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西大学校长

鸡西大学校长（共9篇）

1.鸡西大学校长 篇一

大学开学典礼校长致辞2018

各位尊敬的领导、各位尊敬的老师、各位亲爱的同学：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特别愿意与诸位重温xx、xx副总理在今年视察海南时的讲话精神：过去30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都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今后中国的问题解决还需要继续改革开放。

作为大特区背景下新兴的三亚学院，这所在荒野诞生、唤醒万年沉睡人类文明遗址落笔洞的大学，是改革开放的全新价值观和全新体制给我们这所大学的大学之道铺平前程。当然，这样的制度的建立和价值观的形成还需要依靠人的积极因素。为此，我们特别感动于海南党政各级和社会各界英才对新办大学的不计求全、无私支持，特别感动于吉利集团董事局主席三亚学院的董事长李书福先生的不计成本不计利益的办好大学，特别感动于学界专家为办好一所朝向现代大学制度迈进的新型大学不止于疑问不止于思考而是更多宽容与期待，特别感动与学院的管理团队和教学团队高举理想主义旗帜、不畏艰辛、不计个人得失的为一所新大学而创新创业创价值;我们还特别感动于全国30个省市区的万名莘莘学子为了适合自己成长和未来效力社会的壮志舍近求远不远万里而来。

在过去的将近四年时间里，三亚学院靠“豪气、大气、正气”的做人智慧，靠“自立更生、合力更新、有容乃大、不懈则优”的做事智慧，在“创新、创业、价值”大学精神旗帜的感召下，从全国30个省市的近百名所院校中聚拢了数百名优秀的教师，形成了在校生一万二千多名的办学规模，现有35个专业及专业方向7个学科门类。学院在愿景共同、价值共享、保持个性、相生共济的阳光大学社区建设中，始终不忘专注培养学生的学以去惑、学以致用、学以济世的学习智慧。

众所周知，网络技术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平民化过程，因此，今天任何一所大学都不难提出一个好的理念。理念，可能是想象之物、是设计之物、是预见可以指导行为之物，但理念未必一定成为行动力。经验，是人类进步而少走弯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必要路径，但是，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本土化、多样性告诉我们，世界上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是不可靠的。在这个意义上，三亚学院的成长之路唯一可以自豪的也许就是能够找到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符合教育发展、能够适合自己发展的理念通过有效持续的实践、通过制度，追求水银泄地般的在学院运行的人才物管理、在党政工团的调和及教学科研学工后勤的块上、在教学的教学计划、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上，一以贯之的坚持围绕“学生走进校园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走向社会”的办学理念。大学

的功能有多种，三亚学院始终将育人功能，将“让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作为自己的唯一使命。

过去的岁月里，在有效的将“快多好省”，即把速度、规模、质量、效益的均衡发展作为经营学院的智慧的基础上，学院自己独特的做人智慧、做事情的智慧和做学问的智慧已经凝结形成成为学院校风、校训和学校文化。去年，站在万人大学规模台阶的门槛之外，我们已经思考将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学院制度设计、制定和形成的智慧。

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在基本体制上，是校内外上下之间管理上，是使基层更多自主性，是使学术本身更大的自决性，在大学内部机制上，是使基层更多自主性，是使学术本身更大的自决性，是真正把教育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是什么把哈佛大学带到今天世界瞩目的好大学的位置?哈佛有无数的经验值得长期学习，但哈佛坚定的吧一个雅士文人的聚会处带到了一个可以更有效影响社会进程的精英荟萃的高地，哈佛智慧的在大学根植于地方文化和世界性机构的两种特性之间找到了平衡，哈佛有力的将学术科研支撑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育为中心的办学方向，这一切令人印象深刻。几年来，三亚学院在推进管理团队和教学团队的“职业化”建设，在“执行文化和讨论文化”的均衡发展，在“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型院校”的定位，在“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的教学价值取向，在倡导学生“愉快学习自主成长”的模式建构等方向的实践之路，让我们不断的坚定信念。面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我们充满信心的说，我们在路上。

在我们面前，中国有许多办学几十年、上百年的老校、好学校，值得我们不断奋起直追，不断地学习，值得我们不断地反思。诗人、哲学家纪伯伦感谓人类：我们已经走的太远了!三亚学院人每天面对上万名朝气蓬勃、志存高远的大学生，始终牢记“让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出发点，无论学院办多大、办得多久，我们都要不断地追问自己，我们是否走得太远?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如阳光雨露般滋润学院成长的党和政府领导;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如蜡烛、火炬开启了我们心智的老师们;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学院的特聘教授们的热情与智慧为学院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活力;

我们还要感谢长期坚定地出资建设的董事长，他的力量、胸怀、智慧深深影响着学院的发展轨迹，让我们向李书福董事长对学校成长的指导和助力表示敬意。

大学开学典礼校长讲话稿

人生就是选择，选择不同，便有了不同的人生。

感恩是一种处世哲学，也是生活中的大智慧。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们是成电的孩子，母校永远牵挂你们。

正所谓“天道酬勤”，通过几年的付出和努力，你们在电子科大顺利完成学业!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们是成电的孩子，母校永远牵挂你们。但此刻我的心里更多的是欣慰和期盼，因为你们已经积累了一些宝贵的财富。

2.鸡西大学校长 篇二

振兴高等教育,希望在教师,关键在校长[1]。“观其校长,知其学校”或“观其学校,知其校长”[2]。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高层领导,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国外而言,正如洪堡之于柏林大学,阿什比之于剑桥大学,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学,安吉尔之于耶鲁大学,威尔逊之于普林斯顿大学,吉尔曼之于霍普金斯大学,哈珀之于芝加哥大学,克拉克·科尔之于加州大学,康普顿之于麻省理工学院等;就中国而言,正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马相伯之于复旦大学,朱九思之于华中科技大学等,在一定意义上讲,一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就是知名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史[3]。教育是人的素质养成和能力形成的关键因素[4],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和学术背景(academic background)对于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和办学实践起着关键作用。不同教育学术背景的精英是否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取向是值得深切关注的问题[5]。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际化背景下,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肇始于1929年雷尼(H.P.Rainey)在《学校与社会》上发表《关于学院院长的一些情况》,国内外学界开始了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与讨论,主要集中在大学校长的角色、大学校长的素质、大学校长的选拔、大学校长的运行机制及职业化等方面[6]。如Schmidt G.P(1930)、Harold W.Stoke(1959)、克拉克·科尔(1986)、Maurice Kogan(2000)、李延成(2002)、王洪才(2006)等探讨了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T.J.Sergiovanni(1984)、Paul Westmeyer(1985)、Burton R.Clark(1987)、Whcowley(1991)、Robinson(1997)、Brubacher(1997)、许晓东(1993)、牛维麟(2003)等研究了大学校长的素质;Cohen Michael D(1974)、Judith Block Mc Laughlin(1990)、W.Taylor(1992)、Jacqueline E.King(2008)等探究了大学校长的选拔路径;褚宏启(2002)、王继华(2004)、李树(2005)、刘庆东(2009)、陈潮光(2009)等研究了大学校长的运行机制及大学校长职业化。

