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言稿

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言稿（9篇）

1.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言稿 篇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专题研讨发言稿

应该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我们深刻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学习党史、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

一要在学习党史中筑牢政治忠诚。要通过反复学、深入学，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一步筑牢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如磐石的信仰。要深切感受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崇高精神境界、深厚为民情怀，对习总书记更加发自内心地拥护爱戴、看齐追随。特别要牢记“思想上的追随是最坚定的追随，思想上的看齐是最根本的看齐”，把学习的过程转化为维护意识、维护行动、维护能力、维护效果统一的过程，将忠诚核心、拥护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的要求贯彻到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各个环节上。

二要在学习党史中强化使命担当。通读学习这段党史，我们可以鲜明感受到党对国家、对历史、对人民的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这段历史契机，雷锋、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以大寨和红旗渠为代表的改造山河的壮举，集中展示了党和人民的精神风貌。我们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在这一新时代“赶考”中把握机遇、施展才能、建功立业。要从当下的每一件具体工作抓起，大干苦干实干，进一步营造只争朝夕、比拼争先的浓厚氛围，把我们xxxx的工作做好。

三要在学习党史中提升发展理念。我们要以学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为契机，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成果转化为xxxx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我们要以新时代美丽xxxx建设为引领，要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全力打造浙东南地区重要发展极。在当前这个关键阶段，评价我们xxxx是不是“重要窗口”“美丽示范点”，最关键的“胜负手”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打赢经济企稳回升攻坚战，有没有在经济发展逆势突围和争先创优上体现工业大市的担当。

四要在学习中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鲜明品格。我们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增进群众感情，保障改善民生，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要继续聚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一政治任务，统筹兜底保障、就业增收等举措，确保农村取得更大成绩。同时，还要加快推进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跨越式发展，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和“关键小事”，让城市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五要在学习中增强风险意识。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书记反复告诫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习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定力、能力和水平，全力做好防疫、防汛防台、平安稳定等工作。特别是现在已经进入了汛期，我们要做好应对的准备。同时，疫情也一直在反复，新冠疫情刚才会上也讲到，带来的风险我们要居安思危。还有安全生产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这段时期我们的安全生产、消防一定要确保安全。

2.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言稿 篇二

根据党史学习教育方案的要求，今天我们举办学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专题研讨会，目的就是要深刻领会这段历史所蕴涵的伟大意义，深刻领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功绩，感悟其历史的巨大影响力和推动力，进一步凝聚共识，激发力量，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坚定的思想基础。下面，本人结合学习情况，谈谈三个方面的体会。

一、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学史明理”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是一次扭转乾坤的会议，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它是历史的转折点，它是“中国梦”的“觉醒钟”，它是“复兴号”的“航标灯”。这次会议冲破“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宏伟大幕在中华大地上徐徐拉开。

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决策，是一个伟大的觉醒。实践证明，40多年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当中写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沿着改革开放之路，接力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奇迹，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飞跃，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高度。

在开启“十四五”新征程上，我们要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用新发展理念科学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随着“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瓶颈问题、短板问题日益凸显，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释放发展新动能、不断开辟发展新空间尤为重要。要总结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发挥好党的创新理论，与时俱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二、高擎改革开放的伟大火炬，在把握新发展阶段中“学史增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总书记用“四个伟大”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意义。的确，经历实践的检验，这“四个伟大”历久弥珍、历久弥新！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要高擎改革开放的伟大火炬，坚定“四个自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各项事业的发展。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一，也是新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但机遇大于挑战。面对新阶段的新挑战，我们要践行“两个维护”，站稳政治立场，以此次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定跟党走的信心，提升政治判断力，增强政治领悟力，提高政治执行力，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忠诚人”。在学习中把牢政治方向，在实践中锤炼政治品格，在奋斗中坚定政治自信，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

三、高扬改革开放的伟大精神，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学史力行”

改革开放40年，缔造了实事求是的伟大真理，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奇迹，铸就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改革开放精神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伟力。学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就是要弘扬改革开放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勇于开拓、革故鼎新、迎难而上、砥砺前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一部当代史，我们都是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改革开放史的意义将不断彰显。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增强信心和勇气，强化担当和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将实际行动落实到“我为群众办实事”当中。以人民利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将群众的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将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3.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言稿 篇三

一、深刻认识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其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所体现的理论和方法，对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一切巨变，源于1978年12月中央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打开了尘封几十年的国门，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也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探索。

