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近代建筑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青岛近代建筑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精选8篇）

1.青岛近代建筑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篇一

内容摘要：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 历史 进程中，资产阶级大多是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中国 的资产阶级则由于种种难以避免的弱点，无法承担中国近代化主干载体这一历史使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所作为。本文拟从 政治、经济 以及文化 教育 等几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 历史 进程中，资产阶级大多是近代化的主导力量，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中国 的资产阶级则由于种种难以避免的弱点，无法承担中国近代化主干载体这一历史使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无所作为。本文拟从 政治、经济 以及文化 教育 等几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

—、资产阶级与政治近代化

在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这一阶级的主体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所谓资产阶级主体即工商各业资本家，他们由于身家财产的拖累和传统观念的羁绊，害怕以革命暴力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会引起**，危及其经济利益，因而在革命 发展 到高潮之前，资产阶级大多持反对态度，支持者为数甚少。他们赞同立宪派的主张，希望通过敦促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改变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变革相比较，君主立宪无疑具有较大的保守性。但是也应看到，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一的君主立宪取代封建君主专制，也属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范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就此而言，资产阶级支持立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推动政治近代化发展的作用。

从资产阶级支持立宪的主观愿望，可以看出其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要求。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华商联合会报》曾载文一一列举封建专制的弊端，并阐明这些弊端“皆上病国，下病民，而商界实先受其病”(《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资产阶级希望以开设议院获得监督行政、财政和立法的权利，实质上是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期待以政治近代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对于政治近代化与经济近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资产阶级当然难以获致全面的理解，但他们从直观上意识到不实行立宪，民族工商业就不能得到迅速发展。苏州商会的杭祖良和上海商会的沈缦云代表全国工商界呈递的敦请速开国会书，即曾说明国会召开与工商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洋货之输入，惟国会能设法以抵制之，外人之要求，惟国会能侍民气以抵御之。„„国会不开，商困莫挽，则商情之涣，商业之衰，必视前此有一落千丈之势。”(《时报》1910年7月21日。)

资产阶级支持和参加立宪运动，还体现了较强的爱国热情。商会在号召海内外华商参与国会请愿运动时，即特别强调：“今天下之祸变亟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事日非，人心瓦解。商等思维再四，知非国会无以通上下之情，无以挽危亡之局而即于安。”(《拟海内外华商联合请开国会书》，《华商联合会报》第4期。)因此，敦促清廷速开国会以实行宪政，又是资产阶级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一项具体措施。而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特殊历史条件下，救亡图存的民族运动也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支持立宪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并参与谘议局的活动。毫无疑问，地方自治和谘议局的出现，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向前逐步推进的具体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这一进程中的积极影响。

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疏远甚至反对变革封建制度更为彻底的革命运动，又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不过，资产阶级对待革命运动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运动以沛然莫遏之势发展到高潮。许多地区的资产阶级转而支持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武汉资产阶级在起义的次日即公开声明站在革命一边，向起义军提供财政援助，并组织商团协助军政府维持地方秩序。“阳夏战争”期间，武汉商团又协同起义军抗击南下镇压起义的清军。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在武昌起义后，经革命党人联络和争取，直接参加了起义，曾会同革命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为上海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独立之后，各业商人纷纷向新成立的都督府捐款，缓解了都督府的财政困难，商团则承担了维持地方秩序的职责。

更多地区的资产阶级虽然只是鼓动和平独立，但对于壮大革命声威，加速清朝的灭亡同样产生了积极效果。上海独立后，苏州商会、商团领导人多次面谒江苏巡抚程德全，要求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11月4日晨，上海革命军数十人开赴苏州，苏州商团“袖缀白布，均甚欢迎”。在资产阶级及各方面压力之下，程德全被迫于11月5日宣告江苏独立。10月底广州商界举行集会，认为“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应即承认共和政府。”(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25—126页。)会后，推举代表向两广总督张鸣岐转达商界承认共和政府之决议，同时向革命党人“宣达”商界的政治态度。当日下午，商界各团体再次集会时，有人树起“广东独立”的白旗，许多商店也悬旗挂灯以示庆贺。最后，张鸣岐也迫于压力不得不于11月9日承认广东独立。

上述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这一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步骤中，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时不久，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即又表露出来。当袁世凯督率北洋军占领汉口、汉阳，与革命党人开始谈判时，曾公开支持革命的武汉资产阶级声称：“现拟结一难民团，不问其为何政府也，但知有抚我者而归附焉”(《时报》1911年11月13日。)。专注于一时经济利益得失的资产阶级，显然已淡化了追求政治近代化的热情。他们希望袁世凯能尽快实行统一，以便挽回战争造成的损失，为此不惜胁迫孙中山让位，帮助袁世凯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

袁世凯上台不久即大肆绞杀革命力量，1913年3月更密谋刺杀了宋教仁。革命党人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资产阶级唯恐战事又起，试图再次胁迫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向袁世凯妥协。6月，上海总商会曾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名义，要求孙中山放弃武力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恳请袁世凯“率师讨贼，万勿再误时机，陷民水火”(《申报》1913年7月28日。)。同时，还秉承袁的旨意，“断绝一切与叛党之经济关系”，以“速平祸乱”，极不光彩地充当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帮凶。

但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又与其政治代表站在了一起。其原因在于，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转而大肆敲诈盘剥工商业者，尤其是不顾全国舆论反对，一意孤行复辟帝制，引起资产阶级所担忧的时局动荡。因此，护国战争爆发后，资产阶级积极予以支持，向护国军提供各种援助。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企图赖在总统宝座上，资产阶级又相继通电逼袁退位。可以说，在护国运动中资产阶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护国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其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错综复杂。他们时而成为推动政治近代化发展的社会力量，时而又扮演了阻碍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反面角色。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素质与性格相吻合的。

二、资产阶级与经济近代化

在经济近代化方面，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尽管中国近代 工业 是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通过洋务运动而肇始，但洋务运动中后期出现的许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民用 企业，都有大量商人的投资。如果没有商股，这些企业根本无法创办，更谈不上发展。因此，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得以出现第一批工矿、交通、电讯企业，民间资本家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者还开始兴办私营近代工矿企业。虽然处境极为艰难，但不少资产者坚持在逆境中奋斗，仍使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不断获得发展。到1913年，民间私人产业资本（包括制造业、矿业、铁路、航运业）已达到1．54亿余元，大大超过了包括官督商办企业资本在内的国家资本，在中国本国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中明显占居主导地位。

在资产阶级的直接推动下，社会经济生活也日趋向近代化发展。清末，各地资产阶级主办的劝工会、工艺会、商品陈列所、商业劝工会、劝工博览会、劝业奖进会如雨后春笋，层见迭出，使传统行会畏惧和限制竞争的习俗日见式微，劝奖竞争之风则日渐盛行。1910年由官方出面奏准，江苏、上海资产阶级具体筹备，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已粗具全国性商品博览会的规模，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前往南洋劝业会参观订购商品者达20余万人次，日本和美国实业界也闻讯先后派出代表团来南京参观考察。

不仅如此，清末的资产阶级还开始走向世界，先后参加了约20次国际商品博览会。在1911年意大利都郎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商人送展物品获奖达256个，其中4个卓绝奖、58个超等奖、79个优等奖、65个金牌奖、60个银牌奖、17个铜牌奖和6个纪念奖(《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期。)。对于经济发展相当落后而且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取得这样的荣誉实属不易。