教育学术背景作为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的重要指标,但目前专论大学校长教育学术背景的学术文章较少,仅蓝劲松、徐文、李晓飞等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该研究主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的其他指标的研究。如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后在1986、1990、1996、1998、2002、2006年进行了6次全美大学校长调查[7];白保中对中国排名前50名大学的校长群体特征进行了分析[8];张光进对中美大学校长的群体特征进行了探究[9];姚利民对中国34所大学知名校长的个人特征进行了分析[10];牛维麟对中美大学校长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11];史万兵对中美18所大学校长的知识背景进行了对比分析[12];尚冠军对中国115所大学校长的职业背景进行了研究[13];樊华强、刘秀丽对中美大学校长的任期进行了比较研究[14,15];姜朝晖、郭俊对中国“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国际化特征进行了分析[16,17]。

总之,关于大学校长的研究,国外开始得较早,研究的内容具体,研究深入且偏重于实证研究;国内的研究开始较晚,研究的内容比较抽象,研究尚显肤浅且侧重于论述[18]。国内外学界对大学校长的研究对进一步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理论分析、逻辑演绎的阶段,鲜有研究使用实证资料对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证[19]。基于此,本研究以115所“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数据和访谈的部分国外知名大学校长的资料为基础,采用SPSS18.0等软件对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进行分析与探讨。

三、实证分析

鉴于现有的研究条件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本研究通过各高校网站、人民网、教育部网站、科技部网站等获取了115位“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截止时间为2011年6月30日),其中39所大学同时入选了“985工程”大学,为便于统计,用“I”代表39所“985工程”大学,“II”代表非“985工程”的其他76所“211工程”大学,“III”代表整个115所“211工程”大学。115所“211工程”大学类型分类如表1所示。同时,笔者访谈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大学校长或副校长。

(一)大学校长的最高学位层次

根据表2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的最高学位,1人为学士,13人为硕士,101人为博士,其中“985工程”高校38人,“211工程”高校63人,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校长占总数的87.82%。就美国而言,2006年美国大学校长拥有Ph D的比例占校长总数的54.3%,拥有Ed D的比例为20.7%,拥有硕士学位的比例为9.5%,拥有JD的比例为5.7%,拥有MD的比例为1.3%,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为1.9%。与世界最好的100所大学的校长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相比,中国大学校长在学位层次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大学校长的最高学位类别

根据表3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45位是工学出身,占总数的39.13%,30位是理学出身,占总数的26.09%,即工学和理学出身的大学校长(65.22%)超过总数的一半;拥有工学、理学博士学位的校长为69人,占拥有博士学位校长总数的68.3%。其中39位“985工程”高校的校长更是有31位是工学和理学出生,出身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校长较少。相对于美国而言,其大学校长获得的最高学位中,比例最高的领域为教育或高等教育,占43%,其次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分别占13.8%和13.7%,宗教或神学占7%,商学、法学分别为4.9%、4.7%,物理学或自然科学(3%)、生物(2.5%)、工学(2.1%)、医学(1.6%)、数学(1%)、农学(0.7%)等学科的比例都较低。美国高校的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以外,基本上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20]。

(三)大学校长的学位类别与大学类型匹配程度

本研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对大学进行了初步分类,并探讨了大学校长的专业类型与大学类型的匹配程度。由表4可知,在综合性高校中,大学校长的学位类别相对较为多元化,在9大学科类别中,除医学和哲学外,其他学科类别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理工型的大学中92.3%的校长是由具有工学或理学教育背景的校长担任。在专业性较强的高校中,校长多拥有该院校主流或优势学科专业的教育背景,如8所农林类高校中,拥有农学背景的校长有5人;5所财经类高校中,拥有经济学背景的校长有4人;3所医学类高校中,所有校长的学科背景均为医学。

(四)大学校长的海外求学或访学经历

本研究中的海外求学经历是指在中国港澳台地区或国外高校攻读并获得学位的经历。根据表5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35位有海外求学经历,占总数的30.43%。本研究中的海外访学经历是指在中国港澳台地区或国外高校进行研修或开展合作研究的经历而非攻读学位的经历。根据统计,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有71位大学校长有海外访学或研究的经历,占总数的61.74%。同时,大学校长海外求学或访学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美或日本等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见图1)。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受德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美国在被史学家称为“第一批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美国人”埃弗雷特、蒂克纳、班克罗夫特和科格斯韦尔赴德国大学学习后,一大批美国人到德国大学进行学习。在德国留学回到美国并且后来成为大学校长的一批人,结合美国的国情和文化,将德国的学术理念、科研思想与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融入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为美国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

(五)大学校长的毕业院校

本研究中的名校主要是指“985工程”高校,中科院、中国港澳台地区部分高校,国外知名高校。根据表6可知,115名中国大学校长中,77人毕业于名校,占66.96%。其中“985工程”大学校长中35人毕业于名校,占“985工程”大学的89.74%;“211工程”大学校长中42人毕业于名校,占“211工程”大学的55.26%。这反映出中国高水平的大学由名校毕业生担任校长的比例比较高。就世界上最好的100所大学的校长而言,其基本上均毕业于名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基本上是由名校毕业生担任校长。

(六)大学校长的毕业大学数量

根据统计分析可知,115名中国大学校长中36人所获得的学位来源于同1所高校,占总数的31.3%,68名大学校长有在2所高校攻读学位的经历,占总数的59.13%,11名大学校长毕业于3所大学,占总数的9.57%,反映了大部分中国大学校长毕业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大学。同时,“985工程”大学校长毕业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大学占“985工程”大学校长的比例(77.14%)高于“211工程”大学校长的比例(71.0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985工程”大学校长求学经历的多元化程度略高。

(七)大学校长与现任职大学的关系

校友资源是大学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根据表6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63位大学校长是现任职高校的校友,占总数的54.78%。其中,“985工程”高校中21位校长是现任职高校的校友,占“985工程”高校总数的53.85%;“211工程”高校中42位校长是现任职高校的校友,占“211工程”高校总数的55.26%。相对于美国高校而言,美国高校只有大约1/4的校长来自本校,大部分校长来自其他高校。其中,公立高校校长中,来自本校的占28.1%;私立高校校长中,来自本校的占23.9%。

(八)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的研究

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主要治理者,有必要通过开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以形成其独特的治校理念和教育思想。有无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发表和发表多少是衡量大学校长高等教育研究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22]。根据表7可知,115名中国大学校长中,发表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在20篇及以上的仅有7人,占总数的6.09%;发表11-20篇的仅8人,占总数的6.96%;发表1-10篇的有84人,占总数的73.04%;还有16名大学校长尚未发表一篇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发表论文在11篇及以上的15人,主要以“985工程”高校校长为主,其要么是高等教育领域或人文社科方面的专家学者,要么在高校担任领导职务多年。

(九)大学校长的学术头衔

根据表8可知,115所中国大学的校长均由教授担任;“985工程”高校的校长全部是博士生导师,“211工程”高校的校长除了3人以外其余也均为博士生导师。同时,中国大学校长中,27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占总数的23.48%。其中,“985工程”高校中17名校长是院士,占“985工程”高校总数的43.59%;“211工程”高校中10名校长是院士,占“211工程”高校总数的13.16%。世界上最好的100所大学中,排名前20位的大学,有6位校长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人士,其中3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最好的大学,其校长往往也是最优秀的学者。

