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证的历史变迁（共9篇）
1.结婚证的历史变迁 篇一
艺术赞助 (资助) 作为艺术活动的动力系统, 不仅有着复杂的实践面向, 而且有着漫长的历史传统延续与变化演进。由于不同的社会状况和自身情况, 赞助者采用不同的赞助方式对艺术创作给予帮补, 在此过程中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赞助形式。笔者就当前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发现, 当前文献无论对实践面向还是历史传统都有着跨学科的研究, 本文基于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将艺术资助作为整理概念以探寻演变轨迹总结其发展阶段及各自特点。
简而言之, 学理上的概念是对艺术行为、活动、组织等给予的经费支持被称作为艺术赞助, 赞助的主体则为宫廷、王室、教会、贵族、商人、或者基金会团体, 赞助对象为艺术家, 涵括了商业赞助、非营利性无偿赞助。而本文所指向的艺术赞助与艺术资助属于同一概念, 并将对各个历史阶段的赞助方式变迁进行梳理。
二、艺术资助的早期萌芽阶段
1. 萌芽期的古希腊、古罗马
几乎与欧洲文明同时起源的艺术赞助人制度, 是欧洲艺术界是历史悠久的文化生态之一。在古罗马、古希腊帝国, 那些权高位重的君主也大多是艺术爱好者、收藏者, 他们在欣赏品味艺术和培养艺术人才上从不吝啬, 在提供资金的资助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以人类文明中最早的表演管理范例, 乃是早期社会中结合宗教仪式的公众集会, 那些演出是由祭司负责管理, 并紧密融入社会当中。
由官方政府资助的戏剧节制度大约起源自公元前534年的希腊, 这些戏剧节需要动用到计划、安排、组织以及控制等管理技能, 和当代的管理相差甚微。这类在雅典举办的戏剧节, 通常是由雅典的行政长官监督其制作, 经费多半由雅典的富人出资, 政府提供场地设备。政府和富人一起赞助着艺术行为, 这点与现代赞助有着相似之处。
古罗马文化与艺术, 主要繁荣于共和末期和帝国时期。古罗马人也会制作由公家赞助的艺术节庆活动, 作为年度公众活动周期的一部分。随着罗马帝国衰亡后公家资助的节庆表演也随之瓦解, 但是帝国的分崩离析并不代表所有的艺术活动都暂停, 不过这个时期由于经费的不足, 表演团体只能靠巡回演出谋求生路。
2. 教会主导的中世纪
在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中, 教会一直是文化艺术的核心领导, 所以对于艺术的赞助活动也是“宗教赞助人”的说法。
14世纪之前, 宗教艺术活动主要仰仗各种组织和机构的力量, 如行会和宗教团体这样有权势的城市集团, 艺术的主题都围绕着宗教展开, 承担着教育功能, 宣扬着神灵的旨意。中世纪的教会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投入大批的资金财富进行对教堂建筑的修建、对宗教壁画的创作, 以及教皇肖像的绘制。通过以此对艺术的推崇来巩固教会统治的地位。
三、贵族主导的文艺复兴时期
毫无疑问, “宗教赞助人”统治的中世纪, 艺术为宗教服务。直至文艺复兴的爆发, 弗洛伦萨的贵族们开始了他们对艺术的赞助之路, 这个时期的艺术赞助逐渐由官方走向社会贵族。艺术作品是赞助者的作品, 就算到了15世纪也依然如此。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艺术史中, 赞助人控制、指导者艺术家的创作思路, 此时人们渐渐意识到赞助者在艺术中起到的无可替代的地位。
1902年, 艺术史家瓦尔堡作为最早研究艺术赞助的学者之一撰写的论文《肖像艺术与佛罗伦萨中产阶级》, 论证了艺术赞助人美第奇时期佛罗伦萨中产阶级赞助人的精神状况和艺术趣味。在这个时期, 弗洛伦萨的的新贵族们基于对艺术作品的欣赏, 审美趣味的提升, 在资金的阔错的同时, 进行对艺术的赞助。
四、17、18、19世纪赞助人:宗教、宫廷、商人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艺术赞助机制产生质的变化的一个时期, 那么17世纪的艺术赞助机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7世纪是欧洲宫廷赞助的一个繁荣鼎盛时期, 即便如此赞助人的队伍还是进一步扩大, 随着受教育的普及, 普通商人市民成为艺术品的最大的消费群体。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 为艺术提供资金和创作环境的人, 呈现出日渐繁盛的良好趋势。周晶在其论文《艺术赞助》中根据时代背景和艺术发展格局, 将欧洲17世纪的艺术赞助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宗教赞助人、第二类是宫廷赞助人、第三类是商人市民赞助者。
五、20世纪后赞助人的多元化
进入近现代之后, 艺术赞助人的群体更是丰富, 出现了为艺术品提供展示空间的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艺术中心、公共空间等公益性机构;大量热爱艺术和喜爱收藏艺术私人群体或组织机构;还有积极踊跃参与艺术活动和观看艺术展览的广大民众等等。因此, 从广义上来说, 那些为艺术事业提供资金, 为艺术家提供工作机会, 为艺术创作和艺术品的展示提供场所并给予各方支持和帮助, 积极参与艺术宣传活动和艺术实践活动, 经营艺术品事业, 购买、收藏、观看或鉴赏艺术品的个人和团体都可以被称之为艺术的赞助者。
针对这一现象, 由于每个国家的文化制度和国内的民众参与度是有所差距的。以下将以美国、欧洲的艺术赞助体系为例进行剖析。
1. 美国:完善的资助体系
纵观美国的文化历史, 从30年代“新政”的颁布及推行, 使联邦政府开始干预经济并加强文化的投入, 到美苏争霸外交政策让美国意识到文化扩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美国的艺术赞助基本可以分为快速成长期 (1967-1980) 、稳定发展期 (1980-1990) 、动荡衰落期 (1990-2000) 、逐渐回暖期 (2000-) 四个阶段。除国家艺术基金会以外, 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也为文化事业提供资金。这些有的是独立的文化艺术部门, 有的挂在其他政府部门 (如国防部) 之下。
美国政府不直接拨款去建立或管理艺术机构, 而是让民间自主, 以艺术基金会的方式运作, 甚至可以说, 除了商业画廊外, 大多数的艺术机构都是以基金会的形式存在的。在美国基金会一般以三种形式存在:公立基金会, 私人基金会和企业基金会。在美国, 对艺术影响较大的基金会主要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卢斯基金会、盖帝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等。与欧洲国家不同, 美国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设立联邦政府部门管理全国的文化艺术。美国社会在艺术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基金会对艺术进行资助的制度与方式。
2. 欧洲:政府赞助为主导模式
以法国为例, 政府赞助艺术是法国文化政策的内容之一, 从16世纪开始, 艺术就与官方赞助紧密相连, 法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控制艺术的发展形态与发展趋势。直至19世纪, 法国政府依然延续了这一传统, 试图继续掌控艺术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 多数欧洲政府开始尝试限制公共支出。政府对艺术的补贴, 或者下降, 或者不按照以往的比例继续增长。虽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产阶级财富的积聚, 使其逐渐成为赞助群体中的主要力量, 但是艺术资助的主体依旧是政府。
六、结语
艺术资助对于艺术活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动力系统, 这不仅是艺术史中的必然现象, 也是经济史领域的涉猎。谈及双面性, 艺术资助方与艺术组织、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虽然赞助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创作、产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但在某种情况下, 也会阻碍和限制艺术的发展以及艺术家的创作自由的思想。不过, 不管是天珠教皇, 还是社会艺术基金会, 不可质疑的是, 艺术赞助人本身就是艺术的爱好者和欣赏者, 他们在赞助艺术活动的同时, 为艺术家提供发挥的平台、解决物质的困扰, 于此同时也在欣赏着艺术, 也是一种受益人。在与艺术家们的交流中, 他们又从这些天才身上尽情汲取着艺术养分, 来滋养自身的精神世界, 这比财富和权力更容易带来充实的快乐。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岁月长河中安静的启示, 更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在艺术资助的历史的演变中, 留下的更多的是时代的精髓与对后人的警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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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晶.艺术赞助.陕西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毕业论文.
