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读后感

王阳明传读后感（共11篇）

1.王阳明传读后感 篇一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不可能走得很远，只有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一个人单独前行，没有太多的负担和包袱，走起来没有太多的顾虑，也不用在意他人的感受，只要自己开心了舒服了就行，私欲已经完全笼罩身体，所以可以走的很快，步伐渐行渐远，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甚至后来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一个团队里面必定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的人，每个人的性格或者都是不一样的，做起事情来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组合起来特别的复杂和费劲，其中还要去调和里面的人际关系，尚若能把大家的心志磨合到一起，激发各自的长处，协同作战，形成一支强大战斗力的队伍，披荆斩棘，一路前行，最终会取得骄人战绩。

在人生前进的征途中，我们需要真心的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一路同行，在道义方面相互砥砺，对于过失能给予劝诫，及时弥补发现我们的不足之处，学习他人的长处，调整状态和发展路线，更好地大踏步前行。只要我们坚持内心的善良，回归内心深处的明灯，裹挟他人修为自我，磨炼自我，去私欲，思利他，开展有良知的知心之行，我们才能看清自我，看清他人，看清社会，找到支撑我们壮烈前行的豪言壮语。每人都要坚守内心的道德底线，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自我力量，众人举火，合力同行，向善之路，才能走的很远，我们才会大行其道，彰显时代发展主旋律。

在团队发展中，我们每个人首先都要信心，充满正能量，互相裹挟，全力以赴。信心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是我们破除一切艰难险阻的钥匙，有了信心，我们达到了成功的一大半了。而且这种信心要随着任务的进程不断加强，直至深入到潜意识中。同时大家要集思广益，做好战术计划，利用大家每人的长处，激发各自的潜能和优势，寻找突破点，把大家的心牢牢栓在一切，同舟共济，我们一定会变为战斗力很强的队伍，攻克一个个堡垒，取得最后的胜利。

2.王阳明带兵 篇二

王阳明的一生带过三次兵。一次是正德十一年八月，时年45岁的王阳明擢任佥都御史，巡抚赣南。当时，闽赣粤交界处暴乱频仍，官兵征剿多次失利，兵部尚书王琼看重王阳明的才能，力荐他带兵挂帅。王阳明受此重任后，果然不负朝廷之望，调整兵制，改变战术，出奇制胜，将一个危及百姓的动荡山区，调停成稳定的局面。王阳明的第二次带兵是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反。这是一次充分展示王阳明的政治品质和军事才能的战事。第三次带兵出征是嘉靖六年的事，王阳明受命于朝廷，总督两广军务，出征广西思恩、田州，改剿为抚，不动一刀一箭，平息了事端，妥善地解决了少数民族问题，安定了边陲。

王阳明的三次带兵，背景不同，战略战术各异，每次都是用兵如神，连战连捷，堪称奇迹。故《明史》有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开国皇帝朱元璋夺取政权后，把24个儿子分封在各地做藩王。“靖难之役”后，宁王被改封到南昌。到了正德武宗时，宁王已传到了朱宸濠的手里。

武宗皇帝沉湎酒色，还喜欢自封武将，耀武扬威，周游全国各地。而宁王朱宸濠呢，却不甘心做藩王，而想当皇帝。他想做皇帝自有他的理由：一是武宗晚年无子，这对整个皇族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悬念，朱宸濠便垂涎三尺了；二是当年燕王夺了建文皇帝的宝座，也是振振有词的，祖先既有先例，后辈岂不可效法?三是周边的一些术士马屁拍得他晕晕乎乎，说他相貌有“异表”，又说“城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他网罗了谋士李士实、刘养正之流，紧锣密鼓，筹兵蓄马，招降纳叛，反心日炽。武宗皇帝却只图自己享乐，竟被蒙在鼓里。他周边的一些奸佞小人，早被宁王重金贿赂收买，还不断在他的耳边吹风，说宁王如何如何的贤明，如何如何的忠孝呢。

宁王谋反不仅朝野有人反对，他的身边也有人竭力阻之，这就要说到娄妃了。娄妃是宁王的妃子，本名叫娄素珍，她是江西上饶理学家娄谅的女儿。我到江西去采访时，江西人说起娄妃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在滕王阁不远的江边，还有新建的“娄妃抚琴”雕塑。这位娄妃秀外慧中，无一不美，而且贤淑端庄，深晓大义。她的不幸和悲剧在于被选入王府作了妃子。她得知宁王反心日炽，甚是焦虑。她曾在《采樵图》上题了一首诗，诗曰：“妇劝夫兮夫且听，采樵须是担头轻。昨宵雨过苍苔滑，莫向苍苔险处行。”旗帜鲜明地劝宁王不要铤而走险。私欲膨胀的宁王哪里听得进去，不仅不听，还把她囚禁在三面环水的“梳妆楼”上。直到宁王谋反失败，悔之不及时说：“昔纣用妇言亡，我以不用妇言亡。”可见娄妃是持反对态度的。

宁王起兵最大的顾虑就是王阳明。因王阳明当时正奉命巡抚赣南，虽然带的兵不多，但离他最近。再说，他对王阳明也是一种矛盾的心态，很赏识王的才干，多次想拉拢他，还想建议让他来任江西巡抚。但是正直的王阳明不肯攀附他。王阳明对娄妃倒是很尊重的。这里还有一层关系。王阳明新婚不久，携夫人诸氏从南昌回故乡余姚，途经上饶，得悉娄谅的深厚学识，便欣然去拜师，听了娄谅的授课。因此，南昌便有了各种传说，传说宁王起事前，王阳明曾进过王府，是娄妃设计放了他。当时，正值宁王诞辰，宁王以庆寿为名，设下“鸿门宴”，召集南昌的官员佯称奉有太后密旨而举事，不从者格杀勿论。王阳明是提前儿天去的，娄妃得悉万分焦急，她以大义为重，派丫环送去一枣一梨，寓意其“早离”，王才幸得脱身。

正德十四年六月，王阳明受命调查处理福建兵变，行至江西丰城，闻宁王反。并报说他的同乡好友、时任江西巡抚的孙燧因不从而被害。王阳明急忙返回吉安，召集地方官员，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商量对策。

王阳明非常清醒地看到，倘若宁王直取南京，大明就失去了半壁江山，到时隔江而治，版图碎裂，受苦受害的还不是黎民百姓?倡导良知的王阳明于心何忍?

但是，光有忠诚热血是不够的。王阳明面对最大的问题还是兵马粮草的匮缺。宁王经过十多年的蓄心经营，兵强马壮，粮草丰足，起兵时，号称18万大军。而王阳明呢?身边才几千个人。而来听课的学生倒是不少。这个仗怎么打呢?

