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所有权浅析

国有资产所有权浅析（精选8篇）

1.国有资产所有权浅析 篇一

固定资产所有权及使用责任落实确认书

2009年10月15日公司购置壹项固定资产，资产名称：漫反射银幕；规格型号：10*4.29；数量：1幅；资产原价：5777元，经宁海联和董事长申请，该项资产由宁海联和使用。现将相关权利与责任确认如下：

宁波市电影有限责任公司拥有该项资产所有权，宁海联和暂时可以使用该项资产，并落实责任人为徐志峰，公司随时可以对资产进行盘点、对账等，宁海联和相关责任人应随时配合公司做好固定资产管理工作。

责任人：

2009年10月23日

2.国有资产所有权浅析 篇二

关键词：信用货币制度,现金资产所有权,通货膨胀,固化财富

一、 信用货币制度的演进及特点

(一) 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势及信用货币的产生。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剩余劳动产品, 人们便产生了交换的需要。如果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货币产生的直接动力, 那么也可以说剩余产品的交换需求是货币产生的原始动力。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货币的产生大体经历了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和一般价值形式, 当由黄金和白银固定充当一般价值形式时, 就标志着货币的产生。直至1973年布雷德森林体系的崩溃导致贵金属充当货币职能遭受到巨大的冲击, 而后1978年正式生效的《牙买加协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黄金非货币化, 这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了以政治权利保证纸币流通的时代, 也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时代。

充当交换媒介的等价物由最初的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 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记账货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方便了人们的交换需要, 但货币的交割及保管、运输等依然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早在公元1023年中国北宋王朝时期曾经发行过纸币“交子”, 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交换需要, 也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终归由于人类认识的不足而没能将纸币延续。由于人们对交换便利的需要, 纸币最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并得到广泛运用, 这为信用货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及信息技术的发展, 电子货币相对于纸币的便利性和优越性越来越突出, 运用也越来越广泛。这一趋势将随着“网名变成网商”过程的发展将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根据以上的分析, 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势取决于人们对于“便利”的选择。由于信用货币、电子货币的“便利”属性, 趋势将是不可逆的。

(二) 信用货币制度的特点。

由上文得知信用货币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直至货币成为历史。那就有必要认识和总结一下信用货币制度的特点。这里总结以下几点:第一, 本身毫无价值, 如果不考虑收藏价值, 几乎毫无增值可能;第二, 其流通属性由国家政治权力保证;第三, 其购买力由市场对货币的供求决定;第四, 货币供给, 尤其是基础货币的供给由中央银行决定;第五,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及独立性程度直接影响货币的供给, 进而影响单位货币的购买力。

二、 现金资产所有权问题的提出

本文从家庭理财的角度来界定现金资产的内容, 其主要内容包括所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 货币型基金及其它低收益的理财产品等。下面以储户的银行存款为例来探讨现金资产的所有权问题。如果细想这个问题, 答案似乎并不那么明确。

从储户的角度来说, 相应数量的货币是他们自愿存进银行账户,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取出来, 而且取出来之后可以自由支配。所以这些钱是储户的, 这一点似乎没有任何人能怀疑。

从商业银行银行的角度来说, 一般情况下, 一旦储户有了工资收入或者其他收入, 首先是放在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里 (现金发放薪水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少) , 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 账户余额一般会越来越多。即使是偶尔提取出去, 但那些钱过不了多久又会重新回到银行系统, 甚至下次存进来的钱比上次还要多。所以, 银行可能认为, 储户暂时把钱取出来, 就像是从银行借钱出来一样, 是要还的, 多出的部分可以看作是利息。当然, 也有一部分取出来后不还了, 比如领取养老金的客户, 但他们取出去的最终还是会流进银行系统, 只是不会定期增加而已;还有那些把资产转移到国外的储户, 银行把他们视为信用不佳的客户, 甚至可以对他们“借钱不还”的行为计提坏账准备。如果查看商业银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会发现, 储户的存款是银行资产最为主要的来源。如果说银行存款的所有权是银行的, 谁又能说这样的解释没有理由呢?

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似乎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下面这个例子, 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假设某人1981年将总额为人民币2, 000元现金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30年后 (假如是2010年) , 这两千元依然是两千元, 只是由于时间的不同, 同样是2, 000元, 其购买力相差巨大。如果以居民平均收入和人均储蓄额来计算, 1981年的1元相当于2010年的255元。根据计算结果, 此人这种“存钱”的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是50.8万元 (以2010年的人均储蓄计算, 并且不考虑货币的收藏价值) , 损失率达到99.61%。这里要问的是:这个储户所损失的50.8万到哪去了?由于只是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并不是银行, 所以不会是被银行提取了。分析之后的结论只能是:是政府通过铸币税或者说通货膨胀的形式提取了。虽然用人均储蓄来比较1981年和2010年货币购买力可能并不是非常准确, 但并不能否认这个结论:政府是现金资产的最终所有者。

三、 问题的未来趋势及对策

根据上面的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储户的钱既是储户自己的, 同时也是银行的, 但更是财政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排斥关系。而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似乎也是必然, 这是由信用货币的固有特点所决定的。对于投资者或者从家庭理财的角度而言, 需要关心和重视的问题是未来的通货膨胀会犹如之前的30年一样继续吗?如何才能让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变得只属于自己?

(一) “通货膨胀”本来涵义及未来趋势。

一般的金融和经济类教科书这么描写到:“通货膨胀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通持续上涨……”。人们之所以认同这个定义, 是因为这个定义很直观, 好理解。但实际上, 人们的想法可能过于复杂了。笔者认为: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了。“通货”指的是货币, “膨胀”则指的是在某一个实质性的东西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体积变大了, 而在这里, 则指的是货币变多了。至于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持续上涨, 并不是通货膨胀本身, 而不过是通货膨胀的表现而已。也就是说, 所谓通货膨胀指的就是市场上所流通的货币变多了, 即货币供给变大了, 物价水平普遍持续上涨与否并不是其必要条件。但有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必然会表现出来吗?是否存在没有表现的通货膨胀?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 通货膨胀的表现需要时间, 如果暂时没有表现出来, 那是时间未到。

所以, 关心未来的通胀是否会和30年前一样这个问题, 就转化为关心我国的货币供给问题了。国际上货币供给通常由各国的货币当局用M2来衡量。下面以2012年上半年的数据做一个对比。

注:美国经济数据来源于美国联邦统计局网站;中国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美元/人民币比价为2012年6月29日中间价, 即100美元=635.64元人民币。

由上表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应, 美联储只能望其项背。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是美元是世界硬通货, 美联储发行的美元有很大一部分被海外经济主体持有, 而海外美元对美国国内物价造成的冲击要小得多。即使在这种状态下, 美元的贬值同样不可抑止, 这一点可以从黄金的历史价格来说明。即使假设美元购买力不变, 相对于美元的购买力, 人民币购买力的长期下降趋势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过去的十年, 我国的房地产引领了物价的上涨, 我们不知道的是未来会是什么资产引领物价的上涨, 上涨的速度有多大,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又有多大,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我国物价水平将在长期内持续提高, 很有可能会如过去的30年一样。

