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共10篇）（共10篇）

1.国际关系理论 篇一

理论案例分析

1、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7 年上半年，世贸组织成员共启动3097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中国产品的551 起，位居各成员之首，占比达17.8%。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对华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发起者，而且在1998 年达到最高峰，占比高达83.9%。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比重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但2008 年上半年，这一趋势发生明显逆转。在对华启动的37 起反倾销调查中，由发达国家启动的为20 起，占比54.1%，这表明，由于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发达国家内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进一步抬头。2008 年上半年，中国遭到的37 起反倾销调查涉及9 个行业：纺织、冶金、化工、机械、建材、轻工、造纸、汽车和医药工业。其中，涉及冶金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数居首位，为10 起；其次是纺织产品，为7 起；位居第三的化工和机械产品，均为5 起。上述4 个行业的反倾销案件在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中的占比达到73.0%。而且这些遭遇反倾销调查的产品都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一旦被采取反倾销措施，我国许多企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根据上述材料分析：

（1）反倾销的条件是什么？（2）我国应如何加强反倾销的应诉工作。答：

（1）倾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经营者以低于国内市场正常或平均价格甚至低于成本价格向另一国市场销售其产品的行为，目的在于击败竞争对手，夺取市场，并因此给进口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生产商及产业带来损害。反倾销，是指一国（进口国）针对他国对本国的倾销行为所采取的对抗措施。

反倾销的条件是倾销存在； 损害存在； 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这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国际反倾销。

（2）1.要建立健全产业安全预警、预报机制，加强企业自律。依托各行业协会、主管部门、重点省市，尽快建立重要产品的进口数量、价格监测系统，争取产业保护工作的主动权。对重点敏感出口产品要做好出口价格、出口国家和地区的监测工作，发现有竞价销售，扰乱出口秩序的情况要坚决制止。

2.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建立以企业和行业协会作为反倾销应诉工作主体的应诉工作机制，组织和发动包括企业、协会、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形成产业保护方面的合力，增强企业应诉能力。

各行业协会要建立健全应诉指导机构，建立行业内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信息中心。及时收集信息，掌握动态，指导企业了解反倾销调查的法律规范，提供咨询。加强行业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培育品牌，规范出口市场。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功能，加强行业自律，协调本行业产品的出口价格，防止恶性竞争。

3.要针对国内企业不敢应诉的心态，研究建立应诉与受益对称机制。要积极探索多种筹集资金的方式，研究建立行业内应诉基金，对积极应诉企业提供资助。根据“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通过行业协会的自律、自诉、自组、自享，彻底改变“一家应诉、多家受益”的现象，解决应诉企业担心费用高而犹疑不决导致利益受损的问题。

4.要加强产业安全方面的宣传、培训和国际交流，建立国际反倾销、反补贴的案例库。要在政府和企业里，加速培养一大批精通世贸规则的高级专门人才，特别是培养从事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和应诉的高级人才。

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要通过具体案件实例及新闻媒体宣传，教育企业，普及相关法律和法规知识。

2.国际关系理论 篇二

新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并逐渐发展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一种学派。在此之前, 占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是新现实主义学派。随着新现实主义学派弊端的逐渐暴露, 对其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多。1988年, 约瑟夫·奈在《世界政治》杂志发布了一篇书评, 将批判新现实主义的一方称为“新自由主义”, 并在文章中阐述了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上的差异。约瑟夫·奈提出, 在国际关系的角色问题方面, 新现实主义强调以国家为中心, 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主体;而新自由主义不仅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地位, 更强调其他角色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实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军事方面, 新现实主义认为军事实力对于国际关系至关重要, 国家的安全和权力不可侵犯;新自由主义则并非十分看重军事实力的作用, 他们认为, 和缓的国际关系、密切的国际合作是未来的主要趋势, 军事威胁可能降至次要地位。经济方面, 两个学派都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 但新现实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国家实力, 提升本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才是重点, 为此可以付出较高经济代价;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并不次于国家安全, 不可顾此失彼。此后, 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也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概括而言, 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强, 国际社会活跃着众多主体, 国家不再是占据着国际舞台传统中心地位的角色, 全球相互依存是主要特点。第二, 国际系统应主要包括结构和过程两部分, 强调研究体系角色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第三, 国家行为的目标不止是获得权力, 对外交往的也不仅仅依靠军事力量, 在全球相互依存的背景下, 经济技术开发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受关注的程度大大提高, 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经济利益同国家安全一样意义重大, 和平以经济为前提, 不能随意放弃或牺牲经济利益。第四, 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目的是获取“绝对收益”, 因此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各国只需关注自身是否获益, 不需考虑与别国相较本国的获益是多是少。第五, 为加强国家间合作, 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 国家要运用其理性建立国际机制、规则和制度。

二、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法的影响

(一) 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国际法主体范围

国际法主体 (也被称为法律上的“人”, 具有“人格”者) 是指有能力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 有能力进行国际关系活动的实体。国际法主体拥有国际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可以从事包括缔结条约、建立外交或领事关系、提出国际求偿要求、参加政府间国际组织和会议在内的许多国际活动, 其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主体就是国家。

传统国际法认为, 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主体, 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初期。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不仅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国际社会上许多其他主体也十分活跃,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 随着各国交往的增加, 国际关系日益密切, 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国家界限对交流合作的阻碍作用的逐渐恶化, 便利的交通、飞速发展的网络通讯技术和传播快而广的大众媒体的推动, 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在某些领域获得了与国家相同的地位。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推动下, 现代国际法确立了除国家以外的许多其他实体的主体地位, 如国际组织、正在争取解放的民族或民族解放运动组织。

(二) 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新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理论重视国际机制, 强调国际机制、规则和制度的建立是推进国际合作、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维护本国利益的最有效手段, 同时强调经济因素的地位和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性, 从而推动了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繁荣、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以及其他世界性区域性经济合作协定的达成和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

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国际社会对于符合当前时代和全球背景的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和维护。此外, 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会推动国际法向前发展。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 观念因素可以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选择, 可以帮助治理世界, 原则化观念可以指导并促进国际法某一具体领域的制度构建, 由此, 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了理念性的推动作用, 国际法就是观念的上升。任何一项国际制度在产生前都是一种观念, 只有在这个观念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并上升为一种制度后, 它才拥有法律约束力。

(三) 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国际法的存在

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国际社会对良好的国际秩序和有效的国际制度的需要。国际法并不是一个自给自足可以独立存在的个体, 国际社会的需求引导和制约着国际法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而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强调的全球相互依存原则正是国际社会需求不断变化发展的原因。任何法律制度的存在都依存于当前的社会建构, 制度的存废更易受社会需求的制约。近年来国际经济法领域在立法方面呈现出的蓬勃态势就是各国为满足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加强经济技术协作的需要而推动产生的。由于各国间相互依存, 国际社会的需求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演进而产生不同。当前, 国际法内容覆盖了经济增长、生态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海洋的开发利用等多方面问题, 范围不断扩大, 议题呈现多元化趋势, 这正是由国际社会的需要所决定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国际法存在的社会基础。

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地位, 国家利益是国家进行对外交往和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国家利益正是国际法存在的根源。对于国际法来说, 国家利益是国际立法达成一致的动力, 国际法的产生源于各国寻求以国际制度为手段获得利益。当然, 国际法的作用不只在这一方面, 它还肩负着维护世界秩序保障国际稳定的作用, 但后者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 没有国家利益的需求, 国际法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 其作用也无法发挥。

