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共11篇）

1.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篇一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出现加速上升的势头,规模急剧扩大.本文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规范政府管理、促进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作 者：张志伟 栾敬东 沈洁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合肥,230036 刊 名：乡镇经济  PKU英文刊名：RURAL ECONOMY 年，卷(期)： “”(5) 分类号：F3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流动   影响因素  

 

2.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篇二

1. 劳动力流动及其利弊。

劳动力流动一般是指劳动力依据劳动力市场条件变化, 在企业间、职业间、产业间以及地区间的移动。劳动力流动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 否则, 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流失, 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2. 劳动力流动对企业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和整个经济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一个有经验的员工离职, 企业就不得不新聘用一个缺乏经验的员工来接替前者的工作, 企业将会承担双重的损失。一是企业向离职者支付培训费用的损失, 二是企业损失必须重新培训新的工人所承担的费用, 并承担因新进公司工人生产效率低而带来的损失。

3. 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员工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应该有个合理的限度。劳动力过度流动同劳动力流动不足一样, 都会产生不好的效果。自愿离职的员工不仅要放弃已积累的资历、工资等级的提升机会、享受企业补充退休金的权利, 而且还要放弃已经培养起来的较为亲密的同事关系等。在新的工作中, 他要从低等级工作开始干起, 努力去建立新的同事关系, 因为没有资历, 从而缺乏职业安全感, 并且要在工作多年之后, 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

二、人才流失主要原因

人才流失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 究其主要原因,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外部原因。

(1) 高素质人才供求不匹配。例如, 近几年我区中药饮片行业发展较快, 各大饮片生产加工企业发展迅猛, 部分民营企业不断壮大, 而这方面人才的供求一时难以衔接, 造成人才资源供求紧张。

(2) 缺乏成熟配套的人才政策。我国的人才流动市场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人才资源在市场上可以自由流动, 但国家对这方面的政策还不成熟, 造成人才流动的不规范, 人才市场乱象频出。

2. 内部原因。

(1) 员工工资福利额度较低, 员工价值未得到充分认可。工资福利情况始终是员工最关注的问题。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决定了他的经济与社会地位, 关系到他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在我市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某电子企业, 其工资分配情况如下:

入职0-3月员工, 其月综合薪资下限2299元, 上限2799元;

入职满3月员工, 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 上限2829元;

入职满半年员工, 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 上限2859元;

入职一年员工, 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 上限2899元;

入职一年半员工, 月综合薪资下限2499元, 上限2949元;

入职两年员工, 月综合薪资下限2499元, 上限2999元;

入职满三年以上员工, 月综合薪资下限2599元, 上限3099元。

从以上工资情况可见, 如此低的工资福利待遇会造成人才的不稳定, 会加剧人才在企业的流失。

(2) 企业职业生涯管理不能适应员工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需要保证组织能够维护员工的长期利益, 特别是鼓励员工不断成长, 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才能。职业生涯规划的焦点是放在个人目标与现实可行的机会的匹配上。员工可以在组织的帮助下沿着一条已经确定的职业生涯道路, 获得职业生涯发展。如果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不能在组织内实行, 则这个员工迟早要离开组织, 因此, 组织应该在这方面帮助员工, 从而使双方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3) 部门领导培养人才能力不强。大多数领导忙于业务工作和日常事务, 对新进公司员工缺乏关心和指导, 造成新员工对公司和领导不满意。导致这些员工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终日不思进取, 由此可想而知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

(4) 劳动职能部门积极引导就业。现在我市正针对农民工就业问题开展“春风行动”。在开展活动之前, 要先摸清人员需求底数, 明确分工, 开展各类求职人员就业需求调查, 摸清企业现阶段生产发展应有职工人数、实际在岗职工人数和当前实际用工需求人数、具体需求的岗位, 进一步提高企业用工需求信息采集的准确率, 以便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能够及时宣传发布, 有的放矢地组织人力资源供求双方进行对接。

3. 员工自身原因。

(1) 新员工参加工作频繁跳槽。作为新毕业的大学生, 由于就业局势紧张, 刚参加工作一时不知道什么工作最适合自己, 只有抱着闯一闯, 看一看的态度去参加工作, 造成频繁跳槽。

(2) 家庭因素。年轻员工因婚姻家庭情况流动, 或者回乡照顾父母、孩子等情况也是员工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人才流失的应对策略

1. 建立重要岗位后备人才队伍制度。

企业要根据实际需要做好人才储备, 以备不时之需。企业要做好人才规划, 做好人力资源需求的合理预测。

2. 职业生涯管理规划。

根据企业和员工具体情况进行企业职业通道设计, 合理设计员工职业生涯管理规划, 让员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上升空间, 觉得有奔头, 员工才会安心工作。

3. 实行绩效工资, 制定绩效考核制度。

根据绩效考核情况进行薪酬分配, 可以调节收入水平、拉开收入差距。这种做法会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去工作, 有效减少员工对薪酬的不满情绪。

4. 减少员工的流失率。

企业要想长期留住员工, 首先要从工资待遇上着手。比如, 入驻我们园区的一些企业, 却很少在这一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们开出的工资待遇工人们多不能接受, 在农民工看来, 工资如此之低还不如去外地打工, 起码可以多挣一些钱。企业的这种做法导致员工流失率逐年加大。

人才的流动是必然的。保留人才的目的是能够使人才为企业所有, 为企业创造价值。只有把人才的流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能动性, 做到人尽其才, 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

总之, 中小企业只有深入了解人才流失的具体原因, 才能根据企业具体情况,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的策略, 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这样, 才能有效管理好企业的劳动力流动和人才流失问题, 真正做到招到人才、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

参考文献

[1]陈超.民营企业人才严重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2]龚建文.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

3.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篇三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剩余转移；优势转移；失地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4-0024-03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当今全国的热点问题，劳动力资源从农村流转到城市，对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词，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最早出现于《现阶段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1]一文中；而专门针对此问题的探讨，則是出现在1964年《浙江学刊》中的一篇文章中[2]。此概念从1964年开始使用，当时农村劳动力的确出现剩余。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的劳动力都是由生产队安排，安排不下就是剩余，这属于一种行政性剩余。笔者认为，现在所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是一种市场剩余，是没有竞争力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老弱病残的转换问题，因此，用“彼时”概念解释“现时”现象，是不通的亦是不当的。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反思：剩余转移还是优势转移？

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认识主要是劳动力剩余的转移。借助于中国期刊网，在“核心期刊”范围内检索“农村剩余劳动力”，1994年后的研究有457项。普通检索2173项。仅截止至2008年8月，本年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文章标题中出现的研究105项。但今年绝大多数出现于普通期刊，重复的题目较多，而研究水平，文献资料使用与新调研数据方面，并无明显增加。整体来看，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逻辑是，从乡村整体来计算农业与相关产业的劳动力容纳总量，与现存的劳动人口总量之差即为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向城市与其他产业流动，是逻辑的必然。

