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下（精选3篇）
1.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下 篇一
董仲舒经济思想研究(下)
三、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
董仲舒强调用“义”即教化来限制和约束人的非分的欲望。此外，他还主张用政令、刑罚尤其是等级制度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但政令、刑罚不是他最为提倡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遵守等级制度本身也是董仲舒所讲“义”的要求之一，但它作为一项伦理制度规范，又与单纯作为思想教化的道德之“义”有所不同。相比完全出于自觉性的道德教化之“义”，遵守等级制度之“义”带有更多的强制性，至少是一种规范和礼的制度，是道德所必须遵循的。因此有必要将其单列出来加以考察。
(一)社会人伦关系中的等级规范
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而发展到他那时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传统所提供的借鉴使他正确地认识到――理想中的和谐安定大一统社会，必须是在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各方面布局和运转都是有序的;而维持这样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唯有以君主为首的等级制度才能实现。因此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事实上就是一个等级制社会。
董仲舒所讲的等级，开始是作为一种纯粹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三纲”。中国古代对于处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常关系的思想，在先秦儒家和法家那里就已经存在。而董仲舒则是更明确地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的思想，并附会上阴阳之意和天意来进一步论述其尊卑关系。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尊阴卑》)。他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因此是不能改变的。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是他最为欣赏的人伦等级基本公式。三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可以说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
董仲舒认为，“凡物必有合”(《基义》)。“合”就是相互配合，协调统一。他说，“阴者阳之合”，因此“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子合”(《基义》)。怎么合呢?这就要靠上对下的慈爱和下对上的忠孝，正如他所说：“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深察名号》)董仲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合”，而不是“争”，可见三纲的根本用意在于维护不同等级人们之间的安定团结和国家社会的合谐稳定。三纲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一，它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对巩固当时处在上升阶段的封建生产关系，保证国家社会以及家庭的和平安定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二)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
董仲舒主张用等级秩序来制约和规范人的求利活动,这样的等级规范就不是上述那种纯粹的道德准则了，而已变成一种经济伦理规范，虽然它的调节对象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重点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的经济行为。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并不完全等同于三纲的内容,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集团)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但它以三纲为基础，明确上下、尊卑、贵贱的利益等差秩序，因此与三纲的三种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前文已分析过，董仲舒是根据人性求利这一客观情况而提出教化主张的;同样，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伦理思想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等级与教化在作用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荀子曾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荀子认识到若有一个“度量分界”，就能抑制争夺。他认为“礼”
[1][2][3][4]
2.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下 篇二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合一；三纲五常
一 西汉初年的历史背景
西汉初年，由于刚刚经历了秦末的战乱，社会秩序很不稳定，统治者采用了“黄老思想”来治理国家，实行“无为而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经济水平，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但与此同时，地方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汉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使中央政府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确定国家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成为了后继君主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黄老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维护庞大帝国的统治，国家需要有一套完备的上层建筑理论体系作为统治的依据，于是武帝下令群臣选贤举能，景帝时的博士董仲舒上书“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博得武帝的赏识。
二 董仲舒与《春秋》经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1]董仲舒曾是汉景帝时的博士，学识渊博。《史记·儒林列传》也记载：“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2]在当时董仲舒是闻名于世的经学大师，他大力推崇儒家经典，认为“《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3]并要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4]也正是因为董仲舒的建议，使得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奉《六经》经典。由此《六经》成为了统治者制定国家政策法规的主要依据，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在六经之中，董仲舒对《春秋》经最为精通，把《春秋》看作是孔子“应天作新王之事”、“探正天端”、“以俟后圣”的改制之作。他用微言大义的方法来解读《春秋》经，认为孔子修订《春秋》时采用“笔”、“削”两种写作手法，表现了孔子对于某一事件或人物不同的态度，如“楚庄王杀夏徵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5]他认为《春秋》经中记载的事情有些已经很遥远了，对于这些事情中体现的道理要让它清清楚楚，如“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6]但董仲舒并不是只停留在解释经典的层次上，他是要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以此确立一家之言。
