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历程

辛亥革命历程（共10篇）

1.辛亥革命历程 篇一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产物，它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同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新中国的创建者，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发展历史。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诞生，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参加中共一大的有中共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北大教授李大钊，还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马林和前苏联代表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大会还确定了党成立以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4.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而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中共三大提出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名党，自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形成；1926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国名党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宣传北伐重要意义，广泛发动民众，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民众和精神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第一支武装力量，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英勇善战，意志顽强，打出了威望，打出了气势，为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北伐战争也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为日后的革命作了铺垫。

1927年国民党以蒋介石、汪精卫为核心开始屠杀共产党员；7月15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到8月1日，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中共人士和贺龙领导——贺龙在事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还有第20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和坚强决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1928年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同年的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政治纠正了李德博古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打城市起义战）确立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政治思想，军事上辞去了博古的军事主席职务，任命周恩来为军事主席。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长征瑞金出发——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火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河（意义：打乱敌人追剿计划）——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吴起镇——甘肃会宁（长征胜利的标志：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我党北上抗日总方针，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了稳固的后方。

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历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领导全民族抗战，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9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次大捷。1940年8月，八路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进行百团大战。这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的战役。中共七大，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实现中国光明前途准备了条件。

重庆谈判：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中共努力争取和平；达成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1947年3月，彭德怀、贺龙率领西北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1948年9月——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通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作战，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

2.辛亥革命历程 篇二

一、革命前的共谋

陕西因为地理位置和民风的关系, 自古以来就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晚清时,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陕省革命党人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与他省革命党人一起开始密谋反清。

1907年2月, 陕省革命党人井勿幕经四川, 转赴东南几省, 和黄兴、秋瑾、朱贵金等革命党人联络, 密谋革命事宜。1908年, 井氏又与山西革命党人景定成在太原商谈起义方略, 大家认为陕西民性强悍, 地势雄峻, 可以作为西北诸省的革命根据地, 因而决定秦晋两省联合发动起义。大致同时, 河南籍革命党人张钫利用自己在河南的关系与杨勉斋、刘翠轩等密议, 经过讨论, 大家达成共识, 鉴于豫省东西南北铁路已通, 郑汴间不易起事, 洛阳、南阳西连川陕, 地利可凭, 应注重在豫陕边发动革命。井勿幕与张钫等人认为, 在陕省同盟分会尚未成立前, 大部分人参加四川开会, 余则参加景定成等组织之山西分会。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后, 井勿幕与同盟会总部诸人商议, 他说:“吾党精英, 损失殆尽。若不迅图急进, 将来更不易举。长江方面, 已有密报, 于夏秋之间进行, 吾等应由西北发难, 收南北呼应之效。”井氏提出的“南北呼应”的起义方略得到了同盟会总部的认可, 后进一步发展为“南北呼应, 中路突破”。1911年8月, 井氏派王荣镇赴四川、陈得贵赴山西联络川、晋两省会党。武昌首义之后, 陕西之所以成为北方地区最早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 时人郭孝成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川陕鄂唇齿相连, 陕人闻川路惨狱, 即同深义愤。邮部盛宣怀迭电陕抚, 令派兵协剿, 陕抚虽未照办, 而陕人深恐一旦奉命残杀同胞, 复闻盛及端方将以借款移祸于陕, 故急思举义自保, 兼为川人声援。八月望日, 已定议反正, 以事未果。及闻武汉光复, 乃亟图重举。”总之,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 陕省革命党人井勿幕、张钫等人积极与四川、山西、河南各省革命党人的联络与共谋对西北革命形势的成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革命期间的共营

武昌首义之后第12天, 即1911年10月22日, 陕省革命党人在西安毅然举义, 直到次年3月8日西线停战陕省革命才告结束。在长达5个月的革命期间, 陕西革命党人与周边各省革命党人互相支持, 共同为辛亥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攻克省城西安过程中, 就有八十名四川籍陆军学生参与了战斗。西安光复之后, 大统领张凤翙选派其中三十人回川以联络四川革命力量共同反清。张凤翙在给四川革命领导人的照会中说:“此次军兴, 将士均能用命, 四川陆军学生, 亦颇著效力。现在军事尚在吃紧之际, 本当留并一处, 共襄大举。惟秦蜀系辅军之势, 各学生又有桑梓之情, 现在川省事变, 尚无确耗, 亟宜联队回川, 运动大举。本都督为兼顾起见, 特选潘大逥等五十人留陕, 听候调遣。其余三十人, 特给枪械资粮, 随同王人文先生, 回川运动进行。将来两方并举, 彼此联为一气, 则大业不难成矣。勉之!本都督有厚望焉!”1912年春, 四川援陕同志军进军汉中, 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陕西革命。

军政府还任命王一山、石海珊为“秦晋联合专使”, 于1911年11月12日赴山西联络。12月上旬, 山西民军败于娘子关, 清军将民军分隔为南北两部分。山西民军急派温寿泉会同陕西专使王一山来陕求援。12月29日, 陕西省军政府派井勿幕、陈树藩率部东渡黄河, 次年1月24日, 与晋军联合攻占晋南军事要地运城。周围18州县遂遍树民军旗帜, 为晋南之民军建立一巩固根据地。晋南军政府成立。接着, 秦晋两军订约, 秦军南守, 晋军北伐。

陕西军政府都督张凤翙曾先后多次致函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等省大统领或联省大统领、都督, 表达联合反清的意图;并致函甘肃固原陕西籍清军提督张行志, 晓以利害, 劝说共建功名, 在致张行志的书中说:“今者川鄂克复, 各省响应, 未审乡台大人亦颇有寿亭侯归汉之意乎。夫自弃根本者, 不可为义, 仕宦虏廷, 良非得已。苟能反正, 原不能以贰臣律。何者?胡虏本非明比也。区区之私, 如获见谅, 更愿联合甘军, 克复甘凉, 复我汉家河山, 上可告成于先祖, 下可置生灵于衽席, 不世之功, 在此一举, 惟乡台图之”。陕西军政府还派罗佩珩等人到甘肃运动甘军反正, 结果被崔正午军杀掉。甘肃企图反正的秦州方面黄钺等人曾派人七次联络陕军, 企图反正。直到第七次派去的胡文炌自乾州回营, 终于得到陕西民军方面张云山的回信, 双方约定定期夹击, 以为声援。