(二) 应对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得知, 未来人民币购买力的逐渐下降将是长期趋势。作为普通老百姓和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 以保持自己的财富得到保值或增值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依然要从信用货币的特点入手。

自从货币产生之后, 它似乎就有了神秘面纱, 发挥着巨大的能量, 接受着众多生灵的膜拜。当金属货币褪去, 信用货币登上历史舞台, 这种神秘作用依然没有发挥着巨大的魅力。但实际上, 信用货币和贵金属货币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贵金属货币是财富的代表, 而信用货币完全不是财富, 充其量只能是财富的象征。因为信用货币本身毫无价值, 其购买力凭借的不过是政治权力而已。并且其购买力大小, 还要受到一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大小所影响, 独立性程度越小, 中央银行在是否继续印发货币时越处于被动, 印发所受的约束越小, 购买力的下降程度也就越快。

所以, 这里对老百姓和投资者给出的建议是, 将劳动果实尽可能地固化。只持有少量保证日常生活开支和应急存款的现金、银行存款和货币型基金等资产, 更多地持有财富。那如何才能固化财富?“你的银行存折上的数额很大并不代表很富有, 你花了的钱才代表那些钱真正属于你, 你花的越多, 你就越富有”。财富是什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财富以使用价值为代表。也就是, 固化财富的方式是将货币转换成使用价值或者以使用价值为支撑的权益类资产。

四、 结语

钱是流动的, 其本身并不代表财富, 尤其是如今信用货币时代, 在无形与无影之中财富就可能被通货膨胀所掠夺。柏拉图的一句话“财富给人们带来的最大福祉是心灵的宁静感”。但如今信用货币制度下的人们在保有财富时的那种宁静感变得越来越稀缺, 甚至持有货币的那种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应该懂得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学习如何固化自己的财富, 守住自己的辛勤劳动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时寒冰.时寒冰说欧债真相警示中国[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2].时寒冰.降息·通胀·保增长[Z].凤凰博客, 2012

[3].盖锐, 孙晓娟.金融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4].胡海鸥, 贾德奎.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国有”与“全民所有”之辨 篇三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我到清华大学法学院参加“全球时代下的行政契约”国际学术研讨会，顺便游览了圆明园，惊奇地发现，二零零五年争吵得沸沸扬扬的圆明园防渗工程问题还没有解决，迄今，圆明园多了一处新景观——圆明园防渗工程遗址！被防渗工程破坏的湿地等仍未恢复，甚至那些工程材料还未被清除。我当时站在“圆明园防渗工程遗址”上就想：在卫生、健康、安全、环境等公共问题面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需要引起警觉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对问题的讨论、争论，不能淹没、遮蔽对问题的解决。唾沫淹不死公共问题，对公共问题的解决只能寄望于正确思考和处理公共问题。那么，人类对环境问题是否有了较明确的解决办法呢？我以为，大致的思路已经清晰，即技术解和契约解两条道路而已。这一点，已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类思想家们所清晰地认识到了。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四日，美国环境思想家哈丁（Garrett Hardin）教授偕夫人自杀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家中。哈丁教授享年八十八岁，自杀的原因是其一九五七年发现的小儿麻痹后遗症不断恶化身体健康。哈丁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一九六八年发表的《公共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Dec. 13， 1968）一文，再版达一百余次。《公共地悲剧》一文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文章中被中国人反复引用的是这样一段话：

理性的牧人将得出如下结论：对他来说，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为牧群多增加一头牲畜……可是这个结论被每一个人试用，每一个理性的牧人都共享这块儿公共地，因此悲剧发生了。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一个迫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牲畜数量的机制当中——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共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追逐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毁灭是所有人奔向的目的地。公共地的自由将毁掉一切。

哈丁的这段文字具有直观和感性意义，它能对环境恶化提供有力的警醒作用。哈丁教授一生想要处理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人类需要什么样的生态伦理？第二个问题是，公共地悲剧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美国一家出版社曾经问哈丁教授：“你如何定义伦理？”哈丁回答说，数个世纪以来人类所共同探索的一个古老问题是：一个人受自私动机（利己主义，egotism）驱动的程度有多大？一个人受不自私动机（利他主义，altruism）驱动，想帮助他人的程度有多大？哈丁通过解析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念和理查德·道金斯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的母爱问题，认为单纯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都是不能存在的，伦理学的主题就是如何平衡利己主义和利他主義。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哈丁教授《公共地悲剧》一文的主旨，他接受了核战争研究专家威斯讷（Wiesner）和约克（York）的专业判断：军备竞赛的困境没有技术解决办法，仅仅从科学技术角度去寻求核阴影下国家安全的办法，将会使结果变得更糟糕。哈丁教授认为公共地悲剧没有技术解（has no technical solution），“技术解”就是：只要求进行自然科学技术改变，人类价值或道德理念的方式改变是微不足道或者根本无需提及的。在哈丁教授看来，没有技术解决办法的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过剩问题，《公共地悲剧》一文共有九个小标题，它们是：一、我们应该最大化什么？二、公共地中的自由悲剧；三、污染；四、如何通过立法进行节制？五、自由生育无法容忍；六、良心是一种自我净化；七、良心的病原性效果；八、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九、必要性的再认识。循此思路，哈丁教授的学术主题一直集中在生态、人口理论、生态经济和政治科学领域，并将其拓展到对外援助、移民、堕胎和生育控制等问题上。

在哈丁教授看来，公共地悲剧发生的领域正是现代人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领域，为了避免悲剧，人类必须放弃靠技术手段的解决办法，转向社会道德和制度领域寻求解决办法，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公共价值和制度评价系统，道德价值是决定人类行为整个系统的一个函数。例如，哈丁在看待自由而过度生育问题时，不赞成《世界人权宣言》将生育定义为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人权问题，他引用黑格尔的名言：“自由是对必要性的认识”（Freedom is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ity），要求重新定义被滥用了的“权利”和“自由”概念。哈丁呼吁道德的限制作用、良心自我净化（Conscience is self-eliminating）以及“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Mutual coercion mutually agreed upon）。

