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中译者的中心地位

2025-02-03

论翻译中译者的中心地位（精选2篇）

1.论翻译中译者的中心地位篇一

随着翻译研究和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 翻译理论体系以及翻译批评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日趋显现其重要性。翻译批评理论对翻译活动的发展起着监督和推动的重要作用。翻译批评是由英文translation criticism翻译而来的。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批评”的解释为: (1) 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 (2) 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在牛津高阶词典中, criticism的解释为:1.the act of expressing disapproval of sb/sth and opinions about their faults or bad qualities;a statement showing disapproval;2.The good and bad qualities of sb/sth, especially books, music, etc.在英文解释中并没有提到汉语中的第二点, 即给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

我国对翻译批评定义是:应当是在一定有关语言、文本分析和翻译的理论指导之下, 历史地、客观地、系统地关照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之后修改为:翻译批评是依据一定理论, 采用相关方法, 对译者、翻译过程、译作质量与价值及其影响进行分析与评价。很多相关学者例如胡德香、熊秋香、温秀颖等由此出发、扩大了翻译批评的研究对象等内容, 认为翻译批评不仅是历史现实的描述、解释和评价, 而且包括翻译研究的主体、行为、过程和结果。

目前, 国内外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西方众多翻译家、学者如Arnold, Newmark, Wilss, Reisse, Bassnet等人都阐述了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一些认识。而在国内, 近代早期的翻译家如陈西滢, 鲁迅、陈康等对翻译批评有了一些朦胧的理解,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至今, 很多学者和专家例如董秋斯、焦菊隐、刘重德、桂乾元、杨晓荣、穆雷、许均、王宏印、刘宓庆等均撰写论文表达自己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认识和观点。他们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认识, 各个侧重点不同。但是, 总体而言, 双语专家占据翻译批评的主体地位是主流观点。杨晓蓉最先提出翻译批评的主体的问题, 让广大学者关注的到翻译批评的主体的及其之间的关系。随后赵冬梅关注到了翻译批评的主体的多样性的内容以及他们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样, 在朱芳的文章中, 也体现了对于翻译批评主体的多样性的关注。类似的文章层出不穷。这些文章都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即翻译批评的主体是多样性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变化。但是, 对于翻译批评的主体的论述甚少提到翻译批评主体的层次性, 即在众多主体中哪一个才是最主要的核心主体。鉴于此, 该文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将阐明译者是翻译批评主体的核心, 在翻译批评主体中占据首要地位。

2 译者是翻译批评主体的核心

杨晓蓉将翻译批评的主体进行了分类, 她认为有一下这三种批评的类型:双语专家式;读者反应式;译者互评式。笔者认为, 这三种模式都与译者的翻译批评活动有关。不论是双语专家还是读者反应, 这两种批评模式只是一个过程和环节, 而真正落到实处的确实译者接受批评这一结果。而译者互评,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译者自评, 这一过程也是译者进行以第三者的视角对自己的译文进行批评。因此, 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也与译者自身有关。

杨晓蓉的观点是专家、译者、读者都是翻译批评的主体。对此,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翻译批评者的角度是多变的。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批评的对象, 站在读者、译者或者两者同时兼顾的视角上进行翻译批评;译者和读者是作为翻译产出和接受过程中主要参与者, 都可以批评者的身份出现来进行批评, 甚至是隐身于原作背后的原作者。这些主体都能成为翻译批评的主体。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译者自身的翻译过程也是一种批评的过程。[1]

