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

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共9篇）

1.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 篇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指导意义

邱海平

2016年02月05日10:54

来源：红旗文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提出了科学的预见。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避免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之中。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没能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据这两种经济学理论所制定的，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未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决抵制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方面具体政策。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 篇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对社会再生产供需均衡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均衡条件分析,最终阐述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均衡分析方法主要体现为:全面论述了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均衡;相对剩余价值与绝对剩余价值理论;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剖析了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的形成;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等理论都体现了市场供需均衡思想与辩证方法论,尤其重要集中在马克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简单与扩大再生产均衡条件理论构建过程。

1、简单再生产市场供需均衡理论构建

在《资本论》第二卷18至21章中,马克思侧重于对社会总资本不同构成部分再生产的剖析,再生产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价值量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社会产品再生产。为便于进行均衡分析,马克思将社会生产细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实质在于剩余价值全部转化为非生产性质的消费资料,其市场供需均衡条件为:

上述市场供需均衡条件表明,资本价值量与社会产品在生产与消费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与量化比例。 该均衡条件的理论意义表现为在消费资料部类中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量与从事生产资料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所消耗原材料的价值量相等。上述供需均衡条件换一种思路可以表示为消费资料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扣除投入的不变资本后的净值应当相当于生产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数量;同时另外两个均衡条件揭示出消费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数量上应为Ⅰc+Ⅱc,生产资料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等于Ⅰ(v+ m)+Ⅱ(v+m)。

2、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市场供需均衡理论构建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是在简单再生产价值与实物积累的基础上,剩余价值一部分转化为积累,即剩余价值m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消费(m1),一部分转化为积累(m2)。其中用于积累的部分按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比例又可细分为追加的不变资本(ΔC) 与可变资本(ΔV)。由此,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市场供需均衡的生产条件可以表示为:

综上,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价值和实物循环与周转的条件揭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既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也是社会总产品的补偿问题。其中的制约条件就包括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价值补偿就是要解决市场生产的总产品如何通过销售实现其价值;实物替换就是要满足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需求者的各自需求。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作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主要表现为三个均衡的实现:第一,价值均衡,生产资料部类年度可变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之和必须与第二部类不变资本价值相平衡。第二,实物平衡,生产资料部类新生产的生产资料必须和生活资料部类已消费的生产资料数量平衡。第三,价值和实物之间均衡,生产资料部类与生活资料部类各自的支付购买能力与商品的生产供应能力实现均衡。

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供需均衡理论概述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供需均衡理论主要分为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西方经济学供需均衡理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重点分析产品市场供求均衡以及揭示社会经济体从不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转化的路径。

1、市场供需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认为: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体市场其所有消费品与供给要素价格存在一个稳态均衡价格,对应的产出与消费存在一个稳态的均衡数量。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条件下,生产要素实现总收入与消费品总收入数量上相等。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质就是表明一个经济体可以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在该状态下消费者可以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生产者企业或供应商可以获得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可以得到最大收益。边际效用是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基础与起点,与马克思均衡分析思想不同。一般均衡理论认为价格与价值的决定是等同的,价格均衡即价值均衡;该理论认为各种产品与劳务的均衡价格与供求数量是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的,某一种产(商)品均衡价格或供求数量的变化都会对其他商品的价格或均衡数量产生影响,即一般均衡需要研究整个市场的全部商品供求变化。一般均衡方程可以表示为:

对上述均衡方程求解,可以得到出清市场上存在的多个均衡交易数量与市场价格,这些均衡束能满足市场上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效用最大化,进而实现全社会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

2、市场供需局部均衡理论

局部均衡理论(Partial equilibrium theory)分析的实质就是比较静态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即研究在其他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分析经济体在一定时期某个变量的改变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局部均衡分析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探讨某一种产品或生产要素的供求状况对该商品均衡价格及均衡数量的决定作用及影响程度,主要应用于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

西方经济学供需均衡分析理论在指导现实实践中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对经济体的分析缺乏整体系统性,仅研究经济参与者单个厂商与消费者行为,把系统中的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二是对供需市场均衡的分析缺乏市场特定环境考虑,忽视了经济体所处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及人文环境对单个经济人行为的影响,仅仅分析某个条件与结果的均衡关系,对现实现象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解释力较弱。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供需均衡理论比较实践

首先,马克思供需均衡分析方法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内核,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则依据效用价值论。其次,马克思的供需均衡分析注重社会经济关系因素即上层建筑与法律规范对均衡的影响,而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则主要探讨在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物与物之间的均衡关系。再次,马克思供需均衡理论考虑了不同社会形态条件下均衡的实现条件与决定因素,而西方经济学则没有考虑不同社会形态与经济制度对均衡理论及结论的适应性。 上述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供需理论的差异性对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启示。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红利消失、自然资源匮乏与环境污染等因素制约“,中等收入陷阱” 风险加大。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而传统企业利润率下降,产能严重过剩。目前我国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一方面,传统过剩产能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社会供给呈现出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由此,供给侧改革就是从生产、供给端发力,调整供需结构扩大内需,挖掘经济新增长点。

1、西方经济学市场供需均衡理论与供给侧改革

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历史,在调节市场供需结构促进经济均衡增长过程中,有学者曾提出借鉴凯恩斯为代表的西方需求理论与“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理论。凯恩斯需求理论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能够用以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在刺激社会需求方面提出应对之策。但是凯恩斯需求理论在指导经济改革进程中存在结构性政策短板,主要体现为需求政策侧重经济总量平衡而忽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注重分析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均衡经济现象分析,缺乏深入剖析特定经济体制下生产关系实质与制度优化;过度强调市场刺激需求侧管理而没有提供供给侧治理路径。由于凯恩斯需求理论的局限性导致该市场需求政策只适用于短期刺激社会总需求,而对长期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调整不具有理论与政策的持久性。

针对目前中国经济市场供需结构失衡、传统产能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等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国内部分学者提出应以“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理论为指导,从凯恩斯需求管理向供给制度管理转变,认为供给理论侧重于长期性的结构分析,更能针对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采用供给分析方法提出增加有效供给对策,从而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 里根供给学派有助于克服只注重需求管理的片面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中应该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对西方供给学派理论进行批判的借鉴,因为西方供给理论与供给管理同样存在理论与实践短板,主要体现为:与需求理论相反,西方经济学供给理论过度重视供给结构的调节而对社会经济总量的分析不够,片面否定需求分析与需求管理的有效性。从西方国家执行效果看,供给政策有助于实现低通胀率、低失业率与高增长率,但是最终的经济政策治标不治本,不能揭示深层次社会生产关系与制度原因以及政策优化路径。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供需均衡理论与供给侧改革

作为最基本经济关系的市场供求关系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点研究领域。马克思市场供需理论分析在研究视角、理论基础与解决问题方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凯恩斯需求理论与供给学派理论,具有创新性理论特色,表现为:一是在分别分析供给与需求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供给与需求两者相互关系与市场均衡。二是通过分析经济现象解释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实质。三是更加注重从市场供求关系背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制度根源。四是通过市场供求均衡的分析,探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发展。面对现阶段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应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市场均衡理论指导供给侧改革实践。通过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供需均衡理论,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市场供需观是强调全面均衡地分析解决经济问题,强调兼顾需求侧与供给侧各自总量、结构与政策长期效果,强调供给侧与需求侧在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刺激社会需求是目的,增加供给是途径,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供需均衡理论相对于西方需求与供给学派市场供需均衡理论在分析经济问题方面更加系统与全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均衡理论与思想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均衡方法论体系,均衡理论主要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均衡; 社会生产总过程各环节之间相互联系与辩证均衡;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结构性总量均衡,其中细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顺序比例及结构平衡与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结构均衡及理论意义;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辩证均衡;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的作用机理与结构均衡路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矛盾运动演化过程与均衡分析,其中包括生产扩大与价值增值矛盾运动与结构失衡、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矛盾演化与失衡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结构性失衡矛盾分析、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失衡; 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总生产中各种矛盾理论的论述,存在矛盾就表明不均衡。

面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需要根据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发展实际,批判地学习借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市场均衡理论与分析方法; 善于透过微观商品市场供求关系分析与完善符合经济规律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改革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两点论;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市场供给均衡思想指导现阶段产业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要：新常态下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是理论界亟需解决的课题。供求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也是分析经济均衡增长的逻辑起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针对国内有效需求动力不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均衡分析方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析,在与凯恩斯需求理论与供给学派理论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解决目前供需结构失衡的现实路径。

