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

2024-07-20

儒家文化(9篇)

1.儒家文化 篇一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作 者:郝海燕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11)分类号:N031关键词:新儒家 儒家文化 近代科学 现代科学 中国科学

2.儒家文化 篇二

1 儒家文化对体育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内心平静,表明“静”可以让人心情放松,使之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直至现今社会,人们对儒家文化的理解还在不断的深入。同时儒家文化在很久以前对人们的精神状态起到了一定了作用,尤其是在对体育文化方面存在很多的限制。孔子主张的“以静制动”,反应了当时封闭社会的人们只是追求“静”,而很少进行“动”的文化特色。古代体育的发展受到儒家的“主静、反动”文化的极大的制约,使得沉稳、中庸成为古代体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2]而儒家文化的一些礼仪及其伦理纲常的体系,直接束缚了体育活动的发展,古代竞技体育更是趋于空白,妇女体育的发展基本上没有。我国体育文化的价值观,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都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思想源泉。体育文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以“礼”为主的优良道德风范也将会慢慢的渗透到现代体育活动中。

1.1 儒家的“礼”、“义”文化动静观对竞技体育的影响

在古代的时候,儒家思想的一些文化特征,像“重文轻武”、“废力尚德”等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体育思想、意识、精神的形成。这就使得现今社会的一些竞技活动项目开始逐渐的向非竞技项目转变,成为“君子之争”的游戏和崇尚“礼”的内容。[3]体育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礼”、“义”的影响。“在西周时代,中国人们的礼射活动,有着程序严格、组织严密和广泛的开展的特点,它能够与同时代奥林匹克运动相媲美的一种祭奠竞技活动。”[4]但这样一项具备了现代竞技运动雏形的活动,由于过分地拘泥于“礼”,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几乎将竞技性这一特点慢慢地丧失殆尽。正如古时候的礼、射被当成了实践仁与礼的手段和途径,其实礼、射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的竞争精神,而是用以维护礼教、演习等伦理秩序。儒家思想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后一度达到封建统治鼎盛时期,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排他性和同化性。后期一些传入我国的体育项目虽然得到一定发展,但最终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些已经成为符合传统观念的体育项目,失去了原有的竞技功能。

1.2 儒家思想中“文武兼备”、“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体育文化的影响

孔子主张学生要德、智、体三者全面发展,缺一不可。《论语·述而》中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六艺当中的“射”和“御”就很明显的属于体育教学的内容,这就充分的反应出了在当时的社会之下,体育文化形成已经开始慢慢的发展。另外,在《论语·宪问》中有关于“子路问成人”的记载。所谓的“成人”,就孔子的观点来说,就是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如:智慧、勇敢、礼乐等。儒家学说的这种素质及其精神为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表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强调了身体健身的重要性。在现代体育中,体育活动在方式、手段上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特点——高度重视心理素质,一切肢体活动都与心理活动紧密结合,从而调节身心,锻炼意志。

1.3 儒家的父系宗法制度和伦理观妨碍女子体育发展

儒家文化属于伦理道德型文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这是儒家的特点。古代时候的人们注重“道德”的观念给人的一切活动都覆盖了一层薄膜,这也就决定了中共古代体育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注重人的伦理道德。其发展无疑会相对地集中于道德的方向。[5]妻从夫贵的道德观念,一直影响着社会的很多个领域,这从根本上扼杀了女子体育运动的开展,即使有(如舞蹈、徽鞠、秋千等)也是为取悦于“劳心者”而进行的宫廷表演活动,以满足享乐者的感官刺激。一直到宋元以后,女子体育的发展开始处于停滞状态,以后慢慢的趋向于消亡。

2 儒家文化对体育制度文化的影响

“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参与体育的方法和行为,体育制度的制定都很自然地烙上了儒家文化的影子。”[6]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体育行为多被作为道德教化的形式,掺杂进了太多的繁文缉节,着力突出体育活动中的礼仪与伦理,而对体育项目本身的一些属性和特点则很少涉及,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像体育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形成。并且由此制约了体育的发展。儒家文化对体育文化的影响很深,导致现今体育制度的发展很多时候都过多的崇尚“道德”这一基本准则。

2.1 儒家文化使得中国传统体育重视道德教化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古代就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最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远的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源泉。而体育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分支。在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传统文化中做主张的“道德文化”对在一定意义上对体育活动乃至参与的成员都有一定的严格的要求。并相信每个人通过道德修养都可以达到修身养性,成就佛学所讲述的“金身”。道德的教化一直影响的中国的传统体育活动形成与发展,而儒家思想所崇尚的就是道德在一切活动中都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在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中,如射箭、蹴鞠、武术等都有着道德的影子。在孔子看来,智、勇和仁一样,也有道德意义,是人道德品质的一部分。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孝梯忠信”、“仁义礼智”的道德主张。中国传统体育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有着些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随着封建思想的侵入慢慢的渗透到体育活动中去。

2.2 儒家思想使中国体育崇尚礼仪教化

中国体育的精神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种形态。可见,“礼”这种形态就是体育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中国历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文化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自然也体现于中国体育文化之中。中国最古老的运动,就像在明清时期的骑射,除了用于战争,还用于游戏。在当时的“优秀人才”就是所谓的智慧与勇猛的结合,就想现代的社会一样,有着很多相似情形。《孔子家语》曾记载,孔子观乡射,感到不合“礼”,他很不满意,然后带领他的学生进行一次射箭比赛的示范表演,并且规定只有孝顺友爱的少年、青壮年和好礼好学的老人才能观看表演。[7]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身家与道德是能否参加或观看射箭比赛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射箭比赛主要是“礼”,而不是射箭的技术。时至今日,在我们国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随处可见。在“礼”教的束缚下,中国传统体育重视道德而轻竞技,逐步演化成具有娱乐、表演、礼仪等性质的体育活动。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具有文化氛围特征的体育项目,如中国围棋、象棋、气功、太极拳等得以盛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进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人们以健身和娱乐为目的最主要的体育活动,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

3 结语

儒家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底蕴,它引进并吸收了许多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而且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儒家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是也良莠不齐。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它渗透到了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之中,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它又必然包含着两重性。尽管它在宗教伦理制度方面束缚了体育的发展和传承,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同样促使中国体育文化的形成。我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要遵循“扬长避短”、“吸取别人的优点,摒弃自己的缺点”的原则,努力的在吸收发展中需求更大的发展。我们还要在平等的合作与交流中迅速的发展自己的体育事业,使之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

摘要:儒家文化伴随中国历史发展数千年,同时对中国的体育文化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总结归纳法,从儒家思想的“礼”、“义”文化动静观;“文武兼备”、“天人合一”思想观、父系宗法制度和伦理观等相关内容出发,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体育制度文化和现代体育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其文化所持有的正面和负面两重性。研究认为:儒家文化在宗教伦理制度方面束缚了体育的发展和传承,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同样促使中国体育形成独特的人文文化。因此,在建立现代体育文化的过程中,应该批判的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对我国体育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体育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1]唐春芳,刘传信.儒家文化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J].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7(1):65-67.

[2]吴丽珺.浅论中国体育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体现[J].决策探索(下),2011,6:70-71.

[3]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21-223.

[4]周华.儒家文化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J].教育探索,2009,4(2):66-69.

[5]暴丽霞.儒家文化对体育文化的文化控制[J].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报,2004(4).

[6]唐桂黔.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J].体育科技,2004,3:18-20.