三 董仲舒的经学理论
（一）“天人合一”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中国早先“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尚书》、《礼记》中都有相应的记载。《尚书·汤誓》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7]“夏氏有罪，育畏上帝，不敢不正”。[8]《礼记·表记》里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9]天对人们的行为活动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君主的权利是由上天授予的，君主要时刻保持自己的德行，做到“敬天保民”。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思想，他把“天”看作是最高的概念，认为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天者，百神之君也”[10]“群物之祖也”[11]“万物非天不生”。[12]而天的意志表现为：阴阳、五行、四时、人、君臣父子、天人感应六个方面，前三者阐述了自然界中物质的密切联系与相互转化，后三者论述了人类社会逐级递增的关系：人是由天创造的，天有天地，人有伦理；夫妻、父子、君臣的关系也是由天决定的，“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13]由此得来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君主拥有上天赋予的无上权利，董仲舒说：“人之得天得众者，莫如受命之天子。”[14]“海内之心，悬于天子。”[15]“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16]但天子的权威也不是无限膨胀的，天对君主的行为做出了约束，“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17]因此，人君就要“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18]。董仲舒认为天是和人一样有意志、有感情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19]人如果违反了天意就会受到惩罚。他运用“天人感应”的观点来神化天的权威以此抬高君主的地位，达到巩固大一统的作用；同时，这个“天”也对约束君主的权利起到很大作用。
（二）“大一统”思想
《春秋公羊传》第一次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在其开篇就有：“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1]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是以天为前提，王一统天下为目的的，他的大一统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权与思想两个方面。
首先，政权的大一统是国家维护统治秩序的根本前提，天子拥有至高的权利，天子是顺应天命来统治国家的，是“举国之本”、“臣民之纲”。
其次，思想上的大一统是确立儒家思想的一统。《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22]董仲舒充分认识到了思想统一的重要性，它是国家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和保证，而以儒家经典作为思想“大一统”的理论依据，也体现了董仲舒思想的核心观点。
（三）“三统”、“三正”的思想
董仲舒认为历史有“三统”说，即黑统、白统、赤统，夏代是黑统，商代是白统，周代是赤统。“三统”循环交替，周而复始。“三正”说是夏代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代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汉代继承了周朝的道統，就应该沿用“三正”，以寅月为岁首。他认为新王朝的建立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23]但这并不是说改变了统治的“道”，而是新王改朝换代、尊奉道统的表现。他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异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24]“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25]董仲舒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新王要恪守“道”，要“奉天而法古”，若君主失去了“道”，他就会被新王所替代。因此，虽然朝代更替、新王继立，但“道”会延续下去，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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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纲五常”思想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直接来源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上下尊卑关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标准。以“三纲”为基础，封建社会的其他社会关系都由此派生出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五常”作为君子修身必备的素质，成为社会道德方面的标准。根据“三纲五常”思想，整个社会被规定在一个具有严格等级秩序的范围中，为了使这一思想更具合理性，董仲舒认为“三纲五常”思想的根源来自“天”，它是“天”意志的表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26]“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27]这样，确立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后，国家的统治秩序就会稳定许多，董仲舒也就达到了巩固中央集权制的目的。
综上所述，董仲舒的经学理论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前提，“大一统”思想为主要内容，“三统”、“三正”、“三纲五常”思想为表现形式的，他把“天”作为最高的权威，以此来提高君主的地位，使其神圣不可侵犯，确保君主的权利不受威胁，这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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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阴阳义第四十九，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1]春秋·隐公元年，刘尚慈译：春秋公羊传译注[M]，北京，中華书局，2010
[26][27]基义第五十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作者简介：李思蒙，女，（1991-03），汉族，陕西省西安市，硕士研究生，西藏民族学院，中国传统哲学
3.董仲舒颜之推的教育思想读书笔记 篇三
(1)强勉学问 董仲舒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他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盖明”。不论是治学还是修德，都需要发挥“强勉”精神，才能成功。
(2)节博合宜 董仲舒认为教学要注意处理好“节”与“博”的关系，学习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太节会使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应该节博合宜，节博结合，循序渐进。
(3)专一虚静 他认为学习必须专一，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是以立身。”只有心志专一，才能保持高度的学习效率。他又说：“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学习时要头脑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
(四)教学的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五)对教师的.要求
