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精选16篇）

1.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一

从语言迁移角度看口音-一项桂林方言与英语语音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语音实验的方法,以对桂林方言和英语语音的分析为基础,通过对比桂林方言和英语发音,考察口音是否就是母语负迁移在语音层面上体现的.实验假设.以便为纠正和克服不正确的发音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

作 者：翟康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广西,桂林,541000刊 名：考试周刊英文刊名：KAOSHI ZHOUKAN年，卷(期)：“”(6)分类号：H3关键词：语言迁移 负迁移

2.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二

我国语言应用研究的事实源远流长,但作为独立学科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通常以1984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和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创刊为标志。应用语言学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应用语言学特指第二语言教学,中国一般取广义,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本文也取广义。广义应用语言学范围很广,从笔者统计的《语言文字应用》(1992~2008)1174篇(2)论文所涉内容来看,已涵盖语言教学、计算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社会语言学等30多个领域(见附录)。本文暂不对上述分支领域一一深入探讨,仅从宏观上对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总体发展和整体水平加以梳理和评析。

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步伐与整体水平和应用语言学整个学科的发展步伐与整体水平相辅而行。自学科独立以来,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可以以1999年为界,经历了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两个主要的发展时期。

一起步阶段(1984~1998)

(一)有重视研究方法的倾向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一倾向在应用语言学界表现为一些分支领域研究者开始关注并探讨其领域的研究方法。如陈原、陈章太等对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概括,陈建民、邢福义等对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归纳,冯志伟、尹斌庸等对计算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分析,程祥徽、张德明等对语言风格学研究方法的论述,于根元、王希杰等对语言规范研究方法的思考,吕必松、鲁健骥等对二语教学研究方法的探寻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研究者开始重视学科研究方法的表现。一些会议也反映出应用语言学界开始重视研究方法的倾向。如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研讨会(1991)、第二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1991)、第三届全国华语分析研讨会(1994)和第二语言(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1997),议题之一都是研究方法。

(二)实际应用上的几个进步

1. 明确提出并贯彻动态思想、层次理论和辩证的思维方法。

邢福义(1994)明确提出语言研究应该注意思想方法和动态多角验证,并将其贯彻到语言分析和研究中,如《从语言不是数字说起》(《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3期)一文就贯彻了动态多角验证的理论方法。于根元等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一系列语言规范的理论和方法,如于根元(1995)指出在“好的”和“生造的”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即使是规范的,也有程度之分。规范就是服务,语言规范研究不应仅限于匡谬正俗,推荐和介绍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更重要等等。这些理论和方法是该时期层次理论和辩证思维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具体体现。1988年开始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的研制与实践(孙修章,1992),自觉地将定量、定性方法结合起来,是该时期辩证地看待和使用研究方法的具体表现。

2. 大力引进先进理论,一些实证方法开始被尝试使用。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引进国外理论、方法的力度逐渐加大,对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借鉴也逐步增强,这股潮流蔓延到应用语言学界的某些研究领域,促使这些领域的研究在该时期取得重大进展。比如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在该时期取得的重要进步,就与积极引进国外理论及相关学科的先进方法分不开。对外汉语教学起初基本上以对比分析为主。通过比较母语和目的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异同,总结出母语对目的语的干扰规律,来预测和解释学习者的难点与错误。该方法有一定效果,局限也比较突出,因为很多现象无法用母语干扰来解释,正当这种方法的研究渐入瓶颈时,1984年鲁健骥将国外“中介语”理论引入我国,开了以该理论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先河,从此“中介语”理论成了偏误分析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实验语音学和认知心理学也加盟到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领域,两个学科的加盟使我们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借助实验语音学方法方面,沈晓楠(1989)、王韫佳(1995)、朱川(1997)等人都做了非常有益的实证研究。这一阶段学者们引进的先进理论和实证方法,不仅使该时期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增强了解释力,还逐渐摆脱了经验式的窠臼,走向更为科学、更为严谨的研究道路。

此前在语言应用研究中极少出现的定量统计等方法,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也开始被尝试使用。如在作家作品语言研究中,于根元、刘一玲的《王蒙小说语言研究》(大连出版社,1989)就采用了这种方法,1996年于根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一书中对当时使用的这种方法的评价是“当时比较时髦”。当然,到了90年代,定量方法的使用开始逐渐增多。

3. 相继产生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和实用的操作方法。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前期,王希杰在《潜义与修辞》(《语文月刊》1986年第6期)等文章中提出语言潜、显理论,90年代于根元在《语言的潜、显及其他》(《修辞文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等文章中深化发展了潜、显理论。比如提出语言始终处在潜与显的运动过程中,语言的潜、显是相对的,因为始终有新颖色彩,色彩成了动态的系统;语言研究的目的是研究语言的潜、显及其间的相互关系等等。语言潜、显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不仅促使一批研究者对原有的语言观、规范观进行重新思考,而且还导致他们对语言研究方法开始重新认识。例如只研究显语言,归纳是基本方法,而如果要将潜语言也纳入研究范围,仅用归纳方法显然不够,必须要用到演绎方法。2002年渤海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艾红玲的硕士论文———“潜词研究”就是使用演绎法来研究的。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计算语言学领域在词频统计中使用的“使用度”“通用度”方法,在语料库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滚雪球”(俞士汶,1993)方法,以及90年代于根元、周洪波等人在新词新语整理与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小秋收”方法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在语言应用研究中产生的比较实用的操作方法。

(三)不足

1. 更多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尽管该时期出现了重视研究方法的倾向,但真正关注并探索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并不多,基本上限于应用语言学各分支领域的十几位比较有成就的语言学家。论著也不多,仅有的两本语言学方法论专著———方经民《现代语言学方法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也仅是部分章节涉及到应用语言学方法。应用语言学各分支领域也只是少数几本著作涉及到研究方法,如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陈建民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邢福义的《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程祥徽的《语言风格初探》(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等。论文不多,涉及领域也十分有限。主要是陈建民、陈章太、吕必松、冯志伟、尹斌庸等人的文章,大体集中在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第二语言教学几个领域。

在认识深度上,该阶段研究者要么从总体上提出研究某学科方法的总体思路,要么在具体研究中根据经验对研究方法做初步的归纳和总结。前者如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中提出,研究社会语言学,要从中国的现代汉语实际出发,不能机械地搬用外国的东西。应该走出书房,在大街上,在人群里,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的语言交际中去研究。后者如程祥徽在《语言风格初探》中将风格要素的研究归纳为比较法、选择和归纳的方法。应该说,该时期对研究方法的很多认识还停留于表层,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提高。

2. 方法相对陈旧,经验总结式研究占绝对主体。

桂诗春等人对该时期的语言研究方法做过调查统计,例如桂诗春、宁春岩对1993~1995年国内4种外语期刊中755篇文章进行了统计,结果是:思辨性研究所占比例(54%)最大,80%的研究都“不依赖数据”。(《语言学研究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高一虹等人对1978~1997年《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语学刊》《外语界》中1494篇文章的统计结果是:1978~1987年,非材料性研究(3)占94%,1988~1997年,非材料性研究占84%。(《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2期)江新对1995~1998年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4种期刊上有关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研究的307篇文章的统计结果是:理论介绍和经验总结文章占80.8%,87.6%的研究没有数据。(《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2期)作为应用语言学分支领域的外语教学研究,由于较早接受西方研究的“科学”理念,总体上是比较注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但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即使这一领域,仍然是非材料性的经验总结式研究占绝对主体。笔者对1992~1998年《语言文字应用》499篇文章也作了统计,结果是:非材料性研究占87%,材料性研究仅13%。《语言文字应用》作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最权威期刊尚且如此,其他期刊发表的此类研究文章其材料性研究可想而知。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决定其研究更强调实证性,更依赖数据,尤其是语言规划等领域更是如此。但事实上,即使是语言规划领域,来自实地调查的一手数据也相当有限。关于这一点,陈章太在《语文生活调查刍议》(《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中说:

一般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语文生活都比较重视,许多国家和民族对本国本族的语文生活都进行过认真的调查,……有些国家和民族对语文生活的调查还进行过多次,……近百年来,我国的语文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我国对语文生活却很少调查,全面的调查更没有进行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抽样调查急待进行,再也不能拖延!

除不重视材料、不依赖数据、缺少来自实地调查的一手资料以外,该阶段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能运用定量、实验等实证方法的也非常少,即便是少量的定量、实验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其中样本量太小、抽样方法有待商榷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如《六、七岁儿童掌握词汇情况的调查与分析》(《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4期)一文,作者在北京市和太原市两个小学的一年级各随机抽取一个班作为样本(合计98人),以此来分析初入学儿童词汇发展情况。文章题目没有做地域上的限制,言外之意是“全国”,而该文只抽取北京、太原两市,两个市的调查结果能推广到全国吗?答案显而易见。退一步说,即使推论结果仅限于北京和太原,只抽取两市的各一个班,样本总量还不到100人,这样的样本恐怕也是太小了。

仲哲明(1995)在评价语文教学研究时指出:方法比较陈旧,研究水平不高,少数比较成功的实验研究,也大多停留在经验阶段。刘润清(1999)在论述外语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中指出:在中国,外语教师对定量方法了解太少,实证研究微乎其微。于根元(2004)对这一阶段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评价是:不讲什么方法。有的学术论文往往是谈感想,看不出什么调查、实验、分析、推理、统计、比较。即使是灵感也看不出来根据。应该说,上述评价是基本符合该时期应用语言学方法的实际使用情况的。

二发展阶段(1999~)

我国应用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从1984年起步,经过十多年的艰苦爬坡,到20世纪末已到达一个平台,“其中的几个分支学科(尤其是计算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许嘉璐,2000)。恰逢此时,我国应用语言学界发生了三件大事:(1)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把应用语言学列进中国语言学领域。(2)1999年北京广播学院(现名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系建立。这两件事标志着应用语言学有了一席之地,为其向下一个高度冲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3)1999年第四次应用语言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正式将应用语言学方法的研究提上日程。如会议决定将方法作为专章内容写进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于根元还在会上提出了研究我国应用语言学方法的基本思路。这一事件直接促使我国应用语言学方法的研究和实际应用在此后一段时期实现“量”与“质”的双重进展。我国应用语言学方法也正以此为标志进入到全面发展时期。