王阳明不愧有大将的风度。他一边上疏京城告变，一边传檄四方，号召各地起兵勤王。在战术上，他以少胜多，用了几个计。

第一个用的是离间计。他制作假情报，让宁王获得——他已经调集了数万兵马；他又制作蜡丸密书，让宁王获得——幕僚军师李士实、刘养正原来是王阳明的人!密书里让李、刘鼓动宁王赶快发兵南京，里应外合，一鼓聚歼!宁王一下子懵住了。身边的亲信怎么成了大奸细?等到弄清真相，这一惊一诈一拖一疑，时间就过了10天。王阳明赢得了筹集兵马的时间。

第二个计是围魏救赵计。宁王清醒自己中计以后，旋即挥师北上，掠九江，大兵围困安庆。安庆乃长江要口，倘若失守，危及南京。当时有人主张火速向安庆进发，解救安庆。王阳明以为不然。他提出先攻打南昌，这是宁王的老巢，留守的兵力较弱，此乃“围魏救赵”也。果不出王阳明所料，南昌苦战攻下后，宁王放弃沿江而下，回救南昌，危及大局的情势很快得到控制。

第三个是设伏包抄。宁王回兵之后，双方主力对峙在赣江口及鄱阳湖一带，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就兵力来说，双方还是悬殊的，正面交战肯定不利。王阳明先在樵舍引敌深入，佯作兵败，边战边退，造成叛军的先遣部队前后脱节进入了埋伏圈。这个埋伏圈设在一个叫黄家渡的地方，在平定宁王的战斗中便是著名的黄家渡一役。当敌军钻进王阳明设伏的口袋之后，结果可想而知，伏兵四出，打得对方措手不及。

第四个计是火烧连船。王阳明一连数胜，宁王气沮神伤，战局己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加强攻势，宁王将战船锁在一起，结为方阵，表面看来甚有气势，却让王阳明把握风向，绕到背后，以火攻之，宁王彻底大败而被俘，娄妃等女眷皆投水而死。

3.王阳明传奇读后感 篇三

书中对王阳明先生各个时期的成长过程、坎坷经历以及最终成为了一代圣贤的描写，让我内心真切地感受到了王阳明的传奇与勇敢、智慧与高尚。但在整本书中，令我最受启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小立志做圣贤”那远大的人生目标。

王阳明小时候非常调皮，喜欢恶作剧，有意打闹，又有许多怪想法。有一次，他突发奇想便问起老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人生头等大事是什么?”先生回答：“读书才能有功名，头等大事是登第做状元。”他却说：“不对!人生头等大事是做圣贤。”当他在有了这想法之后，他的.一切行动都为实现这个梦想而不断努力着，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多大的挫折，始终没有放弃。后来王守仁真成了圣贤!

通过阅读本书，我认为，我们只要有自己的目标，再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付出，又能真正做到如阳明先生所说的“知行合一”，“把知识当作是实践过程，把实践过程还原为知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取得成功获得收获的。

4.王阳明致良知读后感 篇四

致良知，是使心本有之良知得以“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这样，人就可以为贤为圣。圣贤功夫从庙堂、书斋走向市井、村落。这就是他所谓的“满街是圣人”的含义。他提出：“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又说：“四民异业而同道”。由他提出的这些儒学的经济伦理是前所未有的。显然是当时“士农工商”四民职业观松动的一个注解，也是他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之举。正因为如此，他的致良知说，为商人、窑工、樵夫、灶丁、田夫等民众所乐于接受。不少人投其门下，并为弘扬与发展其学说作出了贡献。他的高足王艮继承与发展了他的学说，创立泰州学派。王艮承于师又不同于师。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他较之于其师，走得更远，而距野老村夫更近了。其徒陶匠韩贞“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毕，又之一村”。泰州学派后学李贽又把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加以发挥。他引入“迩言”的概念，以此来概括反映百姓日常生活情趣、心态的流行通俗话语。认为“迩言”才是“真圣人之言”，亦即王艮所说的“百姓日用”。他肯定先儒所讳言、反对的对“利”、“欲”的追求，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又提出“夫私者，人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私”既是“心”，自然亦即“理”。在这里，李贽把穿衣吃饭等人生的基本要求、人对物质和精神的欲望、对私利的追求等，都视之为道，合乎天理。剥下了程朱一派新儒加于“道”、“天理”之上的圣光，还其赤裸裸的日常生活的情态。在当时，实是一种惊天动地之举。尽管他被当道者所迫害至死，但他极大限度地把儒学俗世化和社会化了。

所以，我觉得阳明心学不能简单以唯心唯物论之，(本网网 )我们更主要的要从中取其精华。而明朗之阳光君所写书字字珠玑，正好给我解惑，如大海之中的灯塔，引领我向前迈了一大步。在此，将自己对此书的感悟记录下来。

――刘通杰

5.王阳明传习录读后感900字 篇五

近来断断续续读王阳明，守仁先生讲得确实好，字里行间一望而知是亲历之教，非说说而已。就像南怀瑾说楞严是不是伪经，文字上的考据分辨终是外行说个热闹，要按着它去修，才知道所言不虚。然亦觉对人力要求确高，“戒惧之念，无时可息”，便是一处“慎独”，更有几人做得?千年以降，遂只出得几个超贤入圣之人。

近代大潮激荡之下，儒家一脉最后溅起三朵浪花: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据说，梁以笃行胜，熊以思辨胜，马以学问见识胜。最闻名的要算梁与毛公当堂对阵，幽幽道出一句“匹夫不可夺志”。另2人遭际其实毫不逊色，熊在上海见陈毅不禁大放悲声，吾道不传啊。政策就是要把你养起来，等你死了，你的东西自然就绝根了，连改造的力气都省了。苏联领导人来访，不知从哪打听到马的名字，执意要探访，问其每日做什么，答曰“读书而已”。当红卫兵把马一浮的字画书籍尽数毁抢，老人要求留下一方砚台写字用，当场被抽一个耳光，马亦只能感慨“斯文扫地，斯文扫地”。红卫兵当然不知道，中国的第一本资本论，就是挨抽这位老人从德国带回来的。

熊被梁介绍入南京欧阳竞无门下学唯识，却以《新唯识论》刊布于世，梁觉其乱说一气，马却颇多赞赏。后欧阳师病重，熊探问，被弟子拒之门外，怕师傅见他后太过激动。

日军飞机轰炸，梁端坐中庭读书，逃难香港，海上遇浪毫不动容，乃至建国后与毛对辩，这些段子背后是“吾曹不出苍生何”的意思，颇有大使命感。而马则自谦一介书生，难当大任，蔡元培以北大文科学长相邀，回之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遂不行。终生只做隐士，发愿刻书，多刻一本，即是为中国文化多留一颗火种。梁在访谈录《这个世界会好吗》里推崇的罗汝芳、杨简，就是梁马会时，马送他的。

细读泰合、宜山会语，日寇压境，马先生单拈出横渠四句教以赠浙大诸生，真有地动天倾，赖以柱其间的气象——如今欲问“如何立国致用?”则告之曰:“汝且立身行己。”所得非数语可轻率言尽。

整理笔记，一个百年之前，本雅明的天才老师就看出现代人的流行性格不外两种:乐极生厌和玩世不恭，满世界都是背包客冒险家游荡者技术派。各个追求个性，其实一个模子。其理论路径与韦伯分庭抗礼，本雅明卢卡奇等等几个学生急于叛出师门，却没有一个能传衣钵，可见天纵之才果然是天地间不传之秘。近来坊间关于民主之议甚多，千百年来，聚众之群亦只得此最不坏之办法，乱世为人，只敢求一消极自由。其实无甚可谈，不如一边凉快去也。

或如马一浮遍览中西之后所悟:六艺该摄诸学，西学亦统于六艺。实因一切学术皆发于心，六艺实由吾心流出。初看惊其信仰之坚，然渐觉似乎并不如何狂妄。天才之心，注定相通，那是人类中另外的一群。吾辈穷一生之力，不过勉强证得相面功夫:不至于不识天才而已。

而阳明之说入心处，何妨照着去做:循于理，不着一己的意思，以理行事，物来顺应。而那自由主义者或要跳将出来高声质问:谁来判断是否循于理，如何避免不落入独断专行，不自命真理在手而强暴他人?呵呵，学得前辈样子，且回他:汝但去做，做到需分辨处再提这层意思，自有了断。或许终身照此行事，而终身未遇需辨明此一分别的境地。终身受制于此，而遂终身不行此道。若循理解释，先儒之学立身在一“诚”字，不能分辨处反心自问即可;再穷究下去，文化根子上便是相信性善，相信人人皆有自我完善的能力。