(十)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聚类分析

本研究选取是否拥有海外求学经历、首次当选现任职大学校长时的年龄、最高学位层次三个作为变量,利用组间平均距离法进行归类,对115位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进行了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适龄当选、海外求学”,共89人;第二类为“低龄当选、国内培养”,共25人;第三类为“高龄当选、海外求学”共1人。第一类大学校长当选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1.06岁,第二类校长当选为43.08岁。从年龄层面上分析,第一类校长当选校长的平均年龄符合国际大学校长的普遍当选年龄,该年龄段的校长在工作经历的丰富程度、身体健康程度等方面处于良好状态,尤其是该年龄段校长的改革创新意识较强,工作热情较高。第二类校长较为年轻,属于“少壮派”,适合对学校开展各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今教育改革之际,此类校长更适合作为改革的开拓者。在海外求学经历方面,第一类校长中拥有海外求学经历的有30人,占总数89人的33.7%;第二类校长拥有海外求学经历的仅有4人,占全部21人的19%。第二类校长更多为国内求学后通过晋升当选校长的。

同时,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最高学位类别、海外求学经历、毕业大学数量、是否现任职校校友、是否博士生导师等因素在“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校长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而最高学位层次、是否名校毕业、发表高等教育方面研究论文、是否院士等因素在二者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大学校长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是大学校长思想的重要基础,是成为校长及校长遴选的一个重要参考[23]。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首席学术领袖,其教育学术背景对其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笔者对115所211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据此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拥有博士学位的理工科大学校长治校是主流。其在一定程度上与特殊历史环境有关,即现任大学校长接受高等教育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受苏联影响,并与传统教育思想中重理轻文的现象密切相关,也与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服务经济建设,强调理工学科导向有关。

第二,专业性大学校长治理专业型院校匹配程度较高。这主要与中国大学校长的权力来源有关。中国大学校长任命权主要掌握在教育主管部门,大学的真正所有者实际上是以排他的方式代表全体公民的政府部门,具体就是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教育部(以及教育厅/局)[24]。

第三,大学校长是任职校校友和名校毕业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主要原因在于知名大学具有良好的传统与优质的师资队伍,大学校长在知名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可以受知名大学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有助于其成长。

第四,大学校长国际化程度偏低,海外求学或访学主要集中在教育发达国家。大学校长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大学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外求学或访学经历是国际化的重要指标,大学校长国际化程度偏低,容易局限其视野。

第五,大学校长以拥有博导头衔的学术精英为主体,但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不足。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的知识,需要学术精英进行治理[25]。然而,其对高等教育研究不足,不利于其把握教育规律进而领导大学建设和推动学科发展。

(二)主要政策建议

第一,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兼顾本校校友与外校精英、内部选拔与外部选拔。本校毕业的人担任本校的校长有利有弊,利主要体现在其对母校更熟悉、更有感情,更了解学校的历史,更能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更清楚学校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以便于管理;弊端主要体现在校长太熟悉本校,在管理过程中可能更容易受制于本校长期形成的复杂人事关系,也难免限于“局内人”的困境,从而使学校缺乏必要的“冲突”进而妨碍学校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校长毕业于本校也使得校长的视野偏于狭隘,很难超越本校的历史传统和环境去理解大学和识读大学[26]。目前,与美国选拔具有跨校求学和跨校工作背景的人担任校长不同的是,中国有偏爱“留校”的传统,大多数校长是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的留校学生,“近亲繁殖”和“校本色彩”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大学校长选拔不仅要兼顾本校校友与外校精英,以吸收不同高校的优秀经验,同时要兼顾内部选拔与外部选拔,以形成多元化的背景进而综合形成新的特色与优势。

第二,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兼顾理工与人文社科知识背景、博士生教育与教授背景。目前,大学校长学科知识背景以理工科为主,较为单一且呈现失衡的现象。因此,在大学校长选拔中需要兼顾理工与人文社科知识背景,提高大学校长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素养,充分发挥其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促进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的多元化。多元化的教育背景有助于大学校长开拓视野,形成海纳百川的胸怀与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同时,经过研究生阶段尤其博士生阶段的严格科研训练和知识积累的大学校长往往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其治校理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博士研究生学历是选拔大学校长中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27]。王英杰教授指出,对于一流大学校长,院士几乎是必要条件。虽然对于大学校长是否需要拥有院士头衔和院士是否适合担任大学校长都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重要课题,但是高等学校作为知识的殿堂和学术研究机构,需要教授担任大学校长,体现“教授治校”的理念与思想。

第三,大学校长的选拔需注重知名大学求学背景与国际化视野。知名大学的求学经历有助于其熏陶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贯彻到其治校理念和治校实践中,因此,大学校长在知名学校求学的经历可以作为选拔大学校长的其中一个指标。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是教育发展的特征和主要趋势[28],大学校长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大学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大学教育国际化是21世纪大学办学的主要理念之一,也是高等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大学校长的国际化有助于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因此,在大学校长选拔过程中要关注其国际化视野,通过大学校长国际化建设,培育先进的大学理念,制定完善的大学章程,建立科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搭建广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努力推进一批大学进入到世界大学国际化的行列中。

第四,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关注高等教育科学素养与综合治理能力。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通过开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把握其客观规律,有助于大学校长形成其独特的治校理念和教育思想。大学校长作为学术机构的主要治理者,不仅要提高自身的专业学术修养,而且要研究高校人才成长规律、人才培养规律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大学内部由谁控制[29],校长是学校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处于大学、市场和政府三者的场域中[30],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全面校务,因此需要具备综合治理的能力。作为大学校长,既要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家又要是具备政治理论素养的政治家,既要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学者又要是研究并精通高等教育规律的治理者,既要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又要是富有教育理想的改革推动者,既要是积极为大学发展争取资源的社会活动家又要是大学形象的维护者。因此,大学校长应努力成为懂教育的政治家和懂政治的教育家。

摘要：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首席学术领袖,其教育学术背景对其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以115所“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作为样本数据,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兼顾本校校友与外校精英、内部选拔与外部选拔,需兼顾理工与人文社科知识背景、博士生教育与教授背景,需注重知名大学求学背景与国际化视野,需关注高等教育科学素养与综合治理能力。

3.中美大学校长对话“大学国际化” 篇三

国际化——共同的追求

康奈尔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管理理念和风格，但国际化是他们共同的追求。

张杰校长说：“中国正在快速地走向国际化，作为大学，要快速给我们国家准备足够多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上任仅一年，张杰已经和不同国家的45位大学校长进行过沟通和交流：“国外一流大学的校长是我最好的学习对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教学理念。”

上海交通大学的国际化建设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教材，并且享有“东方MIT”的美誉。改革开放之后，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组成教师代表团访问美国，上海交大的教师代表团被誉为“破冰之旅”。2000年开始，上海交大加快了国际化的步伐，到2006年为止已经培养了交大密西根联合学院、新加坡研究生院、中欧工商管理学院、与MIT合作的中国制造业领袖项目等500个联合办学模式，使上海交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印杰副校长强调：“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学生必须是国际化的学生。国际化不仅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式，同时还是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康奈尔大学是国际化的大学，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大学。”创建于1865年的康奈尔大学是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其校训是“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自己想学的科目”，学科和课程设置都非常国际化，“让老师和学生接触到全球各地的文化、经济、商业的运作，而不仅仅只是了解美国的情况，这是我们主要的目标之一。”康奈尔大学校长师国伟说，“我们也有很多合作的项目具有创新性，非常期待未来能够和中国的大学在人文、科学、艺术、教学还有其他的一些高科技领域有更多的合作，能够加快国际化的速度。”

