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情结的苏轼

饮酒情结的苏轼（精选2篇）

1.饮酒情结的苏轼 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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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毅甫以诗戒饮酒问

作者：苏轼朝代： 买田且乞墨竹次其韵酒中真复有何好，孟生虽贤未闻道。

醉时万虑一扫空，醒后纷纷如宿草。

十年揩洗见真妄，石女无儿焦谷槁。

此身何异贮酒瓶，满辄予人空自倒。

武昌痛饮岂吾意，性不违人遭客恼。

君家长松十亩阴，借我一庵聊洗心。

我田方寸耕不尽，何用百顷糜千金。

枕书熟睡呼不起，好学怜君工杂拟。

且将墨竹换新诗，润色何须待东里。

2.饮酒情结的苏轼 篇二

一、向来萧瑟

若想弄清楚《定风波》中的归去之谜,我们必须先得了解苏轼谪居黄州的心路历程。

苏轼在元丰二年八月的时候因为乌台诗案入狱三月,受尽迫害,几置死地,幸得多方人士奔走营救,最终得以轻判,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他带着长子苏迈在举国欢度春节的时候被押解上路,走了一个月,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暂时寓居于定惠院。这个时候的苏轼就犹如一只畏言获罪的惊弓之鸟,孤寂,惶然。他白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省思过,晚上才出门野游晃荡,既不敢随便写文章,也无法同人诉说心中的苦楚,所谓“缥缈孤鸿影”和“有恨无人省”其实就是苏轼自身的真实写照。要知道死里逃生的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不仅没有朋友,大部分家人也没有跟来,身边只有长子苏迈的陪伴。直到五月末的时候苏辙护送王闰之和苏迨、苏过等人来到黄州,一家人才得以团聚。而这一年,苏轼死了一个乳母,苏辙死了一个女儿,而他们的堂兄苏不欺在九月的时候也去世了。亲人的相继故去让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中忍不住感叹:“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1]这一年,仕途的挫折,亲人的逝世,经济上的困顿都给苏轼以沉重的打击,再乐观的人经此磨难都会陷入消极低迷的心绪中。苏轼为摆脱这种心绪,开始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调适自己的心境,而这反省和调适的途径是归于佛老。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苏轼“谪居黄州……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2]实际上,苏轼在黄州不仅热心于读佛经,而且还常去寺庙净化自己。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回顾了自己“归诚佛僧”的思想变化,文中说自己喜欢在诗文中讽刺别人的毛病如今算是好了,可是以后一定还会发作的,不如归诚于佛僧,“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1]所以他每隔一两天就要去一趟安国寺,通过静坐省察自己,通过沐浴洗涤荣辱,不仅如此,还听从道书方士的话,斋居天庆观厚自养炼。虽然我们知道炼出的丹药应该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秉着养生重在静心的观念,苏轼应该暂时忘记了很多烦恼,最后还是达到了“日觉神凝气轻”的效果。

参佛修道给了苏轼精神上的慰藉,让他能够暂时忘记现实的烦恼。再加上苏轼毕竟是个天生的乐天派,习惯将苦难付诸调笑,将愤懑付诸戏谑,因此总能发现许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即使每每夜坐时,许多伤感萦绕心中,徘徊不去,白天的时候他亦能和朋友饮酒赋诗,笑谈风生。到元丰五年的时候,苏轼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他不仅开垦了东坡,修筑了雪堂,而且还结交了一大批朋友。这个时候的苏轼不再是过去那个心高气盛的朝廷大员,只是一个躬耕田野的老农夫。他在正月二十的时候作诗“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召魂”[4],表明自己乐于安身黄州,亲朋们不必盼望他回到京城,他的心在黄州这个“真如井也”的地方得到了彻底的平静。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对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有这样的描述:“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従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2]可见苏轼乐于融入黄州父老中,并且以在家修行的“居士”自称,说明他已将官场上的得失与荣辱看开,苏轼的思想开始由尚儒倾向于佛老,由入世倾向于出世。