董仲舒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言传身教，即所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要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分量和进度，即要做到“齐(剂)(调和、调节)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要循序渐进(“造而勿趋”)。要勤于考核、督促，但又不能让学生感到苦不堪言，挫伤了其学习的积极性(“稽而勿苦”)。要观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达到教育的目的。董仲舒将这样的教育称为“圣化”。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教学思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言传身教，遵循教育规律，使教学出神入化，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作用与教育目的
颜之推宣扬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等，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认为上智之人是无须教育的，因为上智是天赋的英才，不学自知、不教自晓。其次，下愚之人“虽教无益”，尽管教他，都是无效果的，因为“下愚”是无法改变的。颜之推强调中庸之人必须受教育，因为不受教育就会无知识，陷于“不知”的愚味状态。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长知识。
关于教育的目的，颜之推指出：“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已，修身以求进也。”行道的“道”自然是儒家之道，即儒家宣扬的那一套政治理想和道德修养的内容;“修身以求进”思想渊源于孔子的“修已以安人”，善于“为已”(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更有效地“利世也”(治国平天下)。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颜之推批判当时士大夫教育的腐朽没落，严重脱离实际，培养出来的人庸碌无能，知识浅薄，缺乏任事的实际能力。他认为传统的儒学教育必须改革，培养的既不是难以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用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蓠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从政治家到各种专门人才，都应培养。这些人才应专精一职，具有“应世任务”的能力，是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传统儒家的培养比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教育目标，而以各种实用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 (二)论教育内容
为了培养“行道以利世”的实用人才，颜之推提倡“实学”的教育内容。他认为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德艺同厚”。所谓“德”，即恢复儒家的传统道德教育，加强孝悌仁义的教育。所谓“艺”，即恢复儒家的经学教育并兼及“百家之书”，以及社会实际生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艺。
关于“艺”的教育，当然是以五经为主。他认为学习五经，主要是学习其中立身处世的道理，“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但读书不能止限于《五经》，还应博览群书，通“百家之言”。此外，他还重视学习“杂艺”。他认为在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学习“杂艺”可以使人在战乱“无人庇荫”的情况下“得以自资”，保全个体的生存和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颜之推倡导的“杂艺”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文章、书法、弹琴、博弈、绘画、算术、卜筮、医学、习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的价值。但这些“杂艺”“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值得注意的是，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这与孔子轻视农业生产的态度有所不同。 (三)论学习态度和方法
1.虚心务实
颜之推提倡虚心务实的学习态度，他反对妄自尊大，骄傲浮夸的学风。
2.博习广见
颜之推指出：“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他认为只有尽可能地扩大获取知识的范围，并把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鉴别，才能更接近客观的真理。他提倡既要博览群书，又要接触世务，籍以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所谓“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3.勤勉惜时
颜之推强调学习要刻苦钻研，勤勉努力，他罗列了历史上许多动人事例，说明即使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同时，他认为人的一生都要学习，应珍惜时光，年幼“固须早教”，少年也不可“失机”，晚年如果“失之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他说早年学习“如日出之光”，前途无量;而“老而学者”，虽然如“秉烛夜行”，但总比“瞑目而无见”要好得多。
4.相互切磋
颜之推赞赏《尚书》中的“好问则裕”和《学记》中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说法，提倡师友之间相互切磋，相互启明，认为只有在学习上好问求教与切磋交流，才能较快地增进知识而避免错误。 (四)论家庭教育
1.提倡尽早施教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有条件的还应在儿童未出生时就实行胎教。儿童出生之后，便应以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导习之”。稍长，看他“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之时，就该加意“教诲”，该做的事就引导他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让他做。如此教育下去，到9岁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条原因：其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根据幼童阶段与成年以后的不同心理特征，说明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旺盛，能保持长久的记忆。而成年人思想复杂，精神不易集中，记忆力逐渐衰退。其二，人在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颜之推认为这个时期，儿童受到的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抑或坏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也难以改变。
2.提倡严格教育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严与慈相结合，不能因为儿童细小而一味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严肃庄重，有一定威信。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他认为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能把对子女的爱护和教育结合起来，便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如果没有处理好两者关系，“无教而有爱”，让孩子任性放纵，必将铸成大错。
3.注重环境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