要阐明翻译批评中的译者权限, 首先要确定翻译批评的主体——译者。笔者在此将译者的整个翻译行为分为翻译前, 翻译中和翻译后。传统观念中, 译者没有自我, 完全充当原作者或原语文本的工具, 起到连接原作, 作者和读者的功能。然而并非如此, 翻译是通过译者进行的文化交际活动, 而任何行为都需要有一个主体来实施, 因此, 从翻译行为的视角来解读翻译实践的话, 其中, 译者就是翻译行为的主体。并且在翻译行为主体内部, 译者是核心, 占据首要地位,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译前和译中译者对原作进行能动地解读;而对于译作而言, 译者的能动翻译实践也非常关键。[2]译者在能动的解读和能动的翻译实践这两个环节中其实都出现了翻译批评的行为。译者解读的过程中是选择一种偏好的模式来帮助自己进行下一步的内容。期间出现了译者的选择行为, 同时也是一个否定其他, 肯定一种翻译趋势的行为。因此, 在这个部分中, 译者是在进行翻译批评。译者进行翻译实践的过程也与之相同。译者在自己的大脑中进行翻译标准的选择, 排出其他翻译标准, 认准一个翻译标准进行翻译实践, 实际上这样一种过程就是翻译批评。所以, 在翻译行为发生的时候, 译者已经不自觉的进行了两次翻译批评的行为了。笔者称之为“无意识的自我翻译批评”。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对于原文的解读目的非常直接, 是用另一种语言工具, 把另一种文化背景的受众作为接受主体的一种实践活动。译者的翻译实践必须扎根于其对原作的理解, 这就意味着译者的翻译实践肯定要受原作的限制, 不能随兴演绎。因此, 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实际上是通过翻译规范的约束, 实现了第一次的翻译批评, 即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就是一种翻译批评的内容。

译者在完成翻译实践之后, 看似从这一次的翻译行为中脱离出来了。然而, 译者仍然要考虑其译文的接受情况。因此, 在这个阶段, 译者的身份发生了改变。译者不再是从一个翻译操纵者的角度, 而是从一个旁边者的角度看译文, 从而能够客观的进行第二次翻译批评。笔者在这里称之为“有意识的翻译批评”。这里的“有意识”指的是译者脱离出译文, 能够以第三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译文, 以一种新视角来进行翻译批评。

在上文提到了翻译批评的三个主要主体, 他们之间虽然是多元的对话关系, 但是在其他两者 (双语专家和读者) 进行翻译批评的时候, 需要译者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译者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因此, 双语专家和读者反应模式批评的只是一种形式, 而非最后落实的结果。归根结底, 所有的这些形式最终要归到译者的接受批评的程度上来。在这一层面上, 译者也是出于核心地位的。

整个翻译所有环节下来, 不难发现, 译者在其中已经进行了多于一次的翻译批评。相对于其他批评的主体的几乎一次性行为, 译者在翻译批评环节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3 译者出于翻译批评主体中的核心地位的原因

由上文的论述, 我们已经能够区分出翻译批评的主体的地位不同, 译者是出于绝对的核心地位的。那么下面我们将探究其原因。

1) 译者是翻译行为的操纵者, 他才清楚自己想要按照怎样的方式去翻译, 他对这个翻译研究甚多。其他主体如双语专家虽然在翻译造诣上超过译者, 但是并不能代表他一定了解这个翻译的背景等内容;而读者反应批评模式, 读者只是看到了译文, 也就是结果, 并不了解翻译整个过程。

2) 译文是译者经过多次思考得出的翻译成果。具有说服力。其他主体, 最好是对译者给出建议。

3) 译者在整个翻译批评过程具有连贯性。由上文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译者在自始至终都在进行翻译批评。而这一点是其他翻译批评主体所没有的绝对优势。

综上所述, 专家倡导翻译批评主体之间的平等, 打破“中心”论的局限, 倾听并协调翻译批评主体各自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 让“众多地位平等”。虽然这对于翻译批评的长足发展绝对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在翻译批评的主体当中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绝对的平等的。译者一定是处于绝对优势的核心地位和首要地位的。

4 结束语

翻译批评不同主体具有各自不同的优缺点, 但任何主体单独都不可能成为译作的唯一的真正的理想读者, 不可能有一种主体能独揽翻译批评的各个方面。虽然我们认识到了翻译批评三大主体之间相互引导, 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 然而, 我们同样应该完全认识到, 这三大主体之间的完全平等的不可能性, 译者是处于翻译批评主体的核心地位。因此, 在以后翻译批评的过程中, 要更加注重和发挥译者的首要核心作用。对于翻译批评主体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必将为翻译批评的多角度展开以及完善翻译批评体系做出有力推动。

参考文献

[1]Newmark Peter.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 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2001.