3.“八二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 篇三

中国的宪法学术脉络中为何会产生这样一种“政治宪法学”的倾向呢？这要从二零零一年中国宪政进程中的一次伟大而悲壮的“制度模仿”谈起，即著名的“齐玉苓案”。该案涉及受教育权侵权的问题，最终以最高院的专案司法批复和黄松有法官的代表性解读而激起了中国初步成形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对“宪法司法化”的热烈讨论与制度吁求，之后的宪法学研究在整体上也以配合姿态转向基本权利体系和违宪审查技术。该案之细节与黄法官的具体论证不在这里展开，但其对美国司法审查模式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一场对两百年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制度模仿式的“普通法革命”却错置了两国迥然有别的法政传统与宪制结构，最终导致该项寄托宪法学者无数情思的司法批复在二零零八年被明确废止。这一批复是最高院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体现，从草草而悄悄地登场，到草草而悄悄地退场，“栈道”明修了，“陈仓”却未能暗度。根由就在于：这不是一个普通法国家，宪法文本中的既定权力结构是中国宪法的真实存在，而非“虚置”，最高院的失败尝试本身就证明了中国司法从“职业天命”观出发的宪法想象无法获得中国宪法内部任何决定性政治力量或法律传统的支持，证明了法官眼中的中国宪法遭遇到了另外一种中国宪法——政治宪法，还证明了宪法的法律性和直接依托普通法院的“宪法司法化”无法承载中国宪法的整体生命。

然而，一次失败的尝试，一个司法批复的被废止，并不意味着中国宪政之路的中断。相反，这启发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对待中国宪法的文本，另一方面要重新解释中国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与原则，从而呈现出“立法者”而不仅仅是“法官”视角中的中国宪法。“宪法司法化”及其所有的技术性储备都是必要的，但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如何使中国宪法获得真正的“政治生命”，如何通过宪法建构出意志饱满、行为理性的“人民”，显然，这些关于中国宪政转型的核心目标很难通过仅仅赋予中国宪法以“司法生命”来达成。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普通法传统，也没有被普通法国家长期殖民的历史，更因为其文明的连续性和坚强的“政治生命”而在所有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独树一帜，反复地在“西化”与“化西”之间寻求自主性的建构之道。相比于黄法官对美国模式的钟情，中国宪政更加合理的选择似乎应该是欧陆式的建构理性进路。当然，如果我们是具有保守改良德性的宪法学者，我们就必须完整而严肃地对待宪法文本，科学而理性地解释中国宪法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生命，从这一真正严格的科学起点出发讨论中国宪政转型的基本问题，这正是政治宪法学者（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ts）的核心使命所在。

让我们回到中国宪法文本本身来进行解读。这里构成解释对象的当然是现行有效的一九八二年宪法（含四次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结构的解释存在不同的理论模式：法条主义者通常会采取法官的视角，以“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作为紧缩而简明的宪法解释目的论结构，对于宪法中的政治原则通常存而不论；政治宪法学者通常会采取立法者的视角，侧重宪法结构整体意涵和政治理性的解释与阐发，重视宪法的“权力构成”（constituting）功能和公民的参政权面向，凸显宪法的共和主义维度，即国家构建与公民成熟。宪法司法化论者基本上是一种法条主义进路，或曰司法宪政主义进路，而政治宪法论者通常是一种结构主义进路，或曰政治宪政主义进路。以法条主义（司法宪政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宪法，则其许多内容无法纳入法官式的规范分析的范畴或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宪法规范”，因此会有学者提出“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的命题，如张千帆教授认为中国宪法实施需要清除文本障碍，即中国宪法不应该规定基本经济制度、公民积极权利和公民宪法义务，显然，这里对中国宪法文本的“定点清除”的内容恰恰就是相对于美国宪法所“多”出来的内容：（一）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公民积极权利属于现代宪法发展出来的“第二代人权”，作为近代宪法典范的美国宪法并未反映这一发展，也未有效吸纳和包容；（三）公民宪法义务的伦理基础不是国家主义，而是共和主义，完全可以在更加合理与正确的伦理基础上予以证成。宪法司法化论断有如下预设：（一）宪法实施=司法审查，不适宜司法审查的宪法规范不宜作为宪法规范；（二）中国宪法体量太大，普通法院无法承载，需要“清除”其过分张扬的政治内涵和多出近代宪法的现代宪法内涵。在政治宪法论者看来，中国宪法文本中需要“定点清除”的恰恰就是其“根本法”的政治生命所在，是其宪法权力结构和道德基础得以确立的核心支点，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刚性约束”所在。

法条主义者的文本清理通常还只限于中国宪法本文，不包括独具特色的“序言”部分。然而，中国宪法序言的真正意义绝不在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样的法条主义论辩，而在于对宪法的“历史生命”与“政治生命”的正当性论证。没有宪法序言，我们将无法理解宪法总纲中的国体条款，更无法理解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大部分宪法现象。中国宪法的序言无疑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很不具有现代性的、融合了中国古典政治的天命观与西方政治神学的真理代表观的政治合法性论证系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序言中对中国宪法主权结构的复合性界定，即“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陈端洪教授称之为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并基于“各族”无法满足主权叙述单一性的要求，将之修正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序言的叙事格式，党的领导权并非来自人民的周期性选举，而是其真理代表资格通过历史竞争与选择而确证为一种“正确”的民族代表。这样一种基于真理的代表制成为宪法总纲第一条国体条款的理论基础。但中国宪法的复杂性在于其建立了二元的合法性论证系统，第二个系统规定在宪法总纲第二条的政体条款之中，其制度化表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陈端洪从中国宪法的主权原则出发，结合中国宪法的结构性变迁，梳理出了中国宪法的“五大根本法”，这是对中国宪法之“政治宪法结构”的非常重要的理论概括。

在笔者看来，陈端洪对基本权利的价值评估与重要性排序过低，其根由在于陈端洪认为基本权利只具有消极性质。实际上，政治宪法学完全可以通过对基本权利积极内涵的解释抬高公民作为参政权主体的宪法地位，赋予公民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外更加宽泛的参与权利。这需要对中国宪法总纲第二条做出合理解释。该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主权原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原则，可以说，一切违背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形式都不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笔者认为中国宪法上的人民主权原则作为“宪法之道”化成了两个代表制“肉身”：一是指向国体条款的真理代表制，其核心宪法含义是通过先进政党完成代表性的制度化；二是指向政体条款、具有程序意义的人大代表制。在这两种代表制之外，中国宪法还保留了人民实践某种“直接民主”的制度空间，即宪法总纲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参与民主制，即“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里的“依照法律规定”为作为代表制形式的人大系统施加了明确的立法义务，即通过有利于人民参政的立法来保障人民的参政权。这样一种“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具有人民主权的“原型”意味，但不是制宪权意义上的人民的整体出场，而是宪（法）定权意义上的有序参与，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公民依据法律对国家权力过程的参与权和公民在社会领域中的自治权。中国近几年宪政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大立法和政府行政日益重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在中央和地方呈现出对于“参与式治理”的高度共识和相应的制度供给行为，这正是对中国宪法文本中之“政治宪法”原则的回应，具体而言是对“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的回应。

笔者认为，中国宪法的道德基础在于追求一种更优越的民主生活，而不仅仅是一种西方式的原子化的消极自由，即在代表制民主之外发展出一种依赖宪法的共和伦理和公民的公共美德的参与民主制。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应该相对简约地概括并排序为：（一）第一根本法：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二）第二根本法：人大至上的民主代表制；（三）第三根本法：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四）第四根本法：作为公民人格基础的消极自由权。可见，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为人民主权的宪法实现提供了相对复杂的制度结构，第一、二、三根本法属于“人民”之宪法存在的具体制度形式，属于中国宪法之政治法属性的直接标志，而第四根本法构成前三个根本法的正当基础和逻辑前提。这里的排序标准并非基于道德基础或逻辑优先性，而是基于中国宪法落实“人民主权”的制度优先性，即有关根本法在促进“人民主权”的宪法实现方面的制度功效。如果没有以“自由”为核心的公民人格，任何一种代表制或直接参与制都不具有始原性的正当性。至于陈端洪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等根本法可以相应归并到此处的“四大根本法”范畴之内。经过这样的结构性整理，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便更加清晰、更具规范性也更有实践价值了。