发起抵制洋货运动，既是资产阶级从事的反帝爱国政治斗争，又是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一项有效措施。第一次大规模抵制洋货，是爆发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由于美国政府拒不废除已经到期的迫害华工禁约，并一再胁迫清政府签订新的苛约，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上海商务总会于5月率先倡议“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同时，通电全国各埠商会，“祈传谕各商知之”(苏绍柄辑：《山钟集》，第28页。)。紧接着，全国各地的资产阶级一致表示“全体赞成”。甚至许多中小城镇的商人也闻风响应，表现出极大热情，使这场斗争很快从通商大埠扩展至中小城市以至集镇，达到前所未见的高涨声势和普及程度。

抵制美货运动的广泛开展，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对华的经济渗透，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抵制美货的当年和以后的两年中，美国对华出口商品总额持续急剧下跌。1905年为5700万元，1906年为4400万元，1907年为2600万元(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第359页。)。美国在华资本家无可奈何地哀叹：“中国不用美货之举动坚持不懈，美国各厂家须闭歇六阅月。(《时报》1905年11月9日。)资产阶级当中一些有识之士则借此时机大声疾呼：“今为抵制美约，不用美货，办法文明，民志齐一，正我制造家改良土货，杜绝外货之机会。倘能及此振作，事事改良，对中国商业之发达，借此一举。”(《时报》1905年8月4日。)如所周知，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棉纺、面粉等工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收回利权运动是资产阶级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措施。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疯狂划分势力范围，大规模掠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无数利权旁落外人之手，不仅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死存亡。当时的有识之士即已意识到：“经济为国家之生命，生命之权既操纵于外人之手，彼更进而以开港场，施行政治，侵我主权，„„由经济界之瓜分，以逮及于国土之瓜分。”(南溟子：《中国与世界之经济问题》，《四川》第3号。)于是，为维护利权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同时也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协同各界爱国人士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一个国家经济近代化能否发展的关键，因而收回利权运动以收回路权首开其端。自1904年起，许多省份的资产阶级相继自筹股份，成立商办铁路公司，自建铁路以保利权。同时，通过不断斗争先后收回被帝国主义强行攫取的粤汉等铁路的修筑权。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之初，曾一定程度地对商办铁路表示支持。但到1908年，为了获得列强的贷款以解救其财政危机，清政府又不惜出卖路权，要求商办铁路公司借债筑路，为帝国主义控制铁路大开方便之门。此后，许多地区的收回路权运动发展成为反对清朝出卖路权，拒绝奴役性借款，坚持商办铁路的斗争。到辛亥革命前夕，更进一步激化成为导发武昌起义的铁路风潮。

收回矿权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在山西，资产阶级在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收回了被英国侵略者夺取的诸多矿权。安徽绅商经过力争，也收回了铜官山矿权。此外，四川、山东、黑龙江等省的资产阶级都在收回本省矿权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尽管资产阶级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曾表现出软弱、动摇乃至妥协等等弱点，但以其为主导开展的这场运动，明显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如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了商办铁路的热潮，一定程度地阻遏了帝国主义劫掠中国铁路的侵略行径。虽然有些省份的保路斗争，如收回苏杭甬路和津镇路的斗争未能完全实现最初的目的，有的是得而复失（如粤汉路），但整个运动却直接导致了全国十数省商办铁路公司的成立，扩大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力，形成抵制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重要力量。在收回矿权方面，1907至1911年中国先后收回了被帝国主义强行霸占的9个重要矿产的开采权，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起了不小的抵制作用，为民族资本主义矿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收回利权运动还促使爱国的工商业者更加关心国家的兴衰，纷纷起而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维护利权，从而带动了中国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

以上各方面的情况说明，资产阶级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弱点，使其无法真正独力承担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重任。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甚小，与强大的封建经济相比极端微弱。在经济实力上，与在华的外国资本也难以抗衡。就总体而言，资产阶级远未使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取得成功。

三、资产阶级与教育近代化

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资产阶级也曾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这一点过去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

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即比较重视发展近代新式教育。戊戌变法之后，由状元转而投资兴办实业的张謇，还创办了师范学堂，附设测绘、蚕桑、农、工等科，后又创立吴淞商船学校和铁路学校。但是，这一时期主要还只是限于舆论呼吁，象张謇这样直接创设新式学堂者尚不多见，当时的工商业者中绝大多数对教育近代化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到20世纪初，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发展，以及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和西学的进一步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对中国工商业颓萎疲敝现状的重新反省，使他们逐步意识到，发展近代教育和启迪商智，对振兴民族工商业有着重要影响。他们深感“商业之发达，由于开商智，商智之开通，由于设商学。今教育尚未普及，商界中之伙友徒弟未必尽受教育之人，即不免文字茫然、商情不识之弊，于商务前途关系诚非浅鲜。”(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48卷，第66页。)此外，他们还将发展新式教育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认为“各国强弱之分，文野之别，视全国人民就学之多寡为断”。“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要使中国走向富强，就必须“广兴教育，以培养人才”(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11页。)。从自身利益和国家盛衰两方面认识到发展新式近代教育的重要性，这正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致力于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基础。

对于发展新式近代教育，当时的资产阶级还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他们表示：“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再阅十年，而我商界之面目仍旧，恐华商无立足之地，至时而思以教育救其弊，不已晚乎！”(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3卷，第30页。)因此，新成立的商会等资产阶级社团，即将发展新式教育，尤其是实业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例如，苏州商务总会表示，凡有发起设立商业学堂或别项新式学堂者，“本会当实力为之提供扶助”。天津商务总会特别强调，商学不讲，致遇事牵掣，亟宜妥筹经费，创办商务学堂。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伊始，也表示应随时酌议设立商务学堂，以期造就人才，振兴商业。

不久之后，还出现了许多由资产阶级所组织的致力于教育发展和管理地方学务的社团。例如杭州的商学公会，“系商界同仁集合而成”，宗旨为“研究商学，交换智识，以冀商业之发达”。该会的具体活动内容包括：

一、研究商学、商法，讲求专门商学；

二、编辑商务杂志；

三、延聘精于商学、商法及专门 科学 之人员讲学，设立商业学校；

四、联络各处商会，以交换智识，互相商榷(《杭州商学公会改正章程》，《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7—8页。)。1909年底成立的北洋商学公会，以“研究商学，维持商律、商规，以冀商业之发达为宗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07页。)。短短一年时间内，会员即达200人。前此成立的上海商学公会，也是工商界活跃人物组成的文化教育团体。原名江苏学会，后改为江苏教育总会的社团，同样属于以工商界头面人物居主导地位的组织。著名资本家张謇任会长，苏州绅商王同愈任副会长。该会比较注重建立师范学校，培养教员、管理员，推广小学校，以谋教育之普及，同时也努力“劝设实业学校，养成农工商实业之才”。此外还“提倡尚武精神”，要求各类新式学校均重视 体育，并办政法、警察等速成科，“预备地方自治”。

苏州资产阶级于1905年成立了学务公所，其职责和具体活动为：“甲、调查公立各学堂之校舍、课程、经费，以期逐渐统一；乙、管理宾兴、公车、紫正书院及其他各项公捐学堂之款；丙、养成教员、管理员；丁、推广小学；戊、注重实业教育，提倡军人资格。”(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21页。)涉及的面如此之宽，俨然是一个全面管 理学 务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在培养新式学堂师资方面，学务公所作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它成立之后即创办了公立师范传习所，至1911年先后已有六批学员毕业，为各个学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式教员。1907年，因学务公所改为学务总汇处，苏州绅商又联合学界人士创设教育会，作为参与领导和管理苏州地方学务的民间团体。该会“注重义务教育，推广城乡各处初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道德之初基”，并“劝办简易识字学塾，冀使识字人数日多，藉速宪政之进行”。另还“开法政、警察等研究会，养成城镇乡举办自治人才”。在提倡实业教育方面，进一步“劝令各学堂酌量地方情形，增加农工商等科，以期养成人生必须之智识技艺”(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92卷，第109页。)。

