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慈善理念（精选4篇）
1.近代慈善理念 篇一
慈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不仅是给予不图回报,而且反而是施者向受者感恩,是捐赠者感谢贫困者为捐赠者提供了实现爱心的机会。
现代慈善不可能是谁从事慈善就要将其作为“公众人物”而进行全面审查从而将慈善变成令人望而生畏的祭坛,恰恰相反,现代慈善是让人心灵和道德得以不断净化和升华的圣坛。
□王振耀
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进入现代慈善时代。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以及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成立,2010年的捐赠超过700亿元等,具有多方面的标志性意义。支撑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一定要有现代的慈善理念。在我国慈善理念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处于高速转型的历史时期,有必要明确以下十个较为基本的现代慈善理念。
一、施者感恩受者
慈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现代的给予还要更进一步,不仅是给予不图回报,而且反而是施者向受者感恩,是捐赠者感谢贫困者为捐赠者提供了实现爱心的机会。因此,做好企业还不是慈善,更不可能是最大的慈善,而只有实施捐赠才属于慈善的范畴,两者泾渭分明,不能混淆。慈善给予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现代捐赠往往有股权、有价证券以及建筑物等多种类型的捐赠。这种捐赠,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所有权的让渡,即从一人一家所有转化为社会所有,但这种社会所有不是国家和政府所有,是基金会代表社会管理财产但不是捐赠给政府。这种所有制,不国不家,不公不私,对于长期习惯于非国即家、非公即私传统的我国社会还相当陌生,按照我国的传统观念,这种捐赠可能是“换汤不换药”,我国的文化传统是只有国家才能代表社会,社会不能代表自身。
二、对捐赠者宽容
宽容而不是苛责,是慈善界的主流行为方式。过高的道德标准,往往产生虚伪或者暴力。鲁迅先生所批评的道德杀人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严重的。而以善促善,则是现代慈善的一种基本态度。许多人行善,往往会犯一定错误,特别是在行善之初,因为缺乏经验,往往有较多的不足,也有的慈善家抱有不同的想法。现代慈善认为,做慈善总比不做慈善好,只要没有犯法犯罪,社会还是对其给以宽容和鼓励。现代慈善的许多理念来源于基督教,而基督教有关宽容理念有一个故事可以体现:当人们都要抛掷石头砸死一个人的时候,耶稣的基本态度是自己真正没有一点过错的人才可以去投石块,结果大家都停了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不能宽容别人也就不能宽容自己。
现代慈善的行为方式较为优雅,不可能发生我国社会常见的不捐赠者比捐赠者更有道理甚至以高调反慈善为荣的极端现象。欧美社会也很少用到“诈捐门”这种词。
三、高调慈善
高调个性而不是低调倡导。一百多年前的卡内基进入慈善界就是高调,当然他是身体力行,还提出了捐赠的重点领域。许多慈善家都是公开宣扬自身的慈善行为,并且还要把家庭的慈善传承理论化而广为宣传。而以慈善家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建筑物、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当普遍。
现代慈善十分个性化,这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压抑个性崇尚低调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四、来自民间的慈善压力
善意压力而不是依赖自发。最突出的表现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给予富豪们的压力过大,明确要人家承诺将来要捐赠一半财产,还要计算有多少人给出了承诺,简直是要对美国最为富有的人进行宣战。
在香港,在节假日往往有相当广泛的旗帜义卖活动,在活动期,走在大街上,如果你没有已经买旗的标志,就会十分尴尬。
英国则是每年都要举办将士阵亡日义卖罂粟花的活动,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期间之所以一定要佩带罂粟花的标志,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此,即使中国的代表团当时在英国访问,你不带罂粟花的标志也不好意思,因为其主旨就是慈善,没有其他政治含义。欧美的劝募活动也相当深入,有的甚至敲门劝捐。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善意的压力,不是政府的活动,而完全来自民间。
五、组织发达而不是个体单干
既要彰显个性,又不是个体单干,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现代西方往往成立众多的家庭或家族基金会,慈善事业的主体是组织化的家庭,家庭基金会有许多。美国的十多万基金会中,有90％以上为私人和家庭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各国建立基金会的门槛相当低,特别鼓励家庭或家族成立基金会以实现捐赠意愿。