优秀生没有固定模式

面对“什么样的学生是优秀生”的提问，张杰校长和师国伟校长对“优秀生”的看法非常一致：“优秀生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欢迎具有国际视野、思维开放的学生，也需要工作更加勤奋的学生。”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依然明显，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上海交通大学招生的分数线在全国排在第三，在认可学生学业上的出色成绩之外，张杰坦言：“最看重的是感恩的文化。”张杰说：“感恩其实是责任，对社会有责任感，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有责任感。大学是人生的最后一个教育阶段，希望‘饮水思源’的校训深入到我们每个同学心中。”而师国伟校长则更强调学生“精力充沛”、“充满好奇心”。对此，印杰副校长表示，“我们学校对国际化那么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目前，该校本科生约有14%在大学四年中有海外游学的经历，学校计划让这个数字在3年后达到25%。

在康奈尔大学的校董中，有一个名叫叶茂的29岁中国留学生，“我见到他的时候叫他‘老板’”，师国伟幽默地说。目前，康奈尔大学的近2万名学生中，有400名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非常热情，非常开放，又特别懂礼貌，对过去的传统非常尊重，又与现在的发展保持平衡。”康奈尔大学校长表示，非常欢迎优秀的中国学生到康奈尔大学学习。

更重要的是教师和管理团队的国际化

师国伟校长说，康奈尔大学的教师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康奈尔大学治理学校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制度，“教授和学生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委员会当中”，参与学校的管理。

张杰校长则表示：“大学的国际化不仅是学生要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大学教师的国际化和大学管理团队的国际化。”上海交通大学在过去十年时间里一直非常注意教师队伍的国际化，采取了一些新的人才培养政策，吸引在海外已经学成的学子，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回到交大或者以其他的形式为交大的教育服务。另一方面也鼓励交大的老师到外面去，尤其到国际一流大学做访问学者或者进修。这些措施使上海交通大学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达到了11.5%。张杰充满信心地表示：“这是一个起点。我们非常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比如五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比例大幅度提高，那一天我们国际化的程度要高得多。”

在注重教师队伍国际化建设的同时，上海交通大学也非常重视国际化管理，该校行政部门规范化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2007年年底进入实施阶段。张杰强调：“希望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使得上海交通大学行政部门运转效率越来越高，越来越人性化。使得我们交通大学变得更加有吸引力，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同学在交通大学生活得越来越愉快。”

4.大学校长新年致辞 篇四

--2014年新年致辞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刘海军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们谨代表潍坊英才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向努力工作、热心奉献，为学校事业发展辛勤耕耘的全体教职员工，向励志敦行、奋发向上的全校同学，向关心学校建设发展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老教师，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各届校友、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新年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回顾2013年，我们以学校 “十二五”事业发展宏伟规划为主线，以优秀培训学校创建为统领，大力度推进各项工作改革，加强内涵建设，凝练特色、培育亮点，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大幅度增强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学校长新年致辞。

2014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启新征程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更是建成优秀培训学校之年。我们既面临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更拥有诸多优势和机遇，我们要以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全力推进优秀学校建设，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上级部门的验收，为把我校建设成区域示范校，为中国培训教育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风劲正是扬帆时。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面对大好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挑战，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振奋精神，团结实干，用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更严的标准，努力工作，艰苦奋斗，为建成优秀培训学校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精诚团结、不懈奋斗，我们的美好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5.北京大学校长 篇五

截止到目前，从聊城共走出了三位北京大学校长，分别为傅斯年、王路宾、季羡林。他们三者的家乡分别为聊城城里、蒋官屯办事处和临清。笔者将三者的情况汇总，以飨读者。

一、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年)，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兼修物理学、化学与数学。

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

其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二、王路宾

王路宾同志1913年9月9日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县王洪木村的一个书香家庭，1929年11月在济南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一名年轻的战士。

1933年8月，王路宾同志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1934年夏，负责山东大学党支部工作。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不畏艰难，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共、卖国投降的政策，发展进步力量。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爱国运动,组织成立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斗争。因而被反动当局拘押。在狱中,他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

坚贞不屈的斗争。半月后，慑于社会各界压力，王路宾同志等爱国学生被释放。出狱后，他辗转到北平，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京大学接上党组织关系，并担任沙滩街道党支部书记。

1936年8月，王路宾同志考取成都国立四川大学生物系，在成都参与发展“民先”组织，成立“民先”四川省总队部，任副总队长。

1938年2月，王路宾同志因组织革命文化活动被川大开除，党组织委派他到四川民名山开展工作。1938年9月暴露身份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9年秋，他随董必武同志一行到达延安，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后赴莫斯科学习。1942年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研究组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路宾同志被派往冀鲁豫边区工作，先后任边区社会部副部长,公安处处长等职。1949年任中共平原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

新中国成立后，王洛宾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分局政法委副书记，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济南市委第一书记。

1959年，王路宾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65年，山东省委撤销了对他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路宾同志又一次受到迫害被关进监狱。1975年，山东省委为他彻底平反，安排他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任党委书记。

1979年3月，王路宾同志赴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1月，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协调周培源校长负责北京大学行政工作，并参加北京大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北大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1983年，应邀担任中纪委特邀检查员。1984年，退居二线，任北京大学顾问。1990年离休。王路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三、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阿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6.校长读《大学》有感 篇六

——爱国二小校长 李桂秋

《大学》是四书之首，其核心内容是修身。内容不多但确值得我们用一生来读。初读时比较生涩，虽然也有个别语句耳熟能详，但只读一遍是万万不行的，因个人感悟能力较差，所以我采取了反复诵读的方式，而且在教师学习型例会上还大胆的为老师们诵读了相关内容，在学习中享受到了诵读经典的乐趣，没有细数到目前为止至少也做到了通读十遍以上了。而且我觉得还应该继续读下去，用心感悟《大学》的深刻内涵。其中三纲八目是大学的重要内容，“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纲，引领全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细化的具体内容，这八个方面就像人生从低到高成长的八个台阶，指明了我们不断向上提升自我造福家庭报效祖国的人生道路。这里核心的内容是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办法，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细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修身实际上还在于修心，是通过人的内心活动来修正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修身律已的目的。有几点感受如下：

一、做事要知其所止。

这里的知其所止可决不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而是我们要尽力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了自己，那么整个社会就做好了。这里的止即是理想目标，又是底线要求，对于我们来说要树立远大目标，同时还要树立底线思维。做到知其所止，止于至善。指的就是知道自己应该停在哪里，努力做好，直到达到最完美的境界。这里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止，而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场所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儿子、父亲、上级、下属、同事、朋友等等，关键是我们要充分的认识自己，当好每个角色，才能够做到止于至善。特别是在忙忙碌碌的当下，如何保持淡雅清静的心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值得我们思考。我想只有不断学习提升自我修养才能让忙碌的心灵找到可以停靠的港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断的去打磨修炼自己，从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这才是知其所止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务本求实才是止于至善的追求。这样的修身这样的追求需要我们用一生来完成。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有品德的人会不断的追求自己达到最完善的道德境界，做到了盛德至善，才能知其所止，这应该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二、做人慎独毋自欺。