置身中国，自由主义固然信得，然意兴阑珊于此，复沾染经济学习气，动辄以“理性经济人”、“自利人”论说处世，怎一俗字了得。民主也罢，自由主义也好，说到底是人群里的学问，人群之中，多是粗糙简易的东西，不过是要保证那最坏最傻的两个人不出什么纰漏，为货币的增值开路。此一感慨,发于左右分野之外。用今天秦晖在凤凰大讲堂里说民主福利国家时所言——从人性上讲，往好了说，左是追求公平，右是追求竞争;往坏了说，左是出于怯懦，右是出于自私。果然透辟。

6.姚剧《王阳明》在台湾 篇六

“浙江的姚剧要来台湾演出了。”在台湾的戏剧爱好者和浙江籍的父老乡亲奔走相告，大家都盼望能在家门口一睹姚剧《王阳明》的风采。演出受到台湾各界广泛关注，台湾30多家媒体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演出当天下午售票窗口就排起了长队，浙江老乡扶老携幼真想先睹为快，队伍里老者竟有90多岁，最小的10多岁。一位台湾花莲的中年妇女从花莲坐了3小时的火车特意赶到新北，为的是亲眼看上姚剧《王阳明》。“我是朗霞人”“阿拉是余姚人”，在演出处休息厅大家互相嘘寒问暖，家长里短，乡音亲情，阵阵笑声久久回荡。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先哲名贤。对于《王阳明》在台湾的成功演出，演出团团长潘银浩表示，戏剧是沟通心灵和情感的桥梁，王阳明的思想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财富。姚剧《王阳明》的交流演出，使台湾人民更深地了解王阳明，了解姚剧，认识浙江，增进了两岸之间的深情厚谊。

一曲乡音，唤起浓浓思乡情。2月15日晚，姚剧《王阳明》在台北市社教馆城市舞台进行首场演出，拉开了第五届“台湾·浙江文化节”的帷幕。能容纳1000多人的城市舞台内座无虚席。华灯初上，台湾知名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和观众从四面八方赶到城市舞台观看演出。这些观众中，不乏带有浓重浙江口音和讲余姚话的戏迷。在之后台中、新北等城市的演出中，很多浙籍乡贤前来观看。精美壮丽的舞台艺术、清婉动听的戏剧乐曲、扣人心弦的剧情和演员精彩的演出让他们深深迷醉。姚剧《王阳明》在台湾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余姚市艺术剧院这次专门推出了繁体字字幕，以解决余姚方言的理解障碍，让台湾观众更好地了解姚剧，了解《王阳明》。演出中观众一次次为生动的剧情和精彩的演出所感动，掌声、喝彩声一阵接着一阵，演出结束又久久不愿离去，演员们在台上鼓掌欢送，许多台湾观众纷纷要演员签名留念，有的还拿出相机与演员合影，场面热烈亲切、叫人感动。

祖籍浙江余姚的国民党副秘书长、台湾立法机构委员洪秀柱，对家乡和姚剧怀有深深的感情。洪秀柱喜爱姚剧，缘于去年一次回家乡探亲。在余姚时，她第一次听说家乡还有姚剧。之后，又第一次看到艺术剧院院长寿建立表演姚剧。瞬间，她被姚剧吸引了，随即拜寿建立为师。从此，姚剧在她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2月14日在台北举行的《王阳明》演出记者会上，洪秀柱亲临出席，积极向与会记者推介起姚剧。她说：“我的父亲是余姚人，我为我是余姚人感到骄傲，我对姚剧非常感兴趣，姚剧音韵优美动听，感觉亲切，大家可尝试学唱。而且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台湾演出期间，洪秀柱女士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两次专程赶到剧场看演出。每次演出结束后，洪秀柱与演员们亲切握手，一一合影留念，祝贺演出圆满成功。在台湾的最后一场演出，她也赶来观看，演出结束，余姚市文化局长和新北市文化局长上台互赠礼物，洪秀柱也走上舞台问大家：“今天的演出精彩不精彩啊？”“精彩！”全场又一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一些浙江老乡在看戏时，都是带着下一代来追忆故乡。在台北社教馆城市舞台，我们遇到了一位老家在温岭的浙江老乡，她说非常喜欢浙江戏剧。这次从媒体上得知姚剧团来演出，她带着10岁的孙子，足足经历了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前来看戏；还有一位腿部患有关节炎的大娘，上午在看医生时偶然得知姚剧团来演出，不顾行路不便，特地来到剧场，兴致勃勃地看完了全场。

“姚剧太棒了！”余姚市艺术剧院在台湾的倾情演出，不仅深受当地浙江老乡的热烈欢迎，而且受到台湾观众的认同和喜爱。剧团每到一个城市演出，当地政要、知名人士和一些经济界人士有的敬献花篮、有的观看演出。在新北市，当地公务员打卡机的荧屏上，也有姚剧《王阳明》的宣传剧照，希望工作人员踊跃观看。有4位在新北市工作的女观众在下午下班后坐着“捷运”赶到台北来看戏，她们说，在读书时就知道王阳明的学术思想，这次是怀着对王阳明的崇敬之心来看戏的，就是想知道剧本是怎样把王阳明的一生贯穿起来。看了演出以后觉得剧情很好，王阳明的思想让她们深受感动。

文化搭“桥”，交流合作。家住花莲的台湾舞蹈工作者吴雪月得知姚剧要在新北市演出后，便和其他两位舞蹈工作者一起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从花莲赶到新北，观看了《王阳明》；知名艺人白冰冰、张琇雅等众多演艺界人士也前来观看了演出。这些内行不放过任何精彩细节，每到会意处，总是会响起充满激情的掌声，演出结束后，还与剧团演员进行了艺术上的磋商、交流。吴雪月认为这种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王阳明。她很希望以后有机会与姚剧工作者进行艺术上的合作交流。台湾知名艺人白冰冰连看了两场，她说：“这个戏太动人了，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相信所有看了演出的观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是那样强烈地需要阳明精神，感谢你们为台湾送来《王阳明》。希望姚剧能常来演出，这样的文化交流越多越好。”

演出超出了预期目标，《王阳明》赴台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引起了广大媒体的热切关注。演出期间，各大媒体盛赞这是两岸艺术交流的又一件盛事。新华网、《人民日报》海外版、《浙江日报》等媒体对《王阳明》演出进行了报道。台湾众多媒体也对《王阳明》演出进行了报道。《旺报》甚至用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姚剧《王阳明》和寿建立人物专访,“东森电视”等电视媒体也报道了“台湾·浙江文化节”的新闻和姚剧《王阳明》的演出新闻。据初步统计，共有两岸40余家媒体50多名记者参与了此次活动的报道。在宣传《王阳明》的同时，也扩大了余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姚剧早在2008年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姚剧以音乐流畅、活泼见长，曲调节奏明快，唱词纯朴通俗，生活气息浓郁，道白通俗易懂。姚剧《王阳明》大胆突破旧的戏剧结构模式，采取了篇章式的传纪体。全剧通过对王阳明一生中几个重要时期的截取，完整地展现了王阳明这位明代先贤的生平和思想。该剧获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浙江省第十一届戏剧节新剧目大奖等奖项。

