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外国文学对话与探究

曹禺与外国文学对话与探究（精选4篇）

1.曹禺与外国文学对话与探究 篇一

第一次与外国小朋友对话的作文

童年生活有很多趣事忘不了，尤其是两年前第一次与外国小朋友对话的情景，现在想起来都很快乐。

三年级时，我的英语成绩是比较好的。那时候我和二十几个好朋友，组成一个“交际圈”，经常联络并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给我带来无穷的快乐。那是刚放著假的时候，我接到“交际圈”一位同学的电话，叫我赶快去她家。我赶了过去，她神秘地对我说：“步陶，听说你英语很棒，我家旁边的公园里有个英语角，常有外国小朋友来，你去不去?”我一听就拍手叫好。她马上领着我跑步过去。

一到那儿，我发现有许多同学正在与外国小朋友热烈地交谈着。我与他们打声招呼后，便靠在一裸树上喘口气。突然，我瞅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孩子朝我走来。我紧张极了，几次快到嘴边的“Hello”都咽了下去。她离我近了，近了，更近了。旁边的好朋友一个劲地朝我使眼色，还推了我一把。

我咬咬牙，鼓起勇气走上前去。随着自己发出的一声“Hello ! Canyou speak English?”那紧张的情绪也不知飘到哪里去了。我与她正式对话后，才知道自己掌握的英语单词太少了，不够用。还好，她会一点儿中文，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然的话，我的英语“夹生饭”就难吃姿!我们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还得打一些手势才能弄懂对方的意思。我们两人虽然都忙得满头大汗的，但心里却都甜滋滋的。

英语角“闭幕”的时间到了，我与她依依不舍地告别。我们约定，以后定时在这里聊天。

2.龙彼德与华文文学的对话 篇二

浙江省文联文艺研究室原主任龙彼德是当代华文文学的研究学者。35年来，他始终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关注他们的创作动态，撰写了数百万字的研究专文和论著。他预言华文文学将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发现华文文学的重大价值

龙彼德是从研读台湾现代诗入手，开始从事世界华文诗研究的。1982年，他从朋友那里第一次读到台湾现代诗，强烈地冲击了他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势与欣赏习惯。同样是诗人的他，随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之进行研究。台湾现代诗人与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联系紧密，因此，他接着又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地域更广、人数更多、手法更多样的华文文学。

龙彼德的研究从台湾诗人洛夫开始，而后对加拿大的痖弦，美国的纪弦、秀陶，法国的梁源法，泰国的梦莉、曾心，菲律宾的云鹤，新加坡的柳舜、适民，马来西亚的杜红、杰伦，越南的尹玲，以及中国香港的犁青、陈少华，澳门的傅天虹，以及台湾的张默、郑愁予、管管、辛郁、碧果等作家和诗人进行逐个研究。“我想尽办法寻找相关信息。一旦获得他们的作品和资料，就发疯似的抄写、摘录，恨不得一口吃成个胖子。”龙彼德回忆，那年初秋，洛夫、张默、辛郁、管管、张堃等台湾作家首次来杭，与他们的聚会是他面对面交流与学习的难得机会。

回想起当初何以对华文文学的研究如此热衷，龙彼德坦言，相对于存在一定语言障碍的外国文学来说，华文文学更容易让大陆读者感到亲近。“说实话，读了他们的作品，真有点儿天窗洞开之感！原来作品可以这样写！那种自由的境界，那些新奇的意象，那么多样的手法，都使我寝食难安，兴奋异常。”起初几年，他只是研读华文文学作品，没有贸然撰写学术论文，以期更多感悟。

1990年夏，龙彼德撰写了论述洛夫创作成果的长篇评论《大风起于深泽》等，在大陆和台湾反响强烈。与此同时，龙彼德也认为自己“完成了审美方位的转移与抒情语言的变革”，写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于是，他意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对华文文学的作品特色、创作规律等作研究介绍。自此，他的研究成果迭出，且于1996年起在海内外重要报刊发表。