(四) 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国际法的地位和效力

正如上文提到的, 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世界是相互依存的, 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受其影响, 在私法和商法领域确立超国家的法律这一观念开始形成。全球化契约法和商法与国际公法的区别在于, 前者调整经济领域活动, 没有效力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法院或超主权的机构强制法律的实行以解决当事方之间的纠纷, 后者强调政治方面超国家力量与世界政府的威力, 但两者的实质都是超国家存在的法律, “都属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 且体现了对国家主权的淡化。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在进行对外交往的活动中要以理性的态度探寻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 因此, 如果国际法的客观存在为国际社会各主体获取利益提供了便利, 那么不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 都要去遵守或运用国际法, 国际法就取得了超国家的法律约束力和重要地位。

三、结语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国家间的交流愈加频繁、合作领域愈加广泛, 国际关系也日益密切, 人们开始重视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制度的作用。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之一,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法的主体、内容、产生、存在、发展、定位等多个方面都产生了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在其推动下, 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了较大提升。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法产生的影响不仅具有丰富的实质意义, 还有深厚的学理价值。它是诠释国际法内涵的新路径, 通过对影响国际法产生发展的非自身因素进行分析、考察并得出结论, 再用这些结论重新阐述国际法, 开阔了研究者视野, 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条件, 也为人们提供了从某一侧面了解国际法的方法和机会, 为更全面的认识国际法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1]郑雪飞.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评析[J].中州学刊, 2007, 06:9-11.

[2]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9, 01:18-23.

3.国际关系理论 篇三

一是冲击了大国政治悲剧的历史宿命。

“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论断，认为守成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是天敌，必然陷入权力争斗之中，最终也会以暴力形式一决高低。或是出现霸权巩固，或是出现霸权替代，国强必霸、强强必争是客观规律。结构现实主义认为，这是大国政治不可避免的悲剧，是历史的铁律，也是国际体系权力竞争的宿命。近年来，结构现实主义强势回潮，权力转移理论再次成为许多分析的依据，也反映了“修昔底德陷阱”论断的持久影响。

按照这一论断，中国的崛起首先要挑战地区强国，破坏地区秩序；然后，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则会挑战国际体系的霸权国美国，两强竞争的最高形式是体系性战争，以世界大战的形式决定新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形态。

过去几十年中国外交实践，是对“修昔底德陷阱”论断的冲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首先选择了参与东亚地区的多边进程，这一进程是以东盟为主导的。尽管诸多声音认为这是“小马拉大车”，但是中国坚持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选择合作战略，是东亚地区秩序没有因为中国迅速崛起而发生动荡的主要原因，也是东亚地区没有发生战乱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全球层面。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强调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中美关系出现过各种程度的紧张，但总体上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尤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原则，进一步增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

二是质疑了一元国际社会的神话。

“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提出和发展了“国际社会”的核心概念。在讨论国际社会形成的时候，英国学派的重要学者提出，建立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全球范围内不可能产生同质化的价值和规范。后来的英国学派学者进一步指出，只能建立地区性国际社会，因为地区性国际社会更容易建立同质性价值和规范。英国学派的观点是，由于价值和规范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所以任何成功的国际社会都必须是一元化社会，尤其是要具有同样的价值和规范。这也契合了著名英国文学家吉卜林的一句名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不会融合。

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从根本上质疑了英国学派的这一观点。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世界文化和文明也是高度多元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点就是改革与开放同时进行，相辅相成。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参与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参与，也势必将中国的价值理念和原则规范带入国际社会。中国和世界分享很多东两，在许多理念上也是共享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体，有着自身文明形成的理念与规范。这从根本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全球性国际社会需要基于多元的价值和规范。不仅中国崛起，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更是将这个问题推向了全球治理成功与否的高度。中国以与国际制度合作的战略启动了自身的崛起过程，同时也将世界推向了一个必须以多元价值规范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建设进程。

三是冲击了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两种力量必然冲突，不同规范必然冲突，这些理论背后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定势，这就是冲突辩证法。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任何偶对关系都是以冲突界定的。正题与反题、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东方与西方、人与自然都是这样的偶对关系。偶对关系形成必然的冲突，只有一方征服另外一方，一方消灭另外一方，一方同化另外一方，才能出现进化，才能形成新的合题。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西方知识结构的重要背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和推理方式都显现了这种背景知识的内化。据此，人必然要征服自然，崛起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非西方文化理念必然挑战西方文化理念。

中国崛起和参与国际社会势必将中国的背景知识和思维方式带入国际体系。而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冲突辩证法，而是和谐辩证法。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两个方面不是必然冲突，而是相辅相成。正题和反题就像阴阳两极一样，相互包容、相互开放、相互补充、互为生命的条件。正是这样的世界观才会积极考虑新型大国关系，才能认识到不同的两种力量可以在合作和竞争中达成和谐，不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规范可以共生共存、相互取长补短。比如现在的国际体系，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它们之间是包容性合作关系，还是互斥性冲突关系，直接关系到全球秩序和世界的未来。

4.国际贸易理论总结 篇四

2、保护贸易理论

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第一次产业革命使得自由贸易理论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理论通常称之为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第二阶段是在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发生使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理论可称之为现代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第三阶段的自由贸易理论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自由贸易理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带来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创新和全面发展。

5.《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总结 篇五

2006——2007学年第一学期

经济系：李佳

本学期我担任了经济系国际商务专业06统招2班《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任务，现本学期已结束，总结如下：

1、重新编排课本内容

为了加强教学的连贯性与系统性，我按学生的接受程度与理解水平将课本内容重新编排，按照贸易理论与贸易措施两条线索讲解，首先是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与当代贸易理论；其次是贸易措施，包括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以及各种贸易促进与限制手段。

2、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专业素养

国际贸易理论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学生自主学习以及创新 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教师与学生关注的热点，讨论、交流、探究等学习方式已成为课堂的主流。我在进出口贸易实务的课堂教学中，力求让知识变的鲜活，上课时注意加入许多有趣的案例，例如在讲授知识产权贸易时，我引用了中国著名传统商标“王志和”在德国被抢注的案例，让学生学的兴趣盎然，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1）注入新颖的课堂内容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在教学中，我十分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根据每课 的主题内容，设计不同的导入方式，以不同的场景让学生进入情景，开启学生的学习之门。（2）培养积极探究的习惯，发展求异思维能力

课堂教学中，构建专业术语的理解与体会，因势利导，让学生对问题充分思考后，根据 以往的学习经验和知识积累发表不同见解，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自我价值。这种开放的课堂教学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思考空间，使学生的理解和表达、输出和输入相辅相成，真正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3、注重课内课外结合（1）“课堂的外延与课外的外延相等，以课堂学习为核心，能动地向学生的学校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自然延伸和拓展，使课堂训练与课外行为训练形成有序、有趣、有力、有效的结合“。我把教学的触角伸向课外，向他们介绍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新动向，教会学生将身边的日常生活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学在生活中，比如针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配额取消后，欧美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以及新贸易壁垒给中国外贸带来冲击的情况，引发学生对中国外贸如何冲出重围以及国际贸易新趋势的思考。又如针对家乐福在合肥的火暴销售情况，让学生亲临世界五百强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并启发他们对于安徽甚至中国零售业的思考。