西安起义后不久, 张钫被举为秦陇复汉军东征大都督, 东征期间, 刘镇华、刘粹轩、楚赏斋、任镜海、王广庆、贾济川等先后西来, 又联络豫西各豪杰地方武力以及学生、士绅、民众、团队等参加东征军者甚多。最先到的, 为丁同升率部五百余人参加作战, 得力甚大。后有王天纵、张治公、柴云升、憨玉昆等绕道卢氏入雒南经泰峪到潼关加入东征军。接着赵长荣、杨凤鸣等率部加入东征军。当时潼关二次克复, 又增加豫西武力万余人, 加上王天纵等之名声, 东征军威力为之大振。即将豫西新来加入东征军部队分别编制, 统名为秦陇豫复汉军, 以王天纵为先锋官, 张治公为第一标标统, 柴云升为第二标标统, 赵长荣为第三标标统, 憨玉昆为第四标标统, 丁同升为卫队第一标标统。河南巡防营亦派人接洽, 愿参加革命。东征军势力大增。并委杨勉斋为东征军总部秘书长, 刘粹轩为总参议, 分派刘粹轩、刘镇华、楚赏斋、贾济川、任镜海等五十人到各标营队担任政治工作, 又组织学生队担任宣传工作, 在东征军的发展与战斗中均起极大作用。

河南籍东征都督张钫多次联合王天纵等革命军攻守潼关, 并发给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照会及信件各一件。照会中说:“敝军克服潼关, 豫中豪杰多来响应, 拟不日东下, 进攻洛阳, 为北捣燕蓟之地步。但秦陇素称瘠贫, 饷项军械, 诸多未备, 因特派高致堂、薛麟伯前往, 请予接济。无论何种枪炮, 或新式, 或旧式, 多多益善。至价值若干, 如数清偿。”在信中, 他希望黎元洪“提数万之众, 北逾洪河, 声罪致讨, 直趋京师”, 而陕西民军与河南数千健儿, 则“执干戈以从其后, 扼吭拊背, 遥为接应”。

陕西革命党人于右任与山西、河南革命党人成立的豫晋秦陇协会, 声援和支持各省革命。在南北停战, 清军仍进攻陕西、山西两省的情况下, 豫晋秦陇协会举行大会议, 会议指出:“既有停战议和之说, 南北应一律办理。乃观袁之停战条件, 指秦晋二省民军为土匪, 且据最近电报, 娘子关、潼关两处均有战事, 是袁显然用南和北战之策, 欲先扫清北部, 然后及南。夫秦晋举义不后于东南, 且主张办法无不与南部相同, 今议和之说之所由来, 不外为尊重人道。然在南则尊重之, 在北则蹂躏之。彼官军过处, 焚掠淫杀, 无所不至, 有何人道可言。东南停战, 而使秦晋受天下之兵, 此无论如何本会所不能承认者也。是以本会除发布宣言书外, 议和使臣到后, 先用正式要求两方容纳本会意见, 于议和未开始以前, 先令秦晋两面清军停战, 如要求无效, 无论何地何时常以强硬手段对付之。旋由刘君基炎述北伐计划, 并宣明明晚间召集军人开组织敢死队, 以筹最后对付之策。众鼓手赞成, 军人激昂尤甚。次由河南咨议局代表报告河南近状, 大意谓京汉铁路横贯河南, 沿道皆有清军驻守。开封自各处独立后, 宝棻将各处巡防军调入防守, 而满兵储藏枪械甚富, 军队中可为我用者, 仅有新军, 而散在各处, 省城中仅有二营, 以故咨议局屡谋独立不克成功。现下有一线之望者, 惟有归德河南二府, 惟望援兵早去, 河南得, 则清兵之后援断, 并可接济秦晋民军, 天下大势定矣。”

陕西军政府还致电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电文指出:“清军第六镇由洛阳西上, 乘势猛攻, 敝军不支, 溃退潼关, 省中兵均赴西路与升允相持, 势难分顾。祈火速救援, 保全西北大局。否则, 敝省有失, 黄河流域全入虏手, 大局不堪设想。再和议万不可恃, 恐中袁贼缓兵之计。”孙中山接到陕西告急电报后, 立即电告袁世凯:“升允闻清帝辞位, 仍反对共和, 已破醴泉, 现攻咸阳, 省城危急万分, 请电尊处速救援。查升允实为民国公敌。前已承段军允借饷械助战, 惟虑不足应急, 更求速设法为援。”当时在南京的陕籍革命党人于右任以豫晋秦陇协会负责人的身份致电袁世凯, 指斥升允“涂炭西北人民, 扰乱五族之和平”, 要求袁世凯“一、已允接济者, 从速运陕。二、恳请再拨机关枪、野炮各数尊, 使张督奏破虏之全功”。时在南京的原广西都督沈秉堃也致电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 要求出兵增援西北, 以解陕西之危。

总的来看, 陕西辛亥革命从酝酿到举义直到最终结束, 陕省革命党人与他省尤其是邻近各省革命党人同舟共济, 相互联络与支持, 共同为陕西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要：陕西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陕西人的杰作, 周边各省的革命党人也对陕西辛亥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辛亥革命前的共谋, 二是革命中的共营。

关键词：陕西,辛亥革命,周边各省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六) [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3.论韦拔群革命思想形成发展历程 篇三

关键词:韦拔群;革命思想;形成历程

韦拔群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革命家,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毕生致力于人民解放事业,为我国的革命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韦拔群的革命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其形成发展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4——1911年,少年的韦拔群目睹农民生活的贫困,在壮族文化的熏陶和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下,萌发了忧国有忧民的进步思想。

韦拔群生于1894年2月6日。少年时代的韦拔群虽然生活在比较富裕的地主家庭,但他并没有过着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家弟子生活。他家周围住的都是贫苦人家,但他从小就喜欢跟这些贫苦人家的孩子一道玩耍,经常与穷人家的孩子一起下地劳动、挖野菜、捉鱼、打鸟、掏鸟窝、捣蜂窝。正因韦拔群自幼与穷人交朋友,亲眼目睹了农民悲惨的生活状况,知道农民的艰辛和苦难,于是内心逐步萌生出对农民的同情心,并时常慷慨解囊接济左邻右舍穷人。这种对农民的同情心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它使韦拔群初步意识到当时社会的不平等,逐渐产生了解救农民的强烈愿望。

韦拔群作为革命者人格的形成,事实上并非来自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更多的来自他自幼受到的壮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社会新思潮的影响。壮族人不仅喜欢编山歌,还擅长编讲故事。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口头文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自古以来,围绕着洪水河,壮族人以无比深厚和丰富的情感,创造出许多悲壮动人的传说故事。韦拔群从小就喜欢听故事,如《神人岑逊王》、《侬智高》、《太平天国革命》等,这些故事是壮族人民英勇无畏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史诗,英雄们那种不畏强暴、打贫济富、锄奸济民、为民除害的狭义之勇和反抗精神,激励了少年韦拔群的英勇斗志,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中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少年韦拔群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908年,14岁的韦拔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兰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后他对老师讲授的陈腐经学史籍无所用心,兴趣多放在新学知识上,课余喜欢阅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隋唐演义》一类的古典小说和《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开始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和濡染。1911年,为了追求新的知识,他离开家乡独自前往宜山县(今宜州市)考进省立庆远中学。当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韦拔群十分崇敬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和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向往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它激发了韦拔群的反抗心理,并开始了有关压迫与反压迫,奴役与反奴役的思考,萌发了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

第二阶段:1912——1924年,韦拔群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军阀,立志改造社会,掀起东兰农民运动第一次高潮,逐步成为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