以全球化视野解析华文文学现象

评香港诗人犁青的《放眼世界，为人类而艺术》、论台湾诗人张默的《永远遨游在苍翠里》、评澳门诗人傅天虹的《傅天虹论》、评台湾诗人张国治的《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随着研究的深入，龙彼德有了一种欲罢不能之感。“港台和海外对我这一领域研究的关注和肯定，使我始料未及。我也没想到自己竟在六旬之后再次进入文学研究成果的高峰期。”他向笔者介绍，那几年，他在泰国《京华中原联合时报》“诗潮”专刊接连发表四五千字的长文，评述泰国华文散文家曾心、梦莉，掀起了人们对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热潮。与此同时，他在国内的《散文诗》《诗潮》《绿风》等报刊开辟相关专栏，集中推介华文文学作品。

正是在对华文文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1993年，龙彼德建设性地对洛夫“建立大中国诗观”作了回应和深化，提出“中国式的现代诗”这一命题。按着龙彼德的理解，“中国式的现代诗”有三个特征：它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它是现代的，也是历史的；它是横植的，也是纵承的。他把其诗法归纳为三句话：“以自我沟通人类”，“以个性表现共性”，“以封闭追求开放”。

新诗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已十分成熟，且各具地域与民族特色。华文文学一向处于世界文学的浪潮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部分。龙彼德正是站在世界意义和全人类性的高度，试图以华文文学为实例，论述并构建既“以中国为神”，又具有“超民族价值”，敢于冲破时空与观念的限制，能为全世界所共有，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文学形态。

从1993年起至今，龙彼德对华文文学研究已完成了三个转变：从创作关注到理论升华、从个案分析到宏观研究和从华文诗到华文文学的系统观照。多年来，他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奔走，与华文作家“对谈”。

用心细细研究作家及其创作

研究台湾诗人痖弦的人不少，《痖弦评传》迄今只有龙彼德所撰一种。痖弦本人高度认可该评传的科学性，以为定本。“我花了7年时间才写完这部评传！”龙彼德曾专门去痖弦的旅居地加拿大，住宿痖弦家，作深入访谈。痖弦伉俪来杭州，龙彼德又与他们近距离接触。龙彼德准确把握痖弦诗创作的“火山爆发”现象与艺术生命节律的关系，并对痖弦在“集大成，争取国际、民族、本土的快速融合”方面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1997年9月，龙彼德随中国文联代表团访问台湾，台湾诗人罗门、蓉子夫妇请求台湾诗人张默陪同龙彼德到他俩的家。“罗门十分看重我的研究，那年在台湾交流，他盯着我说话，几乎‘包占’了我，惹得别的诗人都快要‘生气’了！而我从台湾回来，他送给我的十卷本《罗门创作大系》及相关资料，因超重还被机场罚了款。两个人每次通电话交流，都得说上一小时。”2010年6月，龙彼德夫妇与罗门、蓉子夫妇在海南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2013年11月，龙彼德为这对“东亚的勃朗宁夫妇”撰写了传论《通向天堂的大门》。传论对罗门夫妇的艺术风格、抒情策略、语言特色及对华文文学的贡献作了系统的记录和评述。

1996年4月，龙彼德在南京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与泰国散文家、微型小说家曾心相识。曾心三次邀请龙彼德前往泰国交流和旅游。龙彼德撰写了三部专著《曾心散文选评》《曾心散文艺术》《曾心微型小说艺术》，及有关述评和总论80篇。“我第一次读到曾心的微型小说《三个指头》后，即作了‘震撼读者心灵的神来之笔’的评价，引起学者与微型小说界广泛注意。而他的另一篇微型小说《捐躯》经我的推介，而被选用为201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考（新课标全国卷Ⅰ）语文仿真试题。”龙彼德说。

泰国散文家梦莉爱杭州，所以对龙彼德特别亲近。龙彼德三次赴泰国，都抽时间与她见面。“她不受散文界已有的规范和模式的限制，展现了一种自由姿态与原创精神。”龙彼德为梦莉写下26篇评论和1篇题为《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的散记，结集为《梦莉散文艺术》一书出版。