3.儒家文化的核心 篇三

中华文化的伦理观是忠、孝、仁、义、信

忠孝是连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一种仁。子曰:“仁者爱人”。“仁”左边是单立人、是个人,右边是二,两个人相处的原则就是仁。孝由此而生,父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应该孝敬父母,这个爱在父子两代人之间是以孝来体现的。继而推广到国家,封建社会对国就叫忠。那么作为个人怎么处理和社会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和国君的关系?就是义。所谓义者,宜也,就是适当,就是自己处于什么位置上应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那份心,就叫义,所以我们说的义务就是自己在这个位置上该尽力的事务。朋友之间要讲义气,古人说的义气就是作为朋友尽了朋友之道的风气。信,孔子说,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讲诚信在社会上是站不住的,是要被淘汰的。古人讲立德、立言、立功,就是作为一种德性要留给社会,说的话要能对社会有用,还要做事情言行一致,要为社会立功。

价值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首先,是自己要修养好,要学习,要深思。然后由己及人、及妻子(古代以男性为中心)、及孩子、及兄弟。如果自己的修养三尺高也让其他人都达到三尺高,这就是所谓的齐家。为什么用齐字?齐就是等,自己修养好了让全家人都达到这个水平,就等同了。其次,要把家里的道德伦理治家的方法再扩大开去,要治国,国不是自己的,因此是去“治”。最后,是平天下。平是什么意思?是均衡。不是要争夺天下,而是大家都平衡、平均,这样就和谐。

儒家特别强调君子慎独,就是独处无人监督的时候、没人教导的时候,自己提高自己。宋代理学大家概括了君子修身的方向,从那以后一千年成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即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天地是无知的,但是天地的规律、大自然的规律就是它的心,我们要总结大自然的规律,总结一切客观的包括社会的人事的规律。“为生民立命”,生民用的是诗经里面的词,就是老百姓,为老百姓立命。老百姓立命之本在哪里?应该帮助老百姓有一个生存的环境,有一个美好的追求,有一定的物质与精神条件。“为往圣继绝学”,这是讲传统。最后,“为万世开太平”,不是为万世创太平,开太平是开个头,后人继续做。

世界观就是一句话:唯物

中国的所谓天并不是神,更不是人格神。神是什么?就是大自然。中国的逻辑是,人就是人,天是大自然,人不是大自然生出来的,但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论语》上记载,有学生请示孔子关于死的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意思就是连活着的道理都没弄明白,还研究什么死。谈到鬼神问题,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四样东西孔子绝口不谈,不进入他的视野。

文化的三个层次

我觉得需要对文化分层来认识。首先,最容易感知的也最容易变化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围绕着衣食住行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居食文化、装饰文化、饮食文化、烹调文化等等。其次,是中层,就是一个民族的风俗、礼仪、宗教、艺术、制度、法律等等,我又称之为制度文化。最后,底层是一个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可以称为哲学文化。我们中华文化是三层具备的。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文化的三个层次。底层是什么?就是上面所说的伦理观、价值观、哲学观等等,其实就是“和合”,显然是农耕社会的特点,是超时空的。中层,在我们的风俗、礼仪、宗教、艺术、制度、法律里面都体现了底层。例如,过年过节走亲戚全家团圆,这就是和合。日常生活也有。中国菜好吃,全世界闻名,这是因为烹调任何一个菜都是酸甜苦辣咸具备,就是古人所说的五味调和。中国讲五音和合,五味调和,五方和合。我们根本的东西在于中层和表层时时体现。本文没有讲佛教,原始佛教传到中国,经过千年的改造到唐代形成了禅宗,禅宗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和合文化。

4.儒家文化精华(最终版) 篇四

为武汉科技大学爱好国学的研究生授课:儒家文化精华

儒理研授人──陆声俊

邀请人,研究生班导师孙君恒教授致辞:

各位老师、同学们,首先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武汉子贡书院陆院长为同学作精彩演讲,陆院长和我也算是北大同学,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陆院长现在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好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国学功力深厚,将来也是同学们的客座教授,他曾受聘中国经济商务协会任副秘书长,中华儒商巡回大讲坛儒商研究专家、执行副主席,也是润民儒学大讲堂网站站长。为社会和谐热心公益,宣传国学,令人尊敬,尤其是企业界的老总们很喜欢听他讲儒商经营之道。陆院长个人阅历经验丰厚,大学毕业前种地,毕业后任湖北省活塞环厂业务员、销售公司总经理。99年下海自创武汉润民物资发展有限公司、十堰润民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润民儒学企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董事长至今。请大家以再次掌声欢迎陆院长演讲!

老各位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当半个月前接到孙教授邀请函,让我给同学们讲一堂儒家文化精华课,这既是孙教授的信任和盛情,也给了我自己对自己的一次挑战,此题目太大,我总不能让孙教授和同学们失望,因此战战兢兢,三易其稿,还不知同学们听后满不满意,想不到有这么多喜爱国学的同学,为节省时间,我就直接切入主题:

一、孔子儒学乃“人需”之道

1、浩如烟海的儒家文化、其精华怎么找?

我的经验和方法是:还孔子“人需”之道的本来,就发现孔子从不巧言令色,每句话都考虑对后世的责任,都是精华,都是真理,都是圣言,没有糟粕。糟粕都由后儒曲解制造。办法是通读《论语》、《大学》、《中庸》、《易传》等孔子圣经原典,融会贯通“一以贯之”的儒道体系,用心同原典交流,少信甚至不信违背“人儒”之道的教条解释。最简单的办法是听解经人讲的道理符不符合“人”性的共同“需”要,如果不符,只能是全部、或者部分是伪儒言论,不管他是被后来帝王贴了标签的“大儒”,还是近现代的学术权威。所以,中华文化的糟粕主要产生在释儒言论中。好在中华文字以“象形”、“会意”为主,只要打好国学基础,今天人人都能阅读原典体悟。但只能用共同人性体悟,而不能用个人主观好恶、带眼色镜别有用心臆测。

2、国学回归是全民族的心灵诉求。百年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今天传统中华文明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但她仍以博大的胸怀、蓬勃的生机、海纳百川的气势,容汇一切有利和不利的舶来文化。但丛林竞争,价值弥惘,诚信危机已成为社会无法克服的严重病态,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从上世末人们开始诉求国学回归起,到胡锦涛主席执政后,终于提到议事日程,首先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开始放弃斗争哲学,使民间道德回归的诉求一浪高过一浪,孝敬教育开始走入校园,民间读经书院雨后春笋出现,国学网站遍布全国,到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成为今天文化复兴的大势背景。

3、国学是什么? 儒学是什么? 人性是什么?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标准答案:

答:国学是教化我们怎么做人的文化。“儒”是“人”之生存所“需”要的道德。“性”是用“心”体会“生”命的生生之道。“教”是“孝”敬感恩的人类“文”化。

关于“儒、性、教”三个字、祖宗造字时有四大原理:

1、象形、2、会意、3、形声、4、转注。请问同学们,这三个字符合哪一造字原理?五千年中华文明优不优秀?跟封建迷信挨不挨得上边?今天我们该不该“弘扬中华文化”?该不该“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二、道统文明的由来

道在中华文化中的使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它无时不刻不在支配人的心理活动。如果用朱熹的话作比喻:耳朵是体,听是用的话,那么道就是宇宙之体,万物存在的任何过程都是用。所以孔子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人类文化的哲学概念。但怎么掌握,体会和遵守,这就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形成文化的流派分歧,构成各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支配不同的行为规范,因而被称之为不同的价值体系。我们的价值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就要从孔子儒学对道的解释说起,从而比较我们文化中的其他认道派别之同异,然后体会究竟谁的体系最适合人与自然的生存。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

1、儒道原理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这段孔子教诲其弟子的认道之本讲的非常明确,提出和解释了人“本”与道“本”的关系。这是人类形成文化的基本思路,这个基本思路就是本能的首先问:我是谁?结论肯定是──我是我父母的孩子,那么我父母又是谁?一直追问到天、地、人道,然后知道怎么感恩、怎么做人才能顺应性命之道。请问同学们,这也是封建迷信吗?