1912年,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北洋政府为维护其统治,对外不惜卖国投降,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内实行独裁专制,在政治上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在经济上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思想上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因此,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斗争。韦拔群积极地投入到这场反帝反封斗争的洪流中。当时韦拔群就读的庆远中学,校长是清末举人,学校风气本来就十分陈腐,自然对袁世凯的恢复祀孔令忠实执行,加紧了对学生“服循圣教”的教化,从而引起韦拔群的极大反感。他首先发动学生反对学校给学生灌输封建礼教的做法,组织学生拒绝给校长的生日叩头祝寿。学校当局以“不尊重和侮辱师长”的罪名将韦拔群开除出校。之后,韦拔群进人桂林政法学堂特别科(即预备课)学习,这是一个专门培养封建专制官僚的学校,学校风气可谓官气十足,面对这样的学校,韦拔群决定弃学,离开这所训练吃人野兽、维护封建专制度的学堂。

1913年冬韦拔群离开桂林政法学堂返回家乡,他看见民国后军阀当道,依然是穷人遍布,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心中百感交集,横生出诸多抱怨世道不公和军阀统治黑暗的愤怒。于是他认真思考着自己今后的出路:到“社会大学”中去求知求真理,学习孙中山先生,造反革命,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

1914年至1915年间,韦拔群到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游历。游历中,他目睹了当时中国存在的一幕幕悲惨现实以及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同时还看到了令人振奋、令人欢欣鼓舞的另一面,这就是民主革命思想的深入人心和人民大众的觉醒。韦拔群在武汉三镇听到了“打到丧权辱国的袁世凯”、“反对签订‘二十一条’”等振奋人心的口号,看到了民心所向,坚信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意识到实行三民主义,中国方有出路。这时,韦拔群原有朴素的反专制主义思想很快就信仰并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推翻民国,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全国各地掀起反袁的“护国运动”。当此消息传到东兰后,立即引起韦拔群的极大关注,意识到献身三民主义的时刻终于来临,于是,他再次变卖部分田产,筹集了一笔经费,购得一批枪械,在东兰武篆、凤山长洲等乡屯招募了100多名壮族有志青年,组成一支革命武装队伍,赶赴贵州,投入蔡锷领导的护国军,参加反袁斗争。

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1920年韦拔群离开黔军,到广西参加马君武领导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开始积极投入到讨伐老桂系军阀陆荣庭的革命活动中。此时,东兰的残酷现实使韦拔群深刻意识到:“东兰不得了!”因此,1921年秋韦拔群回到家乡,开始领导东兰人民进行反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斗争。为了反对地方军阀和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韦拔群秘密联络当地青年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覃孔贤、黄树林等18人,于1921年10月在武篆东里屯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确立了“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的宗旨,并且建立国民自卫军,[1](P.99)开始了改造东兰和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生涯。

改造东兰同志会成立后,韦拔群很快就显示出他非凡的领导组织能力。他认为“擒贼先擒王”,只要设法免掉不堪重负的“刘邓捐”,就可以乘胜解决地方土豪劣绅乱立名目的苛捐杂税,从而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于是1921年12月,韦拔群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的同志在武篆召开国民大会,开展了反对“刘邓捐”的斗争,迫使右江军阀刘日福、邓祖贻停止征收这项捐税;1922年3月,韦拔群又领导改造东兰同志会开展清算了大土豪杜瑶甫的斗争,迫使他交出贪污育才小学建校赃款300多元;接着又乘胜追击,勒令土豪陈继虞、黄若金交出武篆的公共枪支。[1](P.96)1923年春,韦拔群将“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公民会”,一面将家里的九头耕牛出卖,派人到外地购买枪支和弹药,一面深入西山一带,发动那里的壮汉瑶各族人民群众参加农军,扩大原有的国民自卫军,发起了清算东兰势力最大的团总——韦龙甫的斗争,取得了三打东兰的胜利,赶走了伪县长蒙元良,使东兰农民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

纵观韦拔群这阶段的革命斗争实践,充分体现了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土豪劣绅,立志改造社会的信心和决心。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而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斗争。因此,他在1912年至1924年的革命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痕迹,说明这一时期他仍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

第三阶段:1925—1926年冬,韦拔群到广州农讲所学习,毕业后领导农民运动,使农民运动的烈火燃遍了东兰各地,完成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的历程。

韦拔群领导的三打东兰的胜利,掀起了东兰农民运动的高潮,但很快又遭到百色军阀刘日福的镇压而使革命陷入低潮。此时,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及国共合作的消息传到东兰,无异于雪中送炭,给了正在深深反思中的韦拔群莫大的启示,点燃了正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韦拔群的思想明灯,向他指明了迈向革命康庄大道的方向。韦拔群深刻认识到东兰农运转入低潮除了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原因外,还存在着指导理论和农运斗争经验的不足,要取得反封建军阀斗争的胜利,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必须有新的方法来组织和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于是他决心外出学习,寻求革命斗争的方法、经验和真理。

几经周折,1924年12月韦拔群和陈伯民抵达风云聚会的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1925年1月1日他们在廖仲恺的推荐下,进入了第三期广州农民运动农讲所学习。在农讲所里,韦拔群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革命理论、外地农运经验和广东农会组织法,他认真听取了阮啸仙主讲的“广东农民运动”,廖仲恺主讲的“三民主义”,澎湃主讲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组织法”,邓植仪主讲的“农业常识”,鲍罗廷主讲的“军事常识”等课程。经过系统学习,韦拔群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深刻认识到东兰农民运动开创的武装斗争路线和方向没有错,关键是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缺少革命的理论指导,没有建立广泛的农民群众组织。此时,他终于找到了组织群众起来斗争的正确方向和科学方法,树立了指导农运的信心和决心。他主张执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实行国民革命。世界观的转变,促使韦拔群毅然迈出了从一个具有双重信仰的革命志士逐步向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转变的决定性的一步。