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当时，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制约了经济发展，民生更加困难，国际形势更加复杂。邓小平同志曾说：“就整个经济形势而言，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因此，中国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同时，从国际上看，与国外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明显，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的目标。”因此，中国必须赶上世界经济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让人民过上期盼已久的美好生活。

改革开放就是要激发中国经济活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有目标、有方向。符合中国实际、能够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情，都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路线，才能保证我国的长期发展和稳定。

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首次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并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所谓“新”主要含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新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新的革命政党，无产阶级是新的领导阶级，社会主义是新的革命理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通过学习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指导思想和革命胜利的实践，我深刻认识到，在农业、农经、水利、统计、交通、工程建设等工作中，如果不用新的思想、新的认识和新的观念，将会直接影响到农业产业、乡村振兴等事业的发展。况且，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机遇、新挑战，更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更加主动地适应社会的变革与创新，积极准确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自我价值。

二、学习对照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新与发展，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能

学习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历史，要坚持“破除因循守旧思想、树立开拓创新意识，破除消极等待思想、树立抢抓机遇意识，破除小进则满思想、树立创先争优意识，破除畏首畏尾思想、树立敢于担当意识，破除狭隘封闭思想、树立包容合作意识，破除急于求成思想、树立蹄疾步稳意识，破除坐而论道思想、树立真抓实干意识”。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提出的新的要求，也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在新时代发挥模范作用的“基准线”，必须要一以贯之，坚决落实。

一是学习党史，树立开拓创新的意识。

在农业农村工作中，我们有时对最新政策、大政方针的学习还不深不透、浮于表面，习惯于用老经验、惯性思维、传统方式开展工作，只知道生搬硬套、不知道用活政策，缺乏改革创新精神，导致有些工作推进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时时以最新的理论来武装头脑，站在全局的角度来思考谋划工作，敢于开拓，勇于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保持活力。

二是学习党史，树立抢抓机遇的意识。

实际工作中，如果干事拖拉不进取、思想上保守不更新、存在“等、靠、要”思想等，只能导致个人或单位的工作被动。所以，在充分学习、理解国家大政方针的基础上，要主动作为、先行先试。

三是学习党史，树立敢于担当的意识。

要在思想上清除“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等不良认识。在工作中要树立勇于担当、大胆负责、知难而进、敢为人先的意识，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创新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全力投身工作，真正把好思路、好政策和好举措转化为扎扎实实的行动。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 篇四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面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谭秋、王尽美、邓思铭、李达、李汉俊、张国涛、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确定了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2、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纲领。

党的二大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正确地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即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3、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党成立后，为了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一九二零年八月，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从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本年二月，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这期间全国罢工达一百多次，参加人数达三十万以上。罢工期间涌现出了林祥谦、施洋等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伟大革命气节。

斗争的实践证明：工人阶级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没有各个阶级联盟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去战胜全副开装的反动派。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零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1、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如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接受我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时期。

2、北伐战争（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一九二六年五月，叶挺独立团出师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北伐战争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开始，不到半年，就打垮了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击溃了张作霖，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影响推动和组织下的反帝封建的正义革命战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后期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国民党右翼的叛乱，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告诉我党：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

1、三大起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胜利到达井岗山地区，创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三大起义为我党由城市转入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揭开了幕。

2、红军长征

从一九二七年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一九三零年，全国红军扩大到约十万人，根据地发展到十几块。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严重威协了国民党，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纠集下，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四先后对各根据地进行了围剿。第五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战斗失利，红军被迫长征。我党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使革命形势转危为安。我党元老彭真在回顾我党历史的时侯说：我党最艰苦的时候有三次，那就是长征、东北抗联的斗争和南方八省游击战争。我党经过住考验。

（四）、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西安事变标志着国共两党由对峙内战走向了合作抗日。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了全民族的抗战，经历了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同敌、伪顽进行了全面的较量，负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八年抗战中，及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共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余万人，缴获各种枪支六十九万四千余支，各种炮一千八面多门。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伤亡四十五万人，中国人民群众伤亡一千七百多万人。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完全胜利，大长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

1、重庆谈判：

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加紧内战准备，玩弄“和平”阴谋，三

次三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从而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弥天大勇”毛泽东毅然决然的去重庆谈判，经过艰苦的斗争，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表明了中共和平的诚意，揭露了美蒋的和谈阴谋，教育了人民，孤立了反动派，使我党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地位。