余姚市艺术剧院院长寿建立五十开外，就是姚剧《王阳明》中王阳明主要扮演者。尽管姚剧已经有250多年的历史，但一向是以表演现代题材见长。这次演绎古装历史题材戏，对这位王阳明的扮演者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以自己的独特而优美的嗓音，活脱脱地表演了王阳明一生的坎坷和离奇，为表演王阳明的刚正不阿，寿建立在关键词的唱功中用阳刚之气感染观众。在第二场表演王阳明受刑一场戏中，寿建立大胆创新，把原来姚剧从未用过的“甩发”用来表演王阳明的内心世界，他练了数百次的“甩发”常常赢得满堂喝彩。寿建立说：“当我在演出时，看到观众们在台下热情地鼓掌。演出后，观众又争着和我们合影，让演员签名，让我无比激动，永生难忘。”

这次演出活动也是第五届“台湾·浙江文化节”的主打项目，由浙江省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台北、新北、台中市政府主办，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合办。在为期10余天的时间里，演出团先后在台北、台中和新北市演出5场。王阳明这一名贤的伟大人格、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戏剧艺术魅力倾倒了台湾观众。□

Yaoju Opera Shows Life of Local Celebrity in Taiwan

By Liu Ke, Li Rongrong, Chen Yajie, Qiu Mingliang

Wang Yangming (1472-1529), a great scholar and philosopher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is an influential figure on the mainland and in Taiwan. Wang was a native of Yuyao, now a prefecture-level cit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Ningbo, a port city in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Wang is a popular figure in Taiwan for various reasons. He is a famous thinker, philosopher, educator and general. In the history of 5,000-year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great scholar plays a unique role: he is considered a giant of virtue, accomplishment, and thought. He was highly admired by Chiang Kai-shek. The ruler of Taiwan for decades after he retreated to the island province, Chiang renamed a hill in Taipei Mount Yangming and had his residence built there.

The Yuyao Art Theater visited Taiwan in mid February, 2011, on behalf of Zhejiang Province to participate the fifth annual Taiwan-Zhejiang Festival. It staged a history drama named “Wang Yangming”. The premiere was in Taipei on February 15. Altogether the troupe mounted five performances during its ten-plus-day stay in Taiwan.

The play was a great success. It was warmly applauded by those whose ancestral roots are in Yuyao and those who took great interest in the scholar.

The Taiwan media covered the event extensively.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premier was held on February 14, attended by journalists from over 30 media organizations. On the afternoon of the premiere night, people formed a long queue to buy tickets, most of them being natives of Zhejiang in general and of Yuyao in particular.

On the night of February 15, 2010, the curtain was raised on Wang Yangming, a starter for the launching of the Taiwan-Zhejiang Festival. The venue was the Metropolitan Hall at Taipei Culture Center and the theater with 1,000 seats was full.

The play was most acclaimed by those whose ancestral roots are in Zhejiang. Some came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to watch the play, considering it an opportunity to show the cultural charms of hometown to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 children. A woman from Wenling in southern Zhejiang walked for two hours with her 10-year-old grandson to reach the Metropolitan Hall. A granny visiting a doctor for the treatment of her leg arthritis happened to learn about the visiting Yaoju Troupe and came to watch the play. The Metropolitan Hall’s lounge became a mee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were from Yuyao. The Yuyao dialect was heard everywhere.

Local residents in Taiwan loved the play too. Politicians, celebrities, and business people sent flowers to the performances. Audiences changed gradually. Zhejiang natives made up the majority of the audience attending the premiere in Taipei. Then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showed up in following performances. The last show in Xinbei City attracted the young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the half of the audie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Yuyao dialect used in the play easy to understand, the subtit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in Taiwan was provided.

Wang Yangming as a philosopher is best known in Taiwan for his two major propositions: “knowledge and action are one” and “behave in good conscience.” Many residents came to watch the play because they wanted to find out how a regional opera from Zhejiang portrayed the great scholar they respected.

Members of school board of directors of Yangming Middle School of Taipei (a school named after the great scholar) came to watch the play. Afterwards, they came backstage and held a discussion with the troupe members on how to further promote Wang’s ideology. The school planned to visit Wang’s former residence and academy in Yuyao in conjunction with Yangming University and Yangming Academy, both be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aiwan, which are also named after the great philosopher.

The more-than-expected success of the Yaoju Opera performances in Taiwa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edia. Fifty-plus journalists from 40 media across the straits covered the drama event. The media unanimously applauded the event as a big promo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s across the straits.

Yaoju Opera started in the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The 250-year-old regional opera genre has been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2008. The opera is celebrated for its flowing and lively melody and easy and everyday-life lyrics with a repertoire of a lot of modern plays. “Wang Yangming” breaks away from traditional drama structure by portraying a number of key stages in Wang’s life. It looks very much as if the play displays a few chapters of a biography depicting the scholar’s life and ideology. The play won a gold medal at the 6th China Drama & Literature Award in November 2010 and an award at the 11th Zhejiang Theater Festival in December 2010.

7.王阳明心学读后感1000字 篇七

首先王阳明先生的哲学虽部分来源于儒家，但核心理念却是突破南宋时期朱熹朱圣人的观点：“存天理、去人欲”。朱圣人以一孔之见提出“灭人欲”而王阳明先生则不同，他明白：天理和人欲是不能分离的，本身欲望和情感都是由人的意识所产生，若一味的强制分离，反而有违万物发展的规律。我举一个书中的例子，王阳明先生在寺庙中与一位高僧的对话：

王阳明问道：

“有家吗?”

高僧睁开了眼睛，答：

“有。”

“家中尚有何人?”

“母亲尚在。”

“你想她吗?”

良久之后，一声感叹：

“怎能不想啊!”

然后高僧缓缓地低下了头，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

王阳明看着眼前这个惭愧的人说道：

“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

听到这句话的高僧并没有回应，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他收拾行装，舍弃高僧的身份，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

我想当时寺内任何一个和尚都对不会想到，竟然有人把自己寺内的高僧劝回了家

这件事完美的说明了人欲不会也不应被我们克制或是泯灭，之所以王阳明先生提出：“理和欲为并存，即天理就是人欲 ”的观点，就是因为他明白也希望人类应通过致良知去了解人欲和研究事物的善恶，若为善则为之;若为恶则去之，做到知行合一。

第二： 在“知行”上，王阳明先生始终坚持：知为行之始 行为知之成。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法和理解，我认为知而不行，则为空知;行而不知，则不知所以然，简单说也就是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也不能单独片面强调“实践出真知“，因为两者并行，我去实践，只是去验证这个真理，就像最后书中所言，其实最终目的就是磨练我们的心。另外知行合一也是和“理欲”、“至良知”等观点所对应，用良知做事、判断善恶，用心灵态度决定正确的行为方式，做到言行一致。

8.王阳明三拒皇命 篇八

拒交叛王

朱宸濠狂喜。张忠派出锦衣卫，拿着一面威武大将军的手牌，去见王阳明。

1519年阴历九月初，锦衣卫到达南昌城，并向王阳明呈上威武大将军的手牌。

弟子们说：“皇上的手牌和圣旨没有区别，应该赶紧相见。”

王阳明说：“圣旨是圣旨，手牌是手牌，怎可同日而语？大将军的品级不过一品，况且我是文官，他是武官，文武不相统属，我为什么要迎他？”

王阳明的弟子们大骇：“老师是想瞒天过海，恐怕要得罪皇上。”

王阳明说道：“对于父母错误的言行，孩子无法指责，最好的办法就是哭泣，怎么可以逢迎他的错误呢？”

