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形成与发展（10篇）
1.科举制的形成与发展 篇一
科举制与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比较分析
摘要：科举制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我国当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将二者进行比较，总结科举制衰亡的历史经验，借鉴吸收其可取之处，以完善我国目前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关键词：科举制公务员考试制度比较
近年来，我国公务员考试备受推崇，为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提供了一条通往仕途的道路。面对公务员考试高烧不退的现象，人们不禁提出这样的疑问：当前的公务员考试是科举制的死灰复燃吗？为此，本文将通过对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招考对象、目的方式、考试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来分析二者的异同，在总结科举制的利弊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到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当中。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封建君主必然要借助一定的力量来维护巩固其统治，而这个力量就是官员。正是由于官僚队伍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支柱，而吏治的状态又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很早便有了严密的官员选拔制度。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经历了禅让制、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阶段，但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则是科举制。
科举制度是指分科考选官吏后备人员的制度，是我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自隋朝开创到清朝末期废除，绵延1300余年。古代科举制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隋朝初设、唐朝完备、宋朝发展、明朝鼎盛、清朝衰败。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标志着我国科举制度的诞生。唐宋时期，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类，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确认、发展和完善，既丰富了考试内容，又确定了一整套考试录用程序，并建立了严格的监察体制、惩罚体制和管理体制。明代科举考试大致分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考试形式、答题方式也严格规范化，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危害极大的“八股文”，把科举考试制度引向绝路。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最终消亡。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推行时间最长的一种官员选拔任用制度，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并与君主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官员选拔制度，也是一种与教育紧密相联的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公务员考试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政府在借鉴英美等国的公务员考试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公务员考试是指国家公务员录用的主要机关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通过笔试、面试、现场操作、情景模拟测验、心理测验等方式来测量、评价应试者的知识、能力、专业水平、心理、品德等情况是否符合国家公务员要求的手段和方法。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是国家行政机关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不包括党委系统、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及国家机关中的权力机关的干部录用，也不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中级、高级公务员的选拔。
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和古代科举制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又存在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二者产生的背景来看。隋朝统一中国后，统治者为摆脱门阀士族的垄断地位，巩固皇权统治的根基，朝廷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大量寒门之士中选拔栋梁，让他们广泛参与到国家的管理当中。唐朝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繁荣强盛，经
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是相互作用的，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为之服务。隋唐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的变化导致社会阶层的重新组合，为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就需要改善统治阶层的结构，科举制度的诞生就满足了这一需要。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原有的干部人事制度已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弊端明显地暴露出来。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要求，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建立了“凡进必考”的公务员考录机制，确立了依法分类管理干部队伍的格局。
第二，从二者制定的目的来看，科举制所选拔的人才是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而当代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所选拔的人才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
第三，从招考对象来看。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选拔对象较为宽泛，社会各阶层均可以参加。但对于公务员的选拔往往有具体的要求，在实际的招考中，各级政府不同职位的招录还有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最大年龄、最低文化程度学历、户籍所在地、政治身份的限制等等。
第四，从考试目的和考试方式来看。公务员的考试不是考学(即并非升入高一级学校的考试)，而是考官(即通过考试选拔国家公务员)。从这一意义上讲，两者之间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另外，二者都是通过公正严格(至少在理论上)的文化考试，选优劣汰，使考试中的胜出者进入社会管理阶层，二者的方式也是相同的。
第五，从考试内容和录用程序来看。科举考的是八股文，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则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管理诸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公务员考试一般分为口试和笔试两种，考试内容注重实际，强调能力，录用程序相对也比较简单，大体分为四阶段：即，招考、考试、选用。虽然科举考试也有口、笔两试，但考试内容严重脱离实际，不注重能力，只局限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鼓励死记硬背，八股文风，往往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局面，考试录用程序更是纷繁复杂，层级较多。
通过古今制度的比较，我国当代公务员选拔制度同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相比有了自己的科学之处和发展。不管是隋唐科举制度，还是当代公务员选拔考试制度都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一方面，表现在广纳贤才，获得国家管理的新鲜血液。通过考试途径可以不断从社会各阶层获得新鲜血液，吸纳在知识、技能、能力上更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分子进入到国家管理机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在考试制度下，精英层之间的流动与上下层级之间的流动性，使文化知识与教育的覆盖面更广。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制度的激励，建立了人们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
但是我们也应该透过科举制，看到当前公务员选拔考试制度亟待完善的地方。首先，加强考试部门的独立性，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公务员考试不应受到个人与其它组织的影响，以保证考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合理选出国家的栋梁人才。其次，考试内容的设置应科学合理。科举制度被取消，主要在于其考试内容的僵化，无法体现所选人才的真才实学，不能实现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目标。现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在内容设置上应吸取科举考试的教训，考虑各用人部门的需求，各行业各岗位的不同性质，采用基础知识考试加专业知识或专业技能考试多层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既具有相当文化基础，又具有相应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进人国家公务员队伍，实现以往的注重知识水平向现代注重综合素质的转变。再次，重视对公务员考试制度的立法，把公务员的考试制度纳入法制的轨道。最后，建立公务员考试监督机制，避免徇私舞弊现象。
同为大规模社会性考试，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与科举制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承继或间接渊源关系。无论是科举制还是公务员考试制度，都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制度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是有其局限性。它们的实施能否最大发挥其有利方面，避免不利因素，关键是如何使用相关的制度来约束以及如何运用。从科举制的视角进行官员选拔录用的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有助于我们在总结科举制的利弊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峰.中国隋唐科举制度与当代公务员考试选拔制度之比较研究.河北广播
电视大学学报.2008.01
[2]胡邦炜.科举制与现代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国科举制废除100周年祭.中