上海的学务公所也是工商界人士于1905年直接参与创立的教育团体。该公所的发起者系米业公所董事姚文枬等人，姚本人还担任学务公所的总理兼文案员。其后，他又发起成立教育研究会，并出任会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教育研究会与沪学会合并，联合各学董、各学校校长共同组成上海县教育会(《上海县续志》卷九，“学校”，上海南园民国七年刻本。)。

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仅参与管理地方学务，有些还直接创办了新式学堂，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周廷弼在无锡周新镇开办廷弼学堂、卢洪昶在宁波开办商德学堂、胡元炎在长沙开办明德学堂、郑锡光在福州开办中等商业学校等。不少商会也曾先后兴办商业学堂、实业学校和初级小学堂。见于明确记载的有天津商务总会主办的中等商业学校、江西商务总会主办的商徒启智学堂、苏州商务总会主办的实业学堂、通崇海泰商务总会主办的银行专科学校及商业学校、上海商务总会主办的商业学校、常州商务分会主办的半日学堂、江苏川沙商务分会和梅里商务分会主办的初等商业学堂等。

有些行业的商人，也联合集资创办实业学校。例如在苏州，纱缎业商人于1905年通过苏州商务总会呈文商部，说明“储才端赖学堂，生利必资实业”，禀请设立初等实业学堂。商部批示：“我中国商务之盛不及泰西者，由于商界无人才，而其故由于无学堂以为储才之地。今该商等拟就纱缎一业公立初等实业学堂，且足为各业之提倡，本部深堪嘉许。”(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109页；第93卷。)1907年，苏州经纬业商人认为“近数十年来，外流奔放，浸涸利源，究商业之所以不竞，实由商智之自甘固塞”(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43卷，第53页。)，也呈请农工商部准允创立了初等小学堂。很显然，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2.青岛近代建筑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篇二

中国近代建筑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近代化的征程。虽然起源于19世纪中期, 但是仍然比世界晚了整整200年的时间。中国建筑正处于近代发展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到近代后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建筑, 应该打破中国原有的封建社会枷锁的钳制, 改变当时发展迟缓的状态, 向着多元化方向转化。

但是, 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一定是曲折的, 缓慢的, 其影响的主要因素就是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 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各地区的转型不仅是在时间上存在着差异, 同时在空间上也着不同, 这就导致了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在二元化社会的框架下。这样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也就很自然的被印上了二元化社会性质的痕迹。

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西方早进入近代时期国家的经典经验, 明显的表现为凭借先行成果的后发优势。很多西方先进的建筑理念与风格直接的、整体的从这些发达国家引入到中国社会, 填充了我国当时的建筑领域, 丰富了近代建筑的样式。20世纪30年代左右, 革新建筑体系在建筑类型上已经非常齐全, 如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和工业建筑等。

顽固守旧建筑体系则是对原有的建筑传统一种延续和保护。直到清王朝1911年彻底结束的时候, 传统的民间建筑仍然再继续, 只是一些坛庙、衙署的建筑不在进行。在他们中间, 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作品, 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与革新建筑体系一样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非常珍惜, 富有价值的建筑文化遗产。

总得来说, 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整体处在一个转型期, 相当于楼梯中间缓步台的作用, 起到一个承上启下、融汇中西、新老交替的中介作用。既有新类型新风范的建筑日益崛起, 也有老风格类型建筑的默默存在, 中国近代建筑既有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 同时也存在着相互融合的一面。

二、中国近代建筑发展阶段

1、十九世纪中叶—十九世纪末

随着清王朝的结束, 皇宫、园圃等建筑也陆陆续续减少, 我国著名的古代园林文化遗产—颐和园以及具有保存价值的古代园林进行了修建之外, 各地基本停止了对老式建筑的修缮工作。在许多地区外国殖民者聚集地, 出现了许多教会建筑, 主要是两层楼的砖木混合结构, 样式基本保留着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风格, 总得来说, 在这个时期, 中国近代建筑刚刚孕育而生, 在建筑类型和数量上都有着局限, 但是, 这也标志着中国建筑开始突破原有的老式风格, 向着新建筑类型迈进, 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 酝酿着近代建筑体系的萌芽。

2、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

十九世纪末, 中国政府由于软弱无能, 被列强肆意的瓜分, 成为他们任意买卖的市场, 随之而来的外国列强纷纷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租借地, 建筑自己的管区, 表现在建筑上, 为了满足列强的需要, 如工厂、火车站、银行等建筑大大增多, 并且建筑规模也逐渐的扩大, 其中很多建筑都是由列强国家的专业建筑设计师亲自来设计, 整体建筑水平有明显的改善,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为1923年的上海汇丰银行和1927年的上海海关大厦。

当时我国政府, 也意识到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其中新式建筑也被纳入了当时的改革的内容, 建筑新形式的建筑也就成了当时中国各界的需要, 就是在这个时期, 涌现出大批赴海外学习建筑的留学生, 其中也有我们建国时期的著名建筑家—梁思成、林徽因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我国近代建筑的类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在类型上, 在数量上也有明显的提高。公共建筑、居民建筑、工业建筑等类型基本完备, 新建筑材料的生产与丰富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如玻璃、水泥等。同时, 我国自己的建筑团队也相继壮大, 施工技术有了明显的改善。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

在建国之前, 由于在中国的土地进行了多年的对内, 对外战争, 中国近代建筑进程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 建筑活动与建筑数量大幅度的减少, 但是, 通过西方建筑类型在中国的土地上数目增多, 以及一些留学海外回国的建筑师的影响, 中国建筑领域对新类型建筑理念的认识大大的加深, 我国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于1947年, 在清华大学创立了体形环境的设计体系, 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近代建筑形式与理念

1、西方样式建筑

西方样式建筑在中国建筑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至今在国内的许多城市都会看到西方样式的建筑, 如我们沈阳一些高校建筑, 其中一部分仍然保留着原有的风貌。究其根源, 一是被动的接受, 另一个则是我国社会的需要。从风格上来看, 中国近代样式建筑具有殖民地式和外廊式特点, 主要是英国殖民者将欧洲殖民者建筑样式传入到我国以及东南亚一带, 早期进入到我国境内的殖民者, 大多数都有从东南亚居住的经历, 所以也就很自然的把这种建筑样式带到了中国, 如当时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台湾高雄的英国领事馆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2、中国传统建筑设计

宫殿式建筑:这种建筑类型保留着中国古典建筑的体量权衡和整体轮廊, 对台基、屋身、屋顶具有严格的划分, 通常我们称之为三分结构, 建筑的整体尽力保持梁柱的开间形象和比例关系, 整个建筑没有打破我国古典建筑的设计, 所有的细节仍然保有传统的造型构件和装饰;混合式建筑:这类建筑不完全拘泥于我国古典建筑风格, 将中西风格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现代式建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建筑以一种向国际样式过渡的装饰艺术风格涌现。

摘要：本文以时间为线索, 针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 基本讲述了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历程。

关键词：建筑,近代建筑

参考文献

[1]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1-10册,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年。