1925年3月底韦拔群提前结业,满怀革命理想回到东兰开展农民运动。这时期他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大造革命舆论,宣传农运思想,提高广大贫苦农民的思想觉悟。回到东兰后,韦拔群召集原东兰公民会骨干开会,向他们介绍了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的情况和革命的大好形势,阐述了如何组织农民协会的方法和尽快打开东兰农运新局面的设想,提高了公民会骨干的思想认识和革命热情。之后组织这些骨干带着他从广州带回的农运资料深入各区宣传发动群众。他还经常利用圩日、节日等机会,通过用演讲、标语、传单、表演节目、对唱山歌等形式进行宜传,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地方军阀和豪绅阶级的统治。由于韦拔群等人进行广泛的宣传,广大贫苦农民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次,创立农民协会,大力发展会员。韦拔群从广州农讲所回乡后,组织骨干黄书详、陈鼓涛等数十人到各区乡去大力宣传外地农运经验,广泛号召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会,打到土豪劣绅。1925年6月,在他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东兰第一个农民协会——武篆区农民协会。不久,东兰县有3个区70多个乡村先后建立了农民协会,入会会员达2万多人。[2](P.12)同年9月30日,右江地区第一个县级农协会——东兰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陈伯民任主任,韦拔群任军事部长。到1926年初,东兰县农民协会下辖11个区、134个农民协会,农会会员人数已达7.8万,[3](P.83)为东兰农运的进一步发展莫定了的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三,创办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力培养农运骨干。东兰各地农会成立后,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领导干部的严重缺乏,因此,培养农运骨干被提到议事日程。1925年到1927年,韦拔群先后在东兰创办了三届农讲所,自己任农讲所主任。东兰农讲所时一所军政合一的革命学校,其课程以广州农讲所的课程为蓝本,主要设有《各国革命史》、《苏俄概况》、《经济常识》、《中国史概要》、《三民主义》、《法律常识》、《农民协会组织章程》等。三届农讲所一共培养了农运干部600多人,韦拔群将学员分配回各自的家乡从事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开展农运工作,使革命思想深人到各族群众中,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燃遍了东兰各地。

纵观这一阶段韦拔群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他已经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转变。

第四阶段:1926年冬,韦拔群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开始了他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历程,此后,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10月陈勉恕带队到东兰调查东兰惨案,对东兰农运及东兰惨案的解决帮助甚大。这一切使韦拔群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逐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理想和共产党人的理想的一致性,意识到共产党员是自己真正志同道合的战友。1926年11月中共东兰支部成立,陈勉恕和严敏介绍韦拔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P.93)从此,在黑暗中摸索的韦拔群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开始了他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历程。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29年8月广西省第一次农代会期间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才正式批准韦拔群加人中国共产党。尽管如此,韦拔群没有放弃革命信念,没有停下革命步伐,一如既往地领导东兰农会和农军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率领农军主力转移到易守难攻的西山坚持斗争,等待着上级党组织的重新到来。邓小平等人领导的广西特委批准他正式人党,使韦拔群在精神上受到极大鼓舞,10月16、17日,韦拔群率领在南宁受训结束后的东凤农军一到东兰,就首先解放武篆、三石两区,并在武篆建立临时革命政权——东兰县革命委员会。11月10日,在钟鼎的协助下,解放了东兰县,并颁布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随后,他又率领东兰农军协同的百色农军和凤山农军一起解放了凤山县城,打响了百色起义的第一枪。接着韦拔群又参加了百色起义的组织和筹备工作。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诞生,韦拔群当选为前委委员,第三纵队司令,此时,他已经成为一名红军的指挥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4]

韦拔群在百色起义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勇往直前,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百色起义胜利后,根据上级党组织安排,韦拔群在东兰、凤山、都安、南丹、河池等县整顿壮大农军队伍,广泛开展清匪反霸斗争和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活动。从1929年12月中旬开始,他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先后消灭了东兰、凤山、南丹等县周围的民团,成果斐然,使红水河至右江各县苏区连成一片,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北上后,韦拔群遵照前委决定继续留守根据地,带领21师、地方赤卫队员和根据地广大人民进人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1931年2月起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粉碎桂系军阀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同年12月底又粉碎了桂系军阀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谱写了中国工农红军史上一曲曲英勇壮丽的诗篇。在第三次革命的反围剿斗争中,由于叛徒的出卖,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壮烈牺牲,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他无愧于一名钢铁般的共产主义战士。

韦拔群是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其革命思想经历了上述四个发展历程。韦拔群革命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是韦拔群不断追求真理和进步的历史过程,其革命经历充分说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近代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同时也深刻地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和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过程中的历史选择。

参考文献

[1]陆秀样.东兰农民运动(1921一1927)[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

[2]潘现璠,甘文杰,甘文豪.韦拔群评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东兰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4]牙远波.韦拔群从激进民族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J].河池学院学报,2006,(2).

4.辛亥革命历程 篇四

101年前的辛亥革命的事迹早已深深刻入每一个华人心中，今日观看《辛亥革命》重温历史，仍让我感慨万千… 作为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一次伟大尝试，辛亥革命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壮举。然而，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并未完成反封反帝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历史定位上，他并不是一次成功彻底的革命。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方式去分析，是否能得出另一种的认识呢？

一、辛亥革命反封建不彻底性的辩护

从中国近代革命史全过程来观察，辛亥革命的成果是伟大的，其不彻底性也是可以原谅的。中国是有着几千年的不间断的封建历史，从战国到清末，中国一直是处于专治王权的统治之下（虽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从秦朝开始，但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引起的一系列改革也事实上是一个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一直到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和“文字狱”，中国封建专制王权是一个不断神化和加强的过程（在政治上层建筑发生改变过程中，与之对应的且作为其精神支撑的思想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改变且与之相适应，因为政治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如此，在强大的专制王权和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底层民众则显得手无缚鸡之力，唯有顺从才是生存之道，因而，这也恰恰是中国人奴性思想培育的政治土壤。而作为这一切的根源，中国封建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则将底层民众限制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让其反抗意识和自我觉醒意识消磨无几。传统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则让商品经济与之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是排斥、封闭。而此种经济创造主体的思想意识的封闭和落后性也是必然的。因此，从这两方面来看，中国封建主义毒害随几千年时间推移必将潜移默化地刻入国人心中。

辛亥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国家主权丧失，清政府腐败无能且改革不力的情况下爆发的。国家内忧外患（但封建势力，特别是封建军事势力依然强大），显然，要想扫除内外种种障碍，彻底消灭封建制度，革除人们封建思想，实现民族自强，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不仅辛亥革命无法做到，当时其他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实现。当年谭嗣同变法失败被押送菜市口时，老百姓不是报之以同情，而是扔之以白菜。这一幕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在鲁迅先生小说《药》里，革命者夏俞被杀头时，老百姓扮演的是看客的角色，还用他的鲜血蘸着馒头治病。这一切无不显示着人们的无知与愚昧。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末宪政改革的破产并不昭示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行，而只是中国封建阻力太大，正所谓，撼山易，撼奴性难。辛亥革命“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推翻帝制，破坏了封建上层建筑；建立民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广为传播（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张勋先后复辟帝制，但不久就被推翻，从此中国无人再敢问津帝制，而之前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曾多次出现王朝复辟且长时间存在，相比之下，辛亥革命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重大奇迹）。可以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后面的五四运动（至少不会那么早爆发）。

到此，也许有人说，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那么，我就从现实的角度来为上述观点做一个补充。中国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后，有实行改革开放，也许，这些能够彻底清除人民的封建余毒，但事实上这很难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上法轮功之所以能那么疯狂，从根本上仍因为国人受封建毒害过深。而近两年宫廷剧十分流行，除受当今消费主义审美观影响以外，更重要是因为这些电视剧反映了中国人奴性心理，中国人自古爱好强权，当面对贪官时，总希望有一个清官出现为民除害，以致天下太平，而民众则拍手称快，感谢“皇恩”浩荡。这恰恰是官本位思想的体现，而这些宫廷剧又正好生动地，形象地描画着人们的封建心理。