(一)对研究方法的重视迅速提高

从1999年开始语言学界掀起了一股探讨方法的热潮。登录知网,仅1999年涉及应用语言学方法的文章就有7篇,等于此前3年(1996~1998)该类文章的总量。涌现出一大批探讨应用语言学方法的学者。除前期十几位语言学家外,李宇明、张普、苏新春、刘润清、韩宝成、何自然、文秋芳、徐通锵、徐盛桓、袁毓林、郭熙、王立非、高一虹、严辰松、周洪波、王爱平、游汝杰、吴伟平、崔希亮、江新、钟虹等等,一大批语言研究者分别从各自角度、各自领域发表有关应用语言学方法的见解。

1999年以后出版的很多相关著作都设有研究方法专章,如郭熙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于根元的《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戴昭铭的《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游汝杰、邹嘉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于根元的《应用语言学教程》(华语教学出版社,2008),张从益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等等。这与此前零星著作中偶尔谈及方法或至多只设一节内容来讨论方法的情况相比,已是不小的进步。该时期还出版了很多专门讨论研究方法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运用应用语言学方法,有的则专门讨论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如韩宝成的《外语教学中的统计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文秋芳的《应用语言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林连书的《应用语言学实验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于根元的《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金立鑫的《语言研究方法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张延国、郝树壮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等等。

这一时期的论文,无论是数量还是探讨的深度、广度,与前期相比都有重大突破。1999年以后有关应用语言学方法或含有应用语言学方法的论文大批涌现,据不完全统计,1984~1998年15年间相关论文不足20篇,而1999~2008年10年间有关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论文已达百篇,相当于前一个时期的5倍多。探讨广度大大拓展,有的是对我国应用语言学某一分支领域方法的介绍和分析(如崔希亮,2002);有的是对狭义应用语言学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如高一虹,1999);有的是对广义应用语言学方法的总结和评析(如刘艳春,2005);有的是从总体上探讨语言研究方法(如曹石珠,2002);有的是自己使用某方法并对该方法进行讨论(如王爱平,2002);有的是对语言研究中某一研究方法的描述和讨论(如张雪梅,2000);有的是对解决某些问题所需方法的讨论(如吴云芳,2006);还有积极评价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著述的文章(如崔应贤,2005);等等。探讨层面已由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风格研究等几个分支领域拓展到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法律语言研究、民俗语言研究、翻译研究等更多领域,而且还突破分支领域,向上对应用语言学学科整体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探索(如刘艳春,2005),向下对分支领域的下位领域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和研究(如龙涛,2001)。

这一时期的政策、会议和高校的课程设置也反映出对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重视明显提高。政策方面,如国家汉办在《1998~2000年对外汉语教学科研课题指南》中把对外汉语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列为重点设项内容。会议方面,除第四次应用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99)外,中国语言文字学2002高级论坛(2002)、语言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研讨(2003)、第四届全国文体学研讨会(2004)、第九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暨中国语用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2005)、第五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2006)、第三届中国外语中青年学者科研方法学术研讨会暨科研写作高级研修班(第一期)(2008)等等,都将研究方法作为会议重要议题。2011年8月将要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AILA2011),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另外,近几年我国一些高校的外语专业或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也相继为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研究方法课程。在高校课程设置中,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也正逐渐受到重视。

(二)实际应用上的进展

1. 动态、发展观念和辩证思维方法得到进一步贯彻。

伴随对语言动态本质的深入认识,动态、发展的研究理念在该时期被更多研究者提倡和接受。如陈建民在《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中批评了把语言当作孤立的静止的现象去描写的方法。邢福义提出,要发展我国语言学,需要处理好种种辩证关系,语言学家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对待语言(于根元,1999:150)。于根元(1999:151)强调,发展中国的语言学,语言学工作者要多学一些辩证法,调整我们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动态、发展观念和辩证思维方法在该时期应用语言学的很多认识和研究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发展中介语概念,提出中介理论,认为语言中存在大量中介状态,语言学习(包括母语学习)始终处于中介过程中;认为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建设方面,应处理好“刚与柔”“制定与维护”“科学性和时效性”关系等等,都是动态思想和辩证方法在认识上的体现。辩证地看待方法还表现为将不同性质的方法综合运用,这一点在前期的某些研究中有所体现,这一时期依然如此。如在制定《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规范词表》过程中采用的“经验+统计”方法,《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词表》中采用的“定量+定性”的处理策略等等。

2. 多方法结合、实证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积极利用相关学科的方法技术,在多种方法的结合使用上有所发展,是该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如陈瑞端(1999)把纯语料库统计和人工干预结合起来研究90年代汉语词汇的地域分布;李荣宝(2000)用近红外技术进行语言认知的脑成像实验来研究侧前额皮层的语言功能;王立(2002)用社会测量的相关技术对语感进行量化分析;朱学佳(2007)通过大规模抽样调查和定量统计,结合自然听辨与计算机语音识别等方法,来描写和归纳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使用汉语的声调系统等等。

该阶段定量、实验等实证方法与前期相比数量明显增加。笔者以1992~2008年《语言文字应用》1228篇(4)论文为对象,统计结果是:定量研究由前期的11%上升到24%,实验研究由2%上升到5%(见表1)。尤其是2006~2008年,定量和实验研究所占比例已上升至前期的3~5倍(见表2)。这一阶段定量研究和实验方法在操作技术和规范性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改进,推断统计在定量研究中时有出现,实验研究在样本数量和相关因素的控制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国的语言研究传统比较强调语感和内省的作用,以往的很多文章都有相当程度的“经验总结主义”特征。这一时期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开始向“实证主义”迈进,这与一些研究者对实证性研究和规范化范式的大力提倡直接相关。

3. 重要的方法论、实用的操作方法继续产生。

这一时期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如李宇明提出建立语言规范的“复合参照系”思想。(5)提出在制定共同语标准时应当以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个方面作为参照,形成规范标准的“复合参照系”。当今语言规范观念,对权威地域方言的作用认识比较充分,而对权威社会方言的作用相对认识不足,因此提出将权威社会方言也作为参照点,对于语言规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操作方法方面,这一阶段计算语言学研究中继前期的“使用度”“通用度”方法后,又产生了“流通度”方法。近几年又发展出很多具体方法,如杨芸(2008)提出的“隐喻角色”概念及“隐喻角色依存”的隐喻分析模式化方法,钱小飞(2008)提出的基于邻字熵统计和规则发现相结合的指人成分识别方法,等等。

4. 逐步从“经验总结主义”向“实证主义”迈进。

这一阶段,材料性研究大大增强,非材料性研究与材料性研究之间的差距正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笔者对《语言文字应用》(1992~2008)17年间材料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的统计结果是:起步阶段材料性研究占13%,发展阶段材料性研究已上升至26%,最近3年材料性研究已达34%(见表3)。

材料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在17年间的走势见下图,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材料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材料性研究语料来源于两方面:(1)一手调查语料,包括实地调查和来源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或词典、字表等对研究对象的穷尽性调查和数据统计。(2)语料库。因此,随着材料性研究的大幅增加,一手调查材料、大型语料库的利用也相应明显提高。由表4可见,一手调查材料已经由起步阶段的9%上升到这一时期的19%,语料库的利用也由4%提升到7%。利用语料库进行语言研究的比例显著上升,语料容量也迅速扩大,以亿为单位的语料容量开始出现在相关研究和成果中。如杨玉玲(2007)利用1.645亿字的真实语料进行大规模的统计研究,2008年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A系列《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收录了56008个汉语普通话常用词语,这些词语全部经过2.5亿字海量语料的检测。一手调查比例大幅度提升主要体现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2004~2008年《语言文字应用》18篇社会语言学论文有14篇使用了一手调查资料,比例为78%。对社会语言生活的大量一手调查除了反映在相关论文里,还集中体现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三部“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中。

(三)不足

1. 某些领域过分强调定量方法。

目前我国语言研究某些领域存在“唯量独尊”的倾向。比如论文评估,先要看是否用了定量方法,是否有统计。某些课题审批,如果申请表上有数据和图表,就相对重视,因此很多人不管自己的研究是否需要数据和图表,也都尽量做出一些。还有些文章,正文只出现一两个数字也在摘要中特意强调用了定量方法。对定量方法的迷信,还导致很多文章为方法而方法,定量成了装点门面的工具。甚至还有人为了让自己的方法更漂亮一些,不惜学术造假,虚构、篡改统计数据或虚构统计推断结果,如虚构方差分析、虚构t-检验、虚构相关分析(见张少林,2004)等等。以上诸种行为看似重视方法,实则是对方法的误解和亵渎,如任此种现象蔓延,于方法发展、学术发展都非常不利。

2. 非材料性研究仍占主体,实证方法还有待提高。

材料性研究虽已取得重要进展,但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仍然是非材料性研究占主体。以《语言文字应用》为例,1992~1998年非材料性研究占87%,1999~2008年占74%(见表5)。陈章太、于根元在《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中说:“实验法、调查法和计量法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应用语言学的方法论主要是实证论,特别强调所使用的方法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商务印书馆,2003,总序第4页)事实上,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倡导和90年代起步阶段的铺垫,这一时期定量、实验研究虽然数量有所增加,分别达到24%和5%,但相对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性质而言,这一比例仍然较低。尤其是实验研究在很多分支领域仍然是空白。另外,定量和实验在方法的实施上也有待继续改进和提高。比如在主观上个别伪造数据、篡改数据的行为还存在;在客观上技术水平有限,很多操作依然停留在低水平等等。

三总结

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水平,体现为研究者对该学科研究方法的认识水平和在具体研究中方法的实际运用水平。对方法的认识,表现为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重视程度反映在关注者数量、成果数量和关注的范围,认识深度则体现为探讨的方式、深入的程度和探讨的层面。在认识方面,我国应用语言学前后两个时期差异明显,后一时期研究者数量、论著数量、探讨范围、探讨方式、深入程度和探讨层面都有显著发展和提高。

方法的应用水平主要体现为实际研究中哲学方法的正确指导、一般方法的科学运用(包括科学含量和技术含量)以及学科特有方法的构建与发展。从上述三方面看,后一时期我国应用语言学方法的实际应用水平比前期有了显著进步。具体表现为:动态观念、层次思想和辩证思维方法得到进一步倡导和贯彻;带有实证性的一般方法(如调查、定量、实验方法)在使用率和操作的科学性上均有所提高,一些领域(如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还采用了现代科学手段、组织方法以及国际上先进的仪器和技术来进行研究;学科特有方法的探索热情也有所提高,语言教学、语言规范和计算语言学等领域相继产生了一部分学科特有方法。

