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模式

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模式（精选8篇）

1.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模式 篇一

税法课程论文赵玉龙2010400013

4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展望

[摘要]历经30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税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现行的税收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因此，改革和发展现行的税制越来越迫切，本文着重分析了近年来的税制改革动态，展望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税制；中国税制；税制改革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不少企业在重组中面临重重困难，高新技术产业要开拓，中小企业要扶植，东西部地区要协调发展，环境和资源要保护，失业增加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要解决，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建立等，这都需要税收上的有力配合。而现行税制在上述方面的内在调控机制都有欠缺。现阶段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迈进，都要求加强税收这个重要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力度，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所以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和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要求，我国必须进行再次进行全面性税制改革。

尽管中国税制经历了两次重大改革，目前正在推进第三次税制改革，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完善税制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税制本身的改革还没有完成，与成熟的现代税制还存在差距；另一方面，传统的国际上通行的成熟税制也存在一些弊端，需要税制的创新。所以，中国的税制改革和完善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积极而稳妥地推进税制的调整和改革将需要持续地努力。

（一）关于流转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从短期来看，流转税制度的改革重点是增值税的“转型”。继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26个城市和地区的部分行业实行了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试点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部行业全面推出增值税“转型”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积极制定和准备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方案，并做好各种准备工作，选择适宜的时机推出这项改革，已经是决策执行机构正在进行的工作。

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降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已经基本成为共识。进一步堵塞增值税征收管理方面的漏洞需

要不断的完善对征管工作的管理。消费税制度的调整将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根据消费税设立的基本原则，将高档、高利润的商品适时地纳入消费税范围。

从中长期来看，流转税制度的改革重点将围绕增值税与营业税的整合展开，即所谓的增值税的“扩围”。这项改革的完成将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规范的增值税制度。但是这项改革的难点是，必须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进行统筹性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要推进这项改革，必须考虑重新安排各级政府间的分税制度，因为营业税目前是地方财政收入中地方税收的主体税种，其收入占地方税收的50%～60%，增值税又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的最大税种，所以进行增值税“扩围”的改革，必须结合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研究、规划和实施。建议从现在开始就组织力量，抓紧这项改革的研究，进行详细的量化测算，用3－5年的时间研究出改革方案。这既是税制改革和完善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政府间财政体制的需要。

（二）关于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个人所得税要更好地发挥调节公平作用，需要创造条件，推进综合税制改革。十八大后，中国应积极为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制改革创造条件。在此之前，我国应先推行以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在分类所得税制下，各类所得的税负水平应基本协调。工资薪金费用减除标准多次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已经多次下降，但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税负还没有相应下调。为了保持不同类型所得税负大致相当，有必要下调这些种类所得的税率。

从2011年9月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进一步提高，税率表也作了调整，对中低等收入者确实起到了较为良好的减税效果。但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高收入者的减税效应不明显，甚至有增税的效果。这导致部分潜在税源继续流失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如果最高边际税率下调，一些税源就可能回流，那么因税源扩大而增加的税收收入可用来帮助低收入群体。

一旦个人所得税转向综合税制，减税的重点应转向增加专项扣除，以更好地促进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的改善。综合所得税制，应致力于打造一个中低收入者低税负，高收入者高税负，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同时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的所得税制。此外，还需要采取措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重叠征税问题。

（三）关于地方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地方税制的改革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地方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具体包括：

1.资源税的调整和完善。根据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促进资源节约是资源税调整的重要指导原则。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说，当前是推出资源税改革的较好时机，首先是当前我国经济处在回升向好时期，这是有利时机，其次是近几年实施的结构性减税，也有利于改革实施，再有就是相关行业已具备了承受能力。资源税将适当扩大征税范围，扩大税基；调整计税依据，改变目前单纯从量计征的办法，实行根据不同应税品目的特点，分别采取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的办法；适当提高一部分征税品目的税额标准。

2.房地产税制改革。对现行的城市房地产、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进行全面整合，重新设立不动产税（物业税）。将市场评估价值作为不动产税的计税依据；将只对经营性房地产征收的房地产税范围扩大到居民住宅不动产。房地产税制的改革将经历两个阶段：先进行经营性房地产税制的改革，待时机成熟再对居民房地产征收不动产税。

3.建立环境税制度。通过税收政策控制环境污染是国际上近年来税制改革的趋向之一。我国目前的税制中缺乏专门针对控制环境污染的税制。该税的征税范围包括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在内的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在设立一个环境税税种之下，设立具体税目，不同税目的计税依据和税率有所区别。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研究开征环境税”。2010年，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亦明确表示，要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可以看出，开征环境税的相关工作在我国已经开始积极推进。

4.社会保障收费改为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费改税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和计划单列市实行由地方税务机构征收社会保障费，再以财政拨款的形式划拨给社保管理和经办机构。为了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建立统一征收的社会保障税、纳入预算管理、使用与监督分立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5.整合和调整其他地方税种。经过改革30年的历程，地方税一些税制需要重新清理和归并。目前正在研究这些税种的调整，但意见尚未能统一。比如：（1）土地增值税是否应该继续征收。因为该税种具有所得税的性质，且征收的管理很难，所以对该税的质疑比较多。

（2）关于契税和印花税，有些人主张将这两个税种合并，或者将印花税并人契税，或者将契税并入印花税，目前仍在研究过程中。（3）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主张调整目前的计税依据，并适当地调整税率。总之，地方税制的调整和改革已经拉开了序幕，但整个地方税制的改革还需要稳妥地逐步推进。