哈丁教授的环境思想深深触及了公共哲学的精髓问题，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面对复杂的公共问题时，人类社会的哲学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无论是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或者高塞尔的“协商而致的道德”（David Gauthier， Morals By Agree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都认为人类是能够进行社会合作的。共识（consensus）的重要性不可以被忽视，“共识”就是指一个协定或者共同的情感（威廉斯：《关键词——文明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二零零五年版，82页）。面对公共地悲剧问题，我们没有技术解决办法，公共悲剧问题只有一个“契约解”或者“合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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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阅读人类社会处理世界环境问题的会议文献，就会发现在思考和解决环境这样的公共问题时，人类社会的答案和办法始终在“技术解”和“契约解”之间游弋，并偏向于技术解。然而，从“技术解”上看，二氧化碳是否导致了温室效应，还存在科学争议，科学家对全球暖化的原因还没有共识。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至十四日，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闭幕式上说：“除了与人签订社会契约之外，目前有必要与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即地球签订道德和政治的契约。”据此，有些环境法学者认为契约法也包括订立人与自然环境的契约，并认为这种新型契约关系包括四种类型：一、当代人之间平等享用环境资源和保护改善环境的契约关系；二、全体人民委托国家管理环境资源的契约关系；三、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享用环境资源上的契约关系；四、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种群在共同拥有地球上的契约关系。此类环境契约颠覆了契约的传统定义，目的是说明契约治理方法在保护环境中的重要性。

但是，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上所通过的《二十一世纪议程》，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却载有二千五百余项各种各样的行动建议，包括如何减少浪费和消费形态、扶贫、保护大气、海洋和生活多样化以及促进可持续农业的详细提议，尤其突出了财政资金和科学技术对环境问题的“技术解”作用。《京都议定书》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通过，并于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六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間开放签字，条约于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六日开始强制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允许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一、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二、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三、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四、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显而易见，《京都议定书》在“技术解”的基础上，仍然增加了“契约解”的重要性，而且增加了“契约解”的强制法律效力，即国际环境协议从倡议书逐渐变成“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这也使公共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回到了契约本质层面——契约也必然转化为一种强制命令，并且需要一套强制机构来执行。霍布斯说：“没有利剑的契约只是一堆语言，根本没有保护人类的力量。”（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Chap.17， p.128）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至十九日召开。来自一百九十二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二零一二至二零二零年的全球减排协议，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十二月十九日，在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协商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取得了重大积极成果，发表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坚定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分别应当承担的义务和采取的行动，表达了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资金、技术和行动透明度等问题上的共识。

环境问题也是全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公共问题之一，也是一个社会困境问题，在环保领域能否采取契约治理模式需要论证。因为共识和契约方法在替代科学技术方法时同样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这个问题是霍布斯以来就面临的“愚夫问题”（Foole problem），即，如果我们确信毁约将有所得，为什么还要遵守协议？（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版，110—111页）“愚夫问题”凸现了一个令人非常困惑的工具理性问题，即人们可以因为理性而达成协议，也会因为理性而撕毁协议，如果每个人都按照愚夫的推理行事，社会合作和规则就会解体。“理性似乎是一个恶人，在我们耳边低语，让我们去破坏法律，为我们的利益而去行事，不管他人做了什么，我们也会因此而得利。”（米斯纳：《霍布斯》，于涛译，中华书局二零零二年版，65页）

无疑，在一系列公共问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列强都扮演着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色，很少签订或者履行一系列的国际条约，致使世界公民对未来充满了忧虑甚至悲观主义。但是，人类思想毕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契约创立了人类交往的形象，这种形象减少了契约框架中重要的元素和轨迹的复杂性。契约在人与人之间创设了独特的人际交往类型。契约由相互性构成，契约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的理念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在很大程度上，交换是一个奠基于利己和互惠基础上的自我强制的制度（Hugh Collins， Regulating Contra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9， p.14-15）。

尽管困难重重，包括功利主义者在内的人们，都执著地相信人类是能够彼此缔约并且守约的，并且每个人将在社会合作中获得合作盈余（the co-operative surplus，David Gauthier， Morals By Agree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141）。罗尔斯所代表的“新契约论”也认为：一个正当社会是建立在其成员同意基础之上的社会，当契约论的自律性与互惠性发生冲突时，互惠性必须服从于自律性，因为自愿契约的自律性是至高无上的，自愿进入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成员，“他们所接受的责任是自我给予的”（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11页）。因此我们才说，公共地悲剧生于人类，也必将靠人类的最后共识来解决，这也是哈丁教授的一生孜孜以求的所在。而这一切取决于共同意识的形成、共同契约的达成，只有这样，财政资金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正如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秉持的思想：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最重要的是迅速凝聚共识”，以诚意、决心和信心斡旋，沟通协调，弥合分歧，扩大共识，搁置争议，共同为人类文明做出努力。这种方向是肯定的。

如果说环境问题作为公共问题，属于全人类的问题，那么，“同一个地球，同一个问题”，只有首先达成“契约解”，“技术解”才会真正发挥效用！同样，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公共问题，诸如沙尘暴、水污染、垃圾处理、交通堵塞、人口过剩、房价居高不下、教育公平等。这一切社会困境，仍然需要科学技术和财政资金的介入和投入，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认识到——恰恰是在科技迅猛发展和财富累积壮大之间，不同的新型的公共问题也频繁出现，扑面而来。

公共问题的“技术解”和“契约解”，都是值得重视的。契约是“互相同意的互相强制”，契约最后必须转变成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而其内核则是人们对公共问题的“共识”，“契约解”才是建立合作社会、和谐社会的根本出路。契约思想应该融入人类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并且成为一种信仰，而且这种信仰难以用理论批判简单地加以否证、拒绝和根除。契约思想也是一种方法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其核心是意志的同意性表达，在此意义上，契约的概念谱系已经向外急剧扩张，对话、沟通、交流、谈判、协商、妥协、自治诸概念也包含着契约同意原则，它们促使公共权力或公共问题转向契约化轨道，以同意的方式形成社会秩序。

4.国有资产所有权浅析 篇四

一、有限责任公司实收资本的核算

（一）企业接受外币资本投资

企业接受的投资者的投资如果为外币资本，无论是否存在合同约定的汇率，均不再采用合同约定汇率折算，而是采用交易日即期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即外币投入资本与相应的货币性项目的记账本位币金额相等，不产生外币资本折算差额。

【例8－3】

（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合作期间归还投资者投资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依照规定，在合作期间归还投资者投资的，在实收资本科目下设置”已归还投资”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间用利润归还投资，应按实际归还投资的金额

借：实收资本——已归还投资

贷：银行存款等

同时

借：利润分配——利润归还投资

贷：盈余公积——利润归还投资

二、企业资本（或股本）变动的会计处理

企业在符合法定条件和履行法定程序后可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一）增资

1.可转换公司债券按规定转为股本

借：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应计利息、利息调整）（转换日账面价值）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发行债券时产生的权益成份公允价值）

贷：股本（转换的股数×每股面值）

库存现金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差额）

2.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行权时

借：银行存款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贷：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

3.分配股票股利

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或类似机构批准采用发放股票股利的方式增资时，公司应在实施该方案并办理增资手续后