（2）注意学科间的整合，结合进出口贸易实务等课程，让学生在本课程中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

4、其他方面

（1）培养学生效益意识。正确的效益观有利于帮助学生接受商品社会现实，并学会运用市场游戏规则处理问题。

（2）用传统美德和现代意识教育学生。让他们懂得竞争存在于各个领域，教育他们公平竞争、文明守信。

（3）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教育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人格追求。一个具有专业知识，头脑有理性、有逻辑和对公理有信念的学生，有可能也有必要从科学的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关心社会，参与社会。

6.《国际政治理论》读书报告 篇六

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

姓名：耿玉超

学号：20133190

美国作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1924-）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具有显赫地位。该书共分为9章，目的有三：第一，试图对已有的重要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第二，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第三，对新建立的理论进行检验。

第一章“规律与理论”阐述了理论究竟是什么，演绎理论较之归纳理论的优点，理论的建构和其检验方法。华尔兹给理论下了两种定义：其一，它被视为关于某一特定行为或现象的规律的集合或系列。但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规律指出恒定不变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而理论则解释这种联系为何存在。其二，即理论解释规律，规律有别于理论，区别之一就在于规律可以被发现，而理论只能被构建。如果假设得到确认，便被称之为规律。而理论只能通过简化来建立，简化使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得到彰显，并揭示出必然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

他抨击了辛格的理论命题，认为他丝毫没有考虑出现干扰变量的可能。并以辛格为例提出了对理论检验的7个程序，认为有时经过检验，理论似乎被证明是失败的，但这也许是由于某些检验步骤实施不当所造成的。“在没有任何理论光芒指引的情况下，却试图寻找事物间的联系，就仿佛盲目地向一个看不见的靶标射击一样，不仅要浪费大量的弹药，而且即便击中了靶心，也无人知晓。”这句话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华尔兹的观点。

第二章“还原主义理论”集中讨论了几个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理论，来思索不同类型理论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还原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内部力量产生外部后果，国际系统也只不过被视为一种后果而已。还原方法是指为了解释某一集团的行为，从而对其组成成员的心理进行研究的方法，其实质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

华尔兹认为霍布森-列宁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是还原主义理论的最佳范例，他认为霍布森-列宁理论的假设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如果一个国家出于经济原因而谋求对其疆域以外的地区施加控制，进而建立帝国，那么这就构成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结果只不过是单个国家的行为所产生结果的总和而已，而每个国家的行为则是根据自身内部的特殊来加以解释的。之后又对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中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霍布森认为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作情况的了解，可以推论出这些国家的对外行为，然而他的错误在于认为根据单元特性可以来预测结果。

在国际上，不同国家曾造成过类似的或不同的后果，而类似的国家也曾造成过不同或类似的后果。相同的原因有时会导致不同的效果，相同的效果有时源于不同的原因，这使我们质疑还原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因此揭示国际政治不能依靠分析性方法，而必须采用系统方法。

第三章“系统方法与理论”考察对国际政治进行政治性、系统性研究的方法。他先对分析性方法和系统方法进行对比，认为经典物理学中，对各要素变量间关系的研究后，向量相加后得出整体的方法是分析性方法，但它是不充分的，只有在系统层次的影响不明显时才可行。用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用法相一致的方式来构想政治系统，于是，系统就被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系统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显示出这两个层次是如何运作和互动的，这就需要将其清晰地区分开来。系统方法所构想的国际政治系统是国际结构与互动单元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华尔兹接下来分析了三位理论家的理论。首先，他认为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国际政治系统是国际后果模式，认为行为体干扰、调节者和环境制约影响了国际后果。其中国家是干扰源、机制是调节者，环境是指对政策具有影响的一系列物质性制约因素。但他的理论是经验主义，忽略了系统层次的作用，也是分析性的，但却并非系统研究，是还原主义。其次，他认为斯坦利·霍夫曼将国际系统定义为“世界政治基本单元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他将系统设想为一种关系模式，认为系统具有一个总体的结构，该结构是作为对统治者行为以及国家行为具有影响的要素之集合，而正是这些行为构成了关系模式。很明显，霍夫曼混淆了单元层次和系统层次的因素，错误地将系统内部的重大变化视为系统的变化，如果单元间的互动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便出现一个新系统的话，那么系统将会急剧增加。他的方法只能描述国际系统，或者说只是他对国际系统的印象罢了，但他也预测了两极世界的结束和五极世界的产生。最后，华尔兹肯定了卡普兰的理论，卡普兰名义上考察了六个系统：即均势系统、松散的两级系统、紧密的两级系统、单元否决系统、全球系统以及等级系统。并描述了不同系统的五个变量：即系统的基本规则、转换规则、行为体分类变量、能力变量，以及信息变量，但是他却并未指出这五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以及相互作用，因此他的系统方法并不是理论。卡普兰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即考察变量的特性及其互动，并将这种互动之集合视为对系统的描述，他的著作更多地是一种方法和分类法，不是一个理论，但这一方法却由于其自相矛盾和概念上的不足而充满了令人困惑难解之处。

第四章“还原方法与系统理论”阐述国际政治系统理论应该包含什么内容，以及它能够和不能够实现什么。传统主义学者一再强调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区别所在，而现代主义学者则往往否认存在着这种区别。但是如果只看两大阵营成员的行为，就会发现两者都将其注意力集中于互动的单元，而没有认识到系统原因的作用。文中还论述了基辛格的观点，基辛格认为国际秩序的性质取决于各国的特性，一个合法的国际秩序倾向于稳定与和平，革命性秩序则倾向于动荡与战争，具有革命性的国家缔造了革命性的国际系统中则包括一个或多个具有革命性的国家。本章中基辛格、摩根索、莱维的观点却都没有考虑到在国家的目的和行为以及他们行为产生的结果之间还有其他重要因素介入。

华尔兹认为欧洲列强之间的政治是一种零和博弈，每个大国都将别国的损失视为自己的收益，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结构有可能突然发生变化，结构的改变无论是否采取暴力方式，都是一场革命，因为随着结构的改变，单元在系统中的布局也随之改变，由此导致对单元行为及其互动所产生结果的新的预期。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研究的是在国际层面，而非在国内层面发挥作用的力量。他阐述了结构的含义：可能指代一种补偿机构，再输入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结果的一致性。指一系列约束条件，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并揭示了结构施加影响的方式：通过社会化进程限制和形塑行为。例：同一镇里的青年穿着相似，因为受到团体意见的控制。通过竞争。例：竞争缔造一种秩序，秩序内的单元通过其自主的决定和行为调节彼此的关系。文中还举“开店选址”，“适者生存”等例子说明了行为的选择取决于后果。竞争促使行为者对自身的行为加以调整，使之成为社会所接受的和成功的实践，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和结果多样性过程的两个方面。