（四）关于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在现有的税收征收管理模式基础上，要继续大力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在已经建立起的税收征管信息化平台的基础上，下一步的具体措施包括：完善税收经济分析、企业纳税评估、税源监控和税务稽查的互动机制，加强对税源的管理。强化数据分析应用，开展税负、税收弹性、税源、税收经济关联分析和预警，加强税收收入预测和能力估算工作，进一步落实对重点税源的分析监控，及时发现和解决征管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税收管理员制度，加强户籍管理，深化纳税评估工作。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工作，做好为纳税人的服务。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税制改革涉及各方面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一定要通盘考虑，精心设计，周密部署，谨慎决策，不宜采取整体推进的方式，而应循序渐进，把握时机，做到成熟一个出台一个，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和社会不必要的震荡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志勇.《十八大后中国税制改革前瞻》.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12月

[2]高培勇.《中国税制改革何处去》.南风窗.2009年8月

[3]邓子基.《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几点看法》.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4]税制改革.百度百科

2.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模式 篇二

面对如此困境, 为了解决问题, 西方各国于上世纪70年代未相继进行了被称之为“改造政府”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而与此同时, 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anagement) 应运而生。

一、“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观点

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 “新公共管理”都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形式内容。具体来说, 有如下观点。

(一) 政府的管理职能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收取税金和提供服务, 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 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 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二) 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

“新公共管理”认为, 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 政府服务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的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 而是有责任心的企业家, 公民则是“顾客”或“客户”。这样公众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顾客或市场为导向将会建立起一个推动政府改善工作的良好机制。

(三) 政府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传统的官僚制使基层人员缺自主权, 难以适应快速多变的外部环境。而“新公共管理”认为, 与集权相比, 授权或分权有许多优点: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更有灵活性, 更有效率, 更有创新精神, 而机构成员有更高的士气, 更强的责任感, 更高的效率[1]。

(四) 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

“新公共管理”认为, 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 如: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效率分析、目标管理等。同时, 政府可以把巨大的官僚组织分解, 使决策与执行分开, 并移植私营部门的某些管理办法:“如采用短期合同, 开发合作方案, 签订绩效合同以及推行服务承诺等等。”[2]这样, 经过民营化或半民营化的公共部门公众有亲密接触机会, 了解公众之所需的公共服务部门, 它们了解公共管理的关键所在, 从而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

(五) 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传统的观念认为, 微观经济领域的事情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 而公共服务领域应该由政府单独承担。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引入竞争机制, 取消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 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 通过引入竞争机智, 从而提高服务公共的质量和效率。

(六) 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 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

“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刻板执行法律规范, 轻视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 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 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 个人的具体目标, 与之签订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这使行政组织由过去的“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

(七) 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

“新公共管理”认为, 行政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要求公务员完全保持政治中立是不现实的。因此, “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 对部分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 让他们参与政策制定过程,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这样能使他们正确理解政策的目的意图。

二、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比较

“新公共管理”源自于西方, 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虽然是“舶来品”, 但中国同样经历着全球化浪潮, 新公共管理的很多新观点新经验也是中国急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能否在在中国存活, 需要通过理性分析中国与西方政府改革的背景, 才能作出判断。

(一) 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的相似点

1. 理论背景相似点

当代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都是在传统官僚制理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引发的。

20世纪最后30年, 官僚制受到广泛质疑, 它们在行政人格问题、价值规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缺乏导致了传统理论无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 经济健康增长的需要与政府生产力落后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官僚制是中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中最为基础的部分, 如何改革传统官僚制也是中西方国家政府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2. 政治和经济背景相似

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条件下引发的, 其突出表现在:

(1) 当代中西方国家都面临着财政困难, 政府机构庞大臃肿, 行政效率低下, 社会福利难以为继等问题, 是各国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重要原因。

(2) 信息技术的运用使政府变得灵活、高效、透明成为可能。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这些均迫使政府的改革必须真正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

(二) 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不同点

1. 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扎实、体制成熟, 而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成长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达, 市场体系完善。“新公共管理”模式存在的经济基础即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正如E·S·萨瓦斯所说:“福利国家 (公共部门大于市场部门的国家) 在市场力量的冲击下日渐衰弱。市场力量正在改变教育、医疗卫生、住房、退休保障和其他‘福利’构成要素的供需条件。消费者对教育、医疗卫生、住房、退休保障及其他物品和其他物品和服务的支持能力日益提高, 他们对这些服务的需要超出了政府的提供能力。这正是私人供应商通过市场机制可以提供的东西。”[3]

而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成长阶段。市场经济尚未成熟, 与此同时政府还担负着培育市场的任务。对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必定需要政府的管制, 如果政府一味“退出”, 不根据现实国情盲目放松管制, 就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失败。

2. 与西方国家所具有的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相比较, 我国的法制有待完善, 法治社会的建成还待时日

“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 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实践中这种目标重绩效轻规制的方式所以能成功并获益良多, 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法治环境相对完善。政府改革后, 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扔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法律的权威无处不在, 就减少了管理人员滥用权力的几率。

我国尚处于法制不健全, 法律供给不足的时期。行政法律规制不完善, 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的力度不够等问题还普遍存在于我们行政管理活动中。我国目前最重要的法制建设任务是健全法制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在这种情况下, 简单地套用“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