本文意义上的政治宪法学是宪法学而非政治学的核心理据在于以“人民主权”之宪法实现为根本目标，坚持以更加科学与彻底的学术态度完整对待中国宪法文本，侧重解释和建构中国宪法文本内部的“政治宪法结构”，归结出“人民主权”在中国宪法上的实践形式，评估相关实践形式的现状、效果与制度理性，探索推进相关实践形式的制度优化路径。根据这里的分析与整理，“人民主权”在中国宪法上的实践形式呈现为一种“三分法”结构，即“双重代表制+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其中“双重代表制”是人民主权的主要制度形式，包括真理取向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宪法文本依据为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条款和总纲第一条的国体条款）和程序取向的“人大民主代表制”（宪法文本依据为总纲第二条政体条款之第一、二款），而“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是一个巨大的民主制度容器，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有义务为这一制度容器的具体化和充实化提供制度与程序。

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法学家和司法精英推动的“宪法司法化”难以承载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因而可能只具有相对有限的价值和意义，且很难成为推动中国宪政转型的、具有充分之实践理性的解释框架与建构框架。经过结构性整理的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构成了中国宪政转型的“刚性约束”，同时也构成了转型成功与否的枢纽结构。

4.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 篇四

[摘要]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流派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兹维坦・托多罗夫和劳特曼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从结构上品评诗歌，开拓了文学批评上的结构主义，它使二十世纪以至到现在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壮观。虽然受到其它理论流派的批评和挑战，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诗学;作用

一、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

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世界的语言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同时对其它科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其影响已远远超出语言学领域，它的一套理论方法被其他社会学科所采用。人类学使用这一套理论方法，形成结构人类学学派，神话学用符号理论分析神话结构类型，取得丰硕成果，精神分析学从结构上分析无意识活动和梦，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品评诗歌，等等。都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把各自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结构组合。

索绪尔采用共时的方法研究语言，认为语言是一套在特定的体系中由相互关系决定的符号系统。他把一个个符号看成是能指词和所指词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关系是随意性的，是由历史文化发展约定俗成的;符号的能指词这一特性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是符号之间是因为不同或者差异产生自己的独特性，体系中每一个符号只是凭着它与其它符号的差异或不同而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意义不是客观存在于每一个符号中，而是功能性的，是与其它符号区别的结果。正是这种不同或者差异关系开拓了文学批评上的结构主义，它使二十世纪以至到现在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壮观，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诗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

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发展到诗学研究的结构主义，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他于1920年移居布拉格后成为捷克结构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又移居美国，在那里他遇到法国人类学家洛德一列维斯特劳斯.两人交往很深，产生了很多结构主义的思想。雅各布森把诗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那么.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就可以在诗学研究里游刃有余了。他认为诗学只有在语言被置于某种对语言本身的清醒意识中才得以存在。语言的诗的功能“促进了符号的可知性”，使人们注意到它们的物质特性，而不仅仅将它们作为交流的筹码来使用。在诗学中，符号脱离了它的对象;符号和所指对象之间通常的关系给打乱了，这就给符号以某种独立性，作为本身就具备价值的客体出现。对雅各布森而言，所有的交流都含有六种成分：说话者，听话者，他们之间传递的信息，使这信息可以理解的共通的代码，交流的接触点或物质媒介，以及这信息所指的背景。这些成分中的每一点都可能在某一个特定交流中起主导作用;从说话者的角度看，语言是某种思想状态的激动或表达;从听话者的角度看，它是意动的或是试图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果交流中关注的是背景，语言就是参照性的;如果交流中针对代码自身，语言就是超语言学的;针对接触点本身的交流是交际性的;当交流集中于信息自身时，诗的功能是起主要作用的。而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了些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另外一个结构主义理论家，兹维坦・托多罗夫，在他的《诗学的定义》里首先区分两种观点：一种是把文学文本看作完全的知识的传统观点;另一种把每一个具体的文本看作抽象结构的表现，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主义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不相容的，而认为它们是互补的;然而，根据强调哪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区分这两种观点。在结构主义看来，这种传统观点认为文学作品是崇高的，独一无二的，结构主义把这观点称为解释。解释有很多同义词，如评论，诠解，细读，分析，甚至“批判”。这种观点的目的就是要让文本说话，也就是说忠实于客体，忠实于那个结构之外的”其它“。作为结果，这种传统观点抹杀了主体，也抹杀了主体产生的戏剧效果。这种结构主义观点认为，如果不把一部文学作品暂时放置一下然后把它投射到其它什么上而不是它本身，那么要理解它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如此紧密的支持作品的形式以至于它和作品的形式是等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最好的解释形式。

如果解释，也就是所谓的传统观点，是分析的一般术语，文本就是问题的关键了，那么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可看作是科学体系里的上下文。用这个一般文人不喜欢用的术语，目的是少指向这种活动产生的精确度(精确度必须是相对的)，更多的指向分析家采用的方法;分析家的目的不再是具体作品的分析，意义的定位，而是确定一般的规律，具体的作品则是这些一般的规律的产品。

就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结构主义观点而言，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的看法，乍看起来，这些看法差别很大。的确，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接一个的学科，有分析学的，社会学的，道德学的，还有从哲学及思想史派生出的其它学科。所有这些学科都否认文学的特性是内在的，而把这特性看成是存在于文学作品外部的规律的表现，或那些和心理。社会，甚至人的大脑相关的规律的表现。所有这些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把文学作品转化为一个永恒王国――也就是解码和翻译的劳动。文学作品是某种东西的表达，这种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代码达到这个某种东西这种研究取决于研究的目标是否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是什么东西，然后归入某一类范畴的语言中去(这些科学之一种)，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好多分枝。这种活动和科学相关，到目前为止，它的客体不是特定现象而是一些规律(心理学，社会学等)，这些规律却由现象解释。

兹维坦・托多罗夫认为诗学打破了解释和科学在文学领域建立的对称性。和对具体文学作品解释相反，他认为诗学不追求意义，目的是一个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这体系主导着每一部作品的诞生。和其它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相反，诗学追求文学内部的规律，因此，诗学是对文学的一种“抽象的”“内在的”方法。

由这些观点引伸开来，文学作品本身并不是诗学的对象;诗学关心的是文学话语的特性。每个作品都是这些一般和抽象的结构的表现，都是实现了这些结构中的某一部分。因此这种科学(结构主义)不关心具体的文学，而是一种可能的文学，换句话说，就是那种文学现象的抽象特性，这种特性构建了文学现象的独特性。这种研究的目标不再是解释一段文章，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履历，而是提出一个结构和文学话语功能的理论，这种理论提供了一份文学可能性的清单以便现存的文学作品看起来是取得的具体的成就。作品将被投射到其它别的什么东西上面而不是它自己上面，如同心理和社会学批判那样的情况。这个别的什么东西将不是共容的结构，而是文学话语的结构。具体的文学作品将是我们用来解释文学特性的例子。

按这个结构主义观点广泛的意义来看，所有的诗学，不仅仅是它的一个分枝，都是结构性的;因为诗学的目标不是那些实验性的现象的总和(文学作品)，而是抽象的结构(文学)。那时，引入每个科学领域的理论观点总是结构性的。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结构主义观点只赋予有限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却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因之把语言归纳于一个交际系统或者是符号代码的社会现象，那么，呈现在这里的诗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结构主义了。因此可以说文学现象，以及相应地决定这现象的话语(诗学)，通过它们的存在，来反对在结构主义形成之初的把语言当作工具的观点。

兹维坦・托多罗夫进一步具体化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就最重要的意义而言，是语言的产物。根据这个道理，任何语言知识对诗学家来说都是有趣的。由此公式引伸，联结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没有联结文学和语言的关系重要。同理，这样的关系对于诗学和所有语言科学一样重要。如果语言学是唯一的语言科学的话，只有诗学才是唯一的把文学当作目标的科学(至少因为它现在存在着)。诗学的目标是某种语言的结构(音素学，语法学，语义学)，不把那些人类学，心理分析学，或者语言哲学要研究的对象包括在内。因此，诗学可以在这些科学中找到帮助，限度是语言在这些学科的目标中的程度如何。诗学最近的亲戚会是那些和话语有关的学科一那个构成修辞的团体，它被广义的理解为话语的科学。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另外一个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即劳特曼。他在《艺术文本的结构》(1970)和《诗的文本的分析》(1972)这两本著作中，把诗本身看成一个分成层次的体系。其中，意义只是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并受相同和对应这一套套成分统驭。文本里的差异现象和平行现象本身就是相对的，只有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上才能显示出来。在诗歌中，正是由落在纸上的各种记号组成的能指词的性质，声音，节奏的模式决定了什么是所指。一篇诗作本身“是渗透着语义的”，较之其它任何话语凝聚着更多的“信息”，但是从一般现代交流理论的角度看，“信息”的增加导致“交流”的减少(因为听者无法统统吸收言者高度浓缩的内容)，而在诗歌中情况则不然，因为诗歌具有自己独特的内部组织。诗歌最少累赘――即那些在话语中出现的旨在促进交流而非传递信息的符号――然而照样可以产生较之任何其他语言形式更为丰富的一套信息。倘若诗不包含充分的信息，那就是劣诗，因为正如劳特曼所说，“信息即美”。每个文学文本都有若干“系统”组成(如词汇，拼写，韵律，音韵等系统)，并通过这些系统之间的不断冲突和对峙而取得效果。