更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多年来的研究，使龙彼德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已日益显著。文艺理论家张炯认为龙彼德对华文文学的研究“下的精力最大，花的时间最长，成果最显著”；诗人公木认为龙彼德的“中国式的现代诗”观超民族价值，具有世界意义；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古远清则认为龙彼德的研究工作，与他从文学史入手研究华文文学，形成了必要的互补。这些评论便是对孜孜以求的龙彼德的充分肯定。

龙彼德告诉笔者，深入研究“中国式的现代诗”仍是他眼下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重心。在构建起“中国式的现代诗”的基本框架后，他又对此作了补充完善。1998年，他详细论述了“中国式的现代诗”的语言策略，是“克服惰性，增强活性”“提炼有言，开掘无言”“破坏旧序，创造新序”。2000年，他进一步提出“为了发展‘中国式的现代诗’，必须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现代主义的寻踪，一是中国古典的寻宗。显然，华文作家们让“现代的”与“民族的”完美融合的探求之路，给了他极大的启发和推动。而在吸收西方诗歌现代性的同时，中国古典诗歌的诗艺精华必须传承，譬如灵视、意象化、超现实性、时空设计、汉语特色等。

痖弦曾主张，世界华文文学的重大使命是努力建构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之应有地位，这一观点显然与龙彼德不谋而合。龙彼德认为，华人人才辈出，具有“领一代风骚”的潜质与实力；华文文学已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遇、交汇、交融而开出的奇葩。

2015年这一年，龙彼德的华文文学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峰，仅发表的论述性文章即达十数篇。台湾有不少诗人希望龙彼德为他们撰写述评，有的已在他的写作中。随着龙彼德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坚守和深入，新的成果来日可期。

3.曹禺与外国文学对话与探究 篇三

近年来，在新课程改革实践中，“平等对话”、“探究性学习”等新的教学理念已得到普遍贯彻落实。可是我发现，由于我们一些语文教师对“新课标”中的“平等对话”、“探究性学习”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课堂教学耗时多，效率低。因此，我们应该准确把握语文新课标精神，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一、准确把握“对话”实质，实现“对话”的有效性

《语文课程标准》把阅读教学界定为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新课程实施以来，“对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越来越多地运用在阅读教学中。但是，从目前阅读教学的现状来看，大多语文教师并没有准确把握对话的实质。为此，在实施课程改革实践中，应该搞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1.“对话”是不是“问答”的代名词

许多教师以为师生之间一问一答的过程就构成了对话，从而没有关注到多向的互动状态，于是，对话就变成了把学生的回答牵引到预设的答案之中的一种形式。这样的“对话”指向单一，没有智慧的交锋和价值的提升。教师虽然不再独霸语言的舞台，却还是思想的霸主。“对话”从专家的理论层面走向教师的实践层面时出现了偏差。其根源还在于教师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那么，“对话”的特征到底是怎样的呢？ “对话”就是每个学生潜心读书，获得个人体验和独特感受的过程；是学生、教师、文本对话、思维碰撞、情感交流的过程。对话强调的是师生双方思想的敞开与接纳，是一种在相互倾听、相互接受和相互共享中实现视界融合，精神互通，共同去创造意义的活动。

2.“对话”可以脱离文本架空交流吗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现在有些语文课为了让学生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后半程的学习中安排一个拓展性环节。有的设计脱离文本的价值取向，甚至离开教材与学生进行空对空的交流。这样不仅没有提升课文的意义，反而冲淡了研读课文时形成的价值主题。在这样的拓展性环节中，学生往往把课外的许多东西搬进课内。这样的对话不是阅读教学中成功的对话。我认为，阅读教学的对话要凭借教材内容来组织话题，即教师和学生以教材内容为“话题”，共同去生成和创造“文本”、去构造和升华“意义”。