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5.02
[3]许晓玲.传统科举制对当代公务员制度的启示.柴达木开发研究.2008.04
[4]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之比较
[5]林雅.科举制度的兴衰及对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启示.甘肃政法学院学
报.2003.06
2.科举制的形成与发展 篇二
一、“小康”一词的由来
“小康”一词, 不是源于西方, 而是源于中国, 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没有“小康”一词, 在经典的经济学或社会学论著中, 也不会将“小康”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来阐述、来运用。“小康”一词流传于四川民间社会, 流传于中国民间社会, 是中国老百姓对一种已达温饱但不富裕的安乐生活状态的描述, 甚至可以形象化地描述为每餐几菜几汤。这一概念被邓小平同志引用, 最易为中国老百姓所感知, 也最能激发中国老百姓的热情。这一词语甚至用英文很难翻译, 通常译为“welloff”、“comfortable”, 表示“好了”, 即“小康”是一种“好了”的状态、“舒适”的状态。而且, 邓小平同志使用“小康”一词, 非常巧妙地借用了中国传统儒学词汇来译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众所周知, 小康思想和大同思想, 同时出现在《礼记·礼运》篇中, 指出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儒家认为, 社会发展阶段可以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 其中“升平世”和“太平世”就相当于“小康”和“大同”的阶段, 是两种前后相继的理想社会。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 在阐述他的民族主义时, 不仅反对一个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 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 同心协力, “使中国进入世界第一文明大国”, 而且进一步提出世界人类各民族共“致”大同, 说“我五大族种……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 则大同盛轨, 岂难致乎?”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旧中国, 由于社会制度所决定, 不仅无法实现“大同”世界, 甚至“小康”社会也未达到。毛泽东同志曾借用“大同”一词来描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邓小平同志对“小康”的定义
1978年12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次大会之后, 邓小平不断总结中国历史上对实现现代化急于求成的惨痛教训, 特别是在访问了日本、美国之后, 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促使邓小平对20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新的定位。1979年3月21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 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 我姑且用个新说法, 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两天之后,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重申并简洁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再次郑重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概念。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说法”实际上降低了20世纪末要达到的现代化标准。那么, 这种20世纪末的“中国式现代化”又是怎样的状况呢?后来, 邓小平用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来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蓝图。1979年12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 首次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即“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 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 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 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同年12月29日, 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时又重申这一思想。在1981年4月14日, 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访华团谈话时, 还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新概念, 他说:“1979年我跟大平首相说到, 在本世纪末, 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 日子可以过。”这明显是从社会发展角度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 而且在这次讲话中, 他又指出:“经过我们努力, 设想十年翻一番, 两个十年翻两番, 就是人均达到国民生产总值1 000美元。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 看来达到1 000美元也不容易, 比如说八百、九百, 就是八百, 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在这里邓小平初步规定了小康目标的经济指标, 并提出了分两个十年分步实施的设想。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充分肯定了这个设想。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正式确定了从1981年至20世纪末的二十年, 争取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小康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
三、对“小康”定义的丰富和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再用十年的时间, 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 这是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发展阶段。达到小康水平, 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 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1992年10月, 党的十四大提出, 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全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 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 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到1995年, 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目标提前完成;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提前完成, “总量”和“人均”都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 由此也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提前完成第一步战略目标, 顺利实现第二步的战略目标, 这是邓小平1987年4月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时就已经预料到的。他说:“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 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在完成了前两步战略目标, 达到总体小康以后, 第三步应该怎么走?邓小平并没有设计出具体的步骤, 但他告诫后人, “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 “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 “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在达到总体小康后, 第三步的战略目标如何部署?
2002年11月,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明确了21世纪中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2010年, 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再上一个大台阶, 为后十年大发展打好基础;到2020年, 力争使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050年左右, 基本实现现代化, 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六大提出并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十六大以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 这些新要求, 既与十六大确定的到2020年奋斗目标具有连续性, 又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 更加突出富民为本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使党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行动方向更加具体、发展蓝图更加清晰。
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小康”至今, 我们已经走过多年不懈奋斗的历程, 我们完成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经历了从“建成低水平的, 不全面的, 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到建设“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进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目前, 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还有十年, 距2050年左右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有四十年的时间, 还需要继续努力奋斗。“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的理论观点,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战略决策, 是我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认识的新飞跃。探究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小康”理论,形成,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高伯文.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 (1) .