3.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三

【摘要】翻译产业不仅是语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语言产业实现促使中国企业和文化“走出去”基础战略的主要途径。面对社会对应用法语人才的需求，法语教育工作者应以我国语言产业现状及发展为依据，制定适应市场的、高效能的应用法语翻译人才培养策略。

【关键词】语言产业应用法语翻译人才培养策略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6C-0121-02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交流的工具，而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语言与翻译的关系可以说是共生的。随着我国语言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翻译已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产业已经形成。翻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以我国语言产业的发展为参数分析作为小语种的应用法语翻译人才培养策略，有助于提高后者的目标性和应用性，培养高质量的应用法语翻译人才。

一、语言产业中的翻译产业

（一）促使中国企业和文化“走出去”的语言产业战略离不开翻译。语言产业是一种知识产业、绿色产业，在西方一些重视语言产业发展的国家，语言产业已成为其实现经济增长、推广本国文化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语言产业的发展处在一个重大战略机遇期，有眼光的研究者开始呼吁制定国家层面的语言经济战略和语言产业战略。

2013年，由中国译协主办的我国第二届“中国国际语言服务业大会”在上海召开，将主题定为“语言服务与文化贸易”，大会探讨了语言服务如何更好地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形象。“语言服务业”的概念是由中国译协在2010年正式提出的，明确了语言产业的服务业性质。这种服务在中国经济和文化“走出去”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显得越来越重要。要使中国企业和文化走上国际舞台，跨越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障碍，语言服务起到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而翻译则是这种服务最基本的形式。可以说，中国在经济方面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多份额，在文化方面要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离开翻译活动的参与是难以实现的。

（二）翻译产业已成为我国语言经济的重要生力军。语言产业的发展及其地位越来越引起全球性的关注，这促进了人们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语言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重视语言的经济功能及其具有的产业特征，认为语言和经济是密切关联的。事实上语言产业所包括的多个产业领域如语言翻译、外语培训、语音识别、输入法、语言康复等，正在实现日益增长的产值，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新要素。目前我国的语言产业中，翻译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文化经济中仅次于教育行业的新兴产业。据统计，我国翻译市场年产值在2008年时已达到300亿元，近年来这个数据可能已经翻番。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推广，翻译已经从原来的政府、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的专项工作发展为一个产业。

由此可见，我国语言产业无论是在制定发展战略方面还是谋求经济增长方面，都将越来越倚重翻译产业。这促使教育工作者思考、探索翻译教育，加大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力度，以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

二、基于产业发展分析的应用法语翻译人才培养策略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急需各类翻译人才。2006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在高校设立本科翻译专业，加大对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力度，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在内的翻译专业教学体系。但在大专层次，翻译专业的建设仍未规范、成熟，且语种方面仅限于英语，小语种法语的翻译专业未见出现，仅限于专业中翻译课程的开设。然而，根据中国法国工商会的调查，用人单位不仅需要传统本科院校人才，更需要能适应服务、管理第一线基层岗位的具有法语应用能力及专业实践能力的应用型法语人才，特别是在法国企业最擅长的服务业及旅游业领域（目前占其在华市场份额约50%）。而就翻译人才来说，他们受到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在华法企的广泛欢迎。因此，对应用法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应受到充分重视。

（一）培养目标应注重汉译法人才的培养。培养目标左右人才培养策略的方向，是人才培养策略的决定性因素。针对目前社会对应用法语专业翻译人才的需求特点，应用法语专业应注重对汉译法人才的培养。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译协副会长黄友义在上海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翻译教育首先是稀缺“中译英”人才，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缺少“中译英”，将导致文化上的逆差。来自出版业的数据显示，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版权贸易的平均逆差大约是14∶1，即进口14本书，只出口1本书，而针对欧美的逆差则高达100∶1。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翻译队伍中大部分人从事的是译入的工作，而擅长译出的人才十分缺乏。这成为在世界范围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瓶颈。目前我国“中译法”人才也十分稀少，而法语是一种世界语言，世界上有2亿多人说法语，法语共同体包括50多个国家，人口超过8亿，分布在五大洲，在世界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应用翻译人才培养策略的培养目标定位应明确和强调对“中译法”人才的培养，围绕这个目标在教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安排及教学方法选择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培养合格的大专层次的“中译法”人才，满足市场对这类人才的大量需求。

（二）教学内容应注重实用性。传统的翻译教学内容比较注重文学和政治领域的翻译，认为只有这样的翻译才是高水平的翻译。确实，在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人才都是为外事部门、高校以及书刊发行单位等专业机构培养的。但随着市场经济对翻译需求的扩大，社会对各类翻译人才都有大量需求，估计高达50万。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柴明颎认为，随着翻译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无论是在口译还是笔译方面的翻译人才都十分紧缺，口译方面主要包括会议口译、法庭口译、商务口译、联络陪同口译等，而笔译方面除传统的文学翻译外，文书翻译方面的缺口更大，这类笔译人才的需求超过口译人才需求，企业、出版社、翻译公司等都有很大需要。社会在对翻译人才的素质要求方面，对翻译的速度、准确度及与行业结合的程度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更加趋于实用和迅捷。

鉴于此，应用法语专业的翻译课程在整合教学内容时，应该根据市场需求和生源特点，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着重培养学生在商务、旅游及生活陪同方面的翻译能力，且重点应该放在口译方面。这客观上也适应应用法语专业学制较短的事实。在有限的学时内高度针对性地将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能有效保障对其翻译能力的培养，提高专业教育的效率。

（三）培养方法应充分重视实践。历史上，翻译最早是以实践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后来才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理论研究。同样，翻译教学也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活动，因为翻译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它的获得不能仅仅依靠理论教学，必须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得到。很多行业外人士认为“懂外语就能当翻译”，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要想胜任翻译工作，还需要许多语言之外的特定技能。以口译为例，译员除掌握两种语言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记忆能力、记录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理解能力、语言重组能力、表达能力以及快速反应的能力，这些能力都必须通过长期、大量的训练才能形成。除以上技能外，译员的认知语境，即知识背景也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从事翻译的基础。而这将是一个更加宽泛的领域，涉及两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几乎无所不包。翻译界曾有这样的例子，译员将《大闹天宫》译成外语时，因误译为《大闹天堂》，触犯了译入语国宗教禁忌而引起强烈不满，导致译介的初衷被完全违背。如果有充分的实践经验，这种由小细节导致的大问题是很有可能避免的。

可见，从事翻译工作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多种能力，而将这些知识和能力融合在一起，必须经过大量的实际操练。对应用法语翻译教学来说，在培养方法上应充分重视实践。教师在教学中除采取常用的讲授法外，还应注重交际法等实践性强的教学方法的使用，如组织学生亲自参与翻译活动并进行自我评价，训练学生的纠错能力；组织工作坊，邀请业界资深人士及客户参与翻译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合理安排实习环节，注重实习的针对性、连贯性及前瞻性，通过实习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只有经过足够量、足够强度的实践，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翻译人才。以“金领”职业同声传译为例，高收入的背后是长时间的魔鬼训练。

随着我国经济及文化影响在世界范畴内的日益扩大以及大国地位的逐渐形成，我国语言产业的权重将越来越大，形成国家层面的语言产业战略只是时间问题。作为语言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翻译产业同时起着构成和推动语言产业发展的双重作用。建立适应市场的、高效能的应用法语翻译人才培养策略，培养合格的，能胜任生产、服务第一线岗位的应用法语翻译人才，不仅能满足现有的市场需求，推动地区经济，从长远看，亦有利于我国与庞大的法语国家经济体实现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互动和合作，为我国谋求更多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黄少安，苏剑，张卫国.语言产业与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N］.光明日报，2012-03-02

［2］陈鹏，贺宏志.中国语言产业亟待加速［N］. 人民日报，2013-04-25

［3］王力纲.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策略［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4）

【基金项目】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一般资助教学改革课题（JG11B03）

4.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四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而且存在于日常语言中,人类的整个概念系统都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研究表明莱柯夫提出的`“时间的经过是运动”隐喻中水平层面的“时间在运动”和“自我在运动”,两个系统不仅存在于英语中也同样存在于汉语中,在垂直层面上汉语使用“上/下”的隐喻模式表征时间概念的频率远远高于英语.但是,其共性方面远大于差异,说明时间的空间隐喻性思维具有普遍性及跨文化相似性.

作 者：陈瑜 吴澜 作者单位：陈瑜(武汉理工大学,湖北・武汉,430070)

吴澜(台州学院,浙江・台州,317000)

5.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五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阅读过程中的隐喻思维

本文从认知范畴的角度论述了隐喻与认知,隐喻与语言的关系,指出了隐喻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及必要性.结合隐喻的特点阐述了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不可缺少的工具及隐喻的语义特点为人类进一步认识世界创造条件的`观点,并提出了如何利用隐喻思维培养提高阅读能力的具体方法.

作 者：袁颖 Yuan Ying 作者单位：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41刊 名：外语与外语教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年，卷(期)：“”(7)分类号：H319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阅读 隐喻思维 词汇创新

6.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六

从英译汉看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差异

英译汉是国内英语考试必考的题型,它是对考生英语水平的综合考查,对学生的`词汇量、语法、汉语表达能力有很高要求.针对这一题型,从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出发,寻找一些规律,以便考生们在做这种题型时可以参考,从而提高做题水平.