3.“对话”中教师要不要及时处理信息

新课堂是民主的，更是开放的。但问题一开放，学生喷涌而出的独特感受、体验、理解就肯定是五花八门的。现在有些语文教师为了保护学生的积极性，尊重学生的个性阅读和感受，错误的信息不予否定，只是以“请坐”等含糊的语言搪塞过去，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有些语文课一次次闪现创新火花的信息，教师却只是简单地肯定，而没有对这些转瞬即逝的信息进行重组，引发学生的二次思考，造成了宝贵的课程资源的浪费。

面对纷至沓来、良莠不一的信息，大多数教师还不具备瞬间处理的能力。更不用说用重组信息来提升“对话”的意义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教师首先要在课前与文本充分对话，使自己既对文本精神充分把握，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样，课堂中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学生的发言作出敏捷的反应，做到游刃有余，调控得当。其次，在课堂上遇到一时难以处理的信息时，应该把评价机会先让给学生，他们往往会带来智慧，给课堂带来“柳暗花明”的效果，同时也给教师自己的思维腾出时间，想出处理的办法，以调整后面的教学。

二、准确把握“探究”实质，实现“探究”的有效性

语文学科里的探究性学习到底应该怎样实施，在课程改革的实践中，许多教师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心里存在着许多困惑。当前，针对探究性学习出现的偏差，也要搞清楚以下三個问题：

1.语文学科的探究性学习等于科学课程的探究吗

如有位教师教《庐山云雾》，就让学生做实验探究云雾形成的原因。学生做完实验终于明白了庐山云雾的成因，但这就是语文学科的探究性学习吗？学生在课中得到实验技能是语文课的任务吗？如果实验只是为了理解课文，那么，这样的探究是低效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探究性学习与科学课程中的探究划上等号。

首先，语文学科的探究性学习要探究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构成规律。如有位教师上《秦始皇兵马俑》一课，让学生探究兵俑的神态，结果学生由文本内容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想。但后来让学生看投影描写一个兵俑时，他们却不知从何下手。是探究性学习错了吗？不是，关键是课中的探究只让学生关注了文章内容，而忽略了对作者语言表达形式和构成规律的探讨。细读课文，作者描绘兵俑的句子是由兵俑的外貌、神态、自己的联想三部分构成的。如果教师设计的探究过程兼顾了这一语言规律的发现，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绘时就会得心应手。

其次语文学科的探究性学习还要关注情感体验。语文教学的探究性学习不是推理性的，而应该是体验性的。我们的语文课不应该让学生进行推理，而是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情感体验。我们的课文都是理智和情感的结合，所以，理解课文也一定要情感与思维相结合，这是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语文课实施探究性学习，千万不能把情感、情趣去掉。我们在让学生汇报交流时，既要让学生谈独特的感受，还要让学生通过朗读把自己的感受、体验读出来。这种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独特体验的关注，定会激发学生探究性学习的兴趣，提高探究性学习的效率。

2.倡导探究性学习，我们是否就要丢弃传统教学中的成功经验

探究性学习是值得提倡的学习方式.但如果只是盲目推崇，而把传统教学中积淀下来的成功经验给丢了，那只能是得不偿失。

比如，探究性学习使板块功能更突出，那么文本的内在脉络还要不要理出来？现在的语文课强调探究性学习，强调读中感悟，但往往忽略了对文章结构、行文线索的领会，学生在课堂上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长久下去，学生写起文章来势必会结构不清、思路模糊。因此，语文学科中的探究性学习还要“把根留住”，不妨增加一些理清文章结构，认识行文线索.感悟前后呼应等独具语文个性的东西。另外，朗读、吟诵、涵咏、背诵等这些传统教学经验都应继承，并发扬光大。

3.倡导探究性学习，我们是否要抛弃有意义的接受性学习

4.曹禺与外国文学对话与探究 篇四

关键词：《群鬼》 《雷雨》 结局 比较

挪威文学在十九世纪末影响相当深远，其中的代表人物易卜生在五四时期和以后在中国文艺界引起过高度的重视。曹禺受到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在中学念书时就参演了几部易卜生的著名戏剧，甚至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一些剧本。大学时代，曹禺专攻西洋戏剧，易卜生的戏剧他得以广泛涉猎，深入研究。