“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原来,孔子讲的“天命”,就是人的生存规律,而不是今人批判的封建迷信。可见,五

四、文革倒孔批孔,为政治目的乱找借口,栽赃先贤,流毒至今,使人性泯灭,价值错位。显然,人不率性是不能生存的。怎么率性?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古汉语“大学之道”四个字每字都有含义,这是跟现代语法不一样的地方,意思是“学习是修大道的方法”。“大”怎么要修呢?原来祖先造字时就形象告诉我们:“大”是形象“人”的心“中”“一以贯之”之道,所以在“人”字中间加“一横”就是一个大字。一横是《八卦》中的阳爻,代表生生的阳气或阳光,所以也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借这个“大”字阐述他的儒道又叫“大学之道”。今天我们办大学就是取用的这两个字,可是我们的教育哪里还有这套价值本来内容的影子?“明──明德”只能是弄明白很阳光的生生之德,这才叫明德。前一个明字是动词,后一个明字是名词。“明德”的反义词只能是“暗昧”,当然也可引伸为“阴私”。这些孔子没明说,但悟道、认道必须举一反三。原来“明──明德”的行为就是用心“亲民”,这样才是顺应了大自然的生生之道之“至善”。短短四句话,共计15个字,道德体系非常严谨。

三、老庄论道之比较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

老子也是我中华文化的古圣先贤,但不能称为“至圣”,他所著的五千言《道德经》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智慧,但他把“生道”和“死道”不能明确分开,所以也叫“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形成玄学,导致后来的庄子认为:认“死”也是道的本真。

应该说这样论道结论并没有错,可他不是我们能够完全接受的“人需”之道,亦即彻底的生生之道。说他不彻底,并不否定他们也阐述生生之道,有时甚至理解自然的生生原理还很深。比如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是非常有名的《齐物论》认道依据。

但对人性产生消极也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无法解开生命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不能替人的生存提供明辨是非的价值体系、价值座标。因此庄子主张“齐万物”“等是非”,要人们严格的“返朴归真”,“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比老子“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治国主张更原始。这里根本就是要取消政府和国家。这就有个问题,假如我是梁相惠施,和庄子是最好朋友,我会反问庄子,人人都“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哪来那么多食物让你填饱肚子而鼓腹?不生产做不到,这是个伪命题。庄子还可以说,人不奢欲美食佳肴,华丽服装,果实到处可以采摘,怎么不能鼓腹而游?那我又要问,豺狼虎豹能不伤害人吗?能这样让你人类无忧无虑快活生存吗?庄子只能语塞。要么,还是坚持他的道理,即他会反问我:何以知道豺狼虎豹食我不是“道”的造化呢?有什么值得不高兴呢?我当然也会语塞。因此庄子妻死,他不但不悲戚,而且鼓钵而歌,这在正常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所以,老庄哲学的原理就是:大德无德、大仁不仁、大孝不孝、大悲不悲、大智若愚……依此类推。这个原理用以观察道的自然生生,总是永远不计得失的演绎着各种存在是对的,可面对人性的道德诉求却说不过去。这就像父母养育孩子是本能的,可以完全不计得失,但孩子却不能不知道感恩。这就是自然赋予人性的道德诉求。这种诉求是人性对生命历史的生生之德之回顾,有这种回顾才知道大道像母亲一样至慈至善,体道而感生生之恩方能称之为德,这才是我们讲得文化中的道德由来。显然认道是靠内省来完成的,内省却是一种归纳思惟,于是老庄哲学和孔子儒学在认道上发生分歧:一个坚持感恩是正道,一个否定感恩是正道,但同时都承认生生之道是至善,老子说的“上善若水”、指地就是“形而上”之道。这就导致两种认道分歧在社会实践中,一个是惩恶扬善,一个虽然也扬善,但不主张惩恶。而佛家更是包容所有的恶人恶事,杀人犯法遁入空门后,便可不予追究。可见,老庄哲学的认道智慧也是十分高超的,而尤以庄子的认道智慧、古往今来除孔子外,恐怕没人能够超过。所以《庄子》在工具理性的认道上,岂是爱因斯坦能望其项背,且形象语言的叙事文采,又开浪漫思维之先河。可是,我们今天的科学家,又有几个能从他的书里认真学到什么?又岂有能人──能望爱因斯坦之项背?足见国学回归的意义有多大?

四、孔子对中华源头文化之传承

我们知道,一部《易经》,才是我们的文化源头。《八卦》系羲皇所作,今考古证明,羲皇的历史比轩辕黄帝大若早三至五千年。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已经流传了上万年,尽管《八卦》作为王官学的文化传承到周文王手才替它配好卦爻词,但天不生孔子为之作《易传》,这个源头文化到周室败亡后,即便再被后人发现,恐怕神仙也难读懂,所以后儒称孔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孔子《易传》解开道统文化之秘 子曰: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陆声俊备注:性命之理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古人教导我们:天在上、地在下、人在天地之中,称之为“三才”大道,天人合一),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阳指─阳爻,阴指--阴爻,六爻相叠成一卦,阴阳二爻共可叠成64卦不重复,象盖宇宙万物,像一个庞大的宇宙透视仪器,只要掌握其操作方法,连万年后的未来都能透视清楚,而又绝不是迷信,且科学要揭开这部透视仪器之秘,永远只能取其沧海一粟,就会成就不小。比如莱布尼茨发现64卦二进制原理,冯诺伊曼又凭这一原理发明电脑科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以及万年历史、生产技术,生活经验,精神文化,无不由其提供认道智慧。遗憾的是今人愚昧到将这部高明的智慧仪器当做封建文化的糟粕,把它束之高阁,且确有很多下三滥又专用来它搞封建迷信,浪费文化资源的教训十分深刻),(六爻)迭用(方显)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于是可指代)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陆声俊备注:八卦的初

九、初六是从下往上数,然后推算未来,所以叫“知来者逆”,逆是倒数爻画的意思,论事又是演绎的意思),是故《易》逆数也。

帝出乎震(陆声俊备注:帝是什么?显然,帝指的就是自然的生生之道,春天雷廷震动而惊蛰,万物开始复苏,从无到有而生。)齐乎巽(巽者、风也,以四季论,代表春夏之交,以方位论,偏东南),相见乎离(离者、火也,正南方也,夏天也),致役乎坤(坤者、母也,地也,阴也,顺也,夏秋之交也,西南方位也),说言乎兑(兑者、泽也,生藻养鱼的地方,象征秋收的喜悦,正西方),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陆声俊备注:役者,劳役的意思,坤者,母亲的意思,显然致役乎坤是指大地母亲不辞辛苦养育着万物)。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陆声俊备注:当大地母亲的孩子们也硕果累累了,大家当然高兴,所以叫“万物之所悦”,古代说字读悦,就是喜悦的意思),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陆声俊备注:秋天过后阴阳二气,即乾父坤母渐次进于凝止冬藏,母亲把父亲拉到被窝里交配,这叫做“战于乾”,古人用的都是形象比方)。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陆声俊备注:水是专为养命而备的资源,因此是劳苦之象,生命的成因也在父母的精卵二水,所以父母是为儿女而幸苦的劳役之命,象理描述十分准确)。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万物生于春,长于夏,熟于秋,藏眠于冬,可见,我们的羲皇在万年前就认识了这种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艮”是山的意思,象征的是生命由初生到积累而成,既是终结所在,也是新生所在,用今天的话说,“象理”非常科学)故曰:成言乎艮。《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可见,孔子在这里说的天地之道,我们已然知道就是自然的生生之道,而不是其它玄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周是道在生命过程中“循环”的意思),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原始反终(陆声俊备注:按自然之道生存,尽做人的天地良心之责,故曰乐天知命而无忧,达到了生命的终极关怀,这就叫“原始反终”。这里没有死后的天堂杜撰,因而也不会让人不考虑社会责任去“妄意”“理想”而追求,这就是儒学不同于宗教的伟大认道精髓),故知生死之说。(接下来的文字是孔子对《易》的智慧功能评价)(易)无有远近幽远,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陆声俊备注:这段孔子评《易》指出《易》的“无思”“无为”,跟老子体会祖宗文化之道也叫“无为”“同途而殊归”。子曰:“生生之为易”。这样,儒道两家:一个引导了后人“明─明德”体会“至善”而“生生”;一个引导了后人“消极生生”,逃避现实,“妄意”“理想”而成仙。所以,今天的人一旦理想不成,要么就用残酷斗争去实现,要么就是自弃而毁生,国家政权亦然认道,非常危险,这是同学们学国学时,需要认真比较才能弄明白的)。