2.征婚广告的历史变迁 篇二
17世纪末英国
出现第一则征婚广告
征婚广告，是指“征婚者将自己和对所征配偶的信息发布在诸如报刊、电台等公共媒介或公园、市场等公共场所上的广告方式”。
征婚自古就有。而把征婚启事登载在杂志、报刊等公共出版物上，要首推17世纪末的英国。
1695年7月，伦敦财经双周刊《家政与经商》杂志上，在阿拉伯种马出售和鞋匠学徒招聘的广告中间，夹着一段四句话的广告：“某男，30岁，家产富足，希望寻找一位家产不低于3000英镑的年轻女士。”这则广告标志着世界上第一则报刊征婚广告的诞生。顺便说一句，当时拥有3000英镑家产，绝对算是富裕家庭了。
历史上首例征婚启事，结局到底如何已无从考证。但出版商们却嗅出了其中的商机。那是一个商业和广告业蓬勃发展的年代。截至1710年，在英格兰注册的53家报纸中，每家都登了征婚广告。刊登一则广告的费用高达三先令，是一个女仆两个星期的工资。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刊登广告的人都是中产阶级。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征婚是近代末期自我商品化之后出现的。第一个征婚广告说白了就是在“婚配”的题目之下，一个男人就财产和一个女人讨价还价。
征婚广告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冲击。而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男权社会下的女性要付出更多的代价。1727年，一位名叫海伦，莫莉逊的英国妇女，在《曼彻斯特刊》上登了征婚广告，声称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并提出三个条件：诚实勇敢、多才多艺、体贴女性。可是，这位勇敢的女性第二天就被警方拘留了，原来那时在报刊公开征婚触犯了英国当时的法律。舆论哗然之下，市长把她送进了疯人院。
1820年左右，英国人忽然间对家庭名誉前所未有地关注起来，这让中产阶级女性有几十年时间都不再刊登征婚广告。同时，男人的需求也发生了改变，随着照相术的发明，征婚启事开始要照片了。
西班牙大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男性的人数急剧减少，到1921年，英国的女性比男性多出170万，传统随即打破：女性发布的广告第一次超过了男性。1915年一份征婚广告上写道：女士，未婚夫身亡，乐于嫁给完全失明或者在战争中致残的军官。
20世纪50年代，美国首次把婚恋节目搬上了荧屏，各国的电视人对婚恋节目进行过不同的探索，演绎出不同的节目形态。现在世界各国婚恋节目的形态多达数百种，抢占了征婚广告的风头。
章太炎是中国最早的征婚者之一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报纸中的代表，中国最早出现的征婚广告就刊载在《大公报》上，之后包括其他媒体都相继有这类广告。
中国媒体上的第一则征婚广告刊登在1902年6月26日的《大公报》上，内容如下：“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勿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箸或玉照，更妙。信面写AAA，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两处代收。”
第一则征婚广告登出后就引起两种相反的回应，一是在当年的7月27日《中外日报》转载了这则广告，并加了一个标题《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暗示出对此的赞成之意。二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女权运动领袖林宗素女士见到这则廣告后，给《中外日报》写信猛烈抨击此事，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重点指出这则广告中只提对女性要求的大男子主义思想。
至于“南清志士”后来是否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大公报》没有再做后续报道，我们已无从得知。
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也是征婚广告的积极实践者。1902年（清光绪28年），他的原配夫人王氏染病去世，当时他34岁。1903年，章太炎便在北京《顺天时报》上赫然刊登《征婚告白》寻觅续偶。章太炎在《征婚告白》中，明确提出了他续娶的五条标准：女方是鄂籍（湖北）人；大家闺秀，性情开放；要通文墨，精诗赋；双方平等，互相平等；夫死可嫁，亦可离婚。
章太炎的这一壮举，开创了中国近代文人公开征婚的先例，在当时无异于振聋发聩，充分反映出他痛恨封建礼教，提倡女权的战斗精神。在晚清的遗老遗少眼中，章太炎的《征婚告白》是“越轨”行为，从而引起了许多人讥笑。很多名门闺秀都望而却步没有应征的勇气，以致拖延了10年之久，直到1913年经友人介绍，太炎先生才结识了条件均合《征婚告白》的汤国梨女士，结为美满的伉俪。
媒体出现为征婚广告提供空间
从刊发第一则征婚广告到1936年，《大公报》共刊有72则这类广告。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会先生曾对此做了专题研究。
近代以降，国民积贫积弱的现状和西风东渐的冲击，导致以知识分子为首的国人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反思。他们认为，正是与个人、社会关系都极为密切的婚姻家庭，形成了国民麻木、畏服的奴性人格，阻碍了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传统的婚姻家庭一度被认为是中国落后挨打的“万恶之源”，许多人认为，只有彻底摧毁传统家庭制度，才会有真正的社会进步可言。
在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一次次的革命洗礼后，社会风气更为开化，以“尊重人格”，强调民主、自由、平等、独立为核心思想的新观念形成对封建堡垒的一次次冲击。反对包办、买卖和强迫性质的婚姻，主张婚姻自由成为新的家庭、婚姻理想，并首先在城市中被实践着。
在1921年一次高校调查中，631名男生的404份答案中，认为结婚为“谋社会之进化和人类继续”者为184人、“谋个人幸福和家庭兴趣”者84人、“谋互助”者70人、“助理家庭”者23人，等等，明确表示“侍奉父母”者只有5人。对女生调查也是类似的结果。可见，新的婚姻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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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发达和大众媒体出现，为征婚广告出现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正是由于城市生活改变了人际交往狭隘、封闭的圈子，开放、自由、更为广阔的交往活动也让人们大开眼界。而大众媒体的出现使人们沟通、交流更方便、快捷。据材料显示，到20世纪初我国已有各类报刊上百种，这为人们谋求自由话语权和公共舆论空间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也为征婚广告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条件。
在追求婚姻自由的先行者中男女都有，但男性、高学历者居多。在所统计的从1902年到1936年的征婚广告中，男士征婚者有56人，明显占优势。其中在提及的自我描述信息中，有学历者占多数，其中有中学1人，大学15人，硕士1人，留学生8人，共25人，占45%；女士征婚者提及自己的学历的，中学（包括初中、高中及卒业者）学历7人，师范1人，大学2人。这些数据表明，虽然有了开放的征婚广告形式，但并不是为所有人都接受，真正的实践者是男士多于女士，高学历多于低学历者。
市场报刊登新中国首例征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个在报刊征婚的是四川江津县丁乃钧。在王润泽撰写的《新中国的征婚第一人》一文做了详述。
1981年1月8日，《市场报》上刊登了新中国的第一则征婚启事：“求婚人丁乃钧，男，未婚，四十岁，身高1米7。曾被错划为右派，已纠正。现在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数学教师，月薪四十三元五角。请应求者来函联系和附一张近影。”这在今天看似一则很普通的征婚启事，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國，还真是一桩破天荒的大事。
1979年，刚刚揭掉“右派”帽子的丁乃钧，被安排到永川的教师进修学院当数学老师。当时他已经快40岁了，丁乃钧的最大心愿是找个终身伴侣，然后一起回江苏老家安家。丁乃钧提笔给从民日报》的编辑写了封长信，希望能为他登一则征婚广告。第二天一早，丁乃钧投完信件就去上课，但课没上完，丁乃钧就后悔了。下课后，丁乃钧赶到邮局想收回信件，但邮车已经开走。
这封信被送到了《人民日报》。当时的编辑赵立回忆说，丁乃钧给《人民日报》出了个难题。1949年以来，中国还没有报刊公开刊登征婚启事的先例。况且，丁乃钧刚摘掉“右派”帽子，“政治影响一时难以消除”。正好这时候，社会上曾风传浙江有一位老母亲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她有一个儿子，年龄很大了，还没有找到对象，要毛主席帮她找个儿媳妇。《人民日报想的编辑们经过讨论，认为丁乃钧的事和这位老母亲的事，绝不是个别现象，应该支持征婚这件“新生事物”，“为百姓做点实事”。不过，启事并没有刊发在《人民日报》上，而是登在人民日报社旗下刚创办不久的《市场报》上，而且放在一个不太醒目的位置上。就这样，新中国第一则征婚启事诞生了。
丁乃钧的征婚启事在四川江津引起了轰动，丁乃钧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支持者说，丁乃钧胆子大，新潮；反对者说，丁乃钧给社会抹黑、污染社会主义风气，是“流氓、恶棍”。三个月后，广州一家文摘小报摘录了这则征婚启事后，全国媒体开始转载，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当时，丁乃钧收到460多封应征信件。后来，丁乃钧与一位29岁的吉林张姓姑娘互通了一段时间信件，并于当年年底结婚。1983年，丁乃钧和妻子一起调回江苏老家的小县城。
丁乃钧的征婚启事被看作改革开放的象征，新华社就此对外发了英文通稿；随后，路透社、朝日新闻、美联社、巴黎电台等外媒也陆续播发，报道把征婚启事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特别月老中国古代也有征婚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相亲择偶的“主渠道”，然而也不乏各种形式的征婚特例。
“比武招亲”就是常常被人提到的一种。据传，隋代大贵族窦毅为女招亲，在屏风上画两只孔雀，以射中双目为择婚条件。李渊（即后来的唐高祖）飞箭两发，各中一目，得与窦女成婚。
“彩球择偶”也被人们津津乐道。说的是一些富贵人家，让未出嫁的女儿从楼上向楼下的应征者中抛去彩球，接到彩球者择为佳婿，尔后成婚。
“赛文招亲”也有颇多形式。作为其中的特例，著名戏曲《秦香莲》中，陈世美就是进京赶考名居榜首而被招为驸马的，只是因犯了“重婚”罪，才为包公所铡。
一些偶然的机缘，也会成为“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红线。据说唐开元年间，边关战事吃紧，唐玄宗令宫女们为边防将士缝制军衣，有个戍边战士于短袍中得到以下诗句：“沙场征战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更结身后缘。”皇帝知晓后从中撮合，让写诗的宫女嫁给了那个兵士。
e时代互联网上办婚礼
随着全球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在互联网上征婚交友已成平常事。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两位年轻人施格，格鲁斯基和桑德拉·韦德甚至通过互联网举办了一场相距25公里的婚礼。
婚礼是通过三部联网终端机实现的：一部属新娘，一部属新郎，另一部属牧师。施格身穿租借的小礼服，端坐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马利布的电脑前，男傧相站立一旁；在25公里外的帕利塞德施格一部电脑前，桑德拉身穿古老的平绒婚纱，身边由女傧相伴随。首先由威廉·伍德牧师在电脑屏幕上打出：“我们相聚于此……”开始仪式。在一对新人打出：“我愿意”后，伍德牧师立即敲击电脑键盘：“现在我宣布你们为夫妇，你可亲吻新娘。”桑德拉即时打出“Smooch，Smooch（意为搂抱亲吻）”字样，而施格则打出：“Kiss，Kiss”。
33岁的施格是一家小出版公司的老板，桑德拉是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主任。婚礼举办两年前，两人身处内华达州和弗吉尼亚州时经网络牵线，彼此相识。施格说：“桑德拉既有趣又聪明，连续几周，我们每天输入交谈的内容长达四五小时。然后，我们彼此交换了照片，我发现她长得很美。”这对网恋男女通过电话交谈，其后不久又在洛杉矶安排见面，就完全坠入了爱河。
施格研究过有关法律，发现电脑结婚不被禁止，只要新娘新郎自愿，牧师满意即可。而通过电脑举办婚礼，他们是历史上的头一份。
（摘自《北京日报》）
3.文化教学发展的历史变迁及小结 篇三
一、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近二十年来主要对于文化教学的必要性，内容，方法进行了研究。
1. 文化教学的必要性。
许国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首次指出词语的文化因素在我国英语教学中缺乏重视。何自然、顾曰国等也探讨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何自然对比分析了英汉日常用语的差异，指出了文化因素的作用。顾曰国对比研究了中英的礼貌用语，指出礼貌是影响语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教学内容。
纵观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国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单一型和综合型两种类型。
单一型观点者认为文化教学的内容应该以目的语文化为主，单一型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胡文仲、束定芳和刘爱真等。胡文仲指出“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束定芳将文化导入项目分为词语文化和话语文化两大类。刘爱真认为，英语教师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帮助其构建目的语文化的认知模式。
