之风；遏止行政腐败，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建立预警机制，妥善应对突发事件；实行政务公开，推进民主化进程；努力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节约政府；构建和谐社会； 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科学的人才观、正确的群众观； 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经济手段：制定有关经济法律、法规、政策；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处理好环境、资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治理经济环境，政治经济秩序；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深化改革开放；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培育规范各种经济要素市场，建立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熟悉WTO规则及有关经济法规，妥善应对经济纠纷；从实际出发，发展地方经济、特色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和建立全新的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分配机制；加强工商管理，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采取有力措施，缩小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差距；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建立诚实守信的经济道德、社会道德；按规定对有关方面实施经济处罚、经济赔偿；提高产品质量，搞好售后服务

实行政府采购制，公开招投标制；认真进行成本核算，严格控制预算；厉行解决，建设节约型社会

管理手段：掌握管理规律，实现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探索先进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水平；建立管理规章（规章制度）（建章立制），做到照章办事；明确职责、权利，切实加强对有关工作的管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搞好有关工作；强化社会管理、社区管理、属地管理、行业管理；树立“人本”意识，加强人性管理、柔性管理；加强协调沟通，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社会环境、人际环境、上下级环境、劳资环境；加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管理；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节约管理成本

教育手段：继续实施普法教育，树立全民“法治”意识，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推行社会主义全民道德教育，提高全民公德水准；加强对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搞好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扫盲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教育；加强有关适应性、针对性短期培训，加强继续教；，建立学习型社会；努力培养选拔科技人才队伍、企业家队伍和管理者队伍

深化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改革；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计算机网络，加强宣传教育，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监督手段：党纪国法监督；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内部监督；审计监督（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协调手段：树立协调意识；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利他观念；注意协调沟通，形成工作合力；互相尊重、理解、支持、帮助；统筹兼顾，注重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注意利益协调，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双赢多赢；注意协调方法与技巧；选择适当的协调方式

注意上下级协调、干群关系协调、矛盾各方协调，有关方面的协调；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自律手段：建立有关机关单位的自我约束机制；有关方面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调节、自我修正；领导干部要加强“四自”，即“自重、自省、自励”；领导干部要接受监督，更要加强自律；要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官德修养；自觉树立诚信观念；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严于律己，“慎独”

2.提出对策的“万能八条” 篇二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内涵,表现,提出原因,策略

大学制度构建过程中, 教育界和学术界认为我国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已日渐偏离高校应有的学术功能和学术特性, 继而影响了高校发展和人才培养。伴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的出台, 文件中提出的“高校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一要求也再次将社会大众的目光聚集在高校“去行政化”问题的研究上。民众热议的高校行政化究竟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去行政化, 具体又该如何去开展呢?本文试图对此做出探讨。

一、高校行政化的内涵

关于高校行政化的概念, 现在我国还未形成统一的论断, 学者们也是各抒己见, 例如学者李厚刚、张延华 (2006) 认为, 高校行政化就是指高等学校在整个构成和运作方面与行政机关有着基本相同的属性, 即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来建构、运行[1]。段益波 (2011) 指出, 高校中的行政化内涵就是以行政为价值本位, 即官本位[2]。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 (2010) 认为, 从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来讲, 政府管理和控制了学校的专业设置、划拨经费、任命校长、评估教育等工作的开展;从学校内部来讲, 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 行政权控制着学术权[3]。吕虹 (2014)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总结高校行政化就是指行政机关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方式、行政行为对高校发挥作用、实施影响, 高校作为不同于行政机关的社会服务组织, 其内部管理不断地趋同于行政机关活动的特征, 逐步背离服务组织自身发展规律的过程[4]。

上述观点主要从高校组织的内部管理模式、动力机制和政府与高校、二元权力的关系等方面解读了高校行政化的内涵。结合学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高校行政化可从内外两个维度来看, 外部指政府利用一定的行政权力管理高校或者干预高校管理, 忽略其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殊属性;内部则指高校自身的运作体制中出现了以行政权力为导向的集权化管理现象, 行政人员掌控了本该由学术人员享有的对学术事务的管控权。

二、高校行政化的具体表现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 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政府对学校管理上;二是在学校的内部管理中[5]。相应地, 高校行政化的具体表现有: (1) 政府对学校自主管理干预过多, 致使高校办学自主权薄弱。高校的办学权和管理权基本都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门中, 除了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安排等权力一般下放给高校之外, 典型的人事权和财权还是由政府掌控的。 (2) 各学校间参照党政机关的设置也一直存有行政级别之差, 高校会按照级别划分为省 (部) 级、厅 (局) 级等。级别的不同意味着享受待遇的不同和获取资源的不同, 最典型的就是“211”、“985”高校, 虽总数量不足15%, 却能够拿走约70%的政府科研经费[6]。 (3) 高校内部组织运行结构呈行政化趋势, 两权混同, 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 削弱、侵蚀甚至替代学术权力。例如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由学校、院系的领导担任, 这一现象必然会促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教师地位和声望无法占据主导位置, 学者的意见不被重视, 教授的积极性受挫, 体现不出依靠教授治学以达到高水平教学的要求。 (4) 高校官僚化倾向严重, 在高校行政权高于学术权的大背景下, 教师不安心于一线教育工作, 也想谋个“一官半职”, 所以校长教授、院长教授、处长教授的现象比比皆是, 这种领导“双肩挑、两手抓”的情况必然会直接影响原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又或者在学术资源的申请和配置中, 总会有人能依照其行政级别来获得更多资源, 如此必然引起其他人员的不满, 继而陷入“官本位”—追求行政权力—助长“官本位”思想的恶性循环中。因此, 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和实质就是要政府和高校分开, 管办评、管教分离, 尊重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高校办学规律, 改变高校自主办学权名存实亡的尴尬局面, 保障学术自由、民主管理, 让大学回归以教育为中心。