借：利润分配——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贷：股本

（二）减资

1.收购本企业股票的方式减资

（1）企业为减少注册资本而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按实际支付的金额

借：库存股

贷：银行存款

同时备查登记。

（2）注销库存股

购回股票支付的价款大于股票面值时

借：股本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不足时冲减盈余公积以及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贷：库存股

购回股票支付的价款小于股票面值时

借：股本

贷：库存股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三、其他资本公积（记忆）

（一）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下产生的资本公积

被投资单位发生除净损益以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时，投资方按投资比例计算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并同时调整资本公积。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或作相反分录。

处置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时，同时结转原计入资本公积的相关金额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贷：投资收益

或者做相反分录。

（二）自用房地产或存货的转换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形成的资本公积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累计折旧

贷：固定资产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教师提示】如果是形成的为借方差额，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不计入资本公积。

（三）因金融工具形成的相关资本公积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一般计入资本公积。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损失，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2.金融资产的重分类（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利息调整、应计利息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倒挤差额，也可能在借方）

注意，借方贷方的差额都计入资本公积，与自用房地产（存货）转换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不同。

（四）因套期形成的资本公积

属于有效套期的，借记或贷记有关科目，贷记或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属于无效套期的，借记或贷记有关科目，贷记或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不涉及资本公积的调整。

四、利润分配的核算

1.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提请股东会（股东大会）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企业无需进行账务处理。

2.企业经股东大会或类似机构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按照批准的现金股利金额

借：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或利润）

贷：应付股利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贷：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或利润）

【教师提示】这种情况下，所有者权益总额减少。

3.企业经股东大会或类似机构批准的股票股利或应转增资本的金额，在企业办理了增资手续之后

借：利润分配——转作股本的股利

贷：股本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贷：利润分配——转作股本的股利

【教师提示】这种情况下，所有者权益总额不发生变动，但留存收益总额减少。

五、留存收益的组成及其用途（记忆）

留存收益主要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一）盈余公积的组成及其用途

1.法定盈余公积，是指企业按照法律规定的比例从净利润中提取的盈余公积。例如，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应按照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公积金，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达到注册资本的50%以上时，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亏损的，在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2.任意盈余公积，是指企业经股东大会或类似机构批准按照规定的比例从净利润中提取的盈余公积。任意盈余公积的提取比例由企业自行确定，国家有关法规不作强制规定。

3.企业提取的盈余公积，无论用于弥补亏损，还是用于转增资本，只不过是在企业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中的转换，并不引起所有者权益总额的变动。

六、留存收益的核算

1.盈余公积形成的账务处理

借：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任意盈余公积

2.企业经股东大会或类似机构决议，将盈余公积用于弥补亏损时

借：盈余公积

贷：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补亏

【教师提示】这种情况下，所有者权益总额不发生变动，留存收益总额也不发生变动。

3.用盈余公积派送新股

5.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浅析 篇五

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浅析

作者：安玲

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1年第22期

摘 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有企业都有着几十年的历史和传统,在此基础上,打造好国有企业特有的企业文化,一定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文章分析了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提出了建设企业文化的原则、措施及建议。关键词:企业文化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8(a)-0206-0

1引言

一个企业必须有自己的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文化形成于企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并在企业员工心目中引以为自豪的一种理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际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引进,我国企业竞争的重点已从产品竞争转变为企业形象的竞争。为了增强国有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我们必须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正视和分析企业是否已经在全力进行企业文化的建设,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管理和经营,使其发挥重要的作用。

1我国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激烈的竞争,主要以产品生产为主,而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大多数国有企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企业文化并没有在制约、激励和凝聚这几个方面发挥出明显的积极作用。

1.1 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并没有属于自己企业的文化

在我国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有些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办公室或厂区墙壁上贴一些标语和口号,或简单的认为企业产品的商标就是企业文化的全部。而实际上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管理实践中所凝结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建设企业文化的意识,因此也不可能建立相应的建设企业文化的机构,企业文化建设完全被忽略。

1.2 国有企业管理者没有建设企业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企业文化建设没有予以重视

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文化的重视不够,认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还是生产及产品的销售环节,没有把企业文化建设当做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的管理活动中并没有企业文

化建设这一项,企业的管理者只重视企业产品的产、供、销,并建立一系列的保障制度,给予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则认为可有可无。

1.3 企业文化建设既需要稳定也需要创新

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以及政策在不断的变化,而企业文化的内涵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为了追赶潮流,或者为了达到某些目的,随意地不断变更企业文化的内容。然而,企业文化又不能只固守老的文化传统,需要随着新生事物的出现,不断地调整和改进,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形成企业自己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

1.4 企业文化应具有企业特色

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企业创立和发展的历史,并具有自身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它是企业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源泉。现在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只崇拜和学习一些先进企业的企业文化,而没有认识到应该认真而深刻的总结和提炼自身企业的文化精神,没有企业自身的文化色彩,本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环境、文化仪式都没有真正体现,员工心中没有为本企业自豪的感悟,无法对员工产生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企业形象无法让公众识别,严重影响了对企业的认同。

2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则

2.1 以人为本

企业要尊重和理解员工的感情,开发员工的潜能,激发员工的热情,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企业中强化团体意识,创造互相团结,互相友爱,相互信任的企业氛围,使人心凝聚在一起,员工做为企业的主体和企业的主人,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理想,为实现共同目标努力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员工价值升华与企业发展形成统一的整体,实现企业和个人共同的发展目标。

2.2 实事求是

企业文化建设不能一味地照搬先进文化建设企业的模式,要从企业自身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一套符合企业实际的实用、健全的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企业文化组织操作机构,实事求是地进行企业文化的建设。

2.3 管理者的意识和理念

国有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策略和模式。如果管理者企业文化建设的理念比较先进,就会积极地倡导、推进,进而转化为企业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管理体制和企业规范,因此国有企业的领导应与时俱进,积极学习和思考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动整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

2.4 特色鲜明

我国的国有企业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挖掘和发扬企业优秀的文化传统,提炼整理出本企业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企业环境和价值观,并分析探索本企业目前的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建立一套具有本企业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机制,促进企业蓬勃发展。

3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及关键

3.1 传统文化的扬长避短

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国家,注重感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应考虑到中国文化特点,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充分相融,企业文化的价值观也应符合中国文化特点,这样才能在企业员工心中产生共鸣,进而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但国有企业文化也不能完全固守传统,应注重引进国外或我国先进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潮流,建设理性和规范的企业文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3.2 国有企业的制度管理

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文化是制度的升华,制度是文化的保障,企业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在于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它的建设至关重要,而各种规章制度是企业文化执行的基础,它使企业文化得以顺利地贯彻实施,因此,企业文化建设的同时,也是企业制度健全、完善、规范和落实的过程,在企业规章制度约束下,员工自觉遵守,形成良好的企业氛围,人际关系和谐,员工利益受到保护,从而为实现企业和员工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3.3 良好的物质基础