曹禺的作品受易卜生的影响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曹禺没有否认自己接受易卜生的影响，但说《雷雨》这部戏剧没有“在故意模仿谁”。《群鬼》与《雷雨》确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描写了封建家庭中的乱伦，最终原因都是因为男主人与女佣人发生关系产下私生子从而引发下一辈的乱伦悲剧。而最后的悲剧结局两部戏剧也不约而同地加入了自然灾难的因素。在《群鬼》中，是火灾将阿尔文家出资修建的孤儿院烧毁了，而在《雷雨》中是雷雨加上电线漏电被四凤和周冲撞上，于是两人电死。为什么《群鬼》中是火引发的灾难而《雷雨》中是水引发的灾难呢？我认为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情节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

《群鬼》与《雷雨》的结局不同，首先是由于两部戏剧的情节不同，而作家写作作品是会受到外界历史文化背景影响的。遭遇相似而结局完全不同的可以算是《群鬼》中的吕嘉纳和《雷雨》中的四凤，两人都是老爷的私生女，长大又在老爷家做使女，都跟少爷有私情。《群鬼》中的吕嘉纳是阿尔文先生与女佣乔安娜的私生女，在戏剧开头，她的父亲安格斯川试图劝说她帮他开妓院，通过卖淫过上“不结婚也有钱花”的日子。吕嘉纳与欧华士勾搭上了之后，想通过嫁给欧华士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当知道欧华士身患梅毒且是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后，就毅然离开了阿尔文家。吕嘉纳没有真正爱上欧华士，她只是为了钱跟欧华士在一起。在欧洲女性的贞操观念没有那么强，吕嘉纳对于欧华士也没有什么留恋，故吕嘉纳可以去安格斯川那里卖淫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

而四凤则不同，她是真心爱着周萍，她不仅身处贞操观念很重的中国，还怀上了周萍的孩子。当得知周萍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后，她已经无法全身而退了。她不仅犯下了难以宽恕的罪孽，仅仅是未婚先孕就已经为社会所不容。如果她想要继续活下去，她就必须承受离开爱人和孩子的痛苦，或者终其一生在别人的歧视与白眼中生活。这对于她来说，是比死更痛苦的。所以四凤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死亡。

四凤与吕嘉纳结局的不同归根结底显示出挪威与旧中国的国情不同，在社会文化中挪威对妇女的压迫没有中国强大，但人性的异化却比中国更甚，例如鲁贵也是四凤没有血缘的父亲，却不至于要哄骗四凤去卖淫。

二.作品想突出的思想主题不同

分析这两个悲剧结局的原因可以得出，《群鬼》的火灾很大程度上是由安格斯川在做活的地方划了洋火随意乱扔引起的。这在作品中有几处铺垫。“曼德：是不是安格斯川做活的地方 阿尔文太太：是。人家说他划了洋火老爱随地乱扔。”[1]安格斯川是阿尔文先生的私生女吕嘉纳的父亲，他表面上是吕嘉纳的父亲，其实是为了钱而娶了怀孕的女佣人。安格斯川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为了钱而出卖了自己的婚姻幸福，他并没有得到爱情，也没有自己的后代，他老婆瞧不起他，没有血缘的女儿也瞧不起他。他的命运悲剧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贪图钱财，另 一方面可以说是阿尔文家造成的。他划洋火乱扔造成的火灾也可以看成是他对于阿尔文家的复仇。作家从这个意义上凸显了家庭伦理混乱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伤害。例如剧中被残害的阿尔文太太，本来想逃离好色虚伪的阿尔文先生，结果听从曼德牧师的劝诫回到充满罪恶的家里，遮掩丈夫的丑行，美化他的德行。她在掩埋丈夫的丑行中葬送了自己的青春，害苦了自己的孩子。