3.关于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篇三
企业文化是人类文化、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文化经过渔猎文化、农耕文化发展到商业文化的产物，是商业文化中的一部分，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说，有企业和企业管理存在，就有企业文化存在。但是，一般说来，这时的企业文化属于自然生成的企业文化，真正把企业文化当成一门科学来对待，有意识地对它进行研究并运用于企业管理实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企业文化热潮的兴起源于日本对美国的挑战。日本经济的冲击引起美日比较管理学的研究热潮。
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火山地震不断，既没有像中国那样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也没有像欧洲那样的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这种条件下，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引进美国的现代管理方法，60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前后只用了不足20年的时间，令人难以置信。
日本经济重新崛起，创造了连续增长的奇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作为一种超级经济力量出现于国际舞台，大有取代美国、欧洲之势。是什么力量促使日本经济腾飞？本来日本的管理是向美国学的，日本成功的奥秘是什么？美国学者把目光投向日本，探讨美国输给日本的缘由。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美国学者，不仅有管理学者，而且有社会学、心理学诸多学科的学者远渡重洋赴日本考察，掀起了美日比较管理学研究热潮。美国学者考察研究的兴趣开始主要在企业管理方面，对美日两国的不同管理模式进行了全面比较。特别是考察了企业之后，他们发现，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之间一个最大的差别，是日本企业的员工有“爱厂如家”的思想，而美国企业的员工缺乏这种思想。这证明，美日两国不同管理模式的背后是文化的差异，因此美国学者又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日本的企业文化再好也只适用于日本，而不能简单地移植到美国企业。美国学者学习日本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文化力是推动经济、推动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密歇根州立大学特普斯忒拉教授等人合著的《国际企业的文化环境》一书指出：“美国人特别易于漠视其他文化。国家的宏大规模和在联邦之内所讲的共同语言使美国人得以避免真正地在思想和行为方面接触外国方式。我们的大熔炉观念把我们基本上有着封闭的文化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了。我们的贸易壁垒正在崩溃。这也是我们文化壁垒崩溃的时候了。”企业文化的研究，从此在美国成为热门话题。
美国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哈佛大学伏格尔教授的《日本名列第一》，影响很大。1980年7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出电视节目，“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一阶段起到了动员和准备作用。第二阶段是两国管理的比较研究，发表论著较多，代表性的有《日本企业管理艺术》（1981年2月出版，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帕斯卡尔和哈佛大学阿索斯西教授）、《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4月出版，美籍日本人威廉。大内著）。第三阶段可以说是深人改革的研究，主要目标是重建与美国文化相匹配的经营哲学和工作组织，恢复美国的经济活力，与日本人一比高低。代表作有1981年9月出版的南加州大学奥图所著的《未来的企业》，1982年7月出版的哈佛大学迪尔教授和麦金塞咨询公司顾问肯尼迪合著的《公司文化》，1982年10月出版的麦金塞公司顾问彼得斯和沃特曼合著的《追求卓越》。《公司文化》与《追求卓越》这两本书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从此以后，“卓越”和“文化”成为管理研究的重点，从1983年到1985年，《追求卓越的管理》、《追求卓越的热情》、《创造卓越》、《公司文化的管理》、《美国企业精神》、《公司内部的企业家精神》、《重新创造公司》、《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一系列管理著作出版，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对美国人决心重塑企业文化的决心和举动，日本人作出了积极反应。他们深感自己对企
业文化理论研究的薄弱。美国学者对日本企业文化的赞赏和对其经验的理论概括，不仅进一步激发了日本人的自尊心，而且使日本人受到了研究企业文化理论的启发。20世纪50年代，在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日本虔诚地向美国学习现代管理思想和技术，但他们没有机械地学，而是巧妙地把西方管理经验加工改造成适合日本国情、具有日本特色的管理模式，并使之获得了日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支持。很快，日本学者企业文化研究成果陆续问世。1984年中野郁次郎所著的《企业进步论》出版。1985年，社会和学术界开展了题为“21世纪革新企业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其中对“文化革新方向：企业文化的创造与渗透”进行了深入研究。同年，名和太郎的《经济与文化》一书问世，从整体上分析了日本经营管理模式的文化背景，探讨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力的作用问题。与众不同的是，日本企业界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如松下幸之助、上野一郎等对自己的经营管理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对自己公司文化实践经验进行新的提炼和概括，来支持和丰富学术界的理论研究，他们在企业文化研究热潮中非常引人注目。
4.国际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篇四
国际组织是为了适应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交往的领域和地区不断扩大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9世纪最早在欧洲出现了如莱茵河、易北河等国际河流委员会。
19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和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国际交往逐步扩大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在通讯、公共卫生和经济贸易等方面，出现了“国际行政联盟”的组织形式，如国际电信联盟(1865)、万国邮政联盟(1875)等。这种以专门业务和行政性的国际合作为目的的组织，成为现代国际组织的雏型。
进入20世纪后，出现了以政治和国际安全为中心的综合性的国际组织，其中有全球性的如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也有地区性的如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国家统一组织等;还成立了各种专门业务性的国际合作机构，如联合国专门机构。
思想渊源