三、高校去行政化提出的原因分析

我国对高校行政化问题的关注与争议持续已久。虽然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初期, 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功不可没”, 它的确立使得高校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稳定各高校的发展, 由政府统一分配各种资源确保社会的公平配置, 扩大了高校的发展规模, 等等, 这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 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日益凸显, 严重阻碍了高校的健康发展, 人们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与日俱增。

(一) 现实诉求:高等教育亟须消除高校行政化的弊端。

高校行政化使得政府对高校实行绝对管理, 高校自主办学存在于理想之中, 无法落实, 因此难以避免“千校一面”现象;行政权大于学术权, 致使两者地位颠倒, 行政权力支配而不是服务于学术权力, 高校难以实行科学有效的民主管理;大学精神丧失, 高校内部价值观出现混乱, 教师不再“唯学至上”而是“唯权至上”, 追求权力的“甜头”;学术人员地位不高, 治学治校的智慧被掩盖, 学者积极性受挫;教育资源存在浪费, 大量资源消耗于非教学科研的行政活动, 容易滋生腐败[7]。这些现象都对大学的构建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仅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加剧教育发展不均衡, 而且与大学的办学目标和价值导向相偏离, 扼杀了学术创造的动力。因此, 高校不去行政化, 就没法办下去, 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就没办法保障, 培养出的人才也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二) 政策导向: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治权。

从我国宪法 (1982) 第47条的规定“公民有进行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中就能看出, 社会始终倡导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保护[8]。2010年出台的《规划纲要》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探索建立出符合高校这一公益性组织特有规律的管理方案, 更好地推进高校办学效率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这强调了要弱化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控制, 将有关自主办学的权力下放给高校, 而高校则需要在大政方针和法律范围内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由此可看出, 社会热议的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教育改革的制度层面上, 由此可见此番改革的决心和力度。另外,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也需要进一步加快高校去行政化的进程, 加快“管办评”分离, 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9]。

(三) 时代命题:理顺政府、高校和社会关系, 确保高等教育公共性。

如今, 我国倡导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曾经处于政府管制下的高校就必须不断做出改革, 纯化和重置与政府、社会的关系。高校去行政化就是对症下药, 能够逐渐解决学校依附政府、资源分配不科学、体制僵化缺乏活力、学术积极性受挫等问题, 让大学教育回归本位。高校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 其科学有效的运作需要行政部门的管理, 但高校也要坚守自己独特的运作规律和价值诉求, 理应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 摒弃官本位的行政化倾向, 取而代之的是高校教学民主、师生协同参与、校务透明公开、资源配置科学合理, 这样才是遵循了公共性法则中的民主、参与、公平、透明等核心价值。提升教育服务的公共性水平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命题, 这有利于确保教育机会公平、激活高校学术力量, 进而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增强高等教育的价值活力。

四、高校去行政化的对策建议

正如前面提到的, 高校去行政化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与高校之间“去行政化”, 二是高校内部行政权和学术权之间“去行政化”。但需明确的是, 从外部看“去行政化”不是要高校绝对脱离政府的管理, 教育是民生大计, 高等教育更是关系到我国的人才强国战略, 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不可能“一刀两断”。因此, 我们要求的“去行政化”是强调在国家宏观引导下高校享有自主办学权和学术自由权;从内部看“去行政化”不是不要学校进行合理的行政管理, 恰恰相反, 学校的行政事务、后勤保障等更需要专门人才来管理。因此, 要规范行政部门的职能和职务, 发挥它应有的对教师教学和研究活动的服务作用, 而不是成为教师和学者们哄抢的谋权谋利之工具。遵循这个思路, 高校去行政化的具体途径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 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切实理清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中我们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服务型政府, 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我们同样希望政府, 担任好监督和服务的工作。因此, 要明确界定政府与高校的职责与权限, 努力改变当前政府直接统管高校、高校高度依附政府的现状。政府的管理形式应是多以指导性为主, 对高校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行政审批项目应减少, 直接对职能部门的检查和评估也该减少, 保证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不是仅存于设想中, 而是能够依法切实掌控。尤其是在财政这方面, 要建立和完善高校财政拨款制度。目前大学正常运作多数靠政府拨款, 因此政校不可避免地长期处于控制与被控制状态, 但此次《规划纲要》提出了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10], 以期政校分离。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运作离不开政府财政投入, 但政府该给一个大学拨多少钱, 不应由政府直接说了算, 可交由高校拨款委员会来统计预算。委员会应该按照所搜集的对高校评估的结果和大学实际总体需求决定拨款的多少, 因为经费问题只有专业组织才搞得清楚, 他们会从如何有效使用经费这个角度上认真考虑。

(二) 真正落实大学自主权, 管、办、评相分离。

只有真正减少政府对高校办学的强制干预, 才能充分调动高校的主观能动性, 落实办学的自主权, 避免“千校一面”现象, 才有可能办出世界一流的大学。倡导实行“管、办、评”分离, 是因为政府是出资人, 有责任管理大学, 但是如何办大学和评价大学不要具体去管, 不能既当“教练员”, 又当“裁判员”[11]。社会普遍认为高校管理者要了解高校的办学规律和运行特性,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但是要行政部门完全了解高校是不可能的, 这是由它工作的职能范围决定的, 毕竟行政管理与科研教学是两类事, 都需要专业人员, 因此就需要一个专业组织承担桥梁作用, 做出评价, 给行政者提出参考意见。“管、办、评”应该分开, “管”是政府对高校实行宏观管理, 制定指导性政策要求和评估指标;“办”是指校长负责办学, 根据目标分配好行政组织和专业组织该做的工作;“评”是充分调动起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承担起高校评估工作, 且应该是独立第三方。这样, 所有高校不必按照一个模子去发展, 从而办出有特色、能区分的学校, 也缓解高校建设“千篇一律”的尴尬局面。