因此劳特曼认为诗的文本是“体系的体系”，各种关系的关系，是所能想象的最复杂的话语形式，它把若干体系浓缩在一起，其中每一体系都有自身的张力，平行，重复和对应的成分，每一体系都在不断地修正所有其他诸体系。实际上一首诗只能反复阅读，而不可能一读便懂，

因为其中的某些结构只有回味方可认知。诗充分发挥了索诸尔语言学中的”能指词”的作用，使其在周围文字的巨大压力下发挥最大的功效，从而释放出最丰富的潜在能量。不论我们在文本里领会到什么意义，都是通过对照与差异而获得的;一个与其他因素毫无差异的因素始终是隐而不现的。甚至某些技法的空白也会产生意义;如果作品制作的那些代码致使我们期望读到某个诗韵或是幸福的结局，但这个诗韵或结局并未出现，那么劳特曼所说的负技法就可能像任何一个意义单元一样效果显著。

劳特曼最为显著的地方是他看到了：虽然诗歌具有语词的丰富性，但诗歌或文学却不能用其固有的语言属性来加以界说。文本的意义不仅是内在的问题，而且，它生来就存在于文本与其它范围更广的意义体系的关系之中，存在于文本与文学和社会这个整体中的其他文本，代码，和准则的关系中。文本的意义在读者的期望的视野中也是相对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和兹维坦・托多罗夫的差别，后者则认为一切都在文本的结构之中。

这里劳特曼把读者提高了一步，正是读者通过他/她掌握的知识才能把作品中的某一成分认定为一种手法，这一手法不仅仅是作品内在的特征，同时是读者通过特定的代码，根据确定的作品背景才看出的。正是如此，劳特曼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结构主义的限制，向前走了一步。

三、结构主义诗学批评和其他理论的分歧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结构主义也受到了其它流派的批评和挑战。在这些和结构主义冲突的流派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究其实质，有这样几个不同看法值得商榷。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看来，结构主义的相对定位方法实在是没有标准的。比如为了确定一个能指词的意义，我们不得不连续的从一个能指到另外一个能指，从它们的差别中定位。这样一个过程，会变成无穷尽的。从常识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结构主义的一个极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

其实结构主义在这里正是闪光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和其它事物相比较，我怎么能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比如，一个男人如果不和女人相比较，那么他怎能是一个男人?不和妻子相比较，怎么能是一个丈夫?从批评者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一下子找到真理，而不是在相互确定中，相互对比中找到，一步步接近真理。

另外一个重要的反对者是前苏联的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哈伊尔・巴赫金，虽然他攻击的重点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也是朝着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而来的。在他1928年发表的《文学研究中的形式方法论》中，他认为符号是斗争和矛盾的焦点。问题不在于简单地问“这个符号意味着什么?”而在于调查它的复杂历史，因为相互冲突的社会团体，阶级，个人以及话语都企图占有这个符号，并赋予它以他们各自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语言，那么索绪尔的语言的共性一说就站不住脚了。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贡献自然不能在这里一一列出，但如果什么方面都要以阶级斗争来界定，那么，正如特里・伊格尔批评索绪尔“没有中介物”那样，这世界就没有所有阶级可以共用的东西了吗?比如语言。这一个阶级有这种语言，那一个阶级有那一种语言，互不相同。还有什么世界?

5.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 篇五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党的十六大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笔者认为，回答“贯彻十六大，全面奔小康，公安怎么办”，在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准公安机关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位置，并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公安机关不仅应当积极参加政治文明建设，而且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并提出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在政治文明建设具体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公安机关 政治文明建设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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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这对我党的建设和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将产生重大的现实影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今年，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公安民警中组织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奔小康，公安怎么办”的大讨论活动。笔者认为要回答“公安怎么办”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问题，在当前公安机关贯彻十六大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准公安机关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位置，并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具有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专门机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明确提出，一方面，历史地给公安机关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座标系中准确定位，必须不遗余力地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建功立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积极地贡献，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跃式发展，促进现代文明的全面进步。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一般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成果。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相对于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而表现出的一种政治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它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精神状态，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规范要求，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在于政治制度文明。

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三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者缺一不可，物质文明处于“三个文明”建设的中心和基础地位，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环境，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三者互相作用，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二、公安机关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

政治即对国家的治理。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公安机关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物质表现之一，公安机关的功能和角色行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部份现实表现。切实作好公安工作，切实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大局的平稳，既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内容，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巨大贡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将对新时期公安工作的基本任务慨括为：“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因此，结合三大基本任务，公安机关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

(一)不遗余力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和性质具有决定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因此，公安机关在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面前，必须与时俱进，突破创新，必须不遗余力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公安实践中，就是要不遗余力地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充分利用宪法和各种法律武器，同一切危害政治稳定的活动进行不妥协、完全彻底的坚决斗争，同一切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进行不妥协、完全彻底的坚决斗争，建立和完善适宜新形势下稳定工作需要的工作机制。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维护稳定的预警机制。对各种敌对势力、敌对分子、重点人头的新动向，对不稳定因素要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超前预警，把各种群体性事件处置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二是要建立完善快速处置机制。做好稳定工作，必须从可能出点事、甚至出点大事着眼，从力争不出事、确保不出大事去努力，认真分析和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从思想上、组织上、力量上、法律武器上、工作措施上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发生影响稳定的事件，要迅速出动，妥善处置，把影响和损失控制在最降低程度。三是建立和完善稳定工作责任追究机制。要将稳定工作的责任层层落到实处。要严格责任的追究，对不安定因素未及时发现、发现后不及时消除、不报告的，对因责任不明、疏导缓解不力或处置不当，造成发生影响稳定事件或致使事态扩大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四是建立和完善反恐工作机制。对各种恐怖活动，公安机关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要通过加强反恐怖情况信息工作，加强专门力量和基础建设，制定和完善反恐怖活动预案，立足预防、主动打击、高效处置可能出现的各种恐怖苗头和活动，防止恐怖事件造成危害。五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同“法轮功”、“门徒会”等邪教组织斗争的工作机制。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捣乱、破坏活动。只有这样公安机关才能完成好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神圣使命，社会主义江山才能永不变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二)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是实现政治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人民当家作主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形式。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必须靠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来保证，靠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公安机关应当为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不懈努力。必须全力维护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切实保护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各项民主制度的落实。要切实维护最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有序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力，确保各级人大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正常运转。公安机关必须对破坏这些民主制度的活动进行及时、坚决而有力的打击，同时，要切实克服特权思想，依法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力和自由，切实尊重和保护人权。必须积极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歧视，依法正确处理涉及民族问题的治安问题和其他纠纷。要积极支持和促进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依法协助管理宗教事务，“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打击犯罪”，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公安机关必须在廉洁、统一、高效的原则指导下，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警、依法治警，切实改革和加强公安组织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要有一套与政治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的组织制度和建设制度。当前，为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改革和加强公安组织建设。

一是必须坚持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的公安工作原则。这是政治建警的必然要求，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公安机关才能正确发挥其职能作用；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法律赋予的公安机关权力的正确运用；同时，党的领导是公安决策正确性的根本保证;公安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需要党的领导去动员、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因此，公安工作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二是突出党的先进性，切实改善和加强公安机关各级党组织的建设，不断为公安机关各级党组织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这是政治建警十分重要的内容。公安机关内部各级党委要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尤其要加强公安机关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其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员民警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三是积极深化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的改革。按照国务院机构的要求虽然公安机关在有较大的进展，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必须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工作，要按照统一、高效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深入开展行政体制的改革，优化人员结构，实行权责统一。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机关，也应当与检法等司法部门协调动作，深化司法制度的改革，逐步实现司法与行政事务相分离，以促进和保障社会公正与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

四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改善公安机关用人机制，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条件。人才问题是关系公安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各级公安机关尤其是其决策层，应当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和强烈的人才意识，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智，容才之量，用才之艺。选 才用人一定要以公安事业为重，打破选人用人中论资排辈的观念和作法，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建立和完善公安民警的各种激励机制和政治保障、工作保障、警务后勤保障机制，从而进一步焕发出公安民警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在完成“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神圣使命中建功立业的热情和积极性。