关于国际组织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4世纪，思想家但丁(Dante Alighieri)就倡导成立“人类统一体”、“联合统一的世界各国”。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思想植根于18世纪与19世纪一些智者的著作，如圣西门(Henride Saint Simon)倡导建立“欧洲议会”，本森(Jeremy Bentham)倡导建立“国际法庭”，康德(Immanual Kant)倡导“和平联盟”等(J.Martin，p.780)。中国的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也发挥了中国古代“大同世界”的思想。19，国际协会联盟(UIA)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至今仍为汇集国际组织各类信息的中心。 国际组织在20世纪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两次大战期间，以人类第一个具有广泛职能的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的成立为标志，除国际联盟外，出现了如国际劳工组织一类的专门机构，国际常设法院这样的国际司法机构，以及一批非政府组织，而后爆发的二战则暂时中断了这一进程，按照UIA统计，19，全部政府间国际组织有37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有176个，所有类型的国际组织共有213个，而到1951年，全部政府间国际组织有123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有832个，所有类型的国际组织共有955个，分别增幅在2~4倍之间。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自二战结束前至20世纪80年代末，是国际组织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国际联盟的失败和二战的爆发等事实激发人们去追求和创造更高形式、更有成效的组织形态以维护和平、制止战争并促进发展。以联合国的诞生为标志，一大批全球性、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
据UIA统计，1989年，各类国际组织共有24131个，比1951年增加了24倍多，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数目为4068，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有3，比1951年分别增加了24倍和32倍之多，其中20世纪80年代十年间各类国际组织共增加了12383个，几乎相当于此前一个世纪国际组织数目的总和。
当时非殖民化运动的成功促进了新兴独立国家的数目剧增，国际社会的规模骤然间扩大了数倍，出现多元化的国际格局。苏美雅尔塔体系及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有效制止了世界性战争的爆发，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
同时，世界贸易市场、资本市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革命的传播，促成了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寻求国际治理机制化、组织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全球化的浪潮在涌动了。
第三阶段
5.隋唐时期与清朝科举制度的不同 篇五
唐代考生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学校出身的曰“生徒”；二是通过州县地方 选 拔考试而选送的“乡贡”；三是皇帝亲自选中的考生“制举”。实际上考生的主要来源只有二个，即生徒和乡贡。
关于报考的手续问题。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两级进行，即地方州县及中央官学的预试和尚书省的省试。唐代科举考试的程序是：乡试(州、县的地方考试)--省试(尚书省的礼部考试)--吏部复试。
2.考试科目及内容
其中常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这些科又称常科。
3.考试方法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虽多，但方法却只有五种，即口试、帖经、墨义、策论、诗赋。
由于八股取士，考场舞弊等多种因素交织融合在一起，使明清之际的科举考试弊窦丛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批评，直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已成大势所趋。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们对 科举，尤其是八股取士的批评是切中时弊的。顾炎武曾抨击道：
八股取士“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致使“ 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为此，可以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八股取士不仅败坏人才，而且败坏了学术，造成举业盛而学术衰的可悲下场。科举考试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甚或仅限于《四书》，且只能代圣贤立言，八股取士的程式又极为固定，不能有所变通，这样固定的内容和死板的形式极易被揣摹、效仿，所以迎合考生的心理，适应 八股取士之需要，许多人开始押题做答案，考生便花钱买答案，只要背诵答案就可以应付考 试，而对经书原文，对研究学术莫不关心，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它降低了对儒学的研究水平，淡化了学术空气。
另外，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也愈演愈烈，使学校教育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 或附庸。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准备科举，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是学校传授考核学生的内容；科 举考试的方法也成为学校中考核学生的主要方法，科举完全成为学校的指挥棒，学校完全成 为应试教育的机构，无法培养出利济苍生、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6.简述良好班风的形成与发展 篇六
对于同学们来说, 我们这所学校的学生想考上重点高中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在现在竞争这样激烈的时代, 他们对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完全没有把握, 觉得未来很迷茫, 不知道努力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多米诺骨牌效应”让我深切地体会到班风对学生行为的显著影响。班风对外是班集体的形象, 对内是一种氛围、一种无形的力量。塑造良好班风是班主任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了促进本班班风的建设, 活跃班上的学习气氛, 我策划了一系列活动, 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一、建立自主竞选的班委领导
一个成功的班集体, 优秀的班主任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支能干的班干部队伍。班干部作为联系班主任与学生的桥梁, 是班主任的助手, 他们工作能力的高低、工作方法的对错、在同学中威信的高低, 往往能够决定一个班级精神面貌与风气的好坏。
对于初三学生来说, 他们有着无限的激情, 所以我们班采取自主 竞选、投票 决定班委 的形式 , 学生根据 自己的想法、 兴趣选出各个职位最适合的人选。对于习惯自主的9后, 这样竞选出来的班干在同学中才真正具有威信, 才真正具有责任感。后面事实也证实了我的猜想, 班长吴某某是一个非常自信的男孩, 他在班上的威信非常高, 晚自习哄乱的教室中只要有他的一声“吼”, 教室就能立即安静下来。
二、班规、班纪与情感陶冶相结合, 促进班风的形成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班规班纪对于一个班级来说是很必要的, 要形成良好的班风, 必须制定相应的班规班纪。我们班的理念是:“班干管理学生, 学生监督班干。”为了增强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 对于教室考勤制度, 我们班采取班干轮流值周制, 值周班干对迟到、早退、旷课和睡觉、玩手机、顶撞老师等课堂违纪现象进行如实记录, 对自习、自修讲话、走动、玩手机、不服管教等违纪行为进行制止和记录;迟到、早退三次当旷课一次, 一天计十节课, 旷课达七节 (记过处分一次要通报家长并上报政教处, 自习、自修讲话、走动、玩手机、不服管教等违纪行为较严重、屡教不改的, 报年级处理 (转出本班级或劝退) 。另外对于宿舍管理、清洁卫生、早操、升旗等, 我们也有相应的详细制度。一个学期以来, 班干部们真实公正地记录, 增强了学生的自律、自强意识, 从而使班规班纪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功效。