二、归去何方

元丰五年这一年,苏轼已经46岁了,他打算终老于黄州,于是决定去沙湖买地。我们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即作于苏轼去沙湖相田回来的路上。从乌台诗案到这首《定风波》的创作,苏轼的思想由尚儒倾向于佛老,由入世倾向于出世,但也只是倾向,苏轼实在是一个太好管闲事,情感又太丰富的人,他热爱生活,“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注定没有办法只做到独善其身,我们从他离开黄州后的政治活动中可以看出,一旦得到兼济天下的机会,苏轼又会义不容辞地去经世济民。所以苏轼是一个矛盾的人,他的归隐之心是真,济世之心亦是真。

具体回到我们这首《定风波》上来,苏轼在小序中交代了写词的缘由:“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6]我们甚至都能看到在别人捂着脑袋四处躲雨进退无状的时候,苏轼举着竹杖在雨中长啸吟诗的潇洒背影了。虽然他的脚上必然满是泥泞,但一点也不妨碍他周身散发出来的落拓之美。

词的开头来得有点突兀,“莫听穿林打叶声”,这样直接的祈使句让人乍听起来有些懵,然而紧接着词人就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建议———“何妨吟啸且徐行”。前一句的表面意思是让我们不要听大雨穿林打叶的声音,实际上是劝勉我们不要被外界的纷扰与嘈杂搅乱了心绪,后一句诗人给我们示范了正确的应对之法,那便是不仅要吟诗长啸而且还应该在雨中徐徐地走,好一个豪放不羁的名士!“竹杖芒鞋”是词人此时的打扮,苏轼本人对这一身的打扮似乎也格外偏爱,在之后的很多诗词中都特别提及了这种装束,如“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芒鞋竹杖自轻软,蒲荐松床亦香滑”。“轻胜马”是相较做官而言的,只有官吏才会骑着高头大马肆意驰骋,而此时的苏轼不再是那个“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太守,他不需要怒马鲜衣的衬托,他只需要一双轻便的芒鞋足已。一个“胜”字,道出了词人的选择,与其做一个追求名利、患得患失的官吏,他更愿意做一个“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渔夫,只要一件蓑衣便可笑看一生的烟雨。

上阕写雨,将词人处变不惊的倔强与旷达坦荡的不羁结合得恰到好处;下阕写晴,着力表现词人超然物外,宠辱皆忘的精神境界。料峭的春风吹走了词人的醉意,苏轼因为衣帽都被淋湿而感到有一点点冷,就在这时,雨晴天霁,阳光从山头那边斜斜地照射过来。雨晴了,我们虽不至于欢呼雀跃,至少应该表现出欣喜,可是苏轼不,他回头望了望来处风雨萧瑟的地方,说了两个字———归去。这个归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解释说是回到刚才风雨萧瑟的地方,这个说法明显解释不通。好不容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这么远,又趟着泥巴走回去干什么呢?而且他们一行人本来就是要从沙湖这边回来,又回去沙湖那边做什么?还有一种解释是回到寓所,这个说法按事理来讲是成立的,可以如果承接下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显得有些勉强了。“也无风雨也无晴”,对苏轼来说,既无所谓的风雨,也无所谓的天晴,这里的风雨应是比喻政治上的失意,天晴应是比喻政治上的得意,此时的苏轼终于能够参透悲喜,了悟得失,笑看荣辱。所以上句的“归去”应该是指归隐田园,安心做一个闲人,不再计较官场的尔虞我诈,胜败荣辱。这种退隐不是对生活失去自信,只是各种想法反复较量后的胜出,至此,折磨苏轼两年之久的乌台诗案的阴影终于彻底消散,他甘心在黄州做一个与野老相游,自食其力,不食官俸的闲人。这个决定对从小通读儒家经典,希望在仕途上获得成功,待到功成名遂再告老还乡的苏轼来说,其实是很艰难的,但一旦决定,他又热衷于此,乐在其中,并且力行实践。