(三) 协调高校内部行政权与学术权之间的关系, 倡导教授治学。

大学是典型的行政—学术二元权力结构的组织, 两大权力存在各自张力[12]。高校内部一向是学术权让位于行政权, 导致大学内部不能由专业组织做出判断, 从而出现违背高校特性的情况。“去行政化”就是要合理调整两者间的关系, 使教育界回归行政权服务于学术权的局面。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基本制度, 由校长来管理高校的日常事务和组织执行重大决策, 而党委则是领导和监督相关工作。同时要改革校长选拔任用方式, 即由政府委任校长制转为高校自主遴选校长制, 校长人选除了符合基本管理者的标准外, 还应该了解学校原来的特色和高等教育运作规律[13]。另一方面推崇“教授治学”, 设立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教授委员会成为高校最高学术权威机构, 分类下设诸如教学、学位、科研等委员会, 在高校学术事务和管理的问题上, 让学术委员会等核心学术组织做出专业判断, 享有最终决定权和否决权, 真正落实在学校结构中让学术人员和专业组织占据主导的地位。总之, “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相结合, 各司其职, 才能让管理与高校特性保持一致, 分配好相应的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 共同助力高校前进的步伐。

(四) 优化高校组织结构, 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

当下, 高校组织基本遵循的是科层制模式, 高校去行政化必须改革高校科层制结构, 克服其僵化、层级复杂、模式化的弊端。高校是一个学术性组织, 它的管理要有其自身的学术特性, 追求高效管理并没有错, 但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学术、教育服务的。因此高校优化结构的最直接方法是削减过多的中间层机构, 搭建简约化、扁平化的行政组织结构, 适当增设综合性服务机构 (中国科技大学行政服务中心便是一例) 。首先, 管理部门应纳入一批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 定位为目标管理, 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 使得管理重心下移, 建立健全以学院为管理单位, 以学术和教学为重心的管理运行机制[14]。其次, 要完善教职工民主参与高校事务, 保证学校师生与管理部门之间能够进行有效沟通, 做好信息传送与反馈工作。最后, 要完善监督与评价机制, 落实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自治组织的监督和信息反馈作用, 并借助独立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客观评价, 形成多元制衡, 健全组织运行机制。这样将“服务行政”理念融入管理之中, 才体现了高校行政组织的设立目标和结构优化是为了给全校师生员工和教育学术提供高质量服务。

3.提出对策的“万能八条” 篇三

1科学探究中提出问题的重要性

陶行知先生曾指出：“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 重观科学史上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发现都是从现实中的问题开始的.原子的核式结构是从卢瑟福发现“α粒子为什么出现散射现象”开始的；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是从“发现霉菌菌落周围不长细菌”开始的.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由此可见，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处于教学活动主导地位的教师，对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是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一环 .

2科学探究中提出问题方面的现状

2.1不敢提出问题

从学生心理角度分析，主要是由于他们存在自卑紧张的心理.许多学生怕提不出“好问题”而被老师看轻或被同学取笑，因此他们宁可把问题放在头脑里，也不愿将它提出来.

2.2不知怎样提出问题

由于长期应试教育的熏陶，学生已习惯于等着教师告诉结果，缺乏提出问题的能力和习惯.部分学生由于基础差或缺乏思维能力，碰到问题不知该怎样提出来，也不知道如何提出问题，更提不出有深度、有新意的问题.

2.3教师包办提出问题

教师不重视；不知道怎么做；怕浪费时间；怕赶不了进度； 还有的教师觉得学生没那样的能力，还不如自己自问自答，既减少学生的麻烦，也节约了时间.

这样课堂上大多数的教与学行为均由教师包办代替，学生得不到发言的机会.

3科学探究中提出问题的对策

3.1根据问题情景提出问题

（1）根据日常现象提出问题

通过观察或回忆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提出问题.例如：学习惯性，教师先播放一段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录象：公共汽车在突然启动和紧急刹车时的情形.然后教师问到：“看了录象，你们想知道些什么呢？”学生踊跃提出问题：公共汽车突然启动时人为什么向后倒去？公共汽车突然刹车时人为什么向前倒去？

（2）根据实验现象提出问题

通过观察实验过程中出现的不明了的现象提出问题.例如：做大气压覆杯实验时，学生提出：是什么把水托住的？学习摩擦时做筷子提起米杯实验，学生提出：是什么把米提起？

（3）根据资料所介绍的现象提出问题

资料所介绍的现象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仍开以深入探讨.例如：许多资料中说，飞碟能够在极快的状态下瞬间静止，从而提出问题：难道飞碟没有惯性吗？

3.2通过对不同现象的比较提出问题

（1）寻找物理现象中隐含的关系及规律

通过对某一物理量（现象）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提出问题：该物理量（现象）与那些因素有关？例如：用力敲击鼓膜会造成不同的打击效果，从而提出问题：声音的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