第五章“政治结构”阐明政治结构是如何产生的。在美国，“领袖”意味着强者当选总统，而在英国，“领袖”是指首相的意志可以成为国家的法律。英国政治的特征是领导问题和学徒制。权力集中于首相之手，但是又有着强大而非正式的制衡力量防止他随意使用权力。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系统的结构和互动的单元。华尔兹对国内政治结构的定义是依据：各部分的组织和排列方式，即排列原则。国内政治系统各部分之间为从属关系，国内系统是集权制的、等级制的；国际系统内各部分的关系则是平等的，国际系统是分权的、无政府的。如果一种排列原则被另一种原则所代替，就意味着系统发生了变化。各单元的差异及其功能的规定，即单元的特性。作为国际政治系统单元的国家却并不因功能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国际结构只有在组织原则或是单元能力发生时才会改变，在无政府状态下,系统单元间是一种同等关系。如果功能的定义和分配发生变化，那么等级制系统也随之变化，对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系统，这一标准不具意义，因为该系统是由同类单元构成的。各单元间能力的分配。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的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结构的变化导致对系统单元的行为以及他们互动结果的预期也随之变化。无论等级制的还是无政府性质的系统，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变化。

第六章“无政府秩序与均势”考察了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本章首先讲了国内暴力和国外暴力，作为国际体系的一员，每个国家经常是在暴力的阴影下处理本国事务的，国家的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无政府状态是与发生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家内部，为了获得和保持权力，建立秩序，实现正义的斗争会比国家间的战争更加血腥。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武力，而在于结构的不同；其次讲了相互依赖与一体化，相互依赖的政治重要性取决于一个领域是否具有组织性，拥有明确而且得到确立的权威关系。在无政府领域中，同类的单元共同行动，单元间功能相似，并趋于保持这种相似性，在等级制领域中，不同的单元相互作用，单元彼此不同，并趋向于加强专业化程度。“一体化”来描述国家内部的状态，“相互依赖”来描述国家间的状态。在一个自助系统中，每个单元都要花费部分精力来发展自卫的手段，而非用来促进自身的福利。在一个分工系统中，专业化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个人，尽管利益的分配未必平等。但国家间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这些国家要经受，或是易受由高度相互依赖导致的普遍的脆弱性的影响；再次讲了结构与战略。结构可以通过改变单元间能力的分配而被改变。动机和结果往往会脱节，结构可能导致出乎行为主体意料以外的结果。当国际利益包含了国家利益，国家才会服从国际。重大任务只能由拥有强大实力的机构来完成。所以只有改变结构才是克服结构强大影响的唯一方法；

再次还讲了无政府状态的优点，自助必然是无政府秩序中的行为准则，自助的局面具有很高的风险---在经济领域中表现为破产，在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则为战争。自助的局面也意味着较低的组织性成本。在国家内部，各个组织必须为维持自身的存在而奋斗，作为一个组织，国家为维持自身的存在，有时必须使用武力以应付分离主义因素和地区。国家与人一样，其安全与自由度成反比。在一个无政府秩序中，单元只为自身利益而行动，而不是为了组织的存续或是增进组织内的福利而行事，武力的使用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服务。在国内，得到建立的是权威关系，而在国外，建立的则是权力关系。国家间只有通过相互适应才能实现调整与和解，在国际政治中武力不仅是终极手段，而且是首选的和常用的手段。

另外文中还说了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华尔兹认为任何政治秩序都属于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没有别的类型，这两种类型可以涵盖所有的社会类型。无政府状态被视为一个连续性的一端，另一端则是合法而能干的政府。他认为当今世界是处于被修正过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最后他论证了均势理论，认为均势理论是关于国家间互不协调的行动所产生的理论，认为自助系统是这样一个系统，在其中，那些不实行自助或是自助效率低的行为体将无法实现繁荣，并将面临危险和苦难，对这一后果的恐惧，促使国家以导致均势的方式行事。该理论也就是说，如果某些国家做得相对较好，其他国家将随之效仿，否则便会落伍。他说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无政府秩序以及系统由谋求自身生存的行为体构成，均势政治便会盛行。

第七章“结构性原因与经济效果”揭示了为什么主要行为体数目较少的系统更好。首先文中讲了极的计算与权力的衡量，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系统中，因此必须运用它们的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国家综合实力，国家的经济、军事及其他能力不能被分割开来加以评价。国家并不因它们在某一方面实力出众而成为一流强国。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它们在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方面的得分。其次讲了不平等的优点，在一个由平等个体组成的集体中，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整个社会。只有具有某种凝聚力和承诺的连续性的中间集团，才能够减缓社会的动荡。再次讲了小数量系统的特征，国家，尤其是大国，就像大公司一样，既受到环境的限制，又能够通过行动来影响其环境。最后讲了为什么“更小数量（系统）”比“小数量（系统）”更美好，系统的运作迫使低效的单元破产消失，而这正是促进经济良好运转的条件。在国际上，我们所关注的是国家的命运，而非它们竞争的效率，因此我们不希望存在大量的大国。

在一个自助系统中，相互依赖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减少而趋于松散，而系统亦随之变得更为有序和安宁。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华尔兹对相互依赖进行了评析，相互依赖指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件都会对其他地方的某些人，或是所有的人造成影响。他认为当时的二极世界中，相互依赖的程度很低，战争可能性较小。高度敏感性在导致了一系列不同问题的同时，减弱了国家的脆弱性。当大国数量减少时，相互依赖也倾向于随之减弱，而两个则是可能的最小数目。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系统层次的特性则一如既往地是由大国所处的环境来界定的。相互依赖在经济、政治上的影响很深，原料、贸易、投资和跨国公司等使各国的依赖加深，经济-社会-政治的联系加强。

第八章“结构性原因与军事效果”表明了为什么“二”是最好的小数目，即说明了两极格局的优势。华尔兹说某一国际政治系统是稳定的包含有两层含义：该系统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构成系统的主要单元的数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政治系统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多元系统持续存在长达三世纪，因为一旦有某一强国衰落而退出，就会有其他国家通过自身实力的相对增长而跻身强国之列。只有两个参与者也同样可以形成均势。主要行为体的数量增加时灵活性也会增加，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大。权力政治的竞逐如果十分激烈，将迫使竞争者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尽管建立和维持集团的事务是如此繁杂，以至于只有在竞争激烈到足以引发战争的程度时才会促成集团的形成。在两极世界中，不确定性减少了，计算也易于进行。多元系统的大国政治中，谁是谁的威胁，以及谁会来应付威胁和问题，都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而在两级系统的大国政治中，对于谁是谁的威胁这一问题则是毋庸置疑的。随着集团的缩小，集团成员在考虑与谁交往时面临的选择也随之减少，这部分是由于消除了“进行选择”这一难题，最小的集团易于对自身的事务进行管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危险的分散，以及反应的混乱，这就是多元世界中大国政治的特征。双方都依靠自力更生，对危险也有清晰地认识，并且对于谁将面对这些问题也很明确，这是两极世界中大国政治的特征。

两极世界里关系的简单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压力，使两大强国在军事上变得保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比只拥有常规武器的国家更希望避免发生战争。核武器不会改变国家实力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无法使国家权力实现平等。核能力只是强化了即使没有这种能力也将存在的态势。大国之所以强大不只是它们拥有核武器，而且还在于它们拥有巨大的资源，从而能够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上形成并维持各种权力，无论是军事权力还是其他方面的权力。

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无力。在权力表现得最充分，最完全的地方，武力的使用就越少见。权力用来维持秩序，武力的使用则标志着崩溃的可能。一个社会的秩序越良好，政府越能干，越受人民尊重，警察需要武力的可能性就越小。根据国家所处的环境，军事力量在能够吓阻别国对本国发动攻击的情况下最有用，即根本不必投入战斗。