2、两党的较量

政治上我党团结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发出了“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形成了第二线反蒋战线。军事上不以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而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经历了全面防御、重点防御、战争反功、渡江战争，全国大陆基本解放。

3、七届二中全会（一九四九年三月）

为了迎接抗战的胜利，一九四五年三月，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指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开始了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全心全意为城市纲领的新时期，大会指出要防止骄傲情况，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和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一九四九第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就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六百六十二人。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

“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性质、政策作了规定。“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象一个坚强的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的成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新中国的成立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5.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言稿 篇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要讲话学习心得

—九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王守俊

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让我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战胜艰难险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官僚主义“三座大山”，最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28年的奋斗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深入的了解。毛主席的每一篇讲话都透露出敏捷的思维和高深的政治远见，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宗旨，更是直接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是为了让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懈奋斗。

学习中我被毛主席“活到老学到老”、实事求是以及独立自主的精神深深感染。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一文中始终贯穿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更是用红军的扩大、长冈乡的工作等论证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完成革命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在我的现实工作中是很有意义的。现实工作中，要明白关心群众生活的意义，指明工作思路，研究工作方式方法，用辩证的思维看待社会发展与关心关爱群众生活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在人社部门工作，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关心群众关心的事情，为人民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令我印象深刻，全文说明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阐明了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才是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关键，才是一切发展和进步的力量源泉。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内部的团结，内部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各阶层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前提。现实工作中，我也常常会犯主观臆断，造成工作的被动的错误。我会不断减少矛盾的来源，团结同事、群众，发挥“团结”的力量，凝聚众人智慧，营造和谐、民主、科学的工作氛围。

6.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言稿 篇六

这些经验对现阶段党的建设有什么指导意义？ 基本经验：

（1）决定党的性质的主要看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是他们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在思想上入党

（3）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中共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结合必须实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4）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指导作用：

借鉴民主革命时期党建的基本经验，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搞好党的思想、组织、政治、作风等方面的建设

简答题的范围是在那份完整版里的9道简答题考4道；论述题的范围是第二章第三节。其他的是考试范围第一章的第一节的三，第二节的二，第三，四节；

7.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言稿 篇七

知识结构

 

			春      秋	战      国
社会经济	农业	工具	铁工具开始出现； 开始用牛犁耕并推广	铁农具使用范围扩大； 开始用牛犁耕并推广
		水利	楚国：孙叔敖修芍陂	秦国：李冰修都江堰；郑国修郑国渠
	手工业	冶铁		创造铸铁柔化技术，比欧洲早以上
		铸铜	莲鹤方壶，出现金银错新技术
		漆工艺		采用夹纻技术
		纺织		麻织品的纤维相当细密
		煮盐	山西的池盐，山东的海盐，四川的井盐
		酿酒	已能用曲造酒
		专著		《考工记》
	商业		商业发达，出现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
社会变革	土地所有制		出现私田，出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
	变革		齐国：管仲变法 鲁国：初税亩	魏国：李悝变法 楚国：吴起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

教学建议

复习课设计

第六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变革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

1、铁制农具的使用

要求学生记住我国铁器出现的最早时间、使用铁器的最早时间、春秋战国铁制农具使用情况。理解铁制农具使用的重要意义。

2、牛耕技术

要求学生记住牛耕技术开始使用推广的时间，掌握牛耕技术运用的历史意义。同时，使学生了解：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余年，牛耕技术的逐步推广是渐进的过程，且受农户经济条件的制约。

3、水利事业的发展

让学生掌握当时中原地区普遍使用的灌溉农田工具是桔槔。根据书中的地图，要求学生记住春秋战国时期兴修的主要水利设施。

（二）手工业

要求学生通过列表的方式，总结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

（三）商业

要求学生记住当时主要的商品、重要的商业中心。

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

使学生了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私田。私田的主人采用新的剥削方式，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这种新的剥削方式使私田主人与耕种者之间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地主与封建农民之间的关系。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和变法

1、春秋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

指出春秋时期，各国通过改革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重点介绍齐国管仲改革和鲁国的“初税亩”。

2、战国时期的改革

首先，让学生理解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的大背景。

其次，简要介绍吴起变法和李悝变法。

最后，重点讲解商鞅变法以及历史意义。

重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改革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适应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为进一步改革残存的奴隶制，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春秋初齐国和鲁国的税制改革，战国时的李悝变法、吴起变法、邹忌改革和商鞅变法。其中最典型、成效最大的是秦国商鞅变法。