综合型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许国璋(1980)、张伊娜(2000)和刘长江(2003)等。许国璋指出在英语教学中，应把握中英两种文化差别。张伊娜认为“跨文化教学的最高境界应是帮助学生形成对待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正确态度和信念”(张伊娜，2000:29)。刘长江则更明确地指出学习外语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单向学习外语文化，而是为了实现“双语文化的交叉交际”(刘长江，2003:15)。
3. 教学方法。
文化教学策略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束定芳(1996)和鲍志坤(1997)等分别探讨了文化教学的原则。束定芳提出了“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和“适合性原则”。鲍志坤提出了“层进的原则”、“适度的原则”、主流的原则”和“系统的原则”。胡文仲和高一虹(1997)总结了8种具体的文化教学方法：文化渗透、文化旁白、文学作品分析、文化片断、文化包、文化丛、文化多棱镜和人种学训练方法。蒋红和樊葳葳(2002)提出了大学英语限选课“英美文化”的SCCP教学模式，其基本含义就是以综合技能训练为基础，以“文化包”或“文化丛”为核心，以实践为导。
二、国外研究
总的来说，国外有关语言文化教学的演进过程，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即“兼并”、“融合”、“综合”、“互动”。代表人物有：
Robert Lado, Nelson Brooks, Gail L.N.Robinson, Kramsch。
Lado (1957)开创了文化对比的先河，也就是说，通过对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的体系进行对比，研究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学习中的难点，进一步在教学中克服难点，开展有效的外语教学。
Brooks (1968)认为，文化是联系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要受到文化模式的制约。
随着跨文化交际学这门学科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进行文化教学研究时，要把文化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来研究。Robinson和Kramsch就是其中的两位佼佼者。Robinson (1988)提出了“文化敏感性”的设想，把以往只重视“表层文化行为”的研究转到关注外语学习者的“内化过程”和“心理变化”方面去。Kramsch倡导多元文化互动模式的语言文化教学。她的主要观点有：
1. 主张“多元合一”，反对“一分为二”。
Kramsch (1993)指出，在进行语言教学与研究时，应用“多元合一”眼光去看待语言与文化，避免人为地把“语法与交际”、“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文学”列为一对对的矛盾体，因为这样会阻碍我们多角度、全面地看待一个问题。
2.“文本“与“语境”的关系。
Kramsch认为语言具有双重性，也就是说，语言不仅表达了话语者个人思维和动机，而且反映了说话者所属语言团体的期望和意志。文本和语境二者互不分离、互相依赖，反映了双重性这一话语的最基本特征。
3. 语言文化教学的“多元文化互动”。
Kramsch主张采用对话的文化互动的方式来进行语言文化教学，突破了过去单纯的外语“文化导入”的教学，使母语和目的语并举，达到“双向互动”，纠正了过去“重文化教学内容、轻文化教学过程”的倾向。
4.抗战邮票的历史变迁 篇四
1952年7月7日，也就是纪念“七七事变”当天，当时的邮电部发行了一套《抗日战争十五年纪念》邮票，全套4枚，上面的画面分别为卢沟桥事变、平型关大捷、华中抗战和领袖策划反攻。除了标志抗战爆发的“七七事变”之外，其他三枚的主角分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毛泽东、朱德，寓意不言自明，抗战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当时，人民政府开创初期，政治气候不稳定，和美国人还在朝鲜打仗，国民党的侦察机不时到大陆上空进行骚扰，所以，这样的纪念邮票鼓舞人们面对新生活的信心和热情，对稳定民心、歌颂革命胜利都有很强的宣传效果。
1985年9月3日，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又发行了一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十周年》邮票，全套2枚，内容分别为“卢沟桥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和“八路军战士和民兵战斗在长城内外”。虽然时光悠然过去三十三年，但和《抗日战争十五年纪念》邮票的主题几乎大同小异，突出八路军和民兵在抗战中的作用。不过，这张邮票提到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中国人民内涵很广，可以包括国民党军队。
五十周年，是必定要大庆祝的，连邮票发行也不例外。1995年9月3日，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国家邮电部发行了一套《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五十周年》邮票，全套8枚，是目前发行的同类题材的邮票中枚数最多的一套。其内容分别为“七·七”战火、台儿庄大捷、百团大战、敌后游击战、芒友会师、华侨捐献、台湾光复和伟大胜利，这套邮票对国民党的抗战功绩也做出充分肯定。“台儿庄大捷”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芒友会师”描绘缅甸远征军在异域取得胜利的情形，“台湾光复”证明台湾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对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也进行了讴歌和宣扬，“伟大胜利”的背景便是日本签署投降书的“密苏里号”。
2005年是胜利六十周年。当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4枚，小型张1枚，内容分别为全民抗战、中流砥柱、诺曼底登陆、攻克柏林以及和平与正义（小型张）。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大，抗战纪念邮票无论是内容还是设计，国际范儿也越来越浓。邮票站在全球的眼光来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诺曼底登陆和攻克柏林这样的“二战”标志性事件也首次进入中国的邮票里，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歌颂和尊重。
“小方寸，大世界”，邮票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证明，就像这些抗战纪念邮票一样，见证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5.历史的足迹 兰台的变迁 篇五
一、档案管理体制逐步健全
加强档案管理体制建设是档案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北京市昌平区档案管理体制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和之后的发展创新阶段，逐步形成了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体制。
1、重组档案机构，恢复档案工作。北京市昌平区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11月28日，在“文革”时期，全区的档案工作陷于瘫痪状态。1980年4月成立了档案科，恢复了档案馆。1985年11月8日成立档案局和局党组，局馆两块牌子，合署办公。目前，区档案局馆设有六科一室，编制34人。馆藏档案158个全宗，210549卷，35308件，照片档案4万张及部分音像档案，图书资料11657册。馆内建有多种检索工具，建有35个档案专题数据库，录入条目近300万条，部分档案已向社会开放，开通了区档案局馆网站。全区近1000个基层档案室实现了规范化管理。
2、各单位重建档案室，档案工作进入日程。昌平区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个档案室发展到现在130个处级单位档案室，各处级单位明确了一名档案工作主管领导、一名专兼职档案员，并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处级单位建档“一片红”。
3、档案管理工作不断创新，服务向基层延伸。1999年全区304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建档；154个社区居委会实现了规范建档； 80余所学校建立了档案室；200个非公企业实现了规范建档；还有卫生院等200余个三级单位实现了规范建档。专兼职档案员达到了1200余人，档案工作管理网络基本形成。
二、档案法制建设稳步推进
加强法制建设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近年来，区档案局制定完善了档案行政执法责任制等制度，档案工作逐步纳入依法治档的轨道。
1、档案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区档案局制发了《昌平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进一步规范档案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区档案局开始着手整章建制，印制《档案法规规章文件选编》3000余册，共收录法规文件108个，其中以区档案局发布的档案管理规定、办法、制度、意见等规范性文件36个，对全区档案工作发挥了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2、档案执法检查力度逐年加大。在档案行政执法工作中，区档案局形成了“一个坚持、二个检查、三个做到、四个结合”的工作模式，即：坚持连续八年邀请区人大、区政府法制办和区政协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区档案工作进行执法检查；一是单位自行检查，二是档案局重点抽查；做到被查单位有工作汇报，做到实地检查中有反馈意见，做到检查结束后向全区通报；执法检查与评先表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制宣传教育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指导服务相结合，执法检查与年度考核相结合，促进了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
3、档案法制宣传效果显著。一是坚持开展法制宣传月活动。组织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和上街宣传咨询等活动。二是举办社区家庭档案法知识竞赛活动。先后举办法制讲座和法律法规知识答卷等活动60余次。三是开展法制宣传咨询活动。发放法制宣传材料10万余份、张贴宣传挂图2000余套，制作宣传橱窗150余期，受教育人数达12万余人次。
三、档案业务建设不断加强
夯实档案业务建设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衡量档案工作综合水平的重要指数。在市档案局的指导下，区档案局的档案基础业务工作不断得到加强。
1、档案馆室建设取得新成效。区档案馆从改革开放初期几十平方米的平房发展到现在功能齐全的3800平方米的档案专用楼房。1982年7月1日，建成了1000平方米的档案馆专用楼，当时是全市区、县第一个档案馆专用楼。1994年建成了3800平方米的综合档案馆，并配备了先进的设备设施，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王刚同志到局馆视察工作时，对局馆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近年来，全区近130个处级单位都建立了专用档案室，800余个三级立档单位也都建立了档案室，实现了档案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2、档案门类不断丰富，管理更加规范。全区档案馆室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一文书档案发展到现在多种载体、多种门类的档案资源体系，特别是涉及民生的档案种类不断得到丰富，档案基础业务建设不断加强。
四、档案资源建设不断丰富
加强档案资源建设是档案工作发展的基础。区档案馆十分重视档案资源建设，随着改革开放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积极整合资源，最大限度地丰富档案资源建设。
1、依法接收档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区档案馆逐步加大接收档案力度，扩大接收范围，先后接收近百个单位的20万卷档案进馆，极大地丰富了馆藏。将好运北京赛事、2008北京奥运会铁人三项比赛、残奥会公路自行车比赛等重大活动的档案资料接收进馆。
2、丰富馆藏资源。区档案馆馆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074卷档案到现在拥有158个全宗，245857卷(件)档案，档案资料11657册，照片档案4万张及录音、录像和光盘档案等，从最初单一的文书档案发展到现在门类齐全的档案全宗体系。
3、拓宽征集渠道，征集工作硕果累累。一是区档案局现场拍摄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昌平参加劳动的场景，并将声像档案资料直接进馆。二是1987年召开全区档案征集工作会，聘请了14位义务征集员，征集到各类档案资料1000余件。三是开展“永恒瞬间、回首昌平”征集活动，仅用三年就征集档案资料4万余件（张）。
五、档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区的档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从改革初期的打基础到规范达标管理再到目前的现代化管理方式，档案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1、服务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改革开放初期手工检索查阅档案发展到现在利用计算机检索查阅档案，手工机检并用等多种检索方式，一大批涉及民生的档案资料已经向社会开放。