（2）比较两种现象、概念或器材的异同点

通过对两种具有一定对应关系的现象或器材做某一对应实验，提出问题：它们有何异同点？例如：在学习了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使用后，提出问题：电流表和电压表使用有何异同点？学了蒸发和沸腾现象后提出问题：蒸发和沸腾有何异同点？

（3）寻找相同量之间的关系

通过观察相同量在不同状态下的情况，提出问题：这一量在这些状态中存在什么关系？例如：将电压表分别接在串联电路和各用电器的两端，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提出问题：串联电路两端电压和用电器两端的电压有何关系？

3.3根据具体的知识内容提出问题

（1）根据物理现象提出问题

对于常见的物理现象，一般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提问：这个现象发生的条件是什么？有什么规律？分为几种情况？在生活、生产中有哪些应用？例如：在探索光的反射时，可提出如下问题：光的反射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光的反射中有什么规律？ 光的反射分为几种情况？ 光的反射在生活、生产中有哪些应用？

（2）根据物理概念提出问题

对于物理概念，尤其是物理量，在探究时可以按如下的步骤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设置问题情景——分析归纳情景所体现的内在规律——引导学生提出问题.例如：在研究压强这一物理量时，提出问题的过程如下：设置问题情景：多组相同压力产生不同的效果的例子；分析归纳：不同情况下压力的效果是不同的；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如何去表示这种现象？

（3）根据物理规律提出问题

4.提出对策的“万能八条” 篇四

2013年国家公务员面试人际关系题型万能八条

公务员日常工作就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因此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是公务员的一项必备的基本素质。公务员面试很注重对考生的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考察，人际关系类题型成为公务员面试中常考的一类题型，所占的比重相对比较大。在公务员面试的过程中，一个思维敏捷、口齿伶俐的考生往往不如一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考生更受考官的好评。考生在面试备考时，要重视人际关系类题型，培养良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介绍一下回答人际关系类题型的万能八条，希望能对广大考生有所启发和帮助。

一、控制情绪，理性对待

当与他人之间发生误会或矛盾时，要避免情绪失控，甚至与他人发生进一步的冲突，激化矛盾。而应当首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保持理性的态度，沉着冷静，做一个心胸豁达的人。

二、大局为重，责任意识

在工作中与同事发生矛盾，无论事情多么复杂、严重，始终要做到以大局为重，这也是行政管理学中的要求，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个人的感情让位于工作，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遇到有人来说情走后门，也要以大局为重，坚持原则，反对不正之风，不为亲情、人情所困，向对方解释清楚自己的原则、立场和他这种行为的后果，请求对方的理解。

三、查找原因，认真分析

与同事发生矛盾和纠纷时，要认真查找原因，先从自身查起。如果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要做自我批评，真诚地向对方致歉，请求对方的原谅。如果问题出在别人身上，也要自我反省，认识自己的不足。

四、尊重领导，服从安排

处理与领导的关系时，一要尊重领导，恪守本分;二要维护领导的威信，体谅领导;三要服从领导的安排，支持领导。多向领导请示汇报，正确面对领导的批评和表扬，恪守本分、脚踏实地地工作，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五、沟通协调，消除误会

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基本方法就是沟通协调。加强沟通协调能有效地消除误会和隔阂，增进理解和信任。要在适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沟通，通过沟通有效解决问题。

六、学习请教，谦虚谨慎

职业培训教育网（）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善于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虚心向领导和同事学习请教，学习请教工作经验、业务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等。为人谦虚、谨慎，做事一丝不苟，不夸夸其谈、洋洋自得，不恃才傲物，不苛求别人。

七、团结协作，营造氛围

关心同事，团结同事，帮助同事，营造一个团结协作、友好和睦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处理好与同事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强化合作，弱化竞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

八、总结经验，自我反思

5.给家长的八条建议 篇五

因为没有老人可以帮忙带, 我女儿很小就进了幼儿园。到大班毕业时, 本来按照年龄她还应该再读一年, 但是她不同意, 一定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去上小学。我没有武断地回绝女儿, 而是请了三天事假, 带着不到5岁的她到小学去旁听了三天, 然后让她自己判断是否可以上小学。

这三天里, 我们旁听了每一节课, 把小学生的生活都过了一遍。三天后, 她很坚定地说:我要上小学!那时候, 不到年龄走个后门还可以进去, 所以我就尊重她的意愿, 让她上了小学。

小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是她学得最好的, 因为这是她争取来的, 是她的选择。这样, 在不到5岁的时候, 她就学会了独自判断和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升初中时, 我仍让女儿自己选择, 是去民办学校还是对口的公立学校。她到公立学校看了一次之后说:“我喜欢这个学校。”我说, 好, 喜欢就好。从女儿4岁到今天, 我一直坚持一句话:我尊重你的选择。

当父母和孩子发生争执, 最后要么家长听孩子的, 要么孩子听家长的。当孩子什么都听家长的时候, 那就出问题了。他会觉得, 我的人生是你帮我规划的, 那你就替我走下去吧。

人们总是说孩子“开窍”了就会学习, 其实几乎每个人在学习期间都有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内容:先是发现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才是发现自己的能力所在。一旦进入这种状态, 孩子就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心底涌出, 那情形就是很多人说的“开窍了”。