3.武汉近代建筑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篇三

关键词：近代建筑；传承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235-01

一、武汉近代建筑遗产的特点

近代历史中，汉口开放商埠，给武汉带来了中外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机遇，也使武汉近代建筑具有了自己独有的建筑特点。武汉深受长江流域文化传输带的影响，码头文化和外来商贸、移民等多因素的交织，使武汉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出现了诸多带有明显殖民风格、融合了南北及中外特色的建筑。由于受到各种外来文化和建筑流派的冲击、武汉近代建筑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多样性。

（一）武汉近代建筑遗产的分类。

1.租界建筑。19世纪后期，中国传统城市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殖民风格建筑被带入武汉。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英、俄、德等国先后在汉口开辟租界，国际商贸发展迅速。汉口成了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内陆的展示平台，形成了中西结合的城市形象。

2.里份建筑。里份建筑是我国近代出现，在内河港城市较普遍的一种多栋联排式住宅建筑类型。武汉市近代里份建筑主要分布在今武昌沿江工业区以及汉口江汉区、江岸区等地段。经过不断的发展，里份建筑结合武汉的特殊地理及人文环境，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味里份建筑群。

3.遗址建筑。包括近代历次革命遗址、名人故居以及工业遗址。其代表建筑有辛亥首义起义门和红楼、施洋烈士陵园、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八七会址、二七纪念馆、汉阳兵工厂厂房、大智门火车站、宋庆龄汉口旧居、詹天佑故居等。

二、武汉近代建筑遗产的传承

（一）宋庆龄汉口旧居保护。

宋庆龄汉口旧居，原为华俄道胜银行，由德国建筑师马尔克斯于1896年设计建成，其设计用途为银行办公。1926 年底，国民党中执委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 12月 10 日，宋庆龄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到达武汉，入住这幢银行建筑，并在此生活和工作了 8 个月。旧居建筑已使用约 110 余年，已超过房屋规定的使用年限，房屋结构老化，维修保养不足；房屋外墙面多处存在潮湿风化，建筑局部稍有倾斜，木楼板板面局部磨损，板缝稀疏，屋顶阁楼木构架腐朽，楼板破损严重，阳台栏杆及顶棚局部渗漏，粉刷层开裂脱落，红瓦屋面局部漏雨，檐口破损。

通过对建筑前期的资料收集及完善的基础上，对旧居的保护，从平面功能完善及室内外立面修复两方面来进行。

首先恢复原貌，拆除后来使用者搭建的建筑构件，力争保留建筑的原真性：恢复竖向交通空间——楼梯的组织方式、恢复改作它用的房间功能、恢复已被弃用的两处地下室：其次，对建筑外立面进行全面修复，清洗污浊的墙体，加固修复破损的墙体，补齐残损的外立面线脚，更换破损的装饰檐口，更新破损的外立面门窗，恢复屋顶老虎窗的开窗方式，真实再现旧居建筑的原貌；同时对建筑室内装饰设计也进行了全面的翻新和再创造设计，恢复和保留原有门窗套和壁炉的装饰样式，对原有木楼梯进行加固和翻新设计，增加了墙裙和吊顶设计，恢复当时民国时期租界建筑室内的俄罗斯装饰风格。

三、武汉近现代建筑遗产的发展

通过对武汉近代建筑的学习和研究，我们认为，要发展武汉近代建筑，不仅仅是对建筑遗产进行保护，更应该把武汉近代建筑的精髓运用到现代建筑设计中去，建立起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如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体现出武汉近代建筑遗产的特点，我们提出了几点设计原则：

1.总结武汉近代建筑遗产中的建筑符号与元素，并加以提炼；

2.对武汉近代建筑遗产进行分类，对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建筑加以归纳，从而总结出建筑功能与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功能上满足现代建筑设计的需求；

3.提倡新技术的运用，以及生态、绿色、环保理念等，在保证武汉近代建筑风格的同时，用于进行各种创新。

（一）吉庆街片区改造。

1.项目概况。吉庆街片区位于武汉市汉口大智街 区域，街区内有 1932 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杨格非而修建的格非堂，现为基督教荣光堂，街区内还有武汉风味餐饮小吃店、并带有一定自发的汉味民俗特色表演活动。

2.设计理念及设计方法。

（1）整体规划设计。将吉庆街街区与所在老城区进行整体考虑，处理好周边交通干道与本街区的交通关系，并兼顾街区周边建筑类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相关因素，对街区进行了可持续性发展的功能定位。整体街区规划为3大功能区，即美食生活区、民俗创意区、文化馆藏区。

（2）建筑修复保护。在对荣光堂及现有建筑的改造中，设计师通过对老汉口建筑造型元素的挖掘，将马头墙、门坊等元素融入其中，以再现老汉口商街风貌，展示中山大道的历史文脉。在入口处适当引入现代建筑元素，体现传承与发展关系。

（3）与现代相融合。对于街区内已经存在的一些现代高层建筑，采用在其裙房立面上作适当整改，使之能够融入街区的整体风格中，并结合其位置进行适当的商业改造。

四、结语

约翰·罗斯金曾经说过：“一个建筑的最大荣耀不在于它的石材，不在于它的金饰。建筑的荣耀出自它铅华洗尽的墙上散发出来的回响、凝视、神秘的共鸣，不论过去的是与非。”历史建筑承载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内容，还饱含了一段历史的记忆和文脉。如何将这样的历史记忆延续和发展，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尝试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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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可.“复杂”之道——探求一种新的旧城更新规划设计方法[J]. 城市规划. 1999（07） [5] 曹伟. 城市化进程中居住环境的污染及其防治对策[J]. 华中建筑. 1999（01）

[3]吴良镛，方可，张悦.从城市文化发展的角度，用城市设计的手段看历史文化地段的保护与发展——以北京白塔寺街区的整治与改建为例[J]. 华中建筑.

[4]方可.西方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J]. 城市规划汇刊. 1998（01）

[5] 罗小未，张家骥，王恺.中国建筑的空间概念[J]. 规划师. 1997（03）

4.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 篇四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自1860年起，清政府为抵御外辱，为培养急需人才，开办了新式学校，尽管在这些学校中，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音乐教育，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体制上的准备。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险。由于地域、交通运输和通讯的局限，中国人看到的世界首先是日本那块“扶桑岛国”，于是效仿日本成了一时之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极力鼓吹“变法维新”，主张效法日本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科，发展音乐教育，记述乐歌作者和评论作品，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康有为主张：“远法德国、近效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乐堂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近代学校制度，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其中，清朝廷在接受“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训之后，于1901年颁布实行“变法新政”的决定。于是，在国内译自日本的各种各样的唱歌书得以陆续刊出，国内许多新学堂逐渐普遍开设了“乐歌”课。此外，从1902年后不断有人志愿到日本及欧洲专学或兼学音乐（如萧友梅、高寿田、冯亚雄、陈从志、路黎元等人）。至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政府教育当局又明令规定“乐歌”课为中小学校的必修课，并提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唱歌已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这些新的歌曲，当时统称为“乐歌”课，后来音乐界将这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辛亥革命以前的将近10年；辛亥革命以后的将近10年；“五四”运动以后至全国解放以前。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它的逐步萌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是将对学堂乐歌的编写和传播直接同宣扬“富国强兵”的爱国教育和所谓“军国民教育”相联系，大家对此赋予很高的热情，也产生了一批具有明显爱国倾向的、对当时社会引起不小影响的、优秀的学堂乐歌代表作。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它比较顺利地向全国普及的阶段，对所发生的种种复杂的政治斗争缺乏精神准备，因而反映在学堂乐歌中的题材内容是从关心政治到逐步回避政治，开始较多地注意联系青少年的生活现实和他们的审美要求，并相应产生了一批与之相连的学生特点更鲜明的作品。第三个阶段则是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延续，由于这时在学校中的音乐课一般均已改称为“音乐课”，因此对它的称呼也就不再沿用“学堂乐歌”，而改为“学校歌曲”。