因为有了如此众多的基金会,就产生了专业化与职业化的社会需求。西方社会为什么不把公开透明当作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而给予关注?一方面,当然与他们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法治系统有关,另一方面,关键是他们的捐赠往往是组织化了的家庭或家族基金会,捐赠者往往参与管理,或者就是自己退休后把自己的积蓄捐赠出来成立基金会,自己管理自己开发项目,这些人怎么会埋怨公开性不够呢? 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基金会过少,只有二千来个,而我国基金会的门槛又过高,大众捐赠的组织化进程还相当复杂,绝大多数人的爱心捐赠没有渠道顺畅实现,因此出现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基金会与政府行政机构等量齐观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基金会简单模仿行政行为的现象,公众也免不了按照政府的行为标准来评价慈善组织。
六、免税行善而不是竭泽而渔
免税政策,成为近百年来现代慈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会不会由于捐赠而受益?答案是肯定的。企业捐款有一定的免税额度,个人捐款有着更高的免税额度。通过税收的优惠,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客观上都得到了一定回报。人们通常认为,社会和政府实际上通过社会捐赠得到了更多的回报。
在西方一些国家,还通过配比的额度来鼓励慈善组织积极募捐,如果一个组织得到一定的捐款,政府还要给予一半甚至一比一的资金配额奖励。行善不吃亏,行善能够得到较多的社会回报,善有善报,已经形成了一种法律机制。
七、重税施压而不是道德说教
现代社会不鼓励将财富全部遗传给子孙,为缩小贫富差距,遗产税是其重要手段,有的国家甚至征收高达50％以上遗产税。这种重税政策,导致了富豪们往往愿意将大量资金捐赠建立由自己家族参与管理的基金会从而规避税收。现代社会并不是对富人进行简单的道德说教,当然西方文化也没有指责人们文化素质高低的传统,他们更多地强调利益问题,从利益的角度来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参与慈善,并且达成巨额捐赠。使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了国际标准,给不给予社会捐赠,成了判断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志之一。
八、保护尊严,杜绝揭人隐私
现代慈善,透明中又有不透明。慈善家的宴会,往往不放记者参加,这在巴比晚宴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许多项目的决定权主要在捐赠人。捐赠人尊严十分重要。资中筠教授在《财富的归宿》一书中写道:“那些大财团巨头在致富过程中巧取豪夺、残酷无情,如老卡内基、老洛克菲勒之流有„强盗爵爷‟的绰号；而他们在捐赠中又如此热忱慷慨、急公好义,以社会乃至人类的福祉为己任”。对于这样的矛盾现象,美国社会给予了慈善家以明确的支持,他们没有进一步揭露这些慈善家的隐私和过去。立地成佛,似乎是慈善界的基本法则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公共权力侵犯公民隐私的事情不断发生。文化大革命借助于批判资产阶级而基本消灭了人们的私生活。即使是现在,审判法庭的公开摄影报道,对妓女游街示众,人们已习以为常,而这在发达国家则是严格禁止的。
公权与私权之间有严格界限,为了保证私人权利不受侵犯,美国宪法修正案甚至规定个人可以拥有枪支。这样的传统,同样带入了慈善领域。人们不可能追问慈善家的动机,更不可能运用媒体骚扰慈善家的正常生活甚至对其个人的私生活和小时候的不良行为进行报道。如果媒体这样报道,可能会遇到较大的法律麻烦。现代慈善在公权与私权方面的界线划分得相当清晰。现代慈善不可能是谁从事慈善就要将其作为“公众人物”而进行全面审查从而将慈善变成令人望而生畏的祭坛,恰恰相反,现代慈善是让人心灵和道德得以不断净化和升华的圣坛。
九、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
捐赠者可以不公开、不透明,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是现代慈善的一个品格,而受捐助者则往往比捐赠者受到更多的监督。
我国社会由于体制不健全,实现较大额度的捐赠往往十分困难,因此,我国的有关法律对于捐赠人的权益也给予了多方面的保护。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于对捐赠者本人特别是对名人的捐赠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形成了一种越捐赠得多、越受监督而不捐赠则安全的畸形现象,而项目的进展、组织行为的规范和受捐者的状况往往被人们忘掉了；这种现象,与现代慈善格格不入。
十、全民慈善优于富人慈善
现代慈善特别鼓励大众参与,广开参与之门。对每年不到一万美元或英镑的社区类的小型基金会,就没有太多监管行为,主要是给大众参与提供方便；当然,西方视教会为慈善组织,教会的活动又相当普及,捐赠行为甚至每周都要发生,客观上也是能够实现经常捐赠的一个平台。而且,现代慈善还大开志愿服务渠道,有的国家20％甚至50％以上的人口都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从而使大量的社会问题能够及时地在社区层面得到解决。
正因为慈善深入到基层的多项活动之中,从而能实现社会和谐,不断地促进道德和文明建设。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公益报道应注意的十个理念
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媒体公益培训班中，院长王振耀提出了当前环境下，媒体在进行公益报道时，应当注意的10个理念。1给予而不是索取
慈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现代慈善不仅是不图回报，施者还要向受者感恩，感谢贫困者为捐赠者提供了实现爱心的机会。因此做好企业不是慈善，只有实施捐赠才是慈善，二者泾渭分明，捐赠的形式丰富多样，但一定是所有权的让渡，由基金会代表社会管理财产。2宽容而不是苛责
宽容应是慈善界的主流行为方式。过高的道德标准，往往产生虚伪或者暴力。以善促善，则是现代慈善的一种基本态度。现代慈善认为，做慈善总比不做慈善好，只要没有违法犯罪，社会还是对其给予宽容和鼓励。现代慈善的行为方式较为优雅，不可能发生我国社会常见的不捐赠者比捐赠者更有道理，甚至以高调反慈善为荣的极端现象。欧美社会很少用到“诈捐门”这种词。
3保护尊严，杜绝揭人隐私