从改革的内容来说，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政治上，主要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经济上，消除奴隶制土地制度，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生产。军事上，奖励军功，提高军队战斗力。

从改革的作用和效果来看，因为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内部阶级力量的差异，其效果是不同的。齐国等国虽较早的过渡到封建社会，但由于旧贵族势力较大，变法受到很大阻力，所以变法不彻底。有的国家出现了内乱，政权不稳定。只有秦国借鉴了各国变法的经验，改革比较彻底，功效最大。总起来看，这些改革，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废除了奴隶制政治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大促进了封建制的建立和发展。

重点——铁器的使用和牛耕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标志着我国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耕作效率大大提高，是农业动力的革命，有助于农业劳动力的解放。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大量私田的出现，封建剥削方式、生产关系也随之出现。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各国政治改革。通过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制度得以确立。我国进入的封建社会。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变法运动发生的必然性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大大提高，出现了大量的私田。与之相伴，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剥削方式。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走向瓦解。由于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导致上层建筑也随之改变。各国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先后进行变法，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封建制度。因此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易错问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一切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井田制的瓦解是春秋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公田”外，新开垦的“私田”将成为可能的和需要的了。所以，私田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都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易错问题——西南地区的开发始于战国时期

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始于战国时期，而不是汉武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开始。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开始开发西南，秦国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的岷江流域，修建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这是开发西南地区的开始。开发西南地区的开始与中央政权设置郡县地方行政机构是两个不同的历史现象。

典型例题

例1 按照因果关系排列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的过程

①鲁国“初税亩”②各诸侯国井田制瓦解③铁器和牛耕的使用④一些贵族化公田为私田，采用新的剥削方式⑤私田开垦越来越多，私田主人不向国君交纳产品⑥奴隶主贵族转变为封建地主，奴隶转化为农民

A．①③④⑤⑥② B．③⑤①④⑥② C．③①④⑤⑥② D．③④①⑤⑥②

答案：B。

例题分析：此题为因果排序选择题，是历史和政治综合能力题，主要考查历史过程的再认再现能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果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综合运用。井田制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③，因此③应排在第一位。与③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⑤，排在第二位。与⑤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是①，排在第三位。与①有直接关系的是④，排在第四位。④决定了⑥，⑥决定了②。

例2 郭沫若曾指出：“东周列国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到春秋末年以后才达到质变的阶段”。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

A．春秋争霸战争 B．“战国七雄”的出现

C．战国通过变法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 D．周王室更加衰微

答案：C

例题分析：此题为论证选择题，是历史学科能力综合题，主要考查观点论证能力、历史阶段特征的再认再现能力、历史思维的分析能力的综合运用。题干引文是观点。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是在战国时期完成的，C项证明了郭沫若观点的正确性。

例3 对于秦国来讲，商殃变法起决定性的历史作用是（ ）

A．旧制度被废除，封建经济得到发展

B．秦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

C．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基础

D．加速了秦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

答案：A

例题分析：本题是一道比较题，旨在考查学生的分析比较能力。本题实际上是对商鞅变法作用的评价问题，作为一场深刻的地主阶级变法运动，其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局限于一点或一个方面，但是，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因而答案只能是一个。D项是商鞅变法作用之一，即使加速了秦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B项和C项也是商殃变法的作用之一，但也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秦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和“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基础”的根本还在于秦国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奴隶制度被废除，使封建经济得到发展，正是因为封建经济发展，秦的军事力量才会日益强大，秦统一六国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因而只有A项是正确选项。

例4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确立的条件是（ ）

①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渐代替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 ②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形成及其经济势力的增长 ③地主阶级要求发展封建经济，实行地主阶级专政 ④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下，各国先后实行变法

A．①②③ B．③④ C．①②③④ D．②③④

答案：C

例题分析：本题旨在考查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首先应该知道“封建制度”是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地主占有绝大部分的土地，并用地租形式剥削农民；其上层建筑是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这就涉及土地制度、地主阶级的专政诸项因素。“条件”是指可能性。综合起来考虑则是具备哪些条件才可能确立封建制。依据这一分析，①是必备条件，它涉及封建制赖以建立的基础问题；②涉及统治阶级一一地主阶级；③涉及封建制的上层建筑；④则是涉及封建制确立的主要方式、途径问题。因而C项为正确答案。