“人非圣贤 , 孰能无过”, 学生毕竟还小 , 意志力不是很坚定, 偶尔犯错是难免的。那么如何使学生从思想上认识错误并加以纠正呢?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制定班规班纪的根本目的不是用来惩罚学生, 而是用来约束学生的。学生犯错后, 该惩罚的还是要惩罚, 但是每次惩罚之后我都会尽量找他们谈话。
“弟子不必不如师 , 师不必贤于弟子 , 闻道有先后 , 术业有专攻, 如是而已”! 班主任不要以老师自居, 动辄就训斥、挖苦、讽刺学生, 人都是有自尊的,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如果我们与学生处于平等位置, 那我们就会受到学生的尊重。如我班伍同学一直不怎么理睬我, 有一次早操做到跳步运动时, 我让他跳起来, 他干脆不跳, 当时我很生气, 脱口而出:“你就这么顽固,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不干什么, 是吧? ”说完过后, 我就后悔了, 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 他多难堪啊! 吃完早餐后, 我特意早点去了教室, 主动向他道歉, 他很大方, 说没什么。经过那件事之后, 我明显发现他在我面前再也没那么拽了。
三、科学引导、创立兴趣小组, 培养浓厚学风
学风, 即班集体内学生学习的风气与作风。良好的学风对全班学生的学习心理会产生积极影响。培养浓厚的学风, 要求我们通过多种生动活泼的活动, 使学生深刻感受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学习的紧迫性。
1.科学 引导, 充分鼓励每一个学生的学 习积极 性。
我班学生成绩差距大, 我意识到让学困生安于学习、乐意学习是班级学风建设的关键。因此第一次班会课上我就问:“想上大学的同学请举手 ! ”结果全班95%的同学都举了手。接着我就利用学生的“大学梦”进行一系列引导, 我说了以下几点: (1) 确立你的目标, 以此找到学习的动力与方向; (2) 避免三分钟热度, 学会自律, 从此慢慢自信, 最终自强; (3) 学会反思, 懂得反思的人才会不断进步。
为了更好地鼓励学生增强自信, 找到奋斗方法, 我又一次举行班会课, 给学生讲述了三个故事: 人生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只追前一名, 想想十年后我们会是什么样。最后我进行总结: 不管你们对过去及现在的自己满不满意, 我只想告诉你们:人生可以随时重新开始, 但是一旦决定开始, 请不要轻易怀疑自己, 更不要轻言放弃, 每次都以自己的前一名为目标, 让自己一步步向理想中的自己靠近;倘若你迷茫、困惑、犹豫, 请想想一年后的你将何去何从, 十年后的你离理想中的自己还有多远……记住:金字塔顶只有两种动物能够到达, 一种是展翅翱翔的飞鹰, 另一种是慢慢爬着的蜗牛。
2.创立兴趣小组, 培养 浓厚学风。
对于培养浓厚学风这一块, 我们班采取的方法是:创立兴趣小组。具体措施为根据学生的兴趣、男女比例、性格等, 将全班同学按科目分兴趣小组, 这样不仅给了大家选择了学习伙伴, 而且让每一位同学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接下来我们利用班会课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针对性地举行活动。比如:第一次班会课我让各个兴趣小组尽量挖掘本科目最大的特色, 最后以节目的形式表演出来, 充分让学生感受到本科目的乐趣。同学有的唱歌, 有的表演小品, 有的讲故事……大家不亦乐乎, 我也深深地被同学们的才华震撼。第二次班会课, 我让各个兴趣小组总结出本科目的最好的学习方法, 并派一位代表上台与大家共享。各个兴趣小组同学的学习小诀窍让大家感觉到背书、计算、记单词再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最终我们将各种学习小诀 窍以黑板 报的形式 列出来……为了更大限度地利用好学习兴趣小组, 我规定同学们每一个月都进行学科总结与反思, 让他们相互监督、相互学习。
良好的学风使绝大多数学生具备广泛的学习兴趣、正确的学习动机、良好的学习习惯、较强的学习能力及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经过学习兴趣小组的创立及这两次活动的举行, 我们班的学习氛围正在逐渐加强, 特别是一些同学的学习态度也明显得到改善。
四、不断关爱、抓大型活动, 增强班级凝聚力
1.切 切 实实 地 关 心 学 生 , 营造 良 好 的 班 级 氛围 。
一位好老师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习, 更要关心学生的思想和生活, 关心他们的成长, 倾听他们的心声, 时常给学生爱营造极其轻松和民主的氛围。在成长过程中, 许多同学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班主任必须了解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 尽力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因为刚升初三的关系, 我对学生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想最快地、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们。我采取的方法是:在十一放假之前, 要求他们每个同学都写月总结, 并尽量写上自己的困难与疑惑, 最后我利用十一放假期间, 针对每一位同学的总结给他们回信。
回信的日子是幸福而又痛苦的, 全班46位同学的信几乎花完了我整个十一放假的时间, 但是想到同学们收到信时的满满笑容我又是幸福的。终于, 每一封回复的信都交到同学们的手中, 每一位学生都处于感动之中。我对学生满满的爱, 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抓住这样的时刻与情景, 我利用晚自习十几分钟时间鼓励学生互帮互助, 学习上的问题同学之间要多商量、多讨论, 把我们班当成一个家, 同学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我们班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自己的付出, 学生看在眼里, 他们越来越懂事, 也越来越体贴, 不再让我那么操心……同时,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同学们的奋进, 甚至以前不怎么听语文课的学生也一本正经地听起课来, 课本上多了一些笔记。班里打成一片的嬉笑吵闹声也增添了,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我感觉幸福满满。
2.抓 大 型 活 动 , 增 强 班 级 凝聚 力 。
学校为放松学生的学习生活举办了篮球赛。从篮球赛举行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鼓励全班同学充当拉拉队, 由于班里球员精彩的表现, 班上其他同学几天不吃晚饭, 为球员们加油鼓劲, 球场上呐喊声一片。在与隔壁班那场激烈的球赛中, 很多同学相拥在一起, 到了教室, 班里也是笑声一片。借此机会, 我深深感谢我们班的球员和啦啦队, 告诉他们这就是集体荣誉的魅力、团结的魅力, 足以让每一个人兴奋此后每一场球赛我们班的气势永远处于上层, 让我深切地感觉到我们班的团结, 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班最终赢得了冠军。
班风是无形的力量, 影响着集体成员, 使他们向着更高目标前进。班风是个体的集体化, 在一个有良好班风的集体中生活与学习的学生, 自然会有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班风越好同学们个体目标完善的需要就越迫切, 他们会为维护集体荣誉, 完善与发展集体而自觉奋发努力。初三一个学期的生活已过去, 衷心祝愿我们班学生最后都能踏入理想高中的大门。
参考文献
[1]刘文俊.浅谈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J].教育教学论坛, 2010 (12) :144.
[2]帕提古丽·司马义, 衣克热木·阿肯木.论良好班风的培养[J].新课程 (教育学术版) , 2007 (4) :67.
[3]莫美玲.班主任谈班风——赏识与班风[J].教育教学论坛, 2011 (07) :82-83.