在当时，无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或是维新派的人士，建立新式学堂和开设音乐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民众（主要指青少年学生，也包括新军士兵）的爱国热情，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维新派为主的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利用它向青少年进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育，希望最终达到像日本那样实现“变法维新”的政治要求。这样就使得本来应是向青少年进行美育和普及音乐知识的普通音乐教育，担负起大大超过其原有使命的负荷。但正因为有了这个与千百万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出发点，人们对在当时推行学校音乐教育和传播学堂乐歌给予了难以想象的热诚，使得对这项工作的建设和发展涂上了一层崇高的神圣的光彩，赋予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时代紧迫感。

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以“救国存亡”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要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基本符合当时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总的革命要求，如（何日醒）（夏颂莱编）、《中国男儿》（石更词、辛汉编）等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代表性的学堂乐歌。另外，如《勉女权》（秋理编词）、《缠足苦》等，是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一些作品则表达了要求实现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宣传反对迷信、学习科学的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代替封建的旧习俗的思想。也有不少歌曲是专门作为向少年儿童进行一般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的，辛亥革命初期，还出现了直接歌颂革命的歌曲。此外，学堂乐歌在当时曾深受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学堂乐歌所反映的主要是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认识和改革要求，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有的掺杂了实质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观点，有的则掺杂了实质上是大汉族主义的观点。甚至有人还利用这种形式宣传忠君、尊孔等封建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学堂乐歌中，占主动地位的还是改良派的思想观点。

学堂乐歌的创作，处于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起步阶段，它是许多严肃的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他深受维新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同其他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样，在音乐创作上也大胆吸取，只要认为有用，均可“拿来”，学堂乐歌的旋律大多数采自欧美的、特别是日本的歌曲曲调，甚至有些曲调还被不同的作者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用我国民歌、小调的曲调来填词的，数量却极少（如《采茶歌》、《祖国歌》和《缠足苦》等）。产生上述情况主要是当时绝大多数从事歌曲编配的知识分子，以及后来在学校中担任音乐课的教师，只是一些爱好音乐、关心新式教育的民主主义者（其中多数是一些留学国外的新派知识分子），有些是应聘来我国教书的日本教师，他们大多对我国的民间音乐并不熟悉。同时，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受“维新运动”的影响，片面认为只有这些欧美近代、现代音乐的曲调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此外，当时许多学堂乐歌的作者对歌词应适合学生的理解力而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对于填词同选曲在艺术上应注意结合等问题还没有加以认真考虑。当时只有一小部分歌曲在曲调的选择同歌词的编配上结合较好，而在后来的实际流传中也正是这些歌曲影响最大、延续最久。如《体操——兵操》（沈心工作歌）、《春游》（吴怀疚作歌）、《扬子江》（王引才作歌）等就是较好的例子。在学堂乐歌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新的音乐教育家，通过他们对学堂乐歌的创作、编配、推广、介绍等方面的辛勤劳动，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曾志忞、李叔同三人比较突出。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音乐及各种艺术形式（当时主要是唱歌、演奏风琴、钢琴、提琴等）才开始得到了初步的介绍和进行技艺的传授（如在某些教会学校内设立了琴科等）。在当时出版的唱歌教科书中，大多数还附带五线谱或简谱的读谱法、简单的基础乐理，并且对怎样弹奏风琴、钢琴等作了初浅概要的介绍。同时，一些基础的音乐理论读物也得到了出版，如曾志忞的（《乐典大意》（1904）、沈彭年的《乐理概论》（1908）、高寿田的《和声学》（1914）等。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既存在客观的原因，也存在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客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学堂乐歌的产生，最初就是参照日本早期学校歌曲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一开始就是主要采取外国的现成歌调进行填词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国热情从事学堂乐歌编写的作者多数是留学国外的，或国内积极赞成维新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中多数对我国的传统音乐，特别是民族民间音乐不甚熟悉；同时，从本世纪初清廷转而支持“废科举、办学堂”的改良主张，为了满足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堂急需学校的教师，曾一度大量聘请日本的教师来我国担任教学，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他们对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则更不熟悉。当时我国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主要就是引进欧美和日本的体制和经验，而要改掉的主要就是与封建体制密切相连的传统旧文化（包括传统的“旧乐”），因而当时确实不少有改革要求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用西乐才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效果。尽管当时这种思想符合大多数积极拥护改革要求的进步主张，但今天看来应说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因为事实上以我国的传统音调进行填词的《祖国歌》和《勉女权》都是当时比较受欢迎的学堂乐歌，它们也并不因此给人任何萎靡不振的影响。当然，在辛亥革命之后，这种现象也逐步有一定的改变。

纵观上述学堂乐歌的兴起、发展、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学堂乐歌之所以能为近代国人所接受，是和当时救国的呐喊以及歌词本身所具有的新的思想内容息息相关的。尽管它的创作方法，都是对日本和西方的借鉴或照搬，但它却在中国音乐历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得到“从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中引进的众多的硬件部分，如新式学校、教育体制、原版教材以及有关乐器、乐器制造工艺的技术和演奏技能的运用等”的同时，失去的却是在采用外来模式的过程中，只注重硬件的引人，忽视了文化互递的关系，外来音乐文化传统与本土音乐文化传统间价值并存及其对音乐文化思维过程的教育功效”。由于当时政治背景的影响，在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下，是不可能让人们有更多的考虑时间和选择的。

5.专题：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2 篇五

1、近代化的含义：也称现代化，是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以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为主要标志。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称资本主义化。

近代中国前80年（1840---1919）的近代化可以称为资本主义化，以发展资本主义、追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后30年（1919--1949）又增加新的内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2、近代化的主要领域及其主要内容：

A、政治领域：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用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用法治取代人治）

B、经济领域：经济上的工业化、机器化（用现代机器生产来取代手工生产，人类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在生产力方面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过渡，在生产关系方面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C、思想领域：思想上的理性化（以民主科学的理念取代精神独裁和文化专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思想以及政治制度。

D、军事领域：创办新式军队和军事工业

E、外交领域：由传统的闭关锁国向近代化外交转变

F、社会生活领域：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精神面貌、衣食住行随着社会的变革与经济的发展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3、近代化的两大任务及关系

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民主（反侵略、反封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幸福

关系：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民主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是完成反封建、反侵略（取得社会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最终目的。

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化的阶段性成果： 政治：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经济：“实业救国”运动出现，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

思想文化：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不断深入；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实 业救国”思潮兴起；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

阶级结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为中国社会的发

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5、中国近代化探索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结论：

A、民族独立、社会民主、社会制度的优越是国家真正实现近代化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B、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C、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首要条件

D、社会进步是近代化的核心和终极源泉。其中，教育和科技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基本内容。

6、东西方近代化的不同道路：

西方：思想文化-------政治-------经济（近代化的自然发展历程，成功了）

中国：经济（技术）-------政治（资本主义制度）--------思想文化（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最终都失败了）

7、中国近代化探索艰难起步，曲折推进，对此你有何认识？

A、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资本主义道

路在中国走不通）

B、只能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能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能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

C、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D、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成功 E、要实现国家富强，首先要实现民族独立

历届三中全会

主要内容及会议成果

第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11月9日——11月12日）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定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确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制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制度、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权力清单制度、官邸制、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等。这些重大突破，巩固和发