3. 西方国家的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优于我国

因为民营化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具有承接政府所分散出的职能的作用, 所以它在政府改革过程中十分关键。在西方国家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发展历史较长, 组织体系完善、数量充足、管理水平很高。因此, 政府放权建政以后, 被“民营化”的管理职能不仅没有旁落, 反而加强了。

然而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 所有的公共管理事务一概由政府承办, 民营化组织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后, 虽然民营化组织有所发展, 但是数量、专业水平、内部管理各方面都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同组织。如果中国政府改革将大量公共管理职能迅速而全面地分离出去, 社会就可能因找不到合适的承接主体而产生混乱。

4. 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且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不高

从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公务员整体素质来看, 我国的官僚制还不足。例如, 分工不明、专业人才匮乏、行政人员轻视法律与规范、行政活动中的人格化特征明显、行政腐败严重等等。因此, 照办照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 只会抹杀现阶段官僚制对我国的积极影响, 并造成新一次的行政管理改革的失败。

四、“新公共管理”模式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启示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 我国必须通过自身的改革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然而, 我国的改革又有自己的特殊背景, 所以在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 不能在我国照搬照抄。因此, 笔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模式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有如下启示:

(一) 依据国情, 建构官僚制为主, 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行政模式

官僚制是在行政管理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已有百年历史。刻板僵化的官僚制已经无法应对信息传递迅速, 竞争激烈的后工业化时代。新公共管理不但灵活, 而且能适应现代化需要。这种模式有助于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促进经济发展, 消除官僚制的弊端。

尽管如此, 官僚制还在历史上是有突出贡献的, 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也承认这点事实, 如D·奥斯本所说:“它 (官僚制) 解决了人民希望解决的基本问题, 它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了保障, 它保障了社会稳定, 这在经济大萧条以后是至关重要的, 它提供了工作。”[4]可以说, 工业社会对社会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就是建立官僚制。我国正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 中国尚未完全具备实施“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条件, 而官僚制强调政令统一, 管理法制化, 分工专业化能满足我国现代化的需要,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官僚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官僚制, 在提倡掌舵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同时必须添加官僚制的合理因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建立与我国工业发展相适应的, 以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管理模式是我国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 转换观念, 切实转变行政职能

行政职能是指, 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 依法在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社会事物的管理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以及应起到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职能已经落后。因此, 行政职能以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的依据要及时调整。

“新公共管理”认为, 政府行政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是“服务”而不是“管制”。

据此, 我国的行政职能的转变重点在于: (1)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性质和内容的转变, 即变政府直接承担经济管理职能为间接调整职能; (2) 政府职能实现的手段方式转变, 即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相结合的综合管理, 其中又以经济手段为主。同时, 由微观管理为主转向宏观调控为主, 由纵向管理为主转向横向协调为主, 由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向指导性计划为主, 由社会管制转向既实施管制又监督服务等等;⑶政府职能转变实质要求提高政府能力。政府能力的增强是依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依托政治民主进程, 通过不断的改革和探索逐步实现的。政府职能必须与政府的能力相适应, 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只能在政府能力提高过程中逐步实现。

(三) 借鉴企业管理方法, 创新行政组织结构

我国在1998年之前进行了多次改革, 行政机构改革是重点。由于当时我国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 改革时政府职能未加转变, 只是单纯的把政府权力在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上下左右移动, 致使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因此, 行政机构改革, 行政组织创新的根本立足点为政府职能的分散。

“新公共管理”强调用授权或分权或签署外部契约的方式进行管理。把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引入公共管理体系中加强竞争, 这样可以缩小行政机构规模, 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在成绩评估方面, “新公共管理”认为充分使用私营企业成功的手段和经验——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低投入高产出, 通过绩效测定和评估的手段来改革行政组织模式。

针对我国行政机构设置随意性大, 人员臃肿, 职能划分过细、分散且重复设置的弊端, 我国必须学习官僚制的成功经验,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 依据各机构承担职能所覆盖的范围及影响面的大小, 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之间的关系, 行政责任大小等因素, 科学合理地安排行政组织的层级结构和职能结构。同时, 借鉴“新公共管理”模式中企业管理方法, 构建控制层次较少的扁平型组织结构模式, 建立网络式的组织内部联系。

(四) 提高公务员整体素质, 加强公务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我国,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 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 更显出提高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意义。

“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 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 确保他们能够正确理解政策的目的意图。在执行时通过适当的、因地制宜的手段、方法来完成政策要求。

我国向来注重公务员思想政治工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保证公务员的人生观的正确方向;能够为公务员的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有助于正确处理工作矛盾, 协调行政组织的内部工作;能够帮助公务员掌握科学的思想政治方法和工作方法正确改造世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政策认同水平。总之,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保持公务员的政治敏感性;能够体察到国家政策方针的真正目的意图, 能够保证行政管理改革的成功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 任何公共行政改革都是一种尝试, 都需要实践的检验, “新公共管理”也不例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固然有其优势, 许多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 公共行政的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 因此我们只有摸索着前进。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改革在中国应用的一概否定。我们不能将新公共管理所有理论照搬照抄, 而是适度引入, 以促进我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 这才是重点。

摘要：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 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在西方特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 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 促进了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要求。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不同, 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我们应当在充分审视自身国情的基础上, 把握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和西方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异同点, 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消化和整合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思想。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改革

参考文献

[1]柴生秦.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西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0.30, (2) .137.

[2]柴生秦.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西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0.30, (2) .138.

[3]E·S·塞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8.