“意”是人心里最初发出的念头，道德修养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真实，否则一伪百伪，真实的念头会让人很快乐，心安理得。所以做人要慎独，这里指一个人独处时，没人看没人监督时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也指一个人在众人面前的心理念头，别人虽不知自己的想法但更需要谨慎。因为“人之视已，如见其肺肝”，这就是诚于中，形于外，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做骗自己的事情，人都有私心，所以有时“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就是说由于溺爱，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过失，由于贪得看不到自己庄稼的茁壮，这都是私心，这都是自欺欺人的现象，这种现象生活中随处可见，包括我们自己细思量也有自欺的时候，甚至现象也不少，改变这种现象的办法真得要读好经典，从正心诚意做起，从改变我们的心念做起，()用思想觉悟纠正自己不应该有的言行。所以君子要慎独毋自欺这是做人的关键。

三、修心要管好情绪。

大学中写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就是说当人有了情绪的时候，心就不正了，心不正则身不修，当一个人情绪脾气上来时，即影响身心，五脏六腹都跟着做痛，同时也可能伤及他人。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甚至有情绪及坏的时候，所以正心很重要，这是修身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何正心，简单的说就是控制情绪呗。《大学》中提到了知止而后定，定而后静、静而后安、安而后虑、虑而后得。这里的定、静、安、虑、得是我们调控情绪的很好办法。我们平时所说的遇事冷静，想发脾气时数上几个数等等都是先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将心念定到一个与当下无关的事物上，使之冷静思考，从而达到安的境界，安是静的升华，有了定、静、安的基础，再去思考问题就会柳暗花明，所以说“定静安虑得”是正心的五个办法，即可以调控情绪还能提高我们的思考力。这里五个办法中重要的还是静，孔子曰：“仁者静”，真正有修养的人一定能体会到静的作用。最近也试着采用了这样的办法重新思考问题，有时真的会有豁然开朗的时候，处事时的情绪也更加平稳了，竞然真的得到了同事的夸奖，谈到了校长的变化，我不禁心理有些美哉，真的是读书让自己有了变化，让自己在做人做事上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四、治学要格物致知。

我们常说治学要严谨，治学要勇于追求真理，要不断探索在研究实践中获得知识，其实这就是格物致知的精神。在治学过程中努力研究、充满好奇心不断去追问寻求真理，从而获得知识，所以说格物致知就是对世界的好奇心。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孩子们就是缺少这份好奇心，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们的很多知识只是接受的过程而没有了探索的过程，多数答案都是在书本中或网络中找到而不是自己探索研究实践出来或求证出来的，多数孩子不了解答案背后的意义，所以也就很难有持续的兴趣和爱好。这样的孩子缺少的就是格物精神，先致知再格物或不格物的现象是我们当下教育的常态。格物致知就是对世界的追问，对现象的追问，所以做为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就很重要。只要学习就应该有格物致知的精神，做为教师我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不紧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行动上，如何培养我们的孩子追问真理和真相的态度，如何培养我们的孩子探索研究的欲望，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多给孩子创造思考的情境，这是我们要思考并努力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格物应该是我们培养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

7.鸡西大学校长 篇七

一、学者眼中的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

当代最著名的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说过“人们期望大学校长成为学生的朋友, 教职员工的同事, 校友的可靠伙伴, 站在校友们一边的明智稳健的管理者, 能干的公众演说家, 同基金会和邻邦机构打交道的精明的谈判人, 同州议会交往的政治家, 工业、劳动及农业界的朋友, 同捐款人进行交涉的富有辩才的外交家, 教育的优胜者, 各专门行业的支持者, 新闻发言人, 地道的学者, 州和国家的仆人……”[1]。从克拉克·克尔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得出, 他眼中的校长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全才, 在他的述说中“教育的优胜者”“各专门行业的支持者”“地道的学者”这三个词是对于大学校长学术身份的认可, 同时我又觉得这三个词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究竟在学术上达到怎样的成就才能匹配上这三个词,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同时, 在克拉克·克尔的描述中, 我们也很难分析出作为一个全才的校长, 究竟哪一种素质是占据着主导地位。

程诗敏在《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研究综述》中将当今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 学者+教育家+管理者;第二种, 教育家+管理家;第三种, 形象代表+智者+执行者+战略家;第四种:多重角色。[2]鉴于我研究的视角是于大学校长而言, 学术权威是否是刚需, 基于此, 我把相关文献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强调大学校长的学术权威的, 第二类是并不苛求大学校长必须具有学术权威的。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 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选择不同素养的校长, 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王洪才和陈运超, 王洪才在《大学校长的理想类型》中提出, “就办学层次而言, 研究型大学宜选择学者型或大师型校长进行管理, 教学科研型的大学宜选择管理型的校长, 而教学型大学则适宜选择协调型的校长, 对于职业类型和私人大学而言, 采取经营型风格的大学校长进行经营管理为宜”[3]。对于这种观点我把它归为第二类, 因为学术权威也不是校长胜任的必要条件。

就第一大类而言, 坚持主张校长首先必须是一个学者, 支撑他们观点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这是由大学的性质决定的,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圣地, 学校的教师都是各个专门领域的专家, 而作为校长必定要作为他们的楷模, 因此校长无可厚非也应该成为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4]; (2) 这是由外界的职业期待造成的, 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形象代表人, 必须具有相当的地位和分量, 而在学校这个场所内, 学问无疑是大家公认的标准, 所以校长应该是学术权威也就毋庸置疑了。

就第二类而言, 坚持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个懂教育的管理者、执行者、协调者……, 他们的出发点大都是说现在大学的职能的拓展, 除了传统的教学、科研, 现在还有社会服务, 以及文化传承的功能, 大学已经走出了最初的象牙塔, 由原来的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越来越与社会上的其他组织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大学代言人的校长, 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多样化, 处理的事物也是越来越繁杂, 与此相适应的, 需要的素质也越来越综合, 一个领域的专家, 或者某几个领域的专家是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的。

这是我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梳理, 发现, 对于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主要是分为两派, 一种是强调大学校长必须是学术权威, 另一种是强调大学校长的多元身份。

二、作为学术权威的大学校长的困境

(一) 校长自身精力有限

孟子曰:“鱼, 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校长作为出类拔萃之人, 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但是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体, 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一个优秀的校长, 一定是一个专职的校长, 一个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一定是潜心研究的人, 这就像鱼与熊掌一样, 二者不可兼得。著名的浙大校长竺可桢的研究方向是地理学和气象学, 1918年获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博士学位, 然而在做了十年的校长之后, 却发出了这样的喟叹:“十年校长, 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竺可桢尚且如此, 又有谁还能坦然地说, 能在这两种身份中自由地游走。所以说, 一个称职的校长应该是心无旁骛的、全身心投入的。在刘道玉的文章《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将大学校长分为学者化的职业校长、革命化的职业校长、双肩挑的学者型校长。[5]他这里所说的双肩挑学者型校长就是我说的具有学术权威的校长, 刘道玉是这样评价这一类校长的:“缺乏艰难复杂的实际工作锻炼, 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管理能力、工作方法和群众工作经验缺乏;身兼数职不可避免地顾此失彼;由于只是某个专业的专家, 看问题难免受到专业局限性的影响;某些校长甚至可能会利用职权, 营造自己的学术山头, 在招收研究生、申请科研经费、研究成果评奖等方面, 与其他教授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5]。由此可以, 由于受自己精力的局限性, 一个人不可能一方面既是卓越的校长, 另一方面又在学术上持续开花结果。