属下苦苦相劝，王阳明只好让属下替他去见锦衣卫。按规矩，王阳明需要孝敬锦衣卫一大笔钱，结果，王阳明只给五两金子。锦衣卫决定第二天返回张忠处，让王阳明付出代价。

第二天，王阳明适时出现了，说：“我亲自来送您。”说完，他拉起锦衣卫的手，满怀深情地说：“下官在正德初年下锦衣狱很久，和贵衙门的诸多官员都有交情，您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轻财重义的锦衣卫。昨天给您的黄金，只是礼节性往来，想不到就这点钱您都不要，我真是惭愧啊。我没有其他长处，只会做点歌颂文章，他日当为您表彰此事，把您树立成典型，让天下人膜拜。”

锦衣卫的良知被他撬活，这个支点选得非常好，正是绝大多数人最渴望的名声。

锦衣卫说：“这次，本来是让您交出朱宸濠，看您也没有这个意思，虽然我没有完成任务，但您的一番话让我心弦大动。我提醒王大人，还会有人来。”

王阳明装出一副惊异的样子：“朱宸濠既被我捉，本该我献俘才对啊。”

锦衣卫不语，跳上马背，一溜烟跑了。

王阳明不交出朱宸濠，朱厚照就不能来。朱厚照若来，可不是一个人，他将带着十几万大军，这群蝗虫所过之处，人民必定遭殃。他们仅以搜索朱宸濠余党这一堂而皇之的理由，就能让无数百姓家灰飞烟灭。

此时，王阳明只有一个想法：押着朱宸濠急速北上，在半路堵住朱厚照，让他没有理由再来南方。

宦官无奈

1519年九月十一，王阳明把朱宸濠一干俘虏装进囚车，从水路出发，走到广信。张忠派出的两名高级宦官，来见王阳明，声称是奉皇上朱厚照的圣旨，要王阳明把朱宸濠交给他们。

这次，王阳明面对的不是锦衣卫，而是东厂太监。锦衣卫还有一点人性，东厂全是兽性，对付恶人，千万别激发他的恶性，恶人并非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利益的丧失。只要摆清利害关系，他们就会知难而退。

王阳明热情接待两名高级宦官，两人请王阳明立刻交出朱宸濠。

王阳明慢条斯理地问：“这是皇帝的意思，还是你们大佬张忠的意思？”

两宦官冷笑：“当然是皇上的意思。”

王阳明又问：“皇上急着要朱宸濠，想干什么？”

两宦官再度冷笑：“我们怎敢擅自揣摩圣意？”

王阳明说：“我大概知道皇上的意思。”

两宦官问道：“王大人难道是皇上肚里的蛔虫吗？”

王阳明说：“我能猜出一二。宁王造反前，在宫中府中，朋友无数，天下人谁不知道？宁王交朋友，靠的就是金钱。现在既然造反，就是叛逆；用金钱交朋友，那就是贿赂。我进南昌城后，在宁王府中搜到一箱子账本，详细记载他给了什么人，给了多少钱，这人又为他谋取多少好处。”

说到这里，两名宦官早已面无人色。朱宸濠的朋友里面，就有他们二人。

王阳明马上清退身边所有人，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两本册子，一本是账簿，另外一本夹着二人和朱宸濠来往信件，完全可以证明二人和朱宸濠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朱宸濠造反的准备工作中，给予很大帮助。

王阳明说：“我仔细搜检一番，只有这两本册子和二位有关，你们早做处理，以免后患。” 两人又惊又喜。

王阳明借势说：“我准备北上亲自献俘，二位可否跟随？”

两位宦官急忙说：“我等回张公公处报告，王大人放心，我等绝不会在您面前出现第二次。”

两人回报张忠，说王阳明不好对付，取不到朱宸濠。张忠两次失败，发誓事不过三。他再派出东厂太监，无论如何都要拿到朱宸濠。

连王阳明的弟子们也认为，张忠第三次来取朱宸濠，势在必得。王阳明平静如古井之水，特意在广信多留一天，等待张忠的奴才。

以文制暴

在东厂眼中，王阳明不过是一个都御史，他们的前辈刘瑾，连内阁首辅都办过，何况区区王阳明。

当他提出要取朱宸濠时，王阳明马上同意，让人摆出笔墨纸砚，然后指着窗外，说：“朱宸濠的囚车就在外面，只要您写下一段话：今天，某某带走朱宸濠，一切后果由我某某承担。然后签字画押，马上可以领走朱宸濠。”

这位宦官呆若木鸡，他不敢签字画押。朱宸濠余党隐藏在江西各处，如果他们头脑一热，劫了囚车，自己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朱厚照砍的。

他试图让王阳明明白一个道理：张公公无论取什么，都不需要签字画押。

王阳明说：“那就请张公公亲自来。”

张忠当然不能来，不然，他早就来了。

就这样，王阳明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张忠的三次威逼。

选自《特别关注》2015.12

9.浅析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 篇九

【关键词】王阳明；心即理；心外无理；知行合一

一.阳明心学背景简述

1.学术背景。宋明理学发端于唐代大儒韩愈的“道统”思想，该主张始于复兴儒家思想的“古文运动”。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由北宋大儒周敦颐先生开始，他在《太极图说》等著作中描绘了一幅“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1的宇宙发生图景。继而由张载和二程子先生阐发的“理气关系”学说将宋明理学推向了高峰，在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形而上学理论基础上融合了儒家的道德准则与核心价值观，形成了集本体论、认识论、工夫修养方法为一体的学说体系。张载指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2又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3综上可以看出，张载认为世界是由气组成的，而气之变化是由“理”决定的。程颐在此基础上将气之“理”阐释为“天理”，进一步确定了“理”对具体事物的主导作用。这也就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野之处。心学的核心命题可以归结为“心即理”，这首先见于陆九渊的《与李宰》：“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4由此可见，陆九渊认为“心”即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四端，而这“心”有是天，即理所赋予的，即言四端之心是先验的，而不是通过后天修养所得。然而陆九渊对“心即理”的论述是不充分的，这一理论在阳明先生那里又被更为详尽、更为系统地进行阐发，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学理论体系。“心即理”的命题也是心学与理学相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二者在对“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差异，宋明理学家一致认为，“理”是世界的终极存在。而心学与理学的分歧则在于追求“天理”的途径，这其中则包含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追求“天理”的主体——人也就是“人性论”的议题。第二，人追求“天理”的方法是什么？对于“人性论”的问题，宋明理学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韩愈的“性三品说”，所谓“在天为理，在人为性”，就是说天理体现在人的身上即是人性，人性是至善的，而“心”则是杂于气质的，有善有恶。对于人性论的回答，理学认为“心”有人心、道心之分，使人心服从道心才能实现与理的同一；而心学认为，心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心之本体就是至善的心本身，而这个至善的心就是天理，或称良知，是言“心即理也”。从人性论出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显而易见了。由于理学和心学都承认“心”是有善有恶的，因此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然而二者的内涵却不尽相同，理学所主张的“灭人欲”是在“心”中剥离人心的气质部分，从而使人心听命于道心；而心学则主张恢复心的本来状态，是为一个“洗涤”过程，并不对本心有所改造，因此反对读书，而用易简工夫。综上所述，理学和心学的本质分歧即在于对“心为何物”的不同看法，以及由此导致的实现“心理合一”方法的殊异。

2、社会现实。除学术传承的背景外，阳明心学的产生还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王阳明活动的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正是明朝内忧外患极其严重时候……战争连年不断，各地藩王觊觎中央政权，不断发生叛乱……土地兼并日益激烈，离开了土地的流民多次发生暴动……极大地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市民阶层慢慢生长起来，功利主义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削弱了理学维系人心的作用。程朱学说成了士人应付科举考试的工具。整个社会显现出士风不竞、道德沦丧的局面。”5是为“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有犬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6