第九章“国际事务管理”评析了权力的内容和国际事务的管理。华尔兹在本章开篇论证了权力的四个作用：当别国使用武力时，权力可以用来维持本国的独立自主。享有更大权力的国家可以拥有更为广阔的行动余地，同时使行为结果难以确定。与弱国相比，强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并对于进行何种博弈游戏以及如何进行更具有发言权。④巨大的权力使其拥有者在系统中具有重大利益，并赋予其为实现其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与人人相关的事无人关心”集团越大，就越不会促进共同利益，相反，集团越小，其成员的利益越不平等，其中的某些成员---较大的个体---就越有可能会为集团的利益而非仅仅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行为体的相对规模越大，就越可能将自己的利益与系统的利益视为一体。

强国的数量越少，少数几个最强大的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实力差距越大。前者越可能为整个系统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并参与管理或干涉较少国家的事务。当大国数量减少到两个时，大国试图管理整个系统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有许多强国，它们中的某些国家将只关注区域性事务，而非全球性事务。美国和苏联，它们在系统中超凡的地位使它们担负起其他国家不想也无力承担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系统的转换与维持、和平的维持、对共同的经济及其他问题的管理。华尔兹的理论所解释的问题并非是如何对世界上的大国进行管理，而是关于大国对国际事务进行建设性的管理的可能性是如何随着系统的变化而变化的。

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大量运用联想的方法来阐述他自己的观点。例：市场理论制订后，公司如何行事是各异的，它不必包含公司理论。→（来说明）国际政治理论并不必然包含或需要一种外交政策理论。物理学中的力场内外互动影响场内物体，反之亦然。→（来说明）系统与单元的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再到牛顿，外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胆。→（来说明）我们越来越接近理论。联想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知识，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中可以经常运用。

7.国际关系理论 篇七

虽然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在曾经的20年里迅速发展, 可是具有创作性的理论、理论的学派这两个被认为是学科的首要代表却始终没有产生。我国的学者说出了很多的主意, ;就如创造拥有中国独特特点的国际关系的理论, 创造中国的学派等等, 可是按照这个规则来比较的话, 到今天依旧没有能够被叫做学派的具有自己创造的理论。理论最中心问题的不足就是造成这些的一个十分要紧的原因。因此现在一定要弄明白理论的核心问题, 才有机会成立被叫做中国学派的具有独自创造性的理论。

二、理论与理论的核心问题

理论是知识、观念、道理依据的体系, 也是系统清醒的认识。对于国际关系这一课程的成立, 主体的理论界有着对理论的两种不一样的看法。一是“硬科学”派, 以为理论一定要有能够检验证明的假设, 一定能够表达明白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 强调了理论拥有的事实可以证明的特点;另一个是“软科学”派, 以为理论是一种严密谨慎、互相联系、系统的观念, 强调理论的拥有一定规则的特点。即使这两种看法虽然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却都认为理论是一个包括普遍适应制定的题目, 具有想法的系统。如果理论被看成一个系统, 理论的构建就应该来自一个中心。系统渐渐产生的过程中最开始有的部分, 就应该是系统的核心, 核心产生以后, 经过不断地向外扩展, 系统才能慢慢的完成。按照拉卡托斯的说明:“系统的中心被叫做理论的“硬核”, 硬核是一种理论, 不同于另外一种理论的基本的记号, 是理论精髓的显现。”

理论硬核的产生, 最开始来自理论的中心的问题。波普尔着重说了三个十分要紧的方面:一, “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科学的呈现是根据问题的出现, 科学理论创造的新观点来自于说出新的问题。二, 产生具有自己创造的理论的问题, 有着特殊的环境, 也就是他所说的“问题情境”。问题和它有联系的猜想和假设都或许拥有一般意义, 但是问题的产生或者呈现就要凭借所对应的情形。三, 问题的突出芍药是因为原来的理论和实际现状的不对应的状况。每一种理论都有它自己不能处理的问题, 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 就有机会出现新的理论。在国际有联系的学界, 主要的理论学者采纳并遵守这一规则。

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核心理论问题的缺失

对比英、美两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进展的异同, 就能看出国际政治理论的重心问题, 主宰了一个在特殊情况下动作体系的探索过程。假如这种问题满足三个要求, 就会有机会成立具有自己创造的理论。一, 理论的重心问题是非常特别的。它开始于一个特别的动作体系, 在某个特殊的历史进展时段所应对的事实问题, 也是开始在空间、时间上特殊的一个聚集点。二, 理论十分重要的中心问题是拥有学术意思的。这不但是一个特别动作体系对它的详细状况的表达说明, 而且还会升级至国际社会应对的普通的问题。三, 核心问题一定要拥有预测能力, 它不可以仅仅是对历史的大略回想和归纳, 而是应该代表人类进展的要求和向前发展的思想, 适宜整个世界体系进展的方向。我国学者在我国的国际政治探索的问题上, 保持着成立中国学派的思想。可大多数是在思考思想根源、方式对国际政治的感染, 几乎无法认识到核心理论问题十分紧要的意思, 所以出现一个理论的硬核是十分难的, 更别说形成一个中国的学派。

四、建构“中国学派”的路径分析

在成立“中国学派”的进程中, 我们能够模仿西方理论的建设构想法子, 因为他们的理论在学理性这一面还是相当完整的, 有着他们自己严谨的知识结构, 因而在知识的新发现上得到了一定的成绩。从西方理论进展的知识结构来看, 它们组成了两个特点, 一是知识结构在进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探索的主要内容, 就是学科首要探索的内容;二是知识结构的进展把出现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当做路径。就如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言, 美国理论在进展的时候把‘霸权的护持’当做一个重要的中心问题, 环绕着这个问题的重心, 出现了现实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等十分重要的理论。详细到我们成立“中国学派”的过程中, 只要我们想成立自己的理论学派, 就一定要有一个核心的理论问题, 但是理论问题的重心就是要有对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的事实状态的抽象思想方式。

五、建构“中国学派”应该拥有的学术素养

由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 成立“中国学派”是时代进步的需求, 并且也是对中国进展的理论归纳。成立“中国学派”的进程中, 我们要渐渐地按照事实的进展状况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考虑的方法, 任何事都要按照事实出发, 而且渐渐地从我们的优秀文化的传统中得到精髓。成立“中国学派”是一个系统的规划, 只有得到整个国际关系学人的共同付出才有成功的机会, 在成立的进程中, 要求我们国际关系学的人要拥有一定的学术素质教养, 详细体现在下面几点中:

第一, 在科学进展的历史中, 具有创造的精神是促使学科向前进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力, 并且西方的理论在进化的过程中就是连续创造出新观点的结果。

第二, 连续培育一种学术同一体系的思想。

第三, 应该有一种学科间对比模仿的思想。

六、总结

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最近几年以来做了不少十分有意义的有经验的探索。所以, 我国渐渐地知道关键的问题是和平的进入国际社会。成立“中国学派”的心生渐渐地变强, 而且我们在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作为正在和平兴起、拥有五千年的一个大国, 我国的理论独特的改进, 也是对世界的知识宝库的做出了功劳。只要我们把自己发展的实际经验当做考虑的出发点, 把自己的最好的的观点当做考虑的前提, 把探索发达科学的方法当做考虑的依据, 成立“中国学派”的心愿一定可以实现。对核心问题有了自我认识, 我们才会知道理论的目的所在, 这是成立中国学派的一定要具有的因素。

参考文献

[1]布赞, 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73-77.