7.科举制的形成与发展 篇七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 概念 马列主义 中国实际
论文摘要：“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过程，经历酝酿、命名、确立、曲解、定义时期。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35—1941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酝酿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定原因的。
(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与苏联经验，把马列主义条文与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实质上就是割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陈独秀右倾主义与随后出现的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就是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现实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注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并逐步学会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视角，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与深刻总结，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
(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与毛泽东的思想成为党的政治思想的主流。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1936年12月，毛泽东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者。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发展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日益受到党内的信服与拥护，成为党内政治思想的主流。
(三)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党史与整风运动的开展。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号召下，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列、研究党史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1941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用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两书共收录毛泽东的著作近百篇，是党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四十年代初的整风运动是党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清算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使全党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四)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三十年代末以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式微，并最终于1943年解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客观上推动了党对确立党内指导思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在国内，国民党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大肆攻击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企图从根本上取消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党在政治上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政治思想上树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反击国民党猖狂进攻的重要方法与内容。可以说，中国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孕育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
二 1942—1944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时期。
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积极贡献。1941年，张如心相
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张如心提出“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这已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命名问题。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巨大的贡献。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纷纷发表文章，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在我党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其中，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该文首次出现“毛泽东思想”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从此，“毛泽东思想”概念逐步为党内同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存在如下特点。首先，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毛泽东的思想。张、刘、王的文章行文中“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经常共用，且用意相同。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并不妥当，可是当时形势下，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树立毛泽东领袖地位，树立毛泽东的思想在党内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所需要的。难得可贵的是，王稼祥还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革命实际经验联系起来，这包含了“毛泽东思想”是吸取全党经验教训的成果、是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意思。当然这种认识是不自觉的，更没有进行理论提炼与升华。其次，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特征——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已有一定理性认识，触及到毛泽东思想本质特征问题；刘少奇使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王稼祥则明确把毛泽东思想看作“中国的马列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列主义”。这些表述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已从理论上总结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命题。第三，在命名“毛泽东思想”概念时，初步指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特点。王稼祥说：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这隐含了毛泽东思想是运用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总结提炼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思想。同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与党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产生、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三 1945—1965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确立时期。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展开进一步的概括与论述。“七大”在“毛泽东思想”概念发展历程上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正式的词语固定下来，并载入党的最高文件——党章。这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正式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其次，第一次界定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具体内容。毛泽东思想包括对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具体内容的界定十分必要，引导人们从具体内容上了解，掌握与运用毛泽东思想，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第三，第一次全面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本质特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同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第四，第一次阐述了为什么中国的革命理论要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中国的问题，对无产阶级与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同时，毛泽东还具备“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所以，毛泽东能够创造科学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七大”以后“毛泽东思
想”概念出现在各种各样党的文件、政府公文、报刊文章上，成为一个党和人民耳熟能详的概念。而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1952年，毛泽东指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词。”鉴于此，1954年中央宣传部正式下达《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从这里可看出：第一，“毛泽东思想”概念党章已明确规定，继续有效。第二，毛泽东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有谦虚的成份，也有为避引起外界误解的成份。第三，“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没有变化，仍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八大”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使用明显减少。明白这些情况，国外某些政要、学者对中共“八大”未提及“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种种臆断与妄自猜测，则会不攻自破。
四 1966—1976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曲解时期。
“十年**”期间，林彪、江青集团歪曲、肢解毛泽东思想，鼓吹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非科学的、反科学的态度，散布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形式主义化的种种谬论。政治生活、政治理论的极“左”化，使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极“左”化，也使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理解的极“左”化。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否定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这一时期，个人崇拜盛行，由对毛泽东的崇拜到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崇拜。毛泽东思想被说成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用发展的眼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随意牵强附会、抛弃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与精髓，把毛泽东思想片面化、绝对化，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极端盛行；其二，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与言行，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存在两个方面认识错误，一是曲解毛泽东思想，视很多非毛泽东思想，甚至反毛泽东思想内容为毛泽东思想。一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不是先觉先知，也会办错事、讲错话，这些错事与错话非但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恰恰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这一时期，把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统统当作真理并推向极端。中共“九大”对党的历史、性质与指导思想等问题，都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了表述，并认为该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贡献。如此形势下，“毛泽东思想”自然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思想，谁敢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呢?应该说，“十年**”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曲解，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为己私欲，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手中权力以及人民群众的某种感情、心理与传统的社会意识，疯狂煽动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本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即便如此，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很多有识之士仍以大无畏的气概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概念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严肃性、纯洁性与科学性。张闻天1973年秘密写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确研究与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理论家李达针对林彪一伙所谓“顶峰论”，明确指出：“讲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讲得科学，不要硬讲成到处都是发展，结果真正的发展反而淹没了”；张志新烈士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牵强附会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并最终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当时形势下，以张闻天、李达、张志新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所表现的勇敢探索与追求真理的精神，实在难得可贵，可钦可敬。