例5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这主要是因为商鞅（ ）

A．允许工商者入仕为官 B．准许土地自由买卖

C．承认土地归私人所有 D．规定按军功授爵赐田

答案：D

例题分析：此题是最佳选择题（即程度选择题）。除A项史实错误外，其余三项均是商勒变法的内容，也都引起了宗室贵戚（旧的奴隶主贵族）的怨恨。关键是比较哪一项对奴隶主贵族的危害最烈。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和承认土地私有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贵族的政治利益，而按军功授爵赐田则对于贵族世卿世禄的利益产生了很现实的威胁，因为这样一来，贵族无军功，就无法得到爵位，贵族的身份也就无法世袭下去。故D项是引起“宗室贵戚多怨望”的主要原因。

8.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言稿 篇八

汤涛

长期以来，中共党内监督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探讨大多着眼于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而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问题却鲜见专文论析。事实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监督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今天，加强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问题的研究，系统考察其历史沿革，深入探究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进一步正确把握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规律，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党内监督的新思路，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党内监督问题。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7～418页。】作为一个严格遵循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即忠实地秉承并发扬了这一政治传统。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在党内监督问题上也进行了艰辛探索，逐步建立起一套较具自身特色的党内监督机制。以党内监督权的归属为线索，这一体制的建立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21年至1927年）：党内监督权由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

中共创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党内监督问题。这一点，明确反映在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这一纲领共有十五条规定〖HTK〗（现存十四条，第十一条遗漏）〖HTSS〗，其中，直接涉及“监督”字样的就有两条，即：“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中共一大这种对自身行为严格监督的高度自觉性，为此后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不仅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一大党纲却通篇贯彻着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的精神，并在最初意义上规定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集体领导制度以及党员候补期制度等方面的制度。这两方面内容，前者是中共党内监督必须时刻遵循的基本原则，后者诸项则又俱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并为这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基本途径和制度依据。其后，中共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以及三大和四大通过的历次党章修正案又对这些规定进一步加以补充与完善，这些都为党内监督制度的逐步建立健全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此，尽管由于组织初创，党员人数尚少，以及对设立专门机构未给予充分注意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一大到五大前夕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共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为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所直接行使，但党内的监督工作仍然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而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效。

（二）第二阶段（1927年至1928年）：党内监督权由党内专门监督机构较为独立完整地行使

大革命兴起后，随着中共组织规模的空前扩大，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多，以及政治角色由一个单纯的在野党到“半公开的半政府党”【《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的历史沿革 所发生的转换，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开始在中共党内时有出现。对此，中共中央高度警觉，并提出了严厉批评：“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72页。】为克服这些不良现象，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颁布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份专门的反腐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并开始考虑成立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间，中共五大召开，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又进一步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中央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使中共的自身建设及党纪党法的权威有了相应机构作为保证。《决案》还简要阐明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它与党委会基本平行的关系：“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第163页。】这些规定一方面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另一方面则又有效维护了监察机关的权威。

中共五大的召开和《决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共初步确立了一套以两委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模式。

（三）第三阶段（1928年至1945年）：党内监督权逐渐复归各级党委会

中共五大前后所确立的党内监督模式很快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发生了深刻变化。1927年底，面对空前艰难的政治局面，中共中央发布第26号通告指出：“我们整个的党转入地底秘密工作的地位”，“同时各地党部因为种种关系有监察委员会组织者极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因为委员散在各地，加以正主席王荷波同志及委员张佐成萧石同杨培森等同志之被难，副主席杨匏安同志之被处罚，至今未能行使执权”。因此，“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158页。】基于这些考虑，再加上深受当时联共（布）建党模式的影响，中共六大撤消了这一机构，代之以审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相比，审查委员会虽然仍是由“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从权力来源意义上仍然和党委会相对平行，但职能规定却大为缩小，仅限于“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第176页。】等诸项较为具体的事务。而党内监督权的重要内容——纪律监察权，则重新为各级党委会所掌握【中共六大党章规定：“关于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定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方发生效力。”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第176页。】。这就意味着中共五大前后所确定，并已在实践中略具雏形的监督机制虽然还保留着“两委基本平行”的形式，但其内容显然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192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于成立之日第一次会议起开始实行审查工作。但是，由于职能规定得过于狭窄，这一机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而对于纪律监督问题，中央虽然规定可以“成立特别委员会”，但因其并非常设机构，作用也是不能尽如人意。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有意于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复设监察委员会。几经酝酿，1933年9月17日，中央发布通告指出：“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于最近召集的省县级党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其职能在于：“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保证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通告明确指出：“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须报告中央批准执行，省县监察委员会关于组织和党员个人处分决议之权属于同级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464页。】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很明显，这一机构拥有较为广泛的权力。但和以前的监察委员会本质上不同的是，其权力来源并非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它只是党委会下属的一个工作部门，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