应当说，此类研究在理论上应无太多可指责之处，但向更深处探究便可发现，这劳动力剩余的计算方式的前提是：农村劳动力只存在着量上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只有依据此前提，才能够推出从农村流出的劳动力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均是同一群体——剩余劳动力。从当前理论界的诸多研究看，虽未明确表明这一逻辑，但基本均遵循于此逻辑，把剩余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工群体等同起来。从农民工群体的产业机制考察，农民工群体是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市场机制对于劳动力价值配置的结果。市场机制以价格为导向，对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否是剩余，或更多是农村发展所必须的优势人才——进行依托于城乡的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在价格导向之下的农业之外的产业选择劳动力，其劳动能力与素养要求是首要的衡量标准，这也即是说，其选择是依托于市场的竞争性选择，而具有竞争性的农民工群体绝对不可能是农村产业中的剩余者。剩余者，一般而言，是不具有强烈市场竞争力、在本产业领域内难以获得有力位置的人群，亦是竞争淘汰的结果。在农业与农村淘汰剩余的劳动力，想要在城市与农业之外的职业体系中获得竞争优势，无异于一种剩余劳动力去向的乌托邦。因此，剩余转移在实践层面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只具有宏观人力资源规划的价值，而无具体指导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践意涵。把二者相混淆，更是无任何逻辑与事实的依据。因此，依照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强势流动而非剩余转移的逻辑，我们就能够理解市场竞争之后所产生的农村空巢与空心化现象。如果按剩余转移的逻辑，“386199”部队是应该被转移的主体，因为他们才是事实上的剩余，这些人如何可能去借助于市场机制获得应有的职业呢？因此，学术界与实务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过市场机制的作而而实现的，即农村劳动力配置的乡村调整为第一阶段，把无竞争力的，无一技之长的广大劳动力配置于乡村从事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生产；而优势劳动力，那些受教育程度高、年龄结构合理的主要劳动力，成为现实转移的主体。如果从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性剩余，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剩余，再到农业增产困难时期的市场剩余，其实剩余的群体已经产生了分化和变化。也就是说，剩余劳动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然发生了变化。而西方乡村社会与我国不同，西方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其实不是市场剩余，而是职业选择性剩余，即价格并非导向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否的关键因素，而职业偏好才是关键，这和中国并无太多可比性。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与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是相悖的。在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概念来探讨大量农业人口向其他产业转移的社会现象之时，其实质是掩盖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真正意涵，混淆了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与剩余农村劳动力二者之间的差异性，造成了多年来理论与实务界在运用此概念讨论问题的混乱。具有农村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为主的劳动力离村，造成了农村生产要素中最宝贵的人才流失。“剩余”的概念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新时期的农民工已经是竞争获胜的群体，不再是产业剩余的结果。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并非全都属于剩余劳动力，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非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是指边际成本为零或者接近于零的劳动力，即如果从总生产者中撤出一部分，而不会使总产量减少，那么被撤出的劳动人口就是剩余劳动力。事实上，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多属于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年富力强，并且大多具有文化知识，这部分优势人力资源的流转已经影响到了农业生产。那些从农村或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目前条件下农业生产最需要的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一系列特征：转移的组织组织化程度低，转移的彻底性差，以男性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跨省转移主要流向东部地区。从受教育水平看，农村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要明显高于农村整体受教育水平。

nlc202309011237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与后果

在传统中国，农民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农业是他们的唯一主体职业，从中获得生活的物质资料以作為生活来源，并同时能够满足自己一定程度上的心理需求。孟子曾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然而农民土地被大规模征用后，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失去原来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固定化职业，而不得不去寻找其他职业定位。对任何国家而言，提供或保障该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即解决好吃饭和就业（即谋生手段—饭碗）问题，应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经济目标，这似乎已是众所公认的常识。其他任何经济目标，都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和前提条件下才有实际的可能。无论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程度达到何种水平，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据调查，在现有的土地补偿和安置政策中，部分青壮年劳动力被招纳入村集体经济企业和土地征用单位，大部分的中老年因其年龄和技能素质的劣势，被淘汰在企业用工体系之外，只能在工地上从事高、危、重的体力活动，收入起伏很大，生活难以保证。失去土地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1.家庭养老育幼问题已成隐忧。从传统生活方式来看，父辈们养老资源一般来自于自有土地，每年的收成是一种较为稳固的现实保障，也给老人以一种安定的心理感受。子女们靠土地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构成百姓们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失去土地之后，则就失去了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同时子女们多打工或做小生意，常年流离于家庭之外，使老人失去了养老的人力依托。对于外出打工人员的子女来说，他们不得不留守在家中。由于留守儿童多由祖辈照顾，父母监护教育角色的缺失，对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

2.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失去土地之后，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外出，农田水利建设，防汛抗灾，植树造林，修建校舍，修筑公路等公用事业很难完成，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同时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在农村经济没有显著发展和农民收入没有明显提高的状态下，对其他在业农民务农信心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下一代安心从事农业劳动具有潜在危害。

3.农村优势劳动力的流失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知识结构的失衡。目前，我国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不仅是年富力强，充满实干精神的青壮年，而且也是我国农村现有的科学文化素质程度高，劳动技能过硬的群体。在我国应试教育制度下，大量农村学子通过升学流入城市，谋求发展，本已造成了农村文化素质水平最高群体的外流，而农村优质劳动力的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才荒”和“人才断层”的严重性。很难想象没高素质劳动力的投入，农村建设会有效的展开。

如上所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给农民群体自身以及当地都带来了变化。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外出打工能够得到较高的收益，但是从现实考察，外出打工者的收入很不稳定，人身保障也不容乐观。在当地，优秀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农村建设缺乏人才的支持，农业收到轻视，土地荒芜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三、推进乡村人力资源重构的对策研究

第一，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乡村劳动力本土就业。城镇化水平决定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受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及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许多地域的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城镇化水平低，导致城镇集聚和辐射功能弱。加之，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使得城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影响了对农村劳动力的综合开发利用。调查显示，本地从事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仅有3万人。

托达罗认为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会带来一系列新的城市问题，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农村的综合发展计划，把农业富余劳动力主要放在农村范围内解决。即通过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进而建设农村区域中心（小城镇）是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承担着促进农民就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和从村城镇化的艰巨任务，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至2007年，我国乡镇企业共安排了1.4亿左右的农民就业（占农村从业人员的近1/3），当地就业的就占70%以上，同时为农民增收贡献了近34%的份额。根据有关资料，目前农村有4.8亿劳动力，其中仍有0.8亿到1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安置，每年还将新增700～800万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乡镇企业来解决。

小城镇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周围乡村的基础上，他的形成和发展与周围乡村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改革开放30年来，蓬勃发展的小城镇已经成为为其所覆盖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担当起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在农村军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改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是大中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既是吸纳和接受大中城市功能辐射的载体，又是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农村区域经济社会的中心。小城镇的发展过程，是与农村工业化、农民职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织同步运行的过程。