3.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模式 篇三

“陆良模式”的历史性。历史选择了陆良。2014年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到陆良调研农村水利建设时得知，云南由于特殊的地形环境和气候条件，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在陆良县小百户镇炒铁村委会，每年有350多万方水可供灌溉，但由于缺乏灌溉配套设施，1万多亩耕地处于有水用不上的缺灌状态，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中坝村虽有一些小型水利设施，但由于管理机制不健全，生产用水不收费，水利工程无人管、无钱修，全村7900多亩耕地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汪洋副总理听后心情凝重，提出了“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总体要求，并将陆良恨虎坝中型灌区作为全国的试点，探索建立引入社会资本和市场主体，以解决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的问题。2015年3月18日，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考察调研曲靖市陆良县恨虎坝中型灌区创新机制试点项目。李纪恒说：“要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抓紧抓好，稳住粮食生产，保护好耕地，指导农民搞好种植结构调整，加大农资供应保障力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当前，要把春耕生产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扎实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不误节令、不违农时。”陆良县“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以“抓住历史性机遇、担起历史性责任、做好历史性改革”的精神，采取“时间倒排、目标倒逼、任务倒追”的措施，严格落实责任制，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成功地完成了试点目标，成为了中国农村水利改革的试水者、开路者。

“陆良模式”的责任性。责任是使命。陆良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针对试点点多面广、同步开工、工期短的实际，他们在制订工程实施计划时，一方面根据工程类别和就近方便等因素，把试点工程划分为12个标段，在全国范围公开招标后同时开工实施，加快了工程进度；另一方面跟班作业勤服务。为了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参建各方采取“5+2”“白+黑”的办法，取消了所有节假日和双休日，只要施工在进行，质量监理人员、技术人员、协调人员就必须随时保持工作状态，手机24小时开机，通过全程跟踪、随机抽检、现场指导、停工整改、突击清障等方式，及时化解和处理了工程建设中的各类障碍和各种问题，为营造“零障碍”施工环境做出了积极努力，使得整个工程不到四个月就顺利完工，从而创造了令人称道的“陆良速度”。

“陆良模式”的可复制性。按照国家水利部和云南省水利厅的部署，陆良承担着云南省水利改革“三项试点”中的两项试点任务。两个试点的建管机制，率先在全国实现了七项创新：建立初始水权分配机制。县级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自上而下逐级分解到乡镇、村、项目区、农户。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参考测算的水价，国有水价发改局批复，末级水价合作社协商发改局备案批复。节水激励约束和精准补贴机制。用水户限额购买后节约的水资源，由县政府加价回购。在中坝试点区，若遇特殊年景用水合作社年水费收不抵支时，差额部分由县级财政补贴。合作社主体责任机制。动员项目区群众依法组建用水专业合作社。把管理权、养护权交给群众、放给社会。国有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机制。恨虎坝中型灌区试点项目区的骨干工程由各级财政投资建设，产权归国有。引入社会资本建管机制。恨虎坝试点区，通过发布公告和竞争比选引入社会资本和市场主体。中选企业与所在县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在履约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后与项目区农民用水合作社共同组建有限公司，由新组建的有限公司负责田间工程的投资、建设、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向用水户收取水费，在项目区政府鼓励和引导有限公司拓展经营服务范围。社会资本投入建设的工程其产权归其所有，并依法享有转让、转租、抵押等权益，经营满三年后股权可以转让；在灌溉保证率85%、仅考虑供水收益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年均资本收益率为9.8%，让资本收益率高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情况下，投资企业资本收益和折旧之和低于7.8%时，由政府补足相应缺口部分资金，降低企业投资风险。田间工程管护机制。股份公司投资建成的田间工程由公司承担管护责任，真正实现田间水利工程建成后“有人管、费能收、坏能修、长受益”的改革的初衷，在全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推广意义。

“陆良模式”的效益性。效益是项目的价值和基础。经测算，陆良的水利项目实施后，已实现了三赢：群众效益上，项目实施前，项目区亩均年收入7523元，亩均拉水费用及劳力合计支出780元，灌溉成本占亩均年收入的10.37%。项目实施后，亩均纯收入增加1777元，灌溉成本亩均合计支出393元，占亩均年收入的4.23%，节约灌溉用水成本387元；同时灌溉设施配套到田间地头，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每亩可减少灌水劳动力6个，可以外出务工或发展其他家庭经济，进一步增加收入。投资企业增效上，正常年景企业可在7年内收回投资；还可在20年运行期内获得年均资本9.8%的收益率。项目区以外，企业可拓展农业综合生产等以壮大企业实力。政府效益上，项目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可达0.85，大大提高了水资源利用率。另外还通过建立产权明晰、责任落实、经费保障的工程运行机制，引入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参与农田水利的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水利工程一年建、两年用、三年坏，有人用、无人管的难题，为实现工程持续、良性运行提供了机制保障。