决议通过后，中央苏区各省、县委，都从1933年冬起纷纷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又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此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和各级地方监察委员会根据有关章程对党员实施奖惩，致力于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与之相反，审查委员会的作用却更为弱化【甚至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正式选出中央党务委员会后，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是否仍然存在都成为学者争论的问题。王健英即明确提出（这）“是个没查清的问题”（参见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这个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新史料的发掘和学者的进一步探讨。但是，这一问题竟然能够成为问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时中央审查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著，发挥的作用亦属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党务（监察）委员会逐渐开始在党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行使党内监督权【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即相当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决定》指出：“由各中央局决定，在区党委之下，得设监察委员会。”其职权包括：监察党的机关和党员的工作、审查各机关的帐目、对违法违纪党员处分、审查并决定所有要求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者之党籍、监察党员破坏革命道德的行为等五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其职责范围显然已经包含了曾属于审查委员会的部分。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514页。】。党委会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在实践中逐渐得以形成，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第四阶段（1945年至1949年）：党内监督权由各级党委会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的机制得以确定和延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的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内监督机制建设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和中共六大党章相比，新的党章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由本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修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把领导体制由监委接受于两委领导——监委和本级党委联席会议领导修改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第192页。】新的党章还进一步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在于：“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可以看出，在七大之前已经在实践中形成的党委会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至此正式固定下来。中共七大之后，虽然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革命形势的迅〖JP2〗速发展，许多规定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党内监督工作还是多由各级党委直接承担，但是，这种基本格局从此确定下来，并延续到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的主要特点

（一）受到联共（布）党内监督模式的深刻影响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曾经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在党内监督机制模式的选择上，中共受到了这一国际共产党组织以及在这一组织中起特殊重要作用的联共（布）的深刻影响。

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委会（或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上，中共与联共（布）都有一个从“两委基本平行”到“两委垂直管理”的演变过程。列宁去世之前，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俄共（布）基本上确立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党内监督机制。其基本原则包括：监委的产生方式为“由党的代表大会，区域、边区、省和专区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向原选举机关报告工作”；职权范围是“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党委员会不得加以撤消，但须经党委员会同意后才能发生效力，并由后者付诸实施”。监委与同级党委若是“遇有不同意见时”，则“将问题提交联席会议。同本级党委员会不能取得协议时，将问题提交本级党的代表会议或上级监察委员会或党的代表大会解决”【《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56页。】。此外，为了切实保证监委的独立性，原则中还包括监委委员在任期内不得兼任负责的党政职务等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基本上吸纳了这些重大原则。遗憾的是，斯大林执掌最高权力后，逐渐颠覆了这些基本原则，最终确立了一套高度集权、生硬僵化、活力匮乏的党内监督机制。由于这套机制在战争等特殊年代具有一定的积极性，而其弊端此时又未充分暴露出来，结果成为中共多方借鉴的目标，由此也就使得中共的党内监督模式具有了一定的苏式色彩。

此外，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内事务的粗暴干涉也大大加剧了这种影响。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共进行党内制度规定时，常常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借助其高度强化的集权体制，把联共（布）的一些党建举措，甚至欧洲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党建举措照搬照抄到中共党内来。中共六大撤消了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的做法，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如前所述，监察委员会设置不久，中共中央即出于种种考虑打算撤除这一机构。但是，当时并没有定论，而只是决议：“监察委员会之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大会解决”【《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158页。】。这一机构最终被撤除，正是直接源于共产国际的相关决定。1928年4月10日，共产国际方面将为中共六大起草的示范党章草案寄给中共中央时，曾附信详细解释了章程条目设置以及一些重要规定的来龙去脉，其中明确提出“反对中共设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在作出原因说明时，第一句话就是：“这是遵循共产国际组织局在审议类似问题时针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所作的决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6页。】或许，信的起草者是想以此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殊不知正暴露了共产国际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一贯具有的简单化和模式化倾向。