2、档案数字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2002年区档案局增设信息化科。2003年建立了档案数字化室，建立了35个专题数据库，机读目录300万条，开通了昌平区档案局馆网站，部分开放档案实现了网上查询。
3、基层档案室现代化水平提高。从2000年开始各单位上报电子文档和电子目录，处级单位的档案室都配备计算机等现代化设备，实现了文件级计算机检索功能。
六、教育基地建设日趋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区档案馆为了更好地发挥档案馆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借助社会力量，不断拓展档案馆公共服务功能，教育基地建设日趋完善。
1、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待外宾参观。区档案馆在1997年被区委、区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0年2月首次接待外宾，斯里兰卡国家档案局局长席尔瓦到昌平参观。1996年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昌平区档案馆作为大会定点参观作位，接待了大会90余个国家的档案工作者参观。
2、举办展览，加强基地建设。改革开放后，区档案馆于1983年举办第一个档案工作展览，引来了众多的参观者。近年来，先后举办了《昌平革命史》、《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昌平》、《十三陵水库》和《昌平区改革开放三十年图片展》等展览28个，接待参观达85000余人次。
3、丰富基地活动内容，提高教育效果。区档案馆举办了三届兰台夏令营；开展了以我爱档案馆为主题的征文活动；与北京化工大学开展“档案馆一日”志愿者共建活动；三次荣获市优秀教育基地称号，从2009年开始，确定了每年9月5日为“档案馆日”。丰富了基地活动内容，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七、档案开发利用取得突破
区档案馆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向作为档案工作的宗旨，积极创新服务方式，档案开发利用工作取得新突破。
1、依法开放到期档案。1988年10月1日，区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开放了3922卷馆藏档案。档案利用从改革开放初期每天查档不到2人次到现在每天几十人次。2008年接待利用者7208人次，提供档案资料8367卷次，再创历史新高，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几十倍，并推出了365天全天候服务。
2、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2001年5月，区档案馆率先在全国档案系统中开展已公开现行文件服务工作，解决了老百姓看“红头文件”难的问题，已在机关、农村、社区等单位建立现行文件阅览点699个，出版现行文件47100册。区档案馆作为区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之一,对阅览场所进行了扩建装修，强化了服务功能。
3、依据馆藏资源，走合作编研之路。一是1999年区档案馆举办了首届档案编研成果展，并参加了市局举办的首届档案编研成果展。二是与区教委等单位合编了《激励—为昌平争光的青少年》、《区重要会议资料汇编》、《昌平特色农业》等图书资料十余种。三是区档案局编辑了《昌平区档案利用成果汇编》、《昌平掌故》、《昌平区组织史》和《昌平之最》等十几种书籍。
八、档案队伍建设取得成效
培养高素质档案人才队伍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坚强支撑。区档案局把打造一支政治思想坚定、业务能力精湛、团结务实、开拓创新作为队伍建设的着力点和出发点。
1、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区档案局始终把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作为对干部的根本要求，培养复合型人才作为对档案干部的基本要求，把个人工作业绩与评先和成长进步相结合，建立学习培训机制，培养档案后继人才。
2、人员结构更加合理。改革开放初期，昌平的档案事业开始好转，现在区档案局馆编制34人，机构六科一室。局馆工作人员文化程度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初中文化发展到现在90%是大本文化程度，拥有副研究馆员2人，馆员7人，助理馆员9人。
3、基层档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基层近1000个档案室的1200名档案员全部经过了档案业务培训，并全部取得档案培训专业合格证书。每年对处级单位的兼职档案员进行档案继续教育培训，近三年举办各类培训班60个，培训人数达5000人次。
4、辛勤劳动，换来丰收的喜悦。区档案局两次获得全国档案系统先进集体；连续多年获得首都精神文明单位；北京市历年档案系统先进集体、市优秀档案馆、区县档案事业综合评估先进单位等荣誉；连续八年获得区政府督查考核优秀等次，并获得奥运会、残奥会档案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档案局、北京市档案局历任局馆长都曾到昌平视察和指导档案工作，这在全国也不多见，这也是昌平的荣誉。
让历史告诉未来，档案工作任重道远，档案事业的发展前途光明，机遇与挑战并存。全区档案工作者将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推动全区档案事业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为打造商务花园城市，全面建设一流的首都现代化城市发展新区作出更大的贡献。
6.日本虾产品贸易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篇六
一、世界虾产品的生产与贸易
(一) 世界虾产品的生产状况
按金额计算, 虾及其加工产品占世界水产品贸易的20%左右, 是世界重要的水产品贸易品种, 这不仅得益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也得益于世界虾产品产量的持续扩大。1950年世界虾产品产量只有40万吨左右, 2002年已经达到400万吨, 50年间增加了10倍。2006年进一步增加到660万吨。从数量看, 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里, 世界虾产品产量一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促使虾产品生产快速增长的一大原因是养殖业的发展。世界养殖虾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9000多吨, 不到总产量的1%, 其后得益于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 产量不断增加, 80年代初超过30万吨, 80年代中期, 黑虎虾的近代养殖技术确立后, 养殖虾产量持续快速增长, 90年代初的总产量是80万吨, 2006年猛增到316万吨, 占总产量的比重也接近50%。
从生产布局看, 亚洲发展中国家是捕捞虾及养殖虾的主要生产地区, 亚洲地区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20年间一直维持在50%左右, 70年代后期上升至60%, 90年代进一步上升至70%。世界养殖虾产量中, 亚洲所占比重更高达80%左右, 中国、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 (以下简称印尼) 、印度五国的养殖量占世界养殖虾总产量的80%以上, 亚洲称得上是“世界的虾工厂”。
(二) 世界虾产品的贸易状况
虾产品的国际移动遵循一个基本规律, 即从亚洲、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流向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发达国家。从2000年到2002年三年平均值来看, 最大出口国是印度, 总出口量是14.5万吨, 占世界虾产品出口的11%左右。其次是泰国, 总出口量是12.9万吨, 占世界总出口的10%, 第三位是印尼, 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8.5%。包括上述三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占世界虾产品出口比重总计高达75%。三大进口国分别是美国, 日本和西班牙。最大进口国美国的总进口量是31万多吨, 占世界总进口量的22.6%, 第二位日本的总进口量是25万吨, 占世界总进口量的18%。第三位与第四位是西班牙和丹麦, 占世界总进口量的比重分别为8.7%和5.7%, 包括上述四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84%。仅从美国和日本两个进口大国看, 按金额衡量, 美国占世界总进口量的32%, 日本是26%左右。2006年, 这一进出口格局基本未变, 日美两国依然是进口大国, 两国的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39%, 按金额衡量的比例是47%。主要出口国依次是泰国、越南、中国、印尼和印度五国。
二、日本虾产品进口贸易的自由化
日本是世界最大的虾产品消费大国。在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 随着日本国民的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虾产品消费量开始快速膨胀。1965年, 人均消费量不过是0.5公斤, 1986年已达到历史最高值的3.0公斤。2007年的年消费量是30万吨, 人均2.5公斤, 现在虽然比80年代略有减少, 但数量上远远大于人均消费量是1.2公斤的消费大国美国。而国内消费的10%来源于国内生产, 其余90%来自进口。
日本真正实现虾产品进口的自由化是1961年。在此之前, 虾在食物中被视为奢侈消费品, 其进口量也受到外汇配额政策的限制, 仅从中国与墨西哥等少数国家进口, 进口数量也非常少。进口实现自由化的1961年, 国内虾产品消费还主要依靠国内生产, 仅从韩国和中国进口了4000吨左右。但之后虾产品进口快速增长, 1965年突破2万吨, 1973年猛增到11万7000吨, 这一年日本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的虾产品进口大国。
虾产品进口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对虾的喜好, 进口实现快速增长的经济因素是20世纪60、70年代, 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 普通家庭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当时还是高价商品的虾。其他外在因素诸如, 经济高速增长期, 随着更多妇女走上工作岗位, 日本消费者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在外就餐及购买加工食品的机会增大, 扩大了国内市场对虾产品的需求。日本商社等贸易相关机构也瞄准商机, 纷纷进入东南亚各国, 进行虾产品的生产与加工, 再出口到日本国内, 扩大了进口量。1971年固定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 日元升值降低了进口成本等。
20世纪80年代初, 虾产品进口经历了几年的低迷期, 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 为虾类进口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 同时期我国台湾黑虎虾的近代养殖技术已经成熟, 日本虾产品进口出现又一个高潮期。1987年虾类进口突破了26万吨, 从1973年到1998年被美国再次赶超的25年间, 日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虾产品进口国。
三、亚洲主要各国虾产业的发展
在20世纪70、80年代, 日本虾产品的进口主要来自中国和台湾地区。其中来自台湾地区的数量相对较多, 进口品种主要是黑虎虾。1982年的进口数量有1000多吨, 之后不断增加, 1987年达到了3万吨, 占日本虾产品总进口量的11.5%。1988年, 台湾地区黑虎虾养殖受到疾病的打击, 日本从我国台湾的进口也减少为上年的一半, 此后台湾地区虾产业走向衰退, 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 随着虾类养殖热潮从台湾、泰国、菲律宾扩大到印尼, 进而蔓延到印度和越南, 日本的进口对象国也逐渐转移。
2009年, 日本虾产品的总进口量是20.3万吨, 主要进口对象国依次是越南、印尼、泰国、印度和中国, 五国所占比重分别是19.7%、17.3%、15.8%、12.1%和7.5%。在历史上, 日本虾产品进口也主要来源于上述几个国家, 但其中经过了数量多少与排位更迭的过程。
(一) 泰国
泰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开始虾类养殖。80年代中期, 泰国的虾类养殖主要采取粗放式养殖方式, 因此养殖面积虽然从1972年的9000公顷迅速扩大到1982年的3万公顷, 但因为生产性低, 生产量的增长缓慢。这一时期养殖的多是以明虾为主的小型虾, 几乎都用来国内消费。1986年, 随着泰国真正开始黑虎虾的养殖, 国内迎来了虾类养殖的高潮, 生产量也迅猛增长。1985年黑虎虾的养殖量只有100吨, 1987年已经超过了1万吨, 1989年突破了8万吨, 1991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虾类出口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泰国铢急剧贬值。引起虾产品出口价格大幅上涨, 也催生了虾类养殖的繁荣。但是从2001年开始, 泰国向日本的虾类出口出现了下滑, 排在印尼、越南和印度之后, 位列第四。其中减少的是冷冻虾, 加工品则处于增加的态势。即泰国从单纯出口初级虾产品的方式, 向出口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方向转变。
(二) 印度尼西亚