“陆良模式”的广泛性。群众参与的广泛性是农田水利改革成功的关键。在试点工程中，陆良广泛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了解农田水利改革、支持农田水利改革、参与农田水利改革，确保实现农田水利改革目标。他们在工程建设中，通过项目区村委会召开党员会、户代表会、村民大会等方式，虚心听取群众对项目实施的好建议、采纳村组干部和群众的好主意、好办法，使施工方案不断地得到优化，在处理施工时间与农耕节令、场地清障与农事活动等诸多矛盾方面，都坚持群众利益优先的原则。同时，在每一个项目区都设了群众监督岗位，由村组安排人员对工程建设各个环节进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督。通过与当地村组干部和农户的深度接触，群众对水利改革的认识日益加深，参与改革试点的积极性和配合改革的主动性逐渐增强，大大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障碍，也为项目建成后的运营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陆良模式”的安全性。安全性意味着平安、幸福。面对项目总投资达6087.81万元，工程关乎全国农村水利改革大局，陆良严把质量安全、生产安全、资金安全、干部安全关。在工程建设监管上，严字当头，宁当恶人、不当罪人；在安全生产上，一丝不苟地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有效避免了安全事故的发生；在资金安全管理上，坚持按进度、按财经规定、按审计结论拨付工程款。对不按招标文件进场的管材，坚决拒绝使用；对开挖深度不够的沟槽，坚决返工；对不按规定方式试压的管道，一律不签字认可，实行设计、施工、建设、监理“四方签证”的质量把关机制，有效保证了工程质量。在干部的任用上，用行动践行“干净干事、担当有为”的廉政勤政政策，使试点工作取得“工程优良、干部优秀”的圆满结果。

“陆良模式”的乡村提升性。“宜居、宜业、宜游，村美、民富、人和”，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陆良在试点推进工作中，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创造条件、整合资金，修建和完善了项目区的田间机耕道路，并帮助项目区解决了群众饮水安全、水环境整治、小流域治理、小坝塘除险加固等工程，推进了项目区所在村委会“美丽乡村建设”的步伐。

水安则邦安，水兴则邦兴。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是强国富民的重大举措。陆良在中国农田水利改革中创造出的“陆良模式”，在全国是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

4.中国新一轮政府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篇四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时间】2014-01-10 10:41:00

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着两大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转型的挑战。经过30余年的改革发展，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又面临着新的转型和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这一方面为社会的快速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给政府管理和政策制定带来了挑战。第二，新信息技术的挑战。传统的信息传播基本上以集中和单向为主，现代的信息传播逐渐开始走向分散和多向，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中心。这种新的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政府必须改变传统的治理方式，应对信息技术的挑战。

一、中国新一轮政府改革的实践

为了应对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继续深入推进，党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要对我国的政府管理机构和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2012 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2013 年2月，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并获得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2013 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废止了《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并对25件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进一步创新政府监管方式，放宽市场主体准入，简政放权。十八大之后的新的政府改革既涉及到政府体制的改革，也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

(一)大部制改革

新一届政府推行的大部制改革事实上从2007 年就已经正式提出，并已经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2007 年，中共十七大提出：

“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2008 年3 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后的首轮改革。这次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 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新组建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27 个。

2012 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 “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2013年，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并获得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本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实行铁路政企分开，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不再保留铁道部。(2)将卫生部的职责、人口计生委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时，将人口计生委的研究拟订人

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发改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管理。不再保留卫生部、人口计生委。3)将食品安全办的职责、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职责、质检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工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食品药品监管局和单设的食品安全办。(4)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再保留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5)将现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源部管理。(6)将现国家能源局、电监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不再保留电监会。改革后，国家能源局继续由发展改革委员会管理。经过本轮大部制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 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5 个。大部制改革就是要进行政府结构与功能的优化，目的是为了解决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权限职责不清，引起的政出多门、决策拖而不决，进而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十八届二中全会指出：

“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政府的决策机制应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不断适应社会迅速变迁的需要，如果政府决策拖延，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将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而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本届政府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其核心和特点在于：

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激发社会活力。众所周知，行政审批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属于事前监管和直接管理的范畴。政府管理中大量采用事前监管和直接管理的方式，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影响社会自由和自主发展。因此，2002年以来，政府多次进行了以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为主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尤其是2004 年7 月1日正式实施《行政许可法》以来，中国政府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据统计，上一届政府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 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本届政府本着“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政府一律不设前置审批”的原则，于5 月13 日宣布进一步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项目。从目前公布的项目清单来看，范围涉及到经济领域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以及企业投资扩建民用机场、城市轨道、能源工程等重头项目的审批权力，其中发改委的审批项目占主要比例。这些事实表明了新一届政府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的决心。本届政府决心要将目前保留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乐观其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意义还在于实现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也就是要使政府管理从主要依赖“审批式管理”(事前监管和直接管理)向主要通过“服务式管理”(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转变。

尽可能减少行政审批，并不意味着要将行政审批减少到零。行政审批是必要的，它有正面功能，比如危险品的生产和销售，潜在危害公共安全的事项，这些都需要严格审批。但是，行政审批如果过宽过多，就会从总体上抵消其正面价值，增加负面效应。所以，一般的原则是：明确哪些事务需要审批，哪

些事务不需要审批;哪些审批权限归属中央，哪些审批权限归属地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已经在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以及改革工商登记制度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政府今后的任务就是抓紧落实，并且制定相应的时间表。可以想见，此次国务院宣布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项目，不过是整个改革行动的第一步。

毫无疑问，行政审批改革涉及许多部门利益，会遇到很大阻力，因此，能够贯彻“能减则减”的原则，如此大幅度地削减行政审批项目，这固然显示了领导人的决心和勇气，但也必须认识到，政府改革的长远目标在于实现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从数量上削减行政审批只是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管理方式的开始;今后更大的挑战在于大量削减行政审批之后如何转变政府职能。