现代慈善，透明中又有不透明。慈善家的宴会，往往不放记者参加，这在巴比晚宴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许多项目的决定权主要在捐赠人。捐赠人尊严十分重要，不能是谁从事慈善就要将其作为“公众人物”而进行全面审查，这会使慈善变成令人望而生畏的祭坛，恰恰相反，现代慈善应该是让人心灵和道德得以不断净化和升华的圣坛。4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
捐赠者可以不公开、不透明，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是现代慈善的一个品格，而受赠方则往往比捐赠者受到更多的监督。
我国有关法律对于捐赠人的权益也给予多方面的保护。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习惯于对捐赠者本人特别是对名人的捐赠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形成了一种捐赠的越多越受监督，而不捐赠则安全的畸形现象，而项目的进展、组织行为的规范和受捐者的状况往往被人们忽略。
5全民慈善优于富人慈善
现代慈善特别鼓励大众参与，广开参与之门。对每年不到一万美元或英镑的社区类的小型基金会，没有太多监管行为，主要是给大众参与提供方便；当然，西方视教会为慈善组织，教会的活动又相当普及，捐赠行为甚至每周都要发生，客观上也是能够实现经常捐赠的一个平台。现代慈善还大开志愿服务渠道，有的国家20%甚至50%以上的人口都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从而使大量的社会问题能够及时地在社区层面得到解决。6高调个性而不是低调倡导
现代慈善十分个性化，一百多年前，卡内基进入慈善界就很高调，当然他是身体力行，还提出了捐赠的重点领域。许多慈善家都是公开宣扬自身的慈善行为，并且还要把家庭的慈善传承理论化而广为宣传。而以慈善家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建筑物、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当普遍。
7善意压力而不是依赖自发 最突出的表现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给予富豪们的压力过大，明确要人家承诺将来要捐赠一半财产，还要计算有多少人给出了承诺，简直是向美国最为富有的人宣战。这些善意的压力，不是政府的活动，而完全来自民间。8组织发达而不是个体单干
既要彰显个性，又不是个体单干，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现代西方往往成立众多的家庭或家族基金会，慈善事业的主体是组织化的家庭，家庭基金会有许多。美国的十多万基金会中，有90%以上为私人和家庭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各国建立基金会的门槛相当低，特别鼓励家庭或家族成立基金会以实现捐赠意愿。相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基金会过少，只有两千来个，而我国基金会的门槛又过高，大众捐赠的组织化进程还相当复杂，绝大多数人的爱心捐赠没有渠道顺畅实现，因此出现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基金会与政府行政机构等量齐观的现象，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基金会简单模仿行政行为的现象，公众也免不了按照政府的行为标准来评价慈善组织。9免税行善而不是竭泽而渔
免税政策，成为近百年来现代慈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肯定会因捐赠受益。企业捐款有一定的免税额度，个人捐款有着更高的免税额度。通过税收的优惠，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客观上都得到了一定回报。10重税施压而不是道德说教
现代社会不鼓励将财富全部遗传给子孙，为缩小贫富差距，遗产税是其重要手段，有的国家甚至征收高达50%以上遗产税。这种重税政策，导致富豪们往往愿意将大量资金捐赠建立由自己家族参与管理的基金会从而规避税收。现代社会并不是对富人进行简单的道德说教，当然西方文化也没有指责人们文化素质高低的传统，他们更多地强调利益问题，从利益的角度来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参与慈善，并且达成巨额捐赠。使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了国际标准，给不给予社会捐赠，成了判断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志之一。
2.近代慈善理念 篇二
黑死病过后, 人口的增加、劳动力和社会需求的增长刺激了英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的圈地运动使大量的土地向少数贵族和地主手中集中, “在1561—1640年间, 国王的土地减少了3/4, 大封建贵族的土地减少了1/2以上;而主要由中、小贵族构成的新贵族的土地在同一时期却增长了1/5。”[1]宗教改革期间, 亨利八世解散了修道院, 将修道院的土地进行了没收, 但随后大部分土地通过拍卖的方式落入了富裕的商人、乡绅、约曼农的手中, 从而导致了土地的进一步集中。这些新土地所有者纷纷将土地出租给农场主, 农场主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从事大规模、集约化的生产, 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工商业方面, 英国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政策来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如控制关税保护本国的工业, 对于一些公司甚至免征出口税。另外还大力支持其他国家的技术熟练工人移民英国, 从而给英国呢绒业注入了新鲜血液。16世纪英国的手工业如炼铁业、造船业、采矿业, 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尤其是毛纺织业和呢绒业。从15世纪5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 英国纺织品出口价值增长了约15~16倍[2]。1488—1492年的呢绒出口5.3万匹, 1518—1522年8.4万匹, 1559—1561年11.8万匹[3]。