五 1977年以来，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时期。
毛泽东逝世与“十年**”结束后，理解“毛泽东思想”概念，有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一种是因为毛泽晚年的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
导思想，甚至主张不再提“毛泽东思想”概念；一种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错误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继续支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方针政策。这两种错误态度的共同点，就是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ig是我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了这样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②这一概括不仅回答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而且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关系。第一，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之间关系。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马列主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发展的马列主义。第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指针。第三，毛泽东个人和党集体智慧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因而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其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定义成为党与人民的共识。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基本延续了这个定义。十五大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这里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外延由“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扩大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但是，毛泽东思想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展并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关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理论……等。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创立伟大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定义，有利于统一思想、高举旗帜，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利于准确完整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有利于正确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六 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发展。
2．我党在理论与实际中一贯坚持“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马列主义属性，注重“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中国特色“种差”。
3．我党对待“毛泽东思想”概念，没有停留在一般号召的层面上，而是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理论研究工作。
8.科举制的形成与发展 篇八
1.D 2.C 3.D 4.D 5.D 6.B 7.D8.B9.C10.B11.D 12.D13.A14.B
15.⑴E 位于郊区并接近铁路，便于运入煤炭 ;位于盛行风向的下风向 ⑵C 处在河流上游，水源清洁 ⑶B 处在河流下游，污水不会影响市区的水源 ⑷A 位于居民区，便于就近销售产品和职工上班
16.(1)大陆性 距离海洋较远 (2)阿巴拉契亚山脉 煤 (3)接近铁矿产地(五大湖西部铁矿资源丰富)，五大湖便利的交通，接近消费市场。英国 伯明翰 (4)乳畜产品 接近消费市场。
9.环境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 篇九
从企业持续经营的角度看, 环境与竞争并不存在绝对的此消彼长关系。严格的环境规范会刺激企业积极地进行技术革新, 而技术革新又带来高的投入产出比, 或降低了为减少污染而发生的净成本或复原成本, 同时改进了产品, 增强产品的长期竞争优势。从国际发展趋势看, 各种约束企业的行为、规范产品环境质量的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必然会影响到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环境问题已经超越了国界, 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在这种形势下, 环境因素已成为影响企业战略和经营活动的主要因素, 并使企业的管理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认识到如果在管理决策中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和利益关系人的需求变化, 将可能给企业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 有关环境管理会计的研究与应用也就越发显得必要与迫切。
一、环境管理战略理念的形成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人类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导致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 人们开始认识到在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从而对企业提出了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的要求。由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利益关系人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 从而使环境问题对企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给企业带来了风险, 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一些企业开始考虑在管理领域中引入有关环境理论和实践, 在决策中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是传统的管理会计系统却表现得力不从心, 环境管理会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经济和环境的统一提供了指导依据。
环境管理会计产生的主要社会经济动因是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是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于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来的。其含义是“在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的发展”。根据该理论可持续发展包含三方面内容: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生态持续要求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 以保护自然资源, 治理和恢复已遭到污染的环境;经济持续要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节约能源, 降低损耗, 增加效益, 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社会生活质量为目的, 积极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安全、健康的方向发展。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与环境的双向相互影响, 它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 以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为前提, 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 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综合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推动下, 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开始采取对环境负责的态度。会计界则试图克服传统会计中不考虑环境业绩的不足, 开始在会计中引入环境价值观、可持续发展观、社会责任观, 并促成了环境管理会计的产生。可持续发展强调环境在决策中的重要性, 这为在环境管理会计中关注财务业绩和环境业绩提供了指导依据。
(二) 利益关系人理论为经济和环境的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的经营活动不是孤立的, 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影响着其他个体, 同时也受其他个体的影响, 从而产生了那些可能受企业影响并对企业产生影响的个体, 即利益关系人。利益关系人指的是可以影响公司战略并受公司战略影响的个人或群体, 包括投资者、供应商、客户、员工、政府、社区、自然环境等。每一个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围绕经济权利的界定和实施形成特定的企业行为、关系网络和利益摩擦, 每个利益关系集团都希望自己的目标能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所采纳。为了实现可持续经营目标, 企业的管理目标会随之改变, 从过去的单纯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转为追求利益关系人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利益关系人价值最大化的要求, 促进企业的目标由面向股东转为面向主要利益关系人, 由单一的财务目标转向多元目标。企业既是一个经济组织, 也是一个社会组织, 企业内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合理处理这些矛盾, 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实质上是一个平衡问题, 该概念是建立在企业是一个社会组织这一复杂的观点基础上的。
(三) 生态经济效率概念的提出为经济和环境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 企业从单纯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向着追求可持续经营的方向转变, 同时考虑企业的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目标。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在1992年世界环发大会上提出了生态经济效率概念, 以此作为企业经营可持续性的具体体现。其含义是提供旨在满足人类需求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竞争性定价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在整个寿命周期里不断地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和对资源的利用程度, 即以较少的不良影响创造较大的价值。生态经济效率实际上是一种管理思想, 鼓励企业追求可同时产生经济效益的环境改善措施。它关注企业在产品流程再造、产品重新设计等方面的机会, 允许企业在对环境负责的同时也追求赢利能力。生态经济效率概念意味着企业的可持续性经营目标, 是经济业绩和环境业绩的统一。为企业管理服务, 促进企业可持续经营目标实现的环境管理会计, 就必须同时考虑环境因素和经济因素。而且, 生态经济效率概念所表现出来的环境业绩和经济业绩的相互结合方式, 也为实现二者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二、环境管理会计的发展
(一)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研究。
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随着环境管理策略的改变, 在环境管理会计方面较早做出研究和推动的是美国环保署 (USEPA) 。在它的主持下提出了许多环境会计方面的报告, 如在1995年的《作为企业管理工具的环境会计入门》中, 提出基本的环境会计概念, 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该报告还对环境成本进行了定义和分类, 其分类方式为许多学者研究时引用。同时也对如何将环境会计用于成本分配、资本预算、流程/产品设计等决策作了分析。在资本预算方面, 它还设计了全部成本评价法 (TCM) , 对投资项目进行财务评价, 并开展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和对比研究。2000年USEPA在《绿色股利—企业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的关系》中, 对如何通过环境战略改进企业的财务业绩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推行环境战略以增加企业价值的建议。