作 者：王婧 作者单位：烟台职业学院外语系,山东,烟台,264000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年，卷(期)：2008“”(7)分类号：H3关键词：英译汉 结构 语义 表达

7.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七

一、统计数据与分析

(一) 研究领域

《语言文字应用》根据发表文章的内容进行分栏, 对文章的研究领域有了基本的分类。本文以此为基础, 对316篇文章的研究领域进行分类, 但有一些分类为了突出国家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 直接以科研项目为名, 单列出一个研究板块, 而本文对这些文章研究领域的分类稍作改动, 予以归类。统计结果见表1。

《语言文字应用》近五年文章的研究领域涉及30个, 所涉领域广泛, 但仍非平均分配。所占比例在3%以上的为主要领域, 共计12个, 合计比例78.41%, 其余18个研究领域约占21.59%。这与刘艳春 (2012) 的统计结果基本吻合。但是, 近五年, 关于媒体语言以及语言产业的研究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 成为热门研究方向, 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同时也是国家指引的结果。《语言文字应用》在研究板块上, 一直是基本板块和临时板块的有机组合。基本板块是对语言文字应用的深度和广度的持续研究, 是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主要方向。而临时板块是对国家语言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和重大课题的展示, 以及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调整。

《语言文字应用》所涉领域愈来愈广。人们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度研究, 挖掘根源, 寻找本质。而《语言文字应用》采用基本板块与临时板块相结合, 既突出了研究主要方向, 又兼顾了全面。

(二) 作者人数

“作者人数包括独著、二人合作、三人或三人以上合作以及课题组, 其中课题组一项包括委员会。”本文以实际参研人数为准。有的文章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整个课题组的共同研究成果, 也有的是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部分成果, 还有的是一个大课题下的子课题, 在统计时统统将其归为课题组。详细统计结果见表2。

表2显示, 近五年来, 《语言文字应用》的文章独著占了29.75%, 合作完成占了70.25%, 而刘艳春 (2012) 年的统计数据为独著占74.88%, 集体合作完成占了25.12%。可见, 我国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集体攻关研究格局已经成为主流, 单枪匹马作战的格局已经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

“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有关方面发生关系的学科。”[1]研究范围是开放的, 因此解决一个问题需要综合知识, 多种方法来完成。所以, 从学科属性上来看,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更需要集体攻关合作。如今,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已经超过三分之二 (70.25%) , 可见, 我国语言文字应用合作研究已成为主流。

(三) 篇章性质

篇章性质包括理论建树探讨和实际问题解决。划分标准为:文章内容未提出问题解决办法的都属于偏理论建树探讨这一类型;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建议等属于实际问题解决这一类型。详细统计见表3。

《语言文字应用》文章仍以理论建树探讨为主, 占总量69.62%, 偏实际问题解决的占30.38%。这与刘艳春 (2012) 的统计结果基本吻合。语言文字应用应有两方面:理论和应用。语言本身就具有工具性, 因此, 对应用的研究的重视程度要提高上来。研究者普遍重视探讨各个研究领域的规律特点, 基本原则, 宏观思路, 等等, 而发现现实中问题, 解决问题的研究却不到三分之一。对于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来说, 解决实际问题是最终的归宿。

(四) 研究类型

研究类型包括介绍性文章、建设性文章和评论性文章。详细统计结果见表4。

自建刊以来, 《语言文字应用》始终以建设性文章为主。近五年来, 建设性文占92.09%, 介绍性文章和评论性文章共占7.91%。这凸显了我国语言文字研究很重视学术讨论, 发表独见。对于评论性文章, 本文认为, 在数量上应该加以提升。在以理性角度来批判和评论别人的研究成果时, 是对自己研究的提升, 也对这类问题的研究进展有所贡献。

(五) 研究方法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方法是实验法、调查法和计量法, 主要方法论为实证论。定性研究是研究“是什么”, 是一种综合定性;定量研究是研究“有多少”, 是一种分析。调查法和计量法是定量研究的手段。所以, 本文以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以及实验研究为变量, 对316篇文章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见表5。

表5表明, 我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 定量研究为辅, 实验研究仅占7.6%。与刘艳春 (2005) 统计结果比较, 定量研究与实验研究的比例有所上升。定量研究是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研究问题, 而定性是从作者本人的角度来探讨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强调应用,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调查中发现问题进行研究, 最后应用回实践中去, 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一种良好方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随着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重视数据, 重视定量研究和实验方法, 以客观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分析问题。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定性方法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实证论一般体现在定量研究和实验研究中。在这五年的语言文字应用文章中, 定量研究、实验研究在数量上逐渐上升。在未来, 定量定性、实验调查等方法会被研究者合理使用, 从而达到对语言文字应用的深度研究。

(六) 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来源分为:实地调查、语料库及其他。“实地调查”包括深入实地观察、录音、访谈、统计、抽样、调查问卷等;“语料库”包括国家已有的语料库和为了研究而新建的语料库;“其他”包括文献、报刊、网络资料、举例、已有数据等。统计结果见表6。

《语言文字应用》中, 来自实地调查的资料占31.33%, 来自语料库占9.81%, 来自其他占58.86%。与刘艳春 (2012)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 来自实地调查的资料又翻一番, 语料库还保持不变。调查法是应用语言学的基本方法, 语言文字应用的社会性也决定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近五年来, 来自实地调查的一手资料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说明研究者越来越把研究方向深入语言生活。当然, 资料来源与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关系。对于社会语言学来说, 定量研究法比较多, 资料来源大多来自于实地调查。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发展, 语料库的建设和使用也逐渐显现出来。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科技的利用和实地调查的方式, 这使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更科技化, 更实际化。

(七) 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者研究态度的体现, 也是研究成果是否严谨、有据、具有学术性的标志。近五年, 《语言文字应用》的文章都有参考文献, 无一例外。并且, 文章的格式基本趋于统一, 这标志着研究者的论文学术规范意识已经变成为一个研究者的基本素养, 学术研究正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快速前进。此外, 《语言文字应用》在学术规范方面还可以有所提高。刘艳春 (2012) 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文章的定量分析》中提到的各板块名称设置不统一这一问题, 在近五年也有所改进。如:语言规划和语言规范已经完全分离成两个单独板块。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研究词汇的文章, 板块名称设置为“词汇研究” (2014年第4期) 和“词汇应用研究” (2012年第4期) ;辞书的研究, 板块名称设置为“词汇和辞书研究” (2013年第3期) 、“词典学研究” (2012年第3期) 和“辞书研究” (2012年第4期) 等, 较为混乱。

三、结语

本文从上述七个方面对《语言文字应用》近五年发表的文章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分类和整理分析。无论数据的变化如何, 只能代表一个阶段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发展。所有的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成果都是可敬的, 都满足了社会和人们的需要, 都为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发展增添了一份力量。随着研究者对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深入发展, 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会愈来愈成熟, 愈来愈规范, 愈来愈深广。

摘要：《语言文字应用》是全国性的语言文字应用方面核心期刊之一, 自1992年创刊至今, 风雨历程24年, 记录了我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一步步发展。本文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 对近五年来《语言文字应用》发表的文章进行量化分析, 并与之前的研究数据进行比较, 纵观近期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发展和变化。

关键词：语言文字应用,研究领域,研究类型,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23.

[2]刘艳春.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文章的定量分析——以《语言文字应用》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 2012 (11) .

[2]刘艳春.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J].语言文字应用, 2005 (5) .

8.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八

关键词：大学校园流行语；表现形式；特点；规范

大学校园流行语是在大学校园环境中流行于大学生口语交际中未经规范化的一种语言现象。它是一定的社会元素在大学生言语中的反映，是校园文化内涵的最重要的表征。本文将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来浅谈大学校园流行语的表现形式、特点、影响及其规范等问题。

一、大学校园流行语的表现形式

大学校园流行语涉及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和文化心态。具体有以下几种：

1.旧词新义。有意利用原有词语的所指，对旧有的词语作新的解释，也就是修辞上的别解格。比如：“善良”别解为“丧尽天良”，“黄昏恋”别解为“大学快毕业了开始谈恋爱”，“金刚钻”别解为“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的学生”等等。

2.缩略语。将原来较复杂的语言进行简化，用缩略形式表达复杂的内容，有汉字缩略和英文缩略。比如汉字缩略：“蛋白质”是“笨蛋+白痴+神经质”，“特困生”指特别爱睡觉的学生，等等；英文缩略语：BF(boy friend),GF(girl friend),等等。

3.仿拟。仿拟有仿词、仿句和仿篇三种形式。仿词是更换词语中的某个词或词素，临时仿造出的新词新语。比如：“校草”仿“校花”，“烟酒生”仿“研究生”等。仿句指仿照某一名言警句或某句流行歌词而造出的新句。比如：“有朋自网上来，不亦乐乎”，“该出游时就出游，潇潇洒洒走九州”等。仿篇是对现成的诗词歌赋或篇章的仿拟，或仿语言，或仿结构，或仿内容。比如：仿《陋室铭》的《新陋室铭》，“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精，作弊则灵。厮守寝室,难忍孤清。麻将打得好，扑克翻得勤。谈笑有恋人，往来在舞厅。可以谈谈情，倾股经。无书声之乱耳，无温课之劳形。课余就挣钱，摆摊夜不停。学子云：混张文凭。”

4.谐音借字。这是谐音借字是利用语音形同或相近的字或词来取得言语表达含蓄、幽默的效果，有文字谐音和数字谐音。比如文字谐音：“早恋”指早晨锻炼，“大喜之日”指要洗很多衣服的日子；数字谐音：584是我发誓，1798是一起走吧，等等。

5.利用专业术语。比如：用“病毒”指害群之马，“黑洞”指神秘不可知的东西，“内存”指人的知识水平，等。

6.中英文并用。在汉语表达中加入英语，比如：“I服了you”，“太sorry了”。在大学中还流传着一首中西合璧的歌谣：“人生本该happy，何必整天study，只要考试pass，拿到文凭go away。”

7.使用灰色调词语。大学校园流行语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语反映了大学生对校园生活状况的不满，对自身前途的忧虑、困惑以及对现实的无奈。比如：“烦着呢、晕、不爽、去死吧、切、靠、变态”等等，这些负面词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大学生的亚健康心理。

二、大学校园流行语的特点

大学校园流行语除了具有一般流行语的流行性、通俗性等特征外，还具有以下鲜明的个性特征：

1.新颖别致、幽默风趣。大学生是一个思维活跃、想像力丰富的群体，他们创造并使用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语言，新颖别致、幽默风趣。比如称爱睡觉的同学为“教皇”；别解旧词，如，“孔雀开屏（自作多情）”等。他们将这些词语偷梁换柱，既亲切、新奇，又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乐趣。

2.知识性强。知识性具体表现在使用大量的专业术语，仿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和使用多种修辞格等方面。他们将通俗与高雅相结合，体现了独有的语言气质。

3.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处于时代前沿的莘莘学子对时尚有着本能的敏感与急切的追求，随着新理论、新知识和新现象的不断涌现，大学校园流行语总是流露出时代的气息。

4.负面词语的大量使用。据有关专家的调查表明，在大学校园流行语中负面词语占50％以上。这些词语含有讽刺、挖苦、取笑意味。比如“变态、恶心、晕死、有没有搞错”等等。

三、大学校园流行语的影响及其规范

大学校园流行语丰富了校园话语和汉语词汇，但同时也折射出大學生亚健康的心理状态以及对汉语规范性的破坏等负面影响。

从积极方面的影响来说，校园流行语是学生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自我解压的一种方式，增加了校园生活中对话的情趣。此外，一些品味较高的流行语还能丰富汉语词汇，而且以其超强的生存力在社会上流行开来。

9.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九

从英汉谚语的互译看语言的跨文化交际特征

文章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为指导,以相关英语谚语的汉译实例辨析为参照,从谚语与文化的`关系切入,探讨了谚语的起源、形式和表达特点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可译性限度及规律,揭示了语言的跨文化交际特征,旨在探求跨文化交际中英汉谚语互译的效度.