2、人生在世无一不认文化道统《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可见,孔子著述的《易传》,即道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命根,得道者称之为有道德,失道者称之为无德或缺德,什么诸子百家,无一不是孔子文化这根树干上的枝叶。而孔子集三代文化之大成,这个大成又是孔子文化之根,这就是我全部中华文化的承续关系。所以把后来的诸子百家,跟孔子等量齐观,放在一条平行线上论资排“家”,论资排辈,且2000多年来争论不休,简直不可理喻!连司马迁都觉得各家对道德的认识,不过是“省耳、不省耳”,“不省耳”者自误误人,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以万年道统文明看,尽管道统是由孔子总结而成,但不得“生生之道”、或者说不遵守人的“生生之道”,必然少助,这都是前三代文化早已阐明的祥细内容。所以,到后来的所谓诸子百家,包阴阳、儒、墨、名、法、道、兵、农、杂诸家,没有一家敢否认孔子所总结的道统(没有通过孔子总结前的三代文化中,道字只指人走的道路,大家只要读《易经》中的经文,这是早于孔子之前的文化,所用道字一个都不是道统的意思),这又是一个不变的历史事实。所以我常常想,把这些道理很透彻的摆到今天的年轻人面前,让他们用现代人的智商重新整合我们的道统理念,尊孔子如耶稣,则文化的优势,意识形态的优秀才能重领现代世界文明之潮流,带领人类直奔大同和谐,是绝对可以期待的。今天我们把不遵道统的人叫做“不讲道理”的人,而不讲道理的人看有谁愿意支持和喜欢他?但因为话可以说八面,往往不修道本的人,强盗逻辑也能说出头头是道,关键需要有人伦价值做标的、才能检验和衡量其诡辩是不是真道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司马迁说的什么是“有省、不省耳”指的就是人伦标的所在,因此我把孔子儒学的总价值总结为“道善生已,己顺道生;以己之生,生人之生”,这才是他为我们规定的儒道之标的,即“人需”之道德体系。而不是法家等“以己之生,夺人之生”或者说“损人之生”才是“人需”的道德体系。请问同学们,是不是这个道理?

3、早于孔子的兵家道统文化也是儒道体系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道放在第一位,天、地、人三才合一,将者有道就是人道,法放在第五位,是用来维护天地人道的,否则与强盗无异,非兵圣所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些方面都是必须考虑清楚的生生之道)。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主孰有道,始终放在第一位)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始计篇》)

4、释家体性论道

•教有万法,体性无殊,不可舍法、取法、非法、非非法;佛本一乘,根源自别,故说下乘、中乘、上乘、上上乘。见了就做,做了就了了,了了有何不了;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归元楹联》)所谓教有万法,指的就是修性空性,修性空性也是认道,“生生还是无生”,万生从无到有,儒、释、道认道原理一脉相承。但释家把道称之为“元”、称之为“寂”、称之为“空”。归元寺,就是修性归元的寺庙。归元又叫“如来”,如其自然本来,又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是佛僧认道体性的方法,即用人的心性观听世界的本来音讯。菩萨是已经开悟自觉而同时觉人渡人的圣人,他们把世界的存在称之为“色”为“相”,认为“色”“相”是虚妄的世界给人的错觉,这种错觉使人产生欲望,而欲望使人产生喜怒哀乐,逃不出苦海。人需要通过修道驱除这种错觉,达到无我境界,就可回头是岸。这跟道家认道几乎相通,修道达到最高境界就是完全忘了自我,叫做“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众相,无寿者相”。因此也叫“菩提本无树,明境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但佛教也承认道的生生之善,人的意念必须善、必须正,甚至对其僧徒修炼严格规定“八正道”,主张因果报应永不断。这跟儒学认道是完全一致的。所谓“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指的都是人性善念。这些信仰文化的传承,皆得益于其与孔子中庸之道相通,使之成为中华文化主干上的重要枝叶,历代高僧无一不通晓《周易》和《论语》,也无一不赞扬孔子,施教弟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更说明孔子是万圣中的至圣。

五、“中庸之道”是统领道统文化之至道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认道上儒道两家有完全相同和完全不同的分歧所在,释道两家分歧则很小,而完全相同的是均都承认道是无为而生生,生生“至善”和“上善如水”,不同的是一个坚持积极向善而感恩,一个否定这套价值体系有问题,觉得是人为,主张消极人生是正道。这就出现了认道上无法圆润的矛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显然这个矛盾是孔子研究老子的《道德经》后发现的,或者说孔子到周朝王室拜访和请教老子之后才发现的。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这应该是可以推想的历史事实。孔子当然不甘心,必须达到圆润,才能揭开道的本真所在。于是他通过对前三代的文化认真整理,发现“中庸”才是生生“至道”,且由祖宗文化明确阐述,尧舜叫“允执厥中”。因此得出结论:

•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篇》)孔子说,中庸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至高无上的生生之道,可是国民把他丢失很久了(这里面可能也包括了他对老子的论道回答并不满意)。在孔子看来,这个五彩缤纷的客观世界,除了没有分秒停息的生生之道之外,并不存在任何不可思意的玄机,也不存在“道可道,非常道”。所以结论是:道就是“中庸”,因为只有“中庸”才能“生生”,生生不息才是世界的全部。因此人道也只能严格效仿“中庸”,世界就可大同。舍此,其他任何解释都不圆润,不能自圆其说,更包括今天的自然科学,即建立在现代物理学基础上的宇宙观。比如:黑洞大爆炸产生空间和时间,我们只要问问现代宇宙学家:光粒子的运动产生空间和时间,光粒子的热熵收缩产生天体和五彩缤纷的世界,包括有灵魂的生命,乃至大天体最终又坍缩到黑洞,最小的光粒子都无法逃出其引力,那么这黑洞的内部世界是什么?抑或光辐射以外的世界又是怎么回事?却没一个科学家能够自圆其说的回答。最终越伟大的科学家,越承认中国的孔子是至圣,人类的文明只有孔子能引领。孔子依其中庸之道所揭示的“忠恕”之道是当今世界正在抢著推行的普世价值,尽管内容只有20个字,无不饱含天地人道真理。

恕道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道内容: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

或许有同学要问,这种人道价值真理,跟宇宙自然有什么相干?那你就想错了,因为人类对自然的一切认识活动,无一不是为了生生,至少是从维护自己的生生幸福而活动,这跟天道的本来──不就是一个整体吗?你能说天道不就是宇宙自然吗?可见,孔子的道德价值体系就是这么圆润而伟大,这不是至圣又是什么?