二、辛亥革命反帝不彻底性的辩护

纵观历史，辛亥革命时期的反帝任务并不同于1937年后的反帝任务。辛亥时期，西方主要列强都已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其国家形式已过渡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因此西方列强实力十分强大，实非当时畸形发展的弱小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所能抗衡。当时的中国现状正如《时局图》所描画的那样——几乎当时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有“涉足”于中国，虽然面对利益，他们之间有所对抗，但面对中国人的抵抗，他们却又联合在一起（如：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国家之间的斗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只有国力强弱之分，正所谓“外交是建立在炮口上的”，当时的中国军阀依靠帝国主义列强各自为政，一片散沙，而革命派没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此，从根本上讲，当时并无彻底反帝的资本与条件。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实质上也并没完成彻底的反帝反封的任务，明治政府也是在在发展实业，富国强兵之后才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实现反帝任务的。历史具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结语：

5.辛亥革命 篇五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3则范文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

（一）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上午好！

在这里我们迎来了运动会后的第一个升旗仪式，时隔一个多星期，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奋力搏击的一幕幕场景吧，那里曾经有过胜利者的欢歌笑语，有过失败者的暗自垂泪。但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他们都是我们的英雄，因为他们都曾努力过，不仅挑战了自己还为我们的学校增添了精彩，就因为这个理由，我要向所有的运动员致敬，为了他们的成功也为了他们的失败。

今天，同样需要我们致敬的是100年前的一群英雄们，他们不畏强权，殊死奋战，终于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们就是所有参加辛亥革命的英雄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在这之前，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革命政党，先后发动过十次武装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每次起义都起到了宣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就是经过这种量的不断累积，终于迎来了武昌起义的胜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给了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封建朝廷”，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自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辛亥革命尽管因为袁世凯的窃权而走向失败，但是革命英雄的血没有白流，他们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他们的努力和鲜血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

梁启超曾经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要继承起辛亥革命的奋斗精神，将对祖国的这份责任慢慢挑在自己肩上，更好的发扬我们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繁荣，更富强！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

（二）老师、同学们：

我们永远难忘，一百年前的今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随着湖北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清王朝反动统治的覆灭。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由此开始，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开端。

历史像一面古镜，往事历历在目。参加辛亥首义的湖北革命党人和全国的革命志士一样，是一群以近代知识分子和革命军人为主导的爱国进步群体，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国的危亡，奔走呼号，多次举行起义，血洒中华大地。这种革命精神和爱国力量如洪流一般，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影响着代代的华夏儿女，尤其是觉醒的中国青年一代。

抚昔思今，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可我们青年一代的精神生活似乎并不丰富。看看我们的文明习惯、想想我们的学习态度，反思我们的道德缺失，情况并不乐观。我们青年一代，如果仍然沉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荒废学业、丢掉了道德的良知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安然的享受着父母创下的并不丰厚的财富时候，许多西方国家正翘首期盼着中国的颓废。

“辛亥革命”体现出的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精神，给了缺乏理想信念的我们青年一代，一碗心灵鸡汤，弥足珍贵。

“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性事件，更是一种炽热的爱国精神。作为新世纪的少年，爱国不是空洞的挂在口头上的，而是应该体现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从细节做起，从自我做起。爱国不仅仅是庄严地参加升国旗仪式，不仅仅是坐在电视机旁为中国队助威喝彩，更不仅仅是在纪念日到来时出一期黑板报或写一个标语。作为学生，首先要把班集体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热爱我们的学校，以自己班级为荣，以我们的学校为荣。从爱护我们身边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做起。在这个和平的年代，祖国为了我们青年一代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免费的教科书、补贴生活费，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等等。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感到无比幸福。可惜仍然有同学不珍惜这样的学习环境。那洁白墙上留下的一个个球印，那课桌上的累累伤痕，那花坛里走出的一条条便捷小径，还有的同学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令人心痛。一个人没有了集体的荣誉感，没有了宽阔的胸襟，爱国必定无从谈起。

作为学生，新一代的接班人，继承和发扬“首义”精神，要不甘落后，树立“远大”理想。所谓“远”就是不光考虑到眼前的事，而是你这一辈子想干什么事业？所谓“大”就是不只是想自己的前途，想自己的小家，还要想祖国的未来。个人的理想追求只有同国家、民族、人民的追求和奋斗目标统一起来，才是最有价值的。一切有志青年都应有更高的追求，都应为祖国、为人民多作奉献。奉献的过程既是造福社会的过程，也是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我们要向周总理一样，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理想。

我们的祖国从倍受欺辱的，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挣扎出来，短短的六十多年的建设，还并不富强。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祖国在近代被转自http://八国联军侵略的历史，火烧圆明园，掠去了我国的无数珍宝，赔款的真金白银不计其数；20世界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杀害我30多万中国同胞，在东北使用细菌、毒气残杀中国百姓，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也清醒的看到了，在日本大地震后，核泄漏事故对世界人民的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对于亚洲邻国，影响更大，但日本却首先向西方国家通报污染状况，丝毫不顾及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人民的感受；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中国附近公海与多个国家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它是在告诉我们：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号的强国。近年来，中国虽然在不断发展，上可天宫探月，下可深海寻宝，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高铁事故遭日本讥讽，电脑软件受美国控制。同学们唯有

学好科学文化知识，自己掌握核心科技，才能为将来建设更加繁荣昌盛的祖国打下基础。只有富强了，才能不让历史的悲剧在中华民族的未来重演。

我们中小学生朝气蓬勃，是时代最强的脉博，祖国的蓝图需要我们添彩。我们应当热爱祖国，保持清醒头脑，努力学习，用知识的力量实现祖国的富强，捍卫民族的尊严，这才是对一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演讲稿

（三）我们永远难忘，一百年前的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随着湖北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宣告了清王朝反动统治的覆灭。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由此开始，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开端。

历史像一面古镜，往事历历在目。参加辛亥首义的湖北革命党人和全国的革命志士一样，是一群以近代知识分子和革命军人为主导的爱国进步群体，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国的危亡，奔走呼号，多次举行起义，血洒中华大地。这种革命精神和爱国力量如洪流一般，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影响着代代的华夏儿女，尤其是觉醒的中国青年一代。

抚昔思今，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可我们青年一代的精神生活似乎并不丰富。看看我们的文明习惯、想想我们的学习态度，反思我们的道德缺失，情况并不乐观。我们青年一代，如果仍然沉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荒废学业、丢掉了道德的良知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安然的享受着父母创下的并不丰厚的财富时候，许多西方国家正翘首期盼着中国的颓废。

“辛亥革命”体现出的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精神，给了缺乏理想信念的我们青年一代，一碗心灵鸡汤，弥足珍贵。