作 者：马骅 班荣学 MA Hua BAN Rong-xue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陕西,西安,710069刊 名：浙江万里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年，卷(期)：21(1)分类号：H315.9关键词：谚语翻译 语言 跨文化现象

10.语言文字应用状况研究分析报告 篇十

语言文字应用状况研究分析报告

进一步提升我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整体水平，增强广大教职员工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我校开展了一系列关于语言文字的活动。多年来，我校结合学校自身实际，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坚持贯彻和落实上级下达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有关法规和通知要求，在努力抓好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积极开展推广普及普通话和国家文字规范化工作，并使之融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融入到学校的和谐校园环境建设中。

在具体语言文字工作调研方面，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调研：

一、使用普通话、写规范字情况调研

教师用普通话口语教学和用规范汉字书写教学管理情况，以及学校所有课程使用普通话授课情况。学生读书回答提问问题使用普通话授课情况，以及用规范汉字书写作业的情况。

(一)使用普通话、书写规范字情况

1.教师学校领导和相关科室负责人通过随机进课堂听课，结果发现全体教师在课堂上提问点评都说普通话，教师板书都书写规范字。

2.学生必须正确掌握常用规范汉字，不写繁体字、异体字，减少错别字。在任何场合下，坚持说普通话。

3.全体师生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规范使用汉字、标点符号、汉语拼音等，都要执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字总表》、《标点符号用法》、《汉语拼音方案》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学生必须正确掌握常用规范汉字，不写繁体字、异体字，减少错别字。教学需要外禁止使用不规范字和繁体字（如已经淘汰的异形字和旧字形；已经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生造的简体字；错别字等）。

(四)总结

作为教师我们更应当积极主动地学说普通话，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我们教师成为学普通话的楷模和范本后，才会对学生进行感染带动作用。学生的语言模仿能力和汉字书写模仿能力很强，我们有责任营造好学生的学习环境，人人都为普通话的魅力和汉字的魅力所折服，使普通话规范字成为人人通用的交际沟通工具，那么，我们的语言环境便构建了一个文明和谐的语言环境。

二、对用普通话、写规范字学校环境的调研

学校作为传承文明的摇篮，承载着传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规范、整洁、美观的学校对学生有较大的熏陶作用，的醒目的固定宣传标语、标牌。利用升旗仪式、编发宣传材料、板报、班会、广播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在校内外介绍规范语言文字的相关知识，宣传推广普通话、用规范字的重要性，全面推进语言文字工作，创设规范语言文字的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2）组织师生广泛开展朗读、演讲、作文、书法、文艺等活动，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训练学生使用普通话的水平。积极组织学生的普通话口语实践活动，以培养学生普通话口语能力和兴趣。榜样引领。发现和培养校内各类大型活动的节目主持人，提高节目主持人使用普通话的水平，增强其示范性。

（3）对校内的检查与监督。组织师生利用业余时间，对校内用字（包括各种指示牌、标志牌、橱窗、标语、学校公文、印章、校刊、讲义、考试试卷和其他印刷物、电子屏、自制教学软件、教师板书、作业批改、书写评语等）进行长期检查监督。对不规范用字、错别字等提出修改意见。

(四)总结

11.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十一

关键词：语言规划；发展变化；孔子学院；汉语语言规划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177-01

一、语言规划的发展变化

语言规划是一种作用于语言的社会活动，是瑝国家或社会团体为了对语言进行管理而进行的各项工作的统称。语言规划涉及到语言选择与协调，语言规范与完善，科技术语的统一和标准化，文字创制和改革等。语言规划的实际存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语言规划作为学术领域的研究大概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般认为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59年Haugen一篇名为《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的文章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为迫切解决本国的语言问题，需要对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进行有效的规划，从而促使语言规划的产生。语言规划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早期语言规划的主要目标是解决语言问题，这主要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旧殖民地得到解体，新兴独立国家日渐增多，这些国家在实现该国统一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选择、确定及推广标准语、共同语或者官方语言，并制定其规范标准，以更好地解决交际问题。另一方面，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中大量的移民涌入，文化差异和多种语言使得社会问题变得日益复杂。为了解决当时复杂社会语言问题，就迫切需要对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进行有效的规划。当时，人们认为语言的多样性是国家贫穷和落后的表现，“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欧洲模式受到推崇和效仿，消除语言的多样性，拥有一种标准语被看作是发达国家的象征。因此，这一时期语言规划的目标就是解决语言的多样性引起的语言交际问题。但是一味模仿而忽略本国国情使许多国家的语言规划不像预期那样实现了本国的现代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开始质疑和反思之前的做法，因此语言规划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由于语言学及相关社会学科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语言规划有了新的发展，并出现了新的研究主题。研究者开始用语言生态的概念来分析语言规划，与传统的语言规划试图消除语言多样性不同，语言生态规划强调维护语言多样性，反对语言帝国主义，维护语言权利和语言人权。语言多样性不再被看作是问题，而是一种资源，语言多样性也代替之前的语言单一性成为语言规划的主要目标。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语言规划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和其他学科密切相关，例如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和教育学等，语言规划被认为是社会规划的一部分。

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不断发展的实践，其成败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协调语言关系可以保障人民语言权利，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可以增强语言的社会功能，提高交际效率，促进社会交际和国际交流。

二、从孔子学院看汉语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是一门迅速发展的学科，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的语言规划历史悠久，历来受到各国的重视，我国秦朝的“书同文”就是一项较早的语言规划实践。中国语言规划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汉语和汉字为主要对象。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大约百分之七十的人说汉语，并且汉语是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也日益提高。近年来，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增多。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盈利性公益机构。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第一所“孔子学院”于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汉城成立，目前已经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00多所孔子学院。根据最新孔子学院的发展规划，到2015年，全球建立的孔子学院要达到500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达到1000个，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发展电视、广播和网络孔子学院。孔子学院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加快汉语走向世界为使命，创造了中外合作开展语言文化交流的新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途径。

语言地位规划是与语言的外部社会环境相关的规划，包括语言的选择和语言传播等活动。语言传播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规划活动。我国的语言地位规划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确立为国家通用语言，同时政府十分重视我国语言文字事业，提高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孔子学院的建立体现了我国政府重视汉语的国际推广和文化传播，孔子学院作为汉语语言和文化传播的主力军，发展迅速，为推动汉语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语言教育规划，指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与语言的学与教密切相关。语言教育规划包括学习对象、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师资力量等。孔子学院不仅为汉语教师和各阶段学生提供汉语教学服务，并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机构服务。大多数孔子学院把汉语教学作为主要任务，并开展当代中国研究，使孔子学院成为深入理解中国的重要的途径和平台。为了适应学员多样化的需求，根据学员的兴趣需要，丰富教学内容。一些国家的孔子学院，把汉语教学、文化交流和职业培训三者结合起来，不仅帮助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化知识，而且努力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孔子学院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体现了汉语教育规划，促进了各国的汉语教学。我国十分重视汉语语言规划，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建立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促进了汉语的全球传播，提高了汉语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了国际交流。

参考文献：

[1]刘海涛.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定义发展看学科变迁》. 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pp. 55—60， 2006.

[2]陈刚华. 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孔子学院的意义[J]. 学术论坛，2008.

[3]王祖嫘. 打造中国走出去的名片—论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规划.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2003.

[4]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当代社会语言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戴庆厦. 《社会语言学概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祝畹瑾.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2.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十二

本文从一般语言学的角度, 揭示多媒体画面语言的本质属性和语言特征;探讨多媒体画面语言学划分为语构、语义和语用三部分的理论依据, 旨在考证多媒体画面语言学的合理性, 即研究它的思路和结论都可在“一般语言学”中找到依据。

●为什么将多媒体画面视为一种语言

1. 多媒体画面具有语言的本质属性

一般语言学将语言定义为, 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符号系统。“符号”是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 用于传达信息的有意义的媒介物。这个定义说明语言具有两个方面的本质属性, 即: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语言用于交流和思维。

将多媒体画面视为一种语言, 是因为它符合语言的定义, 即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符号系统, 并且可以用它来传递知识信息或视听觉美感, 也可用来进行思维。

(1) 多媒体画面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构成 (绘画、摄影、动画、影视等) 传统艺术中的基本元素, 早已分别形成了各艺术门类中的符号系统。多媒体画面的基本元素, 是由上述各传统艺术中的基本元素组合而成的, 将其分为图、文、声、像4种媒体类型, 并且运用多媒体画面艺术规则 (即画面语言的语法规则) 对这4类媒体的符号间关系进行规范, 从而使该符号系统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画面语言结构。

(2) 多媒体画面语言可以用来传递知识信息或视听觉美感。用多媒体画面语言编写的多媒体教材, 由于包含了图、文、声像各类媒体, 充分利用了学习者的视觉、听觉渠道和表象、概念渠道, 因而传递知识和美感的效果更加优于文字语言和传统艺术。

必须指出, 采用多媒体画面语言符号进行交流, 需要注意它不同于文字符号的两个特点, 即“以形表义”和“分时呈现”。

(3) 多媒体画面语言也可以用于思维。多媒体画面语言是通过视、听觉的表象渠道和概念渠道将信息内容传入人的大脑的, 这些信息内容可以在人的头脑中以表象和概念的形式进行思维加工。因此可以认为, 这就是运用多媒体画面语言进行思维的形式。