(二) 强调学术权威也会导致校长选拔标准的不公正

校长选拔的标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学者, 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这里我不再赘述。在中国学术界, 每一个专业的分量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是有等级层次之分的, 总的来说, 理工类比文史哲类的社会认可度要高得多, 既然选择大学校长需要依靠学术权威这一个标准,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那些当选的校长更多的是拥有那些拥有专业认可度比较高的专业背景的人, 而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变相的专业歧视呢?我想应该是的。在刘道玉说大学校长的遴选要坚持, “一是遴选的眼界要开阔;二要不拘一格, 打破门第观念和论资排辈的思想框框;三是正确地解决好校长双肩挑的问题”[5]。在我看来, 因为选拔校长看中学术权威, 那么真正做到刘道玉所说的这几条基本是不可能的。在学科最初诞生的时候, 人们就给予了它论资排辈, 传统优势专业日新月异, 新兴的专业无人问津, 每个专业本身的根基就不一样, 那么学习这些专业的人也有三六九等, 因为社会认可度的不同, 可能会导致小众专业的杰出人才不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认可, 至于校长之职, 于这些小众专业中的精英而言, 肯定是望尘莫及的。

(三) 大学的发展决定了校长素质的多元

最初的大学是一种行会性质的组织, 就是简单的老师教, 学生学, 老师就是所谓的教学能手, 作为教师代表的校长, 更多的也是一个学术形象, 随着教育的发展, 学校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元,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等功能, 这就是克拉克·克尔所说的“多元巨型大学”。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 规模不断扩大, 与社会的交往也越来越密集, 作为一个现代优秀的大学校长, 在内应该是一个执行者, 执行国家对于大学发展的规划和要求;应该是一个领导者, 能够有独立的办学方针和准则, 带领学校乘风破浪;应该是一个协调者, 协调教师与学生的矛盾, 教师与教师的矛盾, 让师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学习生活;在外应该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能够在各种场合介绍自己的学校的理念发展目标, 能够跟其他学校的校长交流切磋;应该是一个社会学家, 胸怀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这些素质中哪一种最重要?这个问题很复杂, 应该依据学校的类型、学校的发展阶段而定,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学术权威这个素质在校长应该拥有的所有素质中将不再拥有统治地位。

三、走出学术权威的怪圈

大学校长的选拔必须要有一个标准, 而且必须会有一个学术的标准, 我觉得对这个标准我们应该持一种正确的态度, 客观看待学术素质的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

(一) 坚持学术权威的刚性需求原则

大学是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 大学校长是维护这座象牙塔的忠实守护者, 只有一个懂得学术价值的人才会真心为学术奋斗, 所以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珍惜学术成果、捍卫学术尊严的人, 但是多大程度的学术成就才能胜任校长之职,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在校长选拔过程中, 学术权威只是一个门槛, 这个门槛究竟设计成多高, 需要我们商榷, 正如武功最高的不一定能当将军, 文采最好的不一定是宰相, 对于学术权威的刚性需求, 值得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正确地去看待。

(二) 坚持学术权威的弹性需求原则

学术权威是对一个人学术素养的肯定, 但是学术权威却不等同于管理能力, 而且这两者之间从来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就要把学术权威这一个标准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应该依据学校的具体类型、学校的具体发展阶段、学校的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校长, 不应该拘泥于一个固定的标准。对于研究型综合性大学, 学术型的校长可能更具说服力, 对于教学型大学和专业性大学, 可能更需要实践人才;当学校处于发展的初期, 可能更强调校长的筹资能力和个人号召力 (是否能吸引到更多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 当学校处于成熟期, 可能更强调校长的运营能力、创新能力, 即能否在安逸中求突破, 当学校处于衰退期, 考验校长更多的应该是处变不惊的能力、乘风破浪的智慧。所以, 大学校长的遴选标准要顺应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参考文献

[1][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19.

[2]程诗敏.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研究综述[J].校长治校, 2008 (03) .

[3]王洪才.大学校长的理想类型[J].江苏高教, 2005 (03) .

[4]胡秀英.浅谈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J].当代教育论坛, 2007 (01) .

8.公选大学校长实验 篇八

他就是教育部首次公开选拔出来的大学校长。从2012年4月任职至今，刘益春在这一年里扎扎实实搞改革，一步步践行着他当初在竞职演讲现场做出的承诺。

公选校长的成功，也让他首次担任了吉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虽然是首次参加“两会”，他带的议案却并不像个新手。

“我带来好几个议案，一个是关于教师教育培养的问题，一个是基础教育的问题。全国现在每年有60～70万的师范毕业生，真正的需求量仅为25万，师范生过剩，但到农村义务教育的老师又很少，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我提的意见是，2007年教育部在部属师范大学搞的免费师范生教育具有良好的辐射示范作用，实践证明，确保招生培养与农村教师岗位需求有效衔接，是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能够取得实效的关键。上个世纪曾经实行的三级师范教育之所以很有实效，正是由于各级师范教育与各层面教师岗位需求衔接很好。所以，我建议在部分地方师范大学或师范学院中实行免费师范生政策，根据各省实际情况，按需培养农村义务教育师资。可探索实行公费培养、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多种免费方式。另外，要想让老师下到农村，还得给他足够多的待遇……”刘益春滔滔不绝。

破冰之举

教育部在2011年12月发出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校长、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的公告。这是教育部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

“这项工作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具体举措。教育部党组确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开展公开选拔校长试点工作，为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积累经验。”教育部公开选拔工作办公室主任、人事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领导班子建设是关键。校长的办学理念、发展眼光、思维模式和能力素质对于高等学校提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水平质量具有重要影响。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可以以更宽的视野，在更大的范围发现优秀人才、选择优秀人才，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好中选优’，为推动高校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自2002年以來，教育部已先后在20余所直属高校进行了副校长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工作，为公开选拔校长工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首次公选高校校长的通知发出后，公选办公室结合高校实际以及校长岗位要求研究制定了《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试点工作方案》，对直属高校副校长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经验做了总结，借鉴了境外部分大学遴选校长的经验以及有关地方公选省属高校校长以及中组部、国资委公选央企高管的做法，制定了报名、职业素养综合评估、面试、组织考察、决定任职人选5个阶段的配套办法。

为了体现职位所在高校特色，教育部在报名条件中明确“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应熟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师范教育办学特点和规律；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应熟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财经教育办学特点和规律”的要求。

舆论将公选大学校长视为中国高校人才选拔的破冰之举，而刘益春也成为了首批公选出来的两位校长的其中一位。

层层把关

教育部通知发出后，刘益春就被东北师范大学以组织的名义推举为候选人。

“我听到公选消息后有些困惑。因为在这之前，学校不论是老师还是领导，大家都认为我可能做这个校长，突然又说公选，人们就疑惑是不是你有问题了，是不是组织不信任你？”刘益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虽然困惑，但他并没有拒绝报名，按照教育部公开选拔大学校长的工作方案报名以后，教育部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工作办公室就开始资格审查。遴选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开始对报名人员履行岗位职责应具备的素质能力进行综合评估，每个职位遴选出3～5名面试人选。东北师范大学最后确定3名候选人准备下一轮面试。

刘益春轻松过了第一关。

“开始准备演讲稿的时候我感觉压力非常大，如果自己提不出一个很好的治校理念，找不到解决目前高校发展困境的问题，恐怕大家不会接受我当校长。”刘益春说。

第二关就是最关键性的面试环节。教育部的方案中面试采用竞职演讲、考官提问和民意测验的方式进行。面试设在职位所在高校，学校干部师生代表全程旁听并进行民意测验，以投票方式推荐2～3名心目中合适的校长人选。面试结束后，遴选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集体与每位面试者进行面谈。