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要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它能够使企业文化发挥巨大和持久的作用,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要对企业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投入做出计划和决算,从资金上保证企业文化建设持之以恒地开展。企业物质文化的塑造要以企业核心价值观为中心,首先搞好产品生产和经营活动,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另外完善企业的文化设施,创造良好的体现企业文化的生产环境,活跃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职工在这样的生产环境愉快地工作,使员工感受到企业充满活力和希望,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强化了员工的归属感。

6.浅析医院固定资产的管理 篇六

一、医院固定资产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相关人员责任不明

医院固定资产管理没有明确管理部门，出现多头管理的状况。往往是财务部门管总账、管金额;总务管房屋、家具;设备科管设备，各部门购进、领用、保管等环节脱节，无明细账或有明细账却不健全。设备的领用、报废程序不规范，设备的使用责任不到位，造成家底不清、责任不明。领用科室也存在无责任人管理财产，保管不善、使用不当，造成财产设备的`损坏、丢失等问题。固定资产管理各部门有的没有建立完整的报账手续，或是买入后不及时入账，报废后不及时销账，或是长期不对账，造成帐实不符，使得财务报表严重失真。

2、固定资产购置中存在盲目性、重复性，缺乏可行性论证及效益分析，资产配置不合理

由于缺乏责任心或某些利益的驱动，一些单位的领导及部门都比较热衷于买设备、搞基建，在事先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和效益分析的情况下，就匆忙地购置，结果购进的设备或是不实用，或是效益差，或是质量差，资产配置不均，甚至闲置，造成资金的极大浪费。同时，在设备的日常使用管理中重购置、轻修理，不注重维护和保养，一些简单的故障、小毛病得不到及时的修理，造成设备的损伤，甚至报废，也只好重新购置。

3、固定资产核算方法不完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失真

当前医院会计核算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大部分医院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也不计提减值准备，这样导致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与现实净值随时间推移相差越来越大，与之相应的老化程度就越高，却得不到客观、及时的反映，不利于主管部门的监控、管理、评价。而且，由于固定资产的耗损、减值不能在成本中得以体现，从而不能揭示资产潜在风险，必然导致成本费用减少，虚增盈余，造成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

二、加强医院固定资产管理的办法

1、建立固定资产三级管理模式

7.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综述 篇七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内容。混合所有制成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以下简称国企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将有利于实现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多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时间,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国企混改)的探索成为学术研究热点。本文分类梳理了《决定》出台前后国内外学者关于国企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对相关文献的筛选标准是:代表性,所评述文献主要发表在国内外顶级的学术期刊上,并能够对学术界和实践界产生重大影响;时效性,本文重点关注了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绝大部分文献发表在《决定》出台之后,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启发性,相关文献研究涉及面广,观点独到,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检验,能够拓展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

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了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兼用的混合经济模式。正如杨建君(2014)和黄速建(2014)所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一条改革路径,无论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都不是新提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学者开始讨论混合所有制经济或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的一些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所以再予以强调,除了理论上的继续探索之外,更主要是想解决大型国企特别是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存在的问题,解决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问题。杨卫东(2014)全面回顾与系统论析了1980年以来我国国企改革的理论流变及其特点,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Wang等(2014)在对中国国企的演化模式进行研究后也认为,未来国企产权改革模式应该是一个可以实现治理平衡的混合模式。结合以上纲领文件精神及学者观点,可将此次国企混改视为以往国企改革的历史延续,并且从广义来看,以往国企改革中涉及股份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产权改革以及上市等使国企混入非公有股份的形式都可以视为国企混改的一部分。

准确把握国企混改的方向,前提是要正确理解混合所有制的内涵和外延。然而,目前理论界对“混合所有制”概念界定并未统一。其中,李维安(2014)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只要不存在所有权歧视,天然就是混合所有制。与李维安(2014)不同,何自力(2014)则清晰地阐述了混合所有制的定义,他认为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所有制成分在企业内部以资本为纽带结合而形成的所有制形态,该定义从微观角度阐述了混合所有制的内涵。更多学者则从广义和狭义角度出发,认为混合所有制不是一种独立的所有制形式,而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相融合的产物。多数学者对混合所有制作了进一步深入阐述,并将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类别:宏观层面指的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微观层面指的是企业产权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即在企业的层面形成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状态(杨建君,2014;胡锋,2014;刘崇献,2014;邱海平,2014;傅尔基,2014)。

尽管不同学者对混合所有制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对国企混改本质认识上则达成共识,即认为混合所有制不等于股份制,而是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融合。它既保持了公有制的基本属性,又不排斥其它所有制的存在,并能按照市场原则运行,这正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企业内部的最好结合。并且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企混改范围不仅强调了此次国企混改主要是指微观层面产权状态,即国有股份与其他非公有股份共同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黄速建,2014;胡锋,2014),还应当包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进一步完善,不断促进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实现多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国企混改是一个动态过程。

三、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与动机研究

(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研究

Yu(2014)认为国企快速发展所导致的中国经济改革市场化发展方向的冲突以及对国企与非国企间的公平竞争的阻碍,已经为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因此,学者普遍认为着力解决当前国有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央大力推动国企混改的初衷。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只有国企改革成功,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针对这些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企定位布局和国企内部治理三个领域进行了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主要观点有以下方面:(1)国资委决策过于集中、政企不分、多头管理、权责利不明、条块分割等问题日益突出;本身缺乏有效监督,存在“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身份。代表学者有白永秀和严汉平(2004)、黄速建和金书娟(2009)、黄群慧和余菁(2013)、杨卫东(2014)、罗华伟和干胜道(2014)、Yuan(2014)。(2)在一定程度上,行政信号要优先于价格信号,甚至价格信号可能被完全忽略,可能导致企业牺牲可能实现的潜在的经济效率(Boycko等,1996)。(3)国有资产管理行政化,易加剧国企道德风险,导致政策性亏损、预算软约束等主要严重问题。代表学者有Lin等人(1998)、徐朝阳(2014)。国企定位布局主要观点有以下方面:(1)国企功能定位界定不清晰,无法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难以落实,从而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企业中融合互补的最大障碍(荣兆梓,2014)。(2)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宏观分布层面,布局仍然过宽、资源配置重点不突出、规模不经济,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等;在微观构成层面,国企资本化水平偏低、资产流动性差。代表学者有卢俊(2014)、梁法院等(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14)。国企内部治理主要观点有以下方面:(1)国有股东往往同时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企业易陷入经营目标多元化的困境,增加公司治理的复杂性;董事会多以内部董事和控股股东代表为主,大股东“越位”干预企业经营、侵犯小股东利益或是所有者“缺位”、制衡机制缺失,造成“内部人控制”。代表学者有卢俊(2014)、梁法院等(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14)。(2)公司治理机制不规范,一方面表现为“内部治理的外部化、外部治理的内部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管理行政化,通过行政手段获取资源,影响社会公平。代表学者有Shleifer和Vishny(1994)、黄群慧和余菁(2013)、李维安(2014)。(3)缺乏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高管“政商”双重身份,业绩考核指标的行政化,使得经营者不能以市场经济原则经营企业,不抵触政府干预,不愿意承担风险改变企业的战略,以增加企业利润。即使面临经营困境,CEO也不易被解聘,支持了“掠夺之手”理论。代表学者有Cuervo(2000)和Villalonga、Jiang等(2014)。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国企现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完善,难以实现国有资本动态优化配置;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不到位,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和布局不合理;国企治理结构和制度不完善。究其原因,最终往往都归咎于国资、国企管理行政化色彩较浓,政企、政资不分。徐朝阳(2014)提出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不在国企本身,而在于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等政府自身行为层面的改革。黄速建(2014)也指出,要对多数国企和国有独资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如何打破国企的行政级别,推动国企的去行政化,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国企混改需要政府主导推动,做好顶层设计,从明晰政企关系、减少行政干预开始。学者们总结的以上问题阻碍了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壮大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开展,同时也是后续改革重点领域。