2.多媒体画面具有一般语言的三个特征

在语言学中, 语言一般应具有符号性、系统性和可生成性三个特征[2]。多媒体画面也具有语言学描述语言的这些特征。分别讨论如下。

(1) 符号性。语言学认为, 语言符号是有层级结构的:由语素、词组成短语;由短语组成句子。多媒体画面语言符号也有类似的层级结构[3]。例如, 图形语言符号的层级结构是, 由点、线、面组成形态;由色彩、肌理、影调组成属性;由形态、属性、声音、运动等组成运动画面 (即电视画面、计算机画面、多媒体画面) 。

(2) 系统性。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一种由语法规则维系的语言符号系统。多媒体画面语言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 它的语言符号是由多媒体画面艺术规则 (语法规则) 维系的, 这种维系需注意两个要点: (1) 内容上, 多媒体画面艺术规则规范的是视 (听) 觉要素符号, 即规范基本元素符号在画面上的衍变。强调这一要点, 是因为它明确了该语言基础理论 (多媒体画面艺术理论) 的思路, 语法规则是需要按照这一思路运用的。 (2) 范围上, 多媒体画面艺术规则是从八个方面进行规范的。其中“突出主题 (或主体) ”、“媒体匹配”和“有序变化”三个方面基本规则用来覆盖“图”的静态呈现和动态呈现;文本和解说两个方面的艺术规则对文字语言的形、声在画面上的呈现进行规范;色彩和背景两个方面的艺术规则对图、文的属性和背景进行规范;运用交互功能方面的艺术规则对导航、互动教学方面的运用进行规范。从而体现了这套语法规则的完备性。强调这一要点, 是为了说明这套规则与该语言的基础理论密不可分, 即语法规则是从理论中提炼出来的。

(3) 生成性。语言学认为, 虽然语言符号系统是由有限的语言符号和语法规则构成的, 但却能生成无限多种句子。多媒体画面语言便是由有限的语言符号 (基本元素、视觉要素) 及其语法规则 (多媒体画面艺术规则) 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有限性, 才能使多媒体画面语言具有可学习性, 并能利用它开发出无限多种多媒体教材出来。

因此, 可以将多媒体画面视为和文字一样, 二者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工语言。

●研究多媒体画面语言, 为什么要分为基础理论与理论运用两部分

1.语言学中存在“语言”和“言语”的概念

进入20世纪以后, 首先在语言学中提出“语言”和“言语”概念的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 , 他称其为“建立言语活动理论的第一条分岔路”。也就是说, 对于语言学, 需要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进行研究[4]。索绪尔所说的“语言”, 实际上是指由语法规则规范的语言结构, 而“言语”则是指运用语法进行表达的过程和结果。如果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 便可将“言语”看成是工具的运用。1957年, 乔姆斯基 (美国语言学家) 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 创建了“转化生成语言学”, 其中提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概念, 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概念是对应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功能语言学, 其特点是重视语言的功能, 认为仅有语法是不够的, 需要通过功能和认知来解释句法和其他语言现象。

从上述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尽管语言学的研究在不断深入, 但是索绪尔最初提出的区分语言与言语的思路, 却一直延续至今。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可以将该思路表述如下。

语言是一种形成了共识的、相对稳固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 对外, 可以帮助人们进行交际;对内, 可以帮助人们进行思维。言语有两方面含义。其一是指讲话 (包括写作) , 是一种交流的行为动作;其二是指所讲的话 (包括所写的文字) , 需要考虑交流行为所产生的结果。

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 语言无非是一种工具。语言和言语的关系, 犹如工具和工具运用的关系。

一般语言学认为, 句子是划分“语言”和“言语”的分界线。句子以下的静态单位, 包括词、音、义, 属于语言的研究范畴, 它们是组成语言这个相对稳固的交际工具的内部结构模式;句子以上的动态单位, 包括语流、语调、句群、段落、段群、篇章是人们运用语言系统这个交际工具在一定的语境中完成的, 属于言语的研究范畴。而且认为, 句子的模式属于语言范畴, 具体句子的运用属于言语范畴[5]。

2. 多媒体画面语言学中语言和言语的分界线

在多媒体画面语言学中, 也是按照索绪尔区分语言与言语的思路, 将多媒体画面语言分为基础理论与理论运用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的。

多媒体画面语言学认为, 多媒体教材中的教学内容是通过多媒体画面表现的, 或者广义地讲, 是通过 (包括电视画面、动画画面和多媒体画面在内的) 运动画面表现的。这就表明, 运动画面应相当于一般语言学中的“句子”, 是多媒体画面语言学中语言和言语的分界线。

将多媒体画面艺术划分为媒体呈现艺术和画面组接艺术, 体现的便是按照多媒体画面划分的思想。前者将画面上各类媒体的基本元素, 视为多媒体画面语言 (符号) 系统中的“词汇”, 而将多媒体画面艺术规则视为规范这些词汇衍变的“语法” (衍变后的基本元素叫视觉要素) 。因此, 多媒体画面便是通过这些“语法”规范的“词汇”, 组成了各种表现教学内容的结构模式, 即“句子”。显然, 这些属于多媒体画面艺术 (基础) 理论的内容, 对应于语言学中的“语言”研究范畴;后者按照不同题材和语境的要求, 运用编辑功能或交互功能对各画面进行组接, 就像组接“句子”一样, 旨在准确地表现各种题材内容和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显然, 这些属于基础理论运用的内容, 对应于语言学中的“言语”研究。

●“多媒体画面语言学”为什么要分为语构、语义、语用三部分

现代语言学认为,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工具 (即符号系统) 、工具内部结构系统 (语法) 以及人们在不同语境中运用语言系统工具的过程及结果的学科[6]。语言学分为“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

语言的语言学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语言学, “语言”是指音义结合的词汇 (即符号系统) 和语法系统。言语的语言学研究人们在不同语境中运用语言系统工具的过程及结果[7]。

美国哲学家英里斯则进一步把符号学划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组成部分。语形学研究符形之间的关系 (符号的结构) , 也称为语法学或句法学;语义学研究符形与符号对象之间的关系, 即符号通过符形所传达的关于符号对象的讯息;语用学研究符形、对象以及符号情境之间的关系。符号情境是指符号使用者之间应用符号传达思想感情时的具体环境[8]。

多媒体画面语言学借鉴了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观点, 也相应地分为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部分[9]。

其中多媒体画面语构学研究由语言符号 (基本元素、视觉要素) 及其语法规则 (多媒体画面艺术规则) 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 属于“语言的语言学”的范畴。

此外, 按照现代语言学将“言语的语言学”中的语境分为小语境和大语境的观点。小语境指口语的前后语或书面语的上下文;大语境则是指言语双方的身份、场合、心情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根据编写多媒体教材的需要, 多媒体画面语义学将“小语境”的概念延伸为不同题材的教学内容, 研究画面语言的不同设计格式以适应这些题材内容的需求;多媒体画面语用学将“大语境”视为课堂教学环境, 研究画面语言的不同教学格式以适应课堂教学策略的需要。因此, 可以将多媒体画面语义学和语用学视为“言语的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如何看待多媒体画面语言学中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者的关系?

由于多媒体画面语言的语法规则与多媒体画面艺术理论密不可分, 如果将后者比作土壤, 前者则好像埋在土壤里的树根。语义、语用学是建立在语构学 (语法) 基础上的, 因此, 可以将它们视为由此树根长出地面的两棵大树。

参考文献

[1]游泽清.多媒体画面艺术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1.

[2]储一鸣.站在巨人肩上的开拓——《言语的语言学导论》述评[J].现代语文, 2008 (2) :125-128.

[3]游泽清.多媒体画面语言的语法[J].信息技术教育, 2002 (2) :79-80.

[4]岑运强.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5]岑运强, 石艳华.二十年来语言和言语问题研究述评[J].汉语学习, 2008 (4) :69-76.

[6]岑运强.语言和言语、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J].汉语学习, 1994 (4) :13-16.

[7]岑运强.言语的语言学的界定、内容及其研究的方法[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0 (4) :71-77.

[8]视觉文化与技术.符号学的三分天下: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DB/OL].http://www.fromeyes.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339.

13.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十三

1.增强母语认同感，唤醒母语使用意识

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所在，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就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重要的载体以及语言文字与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母语中国有十三亿人在使用汉语，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的上升，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是慢慢的提高。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汉语，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地方。所以，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汉语运用意识，要处理好汉语与英语的关系，了解我国的文化和祖国的文明，不断增强对汉语的学习与运用。增强汉语在国人心目中的尊严。

2.提升高校教师语言文字应用水平

14.从《语言文字应用》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篇十四

一、数字化语言实验室发展的时代背景

数字化语言实验室作为现代化科技发展的产物，以其多资源、多功能、多模式，带给学生和教师的是语言学习与语言教学质的转变，它为实现外语教学的数字化、信息化、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跨越式的理想平台。

如何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合理构建数字化语言实验室的教学环境，更好地满足教改新模式的要求，以及如何提高数字化语言实验室教学应用的绩效，仍是广大教师和教育技术工作者应探讨的问题。

二、数字化语言教学环境的内涵

所谓语言教学环境是指语言学习中语言出现和使用的具体环境。数字化语言实验室所提供的不是现有教学资源简单的数字化处理，不是简单的语言课程的网络化学习，而是教师、学生、实验室资源的有机架构，是三者相统一的“三位一体”化的教学环境。衡量数字化语言教学环境优劣的标准，是学生在这个所提供的环境中，多大比例的时间在进行语言的练习交流，多大程度地实现了自身的有效学习。

因此数字化语言教学系统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不断满足语言教学的需求，逼近语言教学的理想环境。语言教学的理想环境可以分为学生学习的理想环境和教师教学的理想环境。其中语言学习的理想环境是基础，它决定了语言教学的理想环境。语言教学的理想环境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获得语言知识的良好手段;二是有语言练习和语言实践的良好条件或环境。

鉴于语言学习过程的特殊性，教学环境的优与劣，直接影响到外语学习的教学效果。而数字化语言实验室所能提供的是将各种可用资源数字化重组，并通过最合理的方式创建语言学习的综合性的、开放性的、实践性的实验教学环境，使外语的学习在时间和空间上全面开放。