此外,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 (CICA) 也于1994年提出了《环境绩效报告》, 将企业对股东的财务托管责任扩展到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提出了环境报告框架, 其中包括了环境管理系统和环境业绩分析等。1997年则出版了《完全成本环境会计》, 对全部成本会计法的本质、范围及应用加以确定, 特别是提出了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的计量和信息的取得方法, 为环境成本会计的发展提供了指南。加拿大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则于1995年颁布了《管理会计指南―公司环境战略的实施和意见书―环境会计》, 1996年发布了供企业决策使用的环境会计技术与方法, 分别论述了企业实施环境战略的三个步骤, 对管理会计师在实施环境战略中的作用、如何进行成本分析、资本分析和评价、绩效评价等技术和方法进行了规范。
(二) 环境管理会计的正式定名。
到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环境管理会计的研究在许多国家的政府支持下展开了。例如, 德国联邦环境部和联邦环保局于1996年颁布了一套环境管理会计的手册, 讨论了环境成本的分配, 鼓励公司采取其建议的方法, 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此外, 许多学者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 Bennet (1998) 编辑了学者们环境管理会计的规范研究、实证研究 (含案例研究) 的经验, 并对其未来发展做了展望。Schaltegger在1996年采纳WBCSD的观点, 将企业的可持续性目标具体化为生态经济效率, 并用增值和增量环境影响来计量, 提出了环境会计如何服务于环境管理的问题。2000年则将其研究进一步扩展, 提出环境管理会计的概念, 以及环境信息管理如何与环境管理相结合的问题。
联合国也成立了“改进政府在推动环境管理会计中的作用”专家工作组, 自1999年至2002年共举行了5次会议, 与会者来自美、加、英、日、德、中等近30个国家的环境管理会计部门。在1999年的第一次会议上统一了各国实践的名称, 首次提出了环境管理会计的概念。其后, 各次会议就建立环境管理会计的一般原则和指南的必要性、环境管理会计与环境管理体系、公司环境报告和国民环境账户等方面的联系进行了研究, 并讨论了政府在推动环境管理会计中的作用及各种推动手段等, 形成了几份报告。几次会议形成的研究成果在2001年4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第9次大会上以“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为主题进行了报告, 并准备在未来进行环境管理会计的实施案例分析。
(三) 环境管理会计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世界各国对于环境相关的财务问题愈加重视, 会计界对此更为关注。各大会计研究机构都在积极地探讨和研究环境管理会计的指南或准则, 如英国特许会计师协会 (ACCA) 、加拿大管理会计师协会 (CMA Canada) 、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协会 (CPA Australia) 、菲律宾注册会计师协会 (PIC-PA) 和日本公认会计师协会 (JICPA) 等。为了交流与协调各国对环境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 许多国际机构和企业均出版了不少关于环境管理会计的指导性文件, 以及有与之相关的财务会计报告与环境成本核算指南, 同时有统计核算与报告方面的指南。这些报告和指南对环境管理会计的理论构建和实务推广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尽管这些指导性文件内容各有不同, 但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 介绍不同国家的指南, 并补充各国的案例研究和实验项目; (2) 由环境管理会计协会支持的具体环境管理行动介绍; (3) 强调不同层次的环境管理会计方法应用。
环境管理会计之所以能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 来自关注环境问题的利害相关者的压力不断增长。内部 (如员工) 和外部利害相关者 (如政府机构、股东、供应商等) 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环境业绩, 不断地对企业施加压力以使其持续改进和报告环境业绩。这迫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加强环境管理, 并将环境影响减到最小。如, 欧盟Ro HS指令规定:在欧盟出售的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危险物品。又如, 许多大公司要求其供应商遵循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的环境管理体系 (EMS) 标准等。 (2) 环境相关成本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过去, 与企业不良环境业绩相关的内部成本相对较低, 这源于当时很少有环境法规或者其他利害相关者的压力, 但现在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法规导致恢复污染场所的负债成本及其保险成本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来自利害相关者的压力, 如当消费者、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强烈要求企业必须做出回应时, 也会增加环境相关成本。此外, 很多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不断制定环境成本核算与披露规章, 如联合国制定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系统来全面核算环境成本, 欧洲委员会鼓励公司在财务报告中确认、计量和披露环境成本问题, 这同样会影响企业加速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进程。 (3) 人们对现有会计实务缺陷的不断认同。由于传统的管理会计系统和实务并未涵盖环境保护相关业务, 不能有效收集有关环境数据, 致使用于环境管理的信息缺失, 可能导致企业决策的严重失误, 进而引起人们对构筑环境管理会计系统的极大关注, 希望能出台一套指导企业共同遵守的国际环境管理会计指南。2005年2月,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IFAC) 将刚刚讨论完毕的《环境管理会计的国际指南一公开草案》予以发布, 进一步概括了各国的环境管理会计实务, 从理论上将环境管理会计的国际性研究推向高潮。
参考文献
[1]厉以宁, Jeremy Warford等.中国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2]郭晓梅.环境管理会计简论[J].财会通讯, 2004.7.
10.科举制的形成与发展 篇十
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推进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于不同时期，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一篇大文章”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都是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推进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一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于不同时期，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到底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路线，还是破除“左”的思想束缚，走出一条既顺应时代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路，是摆在我们党面前十分紧迫的问题。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这次会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但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不是完全清楚的。因此，从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党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紧紧围绕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指明了新时期我们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方向。
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根据中国国情，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态势，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中国现代化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根据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要求，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现实国情，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根据世界军事变革的新要求，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党，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报告还把我们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新观点概括为13条，这些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轮廓，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概括。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时期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进行了概括，把它称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论述，将其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作为指导思想载入党章。
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党的十三大以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东欧剧变、9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解体。这些震惊世界的事件，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以来遇到的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在国内，我们的改革发展也遇到了新的困难，政治上发生了政治**；经济上发生了经济过热，进入了治理整顿阶段；体制改革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重大突破，国家的税制改革、金融体制和价格改革的滞后，形成了双重体制长期共存、摩擦很大、漏洞很多的状况。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如何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摆在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十分紧迫的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和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旗帜鲜明地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一是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二是要全面执行，一以贯之。江泽民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已经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把这篇文章做好。在做好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江泽民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观点，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指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根据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根据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形势，提出要紧紧围绕打得赢和不变质这两个历史性课题，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根据冷战结束后世界新形势，提出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主张。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国内外政治**和经济风险等种种严峻考验，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并且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理论体系的新境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思想，用新的思想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面对21世纪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党明确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此，党中央对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围绕发展这个中心问题，我们党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党的十七大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把它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