第二, 让孩子学会承受选择后的结果

尊重孩子的选择, 也要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女儿读初中时, 我带她到上海的很多高中去转了一圈, 让她看看希望将来进哪个学校。最后她说:“妈妈, 我要考上海中学, 因为上海中学很漂亮。”因为这个目标, 初中最后一年, 她的成绩突飞猛进, 但我个人判断要考上上海中学还是有点危险的。中考填报志愿时, 我建议她填报上海师大附中, 但女儿坚决要报上海中学, 我尊重了她的意愿。成绩揭晓, 她因为两分之差与上海中学失之交臂。虽然她最终也进入了心仪的曹杨二中, 但有时仍有些遗憾:“如果当时零志愿不填上海中学, 什么学校进不去啊!”这时, 我告诉她:“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做对事情, 但只要是自己的选择并且是经过思考的选择, 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就像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选择了一个岔口, 就只能按照这个方向开下去。哪怕就是错了, 也只能在下个出口再做调整。即便孩子的选择最后是走了弯路, 甚至走了回头路, 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毕竟多了一份人生经历。

后来女儿进大学选专业、出国读研都是自己做决定, 自己去操作。

我也曾经担心她的一些选择。比如她曾想进入传媒行业, 我知道传媒业非常辛苦, 但收入和社会认同度都不高。我和她沟通了好几次, 但她态度坚决。我也接受了, 于是和她一起设定了未来的路线图。后来, 女儿自己到传媒公司实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改变了主意。我也尊重她, 并继续积极和她一起调整、设计新的职业路线图。

第三, 要维护老师和学校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

我每次家长会都会跟家长谈到这一点。这不是我作为校长护着老师, 而是因为, 孩子不会从他不喜欢的老师那里学到任何东西——这是初中这个阶段非常明显的特点。

家长要想明白一点:学校是孩子每天要去的地方, 家长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替代所有学科的老师。即使对老师有意见, 也不要让孩子看出来, 可以背着孩子和老师沟通。我女儿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很顽皮, 总是闯祸。那个期末拿到成绩报告单, 女儿伤心得直哭。原来老师给的五行评语中竟然没有一句肯定, 全是批评。这是做了14年班主任的我看到的第一份奇特得让我终身难忘的评语。

晚饭女儿吃得很少, 临睡前还问我:“妈妈, 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呀?”那一夜我和丈夫都失眠了, 我知道女儿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开始失去自信了。

我连夜给孩子写了一封信:“孩子, 你见过磨刀吗?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 刀一定很疼, 可是他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因为他知道只有经过这样的磨砺, 他才能变成一把好刀、快刀。你想变成这样一把好刀吗?那就要经历磨砺!你睡觉之后, 妈妈已经和老师通过电话了, 老师说, 今天的评语就是把磨刀石, 就是要让你去接受反复的磨砺。当你把评语上的缺点改正之后, 你就会是一把举世无双的宝刀了。”

我用这封信把老师在女儿心目中的形象挽救了回来。接下来我又和女儿谈了很多, 帮她重塑对自己的正确认识, 她还给自己写了很多虽然稚嫩却也中允的“评语”。到今天我还是非常后怕, 如果当时我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结果会怎么样。我也常常以这个故事来鼓励我们的老师要多几把衡量孩子的尺子, 多让孩子感觉到成功。

第四, 帮助孩子拥有梦想

女儿小时候, 我很想让她学钢琴, 但我不是直接买来钢琴让她学, 我用了个小小的“计谋”。当时我班上有个学生钢琴弹得非常好, 我带女儿去她家玩, 请她弹琴给女儿听。

听了几次, 女儿终于忍不住了:“妈妈, 我们也买个钢琴吧!”

我说:“钢琴很贵啊!”

她说:“可是我真的很想要钢琴。”

我又说:“弹钢琴很苦的, 你问问姐姐有多苦?每个星期都要弹, 还要到老师那里去弹琴。”

女儿面露难色放弃了。但过了几天, 她又忍不住了:“我真的很想要钢琴。”在女儿的一再恳求下, 我才买了钢琴。因为是她自己提出来要弹的, 所以她学琴的整个过程中, 我从来没有费过心。女儿曾经说:“你最大的优点是一直尊重我的选择。因为有了选择, 我就有了目标, 我就会朝着自己的目标走。”

父母要帮助孩子拥有具体的未来梦想。孩子拥有了梦想, 要引导他们相信这个梦想能实现, 并朝着这个目标不断行动, 这种行动就会赋予孩子进行自我开发的积极“动机”。

第五, 训练让孩子区分优先顺序的方法

大家都在说, 小学和初中阶段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非常重要。那么, 良好的学习习惯究竟如何养成呢?

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 我规定她晚上7 点钟必须把所有作业做完。7 点之后全部都是她自己的时间,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绝对不会增加一分钟的课外作业。有一次, 晚上7点钟我家访回来, 发现她语文作业还没做。阿姨说她前面时间在玩, 所以写作业时间来不及了。

我看看7 点钟已经到了, 就把女儿的作业本子没收了。女儿怕第二天被老师批评, 哭着求我, 我妈妈也在旁边求情。但再哭也没用, 我告诉她, 7 点钟之前完成作业是铁打的规矩, 规矩就不能破坏。第二天一早, 我打电话给女儿的老师, 解释了昨天的情况, 并请她该怎么批评女儿就怎么批评她。从那以后, 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

定下行动顺序是在训练判断力, 从小开始让孩子自己选择玩或学习, 就是在训练孩子区分优先顺序。

第六, 要进入孩子的语言系统

我在美国做影子校长时, 采访过美国加州的一位年度教师。她说:“我每天晚上都要看两部肥皂剧。”我问为什么, 她说:“这样第二天我才可以和我的孩子聊, 才可以用孩子能接受的语言, 从这些肥皂剧的剧情聊到我的课堂, 讲到我要教的历史知识。”这就是需要家长去努力的, 你要进入孩子的语言系统, 包括了解孩子在看什么电视, 包括一些网络上的热门语言。