三、实验室教学环境的构建

1.教学环境的构建原则

(1)创新性原则。实验室的资源共享、开放式教学，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给学生更多的时间来自己摸索与实践，给教学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摸索的空间。教师应该积极借助于现代化的教学环境，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2)实践性原则。数字化语言实验教学重在提供学生自主语言实践的教学环境，是学生发挥主体作用，自主进行语言实践掌握的有力途径。学生在所提供的教学环境中广泛涉猎语言素材，利用实验室所提供的资源，摒弃被动学习的劣根性，真正受益于数字化语言教学。

(3)综合性原则。一个实用性强的数字化语言实验室不仅应该综合多方位的学习资源库与系统使用功能，提供给学生自主学习使用，同时也需要教师与实验室负责人员的有效利用与配合。在不断发展、扩充学习资源的同时，完善教学资源的软件与硬件的综合建设，多类型、多层次的实施途径是确保实验室得以发挥价值的重要保证。

2.教学环境的系统功能

(1)创造仿真的人机对话模式。语言教学系统的技术和功能的突破点是在语音识别技术的发展和完善上。创造出模拟真人间一对一交流的人机对话模式，对外语学习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2)构造语言教学信息资源库。局限于课本的外语学习实用性有限，因此搭建标准化语言学习资源平台，对外语的教学可以起到推进性的作用。虽然，全国部分高校都有自己的外语教学资源库，但是由于高校信息化建设的独立性，导致外语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自成体系，资源共享难。而数字化语言系统应该将现有的教学资源汇总、整合、完善，平等地开放给学生使用，使学生自主地接触到多方位的学习信息，这样才是真正服务于语言教学。

(3)完善语言教学管理功能。数字化语言实验室为学生利用教学系统进行自主学习创造了条件，但是应该考虑到并非每一个学生都有很强的自觉性，因此设定在规定的时间里达到既定的学习目标，是很有必要的，这就需要数字化语言实验室系统应具备教学管理与控制功能。

3.教学环境的外设营造

(1)单位实验室的容量控制。按照语言教学的一般规律，单个实验室或单个实验教学班级的规模应该是越小越好，但是对于一般的高校而言，语言室的教学环境不仅仅面向的是专业外语教学使用，更多的是公共外语的教学任务。同时，过小的实验室规模势必造成教育成本的大幅度提高。所以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建议可将单位语言教学环境中容纳学生的数量控制在36位至48位之间。

(2)实验室的音响设施。在语音实验室授课或上课，势必会长时间佩戴耳机，佩带耳机时间过长，势必会造成一定的不适感，影响到学生上课的情绪。因此一套中等音质质量的外置扬声器是语言教学环境中必不可少的设备。在非听力的课程中，可以适当地使用实验室的扬声器，缓解教师、学生的听觉疲劳，有助于调节课堂氛围。

(3)实验室的照明控制。研究表明自然光对视觉敏感度效果最好，语言实验室室内的照明设备基本上都使用荧光灯。由于上课时学生主要阅读显示器上的文字，所以要考虑过强的环境照明是否会造成显示器图文显示反差降低，影响阅读效果。

(4)实验室的保洁问题。语言教学设备由多个教学班级轮流使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必然造成学生端的外接设备不同程度的污染现象。鉴于此，对语言实验室的定期保洁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做不仅能给学生营造出干净的学习环境，还能防范污染对实验设备的损伤。

四、数字化语言实验室应用绩效的探究

数字化语言实验室的有效应用能提高学生的外语学习兴趣和语言应用能力，能促进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科研创新能力，增强师生的综合素质，实现教学相长。

1.应用绩效探究的目的评估数字化语言实验室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质量与效果，最基本的功用是可以促进教师和实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其意义远不仅如此。

绩效，指人们在工作场合中通过一定的活动完成任务所形成的业绩或成果。简言之，就是目标达成的程度。绩效评估的目的，就是撇开外在的表面因素，仔细审视整个实施过程是否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在明确目标之后，找出目标与现状的差距。可以说，探究数字化语言实验室应用绩效的目的在于对实验教学质量进行评估，找出实际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完善教学培养方案，使语言教学在数字化的教学环境中更上一个台阶。

2.语言实验室应用绩效的分类

从数字化语言实验室最直接的使用对象来看，实验室的应用绩效可以分为学生应用绩效和教师应用绩效，可以从这二个方面来综合分析数字化教学环境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1)学生应用绩效。学生是数字化语言实验室最直接的受用者。分析学生对实验室的应用绩效最能说明数字化教学的实际效果。学生的应用绩效评定的前提是将同一年级同一课程的学生分成二个班级，分别在数字化语言教学环境中与传统的课堂进行受教。绩效的内容可以基本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在一个学期后进行应试成绩的考核;在一个学期后进行语言交际能力的考核;在一个学期后进行外语综合能力的考核等。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不同的两个教学环境对学生实际教学的影响，来发现其中的差异性、优势性与可发展性。因为数字化教学仍在不断地完善过程中，在实际教学中尚处在一个衔接与过渡的阶段，通过学生应用绩效的考核，可以发现最有价值的问题，进而不断改进，优化学生的课堂内容和学习过程。

(2)教师应用绩效。教师作为实验室的使用主导，对于实验室的实际应用也直接影响到学生应用绩效。教师应用绩效的评定是以学生应用绩效为前提的，因为学生学习的实际效果是教师应用效果的最终体现。教师可以借鉴学生绩效的结果来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采用调查问卷等形式来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摸索改进基于数字化语言实验室平台的最适合的教学形式与方法。教师应该在不断摸索中成长，在不断创新中收获，在自身稳步提高的同时，为学生营造最理想的教学氛围。

五、结束语

现代化语言教学，在教学的理念与方法上仍追求不断发展和创新，数字化语言实验室的发展也呈多元化，其系统资源功能不断完善，实用性日趋强大，对外语的“教”与“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筅

参考文献：

15.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身体隐喻 篇十五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新的学科。认知语言学是以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的。1999年, Lakoff和Johnson在合著的《体验哲学》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体验哲学”这一命题, 并指出语言具有体验性, 人类语言离不开具体的体验感知, 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结构和意义, 语言的形成是基于经验感知和主客互动, 因此研究语言应该从人类的经验和认知角度入手。

Lakoff和Johnson在书中指出了体验哲学的三条基本原则, 即心智的体验性、认识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心智的体验性作为最主要的原则, 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 也不是先天就有的, 而是人们在对客观外界感知和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而形成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和身体, 他们为我们的日常推理提供了认知基础。他们认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及其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 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 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 (Lakoff&Johnson, 1999)

隐喻是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果, 抽象性的语义主要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跨域隐喻而成。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更重要的一点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 (王寅, 2007) 。Lakoff和Johnson认为, 隐喻的形成即隐喻化, 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结构投射。从逻辑上看, 隐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范畴错误”, 即将两个不同范畴的事物加以类比, 从而实现特征的转移, 进而形成隐喻。从认知的角度看, 人的概念系统主要是建立在概念隐喻之上的。通过隐喻, 人们可以利用已有的经验来认知新的感受, 并认知比较抽象的事物或概念。例如, 人们常常利用自己最熟悉的身体器官或部位, 构成身体隐喻概念, 来认知、体验和感受其他领域的抽象概念。我们借助于体验哲学的理论分析了身体隐喻的认知功能, 在分析中我们发现,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身体隐喻都经历了类似的认知过程。

2. 身体隐喻与体验哲学

隐喻基于体验, 所以日常经验中的相关性不可避免地会引导我们获得基本隐喻, 它是身体、经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 也只能通过体验获得意义, 这样就把基本认知能力与感觉运动经验连接了起来。例如自从我们出生后开始会爬, 慢慢就形成“始源—路径—目的地”这一基本图式, 我们做事一般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先有intention (始源) , 经过努力 (路径) , 最终达到目的。可见我们的行动常常就是基于这种基本图式之上的 (蓝纯, 2005) 。隐喻的体验性就说明了他不可能是任意的, 能通过身体经验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我国古人认为:“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这就反映了我们的祖先认识和描写事体的一个基本原则, 与西方的体验观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人类最先认识自己周围立体的、有形的、具体的东西, 包括人体本身及其器官。如山有山头、山腰、山脚, 树有树冠、树身、树脚等, 这是由人类的认知顺序所决定的 (王寅, 2007) 。之后, 当认知进入更高级阶段, 人类已经熟悉的东西就成了人们认识、体验和描述世界其他事物, 尤其是无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事物的基础。由此, 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的概念, 便形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隐喻认知方式和隐喻语言。例如, 人类首先认识了自己的身体器官如头、手、口、鼻、眼等, 然后用来指代物体的类似部位, 如英语中有eye of a needle (针眼) , mouth of the river (河口) , 汉语中有“茶壶嘴”、“桌子腿”, 等等;进而用来指代抽象的东西, 如英语的eye o the soul (心灵之窗) , make head of something (理出头绪) , 汉语的“心地”、“眉目”等。由此可见, 人体及其器官是人类的基础和出发点之一, 这符合人类以自我认知为中心, 由近及远、由自我到非自我、由实体到非实体、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规律。

下面对身体隐喻的分类进行研究。根据隐喻形象性的不同和它们在语言使用中的复现率的高低, 我们可以将隐喻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这一标准, 俄罗斯学者斯克里亚列夫斯卡娅将隐喻分为始源型隐喻、语言型隐喻和个人型隐喻或称为文学作品的隐喻。

2.1 始源型隐喻

从共时的角度讲, 始源型隐喻已完全丧失了形象性而被称为“死喻”, 是已经被词汇化了的隐喻。大量人体隐喻之所以成为词汇的部分含义, 并已收入辞典中, 是因为通过无数的反复和联想, 这些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字面意义。基本词义由于隐喻的作用发展了其他义项, 而这些义项又由于反复使用失去了其修辞特征, 这种由修辞意义向“字面意义”的转化过程即词汇化。例如, “脚”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基本意思都是:人和某些动物身体最下部接触地面的部分。剩余的两个意思比如:剩余的, 残渣;最下部 (脚注) , 都是从基本意思中引申出去的。这其实是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 反映了人类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的隐喻性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对事物的体验和感知基础上的。

2.2 语言型隐喻

语言型隐喻具有一定的形象性, 它们作为相对稳定的语言成分为整个语言群体所接受和使用, 在人们的言语交际中有着很高的复现率。具体说来, 身体隐喻可以分为凸显型、逻辑错位型和功能变换型。