第二，强化政府的职能，调整产业结构，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转型搭建合理框架。调整产业结构是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我国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虽然从2006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看来，在就业总量持续稳定增加的同时，就业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但作为包括商业零售、交通运输、各种中介服务组织、各种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物业管理、家庭服务业等就业潜力大、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从2006年的数据显示就业份额仍未达到35%，这同样显示了农民就业的瓶颈。因此应该把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点，逐步转移到第三产业上来。根据就业弹性原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边际就业弹性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第一、二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加速下降所致。由于第一、二产业内资本挤出劳动力及技术替代劳动力的两大因素的作用，我国第一产业的编辑就业弹性已经出现负数，这意味着我国第一产业随着经济的增长会挤出更多的劳动力。第二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就逐渐减小，拉动的就业增长率持续下降，只有第三产业的边际就业弹性基本维持在0.6以上。从边际就业弹性的角度看，今后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应将重点流向第三产业。从我国三中产业的就业比重看，1978～2004年，我国农业就业比重下降23.6%，而第二产业就业比重提高5.2%，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18.4%，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潜力最大的产业。我们应当顺应趋势，把发展第三产业和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nlc202309011237

第三，鼓励乡村创业，推进乡村人力资源重构与优化。农村优势劳动力的流失，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新农村建设，要求农村劳动力重新对自身价值进行定位，选择恰当途径实现在身价值。新农村建设也呼唤已经转移出去的优质劳动力返乡，参加家乡各项建设。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对弄村劳动力价值进行正确定位，鼓励农村劳动力在家乡创业，农村劳动力个体也应当兼顾到新农村建设的全局利益，实现价值回归。国家和农村劳动力个体共同努力，才能妥善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优势劳动力大量流失之间的矛盾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目前，全国大约有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近500万农民工利用在外学到的管理和技术、积累的经验和资金，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创办工商企业。据有关部门测算，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20%。尽管目前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人数还不算多，但这些人能量大、创新精神强，代表着发展的方向，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断扩大，正日益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社会背景。首先，农民工进城就业形势严峻。城镇就业压力比较大，而农民工在大中城市就业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城市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岗位基本饱和；城市生活花费大；农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必须回家乡参加升学考试，由于各地区教材不统一，影响升学；一些企业對务工人员年龄有限制，超龄劳动力被迫返乡。其次，农民工有强烈的返乡创业愿望。农民工在外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和资本，学到了从商和经营知识，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渠道，对家乡的资源、市场、商机比较熟悉，认为返乡创业成功的机会较多。据调查，农民工有5万元就可以做生意，有10万元就可以办企业。大多数返乡农民工创办企业的行业与他们务工的行业基本相同，比较集中于食品、农产品加工、餐饮、建筑、采矿、运输等行业，他们在城里打工积累的经验和资本对返乡创业具有重要作用。第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工返乡创业。建设新农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少资金、缺少人才。农民工返乡创业，促使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流向农村，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以及先进理念，都是农村难以自发产生的，既需要外力注入，又需要内力吸纳。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把外力与内力有机结合起来，把打工时掌握的资源与家乡的资源整合起来。返乡创业者来源于农民，又反哺农业。他们通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对农业的资金支持，提高了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改善了农业的基础条件；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产品原料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有力促进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农业和商业的有机衔接与结合，有效开拓了市场空间，从而带动农业生产向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方向发展，成为以工促农的重要载体。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一般都集中在集镇和县城，既增加了集镇和县城的实际人口，又增加了经济总量、扩大了税源。这是一条低成本的小城镇扩张之路。

参考文献：

[1]李远今，现阶段我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

[2]沈秋，关于发展农村副业问题的探讨，浙江学刊，1964年。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流动抑或驻守--当代中国乡村精英乡土归属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YJA840034）。

作者简介：张英魁（1972-），男，辽宁朝阳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西政治文化与乡村社会学。

4.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篇四

【摘要】我国农村有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对提升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伴随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而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淄博市农村人口众多，并处于高度流动状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进一步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这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变到非农产业中去就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是关系到淄博市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在阐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国家及地方发展的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淄博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情况的调查分析，总结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该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对策与建议。

1、概述

1.1农村剩余劳动力概述

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乡镇的农村人口中15～46周岁的男性与女性，但不包括在校学生及身体原因不能工作的人。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工作时数标准的一种状态，即农村劳动力呈现“剩余”状态。

1.2 农村剩余劳动力特点

在年龄结构上, 以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 年纪大的农民外出流动的较少。在性别结构上, 无论在哪个地区, 流动的男性都明显多于女性。在知识技能方面, 流动的农民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知识水平。在就业结构上, 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 他们普遍从事的是非正规部门或非正规就业的工作,如建筑业、服务业等, 处于行业中的最低层次。在流动途径上, 多以血缘、地缘为关系纽带, 形成“滚雪球”式的非正式流动方式, 通过政府和市场组织的外出流动很少。

1.3农村劳动力流动成因及现状

在宏观层面上, 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壁垒的松动以及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低下的状况是劳动力流动的前提条件和推动因素, 而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城市不同于农村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拉力。在微观层面, 研究者们从流动者流动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个人生活历程和体验的角度来解释影响外出的因素。农村土地缺乏和劳动力剩余、农业高成本投入都不是农民外出打工的充分或必要条件, 农业收入相对低下才是真正原因, 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农民外出流动的首要原因。进入21世纪，农村人口外出的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民在考虑赚钱的同时, 还把外出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 其外出动机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

1.4、研究目的、过程和意义

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该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并结合相关的理论对被调查地区的现状进行分析、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利用2011年的寒假时间，我通过谈话和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业分布，年龄、文化程度，就业结构，技术素质状况等情况做了相关调查，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相关了解和分析。本次调研对于摸清全市新生代农民工情况，反映新生代农民工诉求，找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的着力点，更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很强的指导作用。

2、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问题

1、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有的地方过量瘫走，致使生产劳动力不足。

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部分乡村出现土地抛荒现象，必然导致生产萎缩、经济萧条。有的乡村虽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但有一定文化、技能、体魄健壮的青年人外流出去了，留下的大多是素质较低的年老体弱的农民，农业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串必然受影响。

2、许多地区存在劳动力盲目流动，不仅影响本人、家庭的稳定，而且影响社会安定。

有的找到工作，安定下来，有的找不到工作，到处流浪，安居不下来，人心浮动，特别

是给流入地的交通运输、城镇就业、计划生育。工商税收、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3、无组织的零星流动，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侵害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合法权益的现象大量存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外来打工人员闹事的苗头，有的外来人口聚居区成为黑社会的温床。有些地方，由于忽视安全措施，从事挖煤、挖矿、建筑等繁重体力劳动者的安全没有保障，甚至发生死亡事故。

4、无序流动使政府管理极为困难，“民工潮”成为社会问题，劳动力得不到有效利用。

部分地方出现强迫劳役、限制人身自由、殴打劳务人员等非法行为，政府有关部门不知

晓，不能及时解救，既达不到农村劳动者外出务工挣钱的目的，又保证不了社会的全面稳定。

5、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

随着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和吸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其接受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减

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这种转变与我市劳动力总量大，增长快的现象形成矛盾，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远远超过了社会生产的需求，劳动力严重过剩。

6、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中介组织功能乏力，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目前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虽然规模有了较大突破，但其中真正是通过政府及中介

组织实现转移的比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目前部分地方政府的工作权限还仅限于在国家政策的上传下达上。而在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就业信息方面做的较少。

3、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1、加强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