(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机研究

改革动机是改革的出发点和目标。不少学者认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不断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基的重要任务,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提高国家竞争力。以李正图(2014)为代表的不少学者认为,关于当前及未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战略构想必须突出体制、机制和制度改革所释放的“改革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学术界对国企混改动机方面大量研究遵循了《决定》的引导,主要集中在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多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两个方面。

大量的文献考察了国企混改对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提供了国企混改动机的相关证据。卢俊(2014)认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深化国企改革,有助于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推进国企体制的市场化,促进国企效率效益的最优化,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实现国企主导能力的最大化,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针对混改对国企业绩的提升作用,戚聿东和柳学信(2008)通过对比国企在各类股权存在形式下业绩优劣的方式,从侧面发现国有相对控股公司几乎所有绩效指标都是最好,进而推导出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对改革国企产权模式十分必要的观点。同样是从股权角度出发,卢俊(2014)和武常岐、张林(2014)的观点则更激进一些,他们认为国企混改中,国有资本参股而非控股应当是更好的选择,企业控制权的改革对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会更明显。张晖(2006)、吴振球(2009)和陆军荣(2012)则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出发直接解读混改对垄断行业国企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提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竞争模式更适合于转轨国家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对于提升企业业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前沿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陈林和唐杨柳(2014b)支持上述观点,认为以部分民营化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可以彻底改变我国国企经营绩效低下的现状,降低国企的政策性负担,此外,他们还进一步研究发现,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高于竞争性行业。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发挥国有资本放大功能、提高国企竞争力是国企混改的重要动机之一。

此外,许多学者集中阐述了国企混改对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良性互动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动态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避免所有制结构刚性化及其导致的资源错配,建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舞格局。例如,陆军荣(2012)指出,混合所有权规制模式可以实现在同一国度内,民营、国有、混合的自然垄断企业产权结构,并在统一的外部规制架构下相互融合、相互竞争,此外,混合所有权规制模式的选择与改革过程不完全排斥其他类型模式的共同存在。李维安(2014)进一步研究后认为,国企改革中引入混合所有制,实现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等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可以将国有资本的资本优势与民营资本的灵活市场机制优势合二为一,从而产生“1+1>2”的治理效果。因此,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良性互动,促进多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构成了国企混改的另一个重要动机。

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研究

(一)制度方向与顶层设计

我国国企混改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不可避免地引导着众多学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与制度环境保持一致。因此,在设计改革路径时,不少学者认为国企改革首先要保持大的制度方向不能偏离,而制度方向的保持又离不开总体设计的保证。

(1)制度方向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新一轮国企改革中,诸多学者认为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国企私有化,也不仅仅是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建立激励机制以追求国有资产自身发展壮大,而应是建立有效的制度基础保证国有经济追求“国家使命导向”的发展。我国国企混改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进行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夏小林,2014;何自立,2014)。Fuchs和Uebelmesser(2014)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虽然国企私有化被普遍认为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但是私有化是否应大量铺开应依赖于私有化政策制定时的政治目标。不少学者提出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保证国有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蓬勃发展。如项启源、何干强(2014)指出,目前围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争议,是长期以来的两种改革观在新形势下的又一次碰撞,不能搬用新自由主义和“趋同论”来解读混合所有制经济;采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来推进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理解国企。也有学者在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后,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应紧紧围绕“国企不能削弱,而要加强”的中心点来设计和展开,例如,蒋海曦、田永(2014)认为国企混改不是简单的“国退民进、中退外进”,更不能“只混不控”、“以卖代混”。片面批评“国资一股独大”不符合中央改革精神。这也与Shleifer和Vishny(1998)所主张的改革必须在迎合政治利益和约束的条件下进行的观点相符合。结合以上学者观点可以了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要实行国企私有化,而是要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的国企混改应当坚持公有制逻辑而非私有制逻辑来研究、理解和解决公有制问题,国企改革不等于产权改革,不是简单的国企放权就能搞活企业。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体说来,就是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发挥国有经济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引领作用。

(2)顶层设计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全面深化改革和“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形式”战略高度提出来的,因此,不少学者提出国企混改既需要战略构想也需要基于战略构想的顶层设计。李正图(2014)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型、多层次、全景式的顶层设计。卢俊(2014)认为政府应为推动国企混改做好顶层设计,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统一规划,稳步推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国企成为真正的完全的市场主体;统一政策,一企一策,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多种模式,分类进行研究,分类提出措施,切忌“一刀切”。刘崇献(2014)和邱海平(2014)进一步将顶层设计划分为4个具体原则:分类改革原则;共存共赢原则;市场机制为导向兼顾社会效益原则;破除垄断、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原则。综上可以看出,学者普遍认为推进国企混改,首先要有顶层设计,分类研究,同时要有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否则无法排除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干扰。

(二)政府放权、国企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

学术界普遍认为,政府放权、国企功能定位与国资监管模式是国企混改面临的整体性问题。国企功能分类管理界定不清,导致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无法落实,进一步导致了国有资产管理的混乱。界定不同企业功能,必须从划分国有资本功能和建立不同功能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开始,同时以政府放权作为前提。本文从两个方面总结了现有文献中关于完善国企和国资管理体制的措施。