六、中华人道价值总则:天地国亲师 •人道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人道七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朋友、宾客。•人道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人道五常:仁、义、礼、智、信。•人道四维:礼、义、廉、耻。

•人道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道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人道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七,盗亦有道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庄子》)根据《庄子》记载,盗跖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江洋大盗”,他“聚卒九千,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脍人肝而脯之”,也就是说把人杀了用肝下酒,人性泯灭、天良丧尽。但他也能对其徒儿讲出一套强盗逻辑,也知道离开道不能成大盗,没法生存。徒儿们问他:我们强盗也有道吗?他回答说,怎么可能没有?比如能理想这户人家有多少财物藏在哪里,就是圣,不怕死身先士卒就是勇,撤退在后就是义,判断盗窃有没有危险就是智,盗得财物内部均分就是仁。如果这五点不遵守,想成大盗不可能。从道对人不可须臾离来看,显然盗跖心里非常明白,他是正确的,可谓盗圣。但其智、仁、勇、义是党性而非人性,所以他不是人需之道。

八、礼失求诸野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

礼是什么?中国是举世公认的道统文明礼仪之邦。可是由于近百年的西学东渐,导致今天文化的全盘西化,人们已对礼乐文明知之甚少。礼的起源跟乐是同步的,起初是祭祀天地神祗的社会秩序,用陈豆和奏乐表示虔诚和庄重,所以礼字的古写就含有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远古祖先所遵守的认道秩序。因此,礼和理古义通假,而乐是用来抒发人的情怀和情感的,就跟我们说话是用来对人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怀一样,所以鼓乐的作用是直接用来剌激和陶冶人的情怀的,因此礼乐的使用不可不慎,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孙子兵法中讲“一鼓作气”,这就是音乐对人的剌激作用。孔子“恶紫之夺朱”这是形象的比方破坏礼义秩序,使人性奸诈,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这是说靡靡之音可使人──人伦败丧。这些都在今天的现实中得到广泛的证实,人伦道德价值的全面崩溃,就是以紫夺朱、郑声乱雅的必然后果,看看那些全盘西化的卡拉ok,风月场中的纸醉金迷,影视剧中的国共兄弟残杀、姊妹争婿、恐怖武打,人从孩提时代受此熏陶,价值怎不崩溃?这里只是谈谈关于礼乐的价值原理,引领同学们自己悟道,自己理解。我给同学讲的道理,也许有条件的同学,只曾在家里听过爷爷奶奶这样教过,今天的教科书不可能读到,故孔子曰“礼失求诸野”,中华文化的精华坑不掉,今天大家爱好国学和儒学就是铁证,汶川地震使人性之善高度回归就是铁证,人性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可以高度认同就是铁证,人性之善,与世长存,感天动地。

九、认道概念偏之毫厘,价值实践相去千里道统文明的国学没有“平等”一词,“平等”是丛林文化的概念。国学论道,道论秩序,无法用“平等”“平均”论,只有“中庸”、“忠恕”、“平衡”、“平稳”、“均衡”、“琴瑟友之,相敬如宾”等一切顺自然人性的认道体系。一个“平等”和“平均”的世道,就成了平面的世界,人和万物无以分辨,简直就没法生存,今天全社会的价值丢失,这两个字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所以我想提醒国学界讨论,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行修正,改为“在道义上人权同等”。“同”中饱含道德体系,“平”与天然之道不符。举例:父母是长辈,道理(礼)规定要称“您”而不称“你”。假如称“你”就是平辈了。长幼无序,理(礼)乱,可道的秩序却非常井然,没有父母哪有我。一个“平”字可导致人伦错位,价值丢失。所以也叫认道概念偏之毫厘,价值实践相去千里。

总之,今天跟同学们讨论儒家文化精华,是想用他解决社会问题,以便落实胡锦涛同志“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伟大号,以期文化兴国,让道统文化在每个先知者心中生根,然后以先觉觉后觉,寄社会大同和谐的希望于后生,谢谢同学们!尤其谢谢孙教授!

(备注:本次授课规定两小时,其中半小时提问,没想到同学们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开,本人诚愿与更多大学的研究生交流,这还得仰仗热爱“共有精神家园”的教授、博导邀约。联系电话:027─62036148)

5.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 篇五

儒家思想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和探索,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经济、儒商等新词汇不断地被人们使用,并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对儒家文化进行研究,扬长避短地应用于企业文化管理,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以下论及的十个方面就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因素.

作 者:徐俊菊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61 刊 名: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IST COLLEGE 年,卷(期):20xx “”(3) 分类号:B2 关键词:

6.学习儒家文化心得体会 篇六

河南店小学

李少娟

4月16日上午,我有幸听到了韩天露教授的一节视频讲座《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韩教授对儒家学说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学说要义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承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述,使我对儒家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现将听课感受反思如下:

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国家发展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教育担负着为国家育人的重任。“学生的成人比成才更重要”当我们培养出的学生一个个有着丰富的知识和超群的能力,但是缺乏为祖国效力的思想,甚至一心想着出国享受,那么我们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又有什么用呢?奥巴马说过:“经济长盛不衰,教育举足轻重”。总书记也多次走进校园发表讲话,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提出要求,提出希望,可见教育育人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的重要作用,把育人当成工作的首要任务,着眼未来,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社会的稳定发展,培养出有着过硬思想素质的合格公民。

二、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一定要多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积淀文学底蕴,提高文学素质,对于我们的业务水平有很大的帮助。据统计,中国成人每年人均读书4.9本,教师所读书目中还包括了教材和教师用书,这一统计结果使

人触目惊心,暴露出了国人不爱读书的缺点。因此,在本次学习中,邯郸市教育局局长告诫大家,一定要多读系统性的文学著作,网络中碎片状的“心灵鸡汤”会像毒品一样腐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欲罢不能,沉迷其中。长此以往,似乎了解了许多知识,但这些知识杂而乱,使我们缺乏了对系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

三、“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强调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准则。尤其是“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由于缺乏了诚信,使我们的社会变得冷漠,人与人之间少有关爱和信任。所以,我们的社会在呼唤诚信,“诚信”被纳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中。由此看出,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和倡导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必要,也是必须的。

7.儒家文化 篇七

一、关于“宗教”的定义

关于儒学是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宗教的问题, 因为根据不同的宗教定义可能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因为各个国家由于文化差异对宗教的定义各不相同, 就比如说:《大英百科全书》给宗教一词这样5个意义: (1) 对上帝或其他超然力量的服从和崇拜; (2) 对宗教信仰和教规得承认和信奉; (3) 宗教观点、信仰和实践的个人趋向或制度体系; (4) 古时候指良心; (5) 热爱和信仰某种事业、原则或信仰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 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 因而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韦氏大字典》的定义是, “宗教所关怀的是超越可见世界以外的存有, 它与哲学不同, 不是依靠理性, 而是仰赖信仰与直觉, 它一般相信一个单一的存有, 如上帝, 或者是群神灵, 或者一个永恒的原理, 或者一个超越的精神实体, 创造了世界, 统治它, 控制其命运, 有时干预其历史之自然过程, 也相信人有了这样的信仰, 通过仪式、祈祷、精神修炼, 遵守日用常行的规则, 如十诫, 乃会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大美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宗教是以‘终极’、‘至上’和‘神’为核心的一种信仰和礼仪的模式, 人们企图由此凭借通常的现实经验与来世相通, 并希望获得有关来世的灵性感受。”通过各个权威大辞典对宗教定义的分析综合来看, 我们可以得出三项内涵:一是宗教信仰的对象, 必须是超越的, 如上帝, 或者一个永恒的原理, 或者一个超越的精神实体, 通常是超越的人格神。二是宗教接近或达到超越对象的方法, 必须是信仰的。因为这种超越性不可能有真正的经验基础因而不是依靠理性来达到。宗教的一切仪式、祈祷、精神修炼、日用常行的规则, 都是信仰的一种表述。三是宗教给人生一种解释, 创造出一种生活意义和样态, 从而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慰藉。