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英国的对外贸易也异常活跃。新航路开辟后, 世界商业中心由地中海转到大西洋沿岸, 从而为英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 各种专卖公司纷纷建立, 它们的对外贸易活动遍及世界各地, 贸易路线远至俄国、土耳其、印度和美洲。除了发展正常的海外贸易外, 英国商人还积极从事海盗活动。如著名的海盗德雷克, 仅1572—1573年的航行就带回了价值达2万英镑的战利品。英国当代学者K.拉布根据数据推算出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十八年, 海上掠夺平均每年所得约15万镑, 十八年共得270万镑, 扣除60%的损失和消费, 净得也在100万镑左右[4]。英国的商人还染指万恶的黑奴贸易。他们往往通过诱骗的方式在非洲西海岸捕获黑人, 然后转运到西属美洲殖民地, 从中获取巨额的利润。为了支持黑奴贸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甚至于1567年将王室海军战船供给了约翰·霍金斯。
在近代初期, 由于英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社会分工的细化, 社会流动性加大。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洪流中, 尤以商人、乡绅和约曼农的迅速崛起最为明显。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变得日益富足, 但由于受中世纪西方贱商观念的影响, 他们在社会上普遍受到鄙视, 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处境, 他们选择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 来赢得民众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 提高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人数虽少, 但在慈善捐赠中却占据较大的比重。在1480—1660年间, 他们捐赠的数量超过了一半的比例, 而其中商人的捐赠又占了较大的比重。商人主要集中在伦敦, 他们捐赠的比例高达43%, 他们将超过其财富的17%用于慈善捐赠[5]。据统计, 在1480—1660年期间, 7 391个商人共捐款1 889 212镑[6]。可见, 商人、乡绅和约曼农的兴起, 为慈善捐赠注入了新的动力和元素。
二、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流民问题, 政府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积极鼓励私人进行捐赠
由于圈地运动的进行, 导致了农民与土地相互分离, 加之通货膨胀的出现, 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的生活, 许多农民纷纷破产, 沦为了流民和乞丐。他们在失去土地后, 四处流浪, 居无定所, 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他们或靠作临时工, 或乞讨, 或行骗, 或偷窃的方式维持生活。
都铎王朝伊始, 流民问题就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 “约于1550年, 对穷人的关心成了社会的核心问题。”[7]从1495—1628年间, 政府为此颁布了53个法令。前期主要以惩罚为主, 后期主要以救济为主。爱德华六世即位的第一年就通过了一项严厉的惩治法令:法令规定:所有能劳动而不劳动者都是流浪汉。如果健康流浪汉被捕, 罚做两年奴隶, 在胸上烙个“V”记号。如果逃跑将判终生为奴, 胸上烙个“S”记号, 再次逃跑将被判处死刑。然而, 这种严厉的惩罚措施不仅不能起到威慑流浪汉的作用, 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憎恨, 许多人纷纷加入了起义队伍, 如1549年在诺福克郡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于是两年后, 这一法令不得不废除。
在伊丽莎白时代, 社会普遍认为人们应该具有基本的社会生活保障。社会和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去改善贫苦大众的生活状况。统治者普遍认为, 贫穷会因为无知而蔓延, 饥饿会导致绝望, 进而铤而走险, 给社会带来危害。通过聚集社会资源, 发展慈善事业, 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从都铎王朝建立以来, 由于中央权力的加强, 行政机构不断扩大, 加上“价格革命”的影响, 王室财政入不敷出, 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 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此, 政府一方面通过立法募集资金, 建立济贫院等措施来确立慈善体制。如政府的1547年法律条文中要求每逢星期日要为穷人募捐。到1563年对不愿缴纳济贫税的人送入法庭进行法律审讯。为确保济贫资金的来源, 在伊丽莎白统治前期的1572年正式实行济贫税制度, 但由于种种原因, 在济贫税开始实行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前期, 还远不能承担所有的济贫资金需求, “没有商人的参与, 都铎政府会发现济贫问题比实际中的更为棘手, 并且无法满足其沉重的财政负担。”[8]另一方面政府又积极鼓动富人进行慈善捐赠, 要求富人承担起救助穷人和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的责任。