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理论，对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十七届三中全会（2008年10月9日-12日）推进农村改革

提出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荐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10月11日-14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企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等。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十五届三中全会（1998年10月12日-14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提出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1日-14日）制定市场经济基本框架

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等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十三届三中全会（1988年9月26日-30日）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

建议在考虑物价上涨因素的同时组织实施。确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求把今后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第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20日）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指出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改变企业的领导体制，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22日）拨乱反正

全会否定“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結一致向前看的指方针﹔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会建设上來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決策。

6.青岛近代建筑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篇六

【摘要】近代中国风云变幻、政局动荡、社会变迁剧烈。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统治阶层决定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各国的先进文化和知识。留学生归国之后，在祖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思想、科学技术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也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而留学生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

【关键词】留学生新闻事业中国近代

中国近代史指的是由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期。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屡遭外敌侵略和殖民者的剥削，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经历了军阀混战、日寇肆虐、国共对战等风云变幻的时期。

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统治阶层决定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各国的先进文化和知识。1872年，清王朝派遣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就读，拉开了近代中国青少年赴国外学习的帷幕。自此之后，一批批有志青年远赴海外，寻求真理、试图找出救国良方。中国早期新闻事业的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这些留学生们浓墨重彩的华章。

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变迁

从清王朝晚期开始，近代史上的中国青少年奔赴海外就学的大潮虽然时起时落但是并未间断，留学国家主要有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中国留学教育一直在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变幻中发展变化着。

1、清朝末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清末留学教育中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两次，分别是1872年官派幼童留美以及1877-1894年间清廷派遣学生留学英、法、德三国。此时期的留美教育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留美幼童接受系统正规的美式教育，学习天文、生物、数学、化学、机械等基础性很强的科目；留欧学生主要学习驾驶、制造、炼钢等工业军事方面知识，所有学习的科目都与新政府创办新式海军的目的息息相关①。

2、民国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统治终结。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依旧备受重视，留美教育依旧火爆，留日教育也有着广阔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留美学生与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内容出现了一定差异，留美学生重视“实业救国”，选择的专业多在科技领域；留日学生重视对先进思想文化制度的探索，选择的专业主要集中在法政、师范、军事三方面，其中又以法政专业为最②。

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留欧学生。一战之后德国与中国签订了新的平等双边协定，同时国内马克贬值物价低廉，吸引不少青年赴德留学。德国留学教育特点体现为学科专业集中，偏重实科与军事教育③。

五四运动之后，一大批学生在“工读主义”思潮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尽管这一留学运动持续时间短，学生所学知识普通，但是它在客观上导致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触并开始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陈毅、赵世炎、邓小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④。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到中国大地上。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以及响应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号召，国共合作时期政府派遣大量学生留学苏联，部分在法国难以为继的青年也转而留学该国，这些学生所学课程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⑤。

中国近代留学生归国后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在国家的政治领域、军事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思想领域、科学技术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部分留学生甚至直接影响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

二、知名的留学归国新闻人以及他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近代中国政局动荡、社会急剧变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我国新闻事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曲折前行。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有留学背景的优秀新闻人，他们以笔为刀，不断与强权作斗争，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变革主要发生在报刊领域。国内最初出现的近代报刊是由在华外人创办的，他们客观上将西方的新闻观念、报刊内容版式、印刷技术等引入中国，为国人办报提供了借鉴。国人办报兴起后，知名新闻人中有不少具有国外留学的教育背景。

留美学生归国后多在军事、工业、教育、科技等领域发展，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投入了国内的新闻事业。黄宪昭是第一位就读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中国学生，归国后任《广州时报》主笔，热衷于新闻教育，曾在香港建立当地首所新闻学校，1929年之后北上燕京大学执教新闻学课程。徐宝璜曾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新闻学，归国后成为中国著名的新闻学者、新闻教育家。胡适曾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他在担任《新青年》编辑时多次撰文抨击封建主义，倡导文学改良运动和白话文使用，是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

和留美学生相比，留日学生的革命性更高，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学生们在日本留学时就热衷于创办报刊，试图寻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案，回国后更是以报刊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报馆甚至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地点及武器制造场所。因此早期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有很多留日学生的身影。黄远生曾在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投身新闻事业后赢得了“报界之奇才”的美誉，极其擅长通讯写作并提出了新闻记者应该具有的“四能”标准。邵力子、林白水、刘少少、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都曾留学日本。

这些新闻人的新闻活动对于中国早期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从新闻思想演变、报人地位变迁、新闻学研究及新闻教育发展进程等方面对此进行论述。

1、推动中国新闻思想的进步

外人在华办报使得西方新闻思想传入中国，这是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直接渊源。通过外人报刊，出版自由观念、天赋人权学说等新闻思想传入中国。

从洪仁轩、王韬、郑观应等早期国人提出“牖新知，开风气，通民隐，达民情”的新闻思想开始，历经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近代中国的新闻思想始终以“爱国救国”为主线，在国内国际形势变幻和社会发展进步中不断修正并丰富着自身内容⑥。

留学新闻人在国内已有新闻思想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报纸对革命思想的宣传作用，促进新闻思想系统化，提倡重视新闻职业道德，并发表论述新闻思想的相关著述，并立足实际对报刊功能进行探索。当然，留学生并不总代表正确的一方，部分留苏新闻人在延安办报时就犯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这正是因为他们的新闻思想过于片面和武断。

2、促进报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近代报刊刚刚出现时并不被社会主流所接纳，在报界工作是文人们走投无路后的无奈选择。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中国临近生死关头，报刊逐渐成为知识分子宣传救国思想、探讨强国路径的阵地，广大留学归国的学生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功能，用报刊积极宣传革命理念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号召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报人渐渐从受人鄙视的末流文人演变成心系天下、救国图强的革命者，报人的作用从报道真假难辨的异闻演变成以笔为刀的爱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3、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在学术研究及教育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留学新闻人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它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也标志着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⑦。研究会所聘请的两名讲师之一就是有留美经历的徐宝璜先生，他将这一时期的讲义集合编写成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曾经留学日本的任白涛于1920年出版作品《应用新闻学》，在杭州创立中国新闻学社，1937年写就《综合新闻学》一书，是中国早期著名新闻学家。

中国新闻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新闻教育领域自然也少不了发光发热的留学人士。徐宝璜在1923年出任北京平民大学的报学系系主任；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留学生汪英宾于1925年出任上海南方大学的报学系系主任；曾经留学日本的陈望道于1929年出任上海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系主任。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留学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新闻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内新闻教育已经开始重视学生道德的培养和学理性研究，重视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办学方式灵活多样⑧。

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不止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近代中国出现了国人自办的通讯社及广播电台，二者需要物理、化学、机械等领域的技术支持，在发展方面同样离不开留学归国人士的知识力量。

结语

近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在坎坷中曲折前行，政坛的黑暗、时局的动荡、战乱的威胁、新闻审查制度的严苛都给当时的新闻人施加了重重压力。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新闻人依然不畏危险，在艰难环境中坚定从事新闻活动，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近代留学新闻人作为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为祖国的新闻事业积极奉献自己的精力与热血，他们专心于新闻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竭力提高新闻事业的社会影响和新闻人的社会地位，在思想和实业方面都深深影响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朱智斌、容乐，《清末早期留美与留欧教育比较及其当代启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3）：345-348

②李宁，《同途殊归――近代留美留日学生政治态度迥异原因分析》[J].《新西部》，2007（24）：175

③张亚群、肖娟群，《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留德教育述论》[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5）：1-5