为什么我们有些孩子总嫌妈妈烦, 到了初二就不怎么和母亲多讲话了?我曾经和一个孩子聊, 他说我讲的妈妈都不懂;一个家长听到孩子说“逗比”, 批评孩子骂人, 孩子也很气愤:“你懂什么?”我们的家长确实不知道, 有些词汇在网络环境中, 词语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家长要了解孩子, 就要进入孩子的语言系统。三年一个代沟, 孩子不可能穿越到家长的话语系统, 那你就要蹲下身子寻找和孩子沟通的共同语言。

作为家长, 永远不要过时。

第七, 让孩子有目的地旅行

女儿在高中时, 学校组织孩子们坐铁皮火车去南京进行“生存挑战”, 虽然孩子很辛苦, 但我却非常赞成。旅行是很好的教育方式, 通过旅行孩子能培养自立能力、忍耐力和挑战精神。

大学里, 女儿曾经组织了一帮年轻人一起从云南泸沽湖徒步到四川亚丁稻城。我当然也担心, 但看到她为了这次徒步做攻略、锻炼体能, 我知道她已经学会了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当我不能阻止她的时候, 我就积极支持她。我为她买了能在零下50摄氏度的恶劣环境中使用的睡袋, 买了各种徒步需要的东西。他们的徒步非常顺利。

在这个世界上走得越远, 眼界就越宽, 适应力就越强。

第八, 鼓起勇气拿起笔

我非常鼓励家长拿起笔, 以信的方式, 把想对孩子说的话告诉他, 不管是书信还是邮件都没关系。

我们学校每年5 月4 日都会搞一个告别红领巾的入团仪式, 其中有个环节, 就是家委会提前请家长给自己的孩子写一封信。语文老师提前让孩子们给父母写一封信, 但家长和孩子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也写了信。

仪式这天, 家长和孩子们把写好的信彼此交给对方。读信的时候, 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忍不住流下热泪。因为这种方式, 把家长和孩子很多从来说不出口的话都表达了出来。

6.“八条铁规”的八大问题 篇六

一、原则太多,规定太少

既然是稳定房价的政策或者规章,就应当提出明确的、具体的、便于操作的、并且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行为规范。然而,这所谓的“八条铁规”中,真正属于行为规范的只有那么几句话,大概100多字,其余绝大部分内容,大约3000字,都是一些原则性套话,显得很空洞。空洞的原则能成为调控房价的“铁规”吗？这很值得怀疑。

二、“意见”当规定,于法无据

所谓意见,就是见解、看法、愿望。不是都说要依法行政吗？怎么能用一种看法和愿望来约束下级行政机关、企业法人和公民个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从来没有授权各个部委“用意见约束社会”的权力。既然叫“意见”,就不是行政命令,就不是行为规范,更不是法律。公民个人、企业法人、下级行政机关至多可以参考参考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七條要求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而没有说“多多发表意见,完善宏观调控”。可见,用不确定、不规范的“意见”搞宏观调控,也没有宪法依据。

三、谁对这个《意见》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部长、主任负责制要求部长、主任们必须在本部门发布的文件上签名、署名。遗憾的是,号称“八条铁规”的《意见》,七个部门的一把手一个也没有署名。这样一个没人负责的文件,其严肃性是要打折扣的。

四、“无偿收回”明显不符合宪法

《意见》中有这样一句话: “满２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这个《意见》的意图是好的,是为了打击囤积土地、哄抬地价的不正当行为。但是,用不正当的、明显违反宪法的手段打击不正当行为,利小弊大,得不偿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土地使用权也是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为了公共利益,为了调控房价,当然可以征收,但是要 “依照法律”并且必须 “给予补偿”。宪法修正案墨迹未干,政府部门的《意见》就敢说 “满2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这究竟是为什么？

五、公民没有“依照《意见》纳税”的义务

《意见》说:“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２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免征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２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

加税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炒房,意图是好的。但是,部门的“意见”有加税功能吗？没有。公民有依照“意见”纳税的义务吗？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可见,只有法律才能设定公民纳税的义务,只有法律才能加税。行政机关不经人民、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机构的同意,随便发表一个 “看法”、一种“见解”,就能增加公民的税务负担,实在不可思议。

六、限制大套住房毫无道理

《意见》要求各地严格限制大套住房的生产和供应。并且将大套的标准定在120平米,地方可以浮动,向上浮动不得超过20%,向下浮动不受限制。限制大套住房的生产和销售,是为了缓解住房用地的紧张局面,意图是好的。但是,意图好不等于手段好,更不等于效果好。

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恐怕早就住上大套住房了。当普通百姓也想住得宽敞一些的时候,他们说:“不行！不准生产这样的住房,至少要严格限制大套住房的生产。”这合理吗？

限制大套住房的生产就能缓解住房用地的紧张吗？不能。比如,有一户人家,6口人,三代同堂,本来买一套120平米的住房非常合算。但是,当120平米以上的大套型受到严格限制以后,大套住房必然量少价高,甚至根本没有供应,挤在一个中套甚至小套里面又很不舒服,到那时,这家人只好买两套70-80平米的住房。这样一来,反而加大了住房用地的紧张。

七、社会知晓期太短,近似于突然袭击

这个《意见》是新华社于2005年5月11日晚上发布的,2005年6月1日就要实施,社会知晓期只有20天。搞得整个房地产市场措手不及,一片紧张与慌乱。这种突然变化,以及变化之后的立即实施,不符合WTO关于政策透明度的要求。因为任何透明的政策,都有一个合理的透明期,否则,社会和公民可以推断为不知道。这个透明期不应当少于6个月。