（二）把思想政治建设引入党内监督机制，特别注重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在民主革命时期，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共大量吸纳非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由此也就使得中共党内经常性地存在着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成了部分党员行动自由散漫、追求享乐甚至贪污腐化的重要思想源头。正如中共七大所指出的：“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而“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因此，中共高度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地位，注重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以从思想源头上去遏制这些不良现象。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中共创造出了延安整风运动这种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的锐利武器引入党内监督机制中来。中共中央多次指出：“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等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以后各级党委员会及支部大会须经常举行工作的自我批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4页。】正是借助这一党内民主生活的有效实践方式，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得以大大提高，党群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密切，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三）积极探索各种党内监督方式和途径，注意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

确定科学合理的监督方式和监督途径，是保持党内监督能够正常运转并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在这方面，中共也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巡视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就是典型一例。

巡视制度很早就在中共党内萌芽了。中共二大党章曾经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这可以看做是对巡视制度较早的一种表述。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这一制度也逐渐成型。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首次明确规定：“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这一改造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72页。】其后，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各省委和一些市、县委也先后实行了这一制度。

应该指出，建立巡视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检查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或政策出现了失误，那么这一制度也就必然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重大损失。但是，它毕竟只是一种推行路线、方针政策的途径和方法。而且，即使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之时这一制度的推行也并非对革命的发展全无助益。因其此时也还承担着考察地方工作情况、改进地方领导方式、纠正地方不良作风等方面的重要任务。因此，中共在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之后，并没有简单地废止这一制度，而是进一步科学规定了巡视员的任职条件、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工作纪律等方面内容，使这一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比如，在巡视员制度形成之初，巡视员曾一度拥有巨大的权力，1931年通过的《中央巡视条例》明确规定：“巡视员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查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在“在组织上，巡视员有加强和改造各地党部的任务”（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22～226页）。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一规定被废止。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明确规定：“巡视员对于下级党委有意见时，应该向下级党委建议，由下级党委决定执行与否，巡视员没有决定与强制下级党委执行的权力。但在特殊情形之下由上级党委委托，授巡视员以此项特权者除外。”这就更为严格，也更为科学地界定了巡视员的权力范围。】，在党内监督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还在利用党内舆论监督、举报、案件检查等监督途径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党的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尤其是与行政监督相互配合、协同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之前，就已经在许多地区取得了执政地位，建立了人民政权。由于在各级人民政府担任重要职务的多是中共党员，维护党纪和政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党内监督机构在行使监督职权时，常常和行政监督机关协同一致，密切合作，共同承担起维护党纪政纪的重要职责。

这一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1931年冬，苏维埃政府在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1934年1月后改称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并从1932年6月起选择“最有斗争历史和工作积极的老共产党员”任职【《红色中华》第22期，1932年6月9日。】，在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相继组建了工农检查委员部(委员会)。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成立了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在各种监督机构的密切配合下，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遏制，中共所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清正廉洁的政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内，虽然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及解放区政权中未再设独立的行政监察机构，而是由各级参议会兼负监察职责【直至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才设立了专门的行政监察机关——华北人民监察院。参见徐行、周巍：《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察机制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但是，各级人民政府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党员干部的严格监督。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多次严肃指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党员毫无例外，而且要加重治罪，这更表示党所要求于党员的比起非党员的要严格得多。”【《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页。】为了确保这一点，党和根据地政府在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厉行法制建设，收到了显著效果。

（五）高度注意党内各项党纪党规的制定与完善

党的章程、条例及各项制度是进行党内监督的依据。民主革命时期，尽管长期处于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但是中共并没有忽视这一工作。自中共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后，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先后五次不同程度地对党章进行了修正，使党章在章节设置、内容表达等方面不断得以完善与发展。此外，中共还在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党组织的工作制度等方面，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条例和规定，有效地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还制定了一系列专门的党内监督法规，如：《中央巡视条例》（1931年5月1日中央通过，1932年3月12日中央组织局重新审查通过）、《保守党内秘密条例》（1937年5月20日）以及《中央关于地方党及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工作的决定》（1940年12月16日）等等。这些法规都在相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规范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各项行为，为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法理依据。

三、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对当前党内监督机制建设的几点启示

在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之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确立起一套较具自身特色的党内监督机制。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历史环境，所面对的历史任务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说来，就是“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08页。】。与此相适应，中共党内监督机制建设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担负着新的任务，体现出新的特征。但是，深入考察中共党内监督机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沿革及其主要特点，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对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和保持自身先进性，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党内监督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重要手段，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党内矛盾，不断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必要途径，是维护全党团结，严明党纪党规，推动党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的重要保障。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到攻坚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无论怎样强调加强党内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性，都毫不为过。