[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02-430.

8.国际关系理论 篇八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006－07

近年来，虽然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话题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被屡屡提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多次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作为重点课题予以推出，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尽管陆续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尚未创立出一个可与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和依附理论比肩，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甚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分布中所占的比例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这的确令人遗憾甚至是尴尬。至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学者认为，除了文化、语言和知识积累等问题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对什么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清楚。而在本文看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为什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上或者很不到位，或者很不准确。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的需要，还是基于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需要，抑或是基于改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状况的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

学术发展史表明，理论范式问的竞争对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的整体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理论范式的多样化，没有各种理论范式之间在学理层面上平等的对话、深入的辩难，要想取得理论研究的整体和实质性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广为流传并起主导作用的是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一些美国学者甚至直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不少中国学者则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美国霸权”问题，并呼吁予以纠正。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无论如何，任由这种状况存在，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并不有利。

应当承认，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主流理论包含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否认或忽视这一点，并因此而排斥对这些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不是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即使是广受追捧的主流理论也是如此。这可以从不同理论群的内部争论和外部批判、从它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中很明显地看出来。否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主流理论存在的种种缺陷，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可能与空间。因此，运用正确的方法，系统而深入地剖析这些理论，弥补其缺陷，矫正其错误，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进而实现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进步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尽管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不同范式间的争论和批判——特别是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深刻质疑和严厉批判——可以起到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流理论在激烈论战之后日益趋同的现象，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的对话在短暂勃兴之后的式微，使得人们必须寻找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整体发展、国际关系学科整体进步的更具持久性的动力。在本文看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担当这一角色。形成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解释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预见性和实践过程中存在许多缺陷和失误”，尽管“20世纪末的历史多次否认了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抽象认识”，但“马克思主义仍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州”。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欧美学者十分看重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尼思·汤普森明确地把马克思列为16位“国际思想之父”之一。马丁·格里菲斯(Martin Griffiths)则把列宁列为国际关系学科的50位关键思想家(key thinker)之一。克努成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可能是有关20世纪国际政治的最有影响的著作”。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约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S.Goldstein)、迈克·多伊尔(Michael W.Doyle)等则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或理论范式之一。不仅如此，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国际关系学科重要分支的诞生和成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一起成为该分支的三种主要理论模式之一。这些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对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公认的贡献。安德烈·杰努斯(Andrew C.Janos)曾这样评价沃勒斯坦：他的研究“是一个充满艰辛探索的典范”，他“通过总结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国际收入的不平等放入历史的视野之中”，其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阐述充满了真知灼见。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也曾发挥过建设性的作用。通观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史，我们可以发现，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的不少主流学者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展开了学理意义上的对话，甚至直接采用后者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例如，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一书中多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并予以充分肯定。在卡尔之后，另一位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也与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就帝国主义问题展开了高水平的学理对话。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虽然对霍布森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了批评，但仍认为这一理论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t)的最佳案例。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尽管明确表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但也承认他的“研究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存在相似的地方”，以至于建构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持有“结

构马克思主义”的假定。温特本人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期间曾“认真研究了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论述依附理论的(dependency theory)，并以这一理论为框架讨论了南北关系”。进入该校的研究生院后，温特深受以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巴德·杜瓦尔(Bud Duvall)教授的影响。上述学术经历对温特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探讨霍布斯无政府结构所产生的四种“趋势”时，温特特意说明他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趋势”问题的理解。

上述种种状况实际上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而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无法规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绕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不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正常的学理对话，是无法形成真正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而刻意排斥或者漠视、忽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势必大大弱化国际关系理论乃至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动力。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且正在成长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着独特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有着根本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要彻底改变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不利地位，有效维护和进一步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有一整套系统的、具备“独立自主”品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具体体现为有自己的核心问题、独特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判断。——这就是一些中国学者念兹在兹的“中国学派”，或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范式”。那些源于欧美特殊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需求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能成为宣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它们至多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学理论证。而要形成“中国学派”，除了深深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丰富外交实践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是其主要的思想资源。这与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与主导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战略和对外行为的指导思想方面深深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叶自成在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后指出，马克思、列宁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进革命意识形态、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外交思想、毛泽东本人务实的外交实践，构成了毛泽东外交哲学和外交思想的三大来源。克努成也发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受到了巨大影响。虽然毛泽东在著述中“几乎没有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两位思想家所采用的“辩证法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列宁的理论帮助毛泽东理解了西方干预中国事务的原因”，“列宁关于战争的评论”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牛军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也一直指导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而且那些原则的影响必定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在上述指导原则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只要对照《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收录的有关文献，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至于邓小平，虽然他谦称自己“读的书并不多”，并且坚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本本主义”的立场，但他始终“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尽管他的外交思想的内容、风格与毛泽东有着明显的差异，并且比毛泽东更少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他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强调和坚守，他的世界主义取向，他对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安全、人权与主权等关系的论断，他对世界新秩序基础的阐述，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无不体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

近年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大力倡导和谐世界理念。在探讨这一理念的思想渊源时，绝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将焦点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该理念是中国特有的“和合文化”传统在当下的延伸和体现。但这一思路和观点在历史逻辑上是有明显缺陷的。它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49年以前的中国数个封建王朝在对外关系中的确采取过征伐行为，而这些王朝的统治者无一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包括“和合文化”——作为立国之基和治国之术(statecraft)的。因此，在本文看来，当代中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切实地践履和谐世界理念，其最主要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这是一种能够真正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人类不同群体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其现实基础在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能通过做二战时的“德国梦”、二战后的“美国梦”这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崛起，而效仿“苏联梦”则是殷鉴不远，且是中国领导人一直警觉并竭力避免的。

总之，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决定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而言之，只要我们做的是“中国梦”，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独特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基本前提或者说是应有之意。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增强其时代性、系统性、规范性，进而增强其解释力和吸引力

发展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其中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不二法门。作为这一宏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自然也需要发展，需要完善。首先，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确面临着不同的形势，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和解读具有时代、地域乃至个人的多重局限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根据时代特点和客观需要的变化，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使之与时俱进，解释力、吸引力不断增强，同样十分自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认识论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唯物辩证法已经反复告诫人们：“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

上”。应当“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那种期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能够解释所有的国际关系现实的臆想，实质上是基于对该理论的不恰当推崇而赋予了它根本无力完成也不打算完成的任务。这样做，既给了他们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了他们过多的侮辱。至于那些基于偏见而产生的种种苛求，则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其次，从理论自身形态看，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系统性、规范性方面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这与该理论的建构状态直接相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根本使命在于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制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动纲领，以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研究国际关系并不是他们全部理论工作的重心所在；他们没有刻意地去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相比，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们更是将主要精力和智慧放在了实践层面上，理论工作只是其繁重事务的很小一部分。尽管这些政治领袖中不乏具有出色的理论素养、极大的理论兴趣之士，他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判断也不乏深刻、独到之处，但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衡量，无论就个体而言，还是就总体来说，他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前理论形态存在的各种思想、观点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话语特色。而语言哲学告诉我们，表达的主体、表达的语境、表达的目的等因素深刻地影响着语词和语句的选择。即使话语的实际意义相同，表达主体使用的语词和语句可能根本不一样。所以，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虽然不无重合之处，但两者的差异仍是非常明显的。一般而言，学术话语比政治话语更为规范。