④孙石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特点》[J].《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4）

⑤魏善玲，《民国前期出国留学生的结构分析（1912-1927）》[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1）：141-150

⑥陈博晓，《中国近代新闻伦理思想探析》[D].吉林大学，2007

⑦刘丽娟、白生良，《民国早期新闻学教育形成探析》[J].《东南传播》，2011（7）：109-111

⑧徐培汀，《中国早期的新闻教育》[J].《新闻大学》，1981（1）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7.青岛近代建筑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篇七

中国近代的建筑思想研究研究背景

1. 中国建筑的民族主义研究

关于近代中国建筑的民族主义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曾有杨嵩林先生和侯幼彬先生的开创性研究。目前这一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外国教会为使传教活动更易被中国社会接受而推行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以及相应的对中国建筑造型母题的使用;二,以南京中山陵设计为滥觞的中国风格新建筑的创作;三,以营造学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及其对中国风格新建筑创作的推动。关于这三方面最重要的综合研究首推台湾傅朝卿先生的著作《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二十世纪中国新建筑官制化的历史研究》。董黎先生的研究是在第一个方面的深化。他发现天主教建筑师格瑞斯奈(Reb.Albert Gresnight)对中国建筑原型的认识与墨菲不同,因而他设计的辅仁大学建筑立面造型带有中国石牌坊的意味,与南方的宗祠而不是北方的宫殿联系较大。另外,中国近代建筑以及“中国风格”新建筑创作中的地方性问题也很重要,它反映了社会对中国建筑特色的多元化的理解,厦门大学建筑群就是一例。

2.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是近代中国唯一的古建筑研究的专门机构,以往论者多着眼其历史研究,事实上它不仅主导了对于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还主导了对于中国建筑风格特征的阐释。关于梁思成所代表的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台湾汉宝德先生和夏铸九先生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极具开创性。他们指出梁的写作是以官式建筑为对象,在史论上受到了西方近代建筑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认识不仅对于了解他的史学理论基础和所受的西方学术影响极为重要,也对从认识论方面反思当前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很大启发。

3.现代主义研究

中国近代建筑中的现代主义思想的研究,始于赵国文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史论”一文。赖德霖先生在文中又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其产生的时间、契机、中国建筑界内部的宣传和争议、中国建筑界的折衷倾向及其原因、它与中国现实条件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综合的考察和分析。又有伍江先生关于鲍豪斯在上海的影响的文章。徐苏斌女士对柳士英设计的中华学艺社大楼的研究反映出当时中国建筑师对建筑德国“分离派”建筑的理解,同时也揭示了外来影响在中国环境里所呈现的复杂性。现代建筑运动在三十年代后期将城市问题视为重点。

现代主义运动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影响

赖德霖先生在文中列举大量实例及图表说明现代主义运动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影响,并分析其成因。

1. 商品化带来建筑的“摩天”化和“摩登”化

30年代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摩天建筑、摩登建筑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货,同时国际新建筑运动也率先影响到被称作“远东纽约”“东方巴黎”的上海。

2.“中国固有式”产生了新变化“俭朴实用式略带中国色彩”

1933年,基泰建筑师设计的中央医院落成,它的式样被称作“俭朴实用式略带中国色彩”。“中国固有式”向“俭朴实用式略带中国色彩”的转变说明,“中国固有式”建筑并非中国建筑发展的理想方向。但同时也说明,尽管“中国固有式”已经不适用,不经济,中国建筑师仍没有放弃对民族性的追求,官方建筑也没有放弃对民族形式的要求。董大酋建筑师就称自己的设计是“于趋从现代矜式之中,仍寓有本国文化之精神”。

也正是由于“摩天”化和“摩登”化在中国只是商品经济引导的一种新潮,所以现代主义建筑传入之初,中国的公众和建筑师们只是迎合时尚,把它当作一种形式和风格的新变化,而并未从理论上认识现代主义的革命意义。中国建筑师的作品也并不反映个人对建筑风格的独立追求,政治区与经济区之别,官式建筑与商业建筑、文化建筑与一般建筑的类型之别往往决定了他们作品是选择中国古典复兴风格还是选择现代主义风格。

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建筑科学性与民族主义的冲突

中国近代建筑的文化观所导致的对建筑民族性的认识,是民族形式新建筑创作的理论基础,而对科学性的追求则是建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但受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和建筑师队伍自身背景的影响,现代主义在中国仅仅是一种风格造型的选择而没有成为一种社会运动。赖德霖先生认为,作为建筑的民族主义基础的文化观和作为建筑现代化基础的科学观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想发展的两把钥匙。

1.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933年初,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加入了一位美国合作伙伴林朋(Carl Lindbohm),他给中国建筑届带来了“万国式”(国际式)的建筑思想。林朋强调“物质上的真实,构造上的真实”“在形式和表现上都须有真实的存在”。林朋为在形式主义的迷途中徘徊的中国建筑届投来了一束理性的光芒。1933年以后中国又陆续翻译了许多介绍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文章卢毓骏译的《建筑的新曙光》(柯布著),黄影呆的《论万国式建筑》,《机械时代建筑的新趋势》等等。

2. 科学的理性对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复古主义的挑战

现代主义传入之初遭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抵制,但其理性思想方式最总使人们得出与柯布相同的结论“所谓经典的风格已不复存在”(《走向新建筑》)。

1936年,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代表现代主义的重要刊物《新建筑》诞生了。《新建筑》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抗现存因袭的建筑式样,创造适合于机能性、目的性的新建筑”。1941年,这份杂志在重庆发起对民族形式的攻击,霍然在文化国际趋同中分析现代建筑的特征。他说:“国际建筑的‘型’不是样式问题而是基于新构造方法与新材料的使用、新建筑构成的原理的适应”。

现代建筑主义者终于在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复古主义面前举起理性的宝剑,把中国人对建筑科学性的认识引向了新的高度。

对中国近代建筑中现代主义的评价

30年代后,作为西式建筑的最新潮流的现代主义建筑已经成为科学性的最新代表,但在深度、广度上中国近代建筑都未进入现代主义阶段。

1.深度

建筑届接受了“形式服从功能”“合目的性”等现代主义主张,但这仅为现代主义的形式层面,而用以工业化手段进行生产的生产力层面、为大多数人解决生活问题的社会层面、新材料的使用和新结构产生的技术层面,中国建筑届远未达到。

2. 广度

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也只在学校、青年间进行。以职业关系为主的组织还限制了建筑批评。

最终现代主义思想在中国没有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建筑运动,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折衷主义、复古主义依然很强大。

反思

需要反思的是,以往对中国近代建筑思潮的研究,受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都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折衷主义为一种落后倾向。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用于分析中国近代建筑则会造成简单化的结果。因为早期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接受的都是学院派的折衷主义教育,对折衷主义的简单否定便会使我们忽视他们的成就和思想。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建筑思想还需要跳出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框架,重新了解和评价19世纪建筑的成就。以学院派教育为例,其所强调的文化品味、理性、秩序和整体等原则对于当前中国的建筑创作和城市设计就不无积极意义。

中国建筑的历史在不断地被创造,但也在不断地被抛弃。但愿近代建筑研究已经遭遇过的种种遗憾不再发生。

摘要：中国近代建筑话语或思想的形成无疑是近代建筑史研究最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代建筑的文化观所导致的对建筑民族性的认识,是民族形式新建筑创作的理论基础,而对科学性的追求则是建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作为建筑的民族主义基础的文化观和作为建筑现代化基础的科学观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建筑思想发展的两把钥匙。