二、儒家文化中的宗教性元素

1、儒学的超越性与内在性即儒家的“天命”观

从信仰对象或者说“教义”上来看, 儒学不信仰诸如上帝、真主般的人格神, 是其被质疑是否为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信仰超越的人格神固然是宗教的外在特征, 但我们认为宗教观念中更核心的乃是其信仰对象具有超越性这一点。此超越性实质上就是指信仰对象是超感觉的、无限的、对具体事物起决定作用的。在儒学中超越者虽然没有表现为人格神, 但对于超越者的信念是存在的, 这就体现在另一形而上的绝对实在, 即“天”或“命”上。

孔子的“天命”观反映在他以及他的弟子的言论之中“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是伟大的, 圣人顺从天的意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决定着四时运行, 生命的生存繁衍。“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 如果得罪冒犯了天, 就必然受到惩罚, 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孔子周游列国, 遭到匡人的围攻和拘押, 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 则后死者不得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天决定着人事世人无法违背上天的意志。他病了的时候, “子路使门人为臣”, 孔子说:“无臣而为有臣, 吾谁欺, 欺天乎?”天不可欺, 做人要诚实自欺欺人实不可取, 因上天自有明鉴。作为儒学最高范畴的“天”或“命”, 实际上是指某种超越社会、个人之上的神秘力量, 某种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客观必然性。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 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 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因此不少人在遭遇挫折与苦难时, 常把人生的祸福归结为上天或是命运的安排, 以此来慰藉心灵。

但是在如何肯定或证明有一超越者的存在方面, 儒学走上了与世界其他各大宗教不同的道路, 即内在而超越。就一般的宗教形态而言, 不仅人与超越者是相隔离的, 而且超越者作为具有无限力量的一方, 往往是与俗世之中人的软弱、无力、无助相对应的。这种超越是出于苦业意识、恐怖意识的超越信仰, 其结果往往是由于人对于超越者充满敬畏之情, 最终融掉自己的主体性, 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置于超越者的控制之下, 超越者成为人之生命的最终极的价值与意义的源泉, 人则成为超越者的奴仆, 只能毫无反抗地服从。这种状况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中世纪的欧洲, 作为超越者之代表的教会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 人只是卑微地听从于上帝的奴仆。与此相反, 儒学一开始就把这种外在的超越当作是一种可被理智体认的对象, 进而通过道德实践的桥梁把这种对象内化为人的道德本性。孔子曾说:“五十而知天命。”这就表明在孔子那里, “天命”已不是仅供信仰的对象, 而是可以通过人的经验、知识积累来认识的。人与天之间是一种超越而内在的遥契和认同。正因为儒学重视超越者的内在性, 因此儒学在处理人生际遇时, 不像传统宗教对超越者顶礼膜拜, 表现出狂热的宗教热情, 而是通过人自身的道德实践对命之必然作出积极而主动的回应。儒学的这种态度从孔子时就已形成, 孔子虽然“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 但仍循着“道”的原则奋斗不已, 虽遭时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的讥评, 亦无怨无悔。

总括以上, 儒学在重视信仰对象的超越性上与世界上其他各大宗教是相同的, 但是儒学和其他宗教不同在于它突出了信仰对象的内在性与超越性。

2、在宗教组织、活动上来看

因为宗教信仰的对象具有超越性, 人们不可能对它形成真正的经验基础, 所以教徒们只有通过信仰来达到它、接近它, 故此仪式、祈祷、精神修炼、日用常行的规则等等莫不与宗教有极其紧密的关联性, 从而也产生了形成宗教组织的必要。佛教有其僧伽, 基督教更形成了庞大的教会组织, 与其相比较, 儒学家在这方面无疑是最弱的, 如儒学缺乏对超越者顶礼膜拜的宗教信仰感情, 缺乏僧侣、牧师作为人神之媒, 亦无一定的宗教经典等等, 显然儒学不能被称之为“组织宗教”, 从某种意义上不符合宗教的特点, 但其信仰与生活相连, 则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儒家也有祭祀活动、组织仪式或者说“教仪”, 如儒家的三祭活动 (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 , 还有儒生的“加冠礼”等等, 其实际的精神内涵是道德理性的追思恩德的伦理感情, 追思先贤的同时将自己的内在情感升华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其虽然不能被看作是宗教仪式。然而, 儒学从这种道德感情中确能孕育出一种不容其已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士大夫能不容其已到“杀身以成仁”, “舍生而取义”。关于“三祭”的深刻意蕴, 蔡仁厚先生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述:“‘天地’是宇宙生命之本;‘祖先’是个体生命之本;‘圣贤’是文化生命之本。通过祭天地, 人的生命乃与宇宙生命相通, 而可臻于‘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通过祭祖先, 人的生命乃与列祖列宗的生命相通, 而可憬悟一已生命之源远流长及其绵延无穷之意义。通过祭圣贤, 人的生命乃与民族文化生命相通, 而可真切地感受慧命相承、学脉绵流的意义。总括起来, 中国人对于生化万物、覆育万物的天地, 自己生命所从出的‘祖先’以及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对此三者而同时加以祭祀, 加以崇拜, 这种回归生命根源的‘报本返始‘的精神, 确确实实是‘孝道伦理’的无限伸展, 而其中所充盈洋溢的‘崇德’‘报功’的心情, 亦未尝不可视为一种不容其已的‘责任感’之显露。”从自己的道德实践中感悟到生活的意义与终极追求, 最终实现安身立命。这是三祭之礼中又具有的宗教性情怀。

3、从宗教的社会功能来看

宗教的社会功能即一方面宗教能十分有力地号召、团结信徒, 形成制定和组织, 建构社会共同体;另一方面宗教必须对于人之所以为人、人生之终极价值与意义进行关注, 通过向信徒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将其精神导向安宁。完全可以说正是儒家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要求构建了汉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尽管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不符合儒学原初的意旨, 尽管其中可能夹杂了法家把君主权利绝对化的影响, 但正是从其三纲五常中强调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自觉出发, 中国确实形成了儒家生活方式中具有凝聚力的, 以伦理关系和历史传统为内涵的实体——家庭和国家。另一方面儒学为中国士人设计了一个完满的精神品格, 正是在这个精神家园里儒学提供了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从而将其精神导向安宁和久远。那就是“圣贤”、“君子”的品格, 从其精神源泉孔子开始, 儒学就为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形态树立了一个足以光照千秋的典范人格形象。正是在儒学“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的教诲下, 中国士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作为其人生的最终意义和价值的永恒体现。这种对高于现世今生的人生终极的关切。这种对人之终极价值和永恒的追求, 也正是宗教所固有的情怀。

三、总结

综上所述, 我们无可否认儒学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儒学具有相当程度的宗教性, 或者说, 儒学在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中充任了人的终极关怀之寄托的角色,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类似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所起的作用。西方文化中哲学与宗教的分野泾渭分明, 虽各自影响却相互独立。但是儒学毕竟不具传统宗教意义上的那些宗教特质, 它既是哲学又有宗教的特质, 其精神建设没有游离于日常伦理生活, 也不在避世出世中另求解脱, 它只是把超越的宗教情感赋予俗世的行为实践之中, 让人们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来实现高出于其生命和生活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这或者应该被认为是儒学生命力的最深刻的根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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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海明, 译注.孟子《告子章上》[M].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3]蔡仁厚, 著.孔孟荀哲学[M].台北学生书局,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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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 1980 (1) .