三、归耕没齿

元丰六年九月的时候,朝云为苏轼生了一个儿子,苏轼为这个小儿子取名为“遯”。苏轼谪居黄州的时候曾花过大量的时间研究《周易》,后来还写了一本《东坡易传》,“遯”这个字便是《周易》第三十三卦的标题,意思是隐退,真乃苏轼的心声。后来他在苏遯的满月宴上还吟了一首小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4]苏轼感慨自己这辈子就是太聪明了,不适合做官,只能隐退做个闲人,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傻笨一点,迟钝一点,如此才不会招致他曾经遭遇的祸事。就这样,苏轼在天伦之乐和朋友之趣的慰藉下准备终老于黄州了,可命运却偏偏又给他来了个转折。元丰七年正月的时候,宋神宗因为实在不忍埋没苏轼的才华,亲出手札,量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不过仍旧不得签书公事。苏轼接到手札时的心情应该是五味杂陈的,一方面他不太想去人生地不熟的汝州,只想尽早告老还乡,他在《东坡志林》中这样记载了当时的预想:“今年吾当请广陵,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8]多么美好的致仕描绘,载着家书迤逦还乡,修葺好房子,再种点果树,等着弟弟回来一起养老。然而苏轼知道这个美好的预想实现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说出来都感觉怅然。另一方面他也舍不得黄州的朋友,他在《别文甫子辩》中这样描绘了他即将离开黄州与朋友再难相见的心情:“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而后期未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浮屠不下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8]僧人为什么不能在一棵桑树下连宿三天呢,因为时间久了就会生出牵挂啊!可是苏轼已经快在黄州生活了五年,早已生出了许多难以割舍的情意,带着无法归隐的遗憾,他离开了黄州。

离开黄州的苏轼还在憧憬着归隐,并为之而努力。他曾与王安石相约买田置地,比邻而居,可是未能遂愿。后来,他选定了常州宜兴作为他的养老之地,于是给皇帝写了两封言辞哀婉恳切《乞常州居住表》,经过了四个月的漫长等待,终于得到了上头的批准。苏轼无疑是庆幸和喜悦的,但是这庆幸和喜悦又带着一些怅然若失。他在《满庭芳·归去来兮》中说自己“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6],应该还是有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这是苏轼从小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熏陶所不可避免的喟叹,但经历了黄州的四年磨砺,苏轼还是选择了放下。他弯着嘴角,写下了“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真正地“归去”了他的田园生活。可是啊,那穿林打叶声始终没有停止,苏轼在常州短暂地享受了一个月的田居生活后,便接到了朝廷的诏令,这次不是被贬谪,而是被任命为登州太守。苏轼对此没有太多的喜悦,甚至在《蝶恋花·云水萦回溪上路》中直接感叹“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6],真正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精神高度。

我们说苏轼的归隐之心是真,济世之心亦是真,只是这归隐与济世之心在经历了黄州的谪居后应该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前苏轼向往功成名遂后再告老还乡,济世中多少带了蜗角虚名与蝇头微利的性质,而经历了乌台诗案与五年谪居生活的苏轼已将个人的名利与荣辱看开,这个时候的入世对他而言又何尝不是一场归隐呢?

摘要：《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苏轼词作中的名篇,以其超然物外,宠辱两忘的精神境界一直为人所称道。本文以苏轼谪居黄州的心路历程为出发点剖析此词,通过探究苏轼由入世到出世的思想转变过程解读其寄寓此词的退隐之心,揭示苏轼欲仕而贪隐,隐遂而恋仕的矛盾心理。

关键词：苏轼,《定风波》,黄州,退隐

参考文献

[1][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5]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4][7]孔凡礼,刘尚荣选注.苏轼诗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6][10][11]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