三、新教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刺激了慈善捐赠在英国的蓬勃兴起
宗教改革后, 各种新教思想在欧洲各地广为传播, 对人们的价值重建和行为导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与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教义把财富看做是罪恶的源泉不同, 新教鼓励信徒积极进取, 恪守天职, 努力取得现世的成功, 以彰显上帝的荣耀。16世纪中叶, 卡尔文主义在英格兰广为蔓延, 卡尔文主义认为利润是上帝对于那些忠实地从事自己职业的人赐福的证据, 劳动和利润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自己的私利, 他只能把供应自己所需的那一份留下来, 所有剩余的财富应当用在公用事业上, 特别是教会的慈善事业上。新教虽然推崇通过阅读《圣经》与上帝进行直接的交流, 但同时认为善行仍是成为选民的不可或缺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 善行有时被看做是获得救赎的必要条件。
在新教伦理的推动下, 一些商人和乡绅由于善于经营、刻苦耐劳、勤俭节约而在经济活动中发家致富。为了争当上帝的选民, 很多人在临死前都将大量财产捐出。在1480—1660年间, 慈善遗赠有了大量的增加, 其中有两次慈善捐赠的高潮, 第一次是1510—1540年, 第二次是1610—1650年[9]。捐赠主要用来救济穷人、修葺教堂、推进市政改造,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办永久性的慈善机构———基金会。
在诸多的慈善捐赠方式中, 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教育捐赠, 在1480—1660年期间, 27%的慈善捐赠用来发展教育。这与新教的教育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教育方面, 卡尔文提出了普及教育、免费教育的主张。
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 随着人们对修道院捐赠兴趣的减退, 学校捐赠日益成为一种更加流行的慈善形式。在当时, 无论是国王、贵族, 还是俗人, 都将学校教育看做是一种慈善事业, 他们往往以私人名义进行捐赠, 资助学生和学校[10]。到15世纪时, 英国掀起了延续一个半世纪的“办学热”, 除主教创建和捐赠的学校外, 世俗界, 包括国王、显贵、乡绅、城镇商人和基尔特等通过私人慈善捐赠建立的学校也开始蓬勃发展。他们日益意识到教育的价值, 纷纷在他们自己的城市和教区内创办学校或提供捐赠, 到16世纪, 世俗的语法学校增长了4倍[11]。16世纪是英国学校教育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通过对英国10个郡的考察, 史学家乔丹发现, “1480年时只有34所学校对平民开放, 截至1660年, 共有410所新学校建立起来……这意味着每4 400人拥有一所文法学校;10郡中的8郡在每方圆12英里就有一所免费学校”[12]。
当然, 在慈善捐赠的浪潮中, 先锋模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在一个教区建立起来的学校或施赈院犹如一根标杆, 它不断地鼓励和刺激其他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一些大城市的慈善活动和捐赠方式对中小城镇也具有示范效应。如伦敦1557年建立的不莱德威尔济贫院在都铎中期被全国各大城市纷纷效仿, 甚至连名字都是一样的。
在英国近代初期, 由于社会的贫富分化导致了商人、乡绅和约曼农的兴起, 他们在具备了一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 在新教伦理的驱使下, 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 参与社会贫困的救助, 使之成为近代英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
摘要：在英国近代初期, 由于土地兼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许多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成了流民和乞丐, 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的隐患。在此背景下, 富有的商人、乡绅和约曼农在政府的鼓动和新教教义的驱使下, 或出于世俗的功利目的, 或出于宗教的虔诚, 纷纷慷慨解囊, 进行社会慈善救助, 使之成为近代英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
关键词：近代初期,英国,慈善捐赠
参考文献
[1]蒋孟引.英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334.
[2]G.C.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Oxford, 19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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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秀荣.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92.
[5]W.K.Jordan, English Background of Modern Philanthrop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6, No2, Jan., 1961:402-403.
[6]W.K.Jordan, The Charities of Rural England 1480-I660, London:Allen&Unwin, 1950:256-257.