“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性事件，更是一种炽热的爱国精神。作为新世纪的少年，爱国不是空洞的挂在口头上的，而是应该体现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从细节做起，从自我做起。爱国不仅仅是庄严地参加升国旗仪式，不仅仅是坐在电视机旁为中国队助威喝彩，更不仅仅是在纪念日到来时出一期黑板报或写一个标语。作为学生，首先要把班集体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热爱我们的学校，以自己班级为荣，以我们的学校为荣。从爱护我们身边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做起。在这个和平的年代，祖国为了我们青年一代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免费的教科书、补贴生活费，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等等。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感到无比幸福。可惜仍然有同学不珍惜这样的学习环境。那洁白墙上留下的一个个球印，那课桌上的累累伤痕，那花坛里走出的一条条便捷小径，还有的同学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令人心痛。一个人没有了集体的荣誉感，没有了宽阔的胸襟，爱国必定无从谈起。

作为学生，新一代的接班人，继承和发扬“首义”精神，要不甘落后，树立“远大”理想。所谓“远”就是不光考虑到眼前的事，而是你这一辈子想干什么事业？所谓“大”就是不只是想自己的前途，想自己的小家，还要想祖国的未来。个人的理想追求只有同国家、民族、人民的追求和奋斗目标统一起来，才是最有价值的。一切有志青年都应有更高的追求，都应为祖国、为人民多作奉献。奉献的过程既是造福社会的过程，也是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我们要向周总理一样，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理想。

我们的祖国从倍受欺辱的，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挣扎出来，短短的六十多年的建设，还并不富强。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祖国在近代被八国联军侵略的历史，火烧圆明园，掠去了我国的无数珍宝，赔款的真金白银不计其数；20世界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杀害我30多万中国同胞，在东北使用细菌、毒气残杀中国百姓，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也清醒的看到了，在日本大地震后，核泄漏事故对世界人民的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对于亚洲邻国，影响更大，但日本却首先向西方国家通报污染状况，丝毫不顾及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人民的感受；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中国附近公海与多个国家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它是在告诉我们：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号的强国。近年来，中国虽然在不断发展，上可天宫探月，下可深海寻宝，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高铁事故遭日本讥讽，电脑软件受美国控制。同学们唯有学好科学文化知识，自己掌握核心科技，才能为将来建设更加繁荣昌盛的祖国打下基础。只有富强了，才能不让历史的悲剧在中华民族的未来重演。

我们中小学生朝气蓬勃，是时代最强的脉博，祖国的蓝图需要我们添彩。我们应当热爱祖国，保持清醒头脑，努力学习，用知识的力量实现祖国的富强，捍卫民族的尊严，这才是对一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

6.辛亥革命感想 篇六

追忆辛亥革命历程

摘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今，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顾辛亥革命先辈们走过的艰苦历程，重新回味那段难忘的岁月。

关键字：辛亥革命

感想

历史 正文: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辛亥革命爆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腐败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而不断高涨。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前仆后继。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农民阶级为了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同时，文化形式开始有所变动。首先，满汉种族问题，在清初的文字狱和剃发易服制度的压制影响之下，到了清中叶的思想中，已经几乎不成问题。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随著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汉满问题开始再度抬头。其次，清末时期，以八旗、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甲午战

追忆辛亥革命历程

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而立宪与新政也就成了催命符。

再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充分说明，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压迫下，旧式的中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只有通过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枷锁，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也只有冲垮封建主义的桎梏，才能开拓社会发展的道路。民主革命，唯有民主革命，才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封建主义专制和国家贫穷落后，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必由之路。

辛亥革命前进的曲折历程：

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革命是以他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兴中会作为标志的。兴中会的建立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辛亥革命失败，这场革命运动历经了近20年，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和6个阶段。

两大时期为：

1912年前兴中会和同盟会发动和领导革命时期；1912年后组建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时期。

6个阶段为：

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从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至11月下旬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阶段;从1911年11月下旬，光复的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筹组临时政府至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之前，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阶段； 从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是辛亥革命运动由胜利到失败的阶段。

这场伟大的革命，也诚如孙中山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

追忆辛亥革命历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辛亥革命的影响：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这些都使广大群众走出封建牢笼，向往自由民主的生活。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参考文献： 左舜生编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

百度：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

追忆辛亥革命历程

个人感想——我眼中的辛亥革命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辛亥革命是场伟大的革命。

首先，在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随之也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其次，辛亥革命也给了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列宁也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奴役中国人民的美梦破产了。

还有，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说道：“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也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我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以下及点，第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帐。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

第二，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追忆辛亥革命历程

第三，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也指出，“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7.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 篇七

下面我们就从历史爱好者的视角，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来看看革命前后的中国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身边之事的变化了，比如从“大人”、“老爷”到X君、Y先生等的称谓改变。另外，还有国人外在形象的不同。过去，中国的男人都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天天梳、天天洗的麻烦不说，弄不好还容易长虱子，很是限制了男子散发魅力的机会;而女子呢，则受“以弱为美”思想的影响，不断地缩小脚丫的尺寸，终于变成不仅走路“如履薄冰”，甚至站立都颤颤巍巍的“弱美范”了。革命后，在断发、废止缠足的法令要求下，整个国人的外在美度立马直线上升，“东亚病夫”之名也有了名不副实的趋势。社交方面，孙中山曾专门下令废除跪拜之礼，行鞠躬礼，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活人间，在根深蒂固的对亡者的礼仪上也有所体现。再如历法、传统祠堂变学堂、男女同校同车、服饰等方面也都有了相当明显的变化。

其次，稍微宏观和深入些，我们也体会到了社会等级的变化。如革命前，官僚体制分九品，相配套的服饰、排场等也在层层递减;平民阶层则分为士、民、工、商，除此还有被称为蜑族、堕民、丐户等的贱民。1912年3月22日，孙中山在《申报》上发表了如下命令：“福建的蜑族，东西各国十八世纪以前奴隶制度亦尝有之，然自制定宪法之后，凡领土以内之住民均为平等，而努力制度万国悬为厉禁。方今我中华民国建立伊始，汉满蒙回视同一律，而临时中央政府组织法亦有人民一律平等之规定，其不能独处于蜑族也明矣。”从此，在新政权的保障下，人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成为大势所趋，而且百年来国人仍对此目标孜孜以求。

再次，来关注一下百姓的“钱袋子”。本已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受到西方侵略后，支出陡然增加。1840年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叛乱、回民叛乱、天津教案、台湾危机、伊犁危机、中法战争……处处是国家财富的“坟墓”;此外，1842—1895年，因中国战败而需缴付的赔款及利息已达白银3亿两，庚子赔款又加上4.5亿两。中国钱袋的“羞涩”不仅严重深化了社会危机，更拖往了中国富强的脚步。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政府一系列鼓励发展实业法令的推出，民众因“换了旗子”而爆发的空前爱国热情，再加上之后赶上一战，欧洲列强放松对华经济侵略的大好时机，中国经济增长迎来了一个小高峰：1912—1919年，中国新建厂矿企业四百七十多家，新增资本一亿三千多万元。民国初年经济发展的好彩头，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延续了下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财富积累期，我们难以想象，其后的14年局部乃至全国抗战会多么惨烈。