五是大兴调研之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江泽民同志指出：“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变革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正全力推进，在社会治安方面也出现了不少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公安机关的各级决策层要从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广泛集中民智等方面的决策机制入手，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各级公安机关领导要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腾出时间，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切实解决对事关公安工作改革和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切实解决公安机关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必须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要求，规范一切公安工作的运行机制，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对改进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工作作风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必须结合实际切实加以贯彻落实。

首先，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切实改进公安工作作风建设，核心在于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是党和政府群众路线在公安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必须时刻铭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因此，必须始终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在一切公安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依法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常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多办利民之事，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公安工作的实践中，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增强为人民谋利益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

其次，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按制度办事，推动和促进依法治国。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在新形势下，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就要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因此，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必须带头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在所有公安实践活动中，一切依法办事、一切按制度办事，为全体公民做出依法办事的表率，努力成为依法办事的先锋和楷模；要克服特权思想，严格执行人民警察“五条禁令”，严格执行人民警察的“八大纪律十项注意”等各项工作纪律，令行禁止；增强人权意识，在一切公安执法活动中，要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坚决抵制和反对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相容的东西。

再次，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十分重要的内容。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谨、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必须增强责任意识，树立“权力就是责任”的观念，摆正权力和责任的关系，坚持勤政为民，忘记了责任和义务，失去了责任感，就会滥用权力。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牢固树立“权力就是奉献”观念，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定理想信念，培养高尚情操，不为名所劳，不为利所惑，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与人民同甘共苦，永葆人民警察的政治本色。公安机关要在切实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司法监督等各种社会监督的同时，切实加强内部的权力监督机制建设，规范权力运作，保证权力在有效的监督之下。人民警察在一切公务活动中都要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切实做到勤政为民。同时，公安机关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公安队伍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处理，切实以公安机关廉政建设的成果取信于民。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实际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人民警察必须通过学习、实践这两个主要途径，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努力做到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实践、善于实践，通过学习、实践不断提高和培养政治文明意识和政治文明行为能力，不断完善与政治文明建设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建设，努力适应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 版

[2]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山西日报)2002-12-30.[3] 公安学基础理论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4] 胡伟：政治文明----意义、范畴和本质。华东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社会主义研究》 http://

[5] 方立:正确认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人民日报》(2003年01月21日第九版)

[6] 黄思潮、张智猛：实事求是，领导干部的必备政治品质。《求是》杂志2003-8.[7] 《文化创新与现代化的关系》，新华文摘2003-3

[8]《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新华文摘2003-3

[9]顾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加强执政党建设.《党建研究》2003-1

[10] 仲组文：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人才意识.《人民日报》2003-6-12

6.党员理想主义精神政治学习总结 篇六

首先，xx主要谈到了“理想主义精神”学习文件的出现。就像我们的校园精神“忍辱负重、坚忍不拔、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出现一样，正是因为现在的大学校园已经失去了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我们更要大力弘扬理想主义精神。让它如同我们的校园精神一样，激励我们在学习、生活、工作之中，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在遭受挫折和得失荣辱及不公正待遇时，继续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具备独立、全面、客观判断和评价各种事物的能力，掌握科学解决问题的方法，排除一切干扰，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信念，积极主动的承担并高标准完成自己分内的各项事务。

其次，xx谈到了理想及理想主义的定义。“理想”是人们追求社会或事物合理性、完满性、完美性并且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美好向往和愿望。理想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它是个人价值在社会价值中的体现，它不同于个人的目标。个人目标是很多人可以独立实现的，而理想则可能是通过一代人或者几代人，或者一个组织、一个民族的努力才可以实现的。就如同一个人的目标是让自己拥有一套别墅，而这仅仅只能作为他个人的目标。假如他想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套别墅，则它才可称为理想。而“理想主义精神”则是社会理想的集合，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寄予美好希望并努力追求所持的价值观念体系。它是我们大学生据此采取行动的基本信念、基本态度和基本准则。

再次，xx提到了列宁关于青年团的任务中的一句话：“全体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那就是学习。”可是我们要学习什么，怎么样去学校？针对这些问题，xx提到我们要在实践中学习，完善它，发现它们新的观点。同时，我们还应在以前的文明成果中学习，我们都知道，文明成果中汇集了各种优秀的思想。总而言之，我们的学习不能脱离实际，要广泛的学习，毕竟了解的越多，学习起来也更有目标，真正的做到博览群书。

最后，xx就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展开谈论。我们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你不能说我的理想是“每一辆车”、“买一套房子”、“让我的父母得到什么”……我们不能做物质上的奴隶，要为整个班级、整个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做出什么。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人人一小步，社会一大步”。我们不仅要让自己有追求、有理想，还应该教育身边的人也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会后，xx老师、xx老师也就自己的个人目标及理想和我们展开了讨论。虽然他们的个人目标及理想各不相同，但出发点都是相同的：不论以后做什么事，我们都要给自己设目标，可以是近期目标，也可以是远期目标。将履行责任当成一种习惯，并将完成自己的目标看成一种职责，我们每个人都应找到自己的那份精神家园。

7.语篇功能中的主位结构 篇七

为了研究语言交际是怎样进行的，语言学家对主位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马泰休斯根据语篇中句子的信息分布情况把句子划分为主位(Theme)、述位(Rheme)和连位(Transition)三个部分。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述位是围绕主位所说的话，往往是话语的核心内容;连位是把主位和述位连接起来的过渡成分。马泰休斯还表示，主位一般表达已知信息，述位一般表达新信息。这是最初关于主位结构的研究。

二、韩礼德的主位结构

20世纪60年代，系统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Halliday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引入主位概念，并进一步发展了马泰休斯的主位观。马泰休斯认为主位一般表示已知信息，其主位定义实际上合并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已知信息和信息的出发点;Halliday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区分，并赋予不同的结构概念，即信息结构和主位结构。在此我们主要介绍主位结构。

（一）主位结构的定义

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是句子的语义结构，包括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主位是指小句谈论的话题，是信息的出发点(point of departure of the message)。就主位结构而言，一个小句划出主位后，剩下的就是述位，述位是讲话者将谈论的内容(the remainder of the message, the part in which the theme is developed)。研究主位结构的意义主要在于了解和掌握有关中心内容的信息在语篇中的分布情况。通常主位传递的信息都是已知信息，述位传递的是新信息。在信息传递时信息结构与主位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语义关系，语言的线性结构制约着句子的排列顺序和对信息的安排。但语境是动态的，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对话语的信息结构进行灵活的安排，因而新信息也可以先于已知信息。

（二）主位结构的分类

1. 简单主位、多重主位和小句主位

从主位的功能结构分类，Halliday把主位分成三类：简单主位(simple theme)、多重主位(multiple theme)、小句主位(clause theme)。简单主位包含一个结构成分，这个成分由名词词组、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充当。复项主位由多重语义成分构成，其中一个一定是表示概念意义的成分，另外还可能有表示语篇和人际意义的成分。如果这三种成分同时出现在一个主位中，它们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语篇成分、人际成分，然后是概念成分。例如：

(1) And, of course, Mary will not marry him.

在例1中，“and”、“of couse”和“Mary”分别充当语篇主位、人际主位和概念主位，因此这个小句的主位是多重主位。

小句主位指的是由整个小句充当主位。例如：

(2) Come with me if you like.

在例2中充当小句主位的是一个句子“come with me”，因此是小句主位。

2. 无标记主位与有标记主位

根据Halliday (1985/1994)的观点，主位有标记性(markedness)与无标记性(unmarkedness)之分。在陈述句中，当充当小句主位的成分同时又充当小句的主语时，这样的主位叫做无标记主位(unmarked theme)。例如：

(3) Love will come but once in a life.

(4) What the duke gives to my aunt will be that teapot.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句子的主位分别是小句的主语“love”和“what the duke gives to my aunt”，小句的主位与主语重合，因此是无标记主位。

在wh-疑问句中，wh-成分充当主位是无标记的，其他成分充当主位则是有标记的。例如：

(5) Who did you see after the party?

(6) After the party, who did you see?

在例5中，who充当小句的主位，因此是无标记主位。在例6中，充当小句主位的不是wh-成分，而是after the party，因此是有标记主位。

在祈使句中，通常是句首的动词充当主位，但如果动词前面有加强成分(如do)或否定成分(如don’t)，那主位由这个成分和动词构成;如果动词前有let’s，则let’s单独充当主位。这三种情况下都是标记主位，其余的则为非标记主位。例如：

(7) Come with me.

(8) Do come with me.