[7]Grassby Richard, The Bussiness Communit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255.
[8]Pound John, Poverty and Vagrancy in Tudor England, Essex:Longman, 1982:76.
[9]James Bow, 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London, Methuen&Co.Ltd, vol.3, P130-131.
[10]Nicholas Orme, Medieval school:from Roman Britain to Renaissance England,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06:204.
[11]Moran, J.H.The Growth of English Schooling, 1348-1580,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117.
3.当代中国慈善助学理念与实践 篇三
【关键词】培育慈善助学 和谐社会
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全党“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决定》还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党首次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的完整表述，也是首次将社会救助、慈善事业与和谐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进行表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更加关注社会建设，更加关注社会和谐、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这为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当前慈善助学理念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当代慈善理念与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构建对教育进行资助的体系上做了不少探索。这一过程也正好是我国当代慈善助学理念逐步形成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我国当代慈善助学理念的培育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从当前所蕴涵的社会意义来看，二者是内在统一的。
培育当代慈善助学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当代慈善助学理念的基本意义在于让学生（特别是贫困生）得到社会群体、个人慈善捐助的形式得到极为广泛的理解和认可，为这些学生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提供文化氛围上的保障。这同国家在奖、贷、勤、免、补等方面的资助最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即寻求社会公正。现代慈善助学是要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对既有利益分配上的弱者实施救助，为其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平台。因此，培育当代慈善助学理念的最基本出发点就是社会公正，或者准确地说，是教育公平。
培育当代慈善助学理念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培育当代慈善助学理念则是要通过鼓励和发展各类慈善组织，建立和健全相关慈善法规，使全社会形成和谐、友爱的公益心理。应当说，和谐是培育当代慈善助学理念的基本归属，而这一归属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本质要义基础上的。众所周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必须遵循坚持以人为本的首要原则。
二、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慈善助学理念
培育适合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当代慈善助学理念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注册登记的国内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这说明，目前我国还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慈善文化，培育当代慈善理念还任重而道远。不過，可喜的是一方面，国家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努力，初步形成了“奖、贷、勤、补、免”的资助体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个人开始关注教育事业。毋庸置疑，三十年来我国慈善助学事业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对于培育有中国特色的慈善助学理念是功不可没的。概括起来，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慈善助学理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发展慈善助学事业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执政理念。