印尼从1960年正式开始虾类出口, 具体则是随着1961年日本水产品进口实现自由化后才开始的, 对印尼而言, 虾是最初的出口产品, 是获得外汇的重要手段, 因此印尼政府把日本视为重要的出口对象国, 非常重视对日出口。但是当时印尼的出口产品以捕捞虾为主。虾类捕捞几乎都是拖网方式, 这引起了周边海域鱼类的减少, 渔民间的对立等经济、社会问题。1980年, 印尼政府在部分地区禁止拖网捕捞, 进而在1983年对全部海域实行了拖网渔业的禁令。
随着禁捕令的实施, 印尼政府担心虾类出口减少, 遂开始从拖网渔业到虾类养殖的转换。早从1975年, 国际开发机构 (IDA) 就开始向印尼提供融资支持, 用于养殖池的建造。1980年开始, 印尼政府实行针对虾类养殖的农村融资项目, 进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以政府为主导, 加大开发力度, 到80年代末新建成10万公顷的养殖池。这样在政府的支持下, 开始大规模的虾类养殖, 这一时期印尼政府放宽对民间企业的限制, 允许民间企业开展虾类养殖。此外印尼政府还实行了促进虾类养殖发展项目。项目运行采取政府向大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由企业进行养虾池的大规模开发和经营, 再以企业为中心, 向零散小型的养殖渔民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他们养殖的虾类再由大企业回收。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 印尼确立了近代化的养殖技术, 提高了虾类养殖的生产性, 增加了企业和养殖户的收入。在印尼政府最近提出的虾类养殖战略规划中, 计划从2006年到2009年的三年间, 黑虎虾和明虾的产量增加到54万吨。印尼政府运用各种奖励措施, 鼓励虾类养殖, 同时努力扩大虾产品的出口, 增加外汇收入。
印尼虾产品的出口国主要是日本与美国。2006年之前, 日本一直是最大的出口对象国, 从2007年后, 对美国的出口量超过日本, 美国成为印尼最大的出口对象国。
(三) 越南
越南属于亚洲的农业国, 同时也是水产品的生产大国。越南水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虾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带动起来的。目前虾产品的出口占越南水产品出口的70%左右, 主要出口国与地区是日本、美国、欧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水产品成为越南主要的出口商品。包括虾类在内, 水产品几乎都是在近海沿岸捕获的。但由于捕捞过度, 出现了沿岸渔业资源额枯竭, 水产品出口扩大碰到瓶颈。进入90年代, 越南开始政策推进水产品养殖, 并扩大出口。90年代中期以后, 越南政府明确提出将水产业列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点产业, 并把发展养殖业作为政策扶持的重点。越南政府计划在2010年实现水产品出口额达到40亿美元, 在水产领域实现雇佣劳动力470万人, 总产量达到350万至400万吨, 其中养殖总量争取达到210万吨。
越南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虾类养殖, 90年代中期, 从泰国引进黑虎虾的养殖技术后, 虾类养殖业快速发展。越南虾养殖主要集中在海水与淡水混合地域, 2004年的养殖面积为60万公顷, 其中90%集中在湄公河沿岸地区。90年代中后期, 除2001至2004年期间, 日本一直是越南虾产品的最大出口对象国。可以说越南水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是紧紧围绕日本市场发展起来的。对日本而言, 越南是其最大的冷冻虾产品进口国, 同时越南的虾类加工产品也占总进口量的20%, 按金额计算, 越南是日本第二大虾加工品的进口国。2009年10月1日, 随着日本和越南间的经济合作协定正式生效, 越南出口到日本的虾产品将享受零关税政策, 因此越南虾产品在日本市场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市场份额。
四、日本虾制品的进口
日本虾产品进口量在1994年达到历史最高值的32万吨, 之后呈现减少趋势, 近年一直在20至25万吨左右徘徊。其中进口数量下降的主要是新鲜虾、虾仁及冷冻生虾等, 而包括冷冻熟虾、熟制烟熏虾、寿司虾等虾制品的进口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显著增加, 1990年只有3800吨左右, 2003年增加到4800吨, 2005年进口量逼近3.6万吨。在虾制品中进口数量最大的是冷冻炸虾。冷冻炸虾在1980年前主要在日本国内生产, 但随着国内人工成本的上升, 1980年末开始, 以大型冷冻食品生产厂家为主导, 在泰国及印尼等国兴建工厂开展生产, 再进口到日本。除炸虾外, 寿司虾等加工产品也纷纷开始海外生产。虾制品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 从进口量看, 最大的进口对象国是泰国, 2001年之前, 来自泰国的进口量一直保持在60%左右, 之后比重有所下降, 但也维持在40%以上。
五、结论
因国际供给和需求旺盛, 跨国移动的数量、金额巨大, 因此虾产品被认为是最富国际性的一种贸易商品。其生产和出口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中南美洲部分国家, 主要进口地区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欧洲及日本这三大市场。从日本市场虾产品供求的历史变迁看, 日本作为曾经的进口大国, 其国内消费和进口需求极大带动了亚洲主要生产国虾产业的成长和成熟。从20世界80年代的中国、中国台湾, 到90年代的尤其是印尼和泰国, 直至目前以越南为首的亚洲各国, 几乎都是以日本市场为中心发展本国的虾产业。日本作为亚洲传统的虾产品消费和进口大国, 虽然近年的进口量呈现低迷状态, 在价格竞争上也出现了劣势, 但依然是世界虾产品进口市场的主要力量。因此亚洲各虾产品出口国都瞄准日本市场, 在产品品种、质量和价格等各个环节上下功夫, 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虾产品是中国优势出口农产品, 日本一直是中国虾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但自2008以来, 中国虾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业绩出现下滑, 表明中国虾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优势已经受到崛起的亚洲各国的挑战。
因此, 中国虾产品生产和出口企业要维护和扩大日本市场份额, 必须时刻关注竞争对手的发展战略, 在生产环节上重视产量与出口产品质量, 销售环节上以日本市场需求为导向, 实施目标市场差异化战略, 根据日本市场消费者需求偏好现状及变化趋势, 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 并根据日本市场需求, 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保证以出口为导向的虾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日本是世界虾产品的消费和进口大国, 进口主要来源于亚洲各国和地区。自1961年虾产品实现贸易自由化, 日本虾产品的进口量不断增加, 以致目前国内消费的近90%都依赖进口。作为进口大国, 日本虾产品的进口经历了数量、进口来源国和市场份额及类别结构的变动。深度挖掘这种历史变迁的基本规律, 掌握日本虾产品进口的特点, 以及亚洲各进口来源国虾产品生产与出口的基本状况, 对深刻了解虾产品贸易的外部环境, 合理安排中国虾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虾产品,贸易,亚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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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白银在中国金融改革中的历史变迁 篇七
一、白银的广泛使用
在我国古代, 金是指一切金属的统称, 人们还按照金属颜色的不同, 把金属分为“五金”, 五金包括:黑铁、青铅、赤铜、白银、黄金。俗话说, 物以稀为贵, 因为金银的稀缺, 有了贵金属的高贵地位。可以说, 金的开采之后, 才有了银的开采及冶炼, 在我国战国时期的史册里, 就开始有了对银的记录。由于战国时期不是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进行流通, 白银更多是起到仪仗、装饰、宝藏等的作用。到了秦始皇时期, 秦始皇规定, 不能把白银作为货币进行流通, 而只能起装饰、宝藏的作用。
元狩四年 (119) , 张汤向汉武帝进谏铸造白金币, 汉武帝采纳了张汤的建议。白金币由银锡合金铸造而成, 在历史上被称为“白金三品”。当时, 因为白金币币值太高, 出现了许多盗铸者, 由于假币与真币真假难辨, 致使白金币使用受到很大影响, 即便在遭受贬值的情况下仍不受大家欢迎, 政府虽然一再维持, 但收效甚微, 于是, 白金币铸造发行一年后就被废除。到了两汉时期, 随着中西方的贸易往来, 我国有了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 阿拉伯人也开创出了华南沿海的贸易路线, 于是, 亚洲中部地区和西方的金银币流传到了中国。到了隋唐和南北朝时期, 在外来金银币的启示下, 中国一些达官贵族也开始铸造金银币, 作为进贡及赏赐的礼品。宋代和元代, 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 白银货币开始被广泛使用, 政府的主要收入和开支, 都是使用白银。
由于贸易经济的相互往来, 到了明朝中叶, 白银在我国被广泛使用, 人民群众对白银的需求量增大。在当时, 我国白银的来源主要有: (1) 在万历年间, 在世界上兴起了一股开矿的浪潮, 而明政府由于自身对白银的需求量增大, 也开始有了开矿的举动, 使得我国白银的产量大大增多; (2) 政府库藏的白银流入市场。明朝前期, 政府曾经发布命令, 禁止白银在民间进行流通。后来, 由于国外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我国对外贸易得到发展, 使得当朝政府不得不解除了禁止使用白银的禁令, 禁令解除后, 库存的白银在发放俸禄或军饷时流入市场, 这些白银对贸易流通进行参与, 使得市场上增加了白银数量; (3) 因为国内外银价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又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张, 外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 使得中国白银数量大大增多, 白银、黄金的比价由此受到影响, 明清政府为了压低金价, 开始推行纸钞, 明清政府规定, 白银和黄金的比价为4∶1。到了15世纪初, 白银和黄金的平均比价则为6∶1, 16世纪上半叶, 比价则为7∶1, 由于中国产生贸易逆差, 外国白银不断涌进中国, 到了19世纪下半叶, 白银和黄金的比价则由原来的8∶1升到10∶1, 到崇祯年间上升到13∶1。值得一提的是, 银钱比价和金银比价的这种变动, 并不是表明市场上的需求减少, 这是由于到了明朝后期, 黄金成为贵重商品, 而白银已经成了主要的流通货币, 而铜钱即使在一些交易中被偶尔使用, 地位仍然不够显著, 所以, 白银的比价并不随着黄金、铜钱的比价而变动。由于贸易逆差的出现, 国外的白银大量流入我国, 也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商品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国外白银涌入中国, 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货币的改革
明朝中后期, 白银被大量使用, 当时流通的货币还有铜钱等一些货币。到了清朝, 铜钱等货币的流通越来越少, 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国内外的贸易往来和政府的收入与支出, 大部分都是使用白银, 由此, 白银逐渐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货币进行流通。那时, 在中国流通的货币包括国外的一些货币, 也叫白银货币, 又叫洋银、洋钱等。到了清朝初期, 对外贸易得到持续发展, 外国白银流入中国的越来越多。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个自产自销的社会, 无需用到外国的一些商品, 而外国商人却要到中国买瓷器、茶叶等物品, 由于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使用白银, 迫使外国商人不得不以白银作为交易的手段, 中国出现贸易逆差后, 外国商人经常是带着很多白银到中国采购货物。
在当时, 从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种类繁多, 其中有墨西哥的“鹰洋”、西班牙的“本洋”以及日本的“龙洋”等, 据有关资料记载, 流入中国最早的外国银元是西班牙的“本洋”。在明万历年间, 也就是16世纪末, 就开始出现西班牙商人持“本洋”在我国使用。大家都以为“本洋”是西班牙银元, 而实际上“本洋”是由墨西哥制造而成, 这是因为“本洋”的表面有双柱, 还有西班牙的国王像。在当时, 墨西哥的产银在世界排名第一, 而墨西哥独立以后, 才有了“鹰洋”的出现, 由于墨西哥银币的表面刻有栩栩如生的鹰, 所以又叫“鹰洋”。墨西哥“鹰洋”的纯色为94%以上, 相比于其他外国银元, 显得更为纯正。而日本的“龙洋”, 由于表面刻有龙的花纹, 所以被称为“龙番”或者“龙洋”, 在日本, “龙洋”在明治时代曾被广泛使用。
然而, 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 虽然促进了中国商品贸易往来, 但也同时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 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 使我国的币种种类繁多, 由于每种货币都有它自己流通的范围, 使得中国的货币呈现出混乱的局面;第二, 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 助长了资本主义列强的歪风邪气, 甚至对中国进行掠夺与侵略。当然, 凡事有弊也有利, 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 同时也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起着促进作用。洋钱的流入, 使得人民群众把本国的银币跟外国的银币相互对照, 发现外国的银币不仅分量具有统一的标准, 且制作精巧, 方便使用, 更重要的是便于计算, 所以很受中国人民的喜欢。当朝政府受此影响, 也终于下定决心, 决定铸造出计量准确, 能够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中国银元。于是, 光绪十三年 (1887) , 清朝开始有了自铸银元的举动, 清朝在自铸中国银元的时候, 把明朝铸钱的习惯沿袭下来, 并且, 为了和最早使用的古钱进行区别, 把本朝铸造的铜钱叫做“制钱”。