而《雷雨》中的触电事件虽然有一些铺垫，没有确切指向哪一个剧中人物，只是巧合（真相大白的时候是狂风暴雨的夜晚）加上巧合（四凤跑出去刚好碰到走水的电线），双重的巧合让这个悲剧结局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体现出曹禺的宿命论思想，即认为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高于一切，人尽管费尽心力也无法摆脱命运的摆布。许多人认为这种力量是上帝，那么这种悲剧结局就是人对于原罪的救赎。相比较而言，四凤和周冲是剧中最天真、最不知情、沾染的罪恶最少的。让他们最先死去其实是对他们灵魂的一种解放和救赎。而对其他人，活着面对罪恶、无法得到救赎是比死更残酷的惩罚。而在高高在上的命运面前，每个人的挣扎都是那么徒劳无益。作家试图站在更高的层面俯视众生的命运，突出一种命运无常的沧桑感。

三.中国和西方的水火意象不同

曼德和阿尔文太太关于是否给孤儿院买火险的讨论。阿尔文太太给家里什么都保了火险——“房子、家具、牲口、粮食，什么都保了险。”即使阿尔文太太是一个谨慎小心的女人，也不至于把家里所有东西都保险，这种行为正反映了阿尔文太太心知家中有罪孽，怕遭到天谴，她将丈夫留下的钱捐建孤儿院也说明了这一点。曼德牧师说服阿尔文太太不买保险，“曼德：并且我觉得咱们可以相信这么个慈善事业不会遭殃——上天一定会特别保佑它。”办孤儿院在西方是为上帝行善事，正如曼德牧师所说“孤儿院可以说是桩神圣的事业”。可是应该受到上帝庇佑的孤儿院在开幕前被烧毁，又给这个结局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中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教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里的火指的是审判。对于真实悔改相信他的人，他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浸，就是把他们浸到圣灵里，使他们得着神的生命，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对于不肯悔改信主的人，和挂名的基督徒，他要用火给他们施浸，就是火的审判。由此可以相信，这场不幸的火灾是象征着上天对与阿尔文家罪孽的审判。

毫无疑问，《雷雨》是有明显的受基督教影响的。水在基督教中是圣洁的，用来给人们洗礼。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往往认为水是干净的。能洗掉世间一切污秽，带走一切丑恶。中国的水文化十分深厚，儒释道都有对水的阐释，如“上善若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禅心如水”。水是最洁净的，无论对于身，还是心。作者选择把结局设置在一场雷雨中，是别出心裁的，雷，是一种天谴的象征，给人以畏惧感;雨，是水的冲刷，似要带走世上一切罪恶。

无论是冲天的熊熊大火，还是瓢泼大雨，隆隆响雷，都代表着上天的震怒。因为自古以来，人们都将伦理禁忌视作会被天谴责的罪孽。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火焰更为外化、奔放，仿佛上帝的怒火将孤儿院烧为灰烬，烧尽之后的废墟荒凉如荒原，再无半点生机。而雷雨则内敛、沉闷，在恐怖压抑的氛围中，人性在残酷的真相面前自己走向崩溃。这与欧洲外放与中国内敛的文化性格自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结语

《雷雨》和《群鬼》是中外两部伟大的剧作，都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虚伪腐朽和人性的异化。悲剧性的结局可以给戏剧的主题以升华，不论是欧华士最后变成白痴只会念叨“太阳”，还是四凤和周冲死于雷电交加的夜晚，都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引导我们深刻地思考人生。乱伦主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被看作深重的罪孽，对于伦理的禁忌，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火灾和雷雨的“天灾”作为惩罚方式，表现了对伦理禁忌的敬畏。

参考文献

[1]张月辉.《易卜生<群鬼>中“鬼”的寓意》，艺术研究

[2]秦志希.《<雷雨>与<群鬼>的比较分析》，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12月。

[3]任生名.《<雷雨>与<群鬼>——一个比较的再思考》，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6月。

[4]黄爱华.《<雷雨>与<群鬼>——主题、人物、结构比较谈》，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7月。

注 释

[1]易卜生精选集 P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