第二，发展慈善助学事业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数千年来，儒释道思想凝聚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慈善助学的思想渊源则可以直接从中提炼。随着社会的发展，义学在唐宋之际开始兴盛。一千多年中，无论是国家主办还是社会资助的义学，其发展都延续不断。
第三，发展慈善助学事业要依靠和面向民众。长期以来，我国的慈善助学活动主要限于社会精英层面，慈善助学思想并没有深入民众；而传统的慈善助学行为往往局限于乡族邻里。事实上，发展当代慈善助学事业要依靠和面向民众，这是指一方面要培育深入民心的慈善助学理念，使全社会深知慈善助学事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慈善助学的对象是普通的贫苦学生，这就既要摒除唯阶级论的思维，又要有合理的管理方式、严格的审批程序与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确保慈善助学基金不滥用。
第四，发展慈善助学事业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向作用。必须指出的是，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向作用，并不是要使国家成为慈善助学的主体；相反，国家的导向作用应该着实体现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和交流、政制保障上。目前，我国已制定《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纲要》明确将慈善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部署和规划。因此，广泛地宣传慈善助学思想，深入地进行慈善助学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培育适合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当代慈善助学理念，进而培育大众的慈善心理，提倡新的道德文明，体现中华慈善事业全新的方式和内涵并弘扬我们的传统精华，重铸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使助学理念体现以人为本，更加紧密联系社会，贴近生活，教育管理工作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2004年，第71-74页。
[2]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3]《胡锦涛强调扎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2/19/content_2595497.htm
[4]《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十一五”规划纲要>学习辅导》，人民出版社，2006年。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导读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
[6]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民主法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的原则。详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导读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
[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8]《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中国社会报》，2006年5月24日。
4.近代慈善理念 篇四
[关键词]文明；野蛮；战争
日本的近代史是一部侵略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然而他是如何为其侵略行为正名的？对此，有学者指出，他“以‘民族国家’的‘国际法’名义和‘文明野蛮’的‘近代化’价值，对周边邻国实施了一整套有计划的吞并和侵略行动。”[1]但是该学者并未阐明近代国际法与近代化价值的实质内容，以及日本政府对它的具体运用，而这两点对于我们理解明治时期日本的扩张政策至关重要，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作出补充，探讨日本明治政府对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演绎。
一、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内在构造
在欧洲中世纪，军队是由国王或封建领主的雇佣兵组成的，所以“为国而战”的观念比较淡薄。高桥哲哉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贡献在于树立了“国民”观念，成立了“国民军”。[2]198体验了国民伟大力量的拿破仑正是依靠民族主义这一有力武器，才实现了称霸欧洲大陆的美梦。因为法国的成功经验，之后的德国也竭力宣扬民族精神，最终走上民族自决的道路。民族主义是以原有民族共同体为连带旨归，从而加强民族和地域凝聚力的。这一隐含政治因素的“想象的共同体”在欧洲很快就获得认同，成为号召人们争取民族利益的有效宣传工具。但是，“民族的权利和利益被反复夸大，而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遗传学说和进化论，又出人意料地被扭曲为社会领域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进化论。”[3]19因为在当时唯有西欧诸国具备称霸世界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这使得他们深信白色人种是优秀人种，而有色人种则是劣等人种。与此同时，以斯宾塞为首的一批学者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推展到人类社会，使人类社会的进化被理解成弱肉强食的过程。