这里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后，政府变成“不管型”政府。削减了政府部门的审批权，相关部门可能以此为借口，对以往的管理事务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再承担管理和服务的责任。要强调的是：弱化了政府事前监管的环节，就要强化政府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的流程;减少了政府“审批式管理”的机会，就要增加政府“服务式管理”的内容。所有这些调整和改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和准则，而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建设，更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二、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

政府改革不仅是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着政府改革。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诺斯悖论”为我们思考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帮助。诺斯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衰退的根源。”“诺斯悖论”告诉我们两个重要论断：第一，政府的存在对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界定产权，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第二，政府也可能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一个国家经济衰退的原因很可能恰恰在于政府本身。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论断用在国家的社会管理上，国家的存在既能保障和促进社会稳定，又能诱发和累积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国家的存在不仅是人类摆脱“丛林法则”，建立社会秩序的关键，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繁荣昌盛的前提。然而，如果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事务，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一方面，会造成政府与民争利，国富民弱，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社会资本萎缩，社会信任流失，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紧张，不稳定性事件增多。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对于很多国家的改革来讲，最好的路径是在缩减国家职能范围的同时提高国家力量的强度。因此，要应对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逐年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攀升的势头，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改变政府管理的模式，变全能政府为有限且有效的政府。对于那些政府不该管或者管不好的社会事务，政府应当坚决退出这些领域，甚至对于那些政府可以管理也可以不管理的事务，为了培育民众的自治精神，政府也应当让民众来自我管理，这意味着要建立有限的政府;对于那些离开政府就没有办法

管好的社会事务，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尽力把这些事务管好，这意味着要建立有效的政府。

政府既要“有限”，以避免专制暴政，同时必须要“有效”，以防止无政府状态。这意味着，在进行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不仅要对政府权力严加限制，而且要赋予它足够的权威、能力和自主活动空间，让政府能够积极为善，保护和促进自由。

(一)建立有限政府，投资社会资本

理想的政府体制是一个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有一定的边界，是一种有限的政府。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们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和社会，往往是低效且容易发生腐败的，必须限制政府的范围，防止政府之手到处伸张。在一些西方国家，“政治家们的目标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独裁者运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将资源配置给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打击政敌，中饱私囊，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通过民主选举的政治家一般也不会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民主政治中的获胜的多数派经常执行一些破坏性的政策，利用再分配来剥夺那些失败的少数派。”那么，在当前的社会管理过程当中，必须认识到人的局限性，不能始终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个人的道德和能力上，而要用制度来约束人和权力。无限的权力必然带来无穷的腐败，无所不管的政府腐蚀的不仅是政府本身，而且是整个社会肌体。戈登·图洛克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由于政府的腐败，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拥有灿烂的文明，但民众的生活却并不轻松。在中国古代，“那些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人，几乎所有的才智和精力都花在了获得或维持权力的惠顾上。生活虽是不确定的，但是对赢者而言获利颇丰。物质上进步缓慢也是这个体制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的王朝政府是一个全能的政府，它掌管着社会的一切资源，控制着经济、社会和文化，所以，官僚机构有更多的机会也更容易进行权力寻租活动。因此，必须为政府权力划定一定的界限，防止权力滥用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在政府权力之外，更要让社会发挥其充分的作用，鼓励民众和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十八大报告指出：“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鼓励民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和促进社会自治的努力。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积累社会资本。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十分清楚地阐明了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制度绩效以及民主政治的重大作用。普特南认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具有诸如信任、互惠关系、交往规范等特性的社会网络，它们能够促进社会合作，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社会资本能够创造价值。社会资本的增长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其他资本要素得到增值;能够提高政府管理绩效，使民主真正运转起来;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机制将个体成员组织起来，提高团体和社会的凝聚力，创造和谐社会。

社会资本理论将民主化的建设、政府再造工程以及社会建设的工作重心引向社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方面。鼓励和发展非政府组织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民主政治的投资方向。社会资本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结构中，而社会组织(因血缘而形成的家庭、因生活地域而形成的社区、因经济利益而形成的行会和商会、因共同志趣而形成的俱乐部和协会、因共同经历而形成的同学会老乡会等)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结构的主要载体。因此，社会组织，特别是各类社会志愿组织(即民间组织)，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发轫之始。鼓励民间组织发展并参与到社会管理事务中来就等于增殖社会资本。

福山在对中国、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和德国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研究时认为，那些家庭占据核心地位的社会往往呈现一盘散沙状态，而那些自发性社团组织占据核心地位的社会具有较高的凝聚力(集体行动能力)。他分析得出的重要原因在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社会资本，远远少于以各种社会中层组织(社团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所产生的社会资本。根据福山的分析，依据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可以把社会划分为低信任度和高信任度两大类型。前者指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的社会，后者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家庭中的信任虽然异常牢固，但其“信任半径”要小于社会网络。福山的理论说明，如果把权力高度集中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团伙视为一种类型，把自发组织、民间社团视为另一种类型，两相比较，前者的“信任半径”小于后者，其“普遍信任”低于“特殊信任”，而后者可能正好相反。