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高价值经济作物，注重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和流通，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调整乡镇工业的产业结构，使其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

服务和农副产品为原料办乡镇企业。不断拓宽生产新领域，增加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门路。

2、大力开辟农村就业市场，满足劳动力就业渠道需求

在农业开发区实施一系列的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工程。植树造林、山区开发、治沙改土

等工程，吸纳当地剩余劳动力，并通过这种劳动积累和活劳动的大规模、工程化投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在城郊结合部、坝区、林产品丰富的地区，兴办农业企业，走农业工业化、产业化的道路，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工业化生产过程中来，使农村劳动力不再返回到承包田里，增加了农民收入，可以造就一批农业产业工人队伍，加速城乡一体、农业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

3、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和调控

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指导和服务，建立各种类型的社会化就业服务机构，包括

信息、咨询、职业介绍所等，向农民提供需不需要转移、向哪里转移、怎样才能实行有序流动的信息和服务。建立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管理体系，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发布用工信息，加强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管理。

4、加强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其转移的竞争力。

抓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大幅度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在加大义务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以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和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适应能力。同时要要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经济和法律知识教育，增强法制观念，保障自己合法权益。

5、加强劳动力流动的法制监督，切实保护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建立健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建立帮助农民工讨薪的长效机制。劳动监察部门严格执法，加大对欠薪行为的处罚，除责令欠薪企业补发所欠工资外，还必须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建立法律服务工作人员的法律援助计划，由其无偿的为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鼓励运用非诉讼途径解决农民工诉讼难和胜诉难问题，满足民工们希望尽快出成效的愿望，通过各项措施切实保障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4、结束语

我本着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思想，基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的了解与分析，发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我市，一部分人已经富了起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加强城乡战略结构调整，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市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全面推进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和一系列措施的施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价值一定能够发掘出来，真正实现义务和权力的统一，劳动和享受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李爱.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问题[J].社会学研究, 1990,(4):89.[2] 文军.从生存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 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J].社会学研究, 2001,(6):19.[3]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2001,(3):67.[4]范宇,姚士谋,Kam Wing Chan;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向和措施[J];热带地理;2002年01期

5.简析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配置 篇五

摘 要人力资本作为第一资本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地区间人力资本总量的差距成为制约各地经济发展不同步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农村与城市、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国内外之间人力资本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各地区人力资本配置失衡现象日益严重，严重约束着我国经济全面均衡的发展。通过对我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国内外之间人力资本流动与配置三个纬度的研究，剖析我国人力资本流动和配置的现状，发现现有问题及目前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为以后形成更加合理的配置方式指明方向。

6.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篇六

作者：何雄浪杨继瑞郑长德

财经研究 08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05-0114-09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下探讨了生产要素流动、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差异的关系，认为产业集聚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Krugman，1991；Fujita等，；何雄浪和李国平，)。然而，标准新经济地理学假设产业内企业是同质的，地区之间的消费者偏好没有差别。这虽然简化了一般均衡分析过程，但严重脱离现实：即使在同一个产业内，企业在生产率水平、资本密集度和熟练劳动密集度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之间消费者偏好是不同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企业不仅在规模上存在差异，而且在劳动生产率与贸易行为上存在差异，由于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不同，消费者用于工业品和农业品的支出比重也是不同的。由此，许多学者对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能力提出了质疑，从而导致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不同于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理论的企业同质性假设，“新”新贸易理论(Melitz，)提出的企业异质性特征拓展了解析集聚经济微观机理的视角，对“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新经济地理学解释同质劳动者和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如何影响空间异质的形成与发展，而新新经济地理学探讨微观的异质劳动者、异质消费者、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与集聚经济的关系，重新解释现实中产业集聚与集群、要素流动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关系，并探讨区域经济增长规律与途径(Baldwin和Okubo，；Okubo，2009)。

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数理模型的基础上试图做如下拓展：一是本文认为企业异质性由劳动生产效率引起。劳动生产效率的不同决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不同，而不是企业利润的不同(Melitz，2003；Melitz和Ottaviano，)。二是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经典假定――关于不同区域初始对称性的假定――提出质疑，即本文认为区域间在偏好、技术和开放度方面一般是不同的。据此，本文探讨了企业异质性、规模报酬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关系。

二、模型的建立

1.模型的基本假设。假设存在两个部门，即制造业部门M和农业部门A。制造业部门在D-S垄断竞争下进行生产，可变投入为劳动力投入(每单位产出需要a单位的工业劳动力)，不同企业的可变投入不同，a越低，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0≤a≤1)。企业的`固定投入为资本与土地，用F表示。企业的成本函数为F+wax[，i]，其中w表示工业劳动者工资。农业部门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同质产品，而且只使用农业劳动力。有两个地区，用北部(发达地区)和南部(落后地区)来表示。同一地区工业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的价格可以不相等，不存在劳动力在工农业间的转移问题，工业劳动力在地区间可以自由转移，转移的动力来自于地区间的实际工资差距。两种产品在地区间是可以进行交换的，假定农产品交易无成本而制造业产品交易遵循冰山交易成本，冰山交易成本τ≥1。

2.消费者行为。每个地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U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三、市场均衡、规模报酬与贸易自由度

图5 Δω与σ的关系

图6 Δω与σ[*]的关系

五、政策含义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异质性融合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中，解释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本地市场效应、内生的非对称性、区位的黏性、驼峰状聚集租金、突发性集聚与企业的区位选择关系等。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及其模型的微观基础不同于新经济地理学，但其尚未形成完全独立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系统理论框架，理论与经验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放松了假设条件，将企业异质性融合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中，从另一种渠道解释了产业集聚与集群、要素流动与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关系，力图促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一是要考虑降低空间交易成本。除了考虑改善基础设施、减少贸易壁垒和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外，更多的是要求政府通过对正式规则的改进和非正式规则的培育创造有利于产业集聚的公共环境。二是区域统筹发展的政策设计要有适度的政策梯度。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设立一定的“政策梯度”，是实现区域统筹发展的核心选项。要适当保护落后地区市场和创造市场需求，大力发展订单生产，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际贸易自由度的设计对某些产业应有所差异，为落后地区集聚经济的形成提供必要的推动力。发达地区首先要对落后地区开放市场，落后地区也要逐渐对发达地区开放市场，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三是加强地区间人才交流与合作，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高技术人才对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可以增强地区经济的集聚力，并促进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落后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引进人才，通过人才带动高新技术项目的建设，从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人才与劳动者聚集，触动人才流动与产业聚集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契机。

7.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篇七

而西方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这是一种以个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的结构模式。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义务关系,突出规则和制度,特别是正式的成文的规则和制度。自16世纪起,西方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制度,包括以市场和价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以权利义务、民主自由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发展的比较成熟。