最后，从纯粹学术研究层面看，那些以研究国际关系为基本学术旨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已经制度化、格式化的欧美学术环境中，要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并获得起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某种程度的妥协在所难免。比如，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就发现：“沃勒斯坦的理论在本质上属于新马克思主义，但融合了现实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他赞同肯尼思·沃尔兹和赫德利·布尔这样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权威。……沃勒斯坦避免像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过于强调或只强调阶级斗争。他认识到民族国家、族群、宗教、种族、语言群体，甚至家庭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不过他最终还是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他坚持认为均势是经济过程的结果，这个经济过程超越了纯粹的民族国家的边界”。

又如，阿什利在批判新现实主义时，虽然明知“美国国际政治话语中盛行着地方狭隘主义”，但也不得不用“熟悉”的用语，即以一种参照北美国际关系学者共同阅历的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这种做法中所含有的非学术因素，多多少少伤害到了其所建构的理论的自洽性。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他们主要的工作集中于综述、诠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以及少量的对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关系理论的引进、介绍，学理上的贡献极为有限。上述种种情况均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不系统、不规范之处。这可能也是一些人轻视或者忽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原因之一。

总之，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增强其时代性、系统性、规范性。而这一切又都有助于增强其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力，进而增强其对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吸引力。因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结论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潜系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独特的地位；在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一切都导源于其深刻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以及对国际不平等现象的高度关注，对改造世界的坚定信念，对人类进步及其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在这些方面——特别是后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罗伯特·考克斯恰当地将它们称之为“问题解决理论”(pmblem－solving theory)——拉开了距离。也正因为如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此，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在学理上必须搞清楚，在认识上要到位，在行动上要积极，并要不断增强自己在发展方向的本领；即使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持有不同见解但真正理解并尊重学术发展规律的学者，也应秉持一种公允的态度，并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包括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知和评估。毕竟，“大其心容天下之物”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学者的基本素质。

9.论文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篇九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与大学教育

曾建明

摘要：略

关键字：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中国大学教育

我们从贸易创造角度审视国际贸易的重要意义：由于各国生产成本的差异性，假设A、B、C三国生产X产品，并根据成本导向定价，最低价格分别为250元、150元、100元。假设A国对X征收200%的进口税，那么A、B、C国生产的X产品在A国市场上的价格分别为250元、450元、300元。A国生产的X产品在自己国家的市场上最有竞争力。因而，A国在200%的保护贸易条件下自行生产X。

假如A、B进行关税同盟，他们对外共同关税保持200%。那么B国生产的X在A国市场的价格变为150元，于是X产品的生产从价格高的A国逐步转向B国。A、B间创造出新的国际分化。这时，A国消费者用150元买到了X，从而减少了消费支出，提高了福利水平。同理，A、B、C共同建立关税同盟，那么X产品的逐步转向生产成本低的C国。这就是推动推动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

较低的生产成本除了依靠机械化，智能化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这点，在我们中国是很明显的。

富士康是专门从事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企业。专门从事电脑、电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组建通路等6C产业的高新企业。

昨晚晚自习时间，有学长组织富士康的暑假工招聘，挺有感触的。

特别是看到宣传单上关于待遇与工作条件的条款。富士康频繁的跳楼事件对我的感触就够深了。

我不禁感慨，在中国有多少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有多少企业是依赖低低薪资，低福利、加班等方式来维持企业利润的。

然而在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投资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例如一季度湖南株洲前5月的CPI同比增长6.4%。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走向尾声，加上高的生活成本必然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涨。2011年以来，一些外企将加工代理业务转向越南等地，在东部沿海一带，很多私营企业面临订单急剧减少，资金链断裂、招工难的困顿。很多温州等地，众多民营企业被迫破产。

以我个人观点，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是中国产业经济面临被迫改造升级的时候了。这是21世纪中国经济所必然面对的。

中国的产业经济要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上来；同时由产品的初级加工、次级加工更多的转向成品的加工；由传统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打造卓越的“中国制造”品牌，或者实现由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华丽转身。很重要的条件因素是人才。

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的社会话题，“大学生农民工”凸显了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集体贬值”！

其实，在我看来，在一定角度上审视，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提出的必然要求。中国的经济“改造升级”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一线劳动者。或许，这就是科教兴国战略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许，这

就是10年扩招的用心良苦了吧。

所以，一方面加强大学教育的普及率，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一方面要求广大的大学生勤学自勉，努力学习好专业知识，扩大知识面，成为优秀的劳动者；再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协调好、改善好大学生就业环境、福利、待遇问题。充分表现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简而言之，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提高我们的国民待遇水平靠的是人才；我们要很好的走出去看，在世界之林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靠的还是人才。

所以，对于国家，大力普及大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个人，努力“适应时代”具有重要的成长意义。

注：1.文章仅代表本人观点，不具有任何学术性，是为打发无聊时间所作。

10.员工关系管理的理论研究 篇十

（一）员工关系、员工关系管理的内涵

员工关系管理（Employment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简称ERM）也叫员工组织关系（Employee-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简称EOR），是由企业管理方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引起的权利和义务、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合作、冲突、沟通、激励等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总和。它起源于现代管理实践，随着彼得·德鲁克关于“人力资源”概念的提出以及传统人事管理开始向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劳资双方从对抗走向更多的合作，“员工关系”取代了 劳动关系（或称之为工业关系）这一概念。

1、国外学者对员工关系管理内涵的界定

在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之前，员工关系常被称作工业关系，牵涉雇主（以管理层为代表）和劳动力（主要以工会为代表）间的关系纠葛，包括集体谈判、协商和咨询。人们消极地看待工业关系，把它与工会和雇主之间的冲突联系在一起。谈到这个词，人们就会在头脑中想到罢工和游行（Blyton and Turnbull，1994）。传统工业关系的一种最经典的定义是由福克斯（Fox，1974）提出的。他认为有两种理想的类型：一元主义，即员工向一个方向努力，工会的作用是消极的；多元主义，组织内存在不同利益群体，管理层和工会相互竞争。珀塞尔和西森（Purcell and Sisson，1983）进一步发展了福克斯的理论，他们将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拓展成如下类型：①传统的途径：员工被看作生产的要素，无决策参与权，反对工会存在。②成熟的人际关系或家长制：员工受到很好的对待；组织认为通过一些物质激励可以消除员工的抗争，不太承认工会的作用。③成熟的现代论：通常员工会通过工会途径，合法地参与到组织中特定领域的决策，企业和工会之间会进行谈判。④标准的现代论，机会主义者：根据形势所需，在一元和多元间进行摇摆的一种类型。此外，普尔（Poole，1986）认为人们采用的工业关系风格能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他考察了三个区别很大的国家文化得出相应模式：日本的工业关系是“仁慈家长式”的代表；美国的文化在组织中表现为一元主义，反对工会，赞同沟通和信息共享；尼日利亚表现为权威和专断与以人为中心的家长制相结合的一种风格，忽视工会的存在。员工关系则比较温和。它是从个人层面强调员工和雇主之间直接的沟通和联络，这样就减少了和工会之间的相互作用（Bright，1993），这使它与工业关系相区别。然而，珀塞尔（Purcell，1994）指出：采用人力资源管理不一定在每种情况下都使工作场所关系的实践向个体化趋势激进转变。当传统的集体谈判重点还在薪金和工作条件上时，基于员工关系的人力资源管理已经在寻求拓宽员工参与的范围，以及通过增强沟通使管理变得更有参与性，从而冲击到 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从这点上，员工关系可以看作一种积极的开发，但是危险也是一直存在的，那就是管理层可能利用HRM的词藻来掩盖反工会的政策。罗勃特·布切利和杰恩斯·科瑞斯坦森(Robert Buchele and Jens Christiansen，1992)提出，企业员工关系处理并不是一种对付不良事件的善后措施，而是一整套以协调、调整企业内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一系列契约(这种契约可能是有明文规定的，也可能只是一种心理契约)安排。