关键词：科学性,民族性,民族主义,现代主义

参考文献

[1].赖德霖,‘科学性’与‘民族性’—近代中国建筑价值观,《建筑师》,62、63,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史综述

[3].赖德霖,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发展及特色,《建筑学报》,1996,6

[4].赵辰、伍江主编,中国近代建筑学术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5].潘谷西先生主编,中国建筑史》(教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6].程晓青,中国近现代传统建筑复兴的现象及原因初探,《建筑师》,74,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8.中国近代建筑欣赏 篇八

关键词：中国 近代建筑 欣赏

纵观我国建筑发展的历史，我们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科技的进步使得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在建筑建设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通过对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让学生了解建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引导学生对建筑设计产生兴趣，促进我国建筑教育发展。

一、中国近代建筑和建筑教育概述

1、中国近代建筑

中国近代建筑始于19世纪中期，比世界发达国家整整晚了近200年的时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近代外国人在中国的建筑活动和近代中国人的建筑活动。

近代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成为西式建筑的传播者，他们设计的一系列建筑大都是西洋风格，西式建筑即是他们心中的“现代”建筑。在近代中国人接触并使用西方建筑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建筑师出现以后，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建筑，如何看待西式建筑、如何进行中国人自己的创作。

大批受过西学教育的中国建筑师也不甘模仿外国建筑师的表演，试图表现出文明古国的文化原创性。1925年，吕延直在南京中山陵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得大奖，南京中山陵是中国近代建筑师探索民族形式建筑的开山之作，它的诞生奏响了中国建筑师群体探索民族形式建筑的前奏。这个时期的中国建筑，应该打破中国原有的封建社会枷锁的钳制，改变当时发展迟缓的状态，向着多元化方向转化。

2、中国近代建筑教育

中国近代建筑的教育相对中国近代的建筑要晚的多，中国代建筑教育发展迄今不到百年的历史。20世纪初，一批学成归国的海外学子在中国大学里创立了建筑教育，引进了先进的国际建筑教育制度和课程内容。梁思成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一同回国的的还有杨廷宝等十人，他们在中国建筑教育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追奉艺术、尚古折中、唯美严谨的学院派建筑教育一度在中国占据了主流地位。中国代建筑的教育不仅受到西方建筑思想和风格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这势必会出现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教育理念，也同样会出现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二、中国近代建筑形式与风格

1、西方样式建筑

西方样式建筑在中国建筑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至今在国内的许多城市都会看到西方样式的建筑，如我们沈阳一些高校建筑，其中一部分仍然保留着原有的风貌。究其根源，一是被动的接受，另一个则是我国社会的需要。从风格上来看，中国近代样式建筑具有殖民地式和外廊式特点，主要是英国殖民者将欧洲建筑样式传入到我国以及东南亚一带，早期进入到我国境内的殖民者，大多数都有从东南亚居住的经历，所以也就很自然的把这种建筑样式带到了中国，如当时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台湾高雄的英国领事馆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2、中国传统建筑设计

宫殿式建筑：这种建筑类型保留着中国古典建筑的体量权衡和整体轮廊，对台基、屋身、屋顶具有严格的划分，通常我们称之为三分结构，建筑的整体尽力保持梁柱的开间形象和比例关系，整个建筑没有打破我国古典建筑的设计，所有的细节仍然保有传统的造型构件和装饰；混合式建筑：这类建筑不完全拘泥于我国古典建筑风格，将中西风格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现代式建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建筑以一种向国际样式过渡的装饰艺术风格涌现。

3、中西合璧风格

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在我国的近代建筑中也有一定体现。不过表现层次一般沿海开埠城市比较全面，多数表现为中西混合的样式，以西洋风格为主。

4、现代建筑设计风格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已建成了一些建筑风格与园林特色融合较好的实例。如深圳佰士达花园住宅区，将住宅底层打通，引入绿地，成为园林化的住宅区；清华大学新建成的“伍舜德楼”，一些工厂、高科技园区等工业建筑已成为园林化的建筑群；还有不少学校、医院、商场、博物馆、行政办公建筑都在向园林化建筑群发展。

三、对建筑价值观走向的思考

1、中国建筑发展中建筑价值观的形成

由于中国过早的进人了文明社会，尤其是过早的进人了一统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由此导致了中国古代建筑价值观念的长期基本一致性。直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人侵，西式的思想、科技、文化、建筑等都不可避免的进人了中国。在当时经过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自然科学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代表着“科学”与“先进”的西式建筑一经中国人接触、使用之后，尤其是在近代中国自己的建筑师出现之后，他们不得不对中国传统的建筑和西式建筑进行比较与思考，并对今后自己的建筑创作进行思索。然而，这仅仅是建筑师一厢情愿的事。那时，真正主宰建筑活动发展的根本不是建筑师本身。从近代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这段时间内，因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民族矛盾与民族内部矛盾的多次激化，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建筑活动根本不可能沿自身发展的规律前进.自然也形不成稳定的、为大众所认知的建筑价值观；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间的近30年中，建筑形式变换频繁，但也未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建筑价值观；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与外界接触、交流日益加强，西方的建筑思潮与建筑流派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多样的建筑风格与多种设计手法是并存的。

3、“科学性”与“民族性”在近现代中国建筑活动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由于过早程式化，而使千百年来建筑自身的发展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之下，始终未能超越某种“法式”“法源”，民居情况则有所不同，民居由于地域性、文化性的差异，反而造就了不少自由发挥的佳作。但是，在汉民族聚居地因受传统伦理宗法制度的影响，其建筑形式大多趋向理性化。与此同时，这种建筑传统与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互动影响，以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居住形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随着西方的科学技术、现代思想及建筑理论的传人，尤其是接触和使用过西式建筑的新一代文明人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它的合理性与舒适性。原因何在？率先接触到西方建筑学原理的中国人会同时感觉到中国传统建筑的落后，和传统建筑学理论和技术的不完备。而西式建筑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性、新的审美情趣和道德规范。对于建筑的一般使用者，他们未必会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传统建筑的种种缺点，但他们可以通过生活体验，很容易分辨出西式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孰优孰劣。于是中国传统建筑对人们现代生活的负面影响在与西式建筑的对比中才得以显现，崇尚西式建筑之风蔚然兴起。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对建筑的“科学性”要求的一个侧面反映。

4、新形式下建筑价值观走向多元化的趋势

建筑的“民族性”在今天又成了中国建筑师们的创作、探索的一大主题。这一次的探索与20世纪20一30年代的“中国固有之形式”和50年代的“民族形式”的探索不同。今天是更深层次上的探索，并且以此为契机，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多元化的势头。

需要反思的是，以往对中国近代建筑思潮的研究，受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都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折衷主义为一种落后倾向。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用于分析中国近代建筑则会造成简单化的结果。 因为早期中国留学生基本上接受的都是学院派的折衷主义教育，对折衷主义的简单否定便会使我们忽视他们的成就和思想。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建筑思想还需要跳出经典现代主义理论的框架，重新了解和评价19世纪建筑的成就。以学院派教育为例，其所强调的文化品味、理性、秩序和整体等原则对于当前中国的建筑创作和城市设计就不无积极意义。

总之，中国现代的建筑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想有中国建筑自己的性格，就应该加强在建筑教育的研究上，创造适合自己的建筑。近年来中国的现代建筑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视觉效果、使用功能、建筑结构、装饰材料、色彩搭配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现在的建筑高校也正在向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模式迈进。

参考文献：

[1]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2]吴良镛 《关于中国古建筑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建筑学报》 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