(二)建立有效政府，推动公共服务创新

有效的政府应当能够激励自己的政府官员，使他们能够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公平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市场体系，给人们提供长远的经济预期，防止机会主义短期行为，不断推进公共服务创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为此，政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有效的政府应当能够管理好政府官员。当前我国一少部分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比较突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政府官员的作风和行为对于全社会的风气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予率以正，孰敢不正”，对今天的官员仍然有很好的明示作用。因此，用制度来确保政府官员带头遵守规则，信守契约，按照规则和契约办事，不仅有利于加强执政党自身的执政地位，而且对于改变整个国家的风气和面貌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有效的政府必须建立有效的经济制度、规范的经济秩序和严格的市场监管体系，为各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场所和有序的市场环境。当前，许多政府部门，在不该“伸手”的时候到处“插手”，而在该“出手”的时候却出现了严重的缺位现象。各地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以至于高层领导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让我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什么?就是现在好东西多得很，但是吃起来有点不大放心„„越白的面越不踏实，越亮晶晶的大米越不敢吃。”政府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把该管的事情管好，食品安全问题严峻，需要相关部门在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上做到有效监督。第三，有效的政府必须要解决社会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环境污染问题亟需政府加强治理;大学生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还需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比如，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就业工作服务体系，提供基本的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再比如，政府应当建立有效的住房保障体系，如果最基本的公共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人们的积极性将会受到挫伤，激情就会减退，服务社会的信念也会逐步动摇。

三、结论

老子有句名言：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可谓真知灼见，没有掌权者的有效管理，社会就会如一盘散沙，陷入无序状态;然而，管理者掌握着统治大权，如果政府过多地干预社会活动就会增加百姓负担，导致百姓收入减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在当前，要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离不开国家的一定作为;同时，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导致社会活力受到抑制，政府又必须把职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老子的话对我们进行政府改革的启示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要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增强社会的活力，增加人民之间的信任度，提高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能力;

5.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模式 篇五

开放战略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坚持对内对外开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长远之策，为了平衡区域发展，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我们应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制定深入、广泛的开放政策，以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发挥区域优势，加强区内、区际以及国际间贸易。对于欠发达地区，既要实时合理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更要加快培养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深度加工自己优势产业，延长自己的产业链，提升贸易增值链，提高出口竞争力。发达地区应该积极主动与欠发达地区加强贸易往来，互通有无，贸易互补。推进市场贸易多元化，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欠发达地区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二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在利用外资上，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即“优化结构、丰富方式、拓宽渠道、提高质量”。欠发达地区应该注重完善自己的投资软环境建设，切实保障本区内、区际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智力开发、人才培养和技术引进工作，鼓励发达地区以及国外投资机构在欠发达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借鉴他们的先进管理理念、制度、经验，不断促进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拓宽服务领域开放范围，扩大金融投资，加强物流服务，稳步推进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开放开发，引进优势资源，提升服务水平。三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实施开放战略不只是“引进来”，更是要“走出去”。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原则，欠发达地区要认真研究区外环境，强化投资项目的评估，鼓励各类企业向外拓展业务或到区外乃至国外投资，抢占区外市场份额，积极参与外部竞争。欠发达地区应发挥自己资源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在区外发展工程项目承包，以“捆绑式”将劳动力一并转移，工程既能获利，也能提高输出地人民收入。积极主动与发达地区资源、能源合作，拓宽自己增收渠道。四是加强区域经济治理和合作。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加强经济区域合作，共同治理区域问题。推进区域之间贸易机制改革，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贸易体制，破除地方行政贸易壁垒，打破贸易保护主义，使区域贸易自由化。区域之间加强生态环境开发与保护，制定合理补偿措施，使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得到合理、有效补偿。加强中国西部边境口岸建设，丰富边境贸易方式，拓宽贸易范围，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丰富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方式，加大对口支援力度，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更好发展。定期开展区域协调发展论坛，形成协调发展机制，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相互帮助，从而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6.新课改指导下的体育教学模式改革 篇六

学校体育素质教育的.实施,必须运用新课改理念对传统体育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使学生感受到体育运动的乐趣,进而提高学生体育锻炼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终身体育观念.

作 者：李植仕  作者单位：扶绥县龙头中学,广西扶绥,532100 刊 名：湖南中学物理・教育前沿 英文刊名：CUTTING EDGE EDUCATION 年，卷(期)： “”(12) 分类号：G632.0 关键词：新课改   体育教学模式   改革  

7.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模式 篇七

一、“湛江模式”的主要内容

(一)统筹覆盖“城镇+农村”,惠及城乡居民

湛江市政府于2009年1月实现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建立起城乡居民统一参保的全民医保体系。截至2009年11月末,全市已有85%以上居民参保,保险企业累计承担医疗保障责任2500多亿元。

(二)缴费拆分为“管理+经营”两部分,放大保障效应

在政府财政支出和个人缴费标准不变下,个人缴费85%继续用于基本医疗保险支出,其余15%用于购买保险公司大额医疗补助保险服务,保障限额由原来的1.5万元提高到3.5万元和6.5万元,服务范围扩大至城乡所有居民和多元化健康管理。

(三)推进“基本+补充”一体化管理,降低运行成本

在政府部门主导下,建立以基本医疗为主、大额补助为辅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保险公司参与基本医疗和补充医疗管理服务,对基本医疗和补充医疗业务进行一站式业务受理。

(四)实施“信息+资金”全程监控,提高管理水平

建立市社保部门、医保定点医院和人保健康的合作机制以及风险防范机制,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对参保患者从入院到出院进行全程监控,对定点医院采取“总量控制、按月预付、年终结算”的“三位一体”医疗风险控制。