8.儒家精神:庐陵文化的特质 篇八

一、体现儒家精神的宗族制度

庐陵古村落中保存完好的现有吉安县的漠陂、钓源、唐贤坊古村,吉水县的碰塘、燕坊古村,泰和县的大江、爵誉古村,乐安县的流坑古村等。通过对这些古村落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存在宗法制的痕迹。具体说来,这些古村落都是按照父系的血缘关系,将庞大的族群紧紧结合在一起,如漠陂村的梁氏,湴塘村的杨氏,流坑村的董氏等。他们都不许其他杂姓混居进来。其族谱记载的房派支系清晰可辨,可谓源远流长。碰塘杨氏从修撰的第一部族谱开始,直至民国八年止,修谱不曾间断,并成为碰塘杨氏千年凝聚力的关键。同一村落的居民有着共同的祭祖时间和程序,有着共同的宗祠,守着共同制订的族规。这种大家族制度,与东汉以来中原地区出现的大家族制度可谓一脉相承。

众所周知,体现着宗法精神的大家族制度在永嘉南渡之前,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以中原为代表的广大北方地区,江南除缄市和少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外,广大山区的土著基本上为少数族的分布区,谈不上宗法制度。由于当时在江南的士大夫与普通百姓中已经风行小家庭制度,南迁的北方人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而分家析产,这种情况在士大夫比较集中的城市地区尤为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这些地区居民之间的互相交流要更多一些。但是迁徙到山区的北方人,由于与当地土著在语言、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不同,相互交流自然要少一些,如果他们不抱成一团,在与土著居民(其中很多是少数族)的冲突中便很难生存,因此他们的大家族制度得以延续下来。庐陵现存的古村落中,其居民的祖先皆可追溯至北方某地,而绝无属当地土著者,亦可证明这一点。

二、“忠、信、笃、敬”的儒学意识

庐陵文化中的族群意识与其古建筑文化水乳交融。庐陵古村落的民居建筑虽属赣式民居建筑,却有着与中原地区的古建筑相似的风格。流坑村以规模宏大的传统建筑、风格独特的村落布局而闻名遐迩,古村七横八巷,族人按房派宗支分巷居住,巷道设置门楼,门楼之间以村墙连接围合的整体布局,巷道内鹅卵石铺地,并建有良好的排水系统。村中现存500余幢建筑中,明清古建筑及遗址计260余处,明代建筑怀德堂中的雀(爵)鹿(禄)蜂(封)猴(侯)砖雕壁画和永享堂照壁上镶嵌的“麒麟望日”堆塑,令人叹为观止。保存完好的木质油漆匾额188方,门头墙壁的各种题榜362方,祠堂名阁近60处,楹联72副,共计682处(方),内容多为族门兴盛、诗书传家、光宗耀祖的格言与赞美。漠陂古村位于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住户六百余,人口三千余,村民均为梁姓,其开基先祖是南宋初年梁仕阶,从陕西长安率族中子孙,迁徙镁陂建村。村中现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367栋,包括祠堂七幢,书院四所,牌坊三座。古村依山傍水,天然形胜,整体布局错落有致,村内开凿有28口池塘环绕村庄,取28星宿之意。梁氏先祖自北宋在镁陂建村立业之始,即以“忠、信、笃、敬”为族训,以弘扬儒家传统道德为建村宗旨。漠陂古村中至今完整保存有清代和民国间的宗谱、族谱以及文天祥、胡诠、曾同享、邹元标、刘绎等庐陵名人为梁氏宗谱、族谱所作的序记。这些族谱、宗谱,一方面是一种文化,显示着族群的血统和活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寄托,一种豪情,永不放弃自己的族群意识。

三、诗书传家的教育理念

庐陵人重教尊儒,崇尚办学,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坚信“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尊师崇学,兴建书院,蔚为风尚。吉水县创建书院众多,最多时达53所,名闻遐迩。《岳麓书院碑记》里即有“吉水书院天下第二”的说法。尊师崇学和兴建书院,使得大批宗族子弟因此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应该是庐陵地区多进士、状元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唐宋以至明清,在江西省境内可考的44名文武状元中,庐陵地区即占19名,官居宰相的有17名。又据《吉水县志》记载,该县仅在明朝中状元者即有五人,中榜眼、探花者各三人,并出现了“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的人文盛况。正是得益于这种尊师崇学的教育理念,庐陵古村先后培养出了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和罗洪先等众多永载史册的文化名人。

庐陵文化中的教育思想,是与仕进、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代庐陵人走的是耕、商、读相结合的道路。流坑董氏家族自五代南唐年间(937—975年)建村,宋代以科第而勃兴,全村出文、武两状元,进士34人,举人78人,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御史,下至主簿、教谕,凡逾百人,可谓科举昌盛、官宦如云。至明代则以经营竹木商贸而再度繁荣,是江南大家族仕、商、耕相结合的典型。再如渼陂古村,其濒富水河而建,耕地有限,水患甚频,如果仅靠农业显然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发展。富水河是赣江的支流,水运非常方便,加上渼陂地处吉安、吉水和泰和三县交汇之点,地区人口相对稠密,这样就为漠陂发展商业贸易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渼陂人认为,发展商贸也是经世致用,必须有文化素养,所以他们在发展商业经济的同时,极为重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明、清时期,由梁氏宗族和各大房派兴办的书院多达六所,保留至今的养源书院建于明嘉靖年间,坐南朝北,三层飞角挑檐,砖木结构,楼高15.75米,占地313平方米。由于书院众多,形成了“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的社会风尚,而“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孕育出以儒行商、以商助德、商儒合一的渼陂儒商文化。

9.儒家文化 篇九

一、儒家文化、现代企业文化、国外企业文化概述

(一)儒家文化儒家以人为本,重视人际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仁学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仁”字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表述为不同的含义,但它始终离不开“人”,总是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既然如此,那么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什么呢?是“和”。在儒家看来,“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儒家之“和”在管理活动中的运用,一是用来协调管理者与一般老百姓(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达到二者之间的团结;二是用来协调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人员(即君主与官吏)的关系,取得二者之间的和谐。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学而》以下引用只用书名)又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总之,“和”是协调一致的意思,如同奏乐时,不同的音调高低相和,错落有致才能合成一首美妙和谐的乐曲。而“同”则是盲目强求一致,如同只有一个音调难以谱成乐章一样。

(二)现代企业文化

广义上讲现代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建设和发展中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企业管理中硬件与软件、外显文化与隐形文化两部分。现代企业文化不仅包括非物质文化,而且还包括物质文化。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包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传统风俗、精神风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与活动等。如企业人员的构成、企业干部及职工队伍状况、企业生产资料的状况、企业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物质成果特色、企业的组织形象等等都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表现。

企业文化应以人为着眼点,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强调要把企业建成为一种人人都具有共同使命感和责任心的组织。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是企业职工共同的信仰,它是指导企业和企业人行为的哲学。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企业文化属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其丰富的内涵、科学的管理思想、开放的管理模式、柔性的管理手段,为企业管理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与发展具有很多重要作用,比如:凝聚作用、激励作用、协调作用、约束作用、塑造形象作用。可以说不同的企业应该有不同的企业文化,不同的企业文化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企业文化也有着共同的内容,按照企业文化作用范围来划分,企业文化包括经营性企业文化、管理性企业文化、体制性企业文化三大内容。

(三)国外企业文化

国外的企业文化,发展始于两个明显的事实:一是日本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大赶超了美国,日本的产品占领的原本属于美国的许多市场。二是美国本土的许多企业,在世界剧烈的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国外企业的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文明取胜”。它有两层含义:一是企业通过生产更好的产品为社会服务,从而提高企业的形象。二是通过尊重和理解他人来赢得人心,以使得企业能够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为社会服务”方面,如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就提出“企业应以加速社会繁荣为使命”,认为“经营者不应该凭权势与金钱作恶性竞争,而应该以建设公平、合理的社会为己任”。美国的企业家也都相继提出了“紧靠用户、顾客之上、竭诚服务”等信条。在“尊重和理解人”方面,主张员工参与管理,培养员工的主人翁精神,甚至提出“普通职工比企业主管更加伟大”,“管理者应该对职工怀着尊敬和感谢的心情”等等。