近年来,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增加公民义务的法律,一般都在公布6个月以后才开始实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01年12月29日通过的并于当日公布的,实施日期是2002年9月1日,社会知晓期是9个多月。两相比较,社会知晓期只有20天的《意见》显得很不透明。

八、溯及既往,有违政治文明

任何带有处罚性质的规定都不能溯及既往,这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法制文明的主要成果之一。任何一个行为,只要在行为时是合法的,以后的法律和政策、变化了的法律和政策就不能再宣布它违法。任何一种行为,只要在行为时不附带义务,以后的法律和政策,变化了的法律和政策,就不能增加它的义务。也就是说,任何法律和政策都应当针对未来而不能针对过去。

假如立法者今天规定:“1年以后,凡穿拖鞋上街的,罚款10万元。”这样的规定虽然不合理,但是我们却可以严格遵守它而避免处罚。大不了我赤脚上街就是了。

假如立法者于2005年1月1日规定:“10年以来,凡穿拖鞋上街的,征收10万元文明礼貌税。”许多人就要倒大霉了。

7.八条热线背后的学者行动 篇七

一方面,中央部委和31个省市自治区“主动公开”的成绩越来越好,另一方面,面对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窗口却越关越紧

也许是因为一种分裂的感觉,25岁的阎天发现自己很难简单定义何为“更好”或“更差”。两年来,他所在的研究团队主攻政府信息公开,这项工作经常把他带入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中。

一方面,在他参与的一个测评项目中,中央部委和31个省市自治区“主动公开”的成绩越来越好,这让他感到乐观;另一方面,面对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窗口却越关越紧。甚至于,当他想找一些成功申请的典型案例时,竟然找不到,这又让他备感无奈。

“学生”的进步

阎天是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兼项目官,再加上中心主任王锡锌教授和另一位同事彭,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核心团队,每年定期开展一项名为“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指数”的测评项目。

这个测评指数有如一个班级里所有学生的成绩单,而“学生”是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政府。为了制作这张成绩单,阎天及其团队要根据“学生”们自己发布的信息公开年报、网站信息建设、规章制度,一一打分,然后列榜公布。

在这张成绩单上,这些政府部门今年的表现比上一年度大有进步。

比如按规定,每年3月31日是年报公布的截止日。但去年4月1日,有一半以上的部门没有交年报,被阎天他们一一记录在案。几天后,这些部门才开始陆续补交“作业”,而且还玩了一手在网站后台修改发布时间的“找补”把戏。

阎天他们没料到这一招,也没想到要保存“证据”,只好算这些“作弊”的“学生”答题有效,都给了分。吃一堑长一智,今年阎天他们想好了应对之策。在3月31日凌晨,阎天和同事盯守在电脑前,就为了抓“现行”。

他们发现情况大有改观,绝大部分省份都踩着点儿发布了信息公开年报,个别表现好的甚至还提前了十几天。不及格的只有江西一省,又跟去年一样“舞弊”,被阎天拷贝了网页,留作“证据”。

除此之外,政府信息公开在网站信息建设、人员配备等方面都渐趋完备,相关部门也对此高调宣传。特别是去年“中心”的测评报告出来后,许多省份的信息公开部门纷纷打来电话,对此事反应积极。这些都让阎天对这个项目有了更多的信心,觉得这种测评很有意义。

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在写2009年年报时,还专程来北大拜访了“中心”,讨论“中心”提的一些概念是否可以用到年报中,这也看出政府部门对信息公开之重视。

公民申请受阻

但另一方面的情况让阎天及同事们不那么乐观。

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分作两大类,一类是诸如年报、网站信息等“主动公开”部分,还有一类是回应普通人申请的“依申请公开”。在阎天看来,跟前者的主动和高调相比,后者一路趔趄。

“不管是谁,申请信息公开的要求递上去,常常不会有结果。”阎天和彭都对此叹息连连。在这一块,他们另有一个渠道,直接面对社会上那些最基层的申请者,获得大量一手材料。

这个“渠道”就是他俩办公桌上的那部电话,电话旁边立着一块不大的牌子,上写“政府信息公开咨询热线”。

热线早在2008年5月就正式开通,两年来已接到2000多例求助电话。求助者身份不同,遍布全国各地,经济发达地区尤多。他们咨询的内容多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包括拆迁、房改、工作调动、社会保障、各种收费等。

作为热线,这部电话着实保持着热度。在开通之初有媒体报道的情况下,每天有十多个咨询电话打进来,阎天他们接不过来,招了北大、清华和政法大学的法律系研究生充当志愿者,稍作培训即“上岗”服务,为全国各地的民众提供咨询。

后来逐渐稳定到每天至少一两个电话,与拆迁有关的内容占了绝大多数。特别是2010年年初以来,随着全国范围内拆迁事件激增,求助者数量一路攀升。不光来电,信件或者登门造访数量亦有不少。这其中就有去年12月因拆迁自焚而被广泛关注的北京四季青村民席新柱。

很多人都是信息公开申请不下来,求助于北大这条热线。阎天说,对这些求助者,他们除了给些程序方面的建议之外,也并无良方。“就算我们帮他把上诉状写得很周详,又有什么用呢?”