2、国内学者对员工关系管理内涵的界定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和研究员工关系，例如：程延园（2004）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提出员工关系又称雇员关系，与劳动关系、劳资关系意思相近，它强调以员工为主体和出发点的企业内部关系，注重个体层次上的关系和交流，是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提出的一个取代劳资关系的概念，注重和谐与合作是这一概念所蕴涵的精神。员工关系的本质表现为双方合作、冲突、力量和权力的相互交织。许云华（2005），张丽梅（2006）认为，广义的员工关系是在企业内部以 及与企业经营有密切关联的集体或个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企业内的群体间关系、个体关系、个体与群体间关系，甚至包含与企业外特定团体（供应商、会员等）或个体的某种联系。后者被称为外延的员工关系。狭义的员工关系是指企业和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它是与企业的目标、战略、实际的管理过程和结果相联系的。孟华兴（2005）也从狭义角度进行了说明。本文论述知识型企业员工关系管理，也将采用狭义的概念。

（二）国内外员工关系管理理论研究

1、国外员工关系理论的历史演变

西方员工关系（劳动关系）管理理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由原则到具体、由重物质激励到重精神激励、由强调制度作用到强调文化价值，形成了一个体系较为完整的理论大厦，对我国企业和谐员工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泰勒（Taylor，1911）发展了科学管理原理，提出“经济人”假设和“胡萝卜加大棒” 员工管理方法，并首次正式提出组织与员工是利益共同体。巴纳德（Barnard，1938）强调企业与员工目标的共同性，相互间的协作性，协作的前提是企业和员工双方都必须为共同的目标付出努力，两者的协作建立在个人的贡献与企业所给的诱因相对等的基础上。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世界经济陷入空前的大萧条中。运用科学管理已不能解决此起彼伏的劳资纠纷和罢工，行为科学理论随之出现。这些理论从挖掘人的潜能、激发人的动机、重视人的多层次需要、强调“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公平的激励作用以及士气和凝聚力的调动等方面探讨协调员工关系、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方法与措施，开辟了员工关系管理的新领域。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是X—Y理论、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和公平理论等。针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威廉·大内为代表的管理学家通过对日本企业的深入考察，将其处理员工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归纳为Z理论，强调企业和员工是相互忠诚的利益共同体，即企业文化管理理论，并迅速风靡于世界。以舒尔茨（Schultz）为代表的早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是一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由此引出企业与员工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企业必须把人作为资本，对其进行维护。在以上不同管理思想基础上，总结形成了不同的员工关系管理模式：（1）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Barnard，1938；March，Simon1958;Tsui.et.al，1997，2002)：认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交换关系所决定的交换过程。当企业提供的工资等于或大于员工为企业做出的贡献时，员工就会感到满意；只有当员工的贡献与企业提供的工资相等时，企业才有偿付能力。因此，企业根据交换理论，利用各种可控因素来影响外部市场的不可控因素，从 而形成了基于外部营销的管理模式。（2）劳动力治理理论

劳动力治理理论(Walton，1985；Osterman，1988；Mahoney，Watson，1993)：提出内部营销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营销观念，把员工视为内部顾客，研究员工的需求，进而满足员工的需求，最终使员工感到满意。基于内部营销的管理模式从需求角度对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 识，体现了平等互惠的思想。

（3）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以及心理契约理论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Arthur，1992；Huselid，1995；Delery，DoW，1996)以及心理契约理论(Schein，1995；Kotter，1973；Rousseau，1990；Herriot，1998)：企业和员工的关系是伙伴关系模式以及超越伙伴关系模式，即是长期双向合作关系，必须彼此信任，形成一种互相依存、互相支持、互惠互利的依赖关系(Raymond Yeh，Keri Pearlson & George Kozmetsky，2000)。

2、国内员工关系管理理论研究

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早期的法家、儒家等古代以及近代关于“人性”的理论思想中渗透着不同的员工关系管理理论的精髓。法家思想家荀子提出的“性恶论”，类似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儒家孟子的哲学思想是“性善论”，与西方的“社会人”假设非常相近，也是“以人为本”员工管理的理论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告子提出了“性无善恶论”，与西方的“复杂人”假设相似。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提出的“个性中心论”，倡导“尽性主义”，主张将人的天赋良能尽性发挥，与西方的“自我实现人”假设有诸多相似之处(张德，2001)。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以下角度讨论了员工关系管理：（1）从内容角度说明程延园（2004）提出，广义上的员工关系管理是在企业整个人力资源体系中，各级管理人员和人力资源管理人员，通过拟订和实施各项人力资源政策和管理行为，调节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狭义的员工关系管理就是企业和员工的沟通管理，这种沟通更多采用柔性的、激励性的、非强制的手段，从而提高员工满意度，支持组织目标实现。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孟华兴（2005），淑妮、李建设、李慧、巩倩倩（2006）。员工关系管理的内容涉及了整个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所有涉及到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的方面，都是员工关系管理体系的内容（许云华，2005；李慧，2006）。（2）从目的角度理解

张丽梅（2006）认为，员工关系管理是一种改善企业和员工关系、员工间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目的是通过提高员工满意度，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促进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此外，朱瑜（2005）认为，EMR是管理实践与信息技术变革的融合，围绕“人力资本”设计和管理，为企业的战略、组织和信息系统提供一个人性化的解决方案，其目的也是提高满意度和效率提高。（3）从过程角度理解

员工关系管理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员工关系管理体系，并将“以人为本”的观念贯彻到这个体系的运作当中，从而实现员工与企业、员工与员工之间关系的协调，引导建立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吴慧青，2003）。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朱瑜（2005），从客观角度说，EMR就是人力资源管理业务的一项基本管理职能。它是以满足员工和企业双方需求、提高企业生产力、提升员工工作质量，并使劳资双方彼此取得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一种管理过程。

（4）从文化角度理解肖葵，陶淑兰（2003）认为，员工关系的管理，在于谋求员工与企业的协作和员工之间的团结，从而增强企业的内聚力和竞争力，更有效地为企业塑造良好的形象，并提出在跨文化的员工关系管理中，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差异，在相互尊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整合，满足员工的基本需要，努力营造内求团结的企业文化氛围，以期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目标。员工关系管理虽然表面上看是人力资源的管理问题，但是员工的关系管理得如何，人心经营得好坏，也体现了企业管理者对自身企业文化的把握和定位，关系到一个企业经营的成败（潘红梅，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