(9) Don’t come with me.

(10) Let’s go together.

上述的四个例句7—10中的主位分别为come, do come, don’t come和let’s都是非标记主位。

研究主位结构的意义主要在于了解和掌握有关中心内容的信息在语篇中的分布情况，使说话者能更好地传达所要传达的信息和听话者更好地理解信息。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 1994.

[2]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3]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8.《城市与狗》中的结构现实主义 篇八

说到结构现实主义，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文学流派，它既无刊物、宣言，也没有领袖、团体，拉美文学评论家何塞·路易斯·马丁是这样论述的:“拉美叙事文学中最新、最革命的倾向是……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文学运动，在使自己具有本身特点的新技巧实验过程中正在逐渐全面成熟，并具有自己真正的个性。结构现实主义力图从多个不同的、新的角度去展现现实，这包括时空次序、语言特点、人物的塑造、场景的设计以及词汇、句法的安排……它不按照正常的时序表现现实，也不按逻辑设计来讲述故事，而往往是突然从现实中提出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场景加以表现，其中还穿插着不同层次的时空次序和意识流。……这些技巧中许多都是为了冲击读者的被动性，迫使读者参加创作，并体验作品中人物的生活。”[1]

由此可见，结构现实主义只是由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构成的一种相似的审美品质或创作倾向，但它有着“自己真正的个性”。

《城市与狗》是略萨的成名作，是他践行结构现实主义美学原理的初次尝试。该小说始创于1958③关于《城市与狗》的成书时间，各种资料上说法不一。[2]

＊年秋，完成于1961年冬 ，起先定名为《骗子手们》，后改名为《英雄的住所》。小说以略萨早年在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创作而成，它以卡瓦被迫偷化学试卷(掷骰子决定)→东窗事发所有学员被关→奴隶因思念女友而告发卡瓦→卡瓦被开除→美洲豹在演习中打死奴隶→阿尔贝托告发美洲豹→整件事在校方干预下不了了之为主线，穿插着奴隶、美洲豹、阿尔贝托的童年记忆，加之特莱莎的故事，又用博阿的视角讲述了早期的军校生活，以此将整个秘鲁社会的过去与现在、军队与地方联系起来，展现给我们一幅秘鲁社会全景图。1962年凭小说手稿获得西班牙“简明文存丛书奖”，1963年于巴塞罗那出版后，一举夺得当年的法国“福明托文学奖”年度奖项，奠定了其卓越的国际声誉。该小说也被称为拉美文学“④也有人认为是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踢石戏》(又译《掷铁游戏》或《跳房子》)参考《试论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陆龚同.P2。爆炸”的第一声礼炮 ，略萨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拉⑤其余三位分别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掷铁游戏》、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阿里特米奥·克鲁斯之死》。美文学大爆炸的四员主将 之一。

一、《城市与狗》之现实性

之所以说《城市与狗》是结构现实主义的，首先就在于它是现实主义的。结构现实主义作家们接受了萨特和福克纳的文艺观，主张文学应干预现实、干预社会，准确地反映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里既有对专制独裁的抨击:“如今任何事情都由大人物们去解决。……但是大人物插了手，他们通过外交途径把事情解决了，不过花了高昂的代价!文官最后解决一切。在秘鲁，纯粹是由于魔鬼捣蛋，人们才当军人。”[3]“军队里只能给下级讲条令，对上级可行不通。”[4]又有对军权、神权的嘲讽:上校“一解开武装带，大肚皮就会耷拉到地面上”[5]，他有专门用于重大事件的表情，他不明白士官生们为什么会真的为阿拉纳的死感到难过，他在讯问阿尔贝托(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特布雷)时先问“你是特布雷将军的什么人?”[6]神父同样表里不一，“士官生们十分敬重这位神父，认为他是个真正的人，因为他们多次见到他身穿便服在卡亚俄港的下流地方闲荡，满嘴喷着酒气，两眼露出邪恶的目光。”[7]还有底层小民的辛酸:美洲豹和哥哥都因贫困走上了盗窃之路，妈妈知道后只能表示默认;妈妈对美洲豹的教育，也因儿子不给她钱的威胁而放弃;特莱莎的父亲“像牛马一样整整苦干了一个星期，喝醉酒是为了忘记自己的贫困。”[8]但其实他们的心地都“还是好的”。

在外人的眼里，军校寄托着他们对孩子成长成材的希冀，实际上那儿却是堕落的场所、污浊的染缸。经过入校时的洗礼与军校的弱肉强食，学员们变得粗俗至极，吸烟、喝酒、逃学、赌博、嫖娼无所不做……唯一安分守己从不违纪的士官生阿拉纳却遭到了死亡的噩运。就连军官们也在这里虚度光阴:皮塔卢加是甘博亚的同班同学，他聪明、勇敢、对军校生活充满热情，并自愿选择军人之路，“可是如今，皮塔卢加却抱怨值班，抱怨演习，跟士兵和士官生一个样，一心想着外出上街。”;“瓦里纳为了外出，每两个星期就要编造一次‘女人有病’的谎话”;“马丁内斯值班的时候偷偷喝酒，大家都知道他那个装咖啡的小暖瓶实际上灌满了烧酒。”[9]甘博亚是唯一带给人温情与希望的军官，他正直勇敢，“热爱军人生活中的纪律、上下级关系、军事演习”，了解学员们就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他是唯一一个按照军规给下级回礼的军官，却因坚持正义、按律行事触怒上校校长而被分派到了高原。除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小说中还有对国家未来的深沉忧虑:“士兵们比他们打得好，这些人毕业时居然还是预备役军官呢。真是胡闹。”[10]凡此种种，小说对现实的深刻揭露与无情批判触怒了秘鲁当局，小说出版后，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当众将一千册《城市与狗》付之一炬，并称略萨为“秘鲁的敌人”。

此外，《城市与狗》与其它结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在人物的塑造上不再集中精力塑造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而是注重群体的塑造。这也是结构现实主义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方面。整部小说里没有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英雄，也没有让人恨之入骨的混蛋，整部书的主角就是一群有血有肉、普普通通的人，有缺点也有优点的人，他们都受着社会的制约和欺辱。

二、《城市与狗》在叙事视角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特色

《城市与狗》的叙事视角历来是被人称道的。传统的小说总是以一个全知的视角统领全篇，安排全部的情节，巴尔加斯略萨却说:“一部长篇小说只有一个叙述者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情况是:小说总有几个叙述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轮流给我们讲故事。”[11]整个《城市与狗》恰是叙事视角变换的典范，小说由第一部、第二部及尾声三部分构成，故事的表面叙述者有三个:美洲豹、博阿和全知叙述者。叙事视角和叙事主体以小节为单位，不停地无序转换，以美洲豹与博阿为主要叙述人的章节均为“第一人称内视角”，共24小节;其它部分则均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呈现，共57小节。叙事者不停地跳跃，叙事时空不停地变换，使得读者不得不在阿尔贝托、美洲豹、奴隶、博阿等人的过去与现在、军校与社会中游走。

(一)全知视角

全知叙事者进行描述时一般采用第三人称“他”或者直呼其名，小说叙事人站在制高点上，不仅通晓每个人物的所作所为，而且可获悉每个人物的所思所想。《城市与狗》中的全知视角完全不同于巴尔扎克时代的全知叙事，叙事者的权力、能力均被大大弱化，它不抒情不议论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保持着完全的中立和冷漠，只是讲故事。小说叙事人的主观介入和评判几近销声匿迹。

具体来看，该小说中的全知叙事又分为对个人的叙述和对集体的叙述。个人叙述以奴隶和阿尔贝托为主，介绍了两人各自的成长经历、兄弟情谊及与特莱莎间的情感纠葛。在这种情况下，叙事者不再代表作者，只代表这个中心人物，一般可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进行转化。以两者中的任意一人为中心的章节中(通常是对他们个人的过去的叙述)，只进行该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对周围一切人、事的叙述都在这个中心被叙述者的视野和感知范围之内。如第一章的第二小节，如果把“他”替换成“我”也完全读得通，因而也可以看成是以奴隶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作者这样处理自然是有其用意的，它既继承了全知叙事的优点——权威性，又不那么盛气凌人地评判，增加了故事的可信度。如对奴隶里卡多·阿拉纳的介绍，如果改成第一人称叙事，由他亲口说出他始终萦绕在心头的孤独、沮丧、痛苦、愤怒和恐惧等等感觉，免不了会让人觉得夸张，而以“他”行文就大大降低了情感的热度，使这些章节与全书的客观基调相符。