可以说, 从明朝到清朝初期, 中国都是保持贸易逆差的局面, 所以, 银元一直被当做主要货币来使用。不过, 我国商品如果要对外交易, 则是通过国际商家承认的贵金属白银进行交易, 所以, 中国的贸易逆差使得我国流入了大量的外国白银。但在清朝中后期以后, 当我国的人民群众已经习惯把中国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以后, 白银却开始不停地向国外流进, 这种局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冲击, 也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的对外关系与本国的政治稳定。
这之后, 因为鸦片战争的出现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我国丧失了自由主权的权利, 于是, 白银开始不断向国外涌进, 致使我国出现了钱贱银贵的局面。白银向国外的流入, 使得我国的白银数量越来越少, 不管是金融兑换还是进行工商贸易往来, 只要进行以钱折银, 必定发生严重亏损。
三、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从晚清开始, 出现了很大变化。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金融的影响, 中国有了保险业、证券业以及银行业的出现, 并且这些行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并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建立, 而货币也由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 由以前繁杂的局面到了统一的局面。金融业的发展, 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近代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不过, 因为金融业尚存在着主权的缺损, 导致了不平衡的发展, 通商口岸聚拢着金融资金和机构, 另外, 由于中国频繁发生战乱, 政权变化频繁及一些产业部门的衰败, 加上外国的金融势力控制着中国金融结构, 使得近代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处于不平稳状态。
总而言之, 要实行币制的改革, 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除此之外, 要对国家的币制进行改革, 还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 以国家雄厚的财政作为改革的前提条件; (2) 以强壮的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力量源泉; (3) 以良好的金融制度作为改革的保证。另外, 还要有正确的理念意识, 才可能有所收获。在我国的近代史上, 一方面, 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另一方面, 国内战乱频繁, 始终处于动荡局面, 所以, 当局政府对于出现的金融弊端以及货币顽症仍无力进行改变。
参考文献
[1]梅纳斯·凯恩斯.货币论——货币的纯理论 (上、下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洪蔑管.中国金融史[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3]华汉光.中国货币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8.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变迁及分析 篇八
1.封建时期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因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思想不同而异。《学记》提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即用教育来化民成俗,为统治者服务;“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即用做官为诱饵,培养遵守伦理纲常的“圣贤君子”。《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也体现了这种思想。至唐代创科举选士更是把这种教育目的根深蒂固下来,唐太宗曾笑曰:“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耳。”唐初进士,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随之而废,实用性科目渐渐不受重视。由于不能凭实用技术入仕,学习者渐少。其后历代科举皆仿唐制,只重视文学性科目,不重技术性科目。明经科重视帖经,久之以帖字为通经,不穷义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两者演变至后期都各走极端。
我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教育目的是从企图统治受教育者的那部分人出发的,这部分人就代表了“社会”,它是为了捍卫统治和压迫而生的,它从一开始就异化了受教育者。道德和知识原本是一体的,但在封建社会中,道德的束缚演变成压迫的合理化工具。其次是教育目的过于单一,只注重人文学科,到后来甚至人文学科也未掌握,只重死记硬背,实用技术被忽视,基础理论更是如此。这导致人的发展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以至于压制了受教育者冲破这个局限的欲望。
2.近代的教育目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亡国灭种的危机使教育目的发生变化。曾国藩重视“一技一艺之流”,提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张之洞主张培养“习知西事、通体达用”的实用人才,以上是洋务派固守“中体西用”的根本前提。维新派提出教育应培养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藩篱。康有为主张变科举、开学校、开学会、派游学等,以“通世界之知,养有用之才”。梁启超认为教育应“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其新民人格特征包括国家观念、权利思想、自由和自治等18种之多。严复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而开矿、练兵、兴商务等治标不治本。他认为教育分为体育、智育和德育。革命派中孙中山主张用“三民主义”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蔡元培提出“国民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提出“五育并举”、和谐发展、养成“健全人格”的主张。[1]
近代教育目的注重培养科技人才,它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出发,历经洋务派的“培养技术人才”到蔡元培的“五育并举”涵养健全人格,教育目的不断注入新的内涵。
3.建国后的教育目的
从政策文本来看,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6条指出:“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发展”。1993年《中国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提法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三次全教会正式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将素质教育归纳如下: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重视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发展学生的主动精神,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着眼于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
从学术界来看,《教育大辞典》将“教育目的”定义为:培养人的总目标,关系到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和具有什么样素质的根本性质问题。也有观点认为教育目的是教育对所培养人的质量和规格的总体设想和规定。它一方面规定所培养人的身心素质,即受教育者的个性结构,包括知识、品德、智力、体力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规定培养的人应符合什么样的社会需要。[2]学术界对素质教育的涵义尚在探讨,一般认为是如下:面向全体;全面发展;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通识教育;发展个性与主动精神。
二、对我国教育目的的分析
纵观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教育目的从“化民成俗”,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到逐步考虑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如涵养“健全人格”,“发展个性与主动精神”等。二是教育目的从单一走向多元,如从注重“明经”“进士”等人文学科到出于亡国灭种的危机重视科学技术,到“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发展”等。在教育目的的历史变迁中,始终贯穿着一对基本矛盾:社会的需要和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哪一个更根本?或者两者是一样重要的吗?有没有主次关系或其他关系?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目的的涵义不断分解和多元化,教育目的的应然含义究竟是什么。
1.教育目的中社会和个人的应然关系
当前存在着社会本位论和个人本位论两种观点。扈中平认为思考和制定教育目的的逻辑起点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教育是连接人与社会的重要中介[3],由此得出教育目的的两种本位。一是个人本位论。卢梭认为教育目的是塑造人而不是塑造公民。爱伦·凯认为“不能对儿童的个性进行压制和机械训练,教育过程应使儿童自由发展。”新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目的只是“教育目的中的一个次要部分”。扈中平认为卢梭和新人文主义者“把抽象的个人与具体的社会对立起来”。二是社会本位论。凯兴斯泰纳的社会本位观点比较极端,认为国家的教育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造就公民。涂尔干认为教育首先是在满足一些社会需要。[4]这两种观点的前提是社会和个人是对立的,杜威则把这两种观点整合起来。他认为生活表示个体和种族的全部经验,生活就是生长。教育是经验的改造和改组。教育目的随着不同的儿童而不同,随着儿童的生长和教育者的经验的增长而变化。在主动方面,经验就是尝试,即实验;在被动方面,经验就是承受结果。民主主义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5]
综上所述,绝对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是不可能存在的。首先,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个人和社会并不是对立的,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和社会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以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为例,他提倡的教育目的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凝固的目标。经验即不断的尝试是其思想的灵魂,教育目的是不同的个体在一种联合的生活中不断地学习、获得经验,从而不断地得到各自的成长。在这种生活中,人与他人、群体、自然环境相互联系,在尝试中生长,在联系中与民主社会成为统一体。扈中平认为杜威的教育目的观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是二者的整合。其次,分别从教育目的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来看,教育和一个期望社会状态的政治目的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只是间接的关系。在实现所要努力达到的社会状态的诸多条件中,那种符合政治需要的公民人格结构,并非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它总是不断受到许多教育者根本无能为力的其他条件的制约。齐勒尔指出:我们将不会想到在个体之外去寻找教育的目标。一种试图超越于个体之外而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工作,不是教育的工作。诺尔也强调,与政治的改变意志不同,教育的改变意志并“不是要改变关系,而是要改变人本身。”[6]因此,教育目的统一于人和社会关系的扬弃、发展中,绝对的对立是不存在的。但归根结底,教育目的与人是直接关系,与社会是间接关系,教育通过直接改变人来间接改变社会。
2.教育目的的应然含义