经过近代民族主义、人种优劣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理论证，“在《万国公法》的世界里，以欧美列强为中心的基督教诸国被划分为‘文明之国’，而其他地域则成为‘未开化之国’，‘文明之国’可以将‘未开化之国’的领土视为‘无主之地’加以殖民支配。”[4]15不仅如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战争是解决国际纠纷的正当手段。但是正如子安宣邦所说的那样，近代主权国家“仅凭国家（或国民）利益这一条理由就可以正当化战争”，而非主权国家人民的战斗则被认为“是叛乱，是暴动，绝非战争”。对于他们的斗争“只能采取镇压这一军事行动”。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将世界划分为文明与野蛮这种二元对立图式的狭隘的殖民主义话语逐渐成为全球普遍标准。为扭转被殖民的局面，日本明治政府对欧美列强采取屈从政策的同时，积极吸纳以《万国公法》为核心的欧美外交模式。
二、日本明治政府对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演绎
占有北海道是日本政府利用万国公法逻辑的首次尝试。1869年，明治新政府称虾夷地为“无主之地”而改其名为“北海道”，并设置“北海道开拓使”。继北海道之后，朝鲜半岛作为新的“野蛮”者被纳入视线之内。1871年，日本向朝鲜的宗主国清国派遣使节并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通过该条约，日本取得了和清国同等的国际地位，从法理上凌驾于其属国朝鲜之上。以同年的废藩置县为契机，日本外务省接收了日朝两属的对馬藩的朝鲜外交。位于釜山的草梁倭馆原本是朝鲜为处理与外国有关的外交、经贸事宜而设立的机构，但日本外务省于1872年单方面接管了它。面对日本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朝鲜从1873年开始停止向草梁倭馆供应粮食。资产阶级改革使大批日本士族日趋没落，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日本政要企图借助对外战争来转移他们的不满情绪。以草梁倭馆事件为借口，西乡主张征韩。但是，从欧美视察回来的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深深体会到横亘于日本和欧美列强之间的巨大经济和军事落差，因此主张“内治优先”，反对征韩。
在“征韩”这一政治论争中，西乡等征韩派处于下风，最终下野。1874年1月14日，岩仓具视遭到不平士族的恐怖袭击。出于恐惧，以岩仓和大久保为核心的政府首脑将西乡等人制定的台湾远征计划付诸实施。其实这次台湾出兵也是以《万国公法》为依据的。因为1871年琉球54名船员漂流到台湾东南海岸后被当地人杀害，1872年日本备中小田县诚江郡4名漂流民在台湾东南岸遭到当地人的掠劫，而清政府为规避自身责任，称与该事件有关联的台湾高山族为“化外之民”。以此为依据，日本将该地定义为“无主之地”并以武力占领。大久保政权还于1875年唆使日本海军挑衅朝鲜江华岛，诱使朝鲜守军回击，然后占领永宗岛。以武力为后盾，日本于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含有治外法权和无关税等不平等条款的《江华条约》。朝鲜的国门从此洞开于列强。关于琉球，日本在1872年就把琉球王国当做琉球藩接收其外交权，但是琉球王府继续保持和清国的宗属关系。对此，日本以“琉球处分”为名于1879年通告全日本废止琉球藩并强行设立“冲绳县”。
为了主导朝鲜，日本政府从1880年开始就着手扩军备战。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溃败助长了日本军方的扩张野心，使得他们乘机支持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改革派发动政变，即“甲申事变”。但在驻汉城清军的反击下，该政变化为泡影。经过14年的备战，日本在英国的支援下终于发动了剑指清国的“甲午海战”。将清国势力完全清除出朝鲜后，日本遇到了比清国还要强大的沙俄。直到1884年7月，俄国才和朝鲜缔结通商条约。在同年12月发生“甲申事变”之际，朝鲜政府因为担心朝鲜成为清日冲突的战场而向俄国沙皇寻求保护。从此，俄国开启了涉足朝鲜事务的序幕。在甲午战争中，面对日本的高压政策，朝鲜支配层暗中倚赖俄国。战争结束后，日本碍于俄法德三国的压力被迫返还辽东半岛一事使朝俄关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日本资本主义在甲午战后的飞速发展使帝国主义赞美论在1900年前后达到顶峰。面对日本和欧美列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落差，人民大众很容易就被帝国主义宣传所迷惑。在全民的对俄战争热潮和英美列强的协助下，旨在瓜分朝鲜和满洲的帝国主义争夺战日俄战争于1904年爆发。
三、结语
法国大革命以来弘扬的民族主义与人种优劣论、社会进化论相结合，成为列强殖民落后地区的理论依据。日本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往往依赖军队、警察等暴力装置来为本国的产业资本保驾护航。他加入西方条约体系，依据《万国公法》演绎着赤裸裸的霸权逻辑，譬如以“文明野蛮”二元对立思维将虾夷地、台湾、朝鲜、琉球定位为“未开化之地”，进而将其纳入自国的殖民体系之内。为了驱逐在朝鲜的清国势力，日本诉诸武力。为了独占朝鲜和瓜分满洲，日本又不惜与俄国开战。
参考文献
[1]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J].中国社会科学，2013，（4）：201.
[2]高桥哲哉.靖国問題[M].东京：筑摩书房，2005.
[3]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4]小森阳一，ポストコロニアル[M].东京：岩波书店，2004.
作者简介
董丽仙（1977-），女，福建龙岩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日本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