2.2.1 凸显型

凸显型隐喻是指在长期的认知世界过程中, 人的身体及其生理反应被赋予了特殊的寓意, 尽管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身体名词的寓意有很大差异, 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活动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如在英汉文化中都有用“心”隐喻感情的, 如英语中有love with my heart, 汉语有“用心去爱”, 但某些非洲语言说“用我的肝去爱”, 而太平洋上的马绍尔语竟然说“用我的喉咙去爱”。这是因为人们起初对情感有一种不科学的认识, 认为人的情感来自人体的特定器官。长此以往, 当人们产生某种情感时, 就会触发相应的心理空间。如表示“高兴”时汉语的隐喻用法有“眉开眼笑”、“手舞足蹈”、“拍手称快”等, 英语用get one’s tail up或with a light teart;用器官的凸显结构来隐喻人的情感因素在不同语言中也有一些相同的取向, 汉语中表示:“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在英语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达方法: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这反映了不同民族的隐喻思维方式相通的一面。

2.2.2 逻辑错位型

人体器官本来是长在固定的地方的, 而当人体器官长在不该长的地方, 或将器官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这就是一种错位。当人们经历的事情不符合常理或逻辑时, 往往就用逻辑错位型身体隐喻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汉语中常用“心眼不正”来表达“心地不善良”;用“把心提到嗓子眼”表示“恐惧”的情景, 等等。英语中用to put one’s foot in their mouth表达“说错话, 说蠢话”;用to have one’s heart in their boots表示“悲伤”的情感隐喻;用to be all fingers and thumbs描述全身长满手指, 反而动作不灵活, 构成了“笨拙”的概念隐喻, 具有贬义。这种不符合现实的夸大或故意扭曲, 不仅使语言变得形象生动, 而且反映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创造性发挥。

2.2.3 功能转换型———通感隐喻

山东方言说:“我的鼻子聋了。”河南方言说:“我的鼻子瞎了。”将用于听觉领域的“聋”和视觉领域的“瞎”取代用于嗅觉领域的“不灵”, 表达了“笨拙”的概念隐喻。我国方言采用的感官的功能变换的手法就是通感隐喻。研究表明, 通感来自人的各种感知的相互连通。人的视、听、嗅、味、触五种感官虽各司其职, 但并不是完全割裂的, 而是彼此相通、互相影响的。对一个感官的刺激可以引起其他感官产生相应而不同的反应, 在大脑相应部位的神经细胞之间产生共鸣和联想, 于是“颜色似乎有了深度, 声音产生了形象, 气味也有了锋芒”。有关通感的例子在各种语言中不胜枚举, 如汉语的“冷眼旁观”、“臭名远扬”、“心直口快”, 英语的sweet music, warm colors, soft voice等。从某一具体概念出发的心理空间包含事物的所有声音、色彩、形状、气味、质地等属性。人类感官的这种通感作用构成了人们认知事物又一生理和心理基础。人们日常感知经验的纳入促成了不同官能之间的功能转换。

2.3 个人型隐喻

个人型隐喻属于隐喻转换的个别情况, 尽管有着很强的形象性, 但并不被整个语言群体所使用, 主要出现于文学作品之中, 是作家或诗人为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而采用的一种形象表达手段。这种隐喻是一种创新隐喻, 来源于个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下面以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树……》为例 (宁翠兰, 2005) :

我愿意是树, 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 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 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能够结合在一起。

这个例子说明了人类都是从感知的周围世界中来认识抽象的事物, 表达感情。即, 语言的体验性。

3. 结语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而且是一种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隐喻基于体验, 身体隐喻的体验和认知理据清楚地说明了语言的体验性:语言是客观现实、身体经验、人类认知和生理基础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摘要：本文以Lakoff提出的体验哲学观为理论基础,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英汉两种文化背景下的身体隐喻, 揭示了语言是客观现实、身体经验、人类认知和生理基础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验证了语言现象与人的身体经验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体验哲学,身体隐喻,认知语言学

参考文献

[1]Lakoff, G.&Johnson, 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 1999.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3]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出版社, 2007.

[4]蓝纯.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5]宁翠兰.从身体隐喻看语言中的“体验哲学”[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16.从亲属语言比较看泰语虚词教学 篇十六

关键词：虚词；泰语“dai”；汉语“得”；教学

中图分类号：H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194-01

一、引言

“虚词”在现代汉语中解释为：“不能单独成句，意义比较抽象，有帮助造句作用的词。汉语的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象声词六类”。[1]在现代泰语中，虚词帮助实词构成句子，帮助句子表达意义，能表示动作的时间和说话的语气，使用频率高且用法灵活。汉语和泰语同属汉藏语系[2]，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虚词是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这是两种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在泰语教学中，虚词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开展有效的虚词教学，降低中国学生掌握泰语虚词的难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陆剑明指出：必须重视虚词的教学及其用法，并提出讲解虚词的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以词为纲，孤立地讲解每个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另一条路子则以意义为纲，分组讲解、辨析。[3]这种方法对于语言教学而言无疑是最可行的方法，但是笔者认为，由于汉语和泰语是亲属语言，在语法、句法上有相通的地方，开展汉泰语对比教学，是虚词教学的一个有效手段。下面，以泰语“dai” 和汉语“得”展开对比分析，以期为泰语的虚词教学提供一些借鉴。

二、泰语“dai” 和汉语“得”对比分析

泰语和汉语属于孤立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数、格、态的变化，因此，两种语言中有很大一部分词既是实词又是虚词。中国人在学习泰语的过程中，掌握这类实词出错的概率远远低于虚词，可见虚词对于初学者而言是一个难点。 泰语的“dai” 和汉语“得”既可以作实词也可作虚词，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这两个词虽然分属不同的语言，但在一些用法上基本可以完全对应，是开展汉泰语对比教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关于汉语的“得”，已经有很多相关的研究，我们可以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窥见“得”的用法。第一，为实词。《说文解字》中说：“得，行有所得”。《玉篇》：“得，获也”。可见“得”字做动词的用法，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公孙丑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班超传》等。现代汉语中，“得”的上述语义保留，但和其他词构成双音节词，如：得胜、得分、得失等。对应的泰语分别为：dai chaichana 、 dai khanaen、 dai sia 。第二，为虚词。“得”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虚化用在动词后的助词：A表示可能，条件；例句：他去得我也去得。泰语为：Khao pai dai chan ko pai dai。表示否定固化，“不得”，泰语为： mai dai ，例句：对于无理要求我们一步也退让不得。B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边，连接表示结果或程度的补语；例句：写得非常好，泰语为：Khian dai di mak。

根据泰语大辞典，“dai”分属两大词类。 第一，为实词；“dai”为动词，作“得到、获得”讲，例句：dai rang wan 获奖。第二，为虚词；A助动词，用在动词前，说明动作已经完成，例句：Khao dai klap ban laeo 他回家了。B助动词，用在动词后，说明主语具备某种能力。例句：Khao phut thai dai 他会说泰语。C用在动词后，后接形容词，构成动补结构。例句：Khao rian phasa chin ma pi diao kop hut dai khlong他学了一年泰语就说得很流利了。

泰语“dai”和汉语“得”在用法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将这两个词的用法归结如下：第一，同为实词，具有实在的动词语义 “得到，获得”；第二，同为虚词，A 都有表“能够，可以”的助动词用法；B 都有帮助构成动补结构的功能。

通过比较，泰语“dai”和汉语“得”在其用法上有如此相似之处。基于汉泰为亲属语的考虑，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学生学习泰语的方法，要想准确掌握虚词的用法，汉泰语言对比法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 “得”在汉语中的常见用法“不得V”的格式，表示“不能”的含义，泰语中 “mai daiV”的格式则表示 “没能、没有”的意思。同样地，汉语中“得”还可以用于动词后面，出现了“V得”、“V不得”的格式，泰语的“dai”也有相对应的用法 ，如“不得做”、 “不得说”、“不能坐”，泰语表达分别为：“tham mai dai”、 “ phut mai dai” 、 “bok mai dai” 。以上的结构中，位于动词后面的“得”和“dai”进一步虚化。曹广顺先生在《近代汉语助词》一书中写到，“得”在唐代有一种用法，与动态助词表示动作完成的“了”十分相似。泰语中的“dai”位于动词前，表达的意思与表示动作完成的“了”相对应。汉语的“得”的搭配还有“V+得+形容词”的格式，泰语“dai”也有相同的格式，如 “学得好”、“讀得流利”，泰语表达分别为：“rian dai di” 、 “an dai khlao”。“dai”和“得”都具有“获得”之意，这是两词的演化基础，在“获得”基础上，具有了“拥有”的语义，衍生出“能够”，由于经常用在动词后面，逐渐虚化为表示补语的标志。[4]汉语的“得”在用法上与泰语“dai”基本对应，因此，针对泰语虚词部分的教学可以用对比亲属语的教学方法展开教学。由于这两个词在演变上有共性，为泰语虚词教学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虚词教学的途径。我们可以用直观的图标来表示演变历程如下：

得：实义动词，“获得”—（虚化）[能够]——补语标志

dai：实义动词，“获得”—（虚化）[能够]——补语标志

三 、总结

首先，亲属语言中有许多的异同点可以挖掘，本文所说的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相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泰语 “yang” 也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和汉语有联系的虚词，做“…地，…式”讲， 这源于 “yang”的本义就是 “式”，它和汉语“式”是一个有联系的虚化的词。其次，作为汉语亲属语言的泰语，与汉语有内在联系的词，无论是借词还是同源词，从实词意义讲，弄清其内在关系和词性演变是关键，具体到本文的 “dai”和 “得”，从实词到虚词的演变具有共性，为泰语学习者提供了方便，我们可以从这种类型的词入手，采取集中教学的方法，先讲实在的词义，再讲对应词的虚化，这样就会给学习者一个完整的认识。最后，在汉泰两种语言词汇对比中，做到找出异同点，做到多练习，发现习得者容易出错的地方并加以纠正。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裴晓睿. 泰语语法新编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陆俭明.关于汉语虚词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12）。

[4]李临定.带“得”字的补语句 [J].中国语文，1963（5）.

[5]?????? ????????. ???????????????????? ?.? ???????????????? ?????????? ?????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