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素质。布列钦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一种规范,它描述了一种作为理想而为受教育者所设定的心理素质,并且要求教育者应该如此行动,使得受教育者最大限度地获得实现该理想的能力。《教育学大辞典》关于素质的解释是:①个人先天具有的解剖生理特点;②指公民或某种专门人才的基本品质,是个人在后天环境、教育影响下形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格。人格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某人经历和行为准备状态的结构。布列钦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一种规范,它描述了一种作为理想而为受教育者所设定的心理素质。它还要求教育者应该如此行动,从而使受教育者最大限度地实现该理想。
除了以上观点外,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先生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性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起初董仲舒将“仁义礼智信”作为五种德性,韩愈提出“性三品说”,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的内容表现为仁义礼智信,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性情人人都有,但程度不同,这种差异是天生的。韩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相应的情也有三品。在西方,休谟在《人性论》中把人性分为知性、情感、道德[7]。人性的基本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目前尚无定论,但它已暗含了教育目的的基本内容,如道德、情感、智力等。
综上所述,相对于教育目的是培养素质、人格的观点,人性的观点更切中了教育目的的核心。素质和人格最早起源于心理学,西方提倡民主和价值中立,倾向于中立的教育目的观。至于人性,涂又光先生指出人性是不能选择的,正如他所言:“谁叫你是个人呢?”康德认为人的目的是做人,教育的目的也就是如何教人做人。人性是把人与动、植物区分开的根本标志,人性是在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中产生,离开了社会,自然界不能产生人性,如印度的“狼孩”就证明了这一点。人性是人所具有的根本特征,也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人的共性,这是一个类的特征;又存在着人的个性,即每一个个体自身的性质。
参考文献:
[1]郭齐家,葛新斌.西学东渐与中国教育目标的近代化[J].教育研究,1997(7).
[2]陈艳华.冲突与整合[J].教育学,2006(8).
[3]扈中平.教育目的论(修订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涂尔干.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C].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大学出版社会,2009.
[5]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布列钦卡.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结婚证的历史变迁 篇九
一寻求社会地位平等——科学与人文的社会功能之争
斯诺是在现代主义视野下提出两种文化分裂的, 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科学与人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各自的功能。我们知道, 斯诺是物理学博士出身, 后因写小说成名, 算得上是一个文学家, 是一个横跨科学与人文两界的学者, 所以他在演讲中也极力呼吁二者进行沟通;但他显然有立场倾向性, 即他认为科学促使工业革命, 工业化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这句话潜在的含义是:如果反对科学或不支持科学, 那就是反对工业化, 就是反对改善穷人的生活。他明确指出人文知识分子不关心同胞的生活, 是天生的卢德分子。斯诺的演讲一发表就引起极大的争议, 有著名的斯诺-利维斯之争。利维斯对斯诺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批评。1962年, 在唐宁学院举办的“里斯满演讲” (Richmond Lecture) 中, 利维斯发表了措辞尖刻的“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 对斯诺的两种文化的命题予以了坚决的回击。他认为, 只有一种文化, 即文化传统。将两种相去甚远的学科等同起来毫无意义, 而值得做的事情是在大学里大力提倡以英国文学为核心的跨学科的人文教育, 因为实际情况并不像斯诺所担心的“科学文化”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挤压, 而是正相反, 机器文明和技术文明正在变本加厉地向传统文化和人类田园式的“有机共同体” (organic community) 大举进攻, 现代人和现代社会需要道德良知和生活的艺术来抵抗平庸和异化。[1]斯诺与利维斯之争可以看作是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事实上, 在斯诺演讲前后, 许多哲学家和具有思想家气质的科学家, 一定意义上都思考过科学的文化问题, 并对二者的沟通与融合发表过深刻独到的见解。如贝尔纳在其1938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专门有一小节来谈“科学与文化”, 指出:“目前的情况是高度发展的科学几乎和传统学术文化完全隔绝。这种情况是完全不正常的, 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没有任何文化能够永久脱离当代主要的实用思想而不蜕化为学究式的空谈。”[2]479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贝尔纳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来谈二者的关系的, 认为文化若不吸收科学的思想便会成为学究式的空谈;当然他也认为科学有缺陷, 认为“科学的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使它受到文艺界人士的普遍抵制, 并使科学家自己又添加上种种不合理性的和神秘的色彩。”[2]479所以, 他为二者沟通开出的良方是:“必须把这种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消除掉, 才能使科学完全成为生活和思想的普遍基础。”[2]479在这里, 贝尔纳显然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为使科学能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功能出谋划策。国内学者早期对科学与文化的探讨也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的, 如大家都熟悉的“科玄论战”, 论战的主题就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 更可看作是中国早期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而1948年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演讲, 更可看作是早于斯诺对两种文化分离的精辟阐述, 只不过由于那时的科学在中国毕竟还很不发达, 科学的认识论霸权地位还没有树立, 滥用科学的危害还没有为国人所认知, 所以梁先生的观点在当时没有在国内外引起足够的重视。总之, 无论是在科学发达还是不发达的国家, 科学与文化的冲突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但是,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介入之前, 无论科学家和哲学家持哪种观点, 都是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论述两种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虽然观点不同, 但没有形成明显的阵营, 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探讨, 对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生产过程不作评论。
从斯诺问题的角度看, 代表两种文化的一极是科学家, 一极是人文知识分子。由于学科的不同, 二者之间缺乏沟通, 都对彼此漠不关心, 虽然存在一些误解和敌意, 但并未出现明显的冲突。斯诺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 是担心两种文化的分裂会给西方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担心英国社会中受过最强化教育的人, 不再可能在智力层面上进行对话和交谈, 造成社会的智力、实践和创造性的损失, 从而导致“我们错误地解释过去, 错误地判断现在, 并否定我们对未来的希望。这就使我们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采取任何适宜的行动。”[3]23因此, 他呼吁两者之间进行对话, 提出从教育方面进行改革, 改革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过度专门化的教育局面, 从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两方面拓展人们的视域, 从而“培养出一大批聪明的头脑, 他们不会对艺术和科学中的形象经验一无所知, 也不会无视应用科学的贡献, 无视大多数人类同胞可以拯救的苦难, 以及无视那种他们一旦意识到就不能再置之不顾的责任。”[3]23我们看到, 斯诺始终强调人文知识分子不应无视科学的贡献。的确, 20世纪前半叶的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均展示了其巨大的影响力。在认识论上, 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客观真理, 科学被认为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动力。二战后, 万尼瓦尔·布什为美国政府提供的科学发展报告《科学, 无止尽的前沿》令世界各国都在科学研究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科学进入了它最辉煌的时期。但是, 1962年, 随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 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首次受到了质疑和挑战。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论争也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寻求知识地位平等——科学与人文的认知功能之争
受库恩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派开始对科学知识及其生产过程进行审查, 打破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科学知识不受审查的“黑箱”。以巴恩斯 (B.Barnes) 、布鲁尔 (D.Bloor) 、马尔凯 (M.Mulkay) 为代表的英国SSK实践者对长期统治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标准”科学观进行了清算, 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科学知识的神圣地位。20世纪80年代, 随着法国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STS、后殖民主义的结合, 这些学科从不同的社会维度和立场对科学进行研究, 从不同角度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加以批评, 其中有些研究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 这种对科学进行彻底“祛魅”的做法, 形成了一股后现代反科学思潮, 这股思潮迅速蔓延开来, 进入了大众文化的视野, 引起了科学家和部分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科学哲学家的极度反感, 他们随后对科学研究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击。1987年10月15日, 两位英国物理学家西奥查里斯 (T.Theocharis) 和皮莫波罗斯 (M.Psimopoulos) 在《自然》杂志登文严厉谴责了那些批评科学能获得客观知识这一传统信念的怀疑论哲学家, 指控他们给科学带来了“深重而又广泛的灾难”, 从而拉开了科学家反击的序幕。科学家反击的代表性著作是1994年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另外两位物理学家格罗斯 (P.R.Gross) 和勒维特 (N.Levitt) 的合著, 名为《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该书认为学术界对自然科学的敌视主要是由社会学和文学理论领域的“学术左派”的煽动造成的, 并从滋生了“反科学”的那些领域中挑选出若干人的作品作为靶子进行了清算, 以捍卫其“反反科学” (antiantiscience) 的严正立场。而《第三种文化》一书的主编约翰·布罗克曼 (John Brockman) 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 就是促使科学家直接与公众进行交流, 使科学家能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向理性的公众表达他们最深层的思想。他在1995 年主编出版的《第三种文化》正是邀请众多科学家撰写的一本科学普及读物, 该书期望科学家能直接向公众表达他们迷人的思想。布罗克曼的“第三种文化”, 虽然借用了斯诺的术语, 但并不是斯诺所期望的两种文化的和解, 相反, 是科学家直接向人文学者“争夺”公众话语权。他在书的引言中写到:“人文知识分子是怎样侥幸得逞排除异己的呢?首先, 科学界人士没有有效地解释出其工作的深远意义。”[4]2其次他还认为科学家的思想被埋没, 是“因为科学过去并不是主流报刊杂志的主题”[4]2。因此, 我们可以把第三种文化的出现看作是两种文化相互敌视相互对抗的新形态, 它的作用并不能促使两种文化有效沟通, 而布罗克曼的意图也并非是要使二者沟通。国内有学者以《造桥还是挖沟?》为题来评述布罗克曼的《第三种文化》, 认为:“撇开多元的科普形式的巨大意义不谈, 如果把这样的工作当作‘超越’科学革命、消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的努力来过高地看待, 至少在极端些的情况下, 反而带来把鸿沟进一步挖深的可能”[5]。