据刘益春回忆，这个庞大的评审机构人员组成很全面。教育部副部长、人事司司长、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吉林省委组织部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名校的老校长如中山大学的老校长黄达人、老党委书记李延宝、北京师范大学前任校长钟秉林等，还有东北师范大学的400名师生代表。

3名候选人只有刘益春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本校，其余两位都来自外校。

刘益春抓住了自己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这个最大优势，在演讲稿中说：“我对东北师大的历史、现状包括未来的发展，在我做8年副校长的期间就做了很多思考。”

“我对学校的历史比较清楚，对学校的定位比较清楚，当时我们提出来要建设世界一流师范大学，我知道学校的现状和世界一流师范大学的目标差距是什么，造成这些差距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年轻教师队伍的建设。东北师大教师队伍的发展靠大批引进不现实，靠现有老教师的发展潜能也很有限，要想未来发展上台阶，必须把现在的年轻人发展好，所以我就提出重点抓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刘益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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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國内大学又有国外大学的学习经验，不仅有大学治理经验，还在科学院系统专门做过研究，这些经验都给刘益春的竞职加了分。他在演讲中将自己的大学治校理念概括为“坚守大学本质，突出大学功能，强化内涵发展，重在提升质量。”

“一流大学的治校理念肯定不是行政单位的管理理念，我觉得‘去行政化’不是没有管理，而是用什么方式管理。坚守大学本质，为什么用‘坚守’二字？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学术的地方，做学术的人就是学者，学者做研究是有规律的，管理这些人就要按照这个规律去管理。”刘益春说。

演讲结束后是遴选委员会的提问时间，中山大学老党委书记李延宝提问：“我到基础教育一线去，和很多中学校长做过交流，我感到一个大学的理念对学生影响很大，你怎么看师范大学的理念？”

刘益春以“尊重教育”作答，“我们希望学生在学校，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得到尊重。能够尊重他的选择，尊重人才的成长规律，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他的人格人性。‘尊重’作为师范大学的理念太重要了，学生得到这么多的尊重，当了老师之后也会尊重自己的学生。我们试图让学生辐射我们的尊重理念，一个学校的文化和理念影响就大了。”

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抛来敏感问题：“你科研做得很好，做了校长以后怎么处理业务和管理的关系？你认为大学校长还要不要做学问呢？”

刘益春认为：“在大学做校长，有条件还是要做些研究。在现有体制下，一所大学校长怎么才能让老师和学生尊重你？一方面管理要好，另一方面就是大家认为你学术做得不错。管理与学术可以相互促进，大学是一个研究学术的地方，不做学术就不了解学术，时间长了会脱离这个群体，而你又要管理这个群体，如此效果未必好。”

刘益春在面试环节中做了很多承诺，“和完全由教育部任命相比，以前是组织对你信任、你对组织负责，但你对师生没有承诺，你就感受不到这种压力。公选的话，我既要对教育部负责，又要对我的老师和学生负责。”

面试环节结束后，教育部接下来进行差额考察。每个职位由遴选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按1：2的比例集体研究提出考察人选，实行差额考察。由公选办公室组成考察组到考察对象所在高校广泛听取意见，了解考察对象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情况。

从2012年1月14日竞职结束到4月20日宣布任职，刘益春忐忑地等待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逐步践行承诺

任职之后，刘益春说自己立即着手实践竞职承诺。

抓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关键是让青年教师生活上有保障，事业上有空间。

东北师范大学哲学院教师罗兴刚2007年才来到东北师范大学任职，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刘校长上任后，我个人感受就是津贴涨得很快，并且向年轻教师倾斜，一下子比以往平均增加了60%。”

像罗兴刚这种青年教师任职后就有科研经费，文科至少一万元，理科两三万元。如果能够被选为“东师青年学者”，则有10万元。学校还大力支持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出国。2012年学校还启动了“双十项目”，即在文科和理科各遴选出10个项目，学校给予重点资助，文科资助260万元，理科资助1000万元，其中大多数项目的负责人都是青年学术骨干。“这对青年教师的帮助很大，生活稳定让我们能静下心来搞科研，学校给我们发展空间，让我们有主动工作的积极性。”罗兴刚说。

东北师范大学自2012年刘益春校长上任后开启了一个“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除了一系列的奖励制度在逐渐落地以外，汇聚优势资源，整合学科团队，探索学部制改革，也是计划中比较重要的内容。

“我们学校从学科专业上来讲，教育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都比较强，学校建立一个高于学院的学部，把相关学科和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包括各个研究所的分散资源。2012年5月教育学部首先成立，我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部2013年开学初也组建起来了。”罗兴刚介绍。

刘益春还对教授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改革。

东北师范大学自2000年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实行“党委领导，行政管理，教授治学”。“学校好多事情都是专门委员会决定的，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的相对分离。”刘益春介绍，“每个学院有一个教授委员会，评职称、引进人才、队伍建设等一些重要事情都由教授委员会决策，不是咨询而是决策。但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规定是，只要这个教授聘期评价合格，就可以一直在教授委员会里干到57岁退下去为止。”

为了腾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也为了保持教授委员会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刘益春上任后将教授委员会的终身制改成了轮换制。“三年一届。可以连续做两届，两届之后不论你做得好或不好必须退出，退出以后如果学院老师们还非常信任你，至少空一届之后还可以当选，教授委员会教授每次至少换掉三分之一。”刘益春说。

打破终身制，阻力自然不小，有的老教授直接甩话：“能找到比我好的我现在就退出！”刘益春只能“以理服人”，跟老教授平心静气地谈机会向年轻教师倾斜的道理，逐渐完成这次动作不小的改革。2012年下半年，轮换制度文件正式下发。

考核机制也在变。东北师范大学的学院实行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下的院长负责制。教授委员会来考核学院行政班子，学院行政班子来考核老师们，老师们投票考核教授委员会，“这是一个制约关系，科研、教学、管理等方面，学校都有硬性考核指标。”刘益春说。

“公选的阻力会越来越小”

在刘益春面试环节中那400位师生代表中，罗兴刚也在场。他见证了刘益春从做出承诺到逐步实现改革的全过程，“刘校长做了8年副校长，对东北师大的实际很清楚，和外面来的校长相比，改革也更能因地制宜。他做事简洁，视野开阔。”罗兴刚说。

“现在改革正处于瓶颈状态，打破瓶颈就得在思想和人才上有储备，教育是根本，如果把公选做好，高校整个会发展得更健康。”罗兴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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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实验成功后，教育部在总结中认为实现了“三个率先”：率先采用海内外公开选拔，率先采用行家遴选，率先采用面谈形式。2013年开启第二轮公开选拔大学校长之前，刘益春在教育部座谈会上发言建议缩短公选操作周期，后来第二轮选拔到任职从三个月缩短到了两个月。

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张欣欣，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中国药科大學校长来茂德这三位第二轮公选校长近日履新。

第二轮公选大学校长条件中减去了去年“东北师范大学校长还应熟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师范教育办学特点和规律；西南财经大学校长还应熟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财经教育办学特点和规律”这样的具体规定，在刘益春看来，“首次试点公选大学校长可能更注重稳妥，实验成功后，第二轮去掉这样的规定，是想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

而刚刚颁布的《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也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扩大公开选拔校长试点。