二、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现代企业文化提倡“忠于职守、勤奋敬业”可溯源于儒家文化提倡的“忠”。

企业文化追求的第一大效果就是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这似乎又刚好与儒家人本哲学所提倡的“忠”不谋而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竭力。儒学传到日本后,被加以改造,把“忠”提到了高于“仁”的地位,并把“忠”演变成为对君主和国家的信从和效忠,使之成了日本民族的道德支柱。过去传统人事管理所追求的目标是员工对企业的遵从、服从,而现代企业文化所寻求的是雇员对组织目标的“忠诚”,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孔子曾多次讲到“忠”。在孔子那里,“忠”的含义比较广泛,它除了指人与人之间的忠诚,以及臣民对君主的效忠外,还包含有对待工作要忠于职守,勤奋努力的意思。孔子还讲到“敬事而信”(《学而》)、“执事敬”(《子路》)、“事事敬”(《季氏》)等,都是指对待工作要恭敬谨慎,兢兢业业,而不能懈怠散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不能玩忽职守。孔子还强调管理者要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地对待本职工作。不仅如此,孔子还提出“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

(二)现代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提倡“团队精神”与儒家文化的“仁”大同小异。

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需要有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在这一方面,东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西方,人与人之间隔着一个上帝,个人只对上帝负责,这便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西方的唯理性主义总是把人视为物,视同机器,因此就有了如何进行管理控制以及如何规划人的行为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儒家文化浸润中的东亚社会,神灵的支配力量远不如现实人生哲学的指引,人们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及忠信和谐。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内容和要求即是“爱人”,当樊迟问什么是“仁”时,孔子即回答“爱人”(《颜渊》)。孔子还说:“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对于领导者或管理者来说,就应当具有广博的仁爱之心。孔子还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同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就现代企业管理者而言,关心爱护下属,努力为企业员工谋利益,既是企业管理者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也是其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时,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够对人们广施恩惠,周济大众,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不但是“仁”,而且达到“圣”的境界了。

企业经营者要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下属和工人,一切管理人员也必须以仁爱之心去对待员工;同样,员工也应该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企业管理人员,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产生内在的凝聚力。过去传统的人事管理的职能以“控制”为主,现代企业文化强调以“关怀”为主,力求营造一种和谐的团队精神,在这些企业中,经营管理者都表现出对员工十分地关心和爱护,员工也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十分投入地进行工作。这就是现代企业文化要追求的目标。

(三)现代企业文化追求的“学习型组织” 的目标并加强学习和培训,与时俱进以及强化“文化影响”与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修齐治平”是一致的。

儒家十分重视学习,《论语》首篇第一句话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习型组织具有四大特征:一是有一种鼓励每个人学习并发展自身潜能的氛围;二是能够用学习的文化影响供应商、客户和重要的股东;三是使企业文化发展战略成为企业政策的核心;四是不断地进行组织变革。学习型企业的要求已远远超出传统的企业内部培训和教育的范畴,它更强调团队的互动,要求团队每一成员不仅要“学而时习之”,而且要用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精神去推动企业不断向前发展。

儒家的经典《礼记·大学》中明确指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为使国家国泰民安、兴旺发达,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应该以修身为本。儒家认为,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犹如树的根,国家的兴旺犹如茂盛的枝叶,如果树根枯萎了,又怎么可能有茂盛的枝叶呢?现代企业文化特别重视“文化力”的影响,重视企业文化的培育。企业文化是一种价值理念,是人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有点类似社会道德。国家靠依法治国,但法律有失效的时候,这时就得靠社会道德。当前我国一些企业大兴建设企业文化,借鉴儒家文化,对企业的发展不无裨益。

(四)顺道与顺变哲学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古人称之为“道”,对企业文化而言,顺道就是努力认识并遵守企业文化的发展规律,顺变就是敏锐地把握企业文化的发展动向。

顺道的思想在道家的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被认为是天下万物的本源,或者说,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有其各自的规律,因此,管理也就首先应当顺应道,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宏观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做出的伟大决策。微观上,企业要在竞争中处于不败,其根本途经则应增加产品技术含量,提高服务水平,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

“顺变”的思想事实上可以被看成朴素辩证法的直接表现,即首先肯定了事物的变化性质。特别是,“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向对立面转化的可能性,那么,作为管理者也就必须针对对象与环境的变化作出必要的调整:“随时,乘时,时行则行,时止则止”,而不应机械地去坚持已不能适应新变化的旧制度或旧作法。现代企业面临的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并且企业所处的环境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就要求企业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按照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变化环境,因地制宜,适时调整本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手段,完善企业文化,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例如,为满足中国市场需求,从而占领中国市场,各个跨国公司在中国销售的商品都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改动,诸如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手机,提供了中文界面,并有高、中、低各种档次的机型可供选择,通过满足中国消费者的特殊需求和不同的消费水平,从而占领了绝大部分的手机市场。顺道观和顺变观是对管理行为的宏观概括和总结,对于现代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现代管理者思索。

(五)现代企业文化提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激励机制,与 “义利并举,义以生利,以义为上”的儒家价值观是相吻合的。

孔子在谈到君子应具备的人格品质时,特别强调“义”,他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这里所说的“君子”、“小人”,主要是就道德人格而言的。“义”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人们普遍推崇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利”则主要是指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对于管理者来说,要使自己具备君子的品格,必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义”的要求。

孔子认为,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是他教导弟子从政的一个重要思想。他强调“恭、宽、信、敏、惠”。所谓“惠”,就是要给老百姓以恩惠,因为“惠则足以使人”。他在和弟子冉有谈到如何治理人口众多的卫国时,认为首先要使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富起来。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利益是调节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杠杆,“何必曰利”、“义以生利”的说法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是不可忽视义在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中仍应有它的地位。义与利说到底并无必然对立,义也是一种利,只不过不是一人之私利,而是一种整体的利,或称“公利”。我们强调义,即是强调应该把整体的利放在首位,私利的追求应以不损害公利为原则。

三、坚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理性态度,吸取各种管理理论的精华。中国儒家思想历来不重玄想,而是务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孔子告诫其弟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孔子本人对此亦身体力行,到晚年仍周游列国,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学说,甚至达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忘我地步。儒家不仅有这种务实好学的事功精神,而且有虚怀若谷的超凡气度。孔子主张“见贤思齐”(《里仁》),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儒家崇尚的事功精神和宽宏气度表现于管理之上,就形成了一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实用理性。

日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历史上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本国资源相当匮乏。日本对外来文化进行自主性的移植和创新,使自身迅速跨入先进文化的行列。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化是东方儒教、佛教文化、西方文化的揉合体,除去了外来的、移植的文化,日本就所剩无几了。而正是这样一个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并不意味着儒家伦理在东亚管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降低了。恰恰相反,信奉儒家伦理使他们更具广博的胸怀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

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将儒家文化的人本主义,重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注入现代管理过程,使社会伦理关系融合在企业管理模式之中,在企业外部塑造了相对安定的经营环境,在企业内部形成了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淡化了劳资对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并非只有西方的理性观念和数学公式才是科学,我们两千年来继承并发展的儒家文化同样是人类高超智慧的结晶,是现代企业文化和实践的丰富源泉。

企业文化在一个企业中已经超出了管理手段这一基本的职能,企业文化还可以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开拓力和竞争力,可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生命线。如:北京中药企业“同仁堂”由乐显扬创建于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从一开始,同仁堂就重视创业的德、诚、信,通过长时间的培育,形成了同仁堂特有的企业文化,而同仁一词出自《易经》,意思是和同于人,宽广无私,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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