第四，便是“众人之事”的管理方式。或许辛亥革命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终结了三百多年清王朝和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不过却少有人真正了解它所带来的最精华之物———民主。民主，其字面含义便是人民主政，真正难理解和难做到的是如何实现民主，怎样保障民主。如何实现民主方面，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前已广泛传播的革命思想中就有所论述，如章太炎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论证了革命手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邹容、陈天华等用朗朗上口的诗句普及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则是用三民主义系统论证了实现民主，乃至保障民主的理论。如何保障民主方面，辛亥革命后我们至少看到了这样几个突出的变化：(1)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2) 1912年3月，颁布了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为近代政党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据记载，仅中华民国元年，中国新注册政党已达85个，政治团体22个，各党派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得以基本维系。(4)各类有利启蒙大众民主思想的法政学校遍布全国。(5)政治思想的自由带来“新闻舆论”的自由。有资料显示，辛亥之后到1913年7月前，各种民办报纸已达500余家，它们以监督政府为己任，频频议论时政得失，且取得相当影响力，如震惊全国的“宋教仁案”的追踪披露等。辛亥革命之后，国人对民主的践行让百年后的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再也不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口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顽固未开化”分子了，相信我们对今后的民主化道路会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理智。

最后，我们应把视角放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上。如果说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措施对国人算个新鲜事的话，那么对于洋人而言，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事了。70年中，我们实现了对当时世界经济发展脉搏的把握，虽然由于过去的积贫积弱，我们做得还不是很好，但起码方向上已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另外，如果说1905年俄国革命启发了东方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那么，中国的辛亥革命则把这个斗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12年，居于中国的越南侨民在辛亥革命鼓舞下，组织越南独立党，提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共和的主张。在荷兰治下的殖民地印尼、爪哇等地，很多华侨也在辛亥革命影响下展开了民主革命运动。在全球一体化发展早已成为世界共识的今天，把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以彰显其世界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8.二、辛亥革命 篇八

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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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危机清政府兴中会中国同盟会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文学社共进会革命党人武昌湖北军政府黎元洪中华民国清朝统治

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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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五色旗中华民国革命派参议院孙中山国民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资产阶级法律君主专制民主共和民主化

思考探究

（1）①主权在民，自由平等，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及司法独立。②责任内阁制。

（2）①从目的上，限制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制度。②从内容上：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民族平等；规定国民的基本权利；确定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责任内阁制等都否定了封建君主政治制度。③从性质上，它从法律上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

问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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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孙中山宣统帝共和参议院袁世凯北京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君主专制封建主义 帝国主义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

思考探究

辛亥革命并不彻底，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依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水深火热里。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混战，政治黑暗，苛捐杂税，民不聊生。材料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现状。

预习评估：DDDBC

课后练案：

1——12：CABCCDCDCABD

13.（1）主权在民。

（2）三权分立。

（3）体现了民族平等原则，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4）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参议院和国务员的限制（或答“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均可。）《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14.（1）广州：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故乡，革命思想的早期传播地区。武汉：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所在地。

檀香山，兴中会的创立。东京，中国同盟会创立。（其他城市，言之有理亦可）

（2）上海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辛亥革命 篇九

在大家忙着‚赶路‛的时候，静下心来看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不失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看了这部电影，我感触颇多。

第一点，就电影本身来说，我看到好几个画面似乎和《十月围城》的很相似。不是抱怨中国电影的不足，但还是认清自己的实力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才是有利而无害的。中国电影一旦与世界电影比较，就会相形见绌。我自己感觉中国电影能以其美丽的画面取胜，但在引进高科技技术方面就表现出远远的不足了。像《变形金刚》《盗梦空间》这类电影，真不知中国何时能拍出来。所以，中国的电影工作者要加油噢！

第二点，每每看到无数鲜活的生命战死在血泊里，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也许，对他们来说，献身与革命是他们毕生的追求。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为理想奋斗，学习他们的爱国情怀。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人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和平安逸的生活。但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世界各国对逐渐强大的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友好，他们忌肆与中国的强大，试图打击我们。而作为21世纪的主力军，我们担负着国家的命运，只有我们强大了，中国才能强大!不要再惶惶不可终日了，珍惜时间，珍惜生命，汲取力量，为振兴中华而读书。

第三点，我原来只是认为孙中山是一个革命家，看了电影才知道，他的演讲能力是如此的了得。给不同的人演讲，他用不同的方法: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华侨筹资大会上，他打的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政权‛旗号，而在游说四国银行不要贷款给清政府时，他没有说救国之类的话，而是讲清政府不可靠，这样，本来以盈利为目的银行家就要考虑他们的投资。突然之间，我想到是不是能当”一把手‛的人都是口才了得，比如，毛主席，奥巴马。孙先生真的很伟大，当革命胜利了，为了全中国人的利益，他舍弃了大总统的职务。他无私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

第四点，从孙中山和黄兴的友谊中，我想到一个人的成功需要纯真的友谊。朋友是酒，愈久弥香；朋友是阳光，送来温暖；朋友是良药，包治百病。孙中山去欧洲游说四国银行的时候，是黄兴在国内组织革命。所以，孙的成功离不开黄的支持。当两人在船上相遇的时候，两人的眼中都充满着泪水，这种情感我们能够理解。善待我们身边朋友，他们是我们一生宝贵的财富，也许，有一天我们成功了，你会发现是你的朋友在一路守护着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生若能得一知己，我想那足矣！

10.辛亥革命中的马相伯 篇十

马相伯一生涉足政治活动的时间长达65年, 在其同时代人中可谓凤毛麟角。这是马相伯对于屈辱的中国近代史所作的积极回应, 其中既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 又受到了西方精英政治的理念熏染。在孜孜不倦地探求中国近代化道路的知识分子中间, 马相伯的经历极富典型意义。因此, 研究马相伯在近代中国政坛的活动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揭示近代中国的政局变化及历史变迁。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这样的危机, 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进行着救国方案的探索。随着改良主义运动的破产,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与此同时, 立宪派人物中一些左翼开明人士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在对清政府极度的失望之下, 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士开始了由立宪向共和的转化, 马相伯即是其中之一。

1911年的马相伯仍住在徐家汇的教会之中, 但对于当时局势他是非常清楚的。他与上海的立宪派人士一直有着联络, 据时任江苏谘议局议员的黄炎培回忆, 那时的上海“有一群政治意识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倾向于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战友。其中教育界为主力, 包括新闻界、进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前辈如马良 (相伯) 、张謇 (季直) 、赵凤昌 (竹君) 、姚文 (子让) 等。”黄炎培负责奔走联络, 他说:“马相伯老人还时时招去徐家汇问大局情况。”[1]62