中西方社会结构格局的相同点在于每种社会结构都是长期的、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适应当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发展的结果。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发展成注重权利义务,规则契约和制度的团体社会格局模式。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发展成为重伦理人情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无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社会格局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当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农村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结构模式正在建立。由于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存在久远,它的解构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当然,这个推动力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将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舒尔茨认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3]。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不变,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基本不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发展呈现出一种被“锁定”状态,这是乡土中国最显著的社会结构格局特征。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来打破这种状态,推动农村的社会结构改进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要素在农村劳动力流出后将会重新流转。现阶段农民离开土地后,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将土地有偿或无偿归还或暂时归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进行规模化经营。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中国土地制度现状讲,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应该引导土地朝这个方向流转。也可以暂时由他人代管,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土地收入。无论何种方式,都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当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后,土地的劳动投入减少,势必会以资本和技术替代之,这有利于土地的单位劳动报酬率提高。不仅提高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单位报酬率。有利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此外,能够留在农村,从事土地的规模承包经营的农民,必是富有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经营模式。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力推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出人员带回的工资或者是汇款。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必然会投入到农业中去,或者是农村中的第三产业,这在整体上必然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有学者对有外出打工的样本户调查访问发现,外出劳动者每年人均带回6 476.92元,这部分现今大多用于改善生活的开支和农业投资上[4]。二是,由于外出,使得农村的劳动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势必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这样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资本化科技化水平,发展规模经济,提高留守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农村治理结构模式是在乡镇党委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然而,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却是乡镇政府任命的。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思想水平的提高,农民开始对乡村政治抱有越来越高的热情。随着参与率的提高,他们开始要求农村治理的话语权,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根据周大鸣在江西所做的田野调查表明:外出务工者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结构。外出务工对乡村政治的影响,主要通过村民的民主选举。村民多倾向于接受能致富会赚钱的村长和书记,如果他们没有外出的经历,没有致富的经验,就很难赢得村民的信赖[5]。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一大批富有现代经济意识的农村精英脱颖而出。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协调能力,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影响、带动农村的发展。

(四)劳动力流动对农民的非农化和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只有很少的部分回流到农村,根据学者的研究,回流的比例并不大,如在江苏省北部,回流数量占迁移总数的1/4[6]。白南生通过对农业大省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发现回流人数占外出和曾经外出劳动力的28.5%[7]。绝大部分务工者留在或者暂时留在城市,使得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中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到农村后,他们更愿意从事非农的产业。这都有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农村的社会阶层就处在不断分化的不稳定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深度发展,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将更加剧烈。

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向团体格局社会格局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乡土中国的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转向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职业的关系———业缘的关系。业缘关系的确立不再依靠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依靠的是正式的规则和制度。通过规范的经济规则、契约和制度来实现个人与经济社会联系。在经济社会中,正式的有效的规则和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传统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存在却囿于狭小的血缘和地缘之间。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充分的信息。但是,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成本的。传统农村信息的获得仅靠熟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这也造成了信息供需双方的不对称。市场的交易出现极大的不信用,造成信息成本的二次附加。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契约的签订存在欺诈的陷阱,农村的信用状况总体水平不高。但是,毕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向团体格局的社会格局转变,从血缘、地缘开始向以利益为核心的业缘关系的转变。转变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利益的经济制度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的过程。

相比于城市,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优化具有更多的困难。在尊奉人际关系的农村社会,正式的社会规格和制度难以真正的实行下去。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出城乡“固化”状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从生产组织制度方面打破这种状态。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措施,因为农村依旧是农村,农村的封闭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真正使农村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他们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寻找工作。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职业联系而存在的业缘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他们通过政府的职业宣传、用工厂家的招工广告和中介机构的服务寻找工作,不再依靠熟人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更多的是为农村带来观念和发展的思想。通过城乡之间的交流,现代化的追求物质利益的市场、职业观念开始影响农村。

中国的农村在保持差序社会结构格局的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使这种传统的乡土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迁。纵观整个农村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更像一种混合的结构模式。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基于职业的联系关系要比血缘关系强得多。当中西部的农民流转到东部沿海地区时候,中西部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展望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升级;也从根本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得的收入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所以外出务工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农村并没有和农民同步发展,农民是富裕了,农村依旧相对贫困。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当剩余劳动力流出殆尽的时候,农村社会又能凭借什么因素发展?

如何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恐怕要从制度上找其破解方法。农民基于经济利益外出务工,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经济人的假设。对于农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成为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对于农村来讲,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也基本上属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相对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对于农村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的效率,是值得思考的。农村的真正发展,需要有一个对农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的存在。

农村的制度变迁,是有阶段性的,也是具体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民的脱贫致富,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应当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当农民流出达到一定规模时候,应适时调整农村土地关系,恢复其作为生产要素本来功能,把土地使用权推向市场,让土地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中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报酬。第二,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发展农村的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农业的工场化经营和农业经营者、农业工人的存在。第三,继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农村劳动力得以流动的关键是积极培植和发育农村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能够顺畅流动[8]。最为重要的一点,应该为农村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

规范的、完善的组织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一个制度的扬弃过程。原有的、不规范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制度应被废除,规范的,完善的社会制度逐步地被建立健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逐步瓦解,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逐步的确立。总之,通过改造中国的传统社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富裕、文明、现代的新农村。当前,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尚处在转轨阶段,即由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变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加快,社会阶层处在分化组合之中。这是社会转型期无法回避的现象。良好的规则制度是促进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3]舒尔茨.转变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张永丽,等.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效应探析[J].人口与经济,2010,(1).

[5]於培.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G]//周大鸣.外出务工与输出地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蔡昉.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7]白南生,宋洪远.回乡,还是进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8.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篇八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在决定是否前往城市工作时，主要考虑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其影响因素有：预期城乡收入差异和预期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

预期收益=预期工资水平*就业率

当预期收益大于农村收入时，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转移。

笔者认为，可对上述模型作如下改进：

1.加入“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指农民为进城务工而放弃的在农村务农可以得到的最高收入。即：

预期收益=预期工资水平+就业率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越小，预期收益越高，农村劳动力就越会向城市转移。

2.将“机会成本”拆分为“迁移成本+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剔除价格因素)

将机会成本拆为显成本与隐成本：显成本为迁移成本；隐成本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即：

预期收益=预期工资水平+就业率迁移成本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迁移成本越小，农村平均实际收入越低，预期收益就越高，劳动力就越会向城市转移。

二、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的分析

由公式可看出，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主要有4个预期的城市工资水平、就业率、迁移成本及农村平均实际收入。若要改变农村劳动力的迁移状况，就要对这四个因素进行分析。

1.预期的城市工资水平

据公式，若要减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压力，就要降低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降低农民心中预期的工资水平。但此法并不可行。

如图，劳动供给曲线为S，劳动需求曲线为D。此时工资水平为w**，劳动力市场上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劳动力，其数量等于N*N*。按照公式，可以将劳动力价格压低至W*的水平，实现市场出清。

但在现实中，此处的“均衡状态”很难达到。第一，现有工资水平W**已是低水平，再压到W*，会使工人工资过低以至于无法支付生活基本开销。第二，底层劳动力市场对价格敏感度较低，供给曲线S较平缓，当工资下降时，城市中减少找工作的人并不多，而企业可以扩招的劳动力也并不多。第三，工人收入水平低将不利于社会消费和储蓄的增加，从而制约经济发展。

2.就業率

按照公式，若要减缓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则要降低城市就业率。但这显然也不可行。实际上，我国目前就业形势相当严峻，更不可能通过降低就业率来减少进城人口。