二.心即理也

“心即理也”是阳明先生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也是其在晚年提出“致良知论”的基础。因此，要探究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必从“心即理”讲起。1512年，王阳明转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下归省途中与门人徐爱围绕《大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阐发了“心即理也”、“心外无理”以及“知行合一”等重要观点，并揭示出了“良知”这一重要概念，提出良知即是“心之本体”的基本命题……并对朱子的格物穷理学说展开了严厉批评，指出这是“向外求理”、“舍己逐物”……这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理论框架基本形成。7

1、心为何物。如前所述，所谓“理”就是世界存在的本原和根据，是宋明理学家所追求的终极存在，那么在阳明先生看来，心为何物？为何可与“天理”相等同？在《传习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心不是一块血肉，只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8这是从心的功能来谈的，心的功能是“知觉”，如耳目手足可经验外物，而知觉的对象由前文推断则应是“理”，换言之，心的功能就是知觉“天理”。又据“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9可知阳明先生将心视为身的主宰，亦是感官之所以能够经验外物的基础和根据。“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则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则无非礼之言动。如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10正其心，则行为必然合乎于礼，也就是复归了天理。综上可知，阳明哲学的“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知觉天理”，这是对宇宙秩序的知觉，更是对儒家道德的知觉，亦即阳明先生所说的“致良知良能”，具体来说，就是代表“仁义礼智”的道德本心；二是“心为身之主宰”，“正心”是阳明先生对《大学》格物的理解，也是阳明哲学的开端，所谓“格者，正也；物者，心也。”取自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因此格物的工夫就是要“正念头”，使心符合儒家的基本道德准则，恢复道德本心，如此自然行为合宜。

2、心外无理。阳明哲学对于“心即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心外无理”，更强调了心与理一一对应的关系。《传习录》中记载：“‘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11前一句是引用朱熹对《大学》“明德”的解释，“虚灵不昧”本为佛语，指人的本知、本觉是虚无但灵通不昧的，朱子以此表明人心中的道德本性是天赋的。对此，阳明大致持肯定意见，但对于“众理具而万事出”一句，则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认为心具有众理且万事出于心，因此断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事实上，“心外无理”的完整说法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12这就又回到了“心”、“性”、“理”三个概念的辨析问题。如前文所述，“理”是二程子“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具有宇宙本原和道德本体的双重意涵。至于“性”，最早与理相关的记载见于程子“性即理也”的著述。朱熹评“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13此为从性之源头来谈，指出天理体现在人的身上，便有了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此即谓之“性”。然而与阳明哲学不同，程朱理学的“气秉”说使性在实际作用中变得十分复杂，在理学家眼中，天理作用于人之性为“天命之性”，亦即张载所称“天地之性”，而与此同时还存在受气斑驳之性，谓“气质之性”，人由此而分善恶。这时回到“心之本体即是性”的论断，可知阳明哲学认为，性是心的本来样态，同时性又是理的完全体现，因此可以说，理完全被心所包含，即所谓“心外无理”。需要说明的是，阳明所讲的“理”，主要指儒家的道德本心，并不包括宇宙生生变化之理，更将心学嗤之以鼻的经验世界之“物理”排除在外。在强调“心外无理”的同时，阳明并不否认现实中私欲和恶的存在，他言性为心之本来状态，也就是说，心还存在着变异了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情”。程颐将性称为“心之体”，情称为“心之用”。而阳明则认为情并不是心所固有的东西，如陆九渊所言，心需要一个洗涤的工夫，使之“存天理，灭人欲”。这时，“致良知”的方法论作为洗涤心的工夫呼之欲出。14

三、“致良知”学说

经过平定宸濠之变，王阳明在1521年提出了“致良知”学说时年50岁。据钱德洪在《阳明先生年谱》中所说：阳明“向经宸濠、忠、泰之变，盖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遗书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如何才能真正把握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这是一个如何处理“工夫”与“本体”之关系的心学理论问题，成了阳明晚年在教育门人弟子时不断思索乃至引起阳明后学不断争论的一个思想课题。

1、知行合一。阳明哲学的最终目标即是“致良知”，这源于他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5也就是说，知是行的前提条件，但这只是逻辑上的在先，并不是时间上的知先行后，知与行是浑然一体的，有知必有行，行发于外亦必有指挥于内。至于“知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16这是阳明面对其弟子徐爱的质疑作出的回答。有些分明通晓道德准则的人却在实践中大行其恶，这是为何？阳明认为他们的知被私欲所隔断，已然不是知行的本来状态了，换言之，也就是心受到了人欲之气的斑驳，不再体现天理。在阳明哲学中，真知必然指向善行，这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命题相类似，都认为若所行者非善，必是知的方面有所欠缺。真正的知应完全发自本心，不掺杂功利之因素。“真知有二个方面，一个是知了必行，这种对于行的内在要求，是知中本有之义，是知的逻辑内含，一有畏葸怠情，便是真知被蒙蔽了，才去此蒙蔽，行便自位不符。二是真知知道如何去行，这是真知中的道德理性对于知识理性，对于行为手段的自然要求。”17

2、良知学说。钱德洪先生曾评价阳明的良知与致良知说是“教之三变”的最后教法，也是他心学思想发展的高峰。由是观之，无论之前对“心即理也”抑或“心外无理”命题的论述，最终都要归结到“致良知论”，可以说良知学说是对阳明哲学的概括总结，将心性物理、本体工夫、知与行等命题合为一体，如阳明所言：“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何谓“致良知”？“致”在阳明处有两重意涵，一训为“至”，取“达到”之意，即言人心中良知良能的自觉；另取“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18的“致”，意为“推行”，此意涵即与知行关系相关。“良知”一词源于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19原为对“人性本善”的论证，而阳明对其作出了心学的解释，即良知良能为先验在心中的天赋本能，因此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综上可知，所谓“致良知”，即是达到人内心天赋的道德自觉，并依照良知的指引而行。在这里，良知指先验的道德意识和是非准则。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看，良知等同于心，是宇宙的本原，最高的精神实体，亦是万物生生变化之根据，如阳明所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20就认识论而言，良知是天理在心中的体现，“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 21此处特指孟子所讲的“是非之心”，指导人行为合宜的最高标准和价值判断。另良知还具有至善的内在预设，是对天理的完全展现，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总而言之，良知是世界存在与发展的根据，它本身至善，并且指导人的行为，使之合乎儒家道德的本心。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阳明之所以提出如是之哲学主张，乃是直接针对其内忧外患的处境。阳明主张将外化的忠孝节义转为内在的良知良能，克服了为应付科举考试而生的形式化弊端，认为道德准则只关乎本心的欲求，而不是沽名钓誉的手段，如此则避免了一直以来儒家道德“崇仁义，愈致斯伪”的窘境。

四、小结

阳明哲学作为心学的集大成，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开辟了全新的视野，以心为线索，贯穿了理与性、知与行、本体与工夫等多个命题，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心即理也”定义心之意涵，到“心外无理”确定心与理的关系，继而提出“致良知”的工夫论方法，数百年来一直作为中国文人士大夫甚至平民百姓所奉行的处世圭臬。