随着大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1996年, 美国《社会文本》杂志专门组织了一期名为“科学大战”的专刊, 戏剧性的是, 其本意是支持后现代科学研究派的, 但没有料到被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一篇名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诈文反证了后现代科学研究对科学知识的一知半解和其不重理性论证而是仅仅依赖于诉诸权威的特点, 因为索卡尔诈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所谓的后现代研究“大师”们的话语比较巧妙地堆砌了一下, 居然骗过了《社会文本》杂志的几位编辑。当索卡尔在《大众语言》上发表的《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公布了其诈文的真相后, 立刻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 从而将这场大战引向高潮, 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 索卡尔因此名声大振。所以, 在随后的论战中, 他当然地成了科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同时也成为批评的靶子。索卡尔的文化研究“实验”显然成功了, 后现代研究派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他们同时受到了学术界和公众的质疑。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本来就晦涩难懂, 被批评家认为是故意制造噱头和故作高深, 从而让普通公众望而却步, 变成了自我欣赏的东西。如前所述, 贝尔纳本来认为科学之所以远离公众, 是因为它的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而人文文化之所以吸引公众, 就是因为它浅显易懂和活泼的文风。但后现代主义却恰恰抛弃了自身的优点, 创造出很多生僻和模棱两可的词汇, 以显示其思想的“深刻”。可以说, 正是因为双方的误解才进一步加剧了这场论战, 即科学家不完全能理解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在说什么和后现代知识分子不完全了解科学的进展。这场论战超出了一般的学术争论, 完全不是用“商榷”的态度, 很多言辞都比较激烈, 诸如“愚蠢”、“欺诈”之类的词在论战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当然, 这样激烈的论战如果仅仅是学术之争还罢了, 事实上它已演变为不同学科领域的利益之争, 甚至影响到个人学术职位的获得, 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和科学史家诺顿·莱斯 (Norton Wise) 由于一些科学家和与他们同一阵营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阻挠先后失去了普林斯顿学院高级研究所的“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项目”教授的机会。
1998年之后, 科学大战的火药味逐渐不那么浓烈了, 一些学者开始组织论战双方坐在一起, 消除只言片语引发的误解, 寻求结束这场文化战争的途径。一些科学家 (而不是科学卫士) 开始对辩论感兴趣, 他们对相对主义者的观点也作了了解, 并参与到讨论中。如在1998年美国物理学会的年会上, 专门安排了一个“科学及其批评者”的小组讨论, 《物理学史新通讯》的编辑对此评价道:“在这次讨论会上, 最引人注目的情形是在相互交流中体现相互尊重。”[6]美国学者奥利卡·舍格斯特尔编著出版的《超越科学大战》就是试图找出两大团体冲突的原因和两者之间可能的和令人满意的关系是什么。也有学者从重新建构二者关系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 认为不要把科学与文化之间的界限看成是领土分界线, 而应看成基本上还未开发的广袤土地, 正在等待两边的人合作开发。总之, 对科学的“批评”和“赞美”仍在继续, 只不过是用“讨论”代替了“争论”, 关注的也将不再是科学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而更多的是关注它“如何运行”, 毕竟我们已经认识到新的科学和技术所具有的潜在危险和伦理问题, 这些是科学本身无法克服的, 它需要人文关怀和民主认同。
三论战的意义与影响分析
从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分裂到科学大战, 事实上都存在制造冲突和寻求沟通两大派别。冲突的两方如科学卫士和后现代相对主义者可以看作是寻求沟通的两方即科学家和STS研究者的亚团体, 在这两个亚团体争论的基础上, 科学家和STS研究者可以在寻求一致的基础上和谐相处甚至合作。科学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作是促进二者沟通的重要一步。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两派的冲突主要是源于对对方的不理解和蔑视造成的。在这场论战中, 各派都组织力量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 有很多是双方回应性的作品。在这种相互的回应中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理解, 使得科学家更加自觉地对科学工作进行内省和反思。同时, 论战双方的论文和著作加深了人们对科学、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深入了解和理解, 奠定了重构两种文化关系的基础。
论战的其中一个成果是, 科学大战之后, 科学家不会再像物理学家费曼那样轻视科学文化论者的研究成果, 他的名言“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家, 就像鸟类学对于鸟一样毫无用处”代表了旧的两种文化关系的终结。在新的两种文化关系中, 科学家将会主动地对STS的工作进行审查, 改变以往只有科学研究者对科学审查的单一途径, 而变为双方的双向审查。这种局面不仅能使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成果更有价值, 而且也能更好地弥合双方的关系, 使二者能在互动的基础上平衡协调发展。
科学大战是在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爆发的, 争论的焦点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后现代的科学文化研究者们都从各自的学科出发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 对科学内容和科学方法提出质疑, 对科学理性、科学真理和科学精神进行攻击。SSK重新树立了一个批评科学的靶子, 找到了科学的弱点, 回避了科学的优势 (科学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效应) 。SSK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冲撞理论都认为是主体、客体、自然、社会和仪器共同博弈性地建构了科学, 他们特别强调社会性因素和利益对科学理论的决定作用, 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脱离经验检验的诡辩, 强调科学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形式、不同的语言游戏。换言之, 就是否定科学事实内在联系的必然性, 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约定和语境的东西。激进的女性主义把科学看作是男权至上主义的统治, 极力控制与权威化自己的权力。后殖民主义则把科学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与殖民统治的先锋队。不可否认, 这些被视为极端相对主义的思想对启蒙时期形成的科学观的挑战极大地解放了哲学家的思想, 也解放了普通人的思想, 是对绝对权威的最大挑战, 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这场论战中, 重新确立了科学的新形象, 对唯科学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评。
回顾在20世纪末发生在科学和科学研究领域的这场重要的论战中, 科学研究的两大传统学科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都仿佛失语了, 它们和科学本身一样被后现代主义思潮置于解构的境地, 都面临着在新的逻辑起点上重构本学科的艰巨任务。以往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都以科学为研究对象, 科学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提出科学的划界标准, 视科学知识为标准知识, 把科学方法看作是完全理性和客观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也提出了科学的规范结构, 假定通过这些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就可确保科学知识生产的理性与客观性等等。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扮演的是赞美者的角色, 正是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进一步把科学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换来的却是科学的傲慢和轻视, 因为科学家认为科学的地位和荣誉是理所当然的。随着20世纪由于科学的不当应用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科学的声望在不断下降。尤其是1993年美国停止实施超导高能粒子加速器计划, 对粒子物理学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表明, 冷战结束后, 美国对科学的投入将面临严重的财政削减, 对科学进行丰厚投入的时代结束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定位的新时代。而主要发生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的这场“科学大战”更可看作是对科学与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的一场论战。后现代科学研究颠覆了启蒙时代以来科学的认识论权威地位, 解放了公众对科学的传统认识思想。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只有立足论战的已有成果, 重新考察各自学科的逻辑起点, 重建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
摆在当代科学哲学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建一种新的科学文化。如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的那样:科学是一种文化, 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但是, 科学从小科学到大科学, 从学术科学到后学术科学, 科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迫切需要重建新的科学文化。立足于大科学或后学术科学的特征基础上建构新科学文化, 是重塑两种文化关系的基础。新科学文化必然需要引入一系列新的术语和概念, 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摒弃了许多传统科学的旧概念, 如实在论、划界、累积、观察-理论的二分、理论的演绎结构等, 又创造了许多新概念, 如范式、不可通约性、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等一样。新科学文化的建构是科学哲学和科学研究其他学科发展的新目标, 这种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互动的基础上平衡发展是21世纪两种文化走向的基本态势。
中国的两种文化关系也比较复杂。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精神既可安身立命, 更是实践智慧, 重点讲求“做” (to do) 而非“是” (to be) 。所以当中国人认识到科学的好处后就对它顶礼膜拜起来, 诚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在中国, 科学精神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但唯科学主义已经盛行;科学还不发达, 但滥用科学的负面效应已经很突出。可以说, 中国目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都面临重建的任务, 并且是一项相当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摘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 50年来, 两种文化的论战主题和主体不断发生变化, 尤其是20世纪末发生的“科学大战”, 对重构两种文化关系有着深远的意义与影响。
关键词：科学文化,人文文化,科学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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