3.迁移成本

在现实中，农民向城市迁移的迁移成本已非常高。

导致迁移成本高的原因是户籍制度。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住房、福利、医疗等方面均承受着高“成本”。户籍制度是对公民迁徙自由权的限制，并表现出社会公平价值的缺失，其在长远上是要废除的。因而，通过提高迁移成本来减缓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亦不现实的。

4.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在低预期工资水平、低就业率、高迁移成本之下，为何仍有如此多人要进城?根源在于他们在农村获取的收益更低!所以根本之道在于提高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给农民带来福利，减少收入差距，缓解一系列社会问题。以下将对如何提高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发展农村经济进行探讨。

三、如何发展农村经济

1.引进技术，发展现代农业是根本

正如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所述，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使用的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其资本收益率低下，所以即使加大投入，仍然无法获得较高的收益。所以应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其具有相对于其高资本收益率的低廉的收人流价格。

发展现代农业，关键是要引进创新，可以是新技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或原有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也可以是新制度：正如多年前实行的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

2.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

农民的能力作为一种“现代生产要素”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其具备很高的资本收益率。一方面，政府可以加强基础教育(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回报率高达17)，建立完整的农村教育体系，同时通过政策鼓励人才前往农村；另一方面，企业到农村投资也会带来高素质的劳动力。

3.综合发展农村经济

政府和企业应和农民共同开发符合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农业经济，并大力发展农村的科教文卫事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中小城镇以减缓劳动力迁移对大城市的冲击。

4.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9.美甲师的流动性很大的原因分析 篇九

河南美甲学校校长高先生就这一问题做深入的分析，并总结出留住美甲师的几种方法：

（1）从业人员的年龄偏小，缺乏社会经验；那就不断的让他学习，让她知道他的技术相比美甲师还差很远

很多美甲店特别是河南美甲店负责人，喜欢招收年龄偏小的美甲师，可能认为年龄小容易塑造和管理。其实这里面有个误区。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美甲师的概念---美甲师绝对不是在美甲学校学上一个月美甲课程就可以称得上美甲师的。严格意义上说，只有不间断从事没加工作三年以上，并综合掌握了美甲的全面技巧和制作工艺以及良好的心理和沟通能力才算得上真正的美甲师。那些一知半解只会涂指甲油和简单的护理和光疗甲智能算是美甲工人。所以说年龄偏小没有工作经验的美甲工人，并具备美甲师的水平和心理。所以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并且盲目自大，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是有目共睹的。比方说：河南美甲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几个就是刚刚17岁，对自己的技术要就不高，细节掌握的也不好，但是对薪水的要求就很很高。稍有不满意就换地方，让很多美甲店老板深感不安。心理脆弱是年轻美甲师的共性，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被宠惯了，稍有不顺心就离职，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郑州永丽美甲位于V尚潮流广场的直营店有个小妹（不能叫她美甲师因为他刚学会才工作半年）平时客人总喜欢夸她眼睛大、漂亮，但是有个老顾客一次的玩笑话--你的眼睛是很大，但是双眼皮像是做的。天哪，小妹受不了了，因为这一生气不做了。简单的例子 告诉我们年轻的美甲师好请不好用。

（2）工作技能不高，可又随时想找一个好一些的工作；期盼高薪水，就放手让她去找，不要把美甲师宠坏了

谈到工作技能，现在的美甲师真的不谦虚，他们在美甲学校学习1一个月就可以对外说，美甲技术全部都懂，其实他掌握的都是皮毛。真正面对客人什么都做不来。但是对自己要求不高她可以对别人要求高，薪水不能低于几千几千。还得包吃包住……反正维护好美甲师真的很难

很多美甲店负责人，生怕那一天美甲师不打招呼就走人，天天百般呵护。这样的方法不可取，人是最难管理的，之所以难是因为大多数美甲店资深就没有一套管理美甲师的方法，胡乱管理直接导致美甲师流失

高校长给你支招：逐步提升美甲师的技能，总结完整美甲师管理制度，上班整天玩手机、动不动就迟到旷工一定要严格管理。年轻人好玩--约定好时间，晚上下班可以适当的给于她们娱乐休闲的空间，譬如KTV唱唱歌充分展现她的才艺，让她生活更有意义。远比月月加工资要好得多

（3）美甲店铺太小，环境单调，渴望去大的美甲店铺；既然自己的店小就应该自己把技术掌握精通，店小还指望聘请美甲师为你撑起一片天，那真的难为美甲店老板了

真正经营的好的美甲店都是从小店一步一步做大的。一开始就装修豪华出手大方的美甲店，她的繁华只是暂时的，因为老板没有店面管理经验盲目跟风，等手里那点积蓄用光了，也只能关门大吉，所有美甲店不怕小，小店只要有特色，总有一天会变大。

（4）老板经验不足，频繁的变动员工的工资和提成，给员工一不信任感；

（5）不断出现新的竞争对手，她们的工资水平高，店铺装修的环境好，材料和设备领先，这些都对年轻的美甲师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在这个行业中，好的店铺还是人员培训上下了很多工夫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方法留住那些优秀的美甲师。

10.流动性过剩形成原因及战略对策 篇十

流动性过剩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货币供给超过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货币发行过多，供应量过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有三大标志：一是，货币供给超常增长，以来，我国M2增速一直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M2分别达到17.6%和16.9%，今年4月达到17.1%，更应该关注的是从去年12月开始，出现了M1增长持续超过M2，使得资金出现活期化现象，短期资金流通量迅速增加。二是外汇储备急剧增长。我国外汇储备为1655.7亿美元，663.4亿美元，年均增长36.4%。3月达到1亿美元。在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外汇人民币占款大幅度增加，今年前4个月达到110049.4亿元。三是人民币储蓄增长远快于贷款增长。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加是由居民、企业、财政机关团体三大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年这三者分别为16.16万亿元、11.32万亿元和2.6万亿元，分别增长了151.3%、156.7%和353.8%。204月各项人民币储蓄存款达到35.87万亿元，贷款24.38万亿元，存差进一步扩大到11.49万亿元。4月末，城乡居民、企业、财政机关团体存款分别占储蓄总量的47.6%、32.7%和9%。前4个月增长最快的是财政机关团体。

11.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篇十一

摘要：近年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民工荒”现象，一方面表明了过去对劳动力供给总量和结构在认识上的不全面，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论”敲了警钟；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的现状。劳动市场的分割，使得劳动者无法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缺乏加强自身劳动技能、完善人力资本积累的意愿，并采取“候鸟式”的流动就业模式；同时，企业在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就业人群时，同样缺乏投入资源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的动力和可能性。两者合力，造成依靠低成本、低技能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度发展、过度竞争，强烈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工资提升空间这一对矛盾由此而生。文章从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出发，利用对杭州市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调查数据，探讨这些因素在构成劳动迁移成本、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上的不同作用程度，以期为能从制度安排上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促进城乡劳动力永久性迁移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模式；候鸟式迁移；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1－0014－06