二、对“湛江模式”的评价

(一)提高保险公司工作效率

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时往往出现由于基层业务人员专业水平不够,导致的核保效率和质量的“双低”问题、理赔定损的不客观问题;由于理赔报批层级过多,导致违反法定理赔期的问题等。“湛江模式”是由政府主导、商业保险企业负责具体事务的一种模式,为了使与政府的对接、沟通和配合有效率,保险公司要提高其业务能力,更要思考如何正确解读政府文件、在依法办事的前提下缩减办事程序、如何从行政化走向市场化、如何在竞争的环境下谋求自身发展等问题。

(二)保险公司取得可观盈利

保险公司拥有庞大的资金规模、强大的投资实力、广泛的客户群体,拥有巨大盈利空间,但许多国有保险公司出险亏损,这是费用率过高、保费设计不合理、投保核保漏洞百出等原因造成。

在“湛江模式”中,保险公司首先通过部门合作,达到了降低经营成本的目的。人保健康与湛江市各级社保部门协同工作,在各级社保部门办公大厅,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由人保健康向参保人员提供基金征缴、凭证审核、费用报销等各项服务;还设立了专线电话,提供医保政策咨询服务。此外,人保健康和社保部门共同开发医保管理信息系统,共享费用结算信息,共同完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制度,建立“统一政策、统一核算、统一管理”的运作模式,从业务上的合作增广至财务上的合作,大大降低了财务成本。

(三)合理的客户定位

2009年1月,湛江市进一步实现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并轨运行,将农民、城镇居民合并为城乡居民,建立了城乡统一参保的全民医保体系。在此期间,人保健康公司又中标承保了城乡居民医保大额医疗补充保险,使得人保健康与政府的合作范围从30多万公务员补充医保扩展到湛江市600多万城乡居民,“湛江模式”实现了一个巨大跨越。

“政府为主导”并不意味着“湛江模式”只能以“公务员福利”的形式使公务员受益。群体特征过于相似可能引发经营风险,导致保险公司的盈利出现较大波动,保险的功能就是分散风险,如果所有的风险单位都是一类群体,保险的社会功能就会非常狭窄。人保健康斥巨资培植客户群体的做法,不仅使他们在以后享有更大的盈利空间,也使整个“湛江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

(四)增强保险的社会保障作用

在中国,保险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的作用太过弱小,一方面是由于全国总体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远不足以覆盖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并不到位,导致保险发挥的功能过于偏向投资。而“湛江模式”在一定范围内做到了改进和突破。截至2009年11月,人保健康经办的医保项目覆盖湛江全市11个县市区,累计承担医疗保障责任2500多亿元,承保人数644万人,占全市人口的85%以上,提高保障范围。

“湛江模式”还强调管理、经营双管齐下的治理理念,放大了保险保障效应。在政府财政支出和个人缴费标准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缴费档次的不同,湛江城乡居民的保额限额提高了数倍,人保达成了它的预期目标。此外,理赔之外的各项保险服务也在同步开展,丰富了保险的作用,增强了保障程度。

三、“湛江模式”的质疑与思考

“湛江模式”在推行的同时面临了很多质疑,一是湛江市把基本医疗保险中个人缴费的15%拿来购买大额补充商业医疗保险,以提高保障水平,被质疑违反了医保基金管理的规定。根据规定,新农合基金需“做到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严格实行基金封闭运行,确保合作医疗基金和利息全部用于参合农民的医疗补助”,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也只能“用于支付规定范围内的医疗费用”。

事实上,湛江市把城镇医保与新农合合并,本身即是一项创新。新医改方案提出“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因此,湛江市政府的做法并不违背医保基金“专款专用”的本质,符合国家新医改的大方向。

二是湛江市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从参保人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中提取一定比例购买补充医疗保险,这种做法体现了当地政府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推进医疗保障改革的迫切愿望,却有强制保险之嫌。

事实上,根据美国医保改革经验,强制性医疗保险在所难免,从长远计,利大于弊。因为在强制保险的体系中,根据保险的“大数定律”,赔付率会限定在一个可接受、可预测的范围内,保费的费率水平也会趋于稳定。政府的干预,会减少保险公司从中牟取暴利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抑制保费的上涨。

参考文献

[1]王梦云.关于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有效融合的探讨:基于“湛江模式”的分析.投资与合作,20132013(6)

8.新时期中国改革重点 篇八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着力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坚持平等保护物权，进一步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继续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加大垄断行业改革力度，加快推进公用事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探索国有资本有效的经营形式，提高资本营运效率。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继续破除各种体制障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一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要健全严格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二是加快农村综合改革步伐。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完善乡镇治理机制。深化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三是推进农村金融体制和制度创新。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为农民服务的主力军作用。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四是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五是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完善农业投入保障制度和农业补贴制度。理顺产品比价关系，充分发挥价格对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积极发展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规范发展股票市场，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规范发展土地市场，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形成有效的土地资源占用约束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完善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深化价格改革，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信息征集、使用、公开、保护等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健全信用监管和失信惩戒制度。同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行为的长效机制。积极发展市场中介组织。

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

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银行业改革，促进国有银行加快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继续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深化保险业改革。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三是深化投资、计划体制改革。重点是扩大企业投资权限，规范各类投资主体行为，健全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完善政府投资体制。要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

完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

坚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治环境。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完善公平贸易政策，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要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通过税收等手段切实对过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取缔非法收入。要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规范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企业利润。

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促进城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范化，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二是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要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把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全体居民。三是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市要继续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在农村要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四是支持加快发展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积极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支持商业保险的发展。六是逐步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以促进劳动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就业。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