(1)政府放权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精神,首先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往有关国企改革关键问题的大量研究中也普遍提及到了政府放权,减少干预。Nolan and Wang(1999)指出中国大型国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官僚制,改善官僚制度应成为一个中心任务。Belloc(2014)认为国企的低效率并非国有股权本身造成,而是由于与国企不相关的外在条件,并提出相关针对性的措施,例如提高经营者长期投资策略承诺、减少腐败和政治干扰对长期技术进步的影响比简单的私有化更有效。陈东、董也琳(2014)认为由于政府之手扭曲了市场机制,导致国有经济单兵突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受阻。基于此,杨卫东(2014)提出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改革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体制等。由此看出,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已经成为国企改革必然触及的领域,同时也成为国企混改推进的前提保证。蒲宇飞(2013)从淡化国企的“长子”情结角度出发,提出要软化垄断行业的刚性准入制度,进一步解决政企不分、国企管理行政化等角色错配问题。钟祥财(2014)认为国企预算的软约束要由硬约束替代,去除政府与国企之间的模糊关系,确立常态条件下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念必不可少。这是经济史学领域给我们展示的国企改革的难点所在,也正是解决国企改革的必经之路。

(2)完善国企和国资监管体制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此次国企混改中,国企作为国有经济的微观主体,应当明确自身定位,而国企功能的定位又源自国有经济的准确定位。如黄群慧、余菁(2013)将国有经济部门划分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类,并构造出不同的治理机制。胡洁(2014)在前人研究及中央文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投资管理体制、放宽非公资本准入条件、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方式、实现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积极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然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完善两方面并非相互独立,因此,有学者从整体性出发,构建了“分层分类”的整体改革框架。如黄群慧、余菁(2013)提出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三层次的组织架构:一是政策决策部门,全面负责全部国有经济改革、国资管理与发展大政方针的设计与制定工作;二是国资经营管理部门,包括国资运营管理机构、国有资产控股公司和大型国企集团等,它们对上一层次的政策决策部门负责,是政策执行层;三是具体的国企。但是此架构并没有与国有经济定位布局具体相结合,架构内部缺乏一定系统性和整体性。而梁法院等(2014)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14)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主张根据“国家使命”调整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和布局,将国企分成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种类型,建立“国有经济管理委员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一般经营性国企”的“三层三类全覆盖”管理体制。

(三)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狭义的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内部股东、董事、监事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公司治理还包括与利益相关者(如员工、客户、存款人和社会公众等)之间的关系。汤吉军(2013)认为经过多年努力,全国90%以上的国企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从形式上建立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内部治理结构,但从运行机制和实际效果看,离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很大差距。国企治理深水区的跨越,仍需政府和企业各方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J.saehs,e.zinnes和Y.Eilat(2000)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后也强调了在国企改革中,除了所有权转移之外,还应该有基本的市场竞争制度和市场规制体系以及公司治理框架,这些是决定私有化能否促进企业效率和竞争力持续改善、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已有学者关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国企内部治理问题首先表现在国企经营者“政商”双重身份方面。桁林(2011)反思了国企改革的三次大潮后认为,第三次国企改革高潮中,反垄断与去行政化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而建立职业化和规范的经理人制度则是国企改革的方向。因此,黄再胜(2011)、李维安(2014)都主张国企治理改革的路径是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换,而经济型治理的基础是市场,应该推行国企经营者选择机制的二元化改革,实行国企经营者的分类管理。其次,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治理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需要多重手段结合。如张斌、嵇凤珠(2014)倡议建立多元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在董事会制度构建上,保障同股同权;完善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制度;加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与提名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建立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和薪酬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梁法院等(2014)则从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方面同时出发,提出内部治理应逐步建立和加强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机制,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累积投票制度,扩大监事会权利;外部治理应建立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机制。

(四)建立辅助措施

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实现形式,虽然基调已定,但是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碍,甚至产生新的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在国企混改过程中普遍坚持了全局观,在改革路径与方式设计中,既集中应对了主要常见问题,也提出了多重辅助措施。童有好(2014a,b)认为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文化融合,防止“跨文化的冲突”。齐平、赵羿安(2014)提出了包括文化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概念,并认为这是经过人们长期自发博弈形成的稳定性的规则体系,得到了人们内心的认同,具有明显的传统性与路径依赖性,短期内改变的难度很大,相关非正式制度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弥补正式制度不足,产生良性的路径依赖,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何自力(2014)提出要实行管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Lu(2012)认为公司治理和市场竞争方面的政府规制可以作为国有股权代理问题的补充解决方案。胡锋(2014)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对国资退出领域的员工安置等配套机制。通过以上学者观点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企混改的相关辅助改革措施,相关建议比较零散。但是通过这些辅助措施也可以解读出,其主要目是转变利益相关者的观念,强调企业文化融合,强化政治、法律平等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理念,保障国企混改后顺利发展。

五、现有文献评述及研究展望

综上,当前对国企混改的研究文献较多,且多是在研读《决定》的基础上,阐述对国企混改的相关看法。诸多学者试图在科学把握混合所有制内涵的同时,通过解读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合法”依据并设计合理路径。虽然现有文献从数量上看较为丰富,但已有研究大都集中在理论探讨方面,从宏观层面发表观点,基于微观层面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国企混改仍处在探索阶段,国家一方面希望国企继续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希望民企在所有的国资领域全面参与,甚至全面放开,这两套体系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今后的研究应该深入到改革中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方案以使改革落实。

针对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研究趋势,本文构建了一个我国国企混改整合研究框架(参见图1)。

注:图中,实线框表示相关领域已有文献讨论并取得一定成果;虚线框表示现有研究较少讨论且未来尚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基于已有文献梳理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几点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红利”的研究。国企引入社会资本,其最终目标是转化国企经营机制,提高运营效率,同时带动非公资本的发展,实现双赢,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实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仅是一个开始,混合后建立市场化的治理机制和管理体制,并获得改革红利才是最终目标,然而目前学者们关于改革红利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改革红利的界定、计量、获得途径和分配方式等,是未来关于国企混改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管理层激励问题的研究。高管激励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对国企改革目标的实现的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原有国企高管激励方式和完全市场化的民企高管激励方式都会遇到局限。因此,必须探索新体制下高管的有效激励机制及其激励效果的评价机制。目前,国企改革总体方案是将国企划分为竞争性、保障性和功能性三类,不同类别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不同,并且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不同阶段。高管激励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态环境中承担什么角色、发挥哪些作用,以及不同激励模式与不同的改革类别、改革路径和改革阶段的匹配关系分析,并在此基础构建基于动态匹配的高管激励机制,是国企混改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8.国有资产所有权浅析 篇八

一、推进混合所有制深化国企改革，有助于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体制制度的市场化，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

1.有利于改革国有企业授权经营体制。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后，国有股权的比例会降低，其他股权的所有者会依法参加企业的决策管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者相应地改变原来的管理方式，从管人、管企业、管资产向主要管资本转变，形成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架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可以设置若干个国家投资运营公司，分工管理国有资产的配置状况。国家投资运营公司是国有资本具体的投资主体，负责对所投资的股份公司资本经营效果的考核。而对国家投资运营公司所属国有资本配置效果的考核，则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这样能克服国有资产隶属关系条块分割、国有资产资本化程度不足等问题，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干预，减少政府对资源的行政性配置，以国有资产改革带动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朝着市场化要求发展。