一、前言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继续强调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提出“坚定不移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由“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是一次跨越，意义非凡。首先，无论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究竟还有多少，从中国近30年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实际情况来看，刘易斯关于工业化过程中会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对理想状态的描绘。在中国所处的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劳动力迁移存在较大社会成本，这既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同时，最低补偿工资水平就会出现缓慢上升，并且在城乡平均工资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情况下，劳动力迁移存在先期达到均衡的可能性。其次，无论“民工潮”还是“民工荒”事实上都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表现。农民工流动就业已经历30年时间，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实现稳定转移的制度环境仍然没有形成。按照社会学的理解，农民工流动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同时是一种社会流动，包含了地域流动、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三个方面，而现在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表现出来的却是职业与身份的背离，农地流转制度、城市福利制度等配套制度的缺位使得农民工缺乏开始城市化生活的前提基础和保障，较高的迁移成本和缺乏具有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使得民工理性地选择所谓“候鸟式”的流动就业模式。在这种就业模式下，农民工的跨地区和跨行业的流动性相当高，导致其和用人企业都普遍缺乏提高专业化劳动技能、完善人力资本积累的动力。两者合力，造成依靠低成本、低技能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度发展、过度竞争。强烈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工资提升空间这一对矛盾由此而生。最后一点，无论“民工荒”现象是否真正预示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2003年以来全球各类资源价格的振荡攀升以及2008年全球经济走软、外部需求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强烈冲击，已经使我们清醒认识到，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绝非长久之计。即使现在一些局部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还能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当前迫在眉睫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然是，如何尽快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保障劳动就业的前提下，减少经济发展对于资源、外部市场的两大依赖性。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讨论的中心集中于如何真正解决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改变劳动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的现状，让业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从“候鸟式”流动就业转为“永久性迁移”，不断完善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以保障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沿着这样的思路，笔者首先回顾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劳动力流动模式的相关文献，探讨劳动力流动模式选择中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对杭州市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调查数据，分析相关因素在构成劳动力迁移成本、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上的不同作用程度。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流动模式的理论回顾

在二元经济体中，农民工涌向城市，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经济为主向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也是一个隔离社会融合的开始。然而在经济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国劳动力市场却仍然处于分割状态。分割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这种分割状态直接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在开始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出双向的、职业与身份背离的“候鸟式”流动就业的模式。这种“候鸟式”的就业方式呈两种形态：一种是“摆钟式”，即农民外出务工以年为单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另一种是“兼业式”，即利用农闲季节短期地、季节性地外出打工。这种“候鸟式”就业形态形成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显著特点。

对于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候鸟式”流动就业原因的探讨，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邓英淘认为户口等相关制度安排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大量农民工年复一年往返流动、移而不迁的最重要原因。Yang和Zhou认为城镇福利制度体系和农村土地制度是形成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其中特别是儿童保育和教育成本严重影响了农村家庭迁移到城镇地区。Zhao认为，城镇地区昂贵的住房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增加了迁移成本，降低了农民工成为永久移民的愿望和可能性。杨德才认为除户籍制度外，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非流转性农地制度事实上维系了农民工与土地之间的最后联系，是影响农民工流动模式决策的最重要因素。除制度障碍因素外，众多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方面的差异也是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事实分割的重要原因。Barro和Mar-tin，Ghatak、Levine和Prlce的研究都表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从而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人在实现劳动力迁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Meng和Zhang同样发现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在获得管理或技术性工作方面拥有一定优势，从而具有较高的永久性迁移概率。Meng对中国农村移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拥有较高个人素质(教育水平、劳动技能、工作经验)的农村劳动力具有更强的永久性迁移意愿，换言之，城乡劳动力素质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众多农村劳动力被迫选择“候鸟式”流动就业模式的显著影响因素。

此外，还有大量文献从农民工就业社会网络的缺乏、进城打工带来的家庭福利损失以及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等多个角度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如高灵芝认为“农民工离开乡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不仅基本失去了原有的乡

村社会的正式社会网络，也损失了很大一部分长期积累下来的以亲缘、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因此农民工事实上与城镇原有劳动力是处在不同的劳动就业市场上，即在地域、就业部门(部门性质)上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Fuchs-Sehun-deln从农民工进城打工存在福利损失(Welfare Loss)的角度解释农民工就业行为的特殊性，进而说明农民工与原有城镇劳动力所处就业地位的不同，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事实上的分割。谢嗣胜、姚先国的研究表明，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口工资差异的59.4％可以用歧视来解释。徐玉龙、王志彬、郭斌的研究则进一步说明，当前中国农民工进城打工存在着就业进入歧视、就业机会歧视、就业待遇歧视以及就业培训歧视等四个方面的歧视问题，这些歧视严重阻碍了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形成一个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

因此，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所造成的主要影响，即抑制农民工主动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永久性迁移的能力和意愿，笔者也持同样观点，并且笔者进一步认为这是产生“民工荒”，阻碍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深层次原因。而对于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促使民工采取“候鸟式”流动就业的原因，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可以归纳为制度因素、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

三、实证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情况简介

为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状况，笔者组织了一次杭州外来务工人员劳动力流动及技能培训的随机调查，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外来务工人员劳动就业与领取报酬情况、就业保障与劳动技能情况、福利待遇与生活质量和其实现永久性迁移的意愿及考虑因素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共收回问卷331份，其中有效问卷329份。

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范围狭窄，在私营、个体企业打工所占比例为75.7％，且多从事无需复杂技能的简单体力劳动，使得其平均收入水平较低(平均年收入约14969元)，对应日渐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长安米贵，居之不易”的感叹不绝于耳。(调查显示，2007年杭州外来务工人员主要开支中，日常生活支出平均为524元／月，住宿费101元／月，看病314.5元／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调查中外来务工人员认为外出务工最大的障碍和困难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城市生活开销大、打工收入低以及报酬被拖欠、克扣，生活成本压力已被放在了第一位。二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个人素质普遍不高，无法获得与城镇劳动力同样的就业地位和机会，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在外出务工之前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主要集中在初中文化水平。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三是调查显示杭州外来务工人员仍缺乏有效制度保障，包括生活福利保障、防护性保障等。调查数据说明，杭州外来务工人员中有过被克扣报酬的比例高达23.4％，被拖欠报酬的比例为29.9％。外来务工人员在被问及最希望得到政府哪方面的帮助时，要求解决住房和医疗保障占比最高，其次是帮助维护正当权益。在被问及目前自身通过何种方式维权时，有较高比例选择了自己与老板协商这一相对最为“无效”的方式，而对工会调解、司法援助以及政府救助等渠道或不了解或不认同，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如上所述，由于存在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因此在要求被调查对象对自身福利状态进行主观评价时，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在收入水平方面，50％认为一般和不太满意；在生活质量方面，70％以上认为一般和不太满意；在社会地位方面，更是80％以上认为一般和不太满意。并且，在最后调查杭州外来务工人员永久性迁移的意愿时，50.3％的外来务工人员选择赚够钱后回老家做点小生意，15.7％的人选择等家乡经济发展好了以后回家找类似的工作，只有10.6％的人决定在城市落户，还有23.4％选择其他。这个结果由于其随机性与其他同类调查结果有所出入，如黄祖辉教授2006年开展的长三角16个城市的农民工调查中，长期在浙江待下去的比例为9.8％，而中山大学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9个城市的农民工中有25％愿意放弃老家土地，选择打工城市户籍。