[2]Gang, Zhu.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2001.

[3]Reiss, Katharina.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The Potentials&Limitations[C]//Trans.Erroll F.Rhodes.Shanghai:Shanghai For 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1999.

[4]Wilss, Wolfram.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 od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2001.

[5]薄振杰, 孙迎春, 赵巍.关于当前中国翻译批评研究的思考[J].外语教学, 2008 (3) .

[6]王恩冕.论我国的翻译批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 1999 (4) .

2.论翻译中译者的中心地位篇二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翻译界里程碑式的著作，《译者的任务》关于翻译的一些独特见解一直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翻译学者。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即“纯语言”说。本雅明指出:“all suprahistorical kinship of languages rests in the intention underlying each language as a whole-an intention，however，no single language can attain by itself but which is realized only by the totality of their intentions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pure language.”［1］沙特尔沃思 (Shuttleworth)和考伊(Cowie)将“纯语言”作为词条收入到《翻译学词典》中，指出“本雅明的纯语言观传达的是各种语言间的一种亲缘性……所有语言都是一种更大的语言可辨认的碎片”［2］。某种程度上说，“纯语言”为我们理解“翻译是什么”“翻译、人类以及语言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更为合理、客观的解释，对于本体论指向上的翻译研究意义重大。然而，国内许多学者在进行译介和评价时，出现多种译本:

1)袁文斌虽然没有直接给出“纯语言”定义的译文，但在《论本雅明的翻译批判》一文中从语言批判、接受之维、解构学思想三个维度对《译者的任务》一文进行剖析，将intention翻译为“意象”，指出“意象是语言本身的特性，包含在句子中，而不在人的意识中”［3］。

2)陈永国和马海良翻译的《本雅明文选》中，将纯语言译为“语言间相互补充的总体意念”［4］。

3)胡庆平和周述栋将纯语言翻译为:“所有超越历史的语言间的亲属关系都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意指之中”［5］。朱林的译文也与之类似，将纯语言理解为抽象的意指集合［6］。

4)“意图”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一种译法。冯文坤的翻译为:“所有超越历史的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都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意图中——然而这种意图不是任何单一的语言可以通过其自身实现的，而只能通过各种语言一切互补的意图的总体来实现，这种总体意图即是纯语言。”［7］周晔谈到“纯语言是一种语言关系的总和，即总体意图”［8］。喻锋平的翻译是“在作为整体的每一种语言中，所指的事物都是同一个。然而，这同一个事物不是单独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而只能借助语言间相互补充的总体的意图”［9］。黄海荣指出“从纯语言的整体中分裂开来的各个语言，尽管它们的意指方式各异，却有着相同的所指:所有这些语言碎片相互补充的整体性意图指向就是纯语言”［10］。

5)曹明伦的译法是“所有语言意向互补之总和”［11］。

可以看到，译文的分歧主要体现在“intention”的翻译上，目前主要有“意象”“意念”“意指”“意图”和“意向”五种译法，术语译名不统一的现象不仅带来概念的混乱和读者理解上的困难，还不利于学术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根据术语“单义性”原则，一个术语应该有且只有一个译名和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深层次挖掘这些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希望对“intention”的翻译作正本清源式的讨论。

二相关概念的辨析

1.意象还是意念?