2.有益于产权制度的优化。目前，许多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单一，导致其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内部治理存在缺陷。产权结构单一，缺少股权多元化情况下的相互监督与制约，使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难以真正建立，国有企业难以进行完全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决策。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质是产权主体多元化，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与市场的有效接轨，管理运营更加高效。

（二）促进国有企业效率效益的最优化，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1.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赢。不同所有制经济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发挥其所长：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大中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兼顾，劳动者和企业家、就业者和创业者兼顾。在现代信息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无论是单一的国有制、公有制，还是单一的私有制，都难以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进混合所有制，是社会进化在产权关系上的一个必然表现，可以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赢，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效率效益最优化。

2.实现国有经济与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互补。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共享发展红利。国有企业的资金、装备等优势与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管理高效率等相结合，国有企业的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与民营企业的创新意识、品牌意识等相结合，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国有资本和其他民间资本在企业内部实现生产要素公平受益，有利于构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赢发展的机制。

3.有助于国有企业增长质量和管理效率的提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是对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产权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当前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的突破口。推进混合所有制，有助于有效保护和协调投资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关系，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共生共荣，形成崭新的利益共同体，增强国有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国有企业通过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可以在完善股权结构的同时，更好地完善经营决策机制，更好地形成市场化的管理机制，有助于提高企业决策的质量和水平，增强竞争力。

（三）实现国有企业主导能力的最大化，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

1.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共同发展，提升国有资本的主导力。推进混合所有制，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有助于消除对非国有制企业的歧视：有利于调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多方积极性，共享资源，共同发展，提高整体社会效益，增进整体社会福利：有利于民间资本的投资发展，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优化布局，从一般产业领域转向真正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使国有资本能够吸引和驱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为实现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重要的国家项目等服务，能够在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中发挥更加重要、更为关键的主导作用。

2.有利于扩大国有资本的带动力。通过推进产权多元化，不仅可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而且可使国有资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以更直接的方式发挥影响力和带动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有助于打破市场壁垒，拆除或降低某些行业的准入门槛，增加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机会，激发国有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的积极性，进而丰富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对有关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可加快推进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增加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并可通过资本的流动性和国有资本的公共性，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正能量，优化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更为关键的主导作用。

二、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

（一）实施路径。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质是产权主体多元化。实行股权多元化，特别是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实现股份制改革，应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企股权结构，加快国有资产的证券化进程，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

实现混合所有制，主要有4种形式：一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采用国有独资形式。二是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绝对控股。三是涉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四是国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采取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全部退出。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可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将降低国有股权的比例，大力支持各种非公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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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具备条件的国企改制上市。暂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国企通过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鼓励具有资金、技术、管理优势的战略投资者及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国企改制重组。

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力引入非公企业资本、自然人资本及员工持股等三种资本，着力改善国有企业股本结构。

（二）保障措施。

1.加快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坚持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按照“少而精、大而强”的原则，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重组兼并整合一批，清理剥离退出一批，发展创新改造一批，推动国有资本向“两国、两重、两大、两新”集中，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通过资本有序流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两国”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两重”指重要的行业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及自然资源；“两大”指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两新”指国有经济仍具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尊重市场的规律，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推动绝大多数混合所有制企业包括其母公司进一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权责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吸收一定比例的专业化人才进入董事会，董事会下设立若干专业委员会并切实履行职责。加大引进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的力度，进一步完善董事会、监事会议事制度，使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每一位董事、监事都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公司治理机制层面，有必要建立强制性的小股东累计投票权制度，使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小股东有充分的利益诉求和顺畅可靠的表达渠道。对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少数行业，在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公司中，国有股权可实行具有否决权的“金股”制度，以维护国家和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等。

3.健全和完善产权市场体系。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目标，建立体制合理、规则健全、竞争充分、通畅有序的现代产权市场，保障国有股权的有序进退，实现资本、股权的优化配置。完善产权市场功能，要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加快信息披露建设，促进产权市场的规范化。同时，重视发挥资产评估、审计等各类中介组织的独立作用，使其服务方式、程序、标准等进一步规范化和科学化，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健全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的机制和功能，加强产权交易信息网络建设，提高系统化和网络化水平，加强产权交易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产权交易规范水平，降低产权交易成本，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加快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健全产权监管制度：严格执行产权交易进入市场制度，提高产权交易的市场化运作程度，鼓励民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进入交易，促进产权竞争，激活产权市场，使产权市场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有效平台。

4.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按照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要求，国有资产管理应实现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加快转变职能，由现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多重身份转变为专业监管者。财政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研究制定国有资本存量管理、动态调整规划、收益收缴和支出管理、财务管理及防范内部人控制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履行公共管理职责。发展改革、工信等部门负责研究制定宏观战略和产业政策等。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之下可设置若干个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分工管理国有资产的配置状况。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是国有资本具体的投资主体，负责对本公司所投资的股份公司资本经营效果的考核。而对国家投资基金公司的运营和本投资基金公司所属国有资本配置效果的考核，则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后，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并进一步简政放权，实行监管、报告和问责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效破除政府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的行为，最大幅度减少涉及企业的行政审批事项，让混合所有制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主体。与此同时，彻底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使混合所有制企业去行政化，去部门利益化，切断企业和主管部门之间的利益输送链条。

三、应坚持的原则

（一）做好顶层设计，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着眼长远，站在国家层面总揽全局，明确发展方向和工作任务，规范工作方式，制定工作规则和政策措施。同时，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允许基层积极探索，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的利益摩擦，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形成改革的最大公约数，确保改革公平公正，凝聚起最为广泛的深化改革的强大 力量。

（二）统一规划，稳步推进。从国有经济总体布局角度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蓝图，特别是哪些企业拟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哪些企业将实行员工持股等。推进混合所有制不能急于求成，随意下达推进时间表、指标任务书，而应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有计划分步骤平稳推进。规划总体思路和改革框架，选择试点、制定具体规则和程序、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细则，保证其在制度和法律框架下规范运作，尤其不能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借国有资产改革谋取私利。

（三）转换机制，谨慎操作。以完善公司章程为着力点，以搭建好协调运转、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为前提，不必纠缠谁的股份多一点少一点，重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完全的市场主体。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分配公平正义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从国家战略出发，以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为依据，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为出发点，明确划定少数不宜开展混合所有制行业和企业的红线清单。明确划定哪些实行混合所有制的行业和企业不宜搞员工持股的禁区清单。强化国有资产监管，在产权管理上采取明晰产权关系、搞好产权登记、完善公司章程、规范公司治理、强化资产评估、规范产权流转等有效措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统一政策，一企一策。制定统一政策标准.使一些改革重要事项有政策标准可作为依据。同时，要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多种模式，分类进行研究.分类提出措施，切忌“一 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