刘益春说：“公选校长的阻力会越来越小，一开始做，程序设计都非常严谨，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声音，但是大部分人会逐渐接受。公选最重要的是师生对你的认同，选出来你就得对选民们负责，这和人大代表是一样的。”

公选校长让刘益春在长春变成了名人，除了提名人大代表以外，他的公选被当地媒体和政府重点关注。上任后他积极加强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促成了《教育部、吉林省继续共建东北师范大学的协议》的签署，根据协议，吉林省政府加大了对东北师范大学的支持力度。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相比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掌门人，我国大学掌门人缺乏的是募捐的意愿和能力。国外同行校长花费近乎2/ 3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筹资，我们的校长书记却没有做到。国外同行校长都会在任期内提出巨大的筹资目标，而我们的校长书记虽然有筹资的思想，但却没有目标的具体要求。其结果，国外高校具备相当水平的财政自主能力，我们的大学则有很强的政府财政依赖性。”公选大学校长无形中提高了大学校长的筹资能力，能够为切实解决学校面临的问题给予实际帮助。

马上就要开启履职第二年的考验，对于2013年的重点工作，刘益春早有计划：“还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主题上来。要深化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要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各类人员的评价体系。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会刺激所有人的发展，让表现好的更有机会，让表现不好的也知道努力。”

9.大学校长离任讲话 篇九

刚才，教育部、市委组织部、市教卫党委来校宣布了关于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任免的决定，我由衷地拥护和支持。

2004年7月，也在这个会场，我回到上海，接任母校——华东理工大学第五任校长。我要感谢组织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先后两任党委书记和学校领导集体的同仁们在近十一年里给予我的理解、合作、支持和帮助，我由衷地感谢全校干部、师生员工, 正是你们的风雨同舟、心心相印和荣辱与共，才使我顺利地完成任务。如果说这些年学校有所发展，在竞争力和民生方面有所提升，那主要归功于你们的吃苦耐劳、聪明才智、共同奋斗和奉献付出;如果说还不尽人意，那主要源自我个人能力和水平的不足。

2014年换届启动，我写下了卸任致辞，在坚守和兢兢业业中又送别了一轮春夏秋冬。换届期间，我把不留遗憾地画好校长岗位的句号、毫无保留地为学校未来发展做好铺垫、一如既往地奉献学校未来发展作为自我要求。今天，我向大家汇报在结束校长任期的这一最后时刻的点滴感悟，以此作为对师生员工的汇报。

2000年，我辞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职务，离开上海去东北专心从事学术工作，在白山黑水的冬日夜晚，我喜欢上了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和其主题歌“长歌行”，“回望故乡你远在万里，带走了多少深厚的情意”、“你流的是热泪，熬的是心血勤政不惜”。那时，我被剧情所感动，于是告诫自己，今后无论在学术还是行政上，只要有可能，都要为华理，这个培育了我，给了我一切并包容我所有的母校服务，为她的卓越强盛而奋斗。近十一年里，我几乎不知电视剧为何物，缠绕于心头的只有事关学校学术竞争力提升和民生水平改善的林林总总。在即将离任之际，我意外而欣喜地在网上找到了“长歌行”这首老歌，熟悉的歌声和旋律再次令我心潮澎湃，一如十五年前。它将激励我今后以教授的身份继续奉献母校、完善自己、服务社会。

卸任校长岗位，使得我今后能有更多时间欣赏校园的点点滴滴，将会让我犹如穿越，回到儿时少年的美好时光，再次重温1978年16岁的我初入这个校园的感怀。那是人生记忆中，最为幸福的岁月，天蓝地绿、愉快欢畅，一个从小原本连“大学梦”都不敢有的乡下孩子，在恢复高考的全民喜悦中，步入了大学课堂。从那时起，就有了许多人生中的第一，第一次出远门，就是来上海求学、第一次乘飞机就是出国….

据说，牛犊会把第一眼看到的移动物体认作妈妈。而母校对于我，就是如此的情感!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校园度过了人生最多的时光。除了在国外和在东北的岁月，前后学习工作累计近30年。可以说，华理是我的第一故乡。能为学校奉献和服务，是自己毕生的荣幸!而校园里的师生员工，就是我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

创校和历任的主要领导者，特别是校长们，均给予我切身关怀和深远影响，给了我许多启迪，这些包括谆谆教导、师门传承、共事同行和不懈奋斗，这些言行已经融入了我血脉。虽然一代一代的人都已离开岗位或者已经逝去，而我眼前还常常浮现出他们信任的笑脸和殷切的希望。正因为如此，从1995年担任校长助理、1996年担任副校长算起，一路走来，少小当家、负重前行，为了发展，防止波折，艰难不叹息、屈辱无怨言。这些年，忍耐承受、无怨实干、坚忍不拔，只为报答学校哺育之恩。服务母校，是一份感情，更是一份责任。

生活在当代的人，很容易幻想自己懂的远远胜过前人，而不知道如果我们与前辈英杰同时代，可能我们只配兴叹。上任之初，我提醒自己，办学不能翻烧饼、不能轻率地否定过去，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胸怀，这对办学历史远不到百年，需要不断积淀的我校，尤为重要。为使学校成为精神的家园，大家一起，矢志不移，让“假大空套”等话语和氛围远离我们的校园。十多年里，学校碑刻的建校传统和《礼记·大学》词句，不仅仅被浓缩成8个字：勤奋求实，励志明德，而且在言行思想实践上已经成为全校师生共同的精神追求，即，以勤奋苦干回应现实创造现实、以修养意志提升道德品德，进而服务天下。

学校的规模、内涵都有了显著变化，在建设国际知名、特色鲜明、多学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方面有了良好进展、在世界大学学术500强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由于我自身能力不足、学识有限，近十一年的工作也留有一些遗憾，特别是在显著提升大学文化和精神、大力增强创新能力、回答钱学森之问、实现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方面，自知差距较大，任重而道远。

要让对创业创新的渴望，不再成为一种社会焦虑，师生必须成为大学校园真正的主人。应该在这样的校园里，学生兴趣勃发、教师追求卓越;进行着有效的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培育着自由思维、独立精神;建立起创新、创立、创制、创业所需要的批判思维、挑战权威、敢冒风险、独立体验等氛围。

人们向往大学，是因为她既融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又不同于社会。有人说，一个人离开学校后，忘记所学而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才是教育;同样，当一个人退出或者离去，人们为表达敬意，会不乏溢美之词，但若干年后回头看，到底有多少印迹可以铭记在人们心间。没有思想光芒的大学，无疑是职业培训站、私塾学店，难以走得更远。大学应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幸福的永恒灯塔，而不只是飞舞着点缀夏夜诗情画意的萤火虫。

曲景平校长、杜慧芳书记, 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工作实绩和广阔视野，对他们的到来，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他们将带领华理继续前行。在他们的领导下，在教育部、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相信学校工作一定会不断取得进展，再写辉煌、又书华章。

人生没有几个十一年，我荣幸的是将人生中最重要的岁月献给了母校。今天，我顺利地画上了句号，尽管可能存在这样那样不足，可内心没有亏欠。安慰的是完成任务，喜悦的是不辱使命，平和的是真实坦荡。卸任后，我将全身回归学术生涯，为学生培养做出自己永远的贡献。我将用欣赏、关注的目光关心学校发生的一切、表达我对母校的爱意，洗耳静听学校不断成功的消息，为十年后、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卓越的华理，而欢欣喜悦、由衷祝福。

让我们共同奋斗，为华理美好的明天!为大学的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