值得注意的是, 他与革命派的交往更为密切, 亲自参加了革命党人组织的一些以救亡为主的群众团体。1911年3月, 他参加了沈缦云、叶惠钧以“准备实力”、“保护矿路”为号召而发起组织的中国保界会的成立大会并发表了演讲[2]52, 6月又出任中国国民总会的副会长。中国国民总会是宋教仁、陈其美等人联合上海日报公会, 全国商团联合会、全国学界联合会等团体发起组织的, 会长是沈缦云, 骨干多为同盟会会员, 实际上是同盟会的一个外围组织, 办有模范体操团, 为建立反清武装做准备[3]351。

由此可知, 马相伯此时虽未明确表示拥护革命, 赞成共和, 但其思想已明显地倾向于共和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 马相伯发表了名为《辛亥政见》的谈话, 此篇谈话显示他放弃了君主立宪的立场转而支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他认为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的局面与美国独立战争时的情况相类似, 并阐明了他对于时局的主张:最紧要的一是“先集热心国士开国会 (无薪资) , 共举临时总统 (所不以华盛顿为法者, 天下共殛之) ”, 二是政府一旦成立即应“派专使要求列强承认, 并宣布清政府谮权谮位, 一面磋商赔款及借款”[4]111。

此外, 他还提出了其经济政策和军国民政策以及人道主义宪纲。而面对当时的边疆危机, 他除了坚决主张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外, 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需多用西教士往化其俗, 以抵制英人。蒙、伊亦然。”[4]112这一条可能是他整套主张中最突出的一点。

二

第九镇攻宁失败后, 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 决议策动江浙各军编组联军, 以为再次进攻南京的基本武力。会上推选徐绍桢为联军司令, 11月11日联军总司令部在镇江组建, 任命马良 (相伯) 为外交部长[5]549。外交部亦称交涉部, 因为当时镇江是通商口岸, 华洋杂处, 需要一位懂外语的人才办理交涉, 而且更主要的是要负责一些内部的协调工作, 这就要一位学问人品俱佳且无派系色彩的人来担当此任, 马相伯毫无疑问正是合适的人选。

马相伯在镇江并没有多长时间, 据林述庆的《江左用兵记》载, 在1911年11月16日, “固卿同马君相伯来视余。……当时余定有轮船行驶规则。多未实行, 固商诸相伯, 相伯为余指导一切, 且云‘有重要事, 可电上海, 我即来’”[6]161。在这之后马相伯便离镇赴沪, 为的是参加已于11月15日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而他与会的身份则是作为镇军都督林述庆的代表[7]241。

11月24日, 各省代表将会议地点迁至武昌, 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联络, 马相伯即是留沪代表之一。12月2日江浙联军光复南京, 第二天, 江苏省议员共举程德全为江苏都督。12月6日, 程德全移署南京, 马相伯被任命为外交司司长[8]。按照暂行官制的规定, 外交司的职掌是办理对于外界一切交涉事宜, 也包括协调各方关系的作用。张若谷编《年谱》中将马相伯的任职时间记在民国成立之后, 这是不正确的。

关于马相伯在江苏都督府的任职情况, 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在刘绍唐编的《民国大事日志》中载:“一月九日, 代理江苏都督庄蕴宽移驻苏州, 照会内务司长马良暂摄南京事务。”[9]而且蒋维乔在他的《民国教育部初设时之状况》中述及这样一件事:他与蔡元培于1912年1月中旬赴宁筹设教育部, 孙中山命其自己解决办公地点, 蔡元培因此“往江苏都督府内务司访马湘伯先生, 马氏时为内务司长, 以素与先生为莫逆交, 乃慨然允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房屋三大间, 为教育部办公处。”[10]196湘伯为“相伯”的另一写法。但据我的调查, 当时碑亭巷是交涉司 (外交司) 署所在, 蒋维乔当属误记。刘绍唐则是未加考订。

不仅如此, 在民国创立后, 他还被任命为南京府尹, 以南京当时作为临时政府首都的地位, 此职不谓不重要。但不管是什么官, 多大的官, 在马相伯的眼中都一样是人民的公仆, 没什么好炫耀的。因此他自己从未提及他的为官情况, 这也让本文作者在考证他的职务时费了一番周折。而他任职期间的政绩更是由于材料缺乏而湮没不彰。仅有盛成在他的回忆中对此有所提及, 主要是用苦肉计平息了林述庆、朱瑞等人争做江苏都督引起的纷争, 并且还与张謇、韩紫石商议, 从藩库中提出二十万两白银, 发饷犒军, 以稳定军心[11]60。盛成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并投身攻克南京之役, 南京光复后, 当时报界称许其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 是南京方面恭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代表, 并亲历了孙中山就职大典, 可以说这段时间是紧随孙中山左右, 因此他的回忆可信度还是较高的。由此可见, 马相伯在南京光复后的一段非常时期内对于稳定南京局势是作了重要贡献的。

有的文章中提到马相伯曾做过代理江苏都督,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庄蕴宽代程德全任苏督后不久即移驻苏州, 临行嘱马相伯管理南京地区的政务, 由于马相伯其时兼任南京府尹, 这一托付是合理的, 南京人也因此将其称为“马都督”。马相伯也曾以代理都督的名义发布了一篇文告。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实际负起了都督之责, 事实上他的权限不会超出南京地区, 否则他不会在1912年4月请求孙中山的帮助, 再经庄蕴宽批准, 才得以将徐家汇李公祠作为复旦公学复校的校址。

临时政府北迁之后, “特设临时性的南京留守, 以便统率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 并办理政府结束事务”[12]419。“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 以马良 (相伯) 为政务厅厅长”[13]202。留守府撤销后, 马相伯仍留在江苏都督府内, 他曾与张謇一起以“苏人治苏”为理由请当时驻扎浦口的柏文蔚军迁往蚌埠, “并托人接洽, 拨费十六万元”[14]。所谓“苏人治苏”只不过是马相伯久已有之的地方自治思想的具体表述而已。

三

如果要对马相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为进行评述的话, 我想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不再坚持他的君主立宪的理想而承认中国有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与可能。这种思想的转变不是突变而是水到渠成的, 洋务运动的失败, 使他看到清朝的腐败落后并非由于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是在于其封建专制政体的腐朽, 因此在立宪运动兴起之后他便将改革政体的希望寄托在清朝统治者身上, 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立宪政治的理想。而清廷“预备立宪”的骗局则让他彻底认识到清朝统治者的无可救药从而萌生反清思想。最后, 当革命运动让他看到新兴政治的希望之后, 他便自然地顺应历史潮流, 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马相伯的思想发展轨迹在他所处的时代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他在探求中国富强之路中所经历的希望与失望, 痛苦与挣扎在当时中国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也极具代表性。马相伯的学生邵力子曾这样评价其师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贡献:“先生在清季, 齿德已尊, 先生虽没能参加实际的革命, 而先生当时的著书立说与兴学育才, 无不与革命的目标默契。先生的教导自强, 提倡革新, 对当时一般精神上是散布革命的种子。”[15]29这种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