参考文献

[1]《周敦颐太极图说》

[2]《张载正蒙》

[3]《张载正蒙》

[4]《陆九渊与李宰》

[5]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第80页

[6]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第81-82页

[7]吴震：《王阳明著述选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7页

[8]《传习录下卷》第322条

[9]《传习录下卷》第317条

[10]《传习录下卷》第317条

[11]《传习录上卷》

[12]《传习录上卷》

[13]《朱子语类》（卷四）

[14]吴震：《王阳明著述选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9页

[15]《传习录上卷》

[16]《传习录上卷》

[17]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第97-98页

[18]《王阳明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第277页

[19]《孟子·尽心上》

[20]《传习录下卷》

10.王阳明传习录读后感900字 篇十

第二次见到王阳明三个字，是初中二年级，余秋雨一篇名为《乡关何处》的散文让我大为心折的同时，我也开始对他花了三千字描述的人物感兴趣。阳明山的故事就是从这里知道的。就文论文，余秋雨的散文还是写的很好的。

有印象的第三次，就是高中历史书中了，历史书上用一种不无嘲笑的口吻戏谑着他的关于花的故事，而且和一个幡动心动的故事一样喜欢出现在政治试题中，答案毫无疑问是选择唯心主义的那一个。其时，在我看过一本简单的逻辑学教程后，我对这种逻辑混乱的书充满了鄙视。是非对错不是能教出来的，何况给王阳明下结论的这些权威本身就值得怀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但是，这些时候，我依然没有认真的想过王阳明，第四次认真的在王阳明三个字上坐停留，是在一次追寻五四的“青年必读书”案中，在梁启超开出的书目中，《传习录》三个字赫然期间，梁启超说“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这个时候，从一些哲学论著中，我已经大致了解了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但就像那些整天将马克思挂在口上的人十有八九都没有看过资本论一样，我也没有阅读过《传习录》，对于王阳明内在的理路思想我感兴趣。在我开始感兴趣如何内圣外王，或者仅仅内圣的时候，我开始阅读《传习录》，日三省身。私心以为，现代对许多儒家经典的哲学性发挥是没有多少必要的，除了以供进身之阶别有所图者，经典，对于我们这些普罗大众来讲，常读然后常新，以供修身，或者更可能是那些往圣昔贤愿意看到的。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没有那么复杂。

诸公在此，务必要立一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而已，岂不惜哉!

……，……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与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结果了此生。诸君常要体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致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圣人许多好处，也只是无我而已，无我自能谦。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

11.接着说“章太炎与王阳明” 篇十一

有趣的是,学术史能解决的问题,政治思想史不一定能解决。以《也谈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为例,因为有了章太炎后期所作《王文成公全书题辞》和《王文成公全书后序》做支撑,谈儒侠,谈子路之风,谈儒行,在学理上可以说一脉相承,坦承直下。看起来,这不单可以解决王阳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评价问题,似乎也在某种意义上为诠释章太炎的“革命家”风采找到了思想源头。以“儒侠”为思想资源探讨章太炎“精神上的独行侠”之本色,这一思路也得到国内一些学人的认可。如孟实的《仰梁以思章太炎》(《读书》一九九○年第四期)、李振声的《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书屋》二○○一年第七、八期)等,均引用过该文的观点,为研究章太炎乃至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学理上更进了一步。这两篇文章相对海外而言,在方法上可能是滞后了一点。但也正好说明只有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内学术风气才开始真正有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态度。

这里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国内学者当中最早对学风问题公开表示不满的,可能是王元化先生。据钱钢、钱文忠、盛勤《“必须有心的光明” ——建国后的王元化先生学术思想评述》(载《开放时代》二○○○年三月号)一文介绍,王元化先生在一九八○年为鲁迅百年诞辰而作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中就说过:“如果只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于此而昧于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点难以索解。”而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状况更是不客气地指出:“目前在思想史方面我们还很缺乏具有卓见的文章。”从后来罗银胜所辑录《王元化谈鲁迅》(载《书屋》二○○六年第九期)的内容来看,王元化先生所谓“明于此而昧于彼”,其中当包含有对国内思想史研究缺少学术史考察方法支撑的不满。但即便如此,王元化先生“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也是直到九十年代之后才在《鲁迅与太炎》等文章中真正落实下来。由此可见国内学术风向之微妙变化,同时也可以视为学术史推动思想史研究的个案。

当然,政治思想史能解决的问题,学术史也未必全能解决。还以《也谈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为例。在谈到章太炎思想转变原因时,作者也同样摆脱不了作为“外烁因子”的时代论调子,认为“章太炎是一个传统解体时代中的急先锋。然而到了民国后,也恰恰与政治上的五族共和相应,太炎在学术上开始流露出保守的、调和的动向”。他以民国为界,概论章太炎经历了从破坏到建立,从分析到综合,从排斥到兼容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在拆散时候,他首先以打破和否定的眼光注视王学。后来他虽已经发现了王学中不无可以肯定的成分,但在调和重建之前,他也只是模棱两可地看待阳明而已。要对王学做出正面的、大张旗鼓的肯定,还是要等到章太炎的哲学视野与包容进一步扩展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以佛解庄,以庄证孔’完成了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之后。这时,他的哲学体系才告‘大功圆满’,他的真界事业才算完成。过此高峰,他只好‘回真向俗’了。在向俗的路上,他一反从前的高蹈,凡事概取中庸平和之见。思想上以儒家为宗,统筹道释。”这段话看似将章太炎评价王阳明所存在的“自相支绌”、“古怪的变化”(见朱维铮:《章太炎与王阳明》)做了“内在理路”式的解释。或又未必全然。

章太炎是否“对王学做出正面的、大张旗鼓的肯定”呢?权置不论。倒是章太炎对王阳明评价的所谓“晚年定论”真相,更值得玩味。这从民国初年章太炎写给吴承仕的信(收《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里或许能管窥一点玄机。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致信曰:“仆近欲起学会,大致仍主王学,而为王学更进一步。”在稍后的信里又提道:

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直授大乘所说,多在禅智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生,应世之言颇广。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先举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能进其说,乃入华梵圣道之门,权衡在我,自与康梁辈盲从者异术。若卓吾辈放恣之论,文贞权机之用,则在所屏绝久矣。要之,标举阳明,只是应时方便,非谓实相固然,足下以为何如?

从其中“恐今时未足应机”、“先举阳明以为权说”、“只是应时方便”之语,不难看出章太炎“起学会”、“主王学”的真正用意,不单要“为王学更进一步”,而且更似一种开启民智、收拾人心的权宜之策。巧合的是,“自与康梁辈盲从者异术”一语,偏偏又将王阳明与康梁绑在了一起,为《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的党争之说做了旁证。以章太炎素向傲视群伦的作风来看,康梁自当不在话下,王阳明恐也难成其拳拳服膺之人物。再就所谓“回真向俗”来看,回真当指思想上的圆融自达,向俗则指不放弃对世俗社会的关怀。《淮南子·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注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也。”故陶渊明有“怀良辰以孤往”之咏。但革命时期倡导“独行”精神的章太炎,在革命成功之后,一直是忧患心切,无时不以世务为念的。这在民国初年写给吴承仕的多封信里都有体现,所谓“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云云,不多列举。事实上,章太炎早在《书·原学》(《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里就论述过:“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而“九隅既达,民得以游观会同,斯地齐微矣。材性者,率特异不过一二人,其神智苟上窥青天,违其时则舆人不宜。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足见“政俗”二字在章太炎学术思想当中的重要地位。

钱穆先生在章太炎去世的一九三六年,作有《余杭章氏学别记》(收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一文,也认为“太炎之望于政者虽觳,而期于俗者则深”。并云:“昔顾亭林有言,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风俗人心,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太炎早岁即慕亭林,其严种姓,重风俗,皆与亭林论学之旨相近。”另外就康章之争的问题也有总结:

当其时,与为论相抗衡者,有南海康氏。康极恢奇,而太炎则守平实。故康欲上攀孔子为教主,称长素;而太炎所慕则在晚明遗老,有意乎亭林之为人,而号太炎。然康主保王,太炎则力呼革命。康唱为变法,太炎又谆谆期循俗焉。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

这在某种意义上,又从学术史转回到了政治思想史的讨论层面。朱维铮先生认为章太炎“议王”,“无非要议论推翻清朝的革命派”,担心胜利后的革命党人,效仿日本“用王学以致富强”。这个论述的角度是很有道理的。应该说,章太炎对于王阳明思想的取舍或褒贬态度,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史问题,同时也是其所言立学“因其政俗”的社会关怀问题。在进入民国之后,不独《议王》可以作如是观,在《章炳麟论学集》所收书信里,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风气之颓败,民心之偷薄,深忧不已。这才是章太炎思想前后看似矛盾的关键点,也是他一度反省自己“激而诋孔”,以及作《王文成公全书题辞》和《王文成公全书后序》,又晚年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所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些看似前后矛盾的多变之举,光靠单纯的学术史显然是很难解答的。因为站在章太炎的立场上看,一切无非是从收拾人心的“应时方便”出发。大致犹在其关于王学“拿它治国不行,拿它修身则好得很”(见前揭朱维铮先生语)的制衡论范围之内。

这里还有一个“公案”也可以借此话题做个了结,那就是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何以“没有为章太炎留一席地”的问题(可参阅拙文《“末路”章氏王朝》,《读书》二○○七年第六期)。钱先生确实在《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年版)一书里说过:“在我《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则只写到康有为,有一长篇,以下便不再写。因我此书只写死了的人,不写活在这里的人。”这个听起来好像“盖棺论定”的说法,甚至遭到过他的好友贺麟的直率批评(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序》,商务印书馆二○○二年版)。似乎事实又并非如此简单。

正如贺麟所云:“那时章也已经老迈,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已相当确定。”不仅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早有专论,贺麟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对章太炎也有高度评价。钱先生的弟子余英时也说过:“清末的康、章并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清初的顾炎武与黄宗羲,中叶的戴震与章学诚那种‘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见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足见少了章太炎的学术史该留下多大的遗憾呀!如果说贺麟的书系属晚出,那么在章太炎去世之后呢?钱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里仍说:“当然我可为他写一篇新的传记,补进《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去,只是我当时没有做,只用一篇短的文章记我的讲演。后来有太炎所讲《国学概论》出版,把我这篇讲演笔记也附在底下。我那篇讲演辞虽然很简单,但我认为已提出了太炎学问长处。”明明不可或缺,为何又不补这个缺呢?这里边似乎藏着什么“难言之隐”。看来其中的关键还在于 “我那篇讲演辞虽然很简单,但我认为已提出了太炎学问长处”一语。

钱先生所说的讲演辞,乃前揭《余杭章氏学别记》一文。其曰:“或问有可永久宝贵之国粹否?太炎答曰,有之,即其国已往之历史也。嗟乎!廑斯一言,足以百世矣。”又曰:“晚近世称大师,而真能有民族文化之爱好者,其惟在太炎乎!”全文唯以章太炎的史学为题,视之为“太炎学之精神”,余则一笔带过。尽管赞词不断,也不可谓不客观,但终归说得不全面。唯一的解释就是在“太炎学问长处”之外,钱先生一定是有着不好直说的“隐情”。时隔四十年之后,他才以一篇长文《太炎论学述》(收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将谜底彻底揭开。并且旧事重提:“余为近三百年学术史,止于南海康氏,太炎尚在世,因未及。太炎逝世,余在燕京大学曾作演讲,介绍其学术大概。然于其怪诞之论,则未有及。”并且特别说明:“太炎此等理论,毕生持守,始终不变,是终不可不述,以为考论民初学术思想,及有意知人论世者作参考,固非好指摘前贤也。”

那么钱先生到底担心的是什么呢?

太炎之学,可分为四支柱。……而其崇信印度佛学,则尤为其四支柱中擎天一大柱。然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后,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

与《余杭章氏学别记》一文仅谈太炎“史学”精神所大不同者,该文则专揭太炎“佛学”之“隐患”。其曰:“论衡检论,检讨国故,属太炎学之旁面。到汉微言明倡佛学,乃太炎学之正面。”并且多处将章太炎怪诞言论,与章太炎所深恶的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如“太炎于中国历代人物,一一凭佛义,判其高下,定其差别。后起新文化运动,一尊西法,亦如太炎之一尊印度”。又如“太炎惟因此诸人一语近佛,遂不问向来学术界传统意见,即认为其所见皆高于阳明,岂不如当时新文化运动,只求一语近于西方,亦尽排传统,刻意尊之”。至此不难看出钱穆先生早年“隐情”之所在。问题是为何要在四十年后才将意见写出呢?恐与新文化运动大势之消长有关。诸风云人物均已先后辞世不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沉淀,学术风气也大不似当年之激昂。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章太炎思想的“隐患”基本已经排除了。而从公开意见的时机来看,钱先生的“隐情”其实又是一种“隐忧”。这从他的另一篇文章《记公安三袁论学》(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卷)里也能看出来:

民元以来,新文化运动跃起,高呼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无忌惮之风,有过于万历。倘言儒,必喜龙溪近溪乃如李卓吾之徒。倘言禅,则无修无悟,惟可有惊叹。惟当时新文学家亦遂称道及于公安,然惮窥其全书,因亦不知其学之出于龙溪近溪,又直跻于禅而超之,否则或可为三袁更张声气也。

本文以“接着说”为题,谈“章太炎与王阳明”,无非两层意思。其一是前面已经有人说过,本文就其所谈本身做一点补遗。虽无意强作调人,但也难免隔墙看花。其二是前面人所谈的视野基本在近代,本文则有意将该问题的讨论重心再进一步,由近代引向现代。从王阳明到章太炎,再从章太炎到新文化运动,应该是有一条主线下来的。尽管从逻辑上来看,这种看似一脉相承的学理带有很强的修正色彩。正如王阳明料想不到王学之末流会走向“狂禅”,而自信可以“为王学更进一步而后其言无病”的章太炎,似乎也料想不到他竟然成为自己所忌恶的新文化运动之思想资源(此处可详见前揭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李振声《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等文,毋庸赘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章门弟子里,像周作人、钱玄同均极力推崇李卓吾等王门后学。就此而言,钱穆先生尽管没有明言章太炎是新文化运动的祸首,但他的“隐忧”却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周作人《读〈初潭集〉》(见《知堂书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一文里,便记录了一段他与钱玄同都想收藏《初潭集》的往事,乃至要感叹“于今能与不佞赏识卓吾老子者尚有几人乎”。又据《钱玄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记载:“王阳明之学,一进而为心斋,再进而为山农,于是有何心隐、罗近溪、李卓吾,皆王学中至上之人物,吾所最佩服者也。”此等现象,章太炎自己应该是有所省察的。他在《致柳翼谋书》(收《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里就讲到过:

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又平日所以著书讲学者,本以载籍繁博,难寻条理,为之略论凡例,则学古者可得津梁。不意后生得吾辈书,视为满足,经史诸子,束阁不观,宁人所谓“不能开山采铜,而但剪碎古钱,成为新币”者,其弊正未有极。

反省也好,自辩也罢,唯留待后人评说而已。而若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一比较,便会发现他们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精神源头的发凡上是大相径庭的。梁著以心学人物为先锋,钱著则以书院精神为楷模。准此而论,章太炎在二人心中的学术史地位,不待援笔,则已见高下。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难容章太炎,此也一不可或缺之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