（二）要根据中国国情中共党情来进行自身建设，这是中共自身建设不断走向成功的一个基本规律。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共存在着明显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来自莫斯科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但另一方面，却又使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走了许多弯路。历史最终证明，在党的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多方借鉴别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从最终意义而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三）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党内监督机制建设道路上积累了丰富历史经验，比如：要科学设置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并充分发挥其特殊作用；要积极探索各种党内监督的方式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要非常注意党内规章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健全，使党纲党章、党内条例和各项专项规定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为党内监督提供必要的法理依据；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在开展党内监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使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尤其是与行政监督相互配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等等。这些在今天仍然并不过时。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创立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在今天的党内监督体系中仍然要继续发挥其作用，并根据时代的进步和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加以改进和加强。

（四）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长期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加上受到联共（布）建党模式的深刻影响，今天看来，中共在党内监督机制建设上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其中，比较明显而对后来党的建设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党内监督机制所呈现出的过于突出的集中性和单向性。

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党的五大和六大之间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从属于各级党内执行机构，党内监督权往往由各级党委会（或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这就使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过度地集中于党委，尤其是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人头脑清醒，方向正确，作风民主，严格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觉推动并服从党的集体领导的话，那么这种体制的弊端可能尚不明显。但是，领导者如果不具备这些主观条件和素质，或者开始具备、但后来随着条件和环境的改变而有所变更的话，则监督机构约束无力、甚至无从约束的不足就会立时显现出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时期，这种监督机制的弊端表现得最为充分，也最为集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长达4年左右的时间内，党内一切决策大权集中于极个别人手中，甚至连长征前夕筹划准备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样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也未经中央政治局充分讨论，而只是由极少数人加以决定，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页】。这不能不给党的事业带来极为惨重的损失。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党内监督机制的高度集中性紧密相连，或者说互为表里的，是此机制所呈现出的单向性。这种体制侧重于自上而下地监察中共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及政策的执行状况，而对自下而上地监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重大决策，以及地方各级党委会的决策则相对较为忽视。在极其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这样做是相当必要的，事实证明，它对保持中央的权威和维护党组织的团结统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中共已经成为执政党，其所处的环境和担负的历史任务都发生〖JP2〗了重大转变的情况下，则应该适时对这种党内监督机制加以改进，使党内监督不仅止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监督，还要包括自下而上的、全体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以及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此外，限于严峻的战争环境等种种主客观因素，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监督机制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薄弱和不足之处：如监督范围狭窄，监督的重点主要偏重于纪律监督；虽然高度重视，但相关法规建设仍不健全，相关制度建设也很不完善等等。这些都需要中共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切实采取措施，大力加以改进和提高，使之能更好地履行自身所担负的各项职责。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中共在执政后，尤其是八大前后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一定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很快就被打断，从而直接导致了“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尤其是十年**期间，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践踏，党内专门监督机构也被彻底撤销，党的事业因此而蒙受了重大损失。

9.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发言稿 篇九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发展乃至到后来的壮大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１）统一战线的产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２）土地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４）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共始终重视建立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使统一战线在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创建新中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革命长期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长期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有着不同的任务、内容和特点和作用。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历史发展

三次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①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举行，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统一战线。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战线被破坏。

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民族矛盾尖锐，国共又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一切抗日力量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关闭和谈大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③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期间，在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中，国统区形成的二条战线，民主党派等进步力量同蒋介石决裂，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初步形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9年9月人民政协的召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正式诞生，并在建国初期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新阶段。文革期间，一度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重新落实统一战线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和形势变化制定了适合革命需要的统一战线,成为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首先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要战胜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就必须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次，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必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尽可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凭借着反革命暴力对革命人民实行残暴的镇

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革命人民只有武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加之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的主要矛盾。这种情况决定了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三个法宝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三个主要法宝。1.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主要法宝。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因为：

(1)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建设与能否成功地开展武装斗争密切联系着。党的发展、巩固，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一切。

(2)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问题主要是同中国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党的建设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进行的。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地处理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党就发展和壮大，否则，就会遭受挫折。

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必须以人民军队为支柱才能巩固和发展。人民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人民军队。只有依靠人民军队，党才能在群众中造就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分子，从而为巩固和壮大党的队伍奠定基础。

(3)党的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增强党的战斗力。只有把党建设好，使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正确，组织坚强有力，党才能正确地领导全部中国的革命。

2.正确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

革命战争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１９４８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海外侨胞的迅速响应。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１９４９年９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会议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１０月１日，北京３０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