“申请信息公开被拒绝,在程序上还可以积极上诉,但在现实中目前没什么出路。”阎天说,“比如在北京,各级法院现在对涉及信息公开的诉讼相当保守,基本上不做实际审查就直接驳回了。”

王锡锌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他跟一些法官有过交流,法院现在也处于困境。曾有一位北京律师申请审计署将审计信息全部公开,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公开了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法官对此自然无法审理。

此外还有国家机密,对法官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巨大挑战。“即便我来当法官也很难,就算我把案子接过来,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怎么解决?”王锡锌说。

这一尴尬局面,无疑会逐渐瓦解普通人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信心。“中心”前些时候要制作一个宣传手册。阎天他们想找一个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被拒、然后打官司胜诉的案例。“来推广一下,这样也能给普通老百姓信心。” 但最后他们竟不能如愿。

上海每年几百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绝大部分都是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真正靠胜诉而改变决定的案例同样鲜见。

不仅如此,有关部门对“依申请公开“的限制似乎变得更为严格了。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就“依申请公开”专门下发了一个通知,其中大大限制了“以学术科研为名”的申请。譬如规定“一事一申请”,也就是说,要申请大量信息,必须先化整为零,拆解成多个申请,分次进行。在阎天看来,这个通知针对的就是如吴君亮、任星辉等人发起的公益性申请。

阎天的同事彭是从牛津大学留学回来的博士,他尤其担心“文牍主义”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泛滥——也就是文案、宣传都做得漂亮,却是不务实际的表面工作。他举例说,在不少省市的政府信息公开官方网站上,“主动公开”看上去很好很规范,但真正想找东西时却找不到。

从北大法律系毕业、一直学行政法的阎天从来没有怀疑过《条例》的重要性。他把《条例》看作是“法制30年以来最好的机会之一”。只是他没有料到,政府信息公开前行了两年之后,会卡在一个瓶颈里。

热线背后的公民需求

北大这条咨询热线的创办,最初来自于中心主任王锡锌教授的创意,且让他寄予厚望。

“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有时候就像对空气的需求一样渴望。”王锡锌在2008年5月《条例》实施前就预测,社会上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将会有很大增长。

这些年来,王锡锌和他的这个中心一直致力于推进“富有意义的”公民参与。他期待通过开办这条热线,为最基层的民众提供法律支持,以此来有效推进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

2000多例来电对于全国民众来说,只是一个小数字。“大量的公众申请都藏在水下面,我们看不到,你们媒体也没有报道过。”王锡锌建议记者去看看各省市颁布的信息公开年报,其中透露的数字非常可观。

2008年5月曾被众多媒体报道的“全国信息公开第一案”——湖南黄由俭案,当时黄由俭就是通过这条热线来进行咨询的。王锡锌与黄由俭多次通过电话,在案件的整个过程中都提供了法律咨询。

正如王锡锌所料,在《条例》实施之后,虽然政府方面对信息的供应也有增长,但远远不能匹配公众的需求。

在2000多例来电之外,从全国各地寄到中心的信件其实更多,装满了整整四个纸箱,堆放在会议室一角。“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对每一封来函进行回复,但信件经常被退回。据彭回忆,有一次他统一寄出60多封信,十几封被退回。“很多地方都在突击拆迁,可能在我们提供咨询的信件送达之前,那个房子就已经拆掉了。”

“他们能用得上的硬性法律规定,基本就只有这个《条例》。”彭无奈地说。

八高校的推动力

这条热线在运行两年后,开始有力量复制自己。2010年3月中旬,在“中心”的召集下,来自全国8所高校的学者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组成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观察联盟”(高校名单参见列表)。

这次圆桌会议涉及到一个重要主题: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固然重要,但是可持续的大规模推动力,在现在和未来,都将主要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力。

为了发挥《条例》作用,从基层推动中国的阳光政府建设,8个团队做出了一个决议:扩充北大现有的这条咨询热线,在位于全国不同区域的这8所高校中,由每个团队分别提供一条热线,为全国各地民众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的咨询服务。截至记者发稿,这8条热线都已正式开通。

在5月1日前后,这8所高校还联手开展了一项规模颇为庞大的工作:由这8个团队中的工作人员,以公民身份,以“研究”为目的,同时向中央各部委和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政府申请信息公开。

这些申请的内容完全相同,共由5个问题组成。比如其中一条是申请公开各省的保障性住房支出,就是经适房、廉租房这些保障性住房,每个省各支出了多少。

“遭到”申请的各政府部门如何回应,都被研究团队一一记录在案。所有申请情况,将作为第一手数据,用于今年6月即将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指数》报告。

在去年的《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指数》排行中,浙江省列倒数第一名。浙江省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多次给王锡锌打来电话,询问为什么他们倒数第一,这个排行又用了什么样的指标体系。

王锡锌请对方看了北大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制作的“政府信息公开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介绍说这个体系在北大的网站上公开,对所有政府部门一视同仁。

如今,由王锡锌另行组建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指数评测中心已经建立起来。这个中心包括北大、清华、中国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等8个团队,分别覆盖全国不同区域,同样也是以北京大学为主导来进行统筹。

这个评测团队中的相关研究者,通常都是这个领域中顶尖的教授和一些博士生,核心人员达30人之多。王锡锌说,他期望由八高校打造的这个《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指数》报告,能对政府部门形成一种持续的推动力。

八高校中的上海财大从去年开始发布另一个榜单——“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排行榜”,今年第二次发布,已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据说,有的省份给国务院写报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上海财大的评比中排第几名,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鼓励云云。

上海财大团队的带头人蒋洪教授认为,在他们的测评中,今年各省市的得分情况,跟去年相比仅仅提高了零点几个百分点,可见政府信息公开还处在一个比较徘徊的状态。

“我把这个现象看作是期待与现实的矛盾。”蒋洪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现在各部门在宣传信息公开时呼声很高,但在行动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