小说在介绍起床、集合、食堂、打架、军事演习等场面的时候，往往是对集体进行全景式扫描，而非将某一个人物聚焦，自然无法进行与第一人称的转化，但这时的全知叙述者也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了，而是躲在人群中的一个冷眼旁观者，“他”能知晓的依然比“我”多，但也已不再“万能”。如第一章第五节讲大家一起偷鸡烤着吃的一次恶作剧，其中充斥着青春期男孩子间各种低俗的玩笑，玩笑与具体的偷鸡行动相互交织，显得十分混乱。正是“上帝”的这种“无能”巧妙地把整个立体的混乱喧闹场面表现出来了，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技巧。

(二)第一人称视角

《城市与狗》中同样巧妙地使用了大家熟悉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小说中的“我”每次都是横空出世，而“我”又不是同一个人，小说中的博阿和美洲豹均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以美洲豹为叙事者的第一人称叙事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为主，既有单纯的“小美洲豹”，又有凶悍有心机的“美洲豹”，还有毕业后成熟了的“大美洲豹”。不断成长的“我”的跳跃式出现，讲述了美洲豹的成长故事。以博阿为叙述者的“我”为我们讲述了他在军校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其焦点通常是学员们集体而不是他自己。这样一来人称未变，视角和描写的生活却在不断转换，从而使第一人称后面隐含了多个人的叙事视角，而这些人的视角选择，完全依据生活的本来面貌和作者“感兴趣的生活部件”来安排。多个第一人称，代表了不同的生活阶层以及那他们对生活的不同感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生活的不同角落。这种安排既节省了笔墨又扩张了作者所能驾驭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小说中两种视角交替出现，引起叙事时空的不断变换，使整部小说犹如钟摆在城市与军校之间摆动，利马的现实和军校的生活轮流交替出现，既增加了现实的表现力度又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但无论是第一人称视角还是全知全能视角，叙述者都难和作者划等号，他(们)不代表作家，只代表作品中的某个或某些人物。如果他是诗人，他就用诗人的语言和眼光;如果他是美洲豹，他就用美洲豹的语言、按他的方式去表达和审视生活。这样一来，单从叙事的角度看，无论叙事者是谁，整体看都有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特点:既不直接流露作者的主观色彩(包括作者的政治观点、道德标准及个人好恶等)，也不偏向任何一个或一方人物，无论他(们)是真是假是善是恶，但整部作品仍具有强烈的倾向性。

三、《城市与狗》在结构形式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特色

略萨十分重视小说创作中的形式，他曾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说道:“小说中最具体的东西就是形式，不管它显得多么怪诞，因为通过小说采取的形式，那具体的东西就有了可感知的真实特点”[12]，“小说讲述的内容与讲述的方式不可能分开。”[13]他认为正是形式与内容的密不可分决定了虚构小说的可信度与感染力。恰如《白鲸》、《堂吉诃德》等小说之所以优秀，“正是因为借助形式所产生的效果，作品被赋予了一种不可抵抗的说服力。”[14]在他的眼里和笔下，小说的结构不仅仅是表现内容的载体，而是支撑内容的骨骼，与内容血脉相系，不可分离。在这一创作理念的指导下，《城市与狗》中的结构特色自然也是可圈可点的。

(一)连通管

连通管是略萨提出的一种小说创作技巧与形式，是指“发生在不同时间、空间、现实层面的两个或者更多的故事情节，按照叙述者的决定统一在一个叙事整体中，目的是让这样的交叉或者混合限制着不同情节的发展，给每个情节不断补充意义，气氛象征性等，从而与分开叙述的方式大不相同。……这个叙述技巧建立的统一体使得如此构成的情节一定比简单的多个部分之和丰富得多。”[15]

《城市与狗》的宏观结构就运用了“连通管”的形式，使小说以校内、校外两个时空并驾前进。总的概括，可以如下图所示:

军校这条线可以说是小说的中心，穿插着阿尔贝托、美洲豹和奴隶的过去与未来，军校之外，三者又因特莱莎这一纽带联系起来。四条线既各自独立又互有交集。当然，整个“连通管”并不是这4管道的条理清晰的连结，而是一个更复杂的整体。每条线索都不是简单地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也不是分布在同一平面中，而是处在多维空间中。各线索之间有跳跃颠倒，有独立还有混合，有并行也有交叉，按照作者的意图有序地混乱前进，共同作用于整个小说，构成了整个秘鲁社会，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各人青春故事之和。

小说的最后一节则是一个双线并行的小“连通管”。一方面是全知视角下美洲豹与瘦子依盖拉斯在酒吧的一次谈话(谈话的内容是美洲豹与特莱莎的重逢并喜结连理的经历);另一方面是另一时空中全知视角下美洲豹与特莱莎的重逢并喜结连理的经历。两条线索密切关联，相互补充，单独抽离出谁都不能成其为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不相信。”瘦子依盖拉斯说:“这话我不信……总而言之，得说点什么嘛。”

没有，她什么也没有说。接着，他继续说话了。他的话说得匆忙而又急迫:“特莱莎，你还记得我吗?你生活得怎么样?”美洲豹微微一笑，……奇怪的是，他的心中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好像这种不安的冲动一旦化为行动，就会引发一场灾难似的。

“那你怎么办呢?”瘦子依盖拉斯问道。

“我又说了一遍:‘你好，特莱莎。你不记得我啦?’”

“当然记得。我刚才没认出你来。”她说。

他舒了一口气。特莱莎对他笑笑，向他伸出手来……[16]

像这样，时而用语言直接回答，或者另一时空的全知叙事者跳出来讲述，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①从另一方面看，特莱莎作为一个不在场者，却以对话者的姿态，直接出现在这场对话中，也可以看作后来《酒吧长谈》《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对话波”的原型。。

(二)中国套盒

“中国套盒”也称“俄罗斯套娃”，同样由略萨提出，是结构现实主义小说最常用的技法之一。它指小说故事的行文像这两种古老的游戏，即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通过变化叙事者(包括时间空间现实层面)，在故事里插入故事(两者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相互影响的效果)，使其包含另一个故事，后者从属于前者，将所有的故事连结在一个系统里，每个局部也因其派生故事而得到充实。

“套盒术”在《城市与狗》中的使用多见于各章节的内部，而非宏观构架，最典型的，如“圈子的诞生”就在中国套盒里。套盒的最外层是化学考试教室，先是以甘博亚中尉的目光为切入点:“他的目光扫视着全班，仿佛在野战演习中指挥他的连队穿越沼泽和草地、攀登岩峰那样，只需一个简单的手势、一下短促的哨声就够了。”[17]将时空转换到野战演习场上，随后又以学员们“顺从而哀求地望着甘博亚”的眼睛为切入点:“但是眼睛依然顺从而哀求地望着甘博亚，就像在那个可诅咒的黑夜，中尉扼杀‘圈子’时那样”[18]，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对圈子(从诞生到被扼杀)的叙述。两种目光就像两把开锁的钥匙，打开了中国套盒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很显然，里面还套着盒子，毕竟这“圈子”的诞生需要原因，也就是说在“圈子”诞生前还有故事发生，这就引出了这个盒子的“宝贝”，这段叙事的重头戏——新入校学员的屈辱史，经过层层剥离这才终于到了中国套盒的最里层。经过长达12页的讲述之后，叙事时空又回到了考场上，完成了套盒由内向外的链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套盒。整个过程中，作者娴熟的技巧使得作品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仿佛一个统一的整体，内部丝毫没有间断，叫人称赞。小说中学员们这段最惨不忍睹的回忆，是他们耿耿于怀的事。作者并没有用第一或第三人称视角直接进行控诉，而是选择“套盒术”这一手段，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一步步地引领我们主动去发掘那段“历史”，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同时也深化了整个小说的主题意义和社会批判力度。

但总体来看，小说中“套盒术”的使用，大都是以回忆的方式将有意义关联的小故事插入整体叙事中的。如博阿在回忆卡瓦的时候，插入哥哥的故事;特莱莎在回家的路上对父母的回忆，都是盒子里套的小故事，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三)意识流