(二)劳动力流动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促使民工采取“候鸟式”流动就业的原因，笔者第二部分已总结为制度因素、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其中制度因素方面，在对农民工个体进行问卷调查时，主要通过城乡劳动力在收入和生活成本、就业范围、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差异体现出来。这里，笔者将通过对劳动力流动模式影响因素的分析来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进行探讨。而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式影响因素的分析，事实上即是对农民工整体福利状态与其永久性迁移意愿之间关联性的考察。通常来说，整体福利状态的考察可归结到对个体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等多个方面的“生存状态”的标识，类似森所提出的对具体个体可行性能力的测度。因此，这里笔者借用森五种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的概念，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考虑一个三维的向量N={X，Y，Z}用以标识农民工个体的福利状态，其中标识分量X代表综合性收入状况。分量y代表家庭福利和个体素质，分量Z代表综合性保障。在对杭州农民工小范围调研中。三类标识分量具体影响因素的设计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综合性收入状况(X分量)是对农民工货币与非货币性收入与支出情况的结果性描绘，家庭福利与个体素质(Y分量)是对个体基本素质、家庭福利等影响生活发展、个体工作发展因素的描绘，而综合性保障是对社会福利、工作条件等环境性因素的描绘。

笔者运用SAS EM工具。采用Apriori算法在100％置信度水平情况下对表1中变量与被调查者永久性迁移意愿的调查结果进行关联规则分析，获得79条强关联规则(图3)。

这些强关联规则简单总结如下：(1)劳动技能状况为高级工，且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或婚姻状况为已婚的人群普遍选择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进行永久性迁移。(2)只有小部分医疗保障或没有劳动合约的农民工，若其年平均支出高于平均水平，普遍选择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进行永久性迁移。(3)没有劳动防护保障或没有劳动合约的农民工，若其年平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普遍选择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进行永久性迁移。(4)拥有全部医疗保障或签订劳动合约或拥有一些劳动防护保障的农民工，较高比例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拒绝进行永久性迁移。(5)拥有全部医疗保障或签订劳动合约或拥有一些劳动防护保障的农民工，若其住宿条件为自己租房或婚姻状况为已婚，普遍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拒绝进行永久性迁移。

分析以上强关联规则，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价

值的启示。

首先，强关联规则指出对于农民工来说，相比较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或住宿条件来说，劳动技能状况、医疗保障条件、劳动合约、防护保障等是影响其进行永久性迁移意愿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劳动技能状况。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在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过程中，劳动技能状况对于改变就业地位和状况至关重要，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同样的，与具体劳动权益相关联的合约、医疗保障和劳动防护保障有否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事实上是在影响农民工对其自身进行永久性迁移，开始城市生活和工作在可行性方面的判断。

其次，这些重要因素对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并非都是单调性的。以收入状况变量来说，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工比收入更高或更低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的永久性迁移意愿，或许这表示了这些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工对永久性迁移带来整体福利状况改善具有更强的向往和自信；而收入更高的农民工或许是对自身通过永久性迁移改变福利状态的程度并不“寄予厚望”，收入更低的农民工则应是对自身是否真正有能力融入城市，实现永久性迁移存在疑问。类似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存在同样的情况。

最后，考察一些变量对永久性迁移意愿的影响是正向或反向时，发现与以往认识截然相反。以医疗保障条件、劳动合约、防护保障这些综合性保障因素为例，一般来说认为这些保障条件的有否与个人可行性能力高低存在同向关系，而可行性能力较高的农民工往往永久性迁移意愿会更强。然而，对杭州农民工的调查表明，这些综合性保障条件存在与否与永久性迁移意愿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有医疗保障或签订劳动合约或拥有劳动防护的农民工普遍缺乏永久性迁移的意愿，并且当这些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处于中等以上时，其对于进行永久性迁移相当排斥。这一点其实是反向说明了这些综合性保障条件对于农民工就业决策的重要影响，一旦其在采取“候鸟式”流动就业模式时各项综合性保障都已具备，永久性迁移可能带来的诸如收入水平上升之类条件的吸引力将大大减弱，而与此同时永久性迁移带来的家庭福利损失(如原有社会关系网失去等)以及失去土地保障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四、政策建议

综上所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得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采取“候鸟式”的流动就业模式，严重抑制了民工和企业不断完善其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性，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笔者利用对杭州外来务工人员永久性迁移意愿调查数据的分析，指出劳动技能状况、医疗保障条件、劳动合约、防护保障以及收入和支出水平等变量是影响劳动力流动模式决策，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并且这些因素的作用程度、方式和机制不尽相同。由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优先建立市场化的城镇就业网络(中介、评价及培训等)和农民工就业扶助体系，发展城乡结合的分层次、网络型、综合性的劳动力市场

一直以来，对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永久性迁移的制度措施改革方面的建议包罗万象，有建议改革农地流转制度，让转售土地所得成为农民工进行永久性迁移的物质基础的；有要求建立以失业、养老保险为核心内容的城乡一体劳动保障制度，使得城乡劳动力在流动、就业等方面具有同等地位的；也有建议逐步淡化原有户籍制度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改革现有城市住房、医疗保险、子女入托、入学等制度的。诚然。这些建议都切中时弊。然而，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技能状况的改善是目前农民工最为关注的，其直接影响了农民工在就业范围、收入水平、医疗及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整体福利状态。对于提高劳动者地位而言，人力资本投资比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更具根本性。建立所有劳动者依靠个人技能通过市场竞争就业的全新就业机制，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劳动力就业、流动和培训的全新格局，则要求一方面尽快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和对劳动者劳动能力、任职资格、职业技术的社会化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培训的就业扶助体系，加强劳动技能的培养，将其纳入到一个人力资本不断积累、增值的良性循环作用过程中去。

(二)完善永久性迁移制度设计，加强对农民工的综合性保障

研究表明，在一定程度上，相比较收入水平、住宿条件等因素来说，医疗保障条件、劳动合约、防护保障等综合性保障的有否更被农民工所看重。因此，在加强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及建立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督和改革的力度，优先确保劳动者签订劳动合约等基本保障，同时从医疗保障、劳动防护保障等直接与劳动权益相关联的综合性保障入手，在农民工永久性迁移制度设计中强化这些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的安排。

(三)促进城市生活体系的市场化，开放城市公共产品市场

政府应更多扮演“守夜人”角色，将城镇就业人员的的生活福利项目，如住房、医疗、教育全面推向社会，并适当放宽城市管理政策，允许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方式介入城市公共产品领域，并逐步取消各类补贴，使公共产品价格直接与市场接轨，消除隐性价格。由此，农民工在进行永久性迁移后，一方面其收入水平与原来务农收入相比会有一定跃升，另一方面将无需面对原有城市生活中针对外来人员的众多隐性成本。这样永久性迁移决策将对农民工整体福利状态起到较大程度改善的作用，从而使真正定居城市，从家庭、工作、社交上完全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农民工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