“意象”，顾名思义，指的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最早源于孔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讨论。言是意的载体，言以传意，但由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意是不能全然传达的。那么，如何传意呢?《易经·系辞上》中给出了答案。概念虽然不能清楚表达，但可以通过物象，所谓“立象以尽意”。看似认知主体对于事物的客观描写，其实是主观情感的抒发。通过赋予具体物象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以达到抒发感情的目的。简言之，就是借物抒情。可见，物象与意象是紧密联系的。物象是意象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意象是物象的升华和发展。这种特殊的审美方式与“取之象外”或者“象外之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第一个“象”是物象，建立在“言”的基础上;第二个“象”就是意象，构筑的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南朝梁代刘勰进一步把意象理论置于文学创作中来考察，在《文心雕龙》中用运斧制器的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意象”在诗人创作构思中的重要地位，所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那么，什么是意念呢?意念，又称思绪、念头。在文学创作中，认知主体基于具体的经验，在脑海中产生某种特殊的情感和思想，希望借助客观物象来表达的想法就是意念。例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就很好地说明了诗人的意念如何经过心智加工到意象语言表征的过程。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一直心存郁闷而无处宣泄。一年秋天的夜晚，当他送客江头，偶逢琵琶女，由其悲惨遭遇联想到自己政治上失意，触发了诗人创作的意念。诗人寓主观情感于客观物象中，通过“杜鹃”“猿啼”意象的叠加、并置，描绘出一幅凄凉愁苦、孤单寂寞的画面。童丹和白文昌指出“对译者而言，一首诗字面上表现为词语的连缀，但从诗人思维角度看，则是意念的流动”［12］。

2.意指还是意图?

在结构主义中，符号是一种二元关系，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要素，它们的结合便形成了符号。然而它们如何结合呢?在语言符号化的过程中，是否所有的能指和所指都能结合为符号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交通路口信号灯的能指与玫瑰花象征爱情的所指就没有任何关联。这就是说，一个能指之所以能够同一个所指结合成为符号，还必须有第三个要素，这个要素就是“意指”，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罗兰·巴特进一步阐明“意指”的含义，指出“符号是音响，视象等的一块(双面)切片。意指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13］。换句话说，意指(signification)是一个动态的“符号化过程”，是能指与所指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意指也是一个共时、静态的概念，代表符号意义的一个维度，即通常意义上符号的字面意义。在符号化过程中，符号与客观世界直接发生联系形成一级符号，滋生出语义内容。这个语义内容逐渐固化下来、脱离语境成为相对稳定的阐释项，换句话说，一个符号经历了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之后形成约定俗成的意义，这叫作意指(signification)。

意图，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行动之前的态度，如行动的目的、想法、指向等。20世纪50年代，奥斯汀(Austin)将该概念引入到语用学中，用于解释形式逻辑不能解决的自然语言现象。奥斯汀认为任何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说话者表述和解释语用意图的交际行为，是说话人通过“说话”这一动作实施的行为，包括许诺、请求、询问等［14］。在此基础上，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即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并着重区分了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前者是语义学所关注的字面意义，后者指话语者自身的意图。例如，在图书馆的自习室中，A学生问B学生“这是你的书吗?”表面上是询问，实质上是希望对方为自己腾出空位的请求。格赖斯(Grice)提出了会话的合作原则，从说话者对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的角度研究说话人的真实意图［15］。施佩贝尔(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的关联论中把意图分为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和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认为说话者任何明示性交际活动首先是实现信息意图，但更重要的是交际意图［16］。而听者对说话者交际意图的识别必须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根据信息的筛选和语境的补充，借助演绎推理而获得。