《城市与狗》中的意识流多用于表现“诗人”阿尔贝托的意识思维流动。较典型的如第一部分第六章第二小节中作者用了整整六页的篇幅[19]描写了阿尔贝托在凉亭上昏昏欲睡时的思维过程。整个部分以阿尔贝托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将一些杂乱的回忆与思考紧密叠加:从巴亚诺读他的小说、学员们对他的小说的热衷到鲁罗斯被准尉抓，到他对爸爸的评价，到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懊恼，到美洲豹欺负奴隶，到他在宿舍创作小说的情境，到他诗人美称的来源，又到了他卖文赚钱的起始，又穿插着他与母亲对话的回忆，再到给特莱莎的回信，到对奴隶的态度及如何告诉奴隶真相，再到与特莱莎一起在奈戈切阿公园的幻想图景。而且作者并没有明显的提示，上一段还在写“几天前他的烟就抽完了，他想抽凉亭里捡到的烟头，但是刚吸了两口，变质的烟草和尘土酒呛得他不住地咳嗽。”[20]接下来就开始了长达六页的意识的流动，让我们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读得云里雾里，直到叙述者终于告诉我们“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周围已是暮色苍茫”[21]，这才恍然大悟，前面的混乱无序原来是他流动的意识。再追溯回去，才发现在意识流开始前的倒数第二句其实已有所交代，“他一口气写了四页，到最后一页才感到昏昏欲睡，才想起扔掉圆珠笔，去思索一些模模糊糊的事情”[22]，只不过后面紧接着的对吸二手烟的描述，给我们造成了混淆，让我们忽视了意识流的即将发生，这也更真实的展现了意识发生时的不自觉。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同一小节的169－176页，从阿尔贝托知道奴隶告密并外出时的心理活动到决定逃学到敲响特莱莎家的门，整个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他的愤怒、焦虑、不安都通过这“夹叙夹意识流”的描写真切地表现出来了。

在略萨笔下，每一次“意识流”都不是对一个流动的意识的准确描写，而是一次有预谋的虚构和创造。种种混乱的意识充满了回忆、感觉与思考，其魅力就在于不连贯的表面行文与它无序的外表下保持的那种严密的连贯性。作家沿着某种规则与秩序，完成这些片段的有序链接，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混乱形式透露给我们许多正常状态下我们无法得知的信息。对提升故事的信服力与作品的主题有非凡的意义。

(四)蒙太奇

“蒙太奇”原指建筑学术语中的“构成”，后发展成一种电影镜头组合理论。文学中的蒙太奇指画面剪切与重组的手段，可以使镜头瞬间从纽约转到巴黎，从十年前跳到现在。

《城市与狗》中的蒙太奇手法无处不见，从章与章之间、到各章内每小节间、到各小节中的各个场景的变化，无一不是蒙太奇手法在起作用。以小说第一部为例:

第一章:军校与社会场景交叉(军校→奴隶童年→军校→阿尔贝托童年→军校)

第二章:完全的军校场景

第三章:军校与社会场景交叉(美洲豹童年→军校→阿尔贝托童年→军校→奴隶童年)

第四章:完全的社会场景

第五章:军校与社会场景交叉(美洲豹童年→军校→奴隶童年→军校→阿尔贝托童年→军校)

第六章:完全的军校场景

第七章:军校与社会场景交叉(美洲豹童年→军校→阿尔贝托童年→军校→奴隶童年)

第八章:野外军事演习场:奴隶受伤。

从大的方面有校内与校外的跳跃，单看校内，他所展现的场景也不断变化，这一节在洗刷间，下一节又到了食堂，下一节又到了检阅场、宿舍、小卖部、医院等等。

从局部看，每次叙述几乎都会用到蒙太奇，如第一章第四小节，从“他在萨拉萨尔公园那一站下了快车”开始，移步换景，镜头切入迭戈·费雷街;接着又转入他家，听到了母亲对女佣的威吓;接着镜头缩小，来到了午饭后的餐桌旁，对准阿尔贝托父母的吵嚷;随后放大到整个房子，看母亲在佣人的陪同下检查搬家是否有遗失或损坏;接着镜头又对准阿尔贝托，随他上楼进房间、画画;听到嬉戏声后，镜头伸向窗外，进行了一次远景扫描，对外面的孩子们作了第一印象的介绍;随后给了普鲁托一个特写镜头，详细描绘了他的表情、动作与语言。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叙述，在极小的篇幅里告诉给我们大量的信息:他的家境(富裕、有不少佣人)、母亲的脾气、父母的关系、儿时玩伴的情况……看似无用却不可删除，它们既表露了社会现状，又是影响阿尔贝托性格发展变化的因子。

从更小的方面说，每一次没有旁白的对话都是一次小小的镜头切换，此处不再赘述。

统观全著，作家在进行各种剪辑拼接之前，全不加旁白，任由人物与场景(均是作家认为最能阐明生活实质的，最能说明人物性格与关系的，最能抒述自己感受的部分)自由跳跃，形成一个一个的断章，然后让蒙太奇将这些断章按照接受者的心理顺序、生活的逻辑顺序以及作者的美学原则联结起来，组成连贯自然的整体，展现小说主题所要揭示的实质。

结语

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的，文学作品若墨守传统的线性叙述，就无法反映现实的复杂性、多样性，作品就会流于平庸、缺乏魅力。结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的《城市与狗》恰恰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窠臼，诸种技法的使用使小说所要表现的现实更加立体，更贴近时而散乱、时而阻滞、时而有序的现实生活的原生态，从而加深了揭露现实与批判现实的力度，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富有创造性，必要的时候需要“猜”，才能理清作品的线索和脉络，完成对作者重构的故事的解构并还原其本来面貌。加之每个叙事者的叙述口吻与语言风格不甚相同，使得全书的文脉摇曳多姿，避免了单一的主线的简单化和无趣性。正如略萨所说:“开始阅读作品时，一切都是冷冰冰的，不自然的，死气沉沉的，当人物之间发生组合、联系的时候，慢慢地就有了生气，这是很美的:人们开始发现故事中有一条条自然的汇流线，本身形成的线，这是最令人着迷的部分。”

总之，《城市与狗》植根于深厚的秘鲁现实，糅合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以新颖的结构、流畅的语言、多角度、多人称、多镜头、多时序地表现出了秘鲁社会的总体现实。小说中时间跳跃、人物变换，视角更替等等经作者的精心安排，共时地出现在一个个情节中，深刻地揭露社会问题，不愧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1]何塞·路易斯·马丁.巴尔加斯·略萨及结构现实主义[M]//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编.世界文学的奇葩——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296.

[2][3][4][5][6][7][8][9][10][16][19]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城市与狗[M].赵德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前言，212－213，430，80，373，131，300，201，216，451，160－166.

9.专升本政治知识点社会的政治结构 篇九

(一)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构成要素

社会的政治结构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制度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如宪法和其他法规等制度性要素，政治法律设施如国家机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以及政治组织如政党等实体性要素，又称政治上层建筑。

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国家政权处于核心地位，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哪个阶级就决定政权的性质以及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对政治结构以至整个社会实行控制和管理。

(二)国家的本质和职能

1.国家的起源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了两大对抗阶级，奴隶主阶级为了压迫和剥削奴隶阶级，控制社会秩序，便建立了国家;国家是历史范畴，随着世界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完全消灭，国家将日趋衰亡。

2.国家的本质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是统治阶级的专政;一切剥削阶级国家都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大多数劳动者的工具;国家是暴力机器，军队和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国体体现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它规定了国家类型。政体是政权的构成形式。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为国体服务，并反作用于国体。

3.国家的职能

国家的本质通过国家职能表现出来。国家的职能包括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

(1)对内职能是：其一，政治职能。调整阶级关系，镇压被统治阶级和敌对势力的反抗。其二，经济职能。组织、调节、干预经济生活，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基础。其三，社会职能。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管理公共事务，保障社会安全。

(2)对外职能是：组织国防，防御外来侵略和颠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保持本国利益不受侵犯。一般说来，对外职能是对内职能的继续和延伸。

政治该如何复习?

首先，要明确复习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争取个人最满意的成绩，最低的目标是通过录取线，不使政治成为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理想的目标是考出优异的成绩，考上理想的学校。

第二，思路要转变。且末先入为主的把政治打入另类，先入为主的讨厌它、拒绝它，而是将它和一般的学科一视同仁，以平常的心来对待它。

第三，合理的安排。首先要给政治复习以足够的重视，在复习外语和专业课的同时，要给政治留出相应的时间，宜早不宜晚，因为内容比较多。其次，对政治考试当中所考的三门，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应该根据个人的基础和兴趣合理安排复习时间。

政治的复习关键是在于理解。很多考生都把政治等同于死记硬背，这实际上是政治学习最大的误区，也是很多考生政治学习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因为政治和其他任何课程的学习一样，都要以真正的理解为前提。如何理解政治呢?主要的是掌握各门功课的逻辑体系，政治课也有自身严密的逻辑体系，也有线索可以抓。

第四，在学习上要注意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在老师讲解的基础之上认真学习、复习，强化记忆，是提高学校效果最重要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