三概念的澄清

郭尚兴指出术语翻译必须追本溯源，挖掘隐藏于术语背后的概念、所使用的语境和背后的视域［17］。通过分析，不难发现“intention”的几种译文“意象”“意念”“意指”“意图”分别有自己独特的内涵以及适用语境和背景:意象(image)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是一个审美概念，指的是审美主体(主观情感)和审美客体(外在物象)的结合;意念(idea)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基于事物或事件产生的一种想法;意指(signification)是一个符号学术语，既指符号能指和所指结合的行为过程，也指这一过程的结果;意图(intention)即我们行动之前心存的目的，在语用学中，指的是说话者意欲表达的真实含义，包括象征意义、规约会话隐含等。这些译法不但不能准确揭示出“intention”的本质内涵，还可能歪曲原作者的本意。应该看到，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上是一个语言学或哲学的问题，因此对“intention”内涵的追问必须归结到语言哲学的视域上。郭建中指出“本雅明论翻译，是在语言哲学的框架下，探讨文本的可译性、翻译的语言和语言的翻译问题”［18］。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来看，《译者的任务》中阐述的应是带有现象学印记但又有别于现象学的一种思想。而胡塞尔的现象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哲学，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其哲学思想，这就是“意向性”。因此，要准确理解“intention”，必须从意向性理论入手。

意向性(intentionality)，来源于拉丁语intendere，意思是“指向”。意向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用了一个形象的隐喻来说明，“思想和信念就像弓箭一样，瞄向的是某种东西”［19］。意向性就是在瞄向(abzielew)的形象中表现出的行为特性。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人不能直接把握外在对象，必须通过心灵感知、思想等思维活动使对象在内心世界呈现出来，因此意向性可以理解为人类把握外在对象的方式。

然而，真正的意向性研究还是肇始于布伦塔诺(Brentano)。布伦塔诺将意向性用于区分心理学研究对象和物理学研究对象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实证心理学。布伦塔诺指出，意向性是人类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所有的心理现象都具有意向性。他的学生胡塞尔批判和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意向性虽是人类意识的根本属性，但真正具有意向性的心理现象必定指向特定的外部事物。换句话说，意向性的根本属性是“指向”。胡塞尔进一步指出，人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一客体的，每一种意识都是关于某种事物的意识，没有脱离客体而存在的意识。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人的意识都是关于某种对象的意向性意识，而任何对象又内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因此，意向就是关于对象的意识活动，而意向性是纯粹意识的本质特性，意向性“是一般本质体验领域的一个本质特性……是严格说明意识特性的东西”［20］。

某种程度上说，本雅明主要受到了胡塞尔意向性思想的影响，但是本雅明并没有对其理论简单地模仿、重复。在本雅明看来，意向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我们在思考概念时，不是在概念中思考，而是在意向性中思考”［21］。本雅明指出意向性既不存在于概念中，也不存在于符号中。一方面，概念与客体之间不是意向性的，而是一种派生的关系。另一方面，符号也不包含意向性，因为符号直接但并不是必须指向客体。因此，意向性只能且必须存在于名之中。“通过名的力量，词才获得了对物的意向性，词通过名参与到客体中”［21］。可以看出，在本雅明这里，意向性不再是意识的基本性质和结构，而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意向性存在于所有语言之中，个体语言是意向性的语言，而纯语言又是所有语言相互补充之意向总和。因此，本雅明的意向性理论虽源于胡塞尔，但在本质上却与之不同。

总之，“intention”的翻译首先应从该词的内涵和使用语境进行思考。这个概念本质上是一个意识理论，是“关于某事物或别的事物的意识”［22］。在本雅明那里，意向性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正是因为意向性，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指向其他语言;也正是通过翻译，各种语言才会形成一个意向整体，才能尽可能地接近纯语言。从这层意义上，笔者同意曹明伦教授的译文，将“intention”译为“意向”。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将国外学术著作译介到中国的时候，术语翻译尤为重要。术语好比一篇文章的引子，一种思想的灵魂。术语翻译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信息的传递和思想的传播，因此术语翻译需遵循准确性原则，即准确体现概念的内涵、使用的语境和背后的视域。当然，术语翻译绝非易事，并非一人所能及，因此需要学界前辈和同人相互讨论、共同研究，更好地推动术语翻译的规范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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